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另类又黄又爽的A片,秋霞影院午夜伦A片欧美,国产精品永久免费视频观看,一区二区成人午夜电影,巨乳的女同学高清观看,久久寂寞少妇成人内射,日韩性爱第一页,啊用力快点好深小柔

用戶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論“大眾文藝”與“大眾文化”對“新大眾文藝”的形塑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6年第3期 | 張亞瓊  2026年06月28日19:31

內容提要:以階級內涵為基礎的“大眾文藝”和以滿足美好生活期許為內涵的“大眾文化”,這兩個概念在20—21世紀中國的文藝場域中既此消彼長又相互滲透。“新大眾文藝”既是這種關系嬗變的直接產物,又是二者關系變遷的明證。尤其需要注意,在“新大眾文藝”的生成過程中,大眾文化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形塑作用,“新大眾文藝”在受眾范疇、藝術形式、思想內涵及其傳播模式等方面,都與“大眾文化”有著內在的相通性。近年來廣受關注的“文學出圈”現象,則是“新大眾文藝”的典型體現。

關鍵詞:大眾文藝 大眾文化 新大眾文藝 文學出圈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歷史中,“大眾文藝”與“大眾文化”雖然共用“大眾”一詞,卻在所指層面呈現出深刻的語義區隔:前者可追溯至1928年郁達夫從日本語境中引入的概念,經延安文藝座談會確立為具有鮮明階級屬性的革命文藝范式;后者隨著改革開放外來文化的輸入而興起,長期被冠以“文化工業”的標簽。正是因為這種歷史成因與價值定位的差異,兩者在20世紀中國文藝場域中多表現為此消彼長的對立關系。然而,這一理論區隔卻在學術研究與話語實踐中屢遭突破,概念混用現象屢見不鮮。這或許正暗示著兩者之間潛在的辯證關系:既保持著各自的獨立性,又有著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相互滲透、彼此建構的可能性。

新時代出現的“新大眾文藝”,標志著“大眾文藝”與“大眾文化”的關系正在經歷共生轉型。“新大眾文藝”作為大眾文藝在新時代的接續,不僅重新強調人民大眾在文藝中的主體地位,而且體現出價值取向與表達形式上的重新調適——主流意識形態的規范性要求與大眾文化的娛樂基因、精英文化的審美追求與民間創作的主體性表達,均以新的方式開展對話,體現了處于變革中的中國文藝新形態。

就此,本文將系統梳理“大眾文藝”與“大眾文化”在中國語境中的關系嬗變,剖析大眾文化的媒介屬性、商業邏輯及受眾基礎對“新大眾文藝”的建構價值,并以“文學出圈”現象為代表性案例,展現精英文化審美拓殖而引發的“新大眾文藝”品質躍升,進而揭示中國文化生態中“雅俗之爭”的新時代轉化,以及文藝人民性實現的創新路徑。

一、“新大眾文藝”的歷史資源:“大眾文藝”與“大眾文化”的互動共生

目前學界討論的“大眾文化”,主要是依賴于現代傳播技術,以媒介性、消費性、娛樂性為基本屬性,曾被法蘭克福學派稱為“文化工業”的文化形式。從中國當代文化發展歷程來看,改革開放后涌現的港臺流行音樂、通俗文學作品,以及蓬勃發展的影視劇產業,直至新世紀以來快速發展的網絡文學,都是其典型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若將視野向近現代延伸,可以發現晚清至五四時期依托現代出版、傳媒業發展而興盛的文藝副刊、鴛鴦蝴蝶派小說、流行音樂、商業電影等都市文化,與1990年代被正式命名的“大眾文化”具有歷史貫通性。縱觀其演變歷程不難發現,大眾文化作為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組成部分,始終與城市空間、消費社會、休閑娛樂緊密相關。

