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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作為方法論:蔣在的異域寫作及啟示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6年第3期 | 賈想  2026年06月28日19:30

內容提要:駕駛一輛自己的車,是蔣在留學期間重要的出行方式,同時也是她小說中頻頻出現的敘事動作,這體現了作為女性寫作者的蔣在,觀察、體驗、把握那個異域世界的方法論。駕駛汽車在無根的海外世界行駛,與駕駛語言在虛構的藝術世界行駛,一體同構。蔣在的駕車經驗,催生了獨特的“車內劇”,遙遙呼應著世界文學的“逃離故事”以及汽車的現代詩學。蔣在的敘事姿態在“凝視”與“體驗”之間切換,最終指向了直陳生命根本經驗的“生命敘事”。在一系列異域故事里,蔣在續寫著“東方零余者”的人物形象譜系,在這個區隔日益加深的“全球化黃昏”,蔣在的寫作喚起了我們對于文化母體的重新思考。

關鍵詞:蔣在 異域寫作 車內劇 生命敘事 東方零余者

對蔣在的寫作產生興趣,是因為一篇松弛而清新的后記。在《飛往溫哥華》這部小說集就要結束的地方,蔣在以“駕駛我的車”為題,懷念起自己在異國駕車漫游的經歷:

我一直駕駛著這輛綠色的車往返于學校、超市和海灘之間。它成為我日常生活里必不可少的座駕。在鄉村開車是一件愜意的事情,這里沒有過多的車輛和行人,但即便是在沒有行人的時候,我也會在每一個“停止”指示牌前停頓至少三秒。溫哥華午后或清晨的空中會飄浮著一條綿長的薄霧,車行其間天寬地闊。我常一個人帶著面包和小說,驅車到海邊看海鳥飛行,海浪拍打岸邊的聲音總是會被殘缺不全的雨刮器打斷。車內空調機箱的轟鳴,也會蓋過外面世界的風浪聲,寒冷的空氣透過破碎的車窗玻璃,彌漫著石頭底下海洋生物腐尸的腥味……1

一個輕盈的年輕人,與一個無邊的新世界。沒有什么比一輛暢行無阻的汽車更適合連接兩者。而駕駛,成為了人與世界之間建立關系的關鍵動作。駕駛這輛車的,不是凱魯亞克那一代人及其后裔——生于公路死于公路、由嬉皮士精神養大、揮霍寫作就像揮霍酒精的北美本土作家,而是一個對寫作懷著虔誠、決心在異國從事文學創造的中國作家。當她回到中國,回到當代文學的寫作場域,我們發現她的文本攜帶著很多新鮮的、世界性的問題,這讓蔣在區別于絕大多數生于斯、長于斯、寫于斯的青年作家。

當我們進入蔣在的故事,掃描蔣在的經驗,我們會看到一個核心意象橫亙在敘事的森林當中:那是一輛屬于女性自己、同時也屬于寫作的汽車。

一、朱迪絲與一輛女性自己的汽車

一輛自己的汽車。這個句式的版權屬于伍爾夫。1928年10月,伍爾夫在劍橋大學做了兩次聞名后世的演講。演講中,伍爾夫為莎士比亞虛構了一個同樣天資聰穎的妹妹,她的名字叫作朱迪絲。伍爾夫取用這個名字,也許是想讓我們想起《圣經》的記載:那個斬殺亞述將軍的同名女英雄,朱迪絲。

但伍爾夫并沒有讓故事走向這個名字所指引的英雄主義結局。她認定,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即便朱迪絲擁有媲美莎士比亞的才華、順利走上了演員和劇作家的道路,最終也無法留下哪怕一行自己的詩句。伍爾夫以一種冷酷的現實主義推測朱迪絲的結局:“演員經理尼克·格林對她起了憐憫之心;后來,她發現自己懷上了這位紳士的孩子。當一顆詩人的心鎖進一個女人的身體里,糾纏不清,誰能想到它那么焦灼和激烈?一個冬夜,她自殺了,葬在某個十字路口,就是現在大象城堡旅館外面公交車停靠的地方。”2

