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眾文藝的題材拓展與敘事探索 ——以秦北《掌心》的“硬科技”書寫為中心
內容提要:當“硬科技”深度介入社會生活,文學如何回應科技創新及其主體,已成為亟待探討的議題,以秦北長篇小說《掌心》為切入點,可考察新大眾文藝在科技書寫領域的突破與探索。《掌心》的創作實踐標志著新大眾文藝在科技書寫上的三重變革:敘事主體從“作家想象”向“行業自述”遷移,內部視角帶來敘事權威與審美質地的轉換;技術從背景性元素上升為主體性題材,芯片產業鏈運行成為情節動力;敘事方式自覺吸收科技邏輯,在人物塑造、隱喻建構與結構節奏上形成與科技產業同構的敘事范式。三重變革彼此聯動,共同構成新大眾文藝在“硬科技”書寫上的一次系統性探索,為高度技術化的現實尋找到與之匹配的文學表達。
關鍵詞:新大眾文藝 硬科技書寫 行業自述 秦北 《掌心》
我們正置身于一個被科技重塑的時代。從實驗室里的基因編輯到生活中的算法推送,從宏觀的航天探索到微觀的芯片競爭,“硬科技”不僅構成社會發展的核心動力,也日益成為公眾認知現實、想象未來的有效路徑。在此語境下,文學創作如何回應這一現實,如何書寫科技創新及其背后的群體,已然成為一個亟待回答的問題?;厥走^去,傳統的“工業文學”或“改革文學”曾以高昂的熱情描繪工廠、車間與生產建設,但其講述重心往往落在社會關系、道德情操與政治覺悟層面,技術本身通常只是作為背景存在。當以往的“作家想象”面對日新月異且壁壘高深的“硬科技”領域,時常顯得捉襟見肘,力不從心。
近年來,“新大眾文藝”的倡導與實踐使我們重新思考文學與技術的關系。截至目前,多數學者仍然從人工智能創作、新媒介傳播這兩個角度進行闡釋,這當然是“新大眾文藝”的應有之義,卻忽略了“技術”本身的文學化進程。如今,單純將“芯片”“人工智能”等詞匯填入傳統的故事框架,或依賴作家短期的“體驗生活”,已難以滿足讀者對真實性與時代性的期待。真正有深度的講述必然要求創作主體、創作題材與敘事方式發生系統性、審美性的多維變革。
秦北的長篇小說《掌心》聚焦半導體芯片這一“硬科技”領域,以扎實的行業功底與自覺的文學探索,為我們審視新大眾文藝在科技書寫上的可能性提供了絕佳案例。筆者認為,《掌心》的意義不僅在于它書寫了“中國芯”這一時代主題,更在于它標志性地呈現了新大眾文藝在科技敘事上的三重變革:敘事主體從“作家想象”到“行業自述”的遷移;故事中的“技術”從背景到題材的變革;敘事本身對科技邏輯的吸收與轉化。
一、主體遷移:從“作家想象”到“行業自述”
所謂“作家想象”,是指作家作為外部觀察者和文學轉譯者,對超出文學藝術或自身經驗的領域進行描繪與書寫。這種定義很容易讓人想起“文學工具論”,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在此所說的“作家想象”仍是一種以文學性為旨歸的創作方式,在觀察他者的過程中,作家往往會投入自己的情感以追求某種維度的共鳴,顯然與將文藝作品視為宣傳或教化工具的論調完全不同。對“作家想象”而言,有些行業的經驗和生活是可以體驗的,如教師、官員、企業職員、體力勞動者等等;有些行業是可以通過田野調查進行訪談的,如非遺傳承人等其他小眾行業的從業者。然而,有些特殊的行業領域既難體驗,又很難通過訪談獲得迅捷的整體把握,例如科技領域。
拋開科幻文學不談,中國現當代文學對科學技術的書寫或許可以溯回張揚完稿于1963年的《第二次握手》。不過,這部小說更側重于科學家形象的刻畫而非科技原理的闡釋。相較而言,徐遲發表于1978年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是直面科學技術領域的典范之作。這部作品以飽含詩意的語言書寫數學家陳景潤及其所處那個艱難的科研環境,成功塑造了一位超越世俗、沉醉于數學星空的“孤獨英雄”形象。這種書寫模式,在普及科學人物、喚起社會對科學、對知識分子的尊重方面功不可沒,然而,其書寫的局限亦在于此:作家的視角始終是一個“他者”。作品對科學工作本身的呈現,例如那些枯燥的演算、復雜的推理、試錯的過程以及科學家群體內部的精神聯結,難免因知識和行業隔閡而不甚深入。這種書寫本質上是文學對科學的一次“訪問”,其核心仍然是作家的思想與情感,科學本身則常常作為背景或精神投射的客體而存在。與此同時,隨著社會分工的細化與技術革命的普及,公眾對科技領域的認知需求不再滿足于一次表面的“訪問”,而期待更具內在真實性和深度性的作品。當“作家想象”難以觸及行業的內部肌理,來自行業內部的自我講述就顯得尤為重要。
