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柢經史 文章華敏 ——王國猛散文論
內容提要:本文以王國猛近十年出版的十部散文集為研究對象,系統考察其散文創作的思想主題、語言形式與文化傳承。研究采用文本細讀與比較研究的方法,將其置于中國古典散文傳統與當代學者散文譜系中進行多維審視。研究發現,王國猛的散文以“根柢經史”的深厚學養為底色,在思想層面踐行了古典文化的現代闡釋、現實社會的理性反思與精神家園的詩意建構;在語言形式上以短小精悍的篇幅融合古典韻律與現代語匯,形成駢散結合、雅俗共賞的新古典語體;在文化傳承上自覺接續六朝文章、唐宋古文與明清小品文脈,努力實現義理、考據、文章三者的融通。其創作在繼承學者散文智性傳統的同時,以跨文體實驗拓展了當代散文的文體邊界,體現了從古典傳統中汲取養分、在當代語境中尋求創新的可貴探索。
關鍵詞:王國猛 學者散文 新古典語體 文化傳承 現代性轉化
王國猛近十年來深耕當代散文創作,迄今已出版《明月清風我》《江山猶是》《山色江聲杳》等10部散文集,累計近300萬字。作為具備扎實古典文學功底的創意寫作博士、學者型作家,王國猛的散文作品既蘊含深厚的古典文化底蘊,又始終保持對現代社會的深切觀照,將豐富的古典文化資源與鮮活的現代生活經驗巧妙熔鑄,既有對傳統智慧作出的全新闡釋,也有對社會現實展開的敏銳洞察與深刻剖析,彰顯其對精神家園進行執著的追尋與詩意建構。獨特的人生閱歷為其寫作注入了鮮明的精神底色:早年從事地質勘探的經歷,讓他遍歷山川江河、邊關大漠,胸藏地理形勢與天下家國情懷;1990年代中期南下深圳,從江湖到廟堂,從技術領域到學術研究,在見證城市飛速發展的過程中,沉淀了對紛繁世事、時代潮流的深刻體驗與理性思考。這份獨特的生命經驗,與他深厚的古典學養深度交融,最終凝結成其散文獨有的格局、胸懷與見識。
一、文以載道:思想主題的深度挖掘
(一)古典文化的現代闡釋
王國猛深諳古典文化精髓,善于將古典文化與現代社會有機銜接,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這種根柢經史的寫作特質,早在其早期論著《朱熹理學與陸九淵心學》中已初見端倪。賀紹俊指出,“寫這種純粹的小品文要比寫一般的散文更難,難就難在其短小精練,無所遮擋。王國猛不畏其難,是因為他有他的文化優勢”1。王國猛也自承,其寫作有感于《論語》《道德經》《沉思錄》的深奧精要,“愿盡平生所積,融文學、歷史、哲學于一體,遵‘文以載道’之旨而為文,力求言之有物,氣勢宏盛”2。
從散文文體學視角來看,王國猛的寫作始終恪守自我敘事的文體倫理——作者與敘述者高度合一,文本中的“我”即是創作主體的真實投射。《士的種類》中,他對《論語》中“中行”“狂者”“狷者”“鄉愿”的內涵作出全新解讀,結合現代社會人格異化現象展開深入剖析,將孔子對“鄉愿”的批判延伸至對當代“老好人文化”的反思;《此君不可無》一文以竹為核心線索,串聯起王子猷、蘇軾、文同等歷代文人的精神圖譜,將“不可居無竹”的傳統審美理念與當代物質主義語境下的大眾精神困境相關聯,讓竹所代表的“氣節”意象成為反思當下精神困境的重要參照。
歷史與文化主題貫穿王國猛的散文創作,他以敏銳的洞察力,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與文化現象展開深度剖析,形成了“以詩證史,以詩入文”的鮮明寫作特色。《山色江聲杳》中,他從漫長歷史長河中選取楚漢相爭、三國鼎立等典型歷史片段,通過分析歷史人物的成敗得失,深刻揭示歷史發展規律與人性的復雜幽微;《敗因》《戰略性選擇》兩篇文章,集中剖析項羽兵敗的核心癥結,更以“強大而心軟成就了劉邦的霸業”這一獨到洞見,道破楚漢相爭背后不為人察的人性邏輯。