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另类又黄又爽的A片,秋霞影院午夜伦A片欧美,国产精品永久免费视频观看,一区二区成人午夜电影,巨乳的女同学高清观看,久久寂寞少妇成人内射,日韩性爱第一页,啊用力快点好深小柔

用戶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握緊魯迅那只看不見的手——談梁鴻新作《要有光》的疾病書寫
來源:《揚子江文學評論》 | 鄧小燕  2026年06月29日09:56

一、關(guān)于“鐵屋子”

梁鴻“非虛構(gòu)”新作《要有光》的封面是這樣一幅場景:透過一面外墻上的大洞——而非窗戶——里面是一間教室,教室后排坐著一位埋頭書寫的學生,而在教室后墻上,則掛著一只鐘表,這鐘表沒有指針。這是當代中國人再熟悉不過的場景,大多數(shù)國人想必也都曾感受過它的恐怖。很顯然,無論從封閉的空間,還是從無指針的時間上看,這教室都象征著一間文明時代的“鐵屋子”。這是一間密不透風的教室,它沒有窗戶,但墻上的大洞卻難免引人發(fā)問:“究竟是誰在‘鐵屋子’墻上砸的洞?”

這首先是個技術(shù)性問題,而我正好認識不少專業(yè)砸墻的建筑工人,我特地請教了一位,他看過洞口斷面后,判斷只能是從內(nèi)部施工。[1]當然,他只從技術(shù)層面回答了我這看似荒謬提問的一部分,因為究竟誰從內(nèi)部砸開鐵屋,這位專業(yè)人士也無從解答,他開玩笑說:“哪個龜兒子建房不開窗?莫非是在修墳。”不過,對于這荒謬的提問,我卻要給出一個或許更荒謬的答案:“砸墻者正是魯迅。”不單是因為魯迅最早意識到存在這間墳?zāi)顾频摹拌F屋子”,更因為魯迅最早提議從內(nèi)部“毀壞這鐵屋”[2]。就《要有光》封面插圖的場景而言,魯迅在《無聲的中國》中早就給出了清晰的施工方案,他寫道:“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diào)和,愿意開窗了。”[3]魯迅由此開啟了從“鐵屋子”內(nèi)部暴力砸墻的精神傳統(tǒng)。因此,我判斷這暗屋墻上的洞是魯迅所鑿,即便不是魯迅本人提著鐵錘親自上陣,也是按照他的“施工方案”執(zhí)行的,施工者和魯迅屬于同一個“施工隊”。

在《要有光》中,化名鐵子的中學生,就采用了魯迅的施工方案,從內(nèi)部動手,在困住他的鐵屋里開了一扇窗。鐵子所讀的中學出于管理方便,拆除了學生廁所里的所有隔斷,這讓學生們覺得是在“大庭廣眾之下上廁所”,書中寫道:“鐵子就很不舒服……他就有正義感,多次找學校反映這個情況,學校沒理會他。昨天,他自己一個人,把老師廁所的門拆下來,裝到學生廁所。”這事之后,“學校把所有的廁所門都裝上了”。[4]因為鐵子是阿叔補習班上的學生,針對這次事件,補習班的家長們有過一番專門討論,補習班精神領(lǐng)袖阿叔的看法最具代表性:

我本人是個魯迅派,我肯定要做,我會怎么做呢,既然生活在一個不太寬松的社會環(huán)境里,我希望你用一種不太極端的方式去做……就像那個人血饅頭,到底有多少民眾支持你呢。我過去也會想,寧可把頭掉了也去做這件事情,但是,年齡大了之后會發(fā)現(xiàn),這個事情還有很多處理方法。對于民族最核心的東西是,要教會每個人批判性思維……這就是魯迅最核心的東西,一種批判性思維。一個國家只有更多的民眾具有批判性思維,這個國家才能夠更接近魯迅想要的那個社會。[5]

