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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丁曉平:我的大歷史文學觀
來源:文藝報 | 丁曉平  2026年06月29日09:29

從1998年出版第一部作品——詩集《寫在浪上》算起,我已出版長篇小說、報告文學、傳記文學、散文集、文學評論集和長詩等50多部。仔細想想,我文學創(chuàng)作的起點始于詩歌、散文、小說,是進入而立之年后才開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的。

在1970年以后出生的中國作家中,從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的不算很多。這是個苦差事,不僅是“腦力活”,更是“體力活”。它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要耐得住寂寞。有人說,重大革命歷史題材與其他題材的創(chuàng)作相比,自由度要少一些。我卻從所謂的“不自由”中獲得了“自由”。

我對自己的定位是歷史作家,創(chuàng)作方法和作品所呈現(xiàn)的面貌,與其他報告文學作家有所不同。二十年來,我先后創(chuàng)作出版了《五四運動畫傳》《1945·大國博弈》《紅船啟航》《勝戰(zhàn)》《大國轉折》《人民的勝利》《靠什么團結 憑什么勝利》等一系列黨史、國史、軍史紀實文學,探索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寫作道路,那就是“文學、歷史、學術跨界跨文體寫作”。

一

中國自古就有“文史哲不分家”的傳統(tǒng)。自《春秋》《左傳》以來,具有代表性的編年體史書,既重視史料的嚴謹和真實,又追求文辭文采。通過敘述和分析具體的歷史材料,讓事實說話,再透過事實來表達作者的思想情懷,達成有情有理的表述效果。后來,司馬遷創(chuàng)作了紀傳體鴻篇巨制《史記》,進一步發(fā)揚了這個傳統(tǒng)。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跟司馬遷的工作有幾分類似,就是通過調(diào)查、采訪、閱讀,直接或間接搜集第一手材料、文獻,或經(jīng)過論證的第二手資料,再對它們進行選擇、結構,在敘事中加入自己的思考,創(chuàng)作出集文學(可讀)、紀實(真實)和思想(哲思)于一體的作品。這正是中國寫實文學的優(yōu)秀傳統(tǒng)。當然,文言文和白話文的敘事方式和技巧已發(fā)生巨大改變,今天的寫實文學與《史記》無法相提并論。

事實上,中國歷代優(yōu)秀的史學著作和文學著作,都是文、史、哲三位一體的。所謂“文史哲不分家”,其實就是指創(chuàng)作主體的文采、情懷、想象力,與其學養(yǎng)、功底、態(tài)度,與其見地、智慧、立場,都息息相關、密不可分。古人說要才、學、識兼?zhèn)浜土x理、考據(jù)、辭章相結合,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因此,要想成為大家,就必須通曉文學、歷史、哲學。當下,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從事小說、散文和詩歌創(chuàng)作的作者,有才情、技巧和想象力,文采飛揚,能編故事、會塑造人物,可是缺少文史哲修養(yǎng)。少有思想見地,作品也就很難成為精品。報告文學作家面臨的正是同樣的困境。

二

中國現(xiàn)代文學體裁的劃分,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才逐漸定型的。從魯迅文學獎評價機制來看,報告文學門類事實上涵蓋紀實文學、傳記文學,盡管三者之間存在差異。

作為運用語言藝術形式,真實、及時反映社會事件和人物活動的文學體裁,報告文學兼具文學性、時效性和政論性特點。報告文學概念中的“報告”既有名詞屬性,又更多具有動詞和形容詞的屬性,兼具真實性、時代性、歷史性的內(nèi)涵和外延。因此,報告文學不是報告與文學之和,而是報告與文學之積;不是“新聞+”,而是“文學+”;不僅是“輕騎兵”,更是新時代文學的“國之重器”。

水無定勢,文無定法。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與其他文體創(chuàng)作一樣,既有現(xiàn)實題材也有歷史題材,既有現(xiàn)實主義也有浪漫主義。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絕對不是單向的,而是多向、多維、多元的。從我二十年來從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的經(jīng)驗來看,歷史本身就是現(xiàn)實,現(xiàn)實也終將成為歷史,而研究、寫作歷史的目的正是服務現(xiàn)實、面向未來。“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的意義即在于此。