關于“新大眾文藝”的熱議始于2024年7月《延河》雜志發表的《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該文將這一概念定義為:“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以及各種新技術的興起,人民大眾可以更廣泛地參與到各種文藝創作與活動之中,人民大眾真正成為文藝的主人,而不是單純的欣賞者,這就是新大眾文藝?!?文章將“人民大眾”的范疇指向外賣員、保姆、保潔、保安、木工、電工、瓦匠等“平凡職業者”。正因如此,近兩年來關于“新大眾文藝”的討論大部分都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討論以體力勞動者為創作主體的作家作品;二是討論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技術)對文藝的創作與傳播的作用。毋庸置疑,二者自然是新大眾文藝概念的范疇,但筆者想要提醒的是,正如“大眾”概念的內涵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具有差異性2,用以指代“非專業作家”的“人民大眾”概念也同樣具有一種所指的流動性3。換言之,假如我們將所有的創作者視為一個集合,那么“非專業作家”并不僅僅包含“體力勞動者”或者“平凡職業者”,同時還應包含一個常被主流文學討論所忽略的群體——那些身處各行業前沿,具備良好文化素養與表達能力的行業精英。近日,創研部發表的《對近期“大文學觀”討論的觀察與思考》可以視為對《延河》關于“新大眾文藝”一文的補充,文章同樣指出文學創作主體的變遷,在“外賣員、產業工人、家政從業者等各行各業的勞動者”之外還強調,“許多科技、金融、互聯網、工程設計領域的從業者,也為文學帶來高度專業化的經驗背景和極富特色的行業故事”4。相較而言,后者是當代知識經濟與創新實踐的核心參與者,掌握著某個領域系統性的知識與邏輯。如謝有順所說:“新大眾文藝的出現,可以解讀為是一種由經驗出發的、自下而上的寫作變革,是一次從‘怎么寫’到‘寫什么’,以及‘誰在寫’的變革?!?當這批行業精英開始執筆講述,帶來的便不再是“他者想象”,而是“自我闡釋”與“行業自述”,秦北《掌心》的創作,正是“行業自述”的典型體現。
作者本人從事芯片行業多年,他的深度觀察使其不同于那些短期收集素材的作家,而具備了某種“內部視角”的合法性。在《掌心》中,這種內部視角轉化為一種令人信服的“敘事權威”。小說開篇即展現中關村的科技生態,對半導體行業的產業鏈環節、核心挑戰、資本運作模式以及國際競爭態勢的描寫,并非點綴性的背景說明,而是構成人物行動邏輯與情節沖突的血肉。如此一來,便能使讀者感到:推動故事發展的不是命運或巧合,而是技術發展與商業競爭的內在規律。例如,主人公任大任所遭遇的“流片失敗”絕非一個簡單的挫折事件,而是源于芯片設計、工藝適配、協同設計等環節中某個可能的技術失誤或判斷偏差,其后果直接牽連到資金鏈、團隊士氣、市場窗口期等一系列連鎖反應。這種對行業運作機制精準而內行的描繪難以通過短期采訪而快速獲取,它依賴于創作者長期以來的知識積累與行業實踐。