這段文字隱藏著“成長”(成為大人)的一條清晰邏輯,即要想成為一個“理智”的“正常人”,需經(jīng)歷三層分裂:第一層是“我”和“你”的分裂,這就是“我希望你用一種不太極端的方式去做”這句話里所顯露的分裂,因為這段話中“我”和“你”實際上是同一個人的兩個分身;“我”的一分為二,隨即就顯露出第二層分裂,即“過去”和“現(xiàn)在”(年齡大了之后)的分裂;這又順理成章地促成第三層分裂,即“做”和“思維”的分裂。基于上述分裂,阿叔最后給出了一個回避行動的社會改良方案:“魯迅想要的那個社會”能通過深刻的“思維”來實現(xiàn)。——很顯然,這未必不是走到了魯迅的反面,也即魯迅后來所反對的——那種“四平八穩(wěn)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6]不必諱言,三層分裂滲透著成年人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作為過來人的生存法則,似也無可厚非,但這種分裂未必不會演變成困住孩子的更難突破的高墻。“表演”是《要有光》的一個關(guān)鍵詞,書中孩子們看透了大人的表演,也深知想成為正常人就得不斷“表演正常”。這就是撞上了大人世界的這堵言行分裂的高墻。阿叔是一個積極的行動者,但在解釋“拆門”事件時,他和家長們其實是無法自洽的。書中這段插曲是以孩子的心理問題為中心來討論的,微妙而確定的是,有一個繞不開的幽靈在暗中發(fā)揮作用,這幽靈最終將“正常人”的分裂暴露無遺,這幽靈便是搗毀“鐵屋子”的魯迅。

之所以大費筆墨討論封面插圖,是因為這個魯迅式的場景,正是《要有光》的籠罩性的空間形象,書中類似“鐵屋子”的空間隨處可見,家庭、教室、醫(yī)院,以及彼此隔膜的人心,無不如此,這類描述也隨處可見,如:“他四面都是墻壁”[7],“圍墻高高的……感覺就像一個碉堡,嚴嚴實實,密不透風”[8],“病房沒有窗戶,看不到太陽,也看不到風景,封閉得不能再封閉了”[9],“學校里的環(huán)境像監(jiān)獄”[10],“競賽的圍城”[11],以及“所有能看見的窗戶都是網(wǎng)編的,嚴嚴的,連個書都扔不出去”[12],等等。我不清楚在圍繞“拆門”事件的討論中,魯迅何以忽然出場,是否由于梁鴻在現(xiàn)場介入?yún)s從文本中抽身,這都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梁鴻在訪談剪裁中將這次事件和討論予以保留,也就意味著魯迅和梁鴻的雙重在場,而在我看來,理解《要有光》的某種文學品質(zhì),無法回避這種雙重在場。后文中,我將嘗試通過對一些文本和細節(jié)的分析,顯露《要有光》與魯迅傳統(tǒng)的某種互文性,進而指出梁鴻如何通過“非虛構(gòu)”寫作握緊魯迅那雙看不見的手。

二、關(guān)于“吃人”

2019年夏,梁鴻之子在賈樟柯的鏡頭前作自我介紹:

我記得我是在河南出生的,我是在北京長大的……我的愛好是物理,平時放松的時候,有可能會看看電視,打打游戲。我從我媽媽的書里讀過這條河,她說以前那條河,靠近她們村,后來過了很多年,那河跑對面那個村上了,然后她說當時村里人,叫這“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我覺得這句話讓我特別有感觸,因為我特別小,我不太清楚,特別長的時間能對事物造成什么改變……[13]

賈樟柯似乎對這段用普通話說出的介紹不大滿意,提議男孩用河南話再講一遍。這提議讓本就靦腆的男孩倍感局促,他坦言自己幾乎忘了河南話,片刻沉默之后,梁鴻現(xiàn)身替兒子解圍,她說:“媽媽教你一遍”,于是有了復述母親聲音的第二次介紹:

“我……在河南出生,北京長大……我的愛好是物理,長大想當一名物理學家。”[14]

兩段自我介紹的差異顯而易見,這不單是對枝節(jié)信息的壓縮、對物理愛好的“升華”,更是眼光方向的調(diào)整,孩子駐足當下和向后回顧的低回目光,轉(zhuǎn)變?yōu)槟赣H展望未來的堅毅眼神。這段內(nèi)容是紀錄片《一直游到海水變藍》中的情節(jié)。在片子有關(guān)梁鴻的部分中,這段內(nèi)容是最亮麗的,因為其他幾章都在剝開梁鴻充滿苦難的家族記憶,這些記憶飽浸淚水,本章則轉(zhuǎn)到明朗的自然場景,梁鴻母子坐在湍水岸邊,夏日初濃,滿耳是湍水涌動而過的水聲,滿目是酸模蓬勃生長的綠意,母子二人在這水聲綠意間接受訪談。紀錄片中似乎有兩個梁鴻:一個為過去的記憶所攫住,一個為未來的磁場所牽引,面對梁莊親人時,她滿眼是村莊的歷史與現(xiàn)實,面對兒子時,眼里卻是未來的“物理學家”。鏡頭一轉(zhuǎn),中原大地上的鄉(xiāng)土作家就成了摩登北京的“海淀父母”。回到前面的自我介紹,不難發(fā)現(xiàn),兩次介紹中的“物理學”顯然有著不同的時間與情緒內(nèi)涵,第一次介紹中,緊跟在物理愛好后討論的是湍水的變遷,因為在孩子這里,與時空相關(guān)的物理學似乎也是一種“抒情的物理學”或“懷舊的物理學”,這位十多歲的年輕人對宇宙物理所發(fā)之感慨,未必堪與“子在川上曰”媲美,但這孩子和孔子都在用一雙動情之眼打量宇宙變遷;而在后一次介紹中,梁鴻所說的物理學就完全是一門學科知識,“物理學家”與其說是一種知識身份,毋寧說是一個社會地位,它既不抒情,更不懷舊。梁鴻是一位鄉(xiāng)土作家,論起來,她比兒子要更善于懷舊和抒情,“梁莊”就是一個有情地方,但在母子關(guān)系取代人地關(guān)系之際,“中原兒女”就“自然”地切換成“海淀父母”,這是值得深究的。當然,僅就紀錄片討論這一細節(jié),似有過度解讀之嫌,誰又不是望子成龍呢,但梁鴻在《要有光》開頭的自我懺悔,顯然又很好地呼應(yīng)了筆者的上述解讀。

