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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瑤環》“為民請命”的現實主義和教育作用漫議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6年第3期 | 李侑珊 劉方政  2026年06月28日19:30

內容提要:基于田漢對1960年前后社會現實的認識和理解,《謝瑤環》的“為民請命”具有相當的現實合理性和舞臺啟示意義,既反映了觀眾的愿望要求和心理訴求,又保證了劇作的演出效果能夠對現實有所裨益。就“為民請命”的內容層面來說,它與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及其領導的革命實踐和建設實踐相當一致,但在形式層面上,又與人民創造歷史的唯物史觀有所抵牾,這種“糾結”,既導致了作品具有一定的審美張力,又容易引起價值認定上不必要的“誤會”。由此,1960年代中前期,圍繞《謝瑤環》“為民請命”的“現實主義”和“教育作用”,部分評論者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內容因素,只是從形式方面對作品及劇作家進行激烈的學術批判和政治批判。

關鍵詞:田漢 《謝瑤環》 為民請命 現實主義 教育意義

18世紀末,中國戲曲界發生了一件大事,這就是“花”部(地方戲)戰勝“雅”部(昆曲),由于地方戲的主要劇種都希冀在經濟相對繁榮、文化交流順暢的政治文化中心占有一席之地——既容易獲得達官貴人、官府以至朝廷的資助和眷顧,各劇種之間又能取長補短,最后的結果便是極具觀賞性的京劇的形成并逐漸占據舞臺中心地位。所謂凡事有得便有失,隨著多劇種之間的互相交流、借鑒和促進,較之于以前昆曲的一枝獨秀,對于中國戲曲和觀眾來說是一種幸運,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劇作文學性的衰落甚至相當程度上的喪失。宋元南戲、元代北雜劇以至明清傳奇,其文學成就堪與當時的詩詞甚至小說相媲美,舞臺演出賞心悅目、美輪美奐,案頭閱讀也是妙趣橫生、寓意深刻;地方戲則只是舞臺的寵兒,單純依靠優美的扮相、優美的唱腔、優美的舞姿、優美的武打設計吸引觀眾,案頭閱讀則不啻嚼蠟。怎樣才能創作出既善于場上、又具有較高文學性的戲曲作品?19世紀末20世紀初,雖然汪笑儂、梁啟超等人試圖有所貢獻,但卻建樹寥寥。1930年代至1960年代,恢復戲曲文學地位的第一人當數田漢,他在抗戰時期創作的戲曲劇本除了具有為民族解放而吶喊的時代意義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戲曲的文學性,尤其是1950年代創作的《金鱗記》《西廂記》《白蛇傳》,更是膾炙人口,影響深遠。作為戲曲文學的翹楚,則是1961年問世的《謝瑤環》——豐滿鮮明的人物形象、尖銳激烈的戲劇沖突、緊湊完整的戲劇結構、爐火純青的戲劇語言和高超的編劇技巧。

筆者認為,《謝瑤環》之所以能夠成為20世紀中國戲曲文學創作的高峰之一,除卻藝術上的精雕細琢之外,最為關鍵的是通過碗碗腔《女巡按》的改編,表現了田漢對現實生活、對生活在現實中的人的內心世界獨特而精到的把握。換言之,田漢通過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活動的深刻洞察,運用生花妙筆審美而準確地反映了1960年前后的社會現實和觀眾的愿望要求、心理訴求,用作家自己的話(也是那個時代意識形態對文學的要求)說,就是作品的“教育意義較為深刻”。至于對“教育意義”如何理解,既是藝術上的見仁見智,更是政治上的為云為雨。本文以作品的實際描寫為中心、以《京劇〈謝瑤環〉改編紀實》為參考,并結合1960年代中期對劇本的批判文章,探討劇作的“現實主義”和“教育意義”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意識形態出現微妙變化之后評論界對二者的內涵截然不同的理解及其評價。

