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社會主義合作化運動中的家國關系問題 ——從社會主義文學實踐中再思考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經驗
內容提要:以《創業史》和《三里灣》為主要研究對象,從文學的角度再思考1950年代中國農村社會主義合作化運動中的家國關系問題。新中國要通過農業合作化運動將農民組織到現代社會主義國家結構中,在現實中必須面對、回應如何處理社會主義國家與傳統的鄉社家族結構問題。傳統鄉社家族在當時的歷史現場中,既是農民現實生產生活中的普遍方式,也是他們普遍的意識形態認同。兩部作品都在“兩條路線斗爭”的時代大敘事中呈現了鄉社家族結構在社會主義國家構想中的存在及其引發的問題,也提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秳摌I史》將兩者作為二元對立矛盾,提出了用階級關系取代傳統家族關系的改造方案?!度餅场穭t提出在既有鄉社家族結構中發展社會主義的方案。對這一問題的再認識和對這兩種方案的再反思,有助于今天清理20世紀遺產、重新思考社會主義歷史和未來。
關鍵詞:家國關系 農業合作化運動 社會主義 《創業史》 《三里灣》
1950年代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新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探索和實踐;同時也是20世紀農村革新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語境中的延續和發展,有其獨特的問題語境和深遠的歷史脈絡。這兩層意義并非彼此獨立的認知視角。無論在歷史現場還是后來的歷史敘事中,它們都始終共存互文,交錯影響著歷史的整體進程。今天,從對這兩層意義及其相互關系的完整觀察出發,重新反思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經驗教訓,或能在熟悉的歷史材料中激活“短20世紀”的珍貴遺產,為人類如何走出漫長的19世紀、探索未來社會主義道路等問題找到新的可能性。
作為國家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業合作化運動主要在政治和經濟意義上被關注。即,一方面,通過將個體家庭私有制改造為集體所有制、改變農村的生產關系屬性以改變農村的社會政治屬性;另一方面,通過將分散的家庭生產組織為大規模的集體生產以提升農業生產力。概言之,這場運動著眼于土地私有制產生新的貧富分化甚至階級剝削的問題,要將農民進一步從傳統的土地私有制中解放出來,直接將農民作為勞動者個體編織進國家/集體的政治經濟大結構中。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中開篇即將農村合作化運動的開展稱為“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1,指出農業合作化運動“是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2。并且明確要求“農業生產合作社,在生產上,必須比較單干戶和互助組增加農作物的產量”3。
作為20世紀中國農村革新的延續,這一時期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在一定程度上也面臨著此前歷史中的一切農村革新運動的共同問題:在強烈的外部沖擊和內部震蕩中,傳統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結構不斷瓦解;但其文化邏輯與意識形態層面的革新往往更加復雜也更加困難。在農村,這一點主要體現為以家國同構為根本文化邏輯的宗法制度及其所決定的文化認同、倫理標準滲透到農村家庭結構與農民個體行為中。到了農業合作化時期,“家族鄉社”概念從內部裂變出了幾個層次。一方面,傳統中國以家國同構、宗法制度為核心的社會結構,在可見的公共政治權力空間和生產組織方式中幾乎都已退出歷史舞臺。此時農民主要生活在三四代人共居的農村大家庭而非傳統宗法家族中。這種農村大家庭從規模、結構、維系模式上,都與過去的宗法家族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是具有一定現代性的社會家庭。同時,農民普遍對新中國有樸素的情感認同,也愿意接受新社會、新生活的召喚,“工農聯盟”“社會主義國家主人公”等新的身份對他們有切實的召喚力。但是另一方面,傳統的家族鄉社作為倫理標準和文化認同,仍然牢固地存在于他們的家庭模式和個體意識結構中,并深刻影響著他們對現實的判斷和行動。甚至在很多地方,仍以某種方式或與官方的鄉村政權并存,或以更隱秘的方式參與組織著農民的生產生活。這就使得這一時期的農村大家庭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宗法家族的倫理標準和行為準則。例如,父子兄弟之間仍然存在著非常明顯的家長權威,農民往往將自己在農村大家庭中的成員身份放置于社會主義國家所詢喚的“工農聯盟”“社會主義國家主人公”等社會身份之前;傳統宗法家族的孝悌倫理與新社會的主體意識、平等原則沖突常常發生激烈沖突;農民“發家致富”“創立家業”的夢想往往與社會主義合作化目標有沖突,這種沖突既包含著生產關系中的私有經濟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矛盾,也隱匿地延續著傳統宗法家族的家族本位主義——雖然此時農民的“家”在現實生活中已經更多是“家庭”而非“家族”;很多農民——甚至是具有了黨員干部身份的農民在處理人際關系時也往往根據族親、姻親決定遠近親疏意識,鄉黨人情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他們的話語和行為模式。