在《要有光》的《前言》中,梁鴻談到2022年5月——即在賈樟柯攝影機前出鏡的三年以后——她在耶路撒冷的哭墻前放聲痛哭,因為她意識到自己的兒子“正在受苦”,“找不到通道,他四面都是墻壁,無處可去”,而孩子的諸多苦難竟是自己施加的:

我突然意識到,我無法回應(yīng)和碰觸我孩子的痛苦,不是因為我不了解他,而是因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來源之一。在以愛為名的種種行為和話語中,我,我們這些自詡為愛孩子的人,逐漸走向了愛的反面。[15]

梁鴻在哭墻前的剖露非同小可,因為她在文學“編制”上,隸屬于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陣線,這一傳統(tǒng)如果給出唯一的文學禁忌,那便是拒絕“吃人”。新文學的核心主題就是人的發(fā)現(xiàn)與解放,魯迅在《狂人日記》最后借狂人之口喊出的“救救孩子”,乃人的解放的第一聲吶喊,所以新文學是以替弱小者發(fā)聲為開端的。魯迅的“救救孩子”也絕非一聲孤鳴,它是新文學的基本聲調(diào),同時期周作人在《小孩的委屈》和《小孩》等作品中,也專為受苦的孩童鳴不平。梁鴻的剖露指出了一個《狂人日記》式的悖論,即覺醒者痛苦地意識到自己就是“鐵屋子”的建造者,是“吃人”的人。

但就“救救孩子”而言,魯迅面對的狀況和梁鴻還有所不同,因為魯迅寫下《狂人日記》和《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時,他還不曾真正做父親,未曾殘害孩子,心靈和雙手都還干凈,因此,他以為覺醒的父母會在前方替孩子辟出一條光明之路,這也就是魯迅那著名的判斷:“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6]——魯迅這里的“光明”,與梁鴻的“要有光”正是同一種“光明”——這意見,在魯迅同時期所譯有的島武郎的《與幼小者》中,表達得再明白不過:

幼小者呵,將不幸而又幸福的你們的父母的祝福帶在胸中,上人世的行旅去。前途是遼遠的,而且也昏暗。但是不要怕。在無畏者的面前就有路。[17]

魯迅這代人要把孩子從過去的暴力中解放出來,因此他們反傳統(tǒng),揭露“吃人”的歷史罪惡,這一思想革命內(nèi)含了前方(未來)的光明,但一百年后,孩子們的處境更加復雜:本該替孩子“肩住了黑暗的閘門”的父母,卻成了籠罩在孩子面前的第一道昏暗、囚住孩子的第一堵高墻。

《要有光》中的吳用是個癡迷數(shù)學的孩子,他靠自學微積分和外國數(shù)學家的著作來對抗“數(shù)學競賽”中瘋狂刷題的“海淀模式”。他給母親描述數(shù)學之美,但在母親眼里,這類知識“除了枯燥、燒腦,別無用處”[18]。吳用為了“思想和思考”而親近數(shù)學,父母卻為了“清華北大”將他囚禁在“數(shù)學競賽班”,這個熱愛數(shù)學、自由思考的孩子,自兩歲多起就奔波于各種輔導班,“三歲之后……周六周日時間幾乎都被占用”[19],最后在高考前徹底崩潰。茨威格小說《象棋的故事》描述的殘酷場景,正是這些“海淀孩子”的日常現(xiàn)實。對于此種現(xiàn)狀,當下無數(shù)父母或許習以為常,但把時間撥回一百年前,“賽先生”曾是新文化知識分子的主要旗幟,啟蒙者們相信科學能開啟民智,讓國人擺脫“吃人”惡習,或許無法料想的是,代表“賽先生”的“數(shù)學”和“物理學”,還會長出白厲厲的牙齒“吃人”,而更荒謬的是,這制造痛苦的“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20]不乏受過最頂尖教育的“海淀父母”,而荒謬卓絕的則是作為新文化運動發(fā)源地的北大,也成了不少父母——“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21]:

為了自己的孩子,他們就像一個有著巨大的胃的貪婪“怪物”,吸收著不知道從哪兒來的各種各樣的信息,你必須得尋找并接收到這些信息,否則,就意味著你的孩子失去了百分之多少的可能性上北大清華。[22]

在《要有光》的副文本(《前言》)中,梁鴻本人有出場,這唯一的出場卻確認了她在全書的在場性,而這唯一的出場也是《狂人日記》式的,二者的差別在于:魯迅讓狂人一步步收縮范圍,最后才悚然覺悟于自己也是“吃人”的人,這種發(fā)現(xiàn)是從社會到家庭,而梁鴻則顛倒過來,她先在母子關(guān)系中發(fā)現(xiàn)自己背離了“吃人”的禁忌,進而向外探索,去觸摸那些“不被看見的孩子”的命運,這發(fā)現(xiàn)則是從家庭到社會。因此,要理解梁鴻的這種在場性,與其從“非虛構(gòu)”的文體特征著手,談所謂田野方法、深度觀察,不如嘗試探尋梁鴻背后魯迅那只“看不見的手”。

這里節(jié)錄《要有光》中描述小立發(fā)病時的一段文字:

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突然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有一股子燒焦的味道直往他鼻子里鉆,像燒糊的人肉的味道;他肚子里陣陣翻滾,想吐……他想喊救命,抬起頭,上課的老師正看著他,眼神很奇怪,全班同學都看著他,有人發(fā)出撲哧撲哧的笑聲……終于控制不住了,他哇哇吐著,骯臟的東西從他嘴里噴出來……他像突然發(fā)現(xiàn)了真相,沒有人喜歡他。他站起來,往操場外面跑,他要回家……他扭過頭,看到保安,看到班主任,看到校長,看到那幾個打他的人,他們站在不遠處,看著他,手里拿著繩子、剪刀、錘子,他們的眼睛惡狠狠地盯著他,像要吃了他。[23]

梁鴻的這段文字和《狂人日記》具有明顯的互文性:“正常”與“瘋狂”的對照、受迫害的恐懼、吃人的不安、對“真相”的“發(fā)現(xiàn)”、惡心感和兜肚連腸的嘔吐、看與被看的關(guān)系,等等,無不如此。梁鴻是否有意識靠攏魯迅,不得而知,這種文本聯(lián)系即便是不自覺而然,我相信魯迅傳統(tǒng)的無形影響也不允許她采取全然置身事外的旁觀態(tài)度。實際上,這種極力探入人物內(nèi)心深處的努力,也是《要有光》的全局性視角,因之全書都滲透著一種魯迅式的“狂人-正常人”的理智辯證法:“狂人”,也即書中精神出現(xiàn)問題的孩子,往往比“正常人”(多數(shù)情況是父母)更刻骨地體驗著痛苦,也更深刻地看透了現(xiàn)實。毫無疑問,正是具備這一視角,梁鴻才在本書中打破了“非虛構(gòu)”寫作通常無法避免的作者(知識分子)與對象的隔膜——“梁莊”系列中梁鴻與梁莊農(nóng)民便有著這樣的隔膜——根本原因就在梁鴻對自己“吃人”的發(fā)現(xiàn)上,這讓她懷著強烈的原罪,調(diào)整并重審自己與對象的關(guān)系。這或許也是梁鴻在正文中隱身的原因,因之文本聲音便交給了受難者,好讓他們徹底暴露在成人假愛之名而實施的種種自私、專斷與殘暴之下。