一

清代李芳桂《萬福蓮》中的武則天是反面形象,她篡唐改周,濫殺無辜(包括謝瑤環的父親),激起了朝野上下(朝中大臣張柬之、狄仁杰、謝瑤環和不肯做官的袁華、太湖起義的孫天豹)的普遍反抗。田漢在西安觀看的碗碗腔《女巡按》的結局是謝瑤環在懲治了武宏之后,擔心武則天施加報復,不得已而參加了義軍。田漢的改編本既保留了武則天與謝瑤環的關系作為主線,又設置了謝瑤環與武三思的沖突;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則采取了與《萬福蓮》和《女巡按》相異的處理方法:武則天由反面形象變為正面形象,謝瑤環由反對武則天變為效忠武則天,以謝瑤環派武存厚和袁華召回太湖義士結尾。

現在的問題是,情節的相似與人物形象塑造的相異的主客觀原因究竟是什么?這就牽扯到《謝瑤環》創作時的社會現實、田漢對現實的感受及其對現實政治的態度。

首先是武則天形象的變化。《萬福蓮》中,李芳桂從李唐皇朝的立場出發,認為武則天廢唐改周是篡政,罪在不赦,謝瑤環聯合朝野上下反對她則是為了維護李唐正宗,是正義的化身。田漢在《謝瑤環》中對武則天則主要是正面肯定,批評只是間接的,甚至是不露痕跡的,這種處理方式與20世紀中期為武則天翻案的戲劇創作實踐具有直接的關系。《謝瑤環》問世之前,將武則天作為正面形象塑造的文學劇本主要有三種:宋之的五幕話劇《武則天》(1937年)、田漢京劇《武則天》(1943年)和郭沫若四幕話劇《武則天》(1960年)。宋作集中描寫了“在傳統的封建社會下──也就是男性中心社會下,一個女性的反抗與掙扎”1。實質上是在救亡日漸取得壓倒性優勢時對五四啟蒙大潮中關于女性問題進行思索的接續。田作則既寫出了武則天對男性社會導致的男女不平等的痛恨和報復,更表現了她非凡的政治才能和對官場腐敗的整治,塑造了一個“可愛的(女人的獨立品格和反叛意識)、可怕的(野心,殘忍,不擇手段),也是可敬佩的(開明政治,反貪官污吏)”2女皇形象。郭作則著力描寫武則天平定內部叛亂、穩定政權,引領社會走向繁榮昌盛,塑造了一個有智有謀、敢作敢為的明君形象。由此看來,《謝瑤環》中的武則天作為正面形象登上舞臺,既有劇作家1940年代的文學積累,又有1960年春天“接受周總理的指示,參加修改郭沫若的話劇《武則天》”3的啟示。

其次,在舞臺上為武則天翻案還有更深一層的現實意味。創作《謝瑤環》的直接動因是田漢在西安觀看了黃俊耀改編的碗碗腔《女巡按》,“劇本寫武則天時期,江南百姓受到豪門貴戚壓迫剝削,民女肖慧娘被武三思的兒子武宏搶奪,在危難中得義士袁行健救助。恰在這時,武則天派去江南的巡按謝瑤環在私訪中遇到此案即行審理。謝瑤環,不畏強暴,執法如山,下令釋放民女,嚴懲武宏。但由于武宏朝中后臺勢大(他是武則天的侄孫),估計朝廷必然追究。女巡按決定背叛朝廷,和袁行健婚后一同反入太湖”4。田漢充分肯定劇作為民除害、懲治權貴的精神,稱贊編劇與表演均很優秀,但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意見:“第一,根據歷史真實情況,武則天時期沒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寫造反不典型。第二,武則天是個開明君主,她是反對豪門貴族起家的,所以郭老為她翻案。我們不要按傳統的觀念寫她是個反面人物。第三,要考慮我國的現實情況。我國正在困難之中,要安定,不要動亂。黨要求我們少寫或根本不寫造反的戲。”5據此,他提出了修改的三個建議:主題由反對武則天改為歌頌武則天;謝瑤環忠實地執行武則天的政策,沒有造反;謝瑤環反對豪門貴族的斗爭由政治壓迫轉到經濟掠奪。這里的關鍵是在國家困難的情況下不能讓舞臺上的謝瑤環參與到造反者的行列,她必須全心全意地輔佐武則天安撫民心。謝瑤環是劇作歌頌的正面形象,原本中,她之所以反入太湖,是因為害怕武則天包庇侄孫、追究她懲治武宏的責任,一旦如田漢的設想,不造反了,那就勢必要改變武則天形象的性質,也就是說,為武則天翻案不是目的,而只是實現目的——“不寫造反的戲”——的手段,這便是《謝瑤環》最大的“教育意義”。眾所周知,由于“大躍進”期間漠視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部分地區農村人口劇減,沒有成為餓殍的農民也多數是在死亡線上掙扎,戲曲演出由于大眾性和聚集性,如果像藍本那樣描寫農民無以為生便揭竿而起,無疑具有相當的負面影響甚至煽動作用,作為黨和國家在戲劇界的最高領導人,田漢的擔心和憂慮可謂煞費苦心。