“大眾文藝”則屬于另一話語體系。1928年郁達夫從日本引入“大眾文藝”概念,并創辦了《大眾文藝》期刊。雖然他在創刊號的《大眾文藝釋名》一文中明確主張,“文藝應該是大眾的東西,并不能如有些人之所說,應該將她局限隸屬于一個階級的” 1,但這一概念很快被納入無產階級革命話語體系。經過1930年代“文藝大眾化”運動、“兩個口號”論爭等,至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為人民服務”的文藝發展方向正式確立,“大眾文藝”逐漸獲得了不可移易的革命性、階級性內涵。在這一發展進程中,“文藝大眾化”的理論建構逐漸深化。1940年代,《講話》精神得到進一步闡釋,特別是1945年“人民文藝”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后,郭沫若、茅盾、周而復等人對這一概念進行了重要的理論回應。2而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成功建設,“人民文藝”逐漸成為基礎性、主導性的文藝概念,并在1949年后的文藝價值體系中扮演基石角色。

可見,“大眾文化”與“大眾文藝”這組概念盡管在語言表述上極為近似,但在產生之初便內嵌著相互沖突的價值取向,二者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始終表現出此消彼長的發展態勢。尤其在20世紀“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的歷史條件下,以及革命話語主導的文化場域中,“大眾文化”因其與城市消費文化的緊密關系,往往被建構為“反動的大眾文藝”3,這使其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處于被壓抑的發展狀態。

然而,若將“大眾文藝”與“大眾文化”截然二分、簡單對立,又會遮蔽兩者關系的復雜性,更可能阻礙新的歷史語境下對兩者互動關系的深度認識和思考。長時間以來,這兩個概念的跨界使用屢見不鮮,如1991年《上海文論》開設“當代視野中的大眾文藝”專欄,雖以“大眾文藝”命名,討論的內容則廣泛地覆蓋了大眾文化的生產機制、傳播方式及消費特征等話題。直至21世紀,仍有學者延續這一表述傳統,用“大眾文藝”來統稱左翼文學、延安文藝及1990年代興起的大眾文化現象。

而這種概念混用又恰恰反映了兩者之間既存在鮮明的差異性,又有著復雜關聯性。唐小兵等曾表示,“大眾文化”與“大眾文藝”在形成社會共識方面具有相似的功能,“正是因為受到‘文化工業’這個概念的啟發……你看美國街頭的香水、電話廣告,它隱含的邏輯實際上是一種對美好生活的烏托邦沖動,這和社會主義宣傳畫宣揚一種更美好的生活,在邏輯、語言、到對人們內在欲望的呼喚方面都是一致的,這兩個東西在某種意義上都是現代大眾社會的產品”4。這一觀察,正體現出了兩者在運作方式與社會功能方面的共通性。

從概念史的角度考察,“大眾文藝”與“大眾文化”的對立性,主要源于二者共用的“大眾”一詞在不同話語體系中的所指差異。在西方學術語境中,“大眾”一詞本身就具有多重內涵,法蘭克福學派將其闡釋為被資本主義所控制、異化及平庸化了的大眾,而伯明翰學派則強調大眾在文化創作中的能動性。這種概念的雙重性導致了學界對大眾文化的價值判斷分野——正如趙勇所指出的:“當大眾文化以通俗文化之名進行表述時,它便被涂抹上種種來自民眾的、革命的、可愛的、甚至帶有反叛色彩的油彩,大眾文化因此受到了隆重的肯定。當大眾文化以媚俗藝術、文化工業之名表述時,它又成了毒害民眾的鴉片,大眾文化因此受到了嚴厲的否定和毫不留情的批判。”5基于大工業生產方式之上的大眾文化形態,主要沿襲了法蘭克福學派所批判的平庸和異化的特征,其傳入中國之初,適逢國內市場經濟方興,因此在較長的歷史時段中,中國的大眾文化主要表現為消費主義、娛樂化和商業化。這種發展路徑不僅強化了其與傳統大眾文藝的區隔,也深刻影響了學術界的價值評判。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大眾”概念的語義嬗變折射了知識分子對國家現代化路徑與國民性改造的深層思考。這一概念經歷了從文化啟蒙到政治動員的功能變遷:從梁啟超的“新民”理論,到魯迅的“大眾”觀念和周作人的“平民”理論,乃至郁達夫的“大眾文藝”,這一概念都主要承擔著文化啟蒙功能;但隨著左翼文化興起,“大眾”逐漸被納入無產階級革命話語體系,其政治內涵不斷得到強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大眾”與“人民”得到結合——“什么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6正如羅崗所言:“這里的‘人民大眾’與其說是實際存在的社會群體,不如說更主要的是一個被組織和動員到革命斗爭中‘創造’出來的‘政治共同體’”7,這種話語實踐不僅確立了“人民大眾”在文藝領域的主體地位,更為后續“人民文藝”體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論基石。