這種由“行業自述”帶來的敘事權威,自然改變了科技書寫的質地。首先,它終于使當代文學對科技領域的書寫完成了從“精神禮贊”到“過程呈現”的重心轉移。在《掌心》中,我們能看到主人公的理想主義情懷,但更難得的是看他如何應對技術難題、管理團隊、周旋資本、研判市場??萍紕摌I的艱辛與魅力,正是在這些具體,甚至有些瑣碎的專業決策與執行細節中得以呈現。其次,它塑造了更為復雜、立體的“行動者”形象。任大任們不再是“陳景潤式”的孤獨天才,而是將技術理想落地為商業產品、管理組織、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家+科學家”的復合體。他們的困境既有技術路線的生死抉擇,也有商業倫理的考驗,還有個人情感與團隊利益的糾葛。此外,“行業自述”還提供了一種冷靜、密實、充滿技術理性的敘事美學,小說的語言貼合行業語境,敘述節奏也與研發攻關的周期同構,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學表達。
二、作為題材的“技術”
正如王玉玊所說,“技術的進步帶來文藝創作門檻的降低,更多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甚至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勞動者也將他們的生活經驗和審美直觀帶入新大眾文藝創作脈絡之中”6。盡管“新大眾文藝”概念本身已然包含“技術”的相關問題,主要圍繞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對文學藝術創作與傳播的革命性作用。然而,作為題材的“技術”卻鮮有討論,這理當成為“新大眾文藝”內涵的應有之義。在當代文學史中,“技術”或“工業”并非全然陌生的題材。從《子夜》到“十七年”的工業題材,再到改革開放初期的“改革文學”,機器、車間、生產線以及與之相關的勞動與斗爭,曾構成特定時代的文學景觀。然而,假使我們細讀這些作品,可以發現其中的“技術”大多僅僅作為人物活動的布景、時代精神的象征或階級斗爭的舞臺。技術本身的內在邏輯、演進規律及其塑造的思維方式、倫理困境,往往不是作家書寫的核心所在,這一狀況,在當下以“硬科技”為焦點的時代語境中發生著改變?!坝部萍肌笔墙陙淼男屡d概念,它是基于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需要長期研發投入和持續積累才能形成的關鍵核心技術,具有極高的技術門檻和明確的應用場景,是能夠對國家發展和人類進步產生深遠影響的原創性技術7,“最具代表性的硬科技主要體現在光電芯片、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術、信息技術、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領域”8。
從文學作品來看,作為題材的“硬科技”經歷了從萌芽到繁榮的成長過程。2020年之前是萌芽期,盡管鮮有直面“硬科技”的作品,但部分網絡小說開始嘗試將專業技術知識融入寫作,例如,匪迦《中國起飛》(2017)聚焦百年民用飛機發展史;高鐵俠客《高鐵群俠傳》(2018)書寫中國高鐵發展歷程;榕之子《造車》(2016—2020)(連載時間-完結時間,下同)講述主人公從摩托車行業起家,歷經奮斗,突破技術封鎖、實現產業報國的故事。2020年之后,“硬科技”題材的書寫進入繁榮期,以智能制造、航空航天、光電芯片、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硬科技”領域為題材的作品涌現,呈現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例如,秦北《歸心》(2021)聚焦芯片領域,展現大陸與臺灣企業在芯片產業中的博弈與合作;銀月光華《大國重器》(2021)以盾構機研發歷程為主線,書寫大國重器自主化歷程;掃3帝《只手摘星斗》(2022—2023)以衛星導航產業為背景,展現國產技術突破與國際競爭;老藤《北愛》(2023)表現東北老工業基地對隱形機、無人機的研發;匪迦《北斗星辰》(2020—2021)《關鍵路徑》(2021—2022)《垂直起飛》(2024)分別從不同角度書寫航天領域的創新故事。