既然謝瑤環與武則天之間的沖突不存在了,那就必須要在劇作中設置新的沖突,所以田漢以謝瑤環與武三思的正面沖突取代了前者,又增加了與武三思秘密勾結、共同陷害謝瑤環的酷吏來俊臣這一形象。謝瑤環與武三思沖突的要害在于對無法生存的百姓潛入太湖究竟是“剿”還是“撫”,由于武則天贊賞謝瑤環的主張,使她得以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巡視江南,為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創造了外部條件。到了蘇州,與武宏的沖突則涂抹了濃重的倫理色彩:武宏強搶民女,俠士袁華拔刀相助,謝瑤環在公堂上秉公斷案,懲治了武宏,成全了蕭慧娘和龍象乾的婚姻,由此也埋下了自身悲劇的隱患。表面上看,舞臺上“演”出來的謝瑤環與武宏沖突的直接動因屬于倫理的范疇,但這也只是繼承了中國戲曲從倫理道德層面組織沖突的傳統寫法,本質上則是武宏、蔡少炳(來俊臣同母異父的弟弟)對蘇州百姓的經濟掠奪:侵占農民田產、聚斂民間銅鐵,這也是劇作開場謝瑤環與武三思廷辯的根本原因——蘇州農民由于無地可種、缺少舉炊器具不得已才嘯聚太湖以求生存。聯系劇作問世的前幾年,神州大地因大煉鋼鐵而導致田地荒蕪的社會現實,就能夠深深體會田漢對《女巡按》“重要的修改,是把每場矛盾沖突,都圍繞著豪門貴戚武宏兼并農民土地和征集民間銅鐵,建造頌德天樞的矛盾展開”6的深刻用意和劇作的現實教育作用。

這便涉及《謝瑤環》評論中經常提及的兩個關鍵問題:“載水之舟也翻舟”和“為民請命,何罪之有”。前者是武則天政治家胸懷的坦示,意在表明她牢記了唐太宗的教導,治理國家必須以百姓蒼生為念,當然,后者只是實現前者的必要手段,她和唐太宗一樣,真正在意的不是“水”而是“舟”,但是,簡單的道理卻是:沒有了“水”,“舟”即便存在,也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礎和功能,何況“水”還能使“舟”傾覆呢。因而,要維持長久而穩定的統治,當政者就必須善待百姓,使百姓能夠生存與溫飽,不至于揭竿而起。否則,政權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不但值得懷疑,甚至原本就不應該存在,因而,面對武三思對謝瑤環的指責,武則天沖口而出:“為民請命,何罪之有。”

在《謝瑤環》登上舞臺的時代,就“為民請命”的內容來說,它與主流意識形態的追求起碼在理論上是相當一致的:共產黨的最高宗旨是為人民服務,不管是與日本侵略者的浴血奮戰還是與國民黨政權的刀兵相見,都是為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擺脫經濟上受剝削政治上受壓迫的悲慘境遇,過上真正意義上的人的生活;1949年之后的十多年間,充分保證普通百姓平等的社會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民眾不但在政治經濟上翻身做了主人,而且精神面貌也煥然一新。也就是說,不管是戰爭年代還是建設時期,共產黨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民”之“命”,或者說,都是為了百姓的利益而戰斗、而犧牲,這與謝瑤環親臨蘇州為民申冤、招撫嘯聚太湖的義士回鄉安居樂業具有共通之處。然而,就“為民請命”的形式來說,它又與主流意識形態始終強調并堅守的唯物史觀并不完全一致: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是歷史的主人,封建皇帝和官吏只是他們的統治者,絕對不能夠成為他們的救星;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在歷史的行程中,人民是主動的而非被動的,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更不是等待皇權豪貴憐憫救助的對象;歌頌“為民請命”的皇帝和欽差大臣,主觀上有高高在上、俯視百姓的嫌疑。而這,恰恰是1960年代中期針對《謝瑤環》的批判文章傾盡全力重點圍攻的所謂“現實主義”與“教育作用”問題,亦即如何處理劇作與現實的關系問題。