這一視角也讓《要有光》和近年來的同類作品區(qū)別開來。近年來如社會學者楊華的《縣鄉(xiāng)的孩子們》《縣中》、教育學者林小英的《縣中的孩子》等作品,都聚焦教育問題,林小英的作品還曾引發(fā)廣泛討論。但有別于梁鴻始于原罪的寫作,楊華和林小英的立場則相對超然,他們的專業(yè)研究致力于在教育系統(tǒng)內(nèi)部尋求對策,但最后留給讀者的,若說得苛刻點,則要么只有一堆無法落地的政策建議(楊華),要么仍是一道無解的難題(林小英)。專業(yè)研究呈現(xiàn)了系統(tǒng)內(nèi)的眾聲喧嘩,在這喧嘩聲外,孩子們只是靜候拯救的無聲配角。孩子的不在場正是此類專業(yè)研究最為讀者所詬病的一大原因。學術(shù)著作通常要把造成苦難的“社會”和“教育制度”視為研究對象,這是無可厚非的學術(shù)規(guī)范,但也存在天然缺陷,即研究者通常會把自己和社會剝離開來。《要有光》的寫作起點,是作為母親的梁鴻意識到“父母的罪過”,而不是作為學者的梁鴻意識到“學者的良知”,這是《要有光》和同類作品的一個關(guān)鍵區(qū)別,我想,也未必不是《要有光》和“梁莊”系列的一個重要區(qū)別。這區(qū)別就是魯迅在《狂人日記》中那最可怕的一大發(fā)現(xiàn):“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24],即“我”和這“社會”與“制度”無法干干凈凈地分割開來,如果“大環(huán)境”讓孩子們備嘗痛苦,那“我”正是造成這“大環(huán)境”的一分子。

三、關(guān)于“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

行文至此,我要指出一個或許并非微不足道的事實,也即上文談到的多數(shù)內(nèi)容,諸如繪制“鐵屋子”插圖的封面、記錄梁鴻在“哭墻”前自我解剖的《前言》,以及與《狂人日記》具有互文關(guān)系的章節(jié)等,都是《要有光》在《收獲》雜志上首發(fā)時所沒有的,這些結(jié)構(gòu)性的篇章是中信出版社單行本的新增內(nèi)容。因此,前述篇章中的諸多討論——無論是屬于作家意識中的還是潛意識中的——即便在寫作之初便已有所體現(xiàn),但其文本縱深的擴大、寫作意圖的明晰化,顯然也有一個形成與強化的過程。

目前我讀到的《要有光》有兩個版本,一是“《收獲》版”(《收獲》雜志2025年第5期),一是“中信版”(中信出版社2025年版),雖然出版時間都標為2025年9月,但“中信版”應(yīng)是后出版本,且即便是因為《收獲》限制篇幅而強制刪減,經(jīng)梁鴻之手,《要有光》也仍有兩個版本、兩副面孔,加以對照,仍可窺見創(chuàng)作過程的諸多變化。就體量而言,“《收獲》版”約為17.8萬字,“中信版”則超過23萬字[25],具體到內(nèi)容差異,“《收獲》版”雖有若干片段是“中信版”所無,但文量變動較少,另有少量因雜志和出版社編輯規(guī)范差異而產(chǎn)生的措辭調(diào)整,以及“中信版”增加了若干注釋,這幾項都不算大變動,均不必納入分析。總之,兩個版本的關(guān)系是增補擴容而非增刪修改,但增補擴容絕非簡單的文量增加,而是具有結(jié)構(gòu)性意義,具體說來,新增部分不僅豐富了作品的文本縱深,還明晰了作者的寫作目的。

在新增《后記》中,梁鴻如是說:“寫這本書的目的不是控訴——原生家庭、教育體系、社會系統(tǒng)等等”[26],后來在一次訪談中她又有如下表述:

在寫這本書時,雖然我談到了很多家庭問題,但我始終避免把錯誤完全安放在家長身上。另一方面,我也特別想避免寫成都是社會的錯,家長也沒辦法,我們都被裹挾。我覺得如果這樣寫,會是失敗的。[27]

列出兩段意思相近的話,是要提示讀者注意梁鴻表述寫作意圖時的語法特征,寫作者表達意圖通常會用肯定句式,也即目的“是……”,但梁鴻兩次用的都是否定句式,即目的“不是……”“始終避免……”“特別想避免……”,這是排除句式,有強烈的自我辯解色彩,很顯然,這流露出梁鴻對誤讀的焦慮。但在我看來,誤讀風險未必全在讀者身上,因為從“《收獲》版”到“中信版”,梁鴻的意圖顯然有一個從模糊到清晰的“對焦”過程。