伍爾夫對于考據歷史上是否有過一個類似的女性并不熱衷。她真正想做的是塑造一個原型,是一個陰影里的女性形象:無法寫作的噩夢遮蔽了她。為避免朱迪絲的悲劇在女性身上一再重演,伍爾夫給出了自己的方案:必須有錢,還要有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寫作的女性,如何獲得一個私有、獨立、自由的空間,關乎她寫作事業的根本。1928年以后,女性與私有空間這個主題,作為一種問題意識的產物進入了女性文學史,并不斷發生變奏。1968年,愛麗絲·門羅在一篇自傳性質的小說《辦公室》當中,細致而幽微地陳述了自己為租一間寫作的辦公室,與身邊男性惱人的周旋。1990年代,林白在《說吧,房間》當中,以極其敏銳的身體語言,揭示了女性與轉型時期社會空間的摩擦與對峙。此類爭奪空間的日常故事,在女性作家的筆下不勝枚舉。

女性對日常空間的敏感:這就是伍爾夫留下來的遺產。這是一份事關權利與自由的現代政治遺產,也是一份事關寫作的現代文學遺產。我愿意從伍爾夫開啟的坐標上標注蔣在——橫坐標是女性及其寫作史,縱坐標是空間的政治學與美學。因為蔣在是這份遺產的繼承者,是一個少見的迷戀汽車(移動的現代空間)的女性青年作家。

除了伍爾夫,蔣在題為“駕駛我的車”的這篇后記,還關系到寫過同名短篇小說3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村上也是一個迷戀汽車的人,他迷戀資本主義物體系以及籠罩其上的日本式的虛無。區別在于他是一個男性。在《挪威的森林》《海邊的卡夫卡》這些較早問世的長篇故事里,村上經常寫到一個駕車的獨身男人。汽車,可以讓這個男人隨時在某地、某個女人那里停下,然后又隨時離開某地、某個女人。汽車既是這個男人的雙腳,決定了男人來去無依的行動特征;又是男人的旅館,給游蕩的男人以休憩、以安頓。在蔣在的故事里,我讀到了類似的感覺。這是一種關于汽車的雙重感覺:既自由,又安全。既能帶你逃離過于安穩和窒息的生活,又能給你制造一種行駛中的安穩。4

對比這些男性駕車的故事,《駕駛我的車》是村上小說里的一個另類。話劇演員家福失去妻子之后,似乎也失去了對于生活乃至汽車的掌控。為了繼續話劇排練,他請來出色的女司機渡利,在排練期間為自己開車。這篇簡短的小說,引出了許多女性與汽車——這個現代移動空間之間的問題:一是女性與汽車的關系。在汽車的歷史上,男性與汽車存在著消費主義的綁定關系。這個高端消費品剛剛生產出來的時候,目標消費者是男性。當女性坐上駕駛座,便會生出一種全新的空間關系,將男性與汽車的歷史顛覆。二是私家汽車的空間倫理學。一個現代家庭的私家車,其駕駛位與副駕駛位,是一夫一妻制當中夫與妻的專屬位置。家福喪偶之后,駕駛位與副駕駛位所構成的共同體破碎了,駕駛位變得不再穩定、可控,這是家福無法繼續駕車、要請人開車的深層原因。三是汽車的空間心理學問題。巴什拉在《空間的詩學》當中,提出了一種“場所分析”5的方法,作為精神分析的輔助。這種分析方法認為,一切人所處的物理空間,都在形塑著心理空間。人與物理空間的關系,就是與內心世界的關系。作為表達現代人精神空間的新場所,汽車包藏著孤獨復興時代現代人的諸多秘密。

在蔣在的寫作里,汽車所涉及的這些蕪雜主題悉數出現。無論蔣在對此有無充分的意識——駕車,實際上成為她觀察、體驗、把握那個無邊而陌生的異域世界的方法論。駕駛汽車駛入海外的經驗世界,與駕駛語言駛入虛構的審美世界,在蔣在的寫作中一體而同構。蔣在因此成為了一個一體兩面、虛實合一的駕駛員。

如果朱迪絲擁有了一輛屬于自己的汽車呢?她是否可以借助這輛靈巧的汽車,這個現代運輸技術的偉大發明,逃出命運所網織的陷阱?伍爾夫所在意的“詩人之心”與“女人之軀”的敵意,會不會在無邊的行駛與逃離之中得到化解?這是蔣在的寫作拋給讀者的問題。她讓朱迪絲的處境“現代化”了,也就是說,將女性寫作的問題史,推入了一個以汽車為標志的現代語境之中。