二

《謝瑤環》剛剛搬上舞臺,評論文章為數不少,大都是觀摩之后的隨感,感性生發多于理性評析,具有一定理論深度的只有伊兵的《漫話〈謝瑤環〉》,該文從劇情進展的順序逐一分析了武則天形象塑造、謝瑤環與武三思的戲劇沖突和主人公關心民眾的歷史合理性與進步性,并以《謝瑤環》的創作實踐為例對歷史劇這一概念進行了簡單的界定。文章最后說:《謝瑤環》“是一出優秀的歷史悲劇,作為傳統劇目的改編本來說,那末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它又一次地宣告了推陳出新的勝利。”7不過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田漢在“小序”中說,有的人對于謝瑤環被權奸迫害致死有些看法,“贊成喜劇結尾”,黃俊耀甚至“還提過賜婚之說”,他本人則堅持悲劇結尾的“教育意義較為深刻”8。伊兵認為,“喜劇結尾無非是謝瑤環和袁行健奉旨完婚,封官團圓……如果進一步追求喜劇材料的話,那就只好粉飾歷史,招回太湖起義群眾,嚴厲懲辦武三思和來俊臣,總之一切都好,萬事大吉,這樣表現歷史生活,難道還有什么現實主義和教育作用嗎?”9至于“現實主義”表現形態怎樣、“教育作用”究竟為何,田漢和伊兵都沒有涉及,實際上,在當時,二者顯然是文學作品在理論上應該也是必須具備的要求,至于對具體內容怎樣理解、如何評價,卻并不是某個人能夠把握的,而是要隨意識形態的變化而隨時調整。

四年后,云松的《〈謝瑤環〉是一棵大毒草》10和何其芳的《評〈謝瑤環〉》11通過武則天、謝瑤環的形象分析、對“為民請命”性質的揭示和對“覆舟之感”警告對象的比附,終于站在時代的高度將《謝瑤環》的“現實主義”和“教育作用”說“清楚”了。

其一,封建皇帝及其親信是地主階級的代言人,絕對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因而,對待他們,只能批判、抨擊,不能美化、贊頌。田漢對武則天的態度很明確:“把罵武則天的改為肯定武則天,卻對她作一定批評。”12作品對武則天的實際描寫與此是一致的:肯定她的為民請命、打擊豪強,批評她重用侄子武三思和酷吏來俊臣。但云松在列舉了歷史上武則天的種種惡行后,是這樣說的:

田漢同志所創造的武則天這個藝術形象,不但不符合武則天的情況,而且根本違背歷史真實。一個封建皇帝怎么能代表人民來反對“兼并土地、魚肉百姓”,“一貫與豪門貴族斗爭”呢?她的政權的階級基礎是什么,她是站在那一個階級立場上的?難道封建階級的皇帝不是地主頭子,不是最大的豪門貴族,反而是農民利益的代言人嗎?難道武則天的“法制”不是封建經濟基礎的產物,不是地主階級鎮壓農民的工具,反而是代表農民鎮壓豪門貴族的工具嗎?這里有什么歷史發展的真實規律可言?有什么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觀點可言?13

何其芳認為,《謝瑤環》“把剝削階級加以美化”,把帝王將相描寫為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保護者,“不管情節和細節是虛構也好,是有所謂史料的根據也好,都是違反歷史的真實的,違反歷史唯物主義的”14。

