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鄉者的身份認同困境 ——論鬼子《買話》的感官敘事
內容提要:鬼子新作《買話》對返鄉者身份認同困境的深刻揭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精妙的感官敘事藝術。《買話》借助反復出現的意象或語詞,并通過以聽覺為主,多重感官書寫為輔的與情節演進之共同作用,構建了層次豐富的敘事空間,凸顯了返鄉者劉耳在“城鄉交叉地帶”的身份迷失、焦慮與尋求身份確證的心路歷程。“空”之視覺效果折射出劉耳返鄉后的心理落差,對故鄉食物的敏銳嗅覺則反映出他對重獲鄉親認可的渴望。聽覺效果的變化則貫穿小說始終,從都市的喧鬧轉向鄉村的靜謐,最終在老人家的葬禮儀式上迎來爆發,呈現出“喧鬧—靜謐—喧鬧”的演進結構,與劉耳身份認同危機的動態演變形成對應關系。小說中最為密集的對話發生在劉耳與扁豆之間,后者給劉耳造成的聽覺體驗暗示了真誠的話語交流是獲取身份認同的重要路徑,亦呼應了小說的標題“買話”。
關鍵詞:鬼子 《買話》 返鄉者 身份認同 感官敘事
鬼子與東西、李馮并稱為“廣西文壇三劍客”,是廣西文學“新桂軍”的重要作家,曾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人民文學》年度優秀小說獎、百花文學獎等一系列重要獎項。其“瓦城三部曲”以獨到的苦難敘事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鬼子筆下的“瓦城”,可與林斤瀾筆下的矮凳橋、李杭育筆下的葛川江、蘇童筆下的香椿街等相媲美,為當代文學版圖增添了一處具有獨特意蘊的文學空間。鬼子2007年推出首部長篇小說《一根水做的繩子》之后,暌違十八年,于2024年再度推出長篇小說《買話》。鬼子在《買話》中以多元并行的感官敘事對返鄉者劉耳的精神世界進行了富有時代性、歷史性與哲思性的探析,并與“瓦城三部曲”構成了跨越廿余載的對話。恰如丁帆所指出的那樣,《買話》對歷史和哲學的思考,“遠遠超越了許許多多舊鄉土小說和新時代鄉土小說對這一題材的開掘”1。
《買話》引發了學界的探討,多數學者主張劉耳的精神返鄉之旅注定以失敗告終。如孟繁華將返鄉視作現代性的逆向“試錯”,而沒有歸途的現代性“注定了劉耳鄉下經歷的尷尬和苦痛”2。丁帆指出田園牧歌已坍塌為精神廢墟,劉耳最終淪為異化鄉村中“多余的人”3。張清華也認為劉耳試圖找回故鄉故人的行動“幾乎失敗了”4。盧楨從主客觀維度指出“‘返鄉’的結局歸于虛妄”的因素有二:一是主人公與原鄉倫理的割裂;二是人口外流造成原鄉消逝。5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劉耳順利完成了精神返鄉。如王達敏認為鬼子講述了“一個返鄉者如何被鄉村接納的故事”6,王懷昭則主張鬼子描繪的鄉村具有“強大包容性”,劉耳“最終完成自我的身份認同與精神凈化”7。
學界既有研究之所以就“劉耳最終是否完成精神返鄉”產生分歧,其根源在于“精神返鄉”的本質是復雜的“身份認同”問題。從故事層看,這部小說是對現當代文學中常見的“進城難”問題的倒錯,從意義層看,鬼子意在以城鄉并置為依托,思考特殊且復雜的身份認同問題。用鬼子本人的話說,是要讓劉耳們思考“你心中的你,和別人眼中的你,哪一個是真實的你”8。可見,《買話》追問的是“我是誰”這一重要且根本的認識論問題。鑒于此,超越《買話》中主人公返鄉成敗之爭,深入解讀返鄉者的身份認同困境就顯得尤為重要。