二、“車內劇”與中產階級的“逃離故事”

在蔣在的敘事層面,汽車居于十分核心的位置。蔣在很少寫人物的行走,很多時候,汽車代替了雙腳的功能。同樣,蔣在很少寫人與人在固定環境、靜止狀態的對白,她經常將對白安排在駕車途中,讓人物的語言在流逝的風景中成形。車內的對白往往在克制中蘊藏爆烈,造成人物關系的升溫或者緊張、建立或者瓦解。車廂的狹小空間,由此成為一個臨時性的劇場,醞釀著故事的突變。

《再來一次》當中,來自中法兩國的年輕人,為了逃離兩個國家、兩個家庭之間文化的沖突,幻想去西貢開啟自由的人生。在駕車前往機場奔赴西貢的路上,男主人公接到電話,他的父親快要去世了,希望他回家。是回到原本的文化還是棄之而去,男主在高速的游客休息區停了下來。抉擇時刻,發生了男女易位——“你輕聲問我,能不能換我來開”6。作為男人虛弱時刻的替補,女主人公坐上了駕駛座。《飛往溫哥華》當中,破碎的一家三口在異國重聚,多年來三人積累的哀怨與誤會在車上爆發。兒子躁狂癥發作,在和父親的言語沖突當中,差點發生車禍。7

對汽車的空間倫理學展現最為細膩的,是《小茉莉》。史蒂夫與前妻離婚后,與“我”重新成立家庭。但他的前妻不幸患上乳腺癌,命不久矣。兩人的女兒小茉莉還是一個患有糖尿病的跨性別者,每天都要打胰島素維生。為此,史蒂夫一直沒有袖手旁觀,繼續對她們母女盡著照顧的義務,這讓新妻子“我”,遲遲無法與史蒂夫走入新生活。三個女人——“我”、小茉莉、小茉莉的患癌母親,形成了一個“敵意的三角”。

故事許多重要的時刻,發生在汽車里。“我”和史蒂夫帶小茉莉坐出租車,小茉莉照例想要和父親坐到后排。這時史蒂夫輕聲對女兒說:“你要不要坐在前面?”8這個細節非常微小,卻暗流涌動——車內的三個位置并不相同,后排相鄰的兩個座位是更為親密的位置,而副駕駛是一個疏遠的、客人的位置。史蒂夫交換座位的請求,其實是放逐了小茉莉。后來的行駛中,司機和小茉莉說起蘇菲·瑪索《初吻》的片段:“我要永遠和你在一起……永遠。每天早上,在我出門上班之前,我要你為我打領帶,我會在離開家時給你世界上最好的吻。”9小茉莉無聲落下淚來。坐在副駕的她意識到,臺詞的那種深摯的愛,她再無法從父親那里得到了。這是一場典型的“車內劇”——狹小的車廂,也變成催人心碎的舞臺。

這類“車內劇”,關聯著一種二戰之后流行起來的故事類型:中產階級的“逃離故事”。中產階級早在19世紀就出現了,在霍桑的筆下,產生了最早的“逃離故事”。那時汽車還沒有發明,霍桑只能塑造一個用腳逃離家庭的男人10。二戰之后,西方在廢墟之上修復自己的文明,經濟重建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隨著技術要素的革命,資本主義產業結構完成了升級,“藍領”工人的比例下降,“白領”工人的比例上升——中產階級作為西方世界的新階級整體崛起。另外,汽車工業蓬勃發展,在批量生產人類最新代步工具的同時,也批量生產出了中產階級的“逃離故事”。

無產階級人生的終點是一座房子,中產階級人生的終點是一輛汽車。因為無產階級缺乏的是安全感,他們的夢想是擁有一處自己的房產(地產),以此結束幽靈般飄來蕩去的漂泊生活。中產階級恰恰相反,他們缺乏的是意義感和自由感,夢想著逃離無法移動的房子,逃離封閉的家庭、固化的婚姻和壓抑生命力的制度,重新回到旅館、公路和無邊無際的游蕩——在廣大的外部世界當中,他們才能重獲個體的自由。為此,他們需要一輛可以隨時載走他們靈魂的汽車。