從“芯片”題材來看,出版于2021年4月秦北的《歸心》是較早聚焦“中國芯”題材的長篇小說。此后,既有網絡作家三分糊涂《1991從芯開始》(2020—2022),王笑歌、虞昕《芯語》(2022),張帥奇《芯聲》(2024)等相關題材小說陸續發表出版,還有何建明《我心飛揚》(2023)、楊健楷?《中國芯片往事》(2023)等紀實文學次第涌現,共同形成一個不容忽視的“芯片”題材的寫作譜系。在此譜系中,秦北近期出版的長篇小說《掌心》以其敘事的成熟度與藝術探索的自覺性,成為其中極具代表性的文本。小說將半導體芯片的產業鏈運作作為敘事的主干,展現出“技術”在新大眾文藝的創作中,正從一種背景性、象征性的“元素”,轉變為具備主體性、驅動性的“題材”。這一轉變,不僅意味著當代文學題材的擴容,更關乎今天的文學如何理解并書寫這個深度技術化的現實。
新世紀以前,當作家處理技術題材時,常遵循一種象征主義或隱喻式的寫作方式——科學技術或生產過程要么被賦予濃厚的政治或道德寓意(如作為建設熱情的象征),要么淪為推動人際矛盾或情節轉折的工具,技術知識本身被高度簡化甚至被懸置。這種處理方式,源于作家知識結構的局限,也受制于特定時期文學功能的要求。然而,當科技創新成為國家與民族發展的核心動力,文學若繼續停留在技術的“外部”,便難以觸及這個時代的核心議題與認知方式?!墩菩摹返囊淮笸黄票阍谟谒D了文學與技術的“舊關系”——半導體芯片的技術與產業邏輯不再是故事的背景板,而是故事得以生成和推進的現場與動力。
在《掌心》中,作為核心題材的“技術”具體呈現為三個相互嵌套的層次,它們共同構成小說中不可剝離的敘事主干。第一層是作為知識體系的“技術”。小說絲毫沒有回避芯片設計中的架構選擇、制作工藝、流片過程中的解決方案、封裝測試的可靠性標準等高度專業化的知識。并且這些內容不是通過說明文式的寫法或腳注進行灌輸,而是有機地融入了人物對話、決策權衡乃至失敗后的復盤分析之中。例如,圍繞采用何種工藝節點實現性能與成本平衡的爭論,直接揭示了任大任團隊在理想與現實、進取與穩妥之間的分歧。第二層是作為實踐過程的“技術”。從軟件使用、專利授權,到對接制造廠商、測試樣片,發明創造芯片的漫長、昂貴且充滿不確定性的鏈條被完整地呈現為一系列具體的爭論與事件。第三層是作為生態系統的“技術”。小說將技術置于全球產業分工、資本力量博弈、國家政策引導、人才競爭流動的復雜網絡中加以考察。技術路線的勝負,不僅取決于實驗室內的智慧,更受制于供應鏈安全、專利壁壘、市場準入乃至國際政治關系。這種全景式的描繪,使得“技術”題材承載了極其豐富的社會、經濟與時代信息。
在當代中國的社會語境中,芯片早已超越其物理意義,成為“科技自立自強”“解決‘卡脖子’難題”“保障產業鏈安全”等一系列國家戰略的集中符號。從這個層面來看,秦北、匪迦等作家對“硬科技”題材的深耕,具有鮮明的時代話語承載功能,同時也可謂深度介入時代的核心敘事。其優秀之處在于,他們并非用文字對此進行簡單的政策圖解或口號式歌頌,而是將宏大的國家命題沉降到個體創業的生存與掙扎之中,這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差別——任大任們對“中國芯”的追求,首先源于一個技術者看到差距時的不甘,一個企業家洞察市場機遇時的雄心,然后才與更廣闊的國家命運產生共振。小說詳細展現了走上這條道路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個人的健康、家庭的犧牲、友誼的考驗、商業倫理的灰色地帶。正是這些具體而微的“代價”,才讓“自主創新”的口號變得血肉豐滿,讓宏大敘事獲得了堅實的情感與經驗支撐。與此同時,只有當作為題材的“技術”被嚴肅、深入且藝術地對待時,文學才能去捕捉和詮釋那些由科技革命所催生的新型經驗、新型人格與新型倫理困境。
三、作為敘事的“科技”