綜上可見,“大眾文化”與“大眾文藝”雖然共用“大眾”一詞,但是二者的所指存在較大錯位。西方文化語境中的“mass culture”是伴隨中產階級的興起而出現的,其受眾是“廣泛的、大批的、數量極多的”以市民為主的中產階級,而在1980—1990年代國內興起的“大眾文化”是對西方消費文化的移植,正如有學者所質疑的那樣,“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生產的工業化和商業化程度都不算高的農業大國中,這種作為‘文化生產工業化和商業化的產物’被稱作‘大眾文化’的新文化形態,是否能夠稱得上是‘屬于大多數人的文化形態’呢?”8這種移植而來的“大眾文化”與彼時中國的文化實際存在著深刻的結構性矛盾。這種矛盾不僅體現在文化生產與消費模式的不匹配,更體現在意識形態層面的根本差異——在西方指涉市民消費文化的“大眾”概念,與中國革命文藝傳統中建構起來的政治主體“人民大眾”形成了激烈的話語沖突。正是對“大眾”一詞的共用以及能指與所指的錯位,導致了種種使用混同和意義沖突。

而隨著中國社會文化場域轉型的持續,“大眾文藝”和“大眾文化”的互動關系發生了深刻變化:在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的語境下,大眾文藝概念逐漸式微而大眾文化概念在消費浪潮中蓬勃發展。表面上看,兩者似乎延續著此消彼長的關系,實際上,兩者的發展態勢已經突破了革命文化與消費文化的二元框架。

一方面,這一變化體現在“大眾”一詞的語義重構上。南帆曾將“大眾”分為“作為階級主體的大眾”和“作為欲望主體的大眾”9,顯然分別對應本文所論述的“大眾文藝”與“大眾文化”的接受主體。在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盡管“大眾不動聲色地完成了階級主體向欲望主體的轉化”,但“‘階級主體’‘革命大眾’與‘欲望主體’‘消費者’可能是同一批人”10。如果單純強調兩種主體身份的對立,則會遮蔽一個重要的社會現實:在當代中國社會,存在著龐大的兼具階級意識與消費欲望的多屬性群體,這一群體既保持著對革命傳統的記憶,又積極參與到消費文化實踐中,形成了新型的文化認同機制。多重屬性的存在,使得“大眾文藝”與“大眾文化”的邊界在實踐中呈現出流動性和滲透性特征。

另一方面,1990年代二者關系的嬗變,折射出了更為復雜的社會現實:隨著“人的文學”的觀念復歸及現代主義思潮的傳入,知識精英的審美權威逐步復建。當時“大眾文藝”的式微,既有消費文化沖擊的緣故,也是精英文化重估其藝術價值的結果,“大眾文藝”伏藏式地聚合于“大眾文化”之中。而“大眾文化”的興盛則更具裂解性意味,一方面,大眾文化并不能完全脫離革命話語,其發展空間與社會政治要求彼此呼應又緊密結合;另一方面,因自身的商業化、娛樂化及世俗化,大眾文化往往會遭到精英知識分子嚴厲的道德審視和審美批判。這種批判立場不僅塑造了1990年代以來文化批評的主導性話語,更深遠地影響了大眾文化研究的理論路徑。