無產階級的敘事是一種以身體的匱乏為發生學的敘事,生存的艱難和物質的匱乏,發展出斗爭敘事與積累敘事,進而構成了20世紀上半葉世界革命文學的主流。而同時期的歐美文學,已經出現了中產階級敘事。中產階級的敘事不是從身體的匱乏出發的,而是從身體的滿足出發的。他們三餐溫飽,住著私人家宅,開著私家汽車,擁有體面的社會身份和充足的教育資源,甚至擁有跨國生活的資本和能力。他們從“生存”階段進入到了“存在”階段,他們要處理的,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虛無——自我實現、愛情婚姻、親子關系、社會名望的不圓滿。這些不圓滿不會從根本上摧毀他們,但就像張愛玲所發現的“虱子”一樣,這些不圓滿會以一種無法根治的紅腫和痛癢,以慢性病的形式,引發他們靈魂的騷動與不安。

“逃離故事”根據男女主人公的不同,分成兩條逃離之路延伸出去:一條從霍桑筆下的韋克菲爾德、凱魯亞克筆下的薩爾,到村上春樹塑造的各類獨身男子,后來發展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漫游小說;另一條從易卜生的娜拉、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卡列琳娜一直延伸到愛麗絲·門羅的小說世界,與女性主義等具有現實訴求的社會理想相嵌合。無論逃離的道路是哪一條,這些“逃離故事”都指向了現代主體的覺醒,指向了人類對于自由永恒的渴求。“逃離故事”當中,那些激情與習俗天然的對抗,自由與安穩驚險的博弈,向我們揭示著人類親密關系、婚姻制度、情感結構和文明形態的脆弱。

加速,或者減速。直行,或者轉彎。汽車行駛,風景流動,窗外就是一個無法聚焦、無法具體化的現代世界。我們失去了以雙腳踩實每一步、以雙手抓住每一刻的機會,失去了一個確鑿、耐心、斯斯文文的古典世界。我們不得不活在流動、急躁和無數的暫時性之中。但作為交換,我們得到了想走就走、想停就停的權利,得到了隨時調轉命運方向盤的可能,得到了一個每一刻都孕育著危機和轉機的新世界。這就是蔣在和那么多“逃離故事”的作者所指明的:汽車的現代詩學。

三、凝視、體驗與蔣在的生命敘事

在《飛往溫哥華》這本集子里,我常常被蔣在敘述的氣息,而不是敘述的內容本身吸引。《飛往溫哥華》的敘述整體上處于“凝視”的狀態。那些有關異國之愛、異國風景的講述里有一股秋意:蕭索,遼闊,里爾克一樣的客觀。

青年作家往往是春天與夏天的作家,語言的裝飾功能大于使用功能,敘事總是傳遞出強烈的“有我之境”。尤其在“90后”作家的敘事里,經常擺脫不掉青春期寫作的“私小說”思維,耽溺在個人的情緒、夢境之中,從而變虛為實、變夢為事,變行進的敘事為盤桓的幻想,讓故事的速度減緩甚至無限趨近于零。比如栗鹿《煉夢師和最長的一天》寫一個無限長的白夜,《蝴蝶、風眼與無限房間》寫一個困在夢的住宅里的女主人。李唐的《熱帶》致力于讓夢顯形、讓時間凝固。陳志煒的實驗小說《老虎與不夜城》直接是對睡眠的“快速動眼期”的文學呈現:高速的、紊亂的腦電波,激發圖像的無理性繁衍,造成“夢境頻閃”的效果,帶給我們一種無邏輯、無理性的審美體驗。還有陳春成,他的寫作是夢想回到“幻想的羊水”之中的寫作:一切混沌,一切不分,無真無假,人之幻想的無限自由代替了人之行動的有限自由。

夢與幻想的通貨膨脹,主觀意識對客觀經驗的壓抑,對居所等密閉空間的興趣,大概是1990后作家的普遍特征。蔣在有所不同,和同代人相比,她更像一個來自秋天的青年作家:清醒、克制、念念分別,熱愛街道等開放性的空間,熱愛跨地域的流動。尤其,在對作者身份的隱藏和敘事客觀性的強調上,讓人想到審慎的福樓拜。