總的來看,中國當代文學的科技書寫經歷了“背景—題材—敘事”的變革過程。當“硬科技”不僅作為題材,更作為一種內化的思維方式和結構力量介入小說敘事,一種新型的敘事模式便隨之萌生。曾慶香、劉蘇儀在文章中寫道:“新大眾文藝創作中,技術系統已不再是外在于創作者的中性工具,而是深度嵌入創作全過程的結構性框架,重構了主體與技術的關系,形成了‘人機共生合成體’?!?盡管這一論述更偏向于創作主體的遷移,但也道出了技術思維對敘事與結構的巨大影響。就秦北的長篇小說《掌心》而言,它的創作實踐便超越了背景與題材,進而開始探索科技邏輯如何重塑人物形象、革新隱喻系統乃至形成特定的敘事節奏與結構。這種探索,標志著新大眾文藝在敘事形式上的自覺,它試圖為這個高度技術化的時代尋找一種能夠與之相匹配的文學表達方式。
在創作過程中,如何將芯片這一復雜且動態的技術體系轉化為可讀、可感,甚至引人入勝的文學作品,極其考驗著作者的“敘事轉化”能力。秦北的《掌心》提供了若干有益的范式:其一,刻畫新形象。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幾乎都圍繞芯片進行描摹刻畫,既有純粹的科學家/研發人員紀程遠,又有專事銷售的鄧肯,更重要的是建構了任大任這樣兼具科學家和企業家身份的新形象。其二,將技術邏輯轉化為情節邏輯。敘事的節奏緊密貼合著芯片研發“設計—驗證—流片—測試—量產”的迭代周期,每一次循環都包含著希望、緊張、懸疑、釋放或挫敗的情感變化,形成了富有行業特色的敘事結構。如此一來,小說情節的推進不是依靠外部巧合,而是跟隨內在的技術研發與商業進展逐步展開,賦予故事強烈的真實性與說服力。其三,將技術語言轉化為文學隱喻。這是平衡專業性與可讀性的關鍵。作者巧妙地將抽象的芯片世界錨定在具身的、詩意的意象之上。如“掌心”的紋路與芯片的電路形成互喻,暗合著“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主題。
新大眾文藝的敘事探索首先體現為人物形象的創新。傳統工業文學或改革文學中的典型人物,無論是“老黃?!笔降膭趧幽7?,還是銳意進取的改革先鋒,其人格魅力與戲劇沖突主要圍繞政治覺悟、道德品格、人際斗爭或社會關系展開,技術能力往往只是他們人格品德的附庸。《掌心》則塑造了以任大任為代表的“科技創業者”這一新人形象,這種形象的張力在于其“科學家”與“企業家”雙重身份的內在矛盾與統一。作為科學家,他必須具備追求真理、探索極限的認知品格,對科學的純粹懷有信仰;作為企業家,他又必須深諳市場邏輯、資本法則與管理手段,在成本、效率、競爭和盈利的現實中做出理性乃至冷酷的抉擇。小說沒有簡單地將任大任描繪成一個“高大全”式的完美英雄,而是細致刻畫了他在雙重身份撕扯下的困境:當流片失敗,耗盡資金時,是堅守技術理想尋求渺茫的希望,還是對市場妥協以換取生存機會?當對手攜巨資試圖收購公司時,是捍衛技術主導的獨立性,還是接受資本整合以實現技術落地?這些抉擇并非簡單的道德判斷,而是在復雜技術發展與商業風險計算中的兩難。正因如此,小說的人物形象擺脫了平面化的“奉獻者”或“弄潮兒”,變得立體、復雜且包含理應存在的現代性焦慮。
其次,新大眾文藝的敘事探索還體現為一套高度自覺且系統化的科技隱喻建構。用文學作品表現尖端科技,最大的難點在于科技的抽象性。秦北的解決之道,并非簡單地用日常事物去比附科技概念(那樣容易導致理解的膚淺化),而是致力于構建一個彼此勾連、多層意指的隱喻系統,在科技與人文、抽象與具象之間建立聯系。小說的標題“掌心”便是這一系統的核心樞紐。掌心是人類身體最易被審視、最富含獨特紋路的部位,它關聯著相術中對命運的解讀,也關聯著個體對自身命運的掌控感。這種隱喻,既將不可見的、納米尺度的精密電子結構,映射到人人都有的、可直觀感知的身體部位上,賦予了科技一種親切的“肉身性”;同時,它又將芯片這一人類智慧與工業文明的極致結晶,解釋為一種新型的“生命紋路”或“命運圖譜”。于是,個體的創業命運與芯片的研發歷程通過“掌心”意象實現了同構?;谶@種隱喻系統,小說中的修辭方式呈現出別具一格的科技特色,如:“本就瞪大的眼睛此刻更如車燈開啟了遠光?!?0“周邊新建的寫字樓一座座拼樂高似的拔地而起?!?1“筆記本電腦昨天耗沒電了,遲滯了一兩秒才開機。他喝下幾口咖啡,又愣怔了一小會兒,也才勉強‘開機’。”12這一整套隱喻系統已然超出修辭的功能,而是建立了一種認知框架,引導讀者以一種詩意的、整合性的方式,去理解技術活動的人文內涵,將機械的制造過程轉譯為一種富有生命痛感與美感的創造歷程,從而在敘事過程中完成科技理性與人文感性的融合。