其二,作為一種思想觀念,“為民請命”只是一個“旗號”,它在本質上“是冒充代表人民利益而維護封建階級統治”。云松認為,歷史上的“為民請命”基本可以分為三種情況:經濟上輕徭薄賦以緩解階級矛盾;政治上平反冤獄以麻痹群眾斗志;“剿”“撫”并用以瓦解農民起義。而《謝瑤環》的“為民請命”屬于第三類,田漢把“主張實行‘軟’的一手的謝瑤環美化成‘只要除萬民苦,那顧得一身安’,‘誓要與三吳百姓懲貪婪’的‘為民請命’者。實際上是大肆宣揚這‘軟’的‘招撫’的一手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不管是封建官吏,還是皇帝,只要主‘撫’,就是‘除萬民苦’的‘救星’。”而這,便是“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上”,“鼓吹旨在瓦解農民起義的反動的‘為民請命’”15。何其芳頗富歷史感地分析道,封建社會某些開明之士呼吁“為民請命”,“并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是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上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的;它并不可能真正解決當時人民的問題,而是至多只能促使當時的封建統治集團采取某些改良主義的措施;因此,那些呼吁、乞求如果實現了,雖然可以暫時地局部地減輕人民的某些痛苦,總的說來,卻又起了麻痹人民和欺騙人民的作用”。同樣,今天所謂的“為民請命”,則是為了“利用這種形式向黨向無產階級專政進攻,更是自居于人民之上,又自居于最能代表人民利益的黨和政府之外,也就是說自居于反對派的地位。在這種人看來,好像只有他們代表人民,黨和人民反而是對立的”。因而,“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社會里來提倡和實行所謂‘為民請命’,是徹頭徹尾反動的,是徹頭徹尾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16。

其三,覆舟之感的現實指向——“對社會主義現實的影射和攻擊”。云松認為,歷史劇本身具有兩個方面的作用:或者借古諷今,或者給今天的人們提供有益的歷史經驗,《謝瑤環》的“教育意義”恰恰屬于前者:“田漢同志表面上加給武則天的種種罪過(偏聽偏信、好大喜功、喜愛巡游和寵信奸佞),實際上是指桑罵槐,是對于社會主義現實的污蔑。因此,田漢同志借武則天的形象所抒發的,實際上是他自己對‘現實’社會的一種‘復舟’(原文如此——引者)之感,是他對現實階級斗爭形勢的一種估計”。現實中,“忠良”是指忠于社會主義事業的人,黨對他們是“一貫愛護、尊重、信任的”;“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地富反壞、資產階級右派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則是“奸佞”,黨對他們是“一貫堅持斗爭的”。然而,在田漢筆下,情況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他看來,為黨的事業而赤膽忠心堅持斗爭的人是‘奸佞’;而被黨和人民批判斗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有他們這些站在黨的對立面的‘為民請命’者,則是‘忠良’,黨對他們的斗爭,則是‘殘害忠良’”。17何其芳緊緊抓住《謝瑤環》結尾處袁行健對武則天的勸告生發開來:

壞人當道,好人就會被壞人害死,不但正確的方針政策不能貫徹,而且“只怕天下從此多事”,這……可以說是整個戲的情節故事構成的總的“教育”……什么叫做“天下多事”?這不是田漢同志居然以人民要起來造反來威脅我們嗎?在黨的領導下,經過千百萬人民的流血犧牲才締造成的新中國,在田漢同志看來,已經到和封建王朝發生危機的時候一樣,人民快起來造反了。所有這些完全不應該有的比擬和攻擊,還不是對黨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十分惡毒的誣蔑和進攻嗎?18

云松和何其芳不約而同地以《謝瑤環》為中心,將武則天時代的歷史和劇作創作時的社會現實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從唯物史觀、為民請命和創作目的三個層面進行學術批判與政治批判。首先,武則天在位期間,雖然做過一些客觀上對人民有利的事情,但主觀上卻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相比之下,她做的壞事更多;《謝瑤環》贊揚她,便是歌頌封建皇帝是人民的救星,混淆了階級觀念,是為封建皇帝歌功頌德。其次,謝瑤環的“為民請命”,絲毫沒有觸動封建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本質上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的長治久安,她對下層百姓的關心和保護、對權臣豪強的反對和懲治,只是手段,出發點和落腳點依然是對皇帝的忠心不二。最后,將封建皇帝和欽差大臣作為人民的救星,徹底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階級斗爭的學說,顛倒了封建社會的階級關系,作家的世界觀和思想方法是混亂的;“載水之舟也翻舟”“只怕天下從此多事”,表面上看是武則天的自省和袁行健的“勸告”,實際上是田漢對黨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警告”和“威脅”,本質上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