不妨列出“中信版”新增較大的一些篇章,并簡要分析。1.新增《前言》《后記》共7頁,這是書中的兩個副文本,前者交代了寫作緣起(作者的個人傷痛以及這傷痛的社會普遍性),后者交代了寫作意圖,這兩部分確定了全書的基本定位;2.《驅(qū)逐1》新增共6頁,“《收獲》版”只有《驅(qū)逐》一節(jié),主要內(nèi)容是家委會對小正的驅(qū)逐,“中信版”則增加了小正擾亂課堂的細節(jié)和他畸形的家庭環(huán)境,因此“驅(qū)逐”行動從家長方面的驅(qū)逐,擴展為家庭、學校、家長群的全方位“驅(qū)逐”;3.《愛是什么》一節(jié)新增4頁半,增加了一個充滿焦慮又不能聽取外部意見的訴苦者(一靜媽)形象,她也是一個痛苦而抑郁的人,這部分豐富了全書中的家長形象;4.《兩個女孩》和《生病的人在替我們受苦》兩節(jié)18頁,這些內(nèi)容與張殊醫(yī)生有關(guān),前者記錄了張醫(yī)生的一次日常工作,后者是張醫(yī)生的經(jīng)歷自述,這部分為全書提供了專業(yè)醫(yī)生的視角,有別于“半路出家”的阿叔,她對疾病的成因、對藥物的態(tài)度,和阿叔有不小的差異,作為一本討論心理疾病的書,這一視角顯然也不可或缺;5.前文已談到的小立一章,新增8頁,在“《收獲》版”中,小立只是娟娟痛苦的背景角色,但“中信版”則專章呈現(xiàn)他從校園霸凌、家暴到精神崩潰的全過程,這就完整描述了小立疾病發(fā)生的社會成因;6.《上學有什么意義》《權(quán)中的一天》也增加近6頁,擴充了縣中普通教師、心理教師以及學生的視角,這就與同時期學界和社會對縣中教育的熱議形成了更充分的互動與共振;7.《大夢初醒》一節(jié)共9頁,主要內(nèi)容是沈春和小健母子的故事,通過沈春的幻滅和“覺醒”,在時間線上構(gòu)成了“海淀模式”受難家庭的完整樣本。

從“《收獲》版”到“中信版”,梁鴻的“對焦”有一個較為明顯的變化,就是焦點從“生病的孩子在受苦”調(diào)整為“生病的孩子在替我們受苦”。“《收獲》版”聚焦于暴露患病孩子們的痛苦,作為對立面的父母、教師、心理醫(yī)生,以及學校和醫(yī)院的“聲音”,則有所裁剪和壓抑。這就容易把復雜的疾病成因化約為家長對孩子的單方面?zhèn)Γ暫⒆訛榻^對的受害者,父母為絕對的施害者,這或許透露出梁鴻最初自省時的某種情緒傾向,但它不可能是全部,因此在寫作中,梁鴻顯然也努力克制讓焦點滑向父母“原罪論”。但即便如此,仍有不少讀者對此表示不滿,這或許也是梁鴻用辯護句式表露意圖的原因。“中信版”新增篇幅讓文本聲音豐富起來,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了梁鴻《后記》中所說的“多維度性”,融入新增部分之后,父母、孩子、社會等多方面關(guān)系的互動性明顯增強,施害者未必不是受害者,而受害者身上可能存在的問題,也不再故意遮掩,新增幾處校園霸凌、虐狗等變態(tài)行為,都可視為這種“對焦”的結(jié)果。看得出來,這種“對焦”不再是單純暴露苦難,而顯然獲得了行動的取向,因此“要有光”不僅要照亮孩子的處境,更要照見個人和社會的幽暗,進而蓄積介入并松動現(xiàn)實的勢能。因此,梁鴻的寫作意圖,若用肯定句式來表達,最精準的或許就是魯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中所說的:“仰仗……一點醫(yī)學上的知識”,取材“多采自病態(tài)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28]在書中,梁鴻一再借孩子之口凸顯疾病的超個體性,如“我的創(chuàng)傷是整個社會和整個文明的創(chuàng)傷”[29],“我的創(chuàng)傷是一種世界性的、文明的、制度的創(chuàng)傷”[30],這些在身體疾病中展開社會解剖的病理分析,也就是魯迅所說的“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

