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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報紙拼圖》:拼貼似水流年
來源:文藝報 | 王輝城  2026年06月29日09:29

一

在中篇小說《報紙拼圖》中,韓松落延續著以往的風格與小說美學:多年前的失蹤懸案不過是虛晃一槍,他所要描述與重現的并不是破案的過程,而是業已消逝的似水流年。時光緩緩流逝,往日的人和事,皆已如風消散,只頑固地存在于記憶中。舊日曾令人感到溫暖與驕傲的行業,亦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逐漸落寞,榮光不再。

在小說的開端,韓松落便將我們拽進正在流逝的時空中:“又一次辭職”的張南淇在徒步團中偶遇已退休的公安宣傳干事吳雪鋼。盡管兩人過往并無真正意義上的接觸,但對張南淇而言,吳雪鋼無疑是極具象征意義的名字。吳雪鋼與女同學徐金失蹤、枯泉案、刑警隊長武紅,還有齊秦、王祖賢等構筑了他的人生記憶與生命經驗。這些人和事,像是明滅不定的燈光,照亮了他的青年時代。張南淇青年時期的瑣碎日常,早已沉淀在時間長河里。唯有這些燈光,愈發明亮,凝固成詩一般的質感,占據張南淇的記憶,最終反過來定義了他的青春。因此,小說的第一節便呈現出濃烈的落寞與悵然之感。“又一次辭職”與“已經退休”細節的背后,是世事的滄桑流變。打火機的“一聲脆響”,恍惚讓人想起“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的詩句。

張南淇年輕時所處的時代蓬勃發展、萬象競發。自20世紀90年代起,中國社會進入了高速發展的黃金時代。城市在膨脹,人群在肆意流動。放眼過去,處處皆是機會,“愛拼才會贏”是近乎毋庸置疑的信念。所有人都堅信能動性的力量,人的主體性得以充分地發展與呈現。韓松落生于20世紀70年代,其時正處于朝氣蓬勃的青年階段。時代的大潮流與個人的小時代,得以共振,互為注腳。

在多次采訪中,韓松落透露出對新聞與報紙行業的向往。他亦曾受益于紙媒,成為知名的專欄作家。張南淇這個人物形象,無疑是作家的夫子自道。吳雪鋼的通訊員寫作生涯,是他理想中的生活。張南淇追蹤吳雪鋼的報道,在各個案件中,拼貼出城市復雜與紛亂的一面。正如評論家何平所言,“如果城市存在A面B面,那么報紙的逸聞軼事則是打開‘這個城市最隱秘的鑰匙’”。各種層出不窮的新聞案件——尤其是命案與懸案——構成的社會公共事件,塑造與構建著城市的意識與形象。

對于大部分的“60后”“70后”而言,城市是一個嶄新的存在,或者更進一步說,現代化是他們不得不面對的時代問題。在“鄉土中國”里習得的經驗與技能,在龐大的現代都市面前,正在逐漸失去效用。用親緣與人情維系的關系,亦變得脆弱無比。出沒在身邊的,皆是熟悉的陌生人。個人無法獨處,卻又被迫獨處。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跟上城市擴張的步伐,在時代洪流之中總會有人被無情地拋下。散布各個角落的懸案與命案,便成為城市充滿危險的最佳證據與時代的注腳。在我還處于孩童之時,總是能隔三岔五地聽村里人談論城市街頭飛車搶劫、出租車殺人狂魔、火車站人販子拐賣小孩、黑心工廠……諸如此類的恐怖傳聞,層出不窮。遙遠的城市便順理成章地成為“吃人般”的存在。然而,及至我們年齡漸長,農田里的產出已然支撐不起家中開支,父母不得不進入城市打工謀生。而這,不只是他們個人的選擇,而是一種無法抵抗的時代洪流。盡管內心深處仍然在害怕城市的危險,然而在更迫切的生計問題面前,他們幾乎沒有更多的選擇。

二

對于懸疑推理小說的讀者來說,閱讀的樂趣在于挖掘散落在文本的線索與暗語,通過邏輯推理將真兇揪出。這種解謎的樂趣,不僅是讀者與真相在較量,也是讀者與作者在斗智斗勇。韓松落小說中的懸疑成分并不重,焦點并不在于兇手與真相。也就是說,想要在《報紙拼圖》中獲得解謎樂趣的讀者,多半是要失望的。