時至新時代,“大眾文藝”與“大眾文化”進一步形成了一種相互構建的新型文化生態,在某種程度上,前者緘默堅固、后者華麗普泛,兩者仍然彼此滲透、互相生成,得到廣泛關注的“新大眾文藝”便是這種新生態的重要體現。可以說,“新大眾文藝”既是這種關系嬗變的直接產物,又是二者關系變遷的明證。尤其需要注意,在“新大眾文藝”的生成過程中,“大眾文化”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形塑作用,這種作用不僅體現在內容生產層面,更深刻地重構了文藝的傳播與接受方式。近年來引發熱議的“文學出圈”現象,就顯示了“新大眾文藝”的典型特征,更清晰地呈現著文學文本通過大眾媒介走向廣大受眾的路徑。換句話說,“新大眾文藝”不僅體現了“大眾文藝”與“大眾文化”之間的新型關系,又通過“文學出圈”等具體現象串聯起“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新的對話關系,這一關系的形塑過程及文化意義值得持續關注與深入討論。

二、“新大眾文藝”的當代基礎:“大眾文化”的深入發展

“新大眾文藝”是文藝發展到新的歷史時段而表現出的新形態,也是文藝大眾化運動在新時代的歷史性延續。相較于傳統大眾文藝,“新大眾文藝”在傳播機制上吸納了“大眾文化”的媒介優勢與受眾資源;在價值取向上既遵循主流規范,又呈現出多元化的情感價值表達;在內涵上既延續“人民性”這一大眾文藝的根本屬性,又強調作品的審美特性;還在形式上涵納了傳統與新興的各種文化樣態。“新大眾文藝”反映了在文化政策調整、媒介技術革新和社會環境變遷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文藝與大眾之間新型互動關系的形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2014年《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來,對“人民文藝”的進一步建構成為新時代文藝發展的核心命題。在這一背景之下,“新大眾文藝”將成為實現新時代人民文藝愿景的關鍵性建構力量。

面對傳媒技術、市場運行、文化生產消費之間日趨新穎、緊密的關系,“新大眾文藝”所面對的關鍵議題在于,如何在更為多元的環境下,統合各類傳統與新興的藝術形式,涵納融合各種審美價值觀和精神內涵,以有效的傳播方式與實踐途徑完成自身的建構。可以說,面對“未有之變局”(尤其是媒介之變),“新大眾文藝”的發展緊密依賴于“大眾文化”的媒介性、商業性及娛樂性推助。同時,新時代的人民也內生性和自發性地豐富著“大眾文化”的內容和形式,基于“大眾文化”生成邏輯的受眾群體、文藝內容、情感價值都對“新大眾文藝”具有重要的建構意義。

從受眾層面來看,“大眾文化”與“新大眾文藝”目標群體的巨大重合性,構成了后者發展的重要社會基礎。在數字化時代,“大眾文化”的受眾群體正經歷結構性重構。據《第5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5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1.23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79.7%,手機網民規模達11.16億人。這種近乎全民性的網絡參與,使得傳統基于階級、職業或者教育程度的受眾區隔正在消解。而目前處于非網民狀態群體的年齡結構特征預示著,隨著代際更替,數字原住民將成為未來社會的主體。同時,“人民大眾”的語義邊界也發生了顯著拓展。學者劉渠志、趙凱曾指出,當代“人民大眾”已突破“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框架,演變為包含“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各界民眾”的開放性概念11。因此,“欲望主體”與“階級主體”的二元分析框架需要被重新審視,“大眾文化”消費者與“新大眾文藝”的來源對象、表現對象與服務對象,不僅在人口覆蓋面上呈現出前所未有的重疊性,而且在價值取向、審美趣味上也呈現出趨同性。這種重合與趨同,使“大眾文化”成為“新大眾文藝”建構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基質,正是“大眾文化”通過共享的藝術空間、共通的傳播模式、共有的情感價值,為“新大眾文藝”提供了目標群體基礎。