應(yīng)當指出,《要有光》中這種越出個人身體、探入社會肌理的書寫方法,并不就是疾病書寫的應(yīng)然路徑。在梁鴻之前,書寫抑郁癥的非虛構(gòu)作品便已有之,如李蘭妮的《曠野無人》《野地靈光》、張進的“渡過”系列等。《要有光》的病理解剖是由內(nèi)向外,最后落到社會成因上,李蘭妮和張進則相反,作為飽受抑郁癥折磨的“資深”病人,他們的寫作更像是“過來人”的經(jīng)驗之談,他們不否定抑郁癥與社會有關(guān),但他們的焦點向內(nèi)收縮,始終聚焦于痛苦的身體,因而對社會誘因的討論也缺少熱情。如在面對“競爭壓力、生活節(jié)奏本身會造成抑郁癥嗎?”的提問時,張進便斬釘截鐵地說“不會”,他認為抑郁癥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jié)果,有遺傳、性格和社會因素,而且遺傳因素往往更重要。[31]因為關(guān)注病痛本身,他們很自然地將治療看得比確定病因更重要,也更緊迫,張進寫道:“疾病既已爆發(fā),病因就不再重要。就好像你用火柴點著爆竹,爆竹已經(jīng)爆炸,你再追究火柴,無濟于事。”[32]李蘭妮則深切體驗到抑郁癥患者與非患者間的無法溝通,她用“不要跟不做夢的人說噩夢”[33]來形容此種隔膜,因之她致力于向內(nèi)求療愈,而非向外重塑社會。這種區(qū)別在對待閱讀的態(tài)度上,尤其突出,梁鴻非常看重閱讀,閱讀似乎成為一種泛認知療法,疾病若源于社會對主體的戕害,那閱讀則可有效地重塑主體。梁鴻幾乎不錯過任何記錄閱讀的機會,羅列書架書目、記錄孩子閱讀感受、記錄阿叔主動參與孩子閱讀,在全書最后,閱讀甚至成為命運差異的潛在標記,書架上擺著《魯迅全集》等書的雅雅和閱讀黑格爾的吳用,一直是全書中充滿希望的少年,未來似乎還掌握在他們手上,但閱讀能力薄弱的丹縣少年們(娟娟、花臂少年)則陷于更深的黑暗。張進書中收錄的《一位文學青年的來信》,是一篇抑郁癥青年自述,其中也談及閱讀:“大學四年我每天都是獨來獨往,埋頭讀書,對他人充滿了戒備。同時,由于讀了魯迅、尼采的書,整個人悲觀、頹廢,憤世嫉俗,還自以為深刻。”[34]很顯然,在兩個場景中,魯迅(閱讀)的作用完全相反,其間差異顯然是寫作指向所決定的。張進和李蘭妮的作品,期待讀者主要是抑郁癥患者,他們用寫作供給病人對抗病苦的實用經(jīng)驗和心理撫慰。無論承認與否,《要有光》的期待讀者即便包含患病的孩子,但他們也不是首要對象,這本書應(yīng)該——也必然——會在父母、老師以及種種構(gòu)成孩子成長環(huán)境的社會角色那里獲得更多關(guān)注、產(chǎn)生更大影響。因為這本書的首要意圖,并不是教導病人回歸正常,而是教導社會避免將孩子囚進鐵屋,吞噬他們的生機,這就是“做自己的心理醫(yī)生”和“給社會診脈的文學醫(yī)生”之間的差異,用魯迅在《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中劈頭便提出來的命題來概括,即:

總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罷了。[35]

四、尾聲:月光與少年

《要有光》最后一章兩次出現(xiàn)月光與少年的場景,一處是阿叔在月夜喚醒了將自己囚禁于臥室、無法出門的小關(guān),讓這個飽受痛苦的孩子掙脫開心靈和家庭的鐵屋,其二則是全書正文的最后兩行:

這是一座美麗的城市。月亮升起,照在大海上。

敏敏看著遠處安靜的月亮、近處喧鬧的人群,有一種奇異的平靜。[36]

這場景讓我想到《狂人日記》的開頭: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見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見了,精神分外爽快。[37]

我無法確定梁鴻收筆時一再提及月光,是否曾想到《狂人日記》開頭的這兩行,但二者卻存在微妙的文學共鳴。1936年魯迅逝世不久,日本作家佐藤春夫在題為《月光與少年》的紀念文章中提到他的一大發(fā)現(xiàn),他說魯迅一定會在作品的某個地方“表現(xiàn)著月光的描寫與少年的生活”,《社戲》中月下煮豆的少年,《故鄉(xiāng)》里月下刺猹的閏土,莫不如此,佐藤春夫認為月光下的少年代表著魯迅“對于將來的希望與愛”。[38]日本學者丸尾常喜也曾指出《狂人日記》“第一節(jié)以一句‘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開頭,既標志著瘋狂的開始,也開啟了一種覺醒的記錄”[39]。《要有光》的結(jié)尾也是月下追光的少年,書中那些一再渴望被聽見、被看見的聲音與故事,都是這些“瘋狂”的孩子開啟的“覺醒的記錄”。《狂人日記》中那道照徹百年的月光,也滲透在梁鴻《要有光》的文本深處,而在這背后,是梁鴻緊握的魯迅的那只看不見的手。