而在《經略天下——另眼看三國》中,他的歷史解讀更展現出獨樹一幟的“慧眼”:對于劉禪投降曹魏這一歷史事件,他跳出傳統道德評判的桎梏,指出在當時的歷史形勢下,投降既能讓百姓免受干戈之苦,也能讓劉禪自身免遭加害,兩害相權取其輕,投降實為更理性的選擇。《輕信史不如無史》《歷史觀的坍塌》兩篇,則對傳統歷史觀提出理性懷疑,明確指出歷史記載固有的主觀性與虛構性,主張以審慎理性的態度看待歷史敘事。這種以史為鑒、借古論今的寫法,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黃裳《榆下說書》等均是范例,而王國猛也有獨到之處,他能將歷史思辨與現實關懷相聯結,從具體歷史事件中提煉出更具當代意義的普遍命題。
他對士人精神的探討同樣深入透徹,尤其推崇傳統文人高潔不群的人格理想。《士的風骨》一文中,他通過對陶淵明、李白、蘇軾等古代文人風骨氣節的書寫與贊頌,生動展現中國文化中士階層的高尚追求與精神境界;《別有根芽》中,他以納蘭性德“別有根芽,不是人間富貴花”的詩句為核心,既盛贊納蘭冰清玉潔、不與流俗合污的品性,也引嵇康為知己,敬佩其一生不與世俗茍同的耿介風骨。作品在對歷史人物的品讀中,完成了對傳統士人精神的現代詮釋。
(二)現實社會的關注與反思
王國猛的散文始終保有明確的現實關懷,他以銳利的視角觀察社會現象,對各類現實問題展開理性反思與深刻批判。《人設》一文,精準剖析了消費主義時代公眾人物形象塑造的虛偽性:諸多公眾人物通過打造“道德人設”“完美人設”博取社會關注、攫取不當利益,而這些人設往往是虛假的建構,一旦崩塌,便會暴露出背后深層的精神危機。《考試》一文則從個人經歷出發,對當代功利化教育展開批判,將科舉文化的集體記憶與當代教育現狀相勾連,明確指出當代教育過度偏重考試成績與功利性目標的弊端,呼吁教育回歸育人本質。這種對社會問題的密切關注與深刻反思,充分彰顯了他作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而其現實批判的鋒芒,始終藏于從容平和的筆調之中,在古今對照中呈現問題,在理性分析中表達立場。
其作品的現實關懷,更體現為激濁揚清的價值堅守。他的散文中,隨處可見對社會不良現象的批評與抨擊,尤其針對過度娛樂化、耽于享樂、功利浮躁的社會風氣,作出了直接而深刻的反思與批判。這種批判讓其作品形成了“引人向上”與“阻擊惡俗”的雙重價值,既在談天說地中傳遞誠信、友愛、上進、勤勞的正向價值,也以理性的筆觸刺破世俗的虛妄,真正做到了有益于世道人心。
在生活態度與人生哲學層面,《舒適區》一文分析了舒適區的雙重屬性,指出其雖能帶來暫時的安全感,卻也可能消磨人的進取動力,主張人應適時突破自我設限;《量力而行》則強調,人需根據自身實際情況行事,避免過度追求超出能力范圍的目標。《安貧樂道》一文尤具創見,作者從《論語》中顏回的故事與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出發,提出了全新論斷:“那些富有而心境悠然,也許很紳士,但并不高遠。那些貧窮而心煩意亂者,也許粗鄙,但并不低劣。二者本質上沒差別,因為彼此互換身份,表現也許一樣。畢竟富而好禮,不如貧而樂道。”在人生哲理探討方面,《做事的三重境界》提出:“做事有三種境界,一是職業化;二是事業化;三是興趣化。職業化多為稻粱謀;事業化多為利益謀;興趣化多為情懷謀。”
(三)人性洞察與精神家園的追尋