長期以來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各種研究,主要從政治權力斗爭或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改造視角切入,卻一定程度忽視了這一問題。
同一時期,作家以農業合作化運動為題材的文學寫作雖然主觀上致力于為社會主義改造總路線鼓呼,但普遍的現實主義創作態度使作家們必然追求還原生活質感,因此也就得以從經驗層面不僅再現了農村鄉社家族在國家/集體與農民二元結構空間中的客觀存在,更呈現出其與農業合作化運動發生的錯綜復雜關系。而且,也正因為政策對這一問題缺乏關注與明確表述,作家在文本中反而獲得了較為自由多元的想象和表達空間。他們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在各自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書寫中表達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立場和認知,使得文學在這一問題上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性。
柳青和趙樹理在這一問題上創造了比較典型的兩種敘事。兩位作家遵循現實主義原則,在作品中都較多地呈現出了新舊家國關系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并存乃至沖突。柳青的《創業史》提供了一種將血緣姻親家族按照階級關系重組、整合進新的國家結構中的構想;而趙樹理的《三里灣》探索了在既有的鄉社家族關系中建設新社會的可能性,讓既有的鄉社家族結構保存在新的國家結構中并努力尋找其正面意義。因此,本文將以這兩位作家對農業合作化的書寫為主要對象,將這場新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放置在整個20世紀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問題結構中進行再探討。
一、對《創業史》與《三里灣》主要矛盾的再分析
柳青的《創業史》與趙樹理的《三里灣》,作為這一時期表現農業合作化運動的代表作,長期以來主要矛盾都被解讀為“農村兩條路線斗爭”。這一解讀源自當時國家對發展道路的總體設計和對主要矛盾的基本判斷。在這一表述中,“社會主義路線”的內涵相對清晰,但“資本主義路線”的內涵需要辨析?!吧鐣髁x路線”所指即為推進農業合作化運動。具體說,即將農村生產關系從私有制轉變為集體所有制、從以家戶為基本單位的個體勞動轉變為集體勞動,同時使農業合作社具有一定的基層政治權力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在農村的基本權力組織。這里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包含著生產關系公有制與政治權力民主化,說其根源于馬克思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是可以的。但這一表述中的“資本主義路線”卻不能直接套用馬克思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內涵來解釋。當時,毛澤東將農業合作化進度的阻力命名為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路線”,認為這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替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打主意”4。毛澤東作出這一表述的前提語境,是將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作為國家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的主要矛盾。那么既然界定了農業合作化是農村的社會主義路線,則無論是在生產關系中抵抗集體經濟,還是在具體政治運動中對農業合作化運動持消極態度,都屬于社會主義的對立面,所以“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都被納入“資本主義路線”的整體命名中。這一表述中“資本主義”概念具有非常具體的語境前提和邏輯線條,與普泛意義上的“資本主義”概念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偏移,由此也必然帶來在使用、界定和闡釋中的模糊空間。
柳青寫作《創業史》、趙樹理寫作《三里灣》,主觀上都是呼應中央精神,用文學呈現“兩條路線斗爭”。由于上述原因,他們對“社會主義路線”的理解和詮釋都非常明確,就是農業合作化運動;同時卻為作為其阻力的“資本主義路線”填充了大量源自現實實踐的經驗內容,以現實主義的筆法保留了在“資本主義”整體命名之下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在歷史現場所遭遇的真切困境。