“身份認同”內涵豐富,陶家俊將其界說為“某一文化主體在強勢與弱勢文化之間進行的集體身份選擇,由此產生了強烈的思想震蕩和巨大的精神磨難”9。身份認同問題的本質在于個體肉身存在與精神歸屬之間的錯位?!顿I話》中的劉耳正是這一現象的典型體現——他在強勢的都市文化與相對凋敝的鄉土文化之間艱難地進行著身份選擇。無論是作為“進城”的鄉下人,還是作為“返鄉”的異鄉人,劉耳均與其所處環境形成了錯位的關系,而這一錯位給他帶來了“焦慮與希冀、痛苦與欣悅并存的主體體驗”10。不同的文化形態會首先刺激主體感官,繼而引發其情感波動與理性反思。身份認同的構建過程也正是從感官體驗到情緒反映、最終升華為觀念認知的過程。因此,感官體驗的變遷是探析身份認同問題的重要切口。
目前學界關于《買話》的研究多聚焦其敘事結構的戲劇性與偶然性,而對于感官書寫的研究甚少。從現有文獻看,丁帆從視覺角度切入對小說中“田園牧歌式的靜態美景”11進行了闡釋;盧楨則著重解讀了嗅覺敘事對城鄉倫理差異的揭示12。其實,除對風景與氣味進行描寫之外,鬼子還描繪了眾多關涉聽覺、味覺層面的官覺體驗。感官書寫是對各類感官體驗描寫的統稱。這類書寫不僅推動敘事進程,更通過具有某種“家族相似性”或“感官親緣性”的意象群,拓展了返鄉故事的闡釋空間,構成了小說意義生成的重要藝術路徑。無論是鬼子的創作,還是讀者的閱讀,均需基于感官體驗構建感性認識,因而“感性敘事往往落實為感官體驗”13。有研究者指出,“因為感性的語言能更好地將我們的意識引向世界上的感性細節,它要求我們將世界和這些感性細節聯系在一起”,而“對語言中感性的認知就意味著對人類生命和生存環境的認知”14。優秀的作家往往也善于調動讀者感官,使其透過感性細節洞察人類的生存境遇——這也與鬼子對作家、讀者關系的認知是吻合的——“點燃和被點燃的關系”15,點燃在鬼子與讀者心中的一種人的情感的力量和生命的力量。而從某種程度上說,鬼子用以“點火”的裝置,正是其生動的感官書寫。本文綜合借鑒感官敘事、文本細讀、意義標志批評等研究方法,解析鬼子在《買話》中如何通過感官書寫藝術地呈現返鄉者的身份認同困境。
一、“靜空”表征與身份迷失
鬼子的寫作以“荒誕現實主義”著稱,其作品在敘事上既具有鮮明的現代性特征,又不乏對現實層面的深切觀照。也許是出于對文學形式的先鋒性可能導致普通讀者接受困難的顧慮,鬼子刻意在敘事中設置了懸念及多種暗示主題的意象。借用鬼子本人的說法,作家意圖“給讀者提供了一個進入的臺階”16,使讀者更好地進入故事并拾級而上。這些“臺階”是引導讀者探尋故事主題的標識,亦即意義標志。“所謂意義標志,就是表現或象征——甚至構成——那些模式的詞語、物體、人物等”,包含暗示主題的種種意象、象征、原型、語詞等。威爾弗雷德·L.古爾靈等學者在《文學批評方法手冊》中提及意義標志批評方法時,指出讀者需首先辨識暗示性意象或物象,進而把握它們相互作用的有機模式,從而抵達文本的內在經驗。17在《買話》中,若干物象與語詞反復出現并形成糾纏回旋的敘事效果。這些意義標志通過“家族相似性”共建表意模式?!凹易逑嗨菩浴痹从诰S特根斯坦對“語言游戲”的哲學考察。他指出,無論是“語言”還是“游戲”,都無法被單一共同特征完全涵蓋,而是形成了“一張由彼此交疊和交叉的相似性構成的網”18。而《買話》中手電筒、信封等意象,表面上看似并無關聯,實則因具有相似的“封閉”感官印象而共同指向了未知的秘密。
鬼子通過大量的感官書寫顯著拓展了“城鄉交叉地帶”的內涵。作為最早關注“城鄉交叉地帶”的作家之一,路遙將此概念引入文學視野。郜元寶基于回歸路遙所處語境指出,當代作家所關注的“城鄉交叉地帶”不僅指涉城鄉交界的真實地理空間,更指向城鄉文化觀念、生活方式彼此交叉、滲透與碰撞的社會文化現象。19新寫實小說、新都市小說、新鄉土小說等熱衷于描繪這一地帶及逡巡于其中的“新型移民部落”。劉耳亦可被視為其中一員。鬼子對“交叉地帶”的關注極有可能受到路遙的感召,畢竟,他在《艱難的敘事》中曾明確提及《人生》對自己的人生與創作具有影響。對比兩部作品,不難發現《買話》中劉耳與竹子的愛情悲劇,很大程度上可看作高加林與劉巧珍故事的變奏。不過,二者也有不同之處:《人生》描寫的是“渴望離開”的青春;《買話》則聚焦“被迫歸來”的暮年。二者雖均可歸屬于“離鄉—返鄉”的母題,卻在敘事方向上呈現出相反的態勢。