《死魂靈》讓我領略到“什么是幽默” ——周銳談枕邊書
注意到您最近幾年寫了十幾本有關京劇的長篇小說。據說您小時候有三個夢想,畫家、京劇演員、乒乓球運動員——就是沒想過要當作家?
周銳:但是我喜歡看書。我10歲的時候跟著爺爺奶奶在上海,父母從南京給我寄了幾本舊書,但對我意義很大:《水滸傳》、葉君健翻譯的《安徒生童話精選》,還有《高玉寶》。中國古典文學、西方經典童話、當代小說——雖然書不多,但是營養全面,在我面前打開了好幾扇門,這些書對我啟迪還是比較大的。
每年暑假獨自去南京看望父母,臨上火車,爺爺會給我兩元錢,回來時媽媽也給五元錢讓我自己買書。我買的書有《諸葛亮》《孫悟空》《小黑馬的故事》等,平時愛惜極了,無論看多少遍,都跟新的一樣。我還在課余時間去附近的舊書店看書。因為是舊書,便可以隨便翻,我把它當成了沒椅子的圖書館,不到關門不離開。
您有什么閱讀習慣嗎?
周銳:好記性不如爛筆頭,我很早就開始做筆記。先是摘錄一些覺得有用的詞、好句子,比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樣的。我甚至成段的、成篇的、甚至一本一本的抄書。我抄過《中華活頁文選》中的一些古文名篇,整本的抄過《李白詩選》《陸游詩選》,還有《古代笑話集》等。
所以您的古典文學修養也很高。后來您寫《幽默三國》《幽默紅樓》《幽默聊齋》《幽默水滸》,也是跟閱讀多有關吧?
周銳:先寫了《孫小圣和豬小能》《水滸怪傳》,出版方建議出齊“四大”,冠以“幽默”,你想哪有自稱“幽默”的?但也就同意了。《幽默聊齋》是一種我自稱為“輕恐怖”的寫法,因為《聊齋》給人的印象就是恐怖,但我的恐怖只是一種神秘氣氛,并不驚悚。
您的作品幽默詼諧的風格是受到誰的影響?
周銳:少年時代我看了由魯迅翻譯的俄國作家果戈里著的《死魂靈》,書名似乎挺恐怖,其實很輕松。這本書讓我第一次領略到什么是幽默。還有受馬克·吐溫的幽默風格影響。《魯迅全集》我都看了。幽默感有兩種,一種是天生的,一種是后天受影響。就我來說,我愿意承認是后者。魯迅的翻譯作品對我有很大影響,我也看到很多作家朋友可以把童話作品寫得很幽默,但在生活中沉默寡言。一句成語叫“文如其人”,其實大多數情況是文未必如其人。作家會因本身的缺憾通過創作尋找彌補,他們會把對理想狀態的追求反射到作品中。
如果請您總結自己的閱讀經驗呢?
周銳:只有真正吸引你的閱讀才是有效的閱讀,不用勉強去讀感到乏味的書,即使它是名著。一邊讀,一邊還可以做些練筆。我去當農民時帶了一本《契訶夫手記》,那里面有這樣的句子:“那些女人發出的笑聲,就像把她們的全身浸到冷水里一樣。”等等。我也學著做這樣的手記,描寫景物和人的神態,或者構思一個個小故事。不過那時是無處投稿的,寫出來的東西全是給自己看的。
我家里還有一些是父親和姑姑留下來的1949年以前的書。我記得很清楚,16歲到云南西雙版納插隊當農民的時候,我就把其中一些書帶走了,其中有一本薄薄的是柯靈的散文集《望春草》,我就模仿著在日記本上寫散文,其實也是一種練筆,對創作當然是有幫助的。
您最早是發表詩歌,寫成人文學。轉向兒童文學是什么契機?
周銳:后來我作為工農兵學員被推薦上學,讀輪機專業畢業后分配在船上,那個時候就開始寫詩,因為時間短,篇幅也小。詩歌《大慶輪裝的大慶油》,描寫作為船員的職業特點,很順利發表在《詩刊》,對我是很大的鼓勵。后來又給《雨花》《青春》雜志投稿,記得給《青春》雜志投了一年,一首都沒發,我想我很順利在頂級詩歌刊物發表,市級雜志這點打擊算什么。退稿了再投,退了再投。那個時候主要是成人詩歌和散文。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彤云號事故調查》作為頭條發在《長江文藝》。有一次在船上看到《新華日報》上刊登了《江蘇兒童》的目錄,我忽然想,這樣的雜志也可以寫一首兒童詩。于是寫了一首《下雨天》。20天以后收到回信說:你的稿子我們采用了,并且會把你作為重點作者,每期給你寄雜志。后來我收到很多雜志,《江蘇兒童》是第一個寄給我雜志的,來而不往非禮也。每收到一本,我就寫一首詩寄給刊物。
您曾提到轉向兒童文學的創作和鄭淵潔有關?