在《創業史》中,社會主義道路的阻力主要來自兩個陣營。一個是富農姚士杰,另一個是退坡黨員郭振山、一部分中農和富裕中農以及思想保守的農民。從此前的研究思路說,二者僅僅是在阻力大小、阻力程度上有差異,因為“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都被視為同一陣營即走資本主義路線的一方。但在本文的問題視野中,有必要仔細辨析這兩個陣營在意識形態、具體訴求和對社會主義國家態度上的差異,并賦予這些差異以歷史性意義,從中清理出作家留在文本中的、來自歷史現場的真切經驗與意義。
《創業史》開篇,柳青引述了三段話。第一段是毛澤東語錄,指出社會主義要與舊事物斗爭才能勝利。第二段是三個字的鄉諺:“創業難……。”第三段是一句中國農村格言:“家業使兄弟們分裂,勞動把一村人團結起來。”5這三段開篇引言構成了《創業史》的題解。毛澤東的話揭示了小說要書寫發展社會主義的故事,而且明確了社會主義要通過與“舊事物”斗爭來發展的故事邏輯。有意思的是,這里的“舊事物”成為一個看上去心照不宣實際上語焉不詳的概念。從當時的語境來說,作家和讀者都可以直接將其代換為“資本主義”。但是從接下來的兩段題解看,作家對“舊事物”的理解,顯然有非常具體的內容:“家業使兄弟們分裂”,這句話仍然可以在“兩條道路線斗爭”的主題下解讀為對私有財產的批判,但值得注意的是私有財產的占有單位是“家”而不是農民個體,在勞動者關系上,與“一村人”形成對比的同樣是“兄弟們”這樣的家族單位而不是農民個體。由此回到第二句“創業難”的鄉諺,則小說的主題就可以概括為:社會主義,就是農民們拋棄延續了數千年的發家致富、創家立業的舊觀念,轉而創社會主義集體的新業。在這個主題中,舊事物不是作為“農民個體”而是作為“農民家庭”與新的社會主義國家相對峙——雖然這個農民家庭不再是宗法家族,但如上文所述,從其倫理法則、成員意識結構而言,可以將其視為宗法家族在新社會的隱匿延續。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舊事物”的“舊”有了更加明確的內涵。
文本的敘事也確實圍繞著農業合作化與農民根深蒂固的創立家業、發家致富觀念的沖突展開。小說固然著力體現了富農姚士杰對社會主義源自階級本性的仇恨與破壞欲,但這條線索在作者筆下被處理得敵我分明:姚士杰階級本性反動,道德品質敗壞,無論從他的主觀意識還是從客觀行為來說,他都是社會主義的敵人。但在退坡黨員郭振山和村內一些不堅定的中農——包括梁生寶的父親梁三老漢、本家叔叔梁大老漢身上——柳青卻呈現出了問題的復雜性。較之階級敵人姚士杰,郭振山和中農們對當時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抵抗構成了農業合作化運動更具普遍意義的困境。
首先,無論是郭振山還是相對落后的中農,他們雖然與社會主義路線有沖突,但這種沖突絕非敵對關系。無論郭振山犯了多么嚴重的錯誤,他自己和作家柳青都非常明確一點:他沒有與姚士杰站在同一戰線。郭振山始終是熱愛共產黨、認同新中國的,雖然很大原因是共產黨、新中國給他帶來了在經濟上能翻身、在人格上有尊嚴的切實利益。郭振山“退坡”之后想要奔赴的方向,遠不是資本主義(無限擴大的私有經濟),甚至他都不愿意成為姚士杰那樣的富農。他所追求的僅僅是家業殷實的富裕中農生活,“趕上郭世富。以此為限,絕不超過。他絕不使自己的家業接近仇人姚士杰,那和他的‘政治性兒’水火不相容”6。換言之,以梁生寶時代的共產黨員標準而言,郭振山無疑是落后的;但以20世紀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村土地革命的歷史實踐而言,郭振山較之梁生寶,反而是更能代表普遍的中國農民:通過土地改革在經濟上翻身,在新政權中獲得政治文化權力和人格尊嚴,由此產生了對新政權的擁護和樸素的階級意識。小說中的其他中農,也對社會主義新中國懷抱著類似的認同與情感。但是,與此并存的,是他們世代積累下來的追求家族興旺、家業繁盛的夢想。對新社會的認同與對興旺家族、繁盛家業夢想的追求共存于退坡黨員郭振山心里,也共存于梁三老漢和眾多農民的心里。
柳青對這一矛盾給農業合作化運動造成的現實困境有著細致的觀察和深切的體會。他一次次讓郭振山乃至梁生寶陷入“家”所意味著的生活內容與“國”所召喚的未來道路之間的沖突中,并讓前者不斷成為后者的阻力——在一定程度上,文本中對這一阻力的呈現權重甚至大于對階級敵人姚士杰破壞性的揭示。當郭振山受到批評、不服氣梁生寶時,他心里想的是:“我郭某人要是和你一樣,婆娘沒婆娘,娃子沒娃子,我的互助組,比你生寶同志的能強十倍!”7從土改時候的謀取私利,走到辦互助組時的私欲膨脹,乃至發展到成為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阻力,郭振山最直接的理由始終都是“發家”。而在梁生寶這里,不僅他與梁三老漢父子之間的主要沖突圍繞著合作社與創立家業展開,他自己組建婚姻家庭的欲望也與他投身合作社的工作不斷發生著各種沖突。在這些沖突中,兼具現代社會家庭結構形式與宗法家族倫理認識的“家”承擔了題記中社會主義所要克服的“舊事物”的具體所指,真切地成為農村合作化運動所遭遇的困境,卻被包裹在“兩條道路斗爭”的時代表述中未被識別出來。而且,正因為其被普泛的“資本主義道路”表述所掩蓋,它在現實中造成的問題也往往被歸入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斗爭中來認識、處理,才進一步給農村合作化運動的開展造成了更復雜也更深刻的問題。