人生哲理與人性探討,是王國猛散文的核心主題之一。他以自身豐富的人生閱歷與對人性的敏銳洞察,為讀者呈現出鮮活的人生場景與深刻的人性剖析,其作品在“情”與“理”兩個維度,均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水準。《心雨》中寫道:“愁這種情緒一定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深陷凡塵俗務難以自拔,于是便寄望于目不可及身難以至的地方,覺得那里一定是山水雋永,空氣清新,人們甜美,往來盡雅士,入耳皆妙音。”這段文字精準揭示了現代人在現實生活中的逃避心理,以及對理想生活的向往。在20世紀中國散文史上,這種對內心世界的深入勘探,可上溯至梁遇春的《春醪集》,下及張曉風的靈性散文;王國猛偏重于從古典詩文中尋找情感共鳴的依托,讓現代人的心靈困境獲得了深厚的歷史縱深。
同時,他對人性的復雜與多面性有著清醒而深刻的認知。《關于詩和遠方》中提到:“很多人也許覺得自己走得不夠遠,但即便是天涯海角,異國他鄉,只要還在人間,接觸的無非還是那幾個人,遭遇的無非還是那幾件事,萬變不離其宗。”這種對人性本質的揭示不加修飾、直擊人心。其散文中的敘述者,始終保持著內在的張力——既是對外部世界進行觀察評判的冷靜觀察者,也是與讀者分享困惑與感悟的真誠同行者。他對人性的探討,更延伸至對生命終極命題的思考,《別有根芽》中,他從荊軻刺秦的歷史典故出發,盛贊其“明知有去無回卻堅守承諾,慷慨赴死”的英雄氣節,在對生死的書寫中,辨明人格的高下與風骨的真偽;更在生與死、清與濁、貧與富、得與失的辯證關系中,構建起自己獨有的生命觀、人生觀與價值觀。
在全球化與數字化的浪潮沖擊下,現代人的精神世界面臨諸多挑戰,王國猛在散文中始終致力于追尋與構建精神家園。《敬仰文化》中,他通過陳蕃設榻、邵雍隱居等歷史敘事,重新詮釋“文化敬仰”的深刻內涵,將古人的精神境界轉化為抵御功利主義的價值資源。《依戀》一文以故土情結為線索,生動展現出對精神家園的執著追尋:他筆下的老街小巷、青綠山水,絕非單純的地理空間,更是民族文化基因的儲存器。《別有根芽》中,他更直言,物質享受有盡,而精神的享受無窮,詩詞歌賦、琴棋書畫中的樂趣深遠寬廣、綿綿不絕。這種對精神家園的追尋,始終注重從歷史文化中汲取精神資源,為當代人在功利化的時代中提供了一條安放心靈的可行路徑。
(四)自然審美與藝術人生的感悟追求
自然與藝術之美,在王國猛的散文中得到了生動展現與深刻詮釋。《花開風來》中寫道:“在春寒中悄然生長,不知不覺中,她豐富自己,給自己注入活力,把精神變得高貴。他們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這段文字通過對自然景物的細膩描摹,傳達出對生命成長與自然規律的敬畏之情。對于藝術,他有著獨到的見解與深切的熱愛,《論畫眉鳥》中提到:“畫眉鳥之性,以自由為樂,以爭斗為苦。一旦入籠,則失其天性,雖有美食好音,亦不過爾爾。人亦然,若心為形役,失卻自由,縱有萬般好處,亦難言快樂。”他將藝術審美與人生哲理深度結合。
作為學者型作家,他在散文中亦不乏對學術與個人修養的深入探討。《學問之道》中提出:“所謂學問之道,無他,唯篤實二字而已。求真務實,不務虛名,方能在學術之途漸行漸遠。”《學問之精妙》則進一步指出:“這世上也許權力是激素,財富是補品,但只有學識是永葆魅力的良方。”《學以開智》更作出深度闡釋:“人生天地之間,非洞透無以達觀,而洞透需要足夠的智慧,智慧源于學而不輟。學,方能洞透歷史的塵封,在紛紛紜紜的人事中提綱挈領,清晰地把握真相……學以開智,通而自達,則無不明之理,無不愜之意。”這些論述,既是他對治學之道的總結,也是其藝術人生的準則。
二、文章之學:語言形式的創新探索
(一)微言文體的淵源與傳承
王國猛散文最顯著的外部特征,在于篇幅的短小精悍,少則幾百字,多則不過千言。這種被評論界命名為“微言體”的文體選擇,深植于中國文章學的悠久傳統,也是他對新媒體時代閱讀生態的主動回應。
