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運熙先生的“舍”與“得”
今年是王運熙先生(1926—2014)誕辰一百周年,為了紀念這位杰出的古典文學專家,上海古籍出版社不久前剛剛將他與顧易生先生合作主編而經過后續校訂的七卷本《中國文學批評通史》改版付梓,最近又推出增訂版五卷本《王運熙文集》。承蒙王先生的信任,我在十多年前就參與過文集的整理編校,所以此次也得以協助編輯審訂了部分校樣,有幸先睹為快。
這次文集重印,最引人矚目的是新增了一輯“小說創作與新文學批評”,共收錄了王先生早年發表的六篇小說和晚年撰寫的一篇現代文學專論,從而更完整、更細致地呈現了他數十年間筆耕不輟的求索歷程。
王運熙先生年少時興趣廣泛,早在中學期間,“業余瀏覽了若干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和外國文學的譯本,最喜歡讀的是魯迅、茅盾、葉圣陶、莫泊桑、柴霍甫的小說”;稍后他還反復揣摩過魯迅、葉圣陶等人的行文風格,“寫了十來篇描寫故鄉人物和風光的短篇小說,多數發表在上海的《時代日報》副刊上”(《王運熙自述》,收入高增德、丁東編《世紀學人自述》第六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成為其畢生文字生涯的起點。因此他原本就有計劃在文集中收入部分早年的文學創作,為此還搜集過一些舊稿。不料文集編選工作才開始不久,他就意外遭遇車禍,住院接受治療。此后我遵照他提供的線索,從各類報紙、雜志、書籍中陸續翻檢出尚未結集的論文,依照性質分別歸入文集各卷;可是那些文學創作均以各種筆名發表,由于年代太過久遠,他本人的記憶也有些模糊不清,為了避免誤收,只能暫時擱置。當時大家都覺得待他康復以后再著手慢慢整理不遲,卻沒有想到病情時有起伏而日漸嚴重。其后兩年多時間內,他一直纏綿病榻,再也沒能回到家中那間狹小逼仄的書房。王先生的哲嗣宏圖老師也曾返回家中仔細搜尋過這批作品,卻因為茫無頭緒,始終毫無所獲。最終王先生在病床上不無遺憾地決定,文集中暫不收錄早年的文學創作,而當時已經搜集到的一篇《魯迅小說藝術向域外小說的吸取》,考慮到和其他古典文學研究論著性質迥異,一時難以依類歸并,也不得不忍痛割愛。
如今將這些先后搜求到的小說和論文裒為一編,盡管可能仍然多有闕漏,但已經揭示出王先生在新文學創作和研究領域內鮮為人知的一面。目前匯集的這六篇小說都發表于1946年2月至10月期間,雖然他當年還只是一名年輕的在校大學生,卻充分展現了蓬勃健旺的創作力。覆按這些作品的內容,大都聚焦于昔日江南鄉鎮的生活日常:困頓無助的鄉民、奸猾兇狠的官員、仗勢欺人的豪紳、麻木墮落的青年……無論題材還是風格,都與他偏愛的魯迅、茅盾、葉圣陶等人相似。其中有一篇《靜夜》,講述寡母為了救治重病的兒子,由四處奔走盲目求助直至最后痛苦絕望的整個過程,在令人壓抑窒息的筆調中,尤能窺見效法魯迅小說名篇《藥》的痕跡。在這些小說后另附有那篇《魯迅小說藝術向域外小說的吸取》,王先生在文中鉤沉比勘各類史料,逐一辨析了包括《藥》在內的六篇小說與果戈理、安特來夫、顯克微支、契里珂夫、諦普虐克、莫泊桑等外國作家作品之間的密切關聯,再次印證了他對魯迅的創作確實非常熟稔。我對中國現代文學和中西比較文學知之甚淺,無從評判這篇論文的學術價值究竟如何。可供參酌的是郜元寶教授編選過一本《敢遣春溫上筆端——復旦師生論魯迅》(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在第一編“魯迅與世界文學”中就選錄了這篇論文,可知王先生偶一為之的跨界研究還是能夠得到圈內人的充分認可。
這篇論文盡管發表于2000年4月,但我確信文中基本觀點的形成乃至文獻資料的積累,實際上都可以追溯到半個多世紀以前,也就是王先生肆意泛覽中國現代文學和外國文學的青年時期。原因是他在引錄那些外國文學作品時,居然沒有一種采用時下通行的譯本,以致我在逐條校核時還頗費周折。比如顯克微支的小說《炭畫》,他援引的是周作人的文言譯本(北新書局,1926年)??墒侵苁蠈@個譯本并不太滿意,在五十年代初又改用白話重新譯過(收入施蟄存、周啟明譯《顯克微支短篇小說集》,作家出版社,1955年)。另如莫泊桑的《繩子》,他依據的是李青崖所譯《苡威荻集》(北新書局,1929年)。李氏譯本此后也屢經修訂潤色,在《莫泊桑中短篇小說選集》(新文藝出版社,1956年)、《莫泊桑短篇小說全集》(湖南文藝出版社,1991年)中收錄的譯文,與初譯本相較就大相徑庭。王先生在撰寫這篇論文時所使用的這些充滿塵封氣息的譯本,必然是他早年耽讀外國文學作品期間陸續購藏所得。