福樓拜對于現代小說敘事的開創之功,已成共識。莫泊桑形容福樓拜的寫作“像木偶戲演員那樣小心翼翼地遮掩著自己手中的提線”11。羅蘭·巴特針對福樓拜的敘事革新,提出了“寫作的零度”12,成為文學風格學的一個著名概念。蔣在繼續貫徹著福樓拜的宗旨:作者退場,還人物以主體性。蔣在把這種主體性表述為“尊嚴”:“我在寫作中,經常觀察我是否賦予了我的人物該有的尊嚴。比如人物是否足夠復雜,或是我作為作者是否開始在自己的小說里面出現了,是否開口說話了,比如出現某些過于外露和濃烈的情感,我把這些行為視作作者開始干擾小說人物的尊嚴。或許是因為這樣我才有時在和自己的文本之間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吧。”13

小說家往往對自己虛構的世界和虛構的人物有著或多或少的掌控欲,但蔣在從不把自己的人物當作工具,而是像尊重現實中的朋友一樣尊重自己的人物,不去窺探、猜測、左右這些虛構人物的心思,不去以自己的意志左右他們的行動。她只是凝視著這些人物——這種凝視接近一種禮貌——記錄著他們如何從一個名詞走向下一個名詞,從一個動作來到下一個動作。即便在人物生死攸關的時刻,她的敘述仍然不動聲色14。讓人物在虛構之國仍能保有真實的尊嚴,這是蔣在所堅持的敘事倫理。

但是,這不是蔣在的全部風格。在另外一類更早寫就的、收入《街區那頭》的故事里,蔣在的姿態不是“凝視”,而是“體驗”。蔣在把筆下的人物作為自己在虛構之國的化身,她化入其中,一邊以新的身份體驗著虛構的人生際遇,一邊將自己的主觀感知透過這個虛構的人物傳達出來。在《舉起靈魂伸向你》這部小說當中, 主人公“我”是一個在異國求學、迷戀文學藝術的中國女學生,擁有詩人一樣敏銳的直覺,對于精通文學與音樂的教授,懷有無法說清卻異常深重的感情。在教授彈奏肖邦的美妙時刻,“我”卻在突然意識到了這種時刻的轉瞬即逝,意識到了年邁的教授將會比自己更早死亡,感知到了教授“升騰中的銷蝕”。為了向神明和上帝換回教授的生命和青春,年輕的“我”情愿變成一件祭品——這不是通俗小說里的那種情愛,這是一個年輕的生命對另一個衰老的生命的疼惜。蔣在以一種新鮮的直覺,一種自我的暴露,展示了靈魂的震顫。在靈魂的詞典里,愛沒有肉體性,愛是生命與墓碑、死亡、消逝的角力。

我想,蔣在不會再寫出《舉起靈魂伸向你》這樣的作品。這種作品只能寫一次。就像流星的出現。流星是星際碎片對地球空間的入侵——這種故事是經驗對虛構的入侵,是詩對敘事的入侵。這種主觀體驗的入侵,讓作品的文體變得曖昧不明了。我想到史鐵生的寫作。著名的散文《我與地壇》,當初是作為“小說”首次發表的。他后來包括《務虛筆記》在內的很多作品,都無法被小說或者散文的文體所定義、所制約。因為談及生命與靈魂問題的時候,散文與小說之間的差異、紀實與虛構之間的區分,其實已經不重要了。此時的寫作會匯合成一種“混合文體”,這個“混合文體”既包含了個人的生命經驗,又采用了敘事的呈現形式,能夠把作家個體的深刻感受,敘述出一種客觀性與普遍性。這種敘事,可以叫作“生命敘事”——以敘事的形式發掘靈魂的恥與罪、愛與誠,以敘事的形式,尋求生命根本問題的解答。

“生命敘事”關聯著讀者對蔣在小說結尾方式的困惑。蔣在好幾篇小說的結尾,都給我忽然結束之感。《飛往溫哥華》的敘事在長久的隱隱作痛中前進,最終也沒有找到一個解決痛苦的落點。在《再來一次》當中,男主人公忽然在小說結尾去世,生命的無常一下子讓這個努力尋求眷屬的愛情故事夭折了。把日常生活的偶然性、突然性,把生活經驗當中非戲劇性的部分、荒謬的部分引入小說,可以嗎?