從文體淵源來看,這種短章寫作可上溯至先秦語錄體,《論語》《道德經》以短小篇幅承載宏大義理;魏晉南北朝時期,劉義慶《世說新語》以短章記錄名士言行;明清時期,小品文蔚然成風,張岱《湖心亭看雪》、袁宏道《虎丘記》等作品,皆以短小篇幅寫景抒情,意蘊悠長。進入現代,“五四”新文學運動催生了新的散文傳統,周作人的“美文”倡導、林語堂的“閑適小品”、梁實秋的《雅舍小品》,均以短小精悍見長。可以說,王國猛的“微言體”寫作,正是對中國千年小品文文脈的接續與轉化3。
隨著時代變遷,散文創作逐漸陷入“越長越好”的誤區。王國猛此時回歸短文傳統,以數百字至千字文的篇幅,融文學、歷史、哲學于一體,追求“微言大義”的藝術境界。這種短小文體的選擇,也是對當代閱讀生態的主動適應。有論者指出,王國猛的寫作,是以“碎片化寫作”回應“碎片化閱讀”,輕盈和厚重和諧地結合在一起,背后是一個整全的有完整性的人4。
值得一提的是,其“微言體”寫作與卡爾維諾“時間零”的敘事理論構成一種跨越時空的對應。卡爾維諾主張舍棄敘事中時間的前后延展,只保留最核心的“時間零點”,即最具張力的瞬間。而王國猛的微言短文,恰恰是剝去了所有冗余的敘事包裝,直接裸呈思想與感悟的珍貴瞬間。白燁評價說:“王國猛的作品,在小品文的基礎上,加入了格言、感言、箴言的元素,同時融入了新媒體寫作的特質,形成了一種新舊結合、自成一家的文體形態。”5
(二)古典與現代的融合
王國猛對古典文章的法度有著精準的把握與嫻熟的運用,善于在現代散文中融入古典詩詞的韻律節奏,讓文章兼具音樂美感與思想張力。《愁》一文中,開篇以辛棄疾“少年不識愁滋味”起興;行文之中,“見風會愁‘西風愁起綠波間’,見云亦愁‘愁云慘淡萬里凝’”,既巧妙嵌入古典詩詞的意象與詞句,又運用四六駢句形成整齊對稱的語言美感。這種駢句的運用與現代語言自然融合,在增強文本節奏感的同時,生動描摹出“愁”的多樣形態。
在20世紀以來的學者散文傳統中,這種文白交融的語言追求有著清晰的譜系:從周作人沖淡平和的“談話風”,到梁實秋《雅舍小品》的簡練雅潔,再到董橋的精致典麗。王國猛的語言風格,介于簡淡與清麗之間,既保有古典散文的凝練雅正,又不失現代語言的鮮活明快,擅長在短章中熔鑄古典意象與現代哲思。其語言中隨處可見文言基因的植入,善用四字短語、對仗工整的句式,如“天真清爽,蓬勃沉穩,油膩昏聵”的人生階段論,“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的音樂功能說,以其凝練典雅的特質增強了表達的密度與質感。
長短句交錯,是其語言節奏的另一重要特色。在保有駢句帶來的規整感的同時,他適時運用長短句打破格律束縛,讓文章在韻律上呈現出靈動之美。同時,他的語言兼具鋪張揚厲的修辭之美,《學問之精妙》等篇章駢散結合、富麗精工,讓文字不止于辭達意盡,更做到了有情有意、有氣有勢、有聲有色。
同時,他主動在現代語境中引入網絡流行語、現代科學知識等元素。《人設》一文,以“人設崩塌”這一現代網絡流行語為切入點,剖析公眾人物形象塑造的虛偽性,論述過程中以文言句式展開闡釋,形成古今語匯的有機混搭。《魚水關系》一文,則以莊子寓言為基礎,融入非洲肺魚的生物學特性描述,創造出既古典又新穎的比喻系統。更難得的是,他善于將古典修辭與現代隱喻巧妙嫁接:《撤退的力量》以“收回拳頭”比喻戰略退卻,《心湖》用“防火墻”“融冰機”解構理學心性論。
(三)獨特的語體風格與精練追求
王國猛在駢散交錯、虛實相生的句式營造中,既保留了古典散文的雅致底色,又注入了現代語言的鮮活活力。周松芳評價其“根柢經史”“學問文章”,又“創意創體”,“無論《別有根芽》《微言大義》的短制,還是《今日方知我是我》的長篇,都是意達即止,簡直如淡云疏河,橫流天際”6。