報告就是寫實,就是寫人寫事。寫實,不等于寫真。寫實易,但寫真難。從創(chuàng)作實踐來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寫作的最大難點是,如何在人人都知道結果的情況下,讓故事依然保持新鮮和懸念。也就是說,要在推陳出新中無限接近和抵達歷史的現(xiàn)場和真相,從而讓讀者能在歷史中看到新意,讀出新思想,獲得新啟迪。二十年來,我積極探索“文學、歷史、學術跨界跨文體寫作”路徑,努力追求“實”與“文”并重,達到史學和文學的統(tǒng)一。因此,我希望我的創(chuàng)作不僅要保證真實、完整,還要生動、形象。

眾所周知,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書籍汗牛充棟,大多是歷史學家和權威機構編寫的通史、簡史類的編年史,偏重于史料性、文獻性、學術性、政治性。讀者在閱讀之后往往只能了解一個大概脈絡,并不清楚當時的歷史現(xiàn)場和人物的細節(jié)、命運。因此,我決心在我的歷史寫作中解決這個問題,把黨史軍史寫活起來,寫出兼具故事性、文學性、學術性、普及性的,讓人民群眾能完整、準確地了解并掌握黨史軍史的大眾讀物。我力求既真實好看又有趣有益,既有筋骨又有血肉,見人見事見精神,讓讀者不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知其必然。

如何用手中的筆描繪波瀾壯闊的革命史呢?一方面,必須義無反顧地不斷提高對歷史的整體認知和把握能力;另一方面,必須不斷提高歷史寫作的素養(yǎng)和技巧,寫出既讓老百姓喜聞樂見,又經(jīng)得起時間檢驗的優(yōu)秀作品。我始終遵循“真實、嚴謹、好看”的創(chuàng)作標準。所謂“文學、歷史、學術跨界跨文體寫作”,“文學”就是語言和結構,保證作品的好看;“歷史”就是史實和真相,保證作品的真實;“學術”就是思想和觀點,保證作品的嚴謹——這就是我歷史寫作的特色和風格。

三

我之所以強調(diào)“報告文學不是報告與文學之和”,那是因為報告文學不僅是一門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藝術,而且是更考驗作家才情和靈魂的寫作。

優(yōu)秀的報告文學作家必須具有堅定的政治立場、獨到的歷史視角和內(nèi)省的審美眼光,以及表達出它們的能力。與此同時,優(yōu)秀的報告文學作家還必須兼具思想家的高度、歷史學家的深度、文學家的溫度、社會學家的廣度、批評家的銳度和記者的角度,用語言藝術的手法,抓住歷史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zhì),把歷史事實中最富情感價值、智識價值和規(guī)律性的部分呈現(xiàn)給大眾,把最有價值的歷史和歷史中最有價值的那一部分傳遞給讀者。

虛構易,不虛構難。對報告文學是否允許虛構的問題,我極為贊同一位前輩作家的觀點。他說:“我堅定并激烈地反對那種認為只要事件真實,細節(jié)可以虛構的所謂‘紀實文學’。我認為那不過是些沒有足夠想象力去寫小說,卻又把多余的想象力用錯了地方的不入流作家的可恥托辭。”

報告文學除了要求創(chuàng)作者必須要有獨特的藝術眼光之外,還必須要有優(yōu)美的語言、合理的結構能力。所有作家都希望寫出好句子。報告文學的語言同樣需要清晰、樸素、流暢、簡潔,還要有點陌生感,既有益又有趣,讓人驚喜連連,給人以審美的享受。說到結構,就像蓋房子一樣,在對材料胸有成竹之后,腦中要畫一張圖紙,除了倒敘、插敘之外,在材料取舍、詳略選擇、時空轉換、人物安排、人稱變化、因果互換、懸念創(chuàng)造以及趣味保持等方面,都需要精心地設計、編排和組合。可以說,一切虛構類寫作的技藝,紀實寫作都可以合理適當?shù)亍澳脕怼薄R虼耍艺J為,歷史作家可以也應該成為“作家們的作家”,因為優(yōu)秀的歷史作品也為小說家、詩人提供了原創(chuàng)素材、生活營養(yǎng)或思想啟迪。

在我看來,優(yōu)秀的作家不應只從事單一體裁的創(chuàng)作,應兼顧不同體裁,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不斷提升文學素養(yǎng)。我始終認為,最好的報告文學作家是能夠把事實證據(jù)同最大規(guī)模的智力活動、最溫暖的人類同理心以及最高級的想象力相結合的人。