鬼子對這一母題的關注,不僅與其人生經歷密切相關,也折射出特定時代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社會情緒。鬼子本人就親身經歷過從農村步入城市的精神陣痛。他曾提及學生時代因朗誦漢語詩歌而被漢族同學嘲笑的特殊經歷,以及在習得漢語過程中偷聽插隊知青們聊天的往事。20鬼子曾廣泛閱讀了當代文壇多位重要作家的作品,力圖明了他們都寫了些什么,進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21。最終,鬼子也步入路遙曾往來多次的“交叉地帶”,以文學形式呈現城鄉交互中涌現的個體欲望與苦難。
鬼子通過細膩的感官敘事,生動描摹了城市的聽覺經驗,重構了都市空間中的聲音景觀,“及物”地呈現了都市權力層級對個體精神的異化與規訓。藥浴店女孩的聲音被形容為“軟軟的”“柔柔的”,鬼子描繪其“像一絲軟風在你的耳朵里繞來繞去,把人弄得心里癢癢的”,令人產生“很不安分”的感受22;而黃德米的話語特點則表現為寡言,如當劉耳的前列腺老毛病發作時,黃秘書“不出聲,只是看著他,幫他守著”23。黃德米與藥浴店女孩的聲音均為都市中常見的音景形態,作為權力結構的下位者,他們為生存需要而受到全方位規訓,其聲音與話語均具有高度宜人性,折射出權力機制對個體聲音的塑造?!顿I話》中的一個典型例證是,明通在劉耳成為國家干部后跟他講話時聲音變得“細細小小的”24。與之相對,作為城市土著的劉耳妻子,其聲音則帶有攻擊性,常以“村上的菜包”25一類話語對劉耳冷嘲熱諷。由上述聽覺經驗顯見:劉耳的負面情緒并非全然源自直接的語言攻擊或侮辱,因為即便是諂媚的聲音也無法緩解其內心的焦慮。對權力大廈隨時有可能傾覆的惶恐被具象為“像打雷一樣”的“風言風語”26。因此,劉耳的返鄉不僅意味著回到遠離權錢喧囂聲的地理空間,也可被視為對純真過去與寧靜情感空間的追尋。這導致回到鄉村后,劉耳仍然拒斥來自都市的聲音,如電視中新聞播報的聲音,或賄賂者“到村里走一走”“來來往往”的聲音27,乃至鈔票與黑色塑料袋摩擦發出的“唰唰唰的響聲”或“咝咝聲”28。
鬼子《買話》的感官敘事具有多樣化的藝術呈現方式,并具有多重敘事功能。首先,《買話》通過聽覺敘事表現了從“瓦城”到“瓦村”的氛圍變化——從嘈雜轉向死寂。都市聲音以“風言風語”和“柔柔的”女孩聲音為典型,鄉村則被壓抑的靜默所籠罩。通過城鄉空間的并置與對照,以及有聲與無聲之間的轉換,人物所處境地的荒誕與尷尬展露無遺——劉耳在喧鬧的都市渴望躲清凈,回到鄉村卻渴望交流的聲音而不得。劉耳既是身居城市的村里人,又成為村里的異鄉人,始終徘徊于城鄉之間的模糊地帶,進退維谷。與都市相比,“瓦村”呈現出深沉的靜謐,這種由聽覺敘事所營造的特殊空間反而使劉耳對歸屬的期盼徹底落空。盡管他以“回來的目的就是為了圖個清凈”為由推辭拜訪者,但其渴望的“清凈”指向的是超越利益關系的交流與接納,而非物理意義上的寂靜。然而,“路邊的雞被司機的喇叭聲嚇得跑進菜地”正暗示著劉耳是一位闖入“瓦村”的外來者,也是不受村里人歡迎的異鄉人。同時,村民通過回避式的“笑”和重復而機械的寒暄(“耳伯/耳叔/耳哥,什么時候回來的?”“昨天。昨天太陽下山的時候”)29傳遞出的是冷淡疏離的態度。鬼子在小說中多次以沉默作為表現人物心理壓力的手段:當劉耳試圖與老人家搭話時,老人家對其置若罔聞30;他去見會長途中所見的村莊 “靜悄悄的像在實施什么預謀”31;他試圖用茅臺酒拉近與會長的關系,會長卻三次不回應,“只當沒有聽見”32?!顿I話》中復現的沉默場景為情節突轉積蓄著張力,使劉耳想喝玉米粥卻被拒絕、想喝茅臺卻得涼水的情節更具心理沖擊力和藝術表現效果。