王國猛對文章的精練追求,深得古代散文“形體短小、思想集中”的精髓。孫犁曾論歐陽修散文,稱其“常常是從平易近人處出發,從入情入理的具體事物出發,從極平凡的道理出發。及至寫到中間,或寫到最后,其文章所含蓄的道理,也是驚人不凡的”7。王國猛深明此理,其散文極少懸空設想、隨意落筆,多是從具體事物寫起,進而引申出獨到的見解與深刻的道理。《聽雨的不同人生感悟》一文不過數百字,卻將蔣捷《虞美人·聽雨》的三重人生境界與現代人的生命感悟完美融合,簡約精到、意深情豐。
其散文的語言,更兼具雅正與通俗的平衡,既善用古語、短句,形成音韻鏗鏘、文字雅正的表達效果,又能以直白之言道出深邃之理,做到文短味長、言簡意賅。《關于詩和遠方》中“很多人也許覺得自己走得不夠遠,但即便是天涯海角,異國他鄉,只要還在人間,接觸的無非還是那幾個人,遭遇的無非還是那幾件事,萬變不離其宗”的論述,以淺白通俗之語道破人生真相。而他對古典語言的化用,絕非掉書袋式的炫學,而是自然而然地引經據典,在古今勾連中拓展文本的歷史縱深度與人文豐厚度。這種語言風格,讓其散文既保有學者散文的嚴謹與厚重,又具備大眾易于接受的通俗與靈動。
(四)跨文體的實踐
王國猛致力于突破傳統散文的文體界限,將哲學思辨、歷史考據、詩性想象、敘事技巧等多種元素熔鑄于一體,實現了極具個人特色的跨文體寫作實驗。散文與小說的核心分野在于“我敘事”與“他敘事”的本質差異8,而王國猛的散文正是在堅守“我敘事”文體倫理的前提下吸收了包括小說敘事在內的相關敘述技巧,極大拓展了散文的表現力與藝術邊界。
這一創作特質在《經略天下——另眼看三國》中體現得最為充分。與章回體小說《三國演義》不同,該書以四十四個成語或短句對歷史事件進行高度概括,將百年的歷史演進、六十萬字的原著故事用十六萬字清晰完整地呈現出來,體例上極具創新性。如《游說江東》一章,他重述諸葛亮智激周瑜的經典場景,將原著的對話體轉化為敘述體,既保留了故事本身的戲劇性,又增添了評點的思辨性;這種重述絕非簡單的文本復述,而是在保留故事主干的同時融入作者的個人理解與價值判斷,更注重敘事的流暢性與可讀性,讓嚴謹的學術思考獲得了極具感染力的文學表達。該書不僅以新穎的體例重構了三國故事,更從紛繁復雜的歷史敘事中提煉出有益于今日的處世智慧,稱得上是一部實用的人生處世指南。比如分析陸遜大敗劉備的機謀時,他以“扮豬吃老虎”的俗語道破劉備兵敗的核心癥結在于輕視對手,更由此引申出“漠視別人的存在,一定會付出難以估量的代價”的人生道理;分析魏延的悲劇結局時,他引用《孫子兵法》“將聽吾計,留之;將不聽吾計,去之”的論斷,透出職場與人生底層邏輯從古至今結構性的人性幽暗。
在歷史題材的寫作中,他更實現了歷史考據、策論思辨與散文抒情的跨文體融合。《戰略性選擇》一文中,他以楚漢地理考辨為基礎展開對軍事戰略的深度分析:既有對楚漢時期地理形勢的詳細考證,盡顯歷史論文的嚴謹性;又有對軍事戰略的宏觀探討,具備傳統策論的思辨色彩;同時在論述過程中融入個人思考與生命感悟,讓文章兼具散文的抒情性。這種跨文體的寫作方式極大豐富了散文的表現形式,讓讀者從多個維度理解歷史與現實的關系,實現了學術性與文學性的內在統一。尤為難得的是,他早年地質勘探的專業背景讓其考據工作具備了獨特的專業優勢,對歷史地理的分析精準嚴謹,讓“論從史出”有了更堅實的支撐。
王國猛在散文結構上也常突破傳統范式,采用非線性的結構方式,讓文章呈現出獨特的邏輯性與層次感。如大散文《北宋詞壇的江右五杰》中,他對歐陽修、王安石、曾鞏、黃庭堅、文天祥五位江右先賢的書寫并未按照傳統的時間順序或人物地位排序,而是暗合士人精神的演進邏輯:從歐陽修的文壇宗主氣象,到王安石的變法風云,經曾鞏的醇厚中正,至黃庭堅的藝術突圍,終以文天祥的浩然正氣收束,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士人精神圖譜。9這種結構安排讓讀者清晰感知到人物精神的傳承與發展,也讓散文的結構更顯靈動自由。而《才難盡用》《李清照之愁》《陸機文采》等篇章則形成了知識性、故事性、掌故性、趣味性、說理性兼備的成熟小品形制,結尾處的評點不落俗套、畫龍點睛,總能讓全篇頓然生彩,充分展現出其極強的文體駕馭能力。