時過境遷,自1970年代末以來,在對《謝瑤環》的評論和研究中,學術界對以云、何二文為代表的批判文章19,或簡單地以否定了事,或出于為尊者諱而保持緘默。然而,它們畢竟是客觀存在,作為歷史的一個“過程”,研究者可以重新認識它、分析它,卻不能忽略它。事實上,云松和何其芳的文章,從內容上說,是政治在文藝領域越來越占主導地位的表現;從形式上說,則是延安文藝批評標準的延續和進一步的強化,并且是這一批評傳統在1960年代中期某種程度上的終結:此前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如今則是“藝術標準”毫無阻礙地被“政治標準”完全取代,欲做“第二”而不得。因此,它們固然一方面把文藝政治化了,另一方面也把政治文藝化了;一方面將政治對文藝的支配作用抬到無以復加的高度,另一方面又使文藝具有等同于甚至可以替代政治的作用與功能。看似矛盾,實則統一:文藝批評徹底喪失了獨立自足的品格,即便存在,也只能作為對作品進行政治判斷的補充物而出現。轉換一下角度,如果剔除極端的意識形態用語、徹底摒棄那個時代慣用的上綱上線的文風,云松和何其芳所提出的問題,與作家的主觀意圖和作品的實際效果究竟是南轅北轍,還是本質地聯系、過渡和統一著?

兩篇文章所提出的三個問題,核心便是“為民請命”。這是因為,田漢將武則天和謝瑤環作為下層百姓的“救星”,其關鍵的戲劇行動即在于此:“為民請命,何罪之有”出自武則天之口,謝瑤環則在行動上體現了、落實了“為民請命”的理念——為救助蕭慧娘的義士袁華解圍、公堂上主持正義使蕭慧娘與未婚夫龍祥乾團圓、懲戒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搶劫民女的武宏等人,以及對無法生存、嘯聚太湖的農民的同情與關心。所謂“作家世界觀和思想方法的混亂”也是基于封建皇帝和欽差大臣是不會真正“為民請命”的。如果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出發,在絕對的理論意義上講,武則天和謝瑤環“為民請命”的戲劇行動確實有荒謬之嫌,但是,如果從劇作的實際描寫和作家的創作動機出發,在相對的歷史意義上講,則可能又是積極的和進步的。“為民請命”這種理論上并不怎么正確的思想和做法,顯然起到了反對武三思等人殘酷鎮壓無法生存的百姓的進步作用:通過“為民請命”維護封建統治在理論上無論多么“反動”,但“撫”的主張及行動畢竟使得蘇州百姓能夠免于餓殍遍野。

三

1960年代初的田漢為什么對“為民請命”情有獨鐘呢?

客觀上,“海瑞熱”的影響所致。鑒于“反右”之后無人敢說真話的社會現實,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號召人們學習海瑞、宣傳海瑞,敢于講真話,敢于批評上級領導甚至是他本人的缺點錯誤,“會議期間,在看了有海瑞出場的清官戲后,(毛澤東)表示稱許,并且提議找幾個歷史學家研究一下,寫些文章”20。會后,文化部副部長錢俊瑞向文藝界傳達了毛澤東關于海瑞的講話精神,號召文藝工作者將其落實到舞臺上。接下來的幾年間,“海瑞戲”的創作迎來了高潮,各個劇種爭相演出,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上海京劇團的《海瑞上疏》和北京京劇團的《海瑞罷官》。1959年4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約見上海京劇團團長周信芳,希望劇院響應領袖的號召,編演海瑞戲。劇團經過討論,成立了創作組,并調集精兵強將參與演出,周信芳親任導演并主演海瑞,作為向國慶十周年獻禮的重點劇目,于1959年9月30日與觀眾見面。同時,中宣部另一位副部長胡喬木向著名明史專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轉達了毛澤東在上海會議上的指示,鼓勵他寫有關海瑞的文章,吳晗連續寫了《海瑞罵皇帝》21《論海瑞》22《海瑞》23等文章,積極提倡海瑞精神。鑒于他熟悉海瑞并對其有一定的研究,北京京劇團的馬連良便邀請他給劇團寫一個以海瑞為主角的劇本,吳晗在劇團編創人員的協助下,七易其稿,完成了《海瑞罷官》的創作,于1961年初發表24并公演。