從藝術形式來看,“新大眾文藝”與“大眾文化”在表現形式上呈現出顯著的共享性。其一,這種共享性表現在“大眾文化”已經獲得的“經典體認”上,影視藝術、網絡文學等文藝形態一方面不斷自我更新轉化,一方面逐漸得到了某種程度的經典認可和傳統位階。已經獲得的合法性認同甚至經典地位,使“大眾文化”成為“新大眾文藝”的有效載體。因此,盡管新興媒介蓬勃發展,但這些已經有一定發展歷史的藝術形式憑借成熟的敘事體系與穩定的受眾基礎,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因而成為“新大眾文藝”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二,這種共享性體現在新興媒介的快速應用上,短視頻、微短劇、視頻直播等新興數字媒介藝術形態的快速普及和推廣,使“大眾文化”與“新大眾文藝”表現出技術水準、藝術形態的同步性。“創作者運用網絡鏈接技術,將圖像、表情包、聲音、色彩等一切覺得有關的元素插入,從而形成了超文本、多主題、多媒體的全新的大眾文藝審美特質”12,而這種新興媒介技術的應用,恰恰是“大眾文化”和“新大眾文藝”所共有和共享的。形式上的互文性,使“新大眾文藝”“從精英化、封閉化走向泛主體化和泛形式化,不僅意味著創作主體的去中心化和文化權力的再分配,還體現為文藝觀念和創作行為有了更突出的社會公共性”13。正是通過共同的技術應用,“大眾文化”和“新大眾文藝”構建起協同共生的文化場域。

在情感價值上,“大眾文化”與“新大眾文藝”亦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融合性。當前的“大眾文化”明顯呈現出多元共生、主流引導的價值取向,這與“新大眾文藝”在情感價值上形成了內在諧調。如游戲《黑神話:悟空》結合了古典文學、國民記憶、全球性娛樂產業和國際化推廣平臺,是“新大眾文藝”萃取“大眾文化”積極正向組成部分的代表。又如短視頻作為新興文藝形態,通過全新的敘事策略重構了紅色文化、傳統美學、地方性知識,使主流話語得到全新表達。此外,大量精英文本也通過新媒介平臺進一步下沉而得到普遍闡釋和解讀,誠所謂“勞動者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勞動者參與文學有了更廣泛的基礎。這個時代,幾乎每一個勞動者都能拿起筆,記錄他們的生活,表達他們對生活的感受、情感和認知”14,這種“文學出圈”正體現了“新大眾文藝”對傳統“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全新整合,更體現了“新大眾文藝”對“大眾文化”的升級提高。21世紀初,面對“大眾文化”的蓬勃興起,有學者認為“大眾文化”“實際地改變著中國當代的意識形態,在建立公共文化空間和文化領域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15,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新大眾文藝”這一概念的提出,恰恰顯示了“公共文化空間和文化領域”新的發展趨向。

另外,“新大眾文藝”在其生成過程中,也相當程度地借鑒、共享了“大眾文化”的基本訴求、生產機制與傳播邏輯,雖然“大眾文化”與“新大眾文藝”之間的差別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傳媒差別,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新大眾文藝’的提出是與‘新傳媒時代’聯系在一起的。文藝家已經察覺,以互聯網為中心的大眾傳媒正在發生重大改變。圍繞互聯網的虛擬空間,文字與影像符號、圖片、聲音匯聚成一個前所未有的區域,并且催生出眾多富有活力的文藝形式”16。但是,某些核心領域,“新大眾文藝”與“大眾文化”保持了相當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人民大眾的基本需求、文化生產的內在邏輯,以及消費行為的自身慣性并未因媒介升級而發生根本性變化。無論是否基于互聯網,人們始終保持著對敘事、情感、娛樂、共鳴、幽默的追求,不論在電視機還是互聯網上,愛國主義、英雄主義、愛情等主題仍然是吸引眼球的熱點,這些內容盛行于文學、戲劇、電影,也同樣盛行于短視頻和直播之中;無論是否基于互聯網,吸引受眾仍然是文化產品生產設計的基本動機,“流量為王”與“收視率至上”并無根本的不同;更為重要的是,“大眾文化”和“新大眾文藝”所承擔的社會功能仍然是同一的,無論新傳媒是否發生,兩者都不斷生成全民性話題進而塑造普遍性認同,兩者都持續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提供支持,兩者也都無可推卸地承擔著教育引導和審美的責任。而這種對社會責任的持守,又為精英文化對大眾的介入打開了通道。可以說,在“大眾文化—新大眾文藝”的嬗變過程中,正是兩者內在的一致和連貫,使“新大眾文藝”面對新時代廣大受眾需求而既充分保持開放又與時俱進。