較之柳青,趙樹理更追求在感性經驗層面再現“農民”形象。趙樹理曾說自己的材料“大部分是拾來的”8,“強調直接經驗”9。他寫了大量他所看到的、熟悉的,差不多都能叫出一個個具體名字,而對方也親切地稱他為“老趙”的農民。他在這些農民身上真切地感受著新的國家認同與傳統鄉社、家族倫理的并存。較之《創業史》,這一點在《三里灣》中被表達得更加明確,也具有更多的可能性。這不僅是說《三里灣》中沒有像姚士杰那樣的階級敵人角色,日常家庭生活場景幾乎構成了《三里灣》的主要場景;更重要的是從先進的黨員干部到普通群眾乃至到退坡黨員與落后分子,他們之間的鄉黨親族關系不斷被作者呈現,他們之間的交往也處處體現出這種“鄉黨親族”的親近感,乃至他們處理人際關系時往往首先也會遵循“鄉黨親族”人情世故法則。黨支部書記王金生在門口聽到退坡黨員范登高和雇工王小聚爭吵,他沒有以黨員干部的身份指出范登高違反黨的原則雇工的錯誤,反而是在門口“打了個退步”,想等他們吵完了再進去以免引起尷尬。進去之后,也只是問候一句“大清早,你們東家伙計吵什么”,被范登高否認之后,他雖不相信,卻并不堅持用黨的原則批評范登高的錯誤,僅僅是岔開了話題。10這種以鄉黨親族的人情世故為行動邏輯的情節在文本中比比皆是。即使先進的黨員干部也更習慣以家族關系劃分人際關系,在實際行動中也將鄉黨親族情面放在黨性原則之前。思想進步的青年滿喜在面對退坡黨員袁天成與落后婦女能不夠的家庭矛盾時,并不關注二者矛盾所呈現的“路線分歧”,而是秉持傳統倫理批認為作為妻子的不夠不賢惠,并力主他們維持家庭和睦。而退坡黨員們為自己辯解時使用家累為借口,也很容易得到群眾乃至黨支部書記的諒解(《創業史》中郭振山也試圖使用過同一借口卻從未獲得諒解)。甚至馬多壽分家事件中,黨支部都沒有旗幟鮮明地支持年輕人擺脫舊家庭、追求新道路的分家訴求,反而更多體現出傳統宗族倫理所認同的“勸和不勸分”傾向。更有意思的是,分屬進步與落后陣營的青年男女,竟然很容易結成戀愛婚姻關系。這些情節,幾乎改寫了這一時期“兩條路線斗爭”是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的時代意識。概言之,《三里灣》所呈現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的主要矛盾,發生于一群并存著社會主義國家的階級關系與傳統鄉黨家族關系的農民內部。矛盾雙方在社會主義國家視野下不是階級敵人,在傳統鄉社家族視野下則更加親近。當他們分屬進步與落后陣營時,相互之間有點斗爭,又有點協商,還有點幫助。所以,《三里灣》不像《創業史》那樣,矛盾隨著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深入而朝著深化、尖銳的方向去發展,而是在對社會主義美好藍圖的構想中,獲得了“花好月圓”的輕松解決。
概言之,《創業史》與《三里灣》雖然在作家的主觀判斷上存在差異,但它們都再現了這樣的問題: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傳統農村鄉社家族始終存在于農民的日常生活、言行標準、情感結構中。新國家結構與舊家族倫理關系的問題,雖然被“兩條路線斗爭”表述模糊,卻在歷史現場真切存在于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國家想要通過農業合作化運動將農村納入社會主義社會結構中,就要不斷面對、回應這一問題。
二、用階級代替家族:《創業史》對家國關系問題的呈現與解決
《創業史》將傳統鄉村家族與現代社會主義國家處理為二元對立關系,前者是后者發展必須克服的“舊事物”。在這個邏輯下,對發展農業化運動造成最深刻阻力的其實不是像姚士杰這樣的階級敵人。雖然他們極力破壞對社會主義的刻骨仇恨,但是在新中國的農村,他們其實在農民中已經成為敵人、壞人,并沒有號召力,只需要動用國家權力鎮壓限制其破壞行為即可。農業合作化運動更深刻的阻力,是來自像郭世富、梁大老漢這樣的富裕中農,是他們所代表的傳統的家族生產生活方式以及由此決定的一套文化倫理。
富裕中農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阻礙,首先體現在他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對農民存在著普遍的號召力。不同于反動派姚士杰,他們不是敵人。農民從對新中國的認同出發,會警惕姚士杰,卻不會敵視富裕中農,甚至普遍對他們充滿羨慕之情。值得注意的是,富裕中農不是作為擁有較多財富的個體受到其他農民羨慕。農民們羨慕他們,是因為他們代表著一個人口繁盛、家業興旺的家族(這種家族往往以大家庭方式存在,但與傳統家族觀念的結構、意識有著千絲萬縷的傳承關系)。這樣的家族,正是農民在傳統生產生活中所追求的理想。柳青生動地展示了這種生活理想在農民中普遍具有的天然吸引力:小說開端,梁三老漢因為兒子梁生寶無心家事,對他非常不滿而走出家門。這時,郭世富家蓋屋架梁的動靜進一步刺激了他,他羨慕“人家是二十幾口人的大家庭,幾十畝稻地的莊稼主,在三合頭瓦房院前面蓋樓房了”。就連共產黨員郭振山,也把郭世富作為自己的生活理想和目標11。王書記明確指出:“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里頭,富裕中農是受人敬重的人物。他們因為有一匹好馬,或者因為有一個大家庭,或者有一個拿高薪的中學教員,就在周圍的村莊里很有名氣?!?2富裕中農們所代表的來自傳統農民意識深處的發家創業之夢,成為梁生寶們要興辦農業合作社、發展集體經濟的首要阻礙:不僅中農們自己因為有家有業而抵制合作社,貧雇農們所認同和夢想的也是成為這樣繁盛興旺的大家族,梁生寶的父親、黨支部書記郭振山,都被這樣的生產生活方式所吸引而與農業合作化道路背道而馳。