周銳:遇到鄭淵潔之前我都沒有勇氣開始寫童話。1982年春天,我還是油輪上的一名輪機工。那天我從船停靠的南京煉油廠去市里,到江蘇《少年文藝》編輯部坐坐。進了門,看見鄭淵潔正向編輯講他的新作《魔方大廈》的構思。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鄭淵潔。
鄭淵潔是當時新創辦的雜志《東方少年》編輯,到華東地區來組稿。編輯向他介紹我,說這是我們的獲獎作者。鄭淵潔就向我約稿。我說我不寫童話,我是寫小說的。他說,你寫小說我們也歡迎。我那天正好值夜班,就問他:“你有沒有興趣去我船上?”他立刻回答:“我太有興趣啦。”當即跟我坐了一個多小時車去煉油廠碼頭,上了“大慶420”輪。那可是兩萬四千噸的大油輪,每個船員都有自己的房間。我們一直聊到夜里12點,我該值班了他才回房間。
其實我之前不是對童話不感興趣,是覺得自己不是那塊料。鄭淵潔的童話給我的印象是需要豐富的、意想不到的想象力。我沒有這個本事。但我也曾經嘗試寫過習作《侯小輝買后悔藥》,只是沒有投出去。鄭淵潔鼓勵我,給了我六個字“你可以寫童話。”這六個字對我有決定性影響。他是我當時很崇拜的作家,雖然年齡比我小,但是他的童話作品的震撼力很強。我寫了第一篇他說不行,第二篇《塔塔國的塔》就用了,從此一發不可收。從此我也經常對青年習作者說:在說自己不是這塊料之前,最好先嘗試一下。
不同的創作時期,是不是您的閱讀也有一些不同的變化?
周銳:那個時候我每個月都能收到一期《江蘇兒童》刊物上發表的另外的一些作品我當然是要看的。當時我在船上,基本上是與社會隔絕的,但是閱讀方向有了針對性。鄭淵潔說他的童話受張天翼影響較大,我也去讀了張天翼的《大林和小林》《禿禿大王》等著作。這些作品曾被稱為“諷刺小說”,卻成了當代童話創作的嚆矢。
《慢性子裁縫和急性子顧客》的童話2018年被選入小學語文教材。我們都知道學語文都會被問到主題思想、段落大意——這篇童話,您有什么標準答案嗎?
周銳:這篇童話寫于1985年,當時我剛寫了三四年童話,算是初期作品吧。我沒想到三十多年后它會被選入教材。入選后,有教育界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來聯系我,想聽聽我寫這篇作品時的想法。問我:“你怎么會想到要寫這篇作品的?或者,你想在這個故事里表現什么思想和寓意?”
我寫過很多童話,僅《大個子老鼠小個子貓》這個系列就寫了54本,共有一千多個故事,大部分我連情節都忘記了,更別說談思想和寓意了。那位教師朋友說了他自己對這故事的理解。我忘了他是怎么理解的,但我記得自己的回答:“你可以這樣理解。”
一個故事可以讓讀者有不同的理解,就像一部電影得讓觀眾隨便選擇哭和笑。也許它是說,不同性格的相遇會造成匪夷所思的戲劇性和柳暗花明或“花明柳暗”的命運轉折,會出現更多的意外和可能。“一花一世界”,更多的可能不就是更廣闊的世界嗎?
在教學中有沒有這種可能——讓孩子們自己說說對這個故事的理解和感想?當然這是我的非專業建議,不一定要采納。教材選編中出現這類可以有一種以上理解的作品,雖然會對有些老師產生困擾,但無論如何是進步。我覺得開放式的思維對讀者更有意義,而不是直通通的只有一條路可以讓他走。
您成為童話作家的秘密是什么?
周銳:絕不是因為讀了許多童話前輩寫的指導文章。最重要的一條是——多讀你感興趣的童話書。我推薦《長襪子皮皮》《小王子》,張天翼的《禿禿大王》,還有安房直子和羅大里的童話。我的童話,如果你感興趣可以看,不感興趣就別看。童話講究奇妙。“奇”易而“妙”難。童話不等于信口開河,童話的“妙”就是得讓讀者贊一句:“虧他想得出來!”所以要精心構思。
您有枕邊書嗎?
周銳:沒有固定的枕邊書。在寫那些京劇長篇小說時,我會經常翻翻那兩本比磚頭還厚的《京劇資料選編》,那些資料來自民國時期出版的報刊。
如果去孤島只能帶三本書,您會帶哪三本?
周銳:一本是任溶溶老師的兒童詩,詼諧又獨特,百讀不厭。一本是賀友直先生的《賀友直畫三百六十行》,五花八門的民國人生。一本是王世襄先生的《京華憶往》。打獵、養鴿子、收藏古董,他樣樣精。而且他是美食家,在孤島上沒東西吃的時候就可以心馳神往一下。
假如要組織一場宴會,您會邀請哪些人參加?
周銳:如果魯迅愿意來的話,他可以算一個。還想請白居易和蘇東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