三、傳承轉化:古典文化元素的創新運用
(一)古今之間的傳承突破
王國猛的散文創作,深深植根于中國古典散文的傳統土壤,卻并未亦步亦趨地模仿傳統,而是在繼承中尋求創新與突破,成功實現了傳統小品文文脈在當代的創造性轉化,“是那樣的舊,又是那樣的新”10——“舊”在其根脈深植于千年古典傳統,“新”在其為傳統注入了當代的精神內涵與藝術形式。
在主題選擇上,他實現了傳統精神的現代轉化:《暗黑時刻》以歷史災難觀照個體命運,《情緒管理》用現代心理學重構傳統修身理念,《鏈系》借海洋生態隱喻社會結構,這些嘗試讓古典散文的“載道”傳統在當代獲得了全新的表達形式。傳統小品文多聚焦風花雪月、文人雅趣,而王國猛則將筆觸延伸至歷史哲學、社會批判等宏大命題。《異化》篇中,他深入剖析權力與金錢對人性的扭曲,揭示人性在利益面前的異化本質;《三人市虎》則揭露流言對社會信任的侵蝕,從歷史典故出發,結合現代社會的流言傳播現象,深入探討信任在社會運行中的核心價值。這些作品極大豐富了小品文的主題邊界,也大幅提升了小品文的思想容量。
西方隨筆強調個人視角與公共議題的結合,王國猛在創作中也注重這一點,始終在個體經驗與公共議題間保持張力。在《思念遠方》中,他將個人旅行困頓升華為“詩意不必遠方”的文化反思,從自己的旅行經歷出發,探討了人們對遠方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在追求過程中對身邊美好事物的忽視,引發了讀者對生活意義和價值的思考。這種寫作姿態使他的作品既具有個人情感的溫度,又能關注社會公共問題,展現出知識分子介入公共領域的自覺。
尤為重要的是,他承繼了魯迅在《小品文的危機》中提出的小品文精神,拒絕將小品文寫成精神消遣的“小擺設”,而是始終堅守“微言大義”的創作初心,把寫作者的精神擔當放在首位。八十多年前,魯迅曾警示世人,小品文不能僅追求閑適淡雅,更要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即便能給人愉快和休息,也應是“勞作和戰斗前的準備”。王國猛的創作,正是對這一精神的當代回應:他的小品文即便書寫生活情趣與人生感悟,也保有思想的鋒芒與精神的擔當,在數百字的短章中承載宏大的義理,讓小品文在當代重新煥發了思想的力量。
(二)義理、考據與文章
王國猛的散文創作,在整體上自覺接續了中國傳統學術“義理、考據、文章”并重的文脈,同時突破了考據學的煩瑣與義理學的空疏,實現了三者的有效融合。其“義理”絕非宋明理學的心性空談,而是直面現實問題的思想鋒芒。《難于向好》一文,從荀子“性惡論”切入,結合當代網絡時代的道德困境,深入探討人性本惡與學壞易、學好難的社會現象,提出“社會無聲地鼓勵學壞”的尖銳批判;《人設》一文,更是以公眾人物“道德外衣”與“模范光環”的崩塌為鏡像,折射出消費主義時代的集體精神危機。這些思考既有儒家“修身齊家”的倫理底色,又融入了現代心理學與社會學的觀察維度,成功實現了傳統義理的現代轉譯。
在考據層面,作者展現出嚴謹細致的治學態度。《借名》一文,詳細考辨劉備“中山靖王之后”的血緣真偽,揭示亂世中身份建構的政治邏輯;《亡國之恨盡在江東》梳理金陵作為“傷心地”的歷史輪回,從東晉衣冠南渡到南明弘光政權覆滅,史料爬梳與地理分析相得益彰、嚴謹扎實。尤為可貴的是,這種考據絕非炫學式的掉書袋,而是完全服務于思想表達的核心需要。如對項羽敗因的深度剖析,作者通過對比劉邦與項羽的戰略選擇,考證彭城與關中的地理優劣,最終得出“眼光不犀利,氣魄不宏大,志向不長遠”的歷史教訓,考據的精確性與義理的深刻性在此達成了完美統一。王國猛注重將學術研究成果轉化為可讀性極強的散文表達,讓嚴謹的考據工作,成為散文思想性的堅實支撐。