轉念一想,有何不可?正是對精益求精的技術主義的偏離,對于小說強戲劇性傳統的偏離,才讓小說這個愈發工業化、產品化、創意寫作化的文體,這個在學院體制和知識作坊里變得越發整齊劃一、失去靈暈的文體,找回了自己的呼吸。生命本身而不是對于生命的知識,才是一切藝術的不老泉。從生命中長出來的作品,無法像知識一樣重復生產。所以“生命敘事”必須也只能是:一次性敘事。

四、全球化黃昏的“東方零余者”

蔣在在中、加、歐、中東多國都有長期生活的經歷,這是她過去一段時間小說創作的獨特背景。評論界目前熱衷于討論文學的地域性,討論空間因素對于作家身份和寫作風格的影響。面對蔣在這種跨地域的、流動型的作家,我們需要把“空間”的概念進一步打開,不止于討論東北、南方、京津冀、江浙滬、粵港澳這些中國的內部空間,還要涉及全球的空間板塊劃分,把中國內部空間與世界不同空間的交流、摩擦、沖突,也納入到討論的范圍。

蔣在的同代作家,絕大多數生于本土、長于本土,他們的寫作沒有超過本土歷史、政治、文化的邊界。如今,在文學批評話語的重新洗牌之中,他們正在被劃入更小、更具體的空間之中,被自身的“地域性身份”所標志、所限制。與他們的寫作相比,蔣在的寫作顯露出強烈的世界性:不同國家、不同區域、不同族群的匯合、分裂與沖突。這是對各種本土主義寫作的補充,也是對地域寫作潮流的一種反駁。

她的那些異國的愛情與婚姻,不單純是男人與女人之間的情感故事。在情感與性別的議題下,深埋著意識形態議題、種族議題與信仰議題。但蔣在顯然不是薩爾曼·魯西迪或者安妮·埃爾諾那種出于對信仰、種族、性別、身份的高度關注而寫作的作家。這些非藝術的議題從來沒有在她的小說里喧賓奪主,只是以日常化、細節化的方式提醒著我們:人類仍然生活在深深的區隔里。

《再來一次》表面上討論兩個異國的男女如何走到一起,實際上是在討論兩種差異巨大、互相懷著偏見的文化主體,如何互相信任、和諧共處。法國男人的家庭有多個標簽:祖父是海軍戰將、祖母是傘兵,法國上層社會,天主教徒。他們認為“除了歐洲和北美,其他地方都是第三世界”。“試圖不經意地問我是不是共產黨員”。男人的母親“多次向你姐姐稱我為‘那個女巫’”15。整個家庭審視著“我”這個來自東方的女子,他們實際上并不在意“我”這個人本身,他們在意的是“我”的符號性:東方、中國、共產黨、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無神信仰、“女巫”等等。因為所來自的地域,“我”天然攜帶著這些醒目的象征性符號。其中的任何一個,都足以引起這個法國家庭的警覺。

這是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世界對于中國的心態之一種。歐洲人的冷戰后遺癥,沒有因為中國近四十年向世界積極的開放而痊愈,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更在意中國的顏色,而不是中國的行為。《再來一次》當中,兩個年輕人決定去西貢這個“飛地”開啟新生活,其實是出于一種意識形態的考量——那是一個非中國、同時又保有了和中國相似意識形態屬性的地方,一個中法文化的停戰區。在那里,他們幻想“重新開始,把歷史拋在腦后”16。這就是蔣在的春秋筆法:表面討論二人的親密關系,實際上是在寫歷史埋下的病根對兩個年輕人的折磨。愛人的分手,向我們提示著人類的分裂。

在《街區那頭》這本集子里,蔣在續寫了從郁達夫開始的“東方零余者”的故事。《舉起靈魂伸向你》當中,教授選拔和培養了一群學生組成了文學團體。這個團體主要由白人學生組成。來自中國的“我”,發現自己是作為體現白人平等包容價值觀的工具、作為一個“文化的吉祥物”而被選入的:“我之所以能融進這樣的小團體,完全是出于他們的人道主義關懷。很多人對這個團體的排外性進行攻擊,我的出現恰好體現了他們的包容性,也堵住了其他人的嘴。……我代表了他們還不曾到過,也不曾寫過和表達過的東方。”17《回不去的故鄉》當中,來自中國的杏子常年飄零在海外,她的存在從沒有被西方的主流文化承認過。故事結尾,杏子和同病相憐的海外女同胞擁抱在一起——“出國這么多年來,自己就像嵌在別人家墻外的一粒石子,堅硬地卡在光天化日之下,什么都不是。現在她開始溶解,慢慢地化成一汪水流,注入時間的軌跡。”18