其次,富裕中農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阻礙,還體現在他們秉持的意識形態與倫理標準在農民中有普遍的認同。姚士杰不僅是社會主義國家視野下的敵人,也是農村傳統倫理標準上的壞人。但富裕中農們不僅不是壞人,甚至是在農村廣受敬重的“好莊稼人”。郭世富“要做孔夫子和朱夫子兩位老人家的忠實后代”,一切辛勞都是“為了大家伙——一個古老傳統和陳舊概念的集體”13。這樣的莊稼人在農民中是受到尊重的,他們的倫理標準也是被認同的。所以,不僅梁生祿為自己不參加合作社辯護時會征引這套倫理說“臣不傲君,子不傲父”;退坡黨員郭振山抵抗農業合作化運動、埋頭發家的行為,也有村民用“兄弟一條心,黃土變成金”的傳統倫理標準予以肯定;即使梁生寶也時刻陷在這樣的倫理困境中:他與梁三老漢的沖突,實際上是社會主義道路與舊事物的沖突,但是在梁三老漢和鄉親們眼中,梁生寶卻常常受到是否孝順的打量和議論。他為集體買來的稻種被梁大老漢無理索要,梁大老漢秉持的行為合法性依據就是自己是梁生寶的“門中人和親戚”,對梁生寶買回的稻種理所當然地享有優先權。
柳青關注到了傳統鄉社家族作為生產生活方式與倫理價值標準在農民現實生活和意識形態中有著深刻影響。同時,他將這樣的影響視為阻礙社會主義前進的“舊事物”。因此,他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農民要打破此前基于宗法親族聯系形成的家族結構,在社會主義國家結成階級同盟。為此,柳青借王書記的口指出在小農經濟環境中中農受尊敬的事實的同時,也給出了原因分析和解決方案:“將來到社會主義的社會里,私有財產制度消滅了,農村中這種可笑的現象,自然也就改變了?!?4在他看來,宗法家族的不合法性根源于財產私有制度,這種私有制度必然引發人的私欲膨脹,導致家族內部產生各種畸形關系:姚士杰憑借自己財雄勢大霸占欺凌自己的貧窮侄女;郭世富為了自己的家族對內對外都要鉤心斗角、盤算計較;一母同胞的兄弟為爭奪家產甚至打得頭破血流。與這些家族成員之間的畸形關系相對比,柳青同時書寫了沒有血緣宗親關系的黨員之間、貧雇農之間,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度和集體勞動中結成的溫暖、健康的關系。梁生寶因為不是梁三老漢的親生兒子而在家庭關系內部飽受質疑,卻因為堅定的政治信仰而被上級領導深深信任;他與階級同志高增福、馮有萬之間,不僅能彼此信任、團結戰斗,還能夠互相批評共同進步。燈塔社的貧農社員們,來自不同的家庭甚至家族,卻由于共同的階級地位和階級意識在燈塔社成為“一家人”。他們面對困難同舟共濟,在勞動中團結協作,也親密無間地共享著勞動和豐收的愉快。由此,《創業史》非常明確地呈現了這樣的結論: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傳統家族,在道德上是有原罪的(無論是姚士杰還是郭世富,其發家史都不甚干凈),在現實生活中則充滿了欺凌紛爭、爾虞我詐,這樣的家族結構注定不會有未來。只有社會主義制度下、處于同一階級地位的勞動者們,以自己的階級出身和由此產生的階級意識結成的階級同盟才是健康的、合乎道德的;勞動者必須以先進階級的身份成為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為自己所屬的階級創造有希望的未來。
在這樣的解決方案中,梁生寶父子最終得以和解。梁三老漢穿上新棉襖、感受到鄉親們對農業合作社領袖梁生寶的敬意,心里對梁生寶產生了認同與驕傲。這樣的父子和解,事實上是二人之間的階級認同取代了傳統的家族父子觀念。梁三老漢更多是作為貧農認同了梁生寶的社會主義道路,不再作為父親要求梁生寶繼承自己創立家業、繁盛家族的理想。但這樣的解決方案,也同時包含著風險:社會主義道路與傳統鄉社家族在公與私層面的對立,不僅僅是所有制與勞動方式層面的,同時也是意識形態、文化邏輯層面的。所以,社會主義不僅需要克服經濟上的私有制度,也需要壓抑私欲、公而忘私。這一敘事不斷強化的后果,是不僅鄉村家族,即使是現代家庭,也被壓縮到非常狹小曖昧的空間中。在《創業史》中,梁生寶與改霞最終的分道揚鑣已經隱隱昭示了這一敘事傾向。后來,一方面是文學敘事中,不僅宗法家族從生活經驗到意識形態蕩然無存,連血緣父子、世俗夫妻都被放逐,人物之間只有單純的階級關系;另一方面,則是宗法家族結構與認同在人心中頑強而隱匿地存在著,合作化運動的矛盾并未真正解決。
所以,《創業史》的可貴之處,在于它深刻呈現了國家要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重構農村的經濟、政治與倫理關系,就必然與傳統的家族結構與意識形態發生矛盾,這種矛盾具有怎樣的普遍性和深刻性,給農業合作化運動帶來了怎樣的困境。但是,它所提出的以社會主義階級同盟取代傳統家族結構的方案,今天看來卻多少是一種過于天真、樂觀的想象。無論是文學還是歷史在其后的發展,都需要對此進行反思。
三、在既有的鄉社家族結構中發展社會主義:《三里灣》對家國關系問題的呈現與解決
當柳青將社會主義國家與傳統鄉社家族講述為二元對立的關系時,趙樹理卻表達了不同的判斷并提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度餅场分校l社家族是一個更加復雜的概念。無論是其生產生活方式,還是意識形態倫理,都既包含著阻礙社會主義前進的消極因素,也潛存著支持社會主義發展的積極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在趙樹理看來,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不一定要(很大程度上也是客觀上做不到)徹底瓦解現有的鄉社家族結構,而是可以通過對其進行整合改造,使其能夠與社會主義制度并存于同一歷史時空。