在韓松落的小說中,案件是隱含與指向失落的符號與隱喻。失蹤者則是一個時代的背影,一個逐漸淡去的符號。他們有的被動失蹤,下落不明,最終成為一宗令人無法釋懷的懸案;有的則主動隱沒,大隱隱于市,黯然望著時代列車轟然向前。無論是主動或被動,都不妨將他們視為被時代洪流拋離之人。尤其是被動失蹤者,只是在某個時間或某個地方遇見某些罪犯,便自此下落不明。這種隨機與無情,自然可視作是命運殘酷的暗影。

在《報紙拼圖》中,徐金便是遭遇隨機和無情的失蹤者。對于張南淇而言,徐金不只是位“有故事”的女同學,更是某些生活想象的投影。她獨來獨往,身上滿是神秘感,與大集體的關系若即若離。在學生時代,她是足球隊里唯一的女球員。勤于鍛煉,卻始終無法上場比賽,讓她成為足球隊與校園里的“荒謬”與“景觀”。而這導致的后果,便是所有群體都不接納她。只有小樹林里的抽煙團,才在不明不白之中接納了她。然而抽煙團卻是“松散的‘地下團體’,一哄就散,誰來都可以”。無論在哪里,徐金都是匆匆的過客。在徐金短暫的人生中,流言蜚語始終纏繞著她。流言賦予徐金神秘的魅力,同時也遮蔽她真實的人生,仿佛她只是生活中的某個事件,而不是具體的人。其實,徐金的真實人生與大多數人并無本質的區別,甚至要比大多數人更暗淡與復雜些。“她家看似平常,卻又不平常”,父親是玻璃廠工人,母親則是頗有“神通”的陰陽師。她母親的職業,注定要被人議論、讓人敬而遠之的。或許,正是這樣的出身,讓她不得不疏離人群,將自己“武裝”為一名獨行俠。

失蹤讓徐金的人生驟然中斷。耐人尋味的是,韓松落緊接著塑造了性格、處境與之類似的武紅。一個練體育出身的刑警隊長,在男人為主導的警隊里工作,她不得不隱藏起女性的部分特性。剪短發、與隊員們稱兄道弟……這些不就是徐金在足球隊、在抽煙團里的翻版嗎?隊員們同樣對武紅的真實一面充滿好奇與猜測。甚至我們可以說,徐金與武紅本質上是同一個人。她們的人生與命運,像是多元宇宙中的分支呈現。張南淇之所以持續關注武紅,原因就在于此吧。在他的想象與預期中,徐金理應跟武紅一樣,有著完整且輝煌的職業生涯。武紅多年來用傳統的方法來追查“枯泉案”,不放過任何可能的線索,卻始終無法突破。直到DNA比對技術的成熟,真兇才得以落網,死者身份才得以確認。在新技術面前,拼人力的調查方法,不如“120塊錢DNA檢測”有價值、見效快,武紅的失落可想而知。她的背影,亦成了“時代的背影”。

三

因而,“時代變了”不僅僅是武紅的疑問,也是正在發生的客觀事實。辦案手法變了,案件的報道、寫作邏輯與承載平臺都變了。一個案件報道,曾經的記者或通訊員要跑上跑下,不錯過任何一個現場,才能完成。而現在的視頻博主,只要扒拉些資料,配些轟動的標題與解說,便可算是“深度解讀”。更為令人不安的是,AI技術發展后,連扒拉資料的功夫都省略了,可直接一鍵生成。寫作倫理與邏輯,亦早已變了模樣。

最為本質的對照,是時間,是時代。當年轟動一時的命案或八卦,成了文本中的公共時間坐標。而某個歌手的演唱會,人物聽演唱會時的感受,則成為私人的時間坐標。在小說中,張南淇與吳雪鋼曾參加過齊秦的同一場演唱會。齊秦的歌聲,帶給他們相似的感覺:“看年輕時候聽過的歌手的演出,其實不是聽歌,是見面,是告訴對方,自己還活著,還好好的,你也老一點,我也老一點,好自相扶將,江湖度余生。”時間會將世間萬物祛魅,曾經躁動的青春,曾經的雄心萬丈,曾經熾熱的愛恨,在時間的撫摸之下,皆成為一股晚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