更為核心的敘事探索,在于新大眾文藝的敘事結構對科技產業內在邏輯的模仿與同構。傳統的小說情節發展往往依賴人際關系的變化、外部事件的介入或人物內心的轉折,而《掌心》的敘事動力與節奏則源于半導體芯片從無到有的產業化流程本身。整體而言,小說的情節框架可以被視為一個放大版的“研發-測試-迭代”循環,而這個大循環又由無數個小的技術攻關循環嵌套而成。敘事的懸念來自每一個技術或商業節點的“通關”過程,這些基于產業規律本身的問題,構成了推動故事前進的動力。因此,小說的敘事節奏呈現出一種獨特的“脈沖式”特征:長時間的、密集的、有時是枯燥煩悶的技術攻堅與運營籌備會議(這本身是對創業真實狀態的忠實反映),伴隨著間歇性的、決定生死的“審判時刻”(如流片回報、測試數據出爐、投資談判結局),這種節奏還原了高科技創業特有的時間體驗。正因如此,使《掌心》這類小說不同于傳統現實主義均勻流動的時間感,也不同于偵探小說刻意營造的緊張感,而是一種與技術創新周期同頻共振的專業化、行業化的敘事時間,這種結構方式,使小說的敘事形式與題材內容達成高度統一。這無疑是一場大膽的敘事冒險,它挑戰了讀者對小說情節密度與節奏的傳統期待,但同時也以其強烈的紀實感和內在邏輯,建立起一種嶄新的、屬于硬核行業的敘事范式。
通過對秦北《掌心》的細讀,我們可以看到新大眾文藝在應對“硬科技”這一時代命題時,正走出一條從創作主體、題材觀念到敘事美學的協同創新之路。這不僅是文學題材的一次擴容,更意味著當代作家試圖以“內行”的姿態,參與到當代科技發展的建構與闡釋之中??梢哉f,《掌心》以其扎實的“行業自述”、深度的“題材轉化”與自覺的“敘事探索”,為新大眾文藝如何書寫“硬科技”提供了一個兼具示范性與啟發性的案例。
[本文系四川省網絡文學發展中心2025年度重點項目“新大眾文藝創作實踐研究”(項目編號:WLWX-2025002)、國家開放大學青年科研項目“AIGC時代新大眾文藝的創作與接受研究”(項目編號:Q25D0019)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延河》編輯部《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延河》2024年第7期。
2 劉大先:《 新大眾文藝的認知轉型與方法變革論綱》,《文藝爭鳴》2025年第6期。
3 單小曦:《 新媒介文藝與新人民文藝:“新大眾文藝”的雙重面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2025年第8期。
4 中國作協創研部《對近期“大文學觀”討論的觀察與思考》,《文藝報》2025年12月24日2版。
5 謝有順:《 重新認識經驗的力量——談新大眾文藝》,《文藝爭鳴》2025年第6期。
6 王玉玊:《新媒介·新經驗——試論新大眾文藝的范疇與特征》,《文藝爭鳴》2025年第7期。
7 米磊:《“硬科技”創業的黃金時代》,《中國高新區》2016年第13期。
8 米磊:《未來30年——硬科技的黃金時代》,《決策參考》2021年第3期。
9 曾慶香、劉蘇儀:《“人民導向”與“技術驅動”:新大眾文藝的歷史源流、范式重構與發展路徑》,《南京社會科學》2025年第4期。
10 11 12 秦北:《掌心》,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5年版,第9、14、99頁。
[作者單位:國家開放大學人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