可見,受眾范疇的重疊性使得“大眾文化”成為“新大眾文藝”的生成基礎,又因二者在藝術形式上的共享性、情感價值上的融合性以及生產消費模式上的相通性,既保留了“大眾文化”的市場活力,又注入了主流文藝的價值內核及精英文化的審美趣味,使得當代“大眾文化”超越了簡單的娛樂載體功能,轉而成為“新大眾文藝”生成的基礎與關鍵路徑。

三、“新大眾文藝”的典型案例:“文學出圈”現象

五四時期,陶晶孫曾將“文藝大眾化”的過程看作“從高原向平原旅行”的整體下降的啟蒙過程,17而新時代文藝有著“從高原到高峰”的發展訴求,這組跨越了百年的對話是“文藝的普及與提高”這一經典問題的映射。需要思考的是,“大眾文化”成為“新大眾文藝”生成的基礎條件與有效途徑的同時,如何克服世俗性及媚俗化傾向對其審美內質的影響。需要注意,在“新大眾文藝”的生成過程中,“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互動關系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它既關系到文藝的普及任務完成之后如何提高的問題,又關系到精英文化如何轉化為“新大眾文藝”的優質資源的問題。

而近年來興起的“文學出圈”現象,是“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關系互滲的典型案例,其發生機制與文化效應對于“新大眾文藝”的質素提升問題具有啟發性意義。“文學出圈”是指文學場域在媒介技術變革背景下發生的拓展現象,其外在表征包括作家公共形象的建構、傳統文學出版物通過直播等新媒體渠道實現熱銷、文學機構主動向大眾敞開等。本質上是在傳播終端個人化的條件下,精英知識分子及其文化生產突破原有專業圈層,進入大眾傳播場域并獲得廣泛社會認知的文化實踐過程。正如吳俊所言,文學作品“出圈”的現象越來越普遍,說明文學影響力在社會面的擴展和提升18,“文學出圈”現象不僅向上關聯著文學史上的文學邊界議題,而且表明文學正在與網絡達成和解,并積極地融入現代傳播格局,以一種全新的方式重回大眾視野。多位學者指出,以文學綜藝為代表的新型傳播形態,通過將文學性與娛樂性融合,實現了嚴肅文學的大眾化轉型19。可以推斷,“文學出圈”必然會進一步豐富“大眾文化”的審美內涵,進而提升“新大眾文藝”的精神內質。

“文學出圈”最初通常表現為一種民間自發行為——余華、莫言、史鐵生等作家的語錄、作品文摘、行為舉止經由網民創造性剪輯而成為熱議話題,由此而塑造出一批作家、作品、文學的網絡形象,并獲得大量普通網民的關注、轉發和贊賞,這是一種典型的對精英文化的祛魅式解讀。短視頻降低了大眾對精英作家的認知門檻,并以娛樂的方式削弱了作家之于大眾的陌生感。文學由此以一種審美碎片的形態進入到大眾的視野和生活,這就形成了兩者間新的入口。在此過程中,新興媒介平臺不斷推波助瀾,將文藝作品、事件、人物轉換成平臺內容并大量推廣發布,表現為一種強烈的“審美拓殖”行動。

民間自發介入與媒介主動推助的合力,重構了此前以精英文化為主導的文化權力格局。但也需要注意,這種重構并非決絕或顛覆性的,更多是對原有文藝資源的重新配置和流通速度調整。正如顧奕俊所言,“所謂‘圈外’的廣闊天地,其實可能本來就是這個時代的中國文學的內部構成肌理”20,對于文學研究者而言,更需要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在“文學出圈”的新業態中,中國文學如何連接新時代,如何在新語境中實現“新大眾文藝”的品質提升。