《海瑞上疏》和《海瑞罷官》雖然寫的是朝廷上層的政治斗爭,但斗爭的緣起卻與下層百姓的生命財產密切相關。前者寫嘉靖皇帝求仙問道,不理朝政,“以致內災外侮,民不堪命”,為了修建玉芝壇,將所謂“好風水”的仙人巷中的“五百余戶人家的房屋,盡行拆毀!”徐階、張居正等朝中大臣避之猶恐不及,海瑞則遣散家仆,買來棺材,冒死進諫。后者雖然寫的是海瑞與卸任首輔徐階的矛盾沖突,但劇情卻主要圍繞“除霸”“退田”和“平冤獄”而展開。正如董健所說:以歌頌敢于直諫、為民請命為主題的“海瑞熱”,“直到1961年仍在繼續著。此風熏及田漢,與他的想法完全合轍”25。

田漢自身“為民請命”的信念與行動,是《謝瑤環》得以問世的更為重要的因素。“1956年5月,田漢被全國人大派遣,回湘視察。他在省市文化部門負責同志的陪同下,先后視察了省屬和市屬各個劇團,并多次召開藝人座談會,征求藝人們對人民政府工作的意見。那時由于全國解放不久,國家困難還多,藝人們收入低微,生活困難,不少劇團的居住條件很差。田漢看到這些情況,便向湖南省委匯報了藝人生活困難的情況,也向各級文化部門建議,要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解決藝人生活中存在的問題。田漢同志回到北京后,也向國務院反映了情況。由于田漢同志的匯報和反映,使國務院和省委都了解了真實情況,不久國務院便撥出了解決藝人生活困難的巨款,并減免了娛樂稅。”26不僅如此,田漢還寫出了兩篇“為民請命”的文章——《必須切實關心并改善藝人的生活》和《為演員的青春請命》。

在第一篇文章中,田漢在充分肯定1949年后演員政治地位提高了的基礎上指出,由于“省、市領導意見還不夠一致,干部與藝人合作得還不夠好,以致新劇目難產,演出質量不高,票價又低,賣座欠佳,不能不嚴重地影響到藝人的生活”。具體表現是,第一,居住條件差——“上下兩層樓房住了一百四十個人。樓下大廳住了十幾家人家。隔一層帳子便是一家。單身藝人兩個人一鋪。也有青年女演員住在兩對夫妻的當中間的。人既擁擠,地也潮濕,身體和精神的健康都不能保證。”第二,入不敷出、生計艱難——“湘劇藝人一般的生活待遇低到每月十五元,十八元。最高的也不過三十二三元”,只能應付溫飽。27“活不下去的演員們,工作人員們,只好賣東西過日子,從下賣到上,從賣衣服到賣行頭,賣帳子。”28第三,沒有醫療保障——藝人們“不能生病,一生病就只能拼著性命去拖。他們也參加了工會,并按時交會費,但工會對他們的保健沒有安排,衛生機關也拒絕為他們醫療免費,或減價,他們沒有實際享受文藝工人的待遇”29寫作此文的目的當然是為了戲劇事業的發展,但發展戲劇事業的最重要的前提卻是首先保證從業者的生活穩定和身體健康,正是從“人”的角度,他呼吁道:“發展任何運動,人的條件是最主要的。愛護祖國的戲劇文化首先要愛護祖國戲曲文化所寄托的人——廣大藝人和他們的子弟后輩……我們應該更有遠見地培養廣大藝人,提高他們的組織能力和表現能力,也要設法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注意他們身體和精神的健康發展。國家正對全國職工進行適當的工資增長,甚至對小商小販的營業和生活也有周到的安排,對于這十幾萬文藝工人不應該擺在考慮之外。”30對藝人們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的不滿、對主管領導不尊重傳統的尖銳批評、對戲曲改革進程中外行領導內行的擔憂,體現了田漢對藝術承載者——人——的關心、對藝術事業的重視。