不同于郁達夫筆下第一代“東方零余者”對弱小祖國的愛而生怨,21世紀的“東方零余者”沒有如此強烈的、非愛即恨的國家情感。他們的感情是曖昧不明的,行動是左右為難的:一方面,西方世界依然對他們構成一種誘惑,他們依然愿意在異國打拼,夢想被異國的文明接受;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匯合趨勢已經放緩甚至停滯,國別、文化、意識形態之間的對抗和沖突正在加劇,他們面臨著西方日漸加重的排外情緒。這時,故土、血脈以及這些詞語背后的民族主義情感,成為了他們的安慰和庇佑。

相比來自中國的移民者,來自印度底層的另外一批“東方零余者”,對西方發達國家的態度更加清晰、單純:《前世今生》中印度父親之所以讓兒子來到加拿大,是想讓兒子奔赴一種更文明、更先進、更高級的生活。對于這個印度父親而言,加拿大是更加接近大英帝國的地方,來到加拿大,就有機會“親自被維多利亞女王接見,允許他握手行親吻禮,得到來自皇室的榮譽”19。——這個可憐的父親竟然不知道加拿大早就從英國手里脫離了半殖民地狀態。可見,過去二三百年里,英國等世界強國對殖民地人民造成的“主—奴”心理結構,并沒有隨著殖民地國家的獨立而徹底崩潰。歷史在客觀事實上的結束,并不意味著歷史在人類的主觀世界里也同時結束了。相反,人類的觀念史,往往比客觀歷史更長命、更頑固。

在很多后發國家的主觀意識里,21世紀理應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走到很遠,至少不會被新興的民族主義、分裂主義所逆轉。其中,全球化所帶來的產業轉移和世界市場讓后發國家獲益匪淺,這是這些國家倡導全球化的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全球化結束了半個世紀的冷戰格局,結束了人類兩個陣營之間你死我活的敵意,結束了由核威懾所建立起來的脆弱的平衡,讓全人類看到了一個建立在平等、交流、互惠原則上的人類新世界,從而重建了由二戰和冷戰所毀掉的、人類對于自身文明能力的信心。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化的三十年是人類這個族群修復自信心的三十年。

但客觀歷史的演進并不遂從人愿。2016年,特朗普執政時期的華盛頓對中國轉向公開對抗,引發了一場有關“新冷戰”的激烈討論。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之后,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緊張關系也顯著加劇,尤其在2014年克里米亞被吞并之后,這種狀況變本加厲,最終導致了俄烏戰爭的爆發。2020年新冠疫情的傳播,成為“最后一根稻草”,它鞏固了美國政治高層關于對抗中國的政治共識。“盡管新冠疫情和烏克蘭危機的性質不同,但它們的發生環環相扣。它們的共同影響,正在加快國際秩序向真正的多極化轉變。”20 作為對多極化國際局勢的反應,世界的主要經濟體開始從對世界自由市場的依賴,轉向對“經濟安全”的高度關注,并啟動經濟的“內循環”戰略21。俄國的激進派提出:“要在觀念上徹底清除西方中心主義的流毒,以及在我們管理階層中的那些西方人,清楚掉那些買辦以及買辦思維……是時候結束我們300年的歐洲之旅了!”22 2023年8月24日,日本啟動核污水排海。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組織哈馬斯宣布對以色列采取軍事行動,以色列宣布進入“戰爭狀態”。國際社會的共同體意識和契約精神已經大為衰減,一種單邊、短視的處世之道,正在流行。

國際局勢的這些變化,催生著事實層面的“全球化黃昏”。而蔣在的寫作讓我意識到,全球化作為一個經濟事實確乎發生,但作為一種建立在平等、交流、互惠原則上的新文明形態,可能從未真正實現。在《叔叔在印度》這個故事里,向往西式自由戀愛的印度留學生婭姆,渴望自己那個同樣違背了種姓制度、追求自由戀愛的叔叔,能夠給自己提供庇護。“你說我叔叔,會接納我和卡克,會不顧一切地把我和卡克在印度藏起來,對嗎?我和卡克將是自由的。”23 為此,婭姆回到印度尋找那個背叛家族的叔叔——為了一個虛幻的渴望而采取真實、激烈的行動,這是蔣在筆下許多人物的共性。結果,這個叔叔早就已經死了。鎩羽而歸的婭姆,回到學校之后神采不再,她重新點燃了從印度帶來的蠟燭。