文學精英的回應是主動的,可以看到,文學從業者與組織機構積極地自我調整,向媒介和受眾進一步敞開。一方面,文學主動地與以新興媒介為基礎的“大眾文化”產品對接,與之融合成為“新大眾文藝”的精神內質。以“我在島嶼讀書”和“文學館之夜”為代表的文化節目顯示了文學進行自我革新的內在積極性和外在廣泛性,如拆除專業身份壁壘,旅行博主房琪與余華、西川等作家展開對談;跨界聯動,中國現代文學館與騰訊新聞合作,建立起跨領域的合作機制;內容拓展,將文學經典話題與夜跑、養貓等現代生活融合。借助于大眾熱點話題和媒介流量助推,文學既豐富了“新大眾文藝”審美內涵,也獲得了新的文化環境中新的發展坐標。

另一方面,文學也在市場經濟機制的新興領域中尋找自身錨點,更替形態、拓展身份,助推“新大眾文藝”的質的提升。如文學期刊《收獲》《人民文學》進入直播間宣傳售賣,消費性和娛樂性轉化為傳播力,其間生成的經濟價值又轉換為精英文化的發展資本,而“新大眾文藝”的審美空間亦得到拓展。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審美愉悅的本質已經滲透到了包括經濟、文化、政治、實踐活動、社會心理與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更趨于生活化、實用化、通俗化和商品化”21,“市場經濟毀了文學”這一論斷的局限性益加明顯,“新大眾文藝”內在的豐富性和多元性也更加凸顯。

因此,新興媒介在重構文化場域的過程中,使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融合程度進一步加深,雙方內在的質地調適也更加明顯,這都顯著豐富了“新大眾文藝”的審美品格。一方面,“大眾文化”中的經典文學元素進一步影響了受眾的審美品味,培育了新的審美主體。“當代社會中的讀者、聽眾、觀眾或者社會學意義上的受眾和大眾實際上是由大眾文化和大眾傳媒所造就的”22,一旦受眾有了更廣闊的接受能力和批判能力,其文化消費需求也必然發生更高的審美價值進階。另一方面,“文學出圈”也催生了覆蓋面更大、審美價值更高、更適配大眾的文藝作品,相對于“大眾文化”,“新大眾文藝”由之實現了更富于人民性、層次性,也更具審美質地的內涵升級。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做出如下推斷: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大眾文化”依托于其媒介性、技術性和群眾性,以商業成績為內在驅動和反饋機制,可能會形成一套既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篩選系統,從而推動“新大眾文藝”的發展和形成,這一系統既遵循群眾審美主導的原則,又符合文藝內生規律與市場運行邏輯。“出圈”既是一些作者的創作追求,又成為作品價值衡量的重要指標。“大眾文化”內在的消費邏輯和娛樂基因,雖為文藝發展提供了市場動力,同時也提出了持續性的審美挑戰,作家們抱著“出圈”的愿望自然會進行策略性的創作選擇,而這一篩選系統依然對“出圈”提出了挑戰。

具體而言,首先,在當下的文藝場域中,不僅創作主體多元化——職業作家、網絡寫手以及“外賣詩人”等素人創作者共同組成了一個生機縱橫的寫作圈層,而且評價更為民主化,大部分受眾借助于新媒介能輕易落實其評價權和審美判斷。其次,隨著受眾財富占有的增加,其消費選擇作為評價權重愈加明顯。如一些學者所言“作為故事消費者,大眾通過市場表態,市場是故事傳播力的晴雨表”23。這也就意味著,商業價值已經是創作者不得不充分重視的一個關鍵標準。最后,作品的藝術品質仍然是成功“出圈”的根本前提,單純依靠資本運作與技術營銷的作品難以獲得持續關注。如董宇輝直播間熱賣的《額爾古納河右岸》,曾獲得多個專業文學獎項和批評界的廣泛認可,這恰恰印證了其品質優勢的重要性。