五、尾聲續(xù)

這篇文章本應(yīng)在“月光與少年”的溫馨風景下收筆,正如一部沉重壓抑的電影,通常需要一個溫馨治愈的結(jié)尾,但我對這光明與溫馨充滿懷疑。《要有光》是一個蓄積行動能量的作品,因此我必須給編織溫和收場的作者和懷有希望的讀者們潑一瓢冷水。正如《狂人日記》最后所喊出的“救救孩子……”這句鼓舞人心的話中,魯迅使用了充滿懷疑的省略號,而不是滿懷信心的驚嘆號,月下的閏土后來也失了生的光亮。《要有光》結(jié)尾的月光與少年也未必不可疑,不僅因為月光之外還有如花臂少年者仍在暗里沉淪,更可疑的則是覺醒本身,譬如書中那些覺醒的父母身后,無不拖著一條罩住孩子的黑暗。那些在心靈的暗夜踽踽獨行的孩子們,能否抵達光明之域,最終仍要歸到行動上來。

金理給《要有光》所寫的書評中,有這樣一段結(jié)束語:“當我們每個人對上述覺悟反身而誠、身體力行,當它們點點滴滴地滲透進‘我們的生活和結(jié)構(gòu)’,難道我們不能從創(chuàng)傷的廢墟上直起身來,迎接漫天星光?”[40]這是覺醒的思維。但同樣在這篇文章中,金理也袒露了一樁讓他后悔不已的事,即他曾拒絕在一份家長提案上聯(lián)名,提案希望學校允許孩子們課間到操場活動、不擠占體育鍛煉時間、減少課后作業(yè)、不過早分班,等等。金理拿自己作為案例提示讀者,思維與行為之間有一道鴻溝需奮身一躍。這道鴻溝正是前文中我對阿叔思維與行動分裂的成長哲學表示懷疑的原因。

為人父母或預備為人父母者,都應(yīng)這樣向自己追問:如果我們在觀念上將孩子視作生命的伙伴,在實踐上卻讓孩子淪為彌補或延續(xù)體面的工具,我們應(yīng)如何審視這種所謂思維的“覺醒”和實踐的反動?倘不直面此一行動性的難題,則所謂“覺醒者”,仍會在家庭與社會上筑起“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我們彼此同情著對方家中受苦的孩子,卻不親手去解放自己的孩子,則無論思維如何“覺醒”,仍舊還是在“易子而食”的古老魔咒里打轉(zhuǎn)。

注釋

[1]此處有關(guān)砸墻的技術(shù)性結(jié)論,請教過裝修師傅冉建君先生,在此表示感謝。

[2]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頁。

[3]魯迅:《無聲的中國》,《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頁。

[4][5][8][9][10][11][12][18][19][22][23][26][29][30][36]梁鴻:《要有光》,中信出版社2025年版,第122頁、123—124頁、6頁、69頁、129頁、173頁、294頁、168頁、165頁、211頁、319—321頁、381頁、250頁、249頁、379頁。

[6]魯迅:《答有恒先生》,《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76—477頁。

[7][15]梁鴻:《要有光·前言》,中信出版社2025年版,第Ⅴ頁、Ⅴ頁。

[13][14]見賈樟柯紀錄片《一直游到海水變藍》(2020年版)第16章“收獲”,https://v.qq.com/x/cover/mzc002002n7z8um/b0045bthb0f.html?ptag=11977。

[16][35]魯迅:《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頁、134頁。

[17]魯迅:《魯迅譯文全集》(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頁。

[20]魯迅:《我之節(jié)烈觀》,《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頁。

[21]魯迅:《燈下漫筆》,《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頁。

[24][37]魯迅:《狂人日記》,《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54頁、444頁。

[25]《要有光》版權(quán)頁標注字數(shù)為39.6萬字,這是出版社標的版面字數(shù),和作品實際字數(shù)有較大出入。

[27]裴思童、梁鴻:《為什么有時候我們越努力,離孩子越遠》,“冰點周刊”微信公眾號,2025年1月14日。

[28]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頁。

[31][32][34]張進:《渡過》,中國工人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頁、28頁、178頁。

[33]李蘭妮:《野地靈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87頁。

[38][日]佐藤春夫:《月光與少年:魯迅的藝術(shù)》,韋特孚譯,《國聞周報》1936年第13卷44期。

[39][日]丸尾常喜:《明暗之間:魯迅傳》,陳青慶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40頁。

[40]金理:《光從何處來?——梁鴻〈要有光〉閱讀筆記》,“收獲雜志”微信公眾號,2025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