在文章層面,王國猛對中國古代散文優秀傳統的繼承,已深入骨髓、如鹽入水。古典筆法中的“一字立骨法”“匣劍帷燈法”“虛字取神法”等,在其創作中都實現了現代轉化。在章法結構上,其作品明顯受到唐宋古文的深刻影響,兼具嚴謹的結構與流暢的氣韻:《亡國之恨盡在江東》的宏大歷史敘事,盡顯司馬遷《史記》的雄健筆力;《思念遠方》的抒情詠懷,兼具歐陽修《醉翁亭記》情景交融、于抒情中藏哲思的韻致;《魚水關系》的科學隨筆,則暗含沈括《夢溪筆談》的格物精神。在語言風格上,他既繼承了古代散文的簡潔典雅,如“雨似知人之心思,并不傾盆而下,而是如絲如縷,僅濕人襟衫”的描摹,頗具晚明小品的清麗之風;又保有六朝文章的凝練哲思,如“愁之一緒,似乎與時代無關,與地域無關,只與歲月有關”的論斷。《心雨》開篇以“沒有冬天的城市”起興,由氣候特征引申至人文溫度,再及事業競爭與心靈調節,最終以“心雨”喻精神自洽,層層遞進、曲徑通幽;《思念遠方》從蘇軾“江海寄余生”的浪漫想象,轉入對“遠方皆是茍且”的現實解構,再以“在煙火繚繞中尋找詩意”作結,起承轉合間盡顯文章的跌宕之美。這種結構藝術,既得韓愈“氣盛言宜”的雄健氣勢,又具蘇軾“行于所當行,止于不可不止”的自然之態。
(三)集大成氣象與自由的精神
將王國猛的散文置于中國古典文脈中觀察,可見其與六朝文章、唐宋古文、明清小品之間深刻的對話關系,形成了兼具各家之長的集大成氣象。《乘興行休》中對王子猷“雪夜訪戴”典故的運用,既延續了《世說新語》以事見人的筆法,又通過“乘興與任性之辨”的現代闡釋,賦予典故全新的時代內涵;《愁》中“見風會愁‘西風愁起綠波間’,見云亦愁‘愁云慘淡萬里凝’”的鋪排,盡顯《哀江南賦》等六朝駢文的雄渾氣韻;《安貧樂道》對儒家精神的現代詮釋,深得唐宋古文“文以載道”的精髓。
散文寫作歷來強調“個人性”與“自由精神”,王國猛的散文正是這種自由精神的集中體現——他既承襲古典文章的“法度”,又能在法度之中游刃有余地表達個人見解與情懷,形成了類似“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無不貫綜”的雜家氣象。如《今日方知我是我》一書,作者不從儒學、佛典、道藏中尋找例證,而是直接從人人耳熟能詳的民間圣經江湖集成《水滸》中魯智深的故事和偈子作為話頭,很有意味。不覺讓人會心一笑。所笑何物?是啊,魯智深非大宗師,非確有其人的大豪杰,以這樣一個演義小說里俠肝義膽義薄云天的草莽英雄來說事,頗有無中生有、即有即空,即空即有之妙。這種趣味與旨趣,本質上正是散文自由精神的體現——散文對自由精神的依賴超過所有文體11,而王國猛的散文,正是這種自由精神的一種呈現。李一鳴贊其始終抱持思想的獨立和精神的自由,堅守對世俗的警覺和反抗,與先賢對話、與現實對話、與未來對話,在探尋生命的根本價值和終極意義上,言自己之志,抒獨立之言,抒寫了特質性、獨創性的生命體驗。12
陳培浩曾將微言文章分為情、理、趣、詩四重境界,認為王國猛的創作在情、理兩境已達到相當高度,亦可在趣、詩兩境做更多開拓13。這一論斷頗為中肯:其作品中,趣境的營造已有諸多嘗試,如《另眼看三國》書中對“扮豬吃老虎”等民間智慧的化用,讓文章兼具理趣與情趣;而詩境的開拓,則體現在其對意象的營造、對詩意的捕捉上,如《別有根芽》書中對雪花、自然的書寫,《心雨》一文對情緒的詩意描摹,都讓其散文在理性之外,多了一層詩意的審美空間。這種對多重藝術境界的追求,讓其散文始終保有生長的可能性,也讓中國古典小品文傳統,在當代獲得了全新的生命力。