上述更為嚴格多樣的篩選標準,當然也是“新大眾文藝”的合理組成部分,有學者曾經提出,可以把文藝分為三個層次:自發的群眾性文藝創作、專業性的文藝創作和理想狀態中的自由創作24,這一區分無疑是以作者為中心的,而“新大眾文藝”顯然不僅僅基于“作者—作品”邏輯,更包含了復雜而難以預測的經濟取向、風險與機遇并存的技術投入和一日千里的媒介環境,也正是這些復雜多樣的新元素對“大眾文化”的介入,才使“文學出圈”得以成為“新大眾文藝”的典型案例。

結 語

“文藝的一切創新,歸根到底都直接或間接來源于人民”25,20世紀前葉“大眾文藝”的興起,顯示了中國人民與民族國家解放事業的共鳴,而1990年代以來“大眾文化”的勃興,則恰恰體現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也正是“大眾文化”近三十年持續發展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基于這樣的歷史動力與當代條件,市場邏輯的經驗積累、媒介技術的爆發增長以及人民大眾的審美變遷進一步推動了“大眾文化”向著更為寬廣的未來發展,“新大眾文藝”也由此應運而生,并涵蓋了以“文學出圈”為代表的諸多新的文化現象。隨著“新大眾文藝”內涵的持續錨定,“大眾文化/新大眾文藝”的嬗變必將成為新時代文藝研究的重要切入點。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茅盾文學獎與‘國家文學’構建”(項目編號:23BZW148)、“國家資助博士后研究人員計劃”(項目編號:GZC2024096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郁達夫:《大眾文藝釋名》,《大眾文藝》1928創刊號。

2 參見郭沫若:《人民的文藝》,《大公報(重慶)》1945年4月29日;茅盾《五十年代是“人民的世紀”》,《新世紀》1946年第1卷第1期;周而復《人民的文藝》,《新華日報》1945年5月4日。

3 史鐵兒(瞿秋白):《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第1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427頁。

4 李鳳亮、唐小兵:《“再解讀”的再解讀——唐小兵教授訪談錄》,《小說評論》2010年第4期。

5 趙勇:《大眾文化的概念之旅、演變軌跡和研究走向》,《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

6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頁。

7 羅崗、張高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返“人民文藝”——羅崗教授訪談》,《當代文壇》2018年第3期。

8 馬龍潛、高迎剛:《“大眾文化”與人民大眾的文化》,《文藝理論與批評》2005年第6期。

9 10 南帆:《娛樂與大眾的兩副面孔》,《東南學術》2013年第2期。

11 劉渠志、趙凱:《文藝人民性內涵的時代思考》,《學術界》2016年第8期。

12 14 《延河》編輯部《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延河》2024年第7期。

13 周珉佳:《帶著生活的露珠野蠻生長——“新大眾文藝”的生活化和它的未來》,《文藝爭鳴》2025年第6期。

15 金元浦:《文化研究:西方與中國|重新審視大眾文化》,《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6期。

16 南帆:《“新大眾文藝”:從命名到命題》,《文藝報》2025年1月10日。

17 陶晶孫:《從編輯談到投稿》,《大眾文藝》1929年第2卷第1期總第7期。

18 吳俊:《從年度長篇小說略談近年文學宏觀生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3年第5期。

19 王雪瑛:《媒體融合時代,文學如何“新變”》,《文匯報》2023年7月17日。

20 顧奕俊:《文學出圈:“理想底空名詞”與二十世紀文學“遺賬”》,《上海文學》2024年第4期。

21 王健:《“后文學時代”:文學登記制度的崩潰與文學經典主義的消退》,《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22 [美]包亞明主編《都市與文化譯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譯叢總序”。

23 施愛東:《以人民為中心,講好中國故事》,《文學評論》2025年第1期。

24 賀桂梅:《新大眾文藝的基礎與理想狀態》,《文藝報》2025年1月13日。

25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4年第20期。

[作者單位:山西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