在第二篇文章中,田漢對當時的藝術管理體制扼殺演員的青春表現出了深深的憂慮和憤慨:“在上海一次演員座談會上,我聽到好些女演員像孩子似的痛哭……她們的才能應該得到更好地發揮的,卻因為領導上缺乏對演員的更細致親切的關懷,把她們擱置在那兒好些年沒有適當地使用,每天的寶貴光陰消耗在按時上班看書,看報,聊閑天,開沒有完的無謂的會,干業務以外的一般瑣碎工作。”演員因政治學習和一般瑣碎工作而浪費青春的現象和“生活問題一樣,必須迅速獲得解決”。針對演員們的精神痛苦,田漢痛心地指出:“浪費了國家的一寸絲,一尺布,一口鐵釘,一塊木頭,我們還知道計較。浪費了廣大演員的寶貴的、不可再來的青春,我們卻十分大方,氣也不嘆,心也不動。”31這里就已經不僅僅是對藝術、對演員的關心和愛護了,而是將矛頭直接對準了某些“領導”對人及人的藝術創造力的壓抑和扼殺:具有藝術才能的演員的青春在他們的眼里竟然不如一寸絲、一尺布、一口鐵釘、一塊木頭!

“要考慮我國的現實情況。我國正在困難之中,要安定,不要動亂。黨要求我們少寫或根本不寫造反的戲。”321960年前后幾年間的“暫時困難”已經眾所周知,在此不需饒舌。從這句話來看,田漢確實是抱著對黨、對政府、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創作《謝瑤環》的。這里有兩個問題需要弄清楚,其一,田漢對當時嚴峻的社會現實心知肚明且異常關心,或者說,正是嚴峻的社會現實激起了他的創作欲望。面對百姓的苦難,他憂心如焚,但作為黨在戲劇界的最高領導人,理智告訴他,必須與黨同心同德,正視困難進而克服困難,越是困難的時候越要團結、要安定,因此,雖然《女巡按》中表現流離失所的下層百姓與封建統治者進行斗爭,非常符合1949年后主流意識形態的歷史觀,但是在當時特定的情況下,又天然地對現實有所刺激,如果登上舞臺,難免有映射現實、挑動群眾與黨和政府關系的嫌疑。因此,《謝瑤環》在懲治殘民以逞的權奸的同時,派人安撫并召回流落在太湖的百姓,保證了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轉。其二,也正是為了“根本不寫造反的戲”,田漢才將藍本中武則天的形象及她與謝瑤環的關系作出了根本性的調整,重點突出她們互相信任、密切配合,共同打擊皇親權貴對百姓的巧取豪奪,從倫理和經濟兩個方面為底層百姓做些實實在在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消除了他們由“嘯聚”到“鋌而走險”的可能性。

注釋:

1 宋之的:《武則天·序》,《宋之的劇作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52頁。

2 25董健:《田漢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622、826頁。

3 4 5 6 32 黎之彥:《田漢創作側記》,四川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168、169、176、169頁。

7 9 伊兵:《漫話〈謝瑤環〉》,《戲劇報》1962年第3期。

8 12 田漢:《〈謝瑤環〉小序》,《田漢全集》(第17卷),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360、359頁。

10 《人民日報》1966年2月1日。

11 《文學評論》1966年第1期。

13 15 17 云松:《〈謝瑤環〉是一棵大毒草》,《人民日報》1966年2月1日。

14 16 18 何其芳:《評〈謝瑤環〉》,《文學評論》1966年第1期。

19 其他批判文章主要有:《戲劇報》編輯部:《田漢的戲劇主張為誰服務?》(《戲劇報》1966年第2期);石彥生《“為民請命”是田漢同志一貫的反動思想》;劉厚生《反黨反社會主義共同體——〈李慧娘〉〈海瑞罷官〉〈謝瑤環〉綜論》(《戲劇報》1966年第3期)等等。

20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第68頁。

21 《人民日報》1959年6月16日(筆名劉勉之)。

22 《人民日報》1959年9月21日。

23 《新建設》1960年10、11合刊。

24 《北京文藝》1961年第1期。

26 鐵可:《深切懷念田漢同志》,《田漢與湖南戲劇》,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144頁。

27 28 29 30 田漢:《必須切實關心并改善藝人的生活》,《田漢全集》(第17卷),第236、237、236、239頁。

31 田漢:《為演員的青春請命》,《田漢全集》(第16卷),第71—72頁。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