四

報告文學作家必須認識到報告文學是一種有難度的寫作,而且是有限制并需要節(jié)制的寫作。這道理,可用一首兒歌來形容:“過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橫道線。”小兒歌,大哲理。可見,沒有限制就沒有自由,正是自律給了我自由。

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千萬不要只相信一個人物的口述史。作家必須注重調(diào)查研究。只有通過采訪調(diào)查,包括挖掘、搜集、閱讀史料等靜態(tài)調(diào)查,才能深入理解收獲的事實,發(fā)現(xiàn)主題和本質(zhì)。報告文學寫作往往會遇到“材料成災”的問題。事實那么多,且眾說紛紜,這會使我們陷入材料的汪洋大海,要么生怕?lián)炝酥ヂ閬G了西瓜,要么生怕掛一漏萬,材料甚至成了難以擺脫的負擔。報告文學寫作不是堆砌事實、鋪陳材料,而是要運用藝術家的“特權”,由洞悉到洞見。

洞悉易,洞見難。也就是說,僅僅調(diào)查還是不夠的,還要研究、辯證分析,尋找到本質(zhì)和主流的東西來描繪歷史、描繪歷史中的人物、描繪人物的命運。如何研究呢?一方面要站開一點,從遠處通觀全貌。另一方面要一直追溯到產(chǎn)生矛盾的起因,從人物的心靈深處去看待事實,從時代的發(fā)展中去看待事實,從歷史的規(guī)律中去看待事實。也就是說,既要帶著感情去創(chuàng)作,又要帶著問題去創(chuàng)作。

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無論是敘事還是評述,既要一分為二,又要恰如其分。一分為二易,恰如其分難。因此,作家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在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審慎的敘述中、在對史料去偽求真的過程中,保持理性、理智,做到“熱心冷手”,錘煉自己的史識、史才、史德,從而在大歷史中獲取豐富靈感和深刻思想,創(chuàng)作出優(yōu)秀的作品,引導讀者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和文化觀。

五

總有朋友問我:“你寫了那么多重大革命歷史題材作品,怎么就順利通過審核了呢?”我能聽得出來這詢問“話中有話”,似乎我在創(chuàng)作之外還有什么“門道”或“捷徑”。說實話,我哪有什么“門道”,更沒有什么“捷徑”。

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為什么會出現(xiàn)“創(chuàng)作易,出版難”的情況呢?有沒有什么訣竅呢?其實,出版之難,難在自己歷史閱讀的本領、創(chuàng)作的技藝和思維的境界。出版界有句大家熟悉的話叫作“創(chuàng)作無禁區(qū),出版有紀律”。我愿毫無保留地把自己歷史寫作的實踐經(jīng)驗總結成如下“一二三四”,與大家分享。

“一”就是一個寫作的根本原則。什么原則呢?那就是寫最有價值的歷史和歷史中最有價值的那一部分。我認為,有利于民族、國家、人民根本利益和社會發(fā)展進步的歷史,就是最有價值的歷史,也是歷史中最有價值的那一部分。歷史是一條長河。主題主線如同“黃河之水天上來”,是趨勢是規(guī)律;主流本質(zhì)如同“滾滾長江東逝水”,是潮流是方向。在這個碎片化的淺閱讀時代,微觀的個體的歷史越來越清晰,整體的宏觀的歷史卻越來越混沌。作為一名歷史作家,必須堅持“大我”,拋棄“小我”,以系統(tǒng)的全局的思維來書寫歷史的整體和整體的歷史,勇于敢于善于寫“國之大者”。

“二”就是“兩個面向”,即面向現(xiàn)實、面向未來。無論是寫作歷史,還是閱讀歷史,都要捫心自問:我們研究和寫作的目的、意義和價值是什么?我認為,寫作和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過去,而是服務現(xiàn)實、造福未來。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文學創(chuàng)作,尤其是“四史”的寫作,是一件嚴肅而高尚的事業(yè),是一件政治性極強的工作。一些作家、學者對“政治”二字有一種普遍性的誤讀,似乎自己是搞文學的、搞學術的,便以不談政治、回避政治自居。其實,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文藝和學術研究本身就具有政治屬性。五四運動時期,《新青年》陣營之所以分裂,正是因為陳獨秀和胡適在“談政治”的問題上發(fā)生了不可調(diào)和的沖突。陳獨秀主張談政治,他說:“……我對于政治底態(tài)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絕口不談政治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錢當作政治的先生們談政治。換句話說,就是:你談政治也罷,不談政治也罷,除非逃在深山人跡絕對不到的地方,政治總會尋著你的;但我們要認真了(解)政治底價值是什么,決不是爭權奪利的勾當可以冒牌的。”歷史是一面鏡子。當年反對陳獨秀“談政治”、標榜自己“不談政治”的胡適一輩子都沒有脫離政治。因此,我的歷史文學創(chuàng)作始終以被譽為“中共中央第一支筆”的胡喬木的話作為座右銘。他說:“我這個人,說實在的,只會為政治服務,我一輩子就是為政治服務。但是我知道,我為政治服務,就是要為人民服務。而且,愈是為政治服務,我就愈感覺到政治不是目的,政治如果離開了人民的利益,離開了為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的目的,就要犯錯誤。”