結 語
以好散文的核心標準,從題旨、布局、節奏、語言、新意等維度考量,王國猛的散文創作,以根柢經史的深厚學養為底色,以“微言大義”的創作追求為核心,以凝練的新古典語體、歷史與現實的時空對話、智性思辨與人文關懷的深度融合、跨文體的實驗性寫作為核心特質,以別開生面的“智性隨筆”與“微言體”寫作,重構了他所理解的歷史書寫的現代性,也為當代散文的文體邊界作出了極具價值的探索。在當代學者散文的譜系中,他既繼承了學者散文的智性傳統,又接續了中國千年小品文的文脈,開創了具備個人特色的寫作范式。
不可否認,王國猛的散文仍有可精進的空間:部分篇什敘事縱深不足,存在一定的扁平化傾向——數量可觀的三五百字短章,雖契合移動閱讀時代的碎片化特征,但相較于董橋等人的作品,在敘事經營上仍缺乏足夠的耐心;構建精神原鄉的《江山猶是》,對比阿城《常識與通識》《閑話閑說》的談天說地,感官敘事的融入仍有提升空間;部分植入散文的學術文體表達,較之木心《文學回憶錄》,在智性表達的舉重若輕上,仍可進一步打磨平衡感;《今日方知我是我》中部分篇目,思想密度過高,如何讓思想更好地契合散文“隨物賦形”的文體本性,如何讓表達更具親和力,仍值得深入探索;最新作品集《山色江聲杳》在吸引年輕讀者的同時,相較于張大春《小說稗類》等對傳統文類的轉化路徑,其解構策略仍可更具個人鋒芒;在微言文章的趣、詩二境上,仍有更廣闊的開拓空間;而每年一部甚至兩部書的創作量,亦可更沉著松弛一些,讓作品的打磨更趨精致。
上述對作者的苛求,本質上是對當代學者型作家在“思想突圍”與“文學本性”之間實現更好平衡的普遍期待,也是當代漢語散文即將迎來突破與全新發展的表征。散文作為一種極具日常性的文體,正以其準確性、明晰性、靈活性、生動性實現著充分自由的發展,人的精神也因此得以獲得同樣自由、從容與健康的發展。王國猛的散文創作,正體現著這種精神的自由發展,彰顯了從古典傳統中汲取養分、在當代語境中尋求創新的可貴努力。
注釋:
1 賀紹俊:《王國猛小品文有感:寫微言大義的純粹小品文》,中國作家網2020年9月4日,http://www.plccw.com/n1/2020/0909/c404030-31854870.html。
2 王國猛:《別有根芽·自序》,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2020年版。
3 4 5 13 湯奇云、岳雯、白燁、陳培浩等在王國猛《微言大義》《別有根芽》研討會發言,參見魏沛娜《又出了新書〈微言大義〉〈別有根芽〉!王國猛為何讓專家學者如此關注?》,深圳商報官方賬號讀創2020年9月23日。
6 周松芳:《根柢經史 學問文章 創意創體——評王國猛的〈別有根芽〉及其他》,《特區文學》2020年冬季專號。
7 孫犁:《歐陽修的散文》,《孫犁文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466頁。
8 王彬:《散文課》,研究出版社2022年版,第31頁。
9 王國猛:《北宋詞壇的江右五杰》,《中國作家(紀實版)》2025年第5期。
10 章衣萍1935年校點本《幽夢影》序言:“正如知堂先生所云:‘是那樣的舊,又是那樣的新。’”參見《幽夢影》章衣萍校訂本,上海中央書店1936年初版。
11 林賢治:《五十年:散文與自由的一種觀察》,《書屋》2000年第3期。
12 李一鳴:《〈別有根芽〉:品文論人的典雅抒發》,《中華讀書報》2020年11月18日第11版。
[作者單位: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中國語言文化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