基于這樣的判斷,《三里灣》在敘事上就呈現出與《創業史》截然不同的三個特征。
其一,《創業史》的矛盾尖銳對立,性質不可調和,必須以一方克服另一方來解決。但是《三里灣》中國家社會主義道路與鄉社家族結構的矛盾卻非絕對對立。《三里灣》中沒有像姚士杰那樣的階級敵人,矛盾發生在具有鄉社親族關系的農民內部。矛盾雙方在政治上不是階級敵人,在現實關系中也不是你死我活的斗爭關系,僅僅是農民中的先進分子與落后分子的分野。他們相互之間有齟齬批評卻少有對立斗爭。在趙樹理充滿生活諧趣的筆觸中,批評甚至往往以玩笑的方式出現。如上文所述王金生對范登高黨員雇工的批評,就充滿了鄉黨熟人之間的隨意與親近色彩,不見路線斗爭的劍拔弩張,甚至也沒有組織工作常見的嚴肅正式。文本中的馬多壽一家,是上文所述的農村大家庭——雖然不再是傳統宗法家族的模式,但其內部權力關系和價值倫理認同仍與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個家庭在小說中充當了合作社阻力的角色,但在趙樹理筆下,他們先是以一串令人發笑的外號出場:“糊涂涂”“常有理”“鐵算盤”“惹不起”。這些外號傳達了兩個信息:其一,馬多壽家雖然不受尊敬,但與其他農民的關系也是輕松、親近、可以互相調侃戲謔的。其二,鄉黨們對他家的調侃主要集中于不講理、貪小利這些農民中常見的性格缺陷,他們并沒有在階級身份、政治屬性上受到否定。
正是因為《三里灣》中社會主義路線與其阻力的矛盾不是敵我矛盾,所以也無須像《創業史》那樣以一方必須克服另一方為解決方案。《三里灣》想象了一種溫情脈脈的解決方案:在鄉黨親族內部,通過先進分子批評教育、示范帶動落后分子,使他們發生轉變,最終大家雖有先來后到、進步快慢,但都一起向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因此,文本中,青年們作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堅力量與自己保守落后的父輩展開了各種斗爭,但斗爭并未破壞他們之間的親情。范靈芝固然站在進步團員的立場上批評自己的父親范登高,但父女二人之間的互動,即使在爭論時也是充滿親情的。馬多壽一家想用刀把地阻攔合作社運動,他們的黨員兒子將刀把地交給合作社,馬多壽一家雖然不甘不愿,卻也并未與兒子翻臉,反而順勢全家入社。更有意思的是,小說最后,馬多壽的兒子馬有翼與王金生的妹妹王玉梅結婚,兩個分屬先進落后群體的家族之間產生了姻親關系。作者并未將這樣的關系視為王金生家立場不穩或者對社會主義態度的不堅定,反而是通過這樣的聯姻向落后的馬多壽家敞開了未來的進步空間。王玉梅作為進步青年,并不將落后公婆視為累贅,不僅在生活上愿意盡心贍養:“只要他們老兩口子愿意跟我們過,管保能比他們現在吃得好、穿得好”;并且還有信心“爭取他們進步”。15
而且,值得關注的是:小說中這種進步家庭與落后家庭的親族關系并不是突兀、偶然的現象。黨員袁天成與落后中農馬多壽就是連襟。而袁天成的女兒,又嫁入了黨支書王金生的家庭。整個三里灣的每個家庭之間,都或遠或近地存在著姻親、族親這些在傳統宗法家族制度中非常重要的家族關系。而小說不僅沒有回避這些關系,還非常詳盡、生動地展示了這些關系在農民中有著較高的認同與接受,很大程度上甚至對農民的行為發揮著超過新政權的宰制力量。在小說中,這種力量有時表現為新社會的障礙,如袁天成因為妻子和岳家的落后而“退坡”,有時也表現為正面的力量,如王玉梅相信自己嫁入馬家能夠用家族成員身份影響馬家進步。這樣的敘事向讀者敞開了這樣的可能性:不需要徹底瓦解鄉黨家族的基本結構,而是通過從中培養先進分子、教育落后分子,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意識形態能夠從傳統鄉黨家族中生長出來。
其二,《創業史》矛盾雙方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先進階級對抗敵對階級與作為阻力的傳統鄉社家族結構,所有以家族或家庭出現的元素都是阻礙社會主義發展的力量。但是《三里灣》中矛盾的雙方卻主要是兩個大家庭群體:王金生的先進家庭與馬多壽的落后家庭。這兩個大家庭都是上文所分析過的那種農村大家庭,一方面具有一定的現代家庭性質,另一方面也與傳統鄉社家族從結構到意識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同時期的文本中,這樣的設計具有獨特而深遠的意義:意味著不再將傳統家族結構不加區分地視為社會主義發展的阻力。既保留鄉社家族生產生活結構,又具有社會主義先進性的“進步家庭”在這樣的設計中獲得可能性。為了證明這一點,《三里灣》不僅不吝筆墨地描寫王金生一家對社會主義的擁護和熱情,更著重突出了兩個重點:第一,強調他們家成員對農業合作化事業都有著非常重要的貢獻。王金生是合作社的帶頭人,王玉生是合作社的技術骨干,王玉梅是社里堪比男社員的強勞力。就連思想不那么進步的老父親,都在積極為社里解決工具技術等問題,發揮著重要作用。第二,也是更重要的,王家成員對農業合作化的貢獻并不單純來自他們個體的覺悟和能力,而是與他們的家風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王金生作為合作社帶頭人,他穩重、包容的性格為合作社在農民中贏得了普遍的信任。而這種性格與他作為王家長子主持家計的經歷相輔相成。王玉生、王玉梅對合作社的認識和熱情,主要來自長兄的熏陶;老父親對合作社的支持,也主要來自長子的影響。