“三”就是歷史文學創(chuàng)作的“三三法”。文學創(chuàng)作不僅僅是講故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文學創(chuàng)作更是如此,尤其需要對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作出一分為二又恰如其分的評價。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何才能做到呢?我的經(jīng)驗是,僅僅調(diào)查研究是不夠的,還要辯證分析。我把這種方法叫作“三三法”。在創(chuàng)作方法上把握好“三視”——仰視、平視和俯視。仰視,以敬畏之心深入調(diào)查采訪、廣泛查閱文獻資料;平視,以平常之心去思考、比較、選擇;俯視,以藝術之心去鳥瞰歷史,居高臨下觀全局看整體,從而使得作品擁有敬畏、尊重和批判精神。在創(chuàng)作理念上把握好“三觀”——宏觀、中觀和微觀。宏觀,有高度地完整地貫通地看事物整體的發(fā)展進程;中觀,從局部深入事物的內(nèi)部發(fā)現(xiàn)核心;微觀,從蛛絲馬跡的個體和細節(jié)中發(fā)現(xiàn)關鍵節(jié)點和歷史場景,還原人物和事件的現(xiàn)場和真相,懷抱全局、情節(jié)和細節(jié),從而使作品具備大格局、大視野和大情懷。在創(chuàng)作導向上把握好“三場”——立場、現(xiàn)場和氣場。立場,就像毛澤東1942年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所說,“應該以中國做中心”。要表現(xiàn)時代的進步和精神,寫出真、善、美,不帶偏見,立足正義,充滿情感和情懷。現(xiàn)場,就是要親臨第一現(xiàn)場、利用第一手資料,通過辯證分析掌握最真實最準確的事實,無限地逼近真相。氣場,就是要描繪、敘述歷史和現(xiàn)實中最有益且最有趣的人、事,從掌握的材料內(nèi)部去發(fā)現(xiàn)它、分析它、理解它、洞悉它,從而發(fā)掘出它的價值和精神,給人以啟迪,寫出歷史的精、氣、神。

“四”就是“四寫”。一是寫我自己想寫的東西,二是寫別人沒有寫出來的東西,三是寫能給人們帶來積極影響的正能量的東西,四是寫讓時間留下來的東西。這是一種歷史的力量,推動著我、鼓舞著我前進。

六

精神的虛無將導致肉體的毀滅,歷史的虛無將導致現(xiàn)實的毀滅。歷史對一個民族的健康發(fā)展至關重要。我相信,人類社會無法拋棄歷史。歷史將人們編織在一起,將不同的世代聯(lián)結起來,既有世俗的也有神圣的意義。壞的歷史敘事能解構一個民族,正如好的歷史敘事可以凝聚一個民族,好的歷史敘事可以塑造一個民族的天性,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我們生活的意義和奮斗的價值。

這是一個特別需要歷史的時代。因為歷史不僅僅是歷史,而是一種世界觀、人生觀、文化觀、價值觀的體現(xiàn)。因此,它更需要一種理性。我在這里強調(diào)的理性,是一種在時間中、在歷史中展開的“責任倫理”,即只有那些面對前人的犧牲感到深深的敬仰,對后來者懷有巨大責任感的人,才是置身于歷史中的人,才是置身于真實世界中的人。正是這種敬仰、這種責任感,要求位于承前啟后的我們,把有限的生命投入無限地為后來者造福的事業(yè)之中去。因此,只有這樣的人,才配稱為理性的、對歷史負責的人;只有這樣的工作,才配稱為理性的事業(yè)。

是啊!做一個理性的人,做一個對歷史負責的人,多好啊!這是我從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我的大歷史文學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