通過這些小說和論文,不難覺察到王先生年輕時在新文學領域所傾注的大量精力,而在小說創作方面也可謂嶄露頭角,然而令人深感意外的是,大學畢業后不久,他竟然毫無征兆地徹底放棄了在這方面繼續深入發展的想法。據他晚年講述,當初做出這樣的抉擇,是因為自己覺得“生活經驗不豐富,說故事的才能也不強,寫得不深刻”,于是果斷決定從此“專心搞研究”,早年的文學夢“就輟不復為了”(《王運熙自述》)。說這些話的時候他雖然輕描淡寫,可是設身處地體會一番,就會明白他的這一決定絕非等閑易事。正如古人所說那樣,“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老子》第三十三章),一個人在意氣風發、躊躇滿志的時候,還能夠保持理智,反躬自省,對自身的才性和稟賦有實事求是的估量,并使其得到充分合宜的舒展,是需要有大智慧和大勇氣的。王先生體格孱弱,性情和順,但每每在關鍵時刻,都會彰顯出這種充滿清醒和堅韌的果決。在精力最為充沛的壯年時期,為了不說違背本意的話,他可以在漫長的十年內一直保持沉默。晚年隨著學術地位的不斷提高,各種活動邀約紛至沓來,可他對觥籌交錯的社交毫無興趣,一概拒絕,寧可獨守書齋,沉思冥想。沿波討源,從中都可以看到他自年輕時就有的那份當機立斷。
從癡迷文學創作毅然轉向潛心學術研究以后,王運熙先生在漢魏六朝隋唐五代的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領域中做出了卓絕的貢獻,足見年輕時所做的大膽決定并非草率孟浪之舉。值得注意的是,他此前的所“舍”與其后的所“得”倒也并非判然殊途,其間或許還存在著一些微妙而隱秘的關聯。那些文學創作時感性細膩的獨特體驗,有時也促成了學術研究中考察對象的設定甚至核心觀念的確立。王先生是上海金山人,畢生鄉音不改,在小說創作時筆下也常常驅遣各類方言詞匯。在審訂校樣時我就開玩笑地提醒編輯,千萬不要因為一時看不懂就率爾改動原文。其實稍稍探究一下這些特殊語匯的涵義,是能夠感受到作品所蘊含的那種生動鮮活的別樣風致的。在放棄小說創作后,王先生最初致力于六朝樂府研究,對江南民歌的語言風貌也很感興趣。他寫過一篇《論吳聲西曲與諧音雙關語》(收入《六朝樂府與民歌》,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5年),鉤稽了大量例證,研討過諧音雙關的有趣現象。這篇論文后來收入《樂府詩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時,又新增了不少例證,使論述愈加翔實齊備,可見他對這類富有地域特色的方言俗語一直保持著相當濃厚的興趣。王先生后來專注于《文心雕龍》研究,在這個看似難有新意可陳的領域同樣取得了許多重要的突破。與其他現代學者幾乎眾口一詞地尊奉該書為文學理論經典不同,他堅持主張其性質應該是“一部寫作指導或文章作法,而不是文學概論一類書籍”(《〈文心雕龍〉的宗旨、結構和基本思想》,收入《文心雕龍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如此論斷看似貶低了《文心雕龍》在學術史上的崇高地位,實則恰如其分地闡明了劉勰“言為文之用心”(《文心雕龍·序志》)的撰著初衷。得出這樣的結論,除了反復研讀全書、細致推求本旨外,想來與他有過實際的創作體驗,因而尤能身臨其境,感同身受,恐怕也大有關系。年少時獨特的經歷和感悟,即使在成年之后日漸隱退,乃至消磨殆盡,但在特定契機的觸動和誘引下,依然會以一種婉曲的方式呈現出來。
紀念一位杰出學者的最佳方式,莫過于仔細涵泳其畢生著述,并努力遵循他開辟的正確方向繼續前行。《王運熙文集》的增訂重印,使我們能夠更全面地了解到他在創作和研究中所取得的多方面成績,而深入推求他在轉型過程中的“舍”與“得”,更能體會到不少耐人尋繹的余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