同時,王家慈祥的媽媽、賢惠的嫂嫂、善良的小姑,默默包攬了家里的各種瑣碎。這種大家庭內部團結和睦的氛圍、各司其職又相互幫扶的分工協作,也為王家成員最大限度為合作社做貢獻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正因為家庭有了進步與落后的區分,范靈芝在考慮自己的婚姻問題時,兩個備選對象的家族情況成了她作出決定的直接原因:“玉生家里是能干的爹、慈祥的媽、共產黨員的哥哥、任勞任怨的嫂嫂;有翼家里是糊涂涂爹、常有理媽、鐵算盤哥哥、惹不起嫂嫂?!蛻{這些附帶條件,也應該選定玉生、丟開有翼!”16憑借著家庭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正面形象,小學生王玉生擊敗中學生馬有翼成為范靈芝的理想對象。這段頗具喜劇色彩的心理描寫,展現出文本試圖在傳統家族與國家社會主義結構中建構起一種和諧并存的可能性。在這樣的可能性中,那些家風優良、成員具有較高社會主義覺悟的家族或家庭不一定以社會主義制度的對立物形式存在,它們完全能夠以家族整體成為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中能夠發揮積極作用的基層結構。同時,“進步家庭”形象更重要的意義,還在于“落后家庭”也由此獲得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可以不被克服、通過改造、轉化為“進步家庭”后被保留的可能性。小說中馬多壽家族最后全家入社的舉動,雖然主觀上并非完全自愿,入社以后的馬多壽家與進步家庭之間仍然存在著很大距離,但舉家入社這個行為本身,仍然強烈地暗示著這一可能性。
其三,《創業史》中傳統鄉社家族倫理與社會主義國家倫理不可兼容,趙樹理卻從中發現了很多與新社會并行不悖的美德。正如蔡翔所指出:“中國革命不僅深深地根植在鄉村之中,因此對鄉土理想常取一種尊重或妥協的姿態,同時,由于中國革命的階段性性質(比如,民族革命/階級革命,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等等),盡管階級政治始終是一種主導性的權力訴求,但并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排除其他的政治性訴求以及相關的文學——文化想象?!?7在《創業史》中,作者認為富裕中農們對農業生產生活精打細算、巧妙安排的習慣和能力是他們能夠發家創業的重要原因,而農業合作化運動(雖然也需要周密的安排部署)更需要的,是建立在牢固的階級聯盟之上的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忠誠與熱情?!度餅场分?,王金生卻將這種來自傳統家族生活的習慣挪用到對合作社的管理中,他的記事本上寫滿了一件件需要仔細計算、周密安排的生產和生活計劃?!秳摌I史》欣賞的是像高增福那樣自覺緊盯階級敵人的斗爭意識,而《三里灣》卻更愿意描寫王金生對落后行為的寬容和等待?!踔敛粌H王金生,黨組織在處理馬多壽分家事務時,也并沒有在第一時間強硬支持受到虐待的團員菊英,而是從團結群眾的角度,認為如果黨讓馬家分家,會在群眾中造成不良影響,因此慎之又慎。而有意味的是,就是這些來自傳統鄉社家族的行為倫理,在《創業史》中會被認為陳舊、保守、缺乏斗爭性的行為準則,在《三里灣》中卻得到了文本內群眾和文本外作者的一致認同。王金生等干部,不是憑借時刻繃緊的斗爭意識,而是憑借這些來自傳統家族倫理標準的厚道、穩重、踏實的品格在群眾中建立了威信,也為合作化運動在農民中贏得了更普遍的認可。除了《三里灣》,趙樹理這一時期還寫了一系列作品,其中的先進人物諸如套不住的手陳秉正18、實干家潘永福19等,都是農村傳統倫理標準中的“好莊稼人”,他們共同具有勤勞、樸實、忠厚的品格,這些品格讓他們同時也就成為能夠為社會主義國家作出積極貢獻的“好勞動者”。
概言之,趙樹理不同于柳青,他從自己對農民的切近觀察中,對傳統鄉社家族在農民生產生活與意識形態中的地位和意義做出了獨特的判斷。在他看來,社會主義國家要將新的社會結構建構在對傳統鄉社家族的徹底克服之上,客觀上困難重重、主觀上也缺乏對鄉社家族的深切剖析和理解,因而是難以實現且武斷的。所以,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斷突破簡單的二元對立敘事桎梏,呈現出社會主義國家與傳統鄉社家族的多重可能性。這一認知和努力幾乎貫穿了趙樹理漫長的創作生涯?!睹舷橛⒎怼?0是趙樹理較早的作品。這個作品體現出新國家對舊家族的改正。孟祥英在封建家庭中過著非人的生活,多次求死不得。但是新的國家政權將她拯救出來,讓她當上婦女隊長、獲得解放。但是,這個與主流特別一致的敘事,卻在結尾留下了非常不主流的空間:孟祥英始終沒有與丈夫離婚、沒有脫離封建家庭。直至孟祥英成為英雄之后,婆婆和丈夫仍然是“相對吸一吸嘴唇”,這個非常有表現力的細節說明了趙樹理并沒有塑造一個徹底決裂、黑白分明的新國家與舊家庭,而是在新國家中給舊家庭留下了現實存在的空間。趙樹理在后來的作品中始終保留著在《孟祥英翻身》中那個留給舊家族的空間。在他各個時期的文本中,社會主義國家始終與和諧的日常家庭甚至是傳統鄉社家族結構有著很大的并存空間。因此,他對落后人物總有一份寬容——無論是三仙姑、馬多壽這些落后勢力的代表,還是范登高、永富(《表明態度》里的退坡黨員)這些黨內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人物的代表,都在現實的教育中有改造的余地,而沒有必消滅之而后快的堅決。甚至,他們的改變也沒有經過什么你死我活、觸及靈魂的斗爭,這也就是對趙樹理小說會招致“矛盾解決得太過容易”“作者善于表現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現前進的一面”21批評的一個重要原因。