婭姆自由戀愛的失敗,是“東方零余者”融入西方文明失敗的縮影。椰子味的蠟燭香氣,像婭姆回歸的印度文化一樣,保護著她,也麻醉著她——這是一幅“全球化黃昏”的典型景觀。在全球化日漸虛弱的時候,頑強的地方性文明就會瘋長。在全球化的黃昏,人與自己根系所在的地方性文明的強連接,將會戰勝與異域文明的弱連接。蔣在的異域寫作,回答了一個時代性的問題:在一個區隔日益加深的后全球化時代,文化母體對于我們的重要意義。

余 論

對于世界之變與自我之變,蔣在有著敏銳的察覺。還是《飛往溫哥華》的后記:“這個書名的恰切,如同一段時間標識——它意味著某段異域性寫作生涯的終結。我的寫作在這之后注定會發生變化,因為視野和生活經驗的轉向。所以《飛往溫哥華》注定是我寫作生涯中一部轉折性的作品。”24 對于眼下的世界,對于“全球化的黃昏”,沒有別的詞比轉折這個表述更恰切了。一個轉折的世界,正在引起這一代人世界意識的轉折,進而引發這一代人寫作觀念的轉折。

更何況,回國的蔣在,已經不再駕駛屬于她自己的汽車。在北京,她乘坐發達的公共交通出行。“偏向公交”,她告訴我。坐在北京公交車上的蔣在,與那個在溫哥華駕駛綠色雙排座車的蔣在,一定不是同一位作家。你去想吧——固定路線、固定風景,按時到站、到點下車,遵從秩序、追求確定性,熱愛抵達勝過漫游。公交車給予蔣在的,與汽車迥異。

那么,在未來的寫作當中,“乘坐”將代替“駕駛”、公交車將代替那輛屬于她自己的汽車,成為蔣在觀察、體驗、把握這個本土世界的方法論嗎?

注釋:?

1 6 7 8 9 15 16 24 蔣在:《飛往溫哥華》,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第197—198、44、26、159、160、43—44、42、202頁。

2 [英]弗吉尼亞·伍爾夫:《一間只屬于自己的房間》,周穎琪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2頁。

3 村上春樹同名短篇小說《駕駛我的車》。參見[日]村上春樹《沒有女人的男人們》,竺家榮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版。

4 13 “它意味著移動,而那個車廂里的狹小空間給了他們和外部世界喘息的機會和一個沉重卻安心的錨,他們可以選擇離開,隨時駕駛著他們的車離開。”參見李云雷、蔣在《在不同的文明間穿行》,《文藝報》2023年5月24日。

5 “場所分析是對我們內心生活的系統心理學研究。……空間在千萬個小洞里保存著壓縮的時間。這就是空間的作用。”參見[法]巴什拉《空間的詩學》,張逸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8頁。

10 霍桑短篇小說《韋克菲爾德》,講述了一個叫做韋克菲爾德的倫敦男人,突然毫無征兆地離家出走,住到隔壁街道租來的房子里,整整二十年沒回家。二十年后,他突然回到家里,“仿佛才離家一天似的”。參見[美]納撒尼爾·霍桑《霍桑短篇小說精選》,林之鶴譯,安徽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

11 [法]福樓拜:《福樓拜文集·卷一》,艾珉主編,李健吾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5頁。

12 [法]巴爾特:《寫作的零度》,李幼蒸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9頁。

14 母親準備回國的時候,蔣在一直在寫母子若無其事的散步和對話。直到兒子忽然說,“媽媽,你可不可以不走?”“兒子覺得她應該能夠明白這句話的沉重和求救”。參見蔣在《飛往溫哥華》,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頁。

17 18 19 23 蔣在:《街區那頭》,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6、117、158、72頁。

20 [瑞]安托萬·羅特:《危機時代多極化國際秩序的興起》,《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2023年第1期 。

21 2020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將“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納入其中。

22 [俄]謝爾蓋·卡拉加諾夫:《一次艱難但必要的抉擇》,王南森譯,昆侖策網2023年7月15日,http://www.kunlunce.com/e/wap/show2022cont.php?classid=3&id=170503。

[作者單位:中國作家協會網絡文學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