結 語
馮爾康在對20世紀家族問題的研究中發現,從土地改革到新中國成立,一方面,農村家族受到嚴重沖擊:“農會和農民政權的組織原則是超家族體制的,它把家族成員組織在以社會地位而非血緣地位為依據的組織中”;但另一方面,“宗親關系是客觀事實,具有傳統性的宗親觀念只是暫時受到沖擊,在族人之間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變”22。他考察很多村志、族譜發現,解放后村志中仍記錄了祭祖費用的攤派,即使到了狠抓階級斗爭的1960年代,很多地方都仍以家族為單位繼續修訂族譜?!翱梢娂捞镫m然沒有了,但人們仍要紀念祖先。”23
柳青和趙樹理秉持現實主義原則的寫作,共同保留了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社會主義國家與傳統農村鄉社家族結構相矛盾又相并存的事實,使今天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可能在“兩條路線斗爭”的整體表述中撬開縫隙、回到歷史現場經驗中去獲得更深刻、更有效的認知和反思。而兩位作家對這一問題書寫的差異性在這樣的研究中來說,更深層的意義可能在于觸及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在現實歷史中的一個真切困境:鄉社家族是農民從傳統社會一直保留到現代國家的生活組織結構。在此前的權力結構中,家族是國家與農民個體之間的權力緩沖結構,既負責完成國家向農民征稅、施行教化、管理組織等職責,也提供農民面對強大國家時的基本庇護、支撐。但是,在新中國的社會結構中沒有鄉社家族這一級權力空間。農業合作化運動試圖重構農民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將農民組織到現代社會主義國家結構中。馬克·塞爾登說:“按照毛澤東的想法,合作社是農戶與國家之間的中介?!?4從這個角度上說,就是用新的國家結構中的基層組織合作社取代傳統的鄉社家族。但事實上,鄉社家族仍然牢固地存在于農民的生活經驗與情感認同中。即使農民確實可以認同民族、階級、新國家這些新觀念,甚至一定程度上為其犧牲奉獻。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他們也同樣生活在鄉社家族的世俗人情、關系結構中。他們對自己生活其間的、具有一定現代性的農村大家庭的理解、定位和感情,也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鄉社家族的傳統模式。這樣的結構與國家所要構建的新結構并存,有時會變成農民拒絕進入新結構的壁壘,有時又會成為新結構在農民中傳播影響的渠道。農業合作化要讓農民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勞動者,就不僅需要從所有制層面、經濟意識層面改造農村與農民,也需要處理這一存在于農民生活經驗和情感結構中的問題,即,需要在“國家—農民”的新結構中解決“國家—鄉社家族”的老問題。
注釋:
1 2 3 4 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234、243、250頁。
5 6 7 11 12 13 14 柳青:《創業史》(第1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題記引言、第155、154、155、300、347、300頁。
8 趙樹理:《趙樹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頁。
9 這既是趙樹理自己多次強調的,也是很多論家的共識??蓞⒁婞S修己《趙樹理研究》,張鐘、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概觀》等相關章節。
10 15 16 18 19 趙樹理:《趙樹理全集》(第2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100—103、208—209、208—209、357—366、367—388頁。
17 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7—28頁。
20 趙樹理:《趙樹理全集》(第1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206—218頁。
21 黃修己編《趙樹理研究資料》,北岳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217頁。
22 23 馮爾康:《18世紀以來中國家族的現代轉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322頁。
24 [美]馬克·塞爾登:《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魏曉明、馮秉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頁。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