其次,從“瓦城”到“瓦村”,劉耳身份迷失的失落感得以逐漸浮現。鬼子以“空”作為統攝視覺書寫的核心印象,深刻揭示了缺失歸屬感的身份困境。《買話》描寫劉耳返鄉途中時刻意規避其他人物出現——“只有兩只雞,曾在車前的路面上追逐著跑了幾個來回”33。這一典型的“空鏡頭”運用,強化了荒蕪與孤寂的情緒氛圍。通過留白的手法,鬼子營造出一個凋敝且空心化的鄉村空間。劉耳記憶中的鄉村與返鄉后所見的鄉村景象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劉耳回憶中的家園被陽光籠罩,呈現出帶有溫暖明亮色調的烏托邦幻象,十分契合城市人對鄉土生活的理想化想象。而劉耳回到鄉村,面對的現實情景卻是一整天緊閉著的大鐵門、灰毛毛的天空、西邊山頭上的夕陽。作為敘事線索與懸念載體的蛋殼意象,也同樣延續了“空”的整體特征,借由觸覺描寫串聯起劉耳的迷惘與虛空。鬼子僅用白描手法就在一連串的動作書寫中將劉耳的震驚、挫敗心理表現得淋漓盡致:“撿起了一個,剛拿到手上,他的手就愣住了。那個雞蛋輕輕的。他晃了晃,還是輕輕的?!本o接著,“好像有什么東西從心口那里也像蛋汁一樣流到了地上”34。此處,撿起空蛋殼的動作甚為關鍵,象征著劉耳精神原鄉的失落,也暗示著他已淪為無所依歸的“空心人”。
再次,《買話》中的空蛋殼是象征謎面的物象之一,直指劉耳失去“村里人”身份背后的真相。除空蛋殼之外,鬼子還賦予手電筒、信件類似的象征功能。它們如同“契訶夫的槍”,在敘事前即埋下伏筆,在結尾則重現。如未能寄出的信件是“無聲勝有聲”的傾訴,是被壓抑的聲音的外化;而手電筒原本用于照亮,后來卻長期禁錮于黑暗的匣子里。被剝奪原有功用的物象呈現出封閉的視覺效果,與空蛋殼共同構成一組隱喻秘密的意象系統。同樣被隱藏的還有竹子悲壯而隱忍的愛。她始終未曾將自己的愛意與犧牲公之于眾,或許源于對進城潛規則的清醒認知——利益至上的婚姻規劃、與鄉親的割席,實為階層躍遷的“投名狀”??盏皻ぁ⑹蛛娡才c信件共同構成一座充滿隱喻意義的迷宮。蛋殼之“空”,既象征了劉耳內心的空洞與迷失,也隱喻著現代人普遍存在的身份認同危機。艾略特在1925年發表的詩歌《空心人》中便凸顯了現代社會個體精神層面的虛無與困頓。這種“空心病”指向的是自我定位的喪失,正如埃里克森所言,認同危機已成為現代人傳記式生存中的核心困境,其根源在于我們所處的社會充滿矛盾、流動與不確定性。35手電筒與信件的“封閉”特質,進一步揭示出劉耳身份迷失的成因。吉登斯指出,現代性焦慮的根本來源之一正是人際基本信任機制的瓦解36。正如《買話》中明通早年自省時所悟到的:“一個人總有些事情是他對任何人都不能說的?!?7封閉內心成為現代個體應對風險的重要策略,這一行為卻在無形中加劇了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與隔閡。
二、鈍化的感官與被遮蔽的身份焦慮
劉耳的身份認同危機是伴隨著其空間遷徙而逐漸累積的,在不同文化觀念碰撞的情境中不斷加劇,并最終在返鄉后因感官體驗的強化而全面爆發。在描寫都市空間中的感官經驗時,鬼子對劉耳的嗅覺與味覺往往采用一種克制而平淡的敘述風格,這種節制與返鄉后夸張的感官敘寫形成強烈對比。如鬼子對都市氣味的描述中有“茅臺酒的香味一下就滿屋都是”“那(藥浴)味道隨著熱氣不停地往上飄,還是很好聞的”38這樣的書寫,其中的“香味”“好聞”等詞語的使用剝離了大部分主觀情感色彩,藥浴、茅臺酒、鵝肝等消費物則標志著劉耳逐漸脫離鄉村社群。正如布爾迪厄的“區隔”理論所指出的,維持差異化的消費習慣或生活方式是建構社會等級的重要機制。39劉耳顯然已經初步形成了都市化的飲食品味與習慣。尤其是茅臺酒這一關鍵物象在城鄉不同空間中反復出現,并引發了不同群體對其的迥異態度:劉耳在與扁豆、光棍會會長、三只手等人的對話中不斷強調茅臺的珍貴與美味,并將其價值與味覺體驗直接關聯;然而,他所認為的“真的好喝”40“中國名酒”“世界上最好喝的白酒”41,卻被光棍們嫌棄,認為味道不如廉價的水酒。眾所周知,茅臺酒已經成為富人階層的品味象征與社交場的“硬通貨”,因此,黃德米選用茅臺酒招待劉耳,三只手要把茅臺酒瓶擺在堂屋的案桌上,光棍會會長則把劉耳拿來的茅臺酒供奉在父母靈位前。就實際味道而言,劉耳未必能作出準確的判斷——其味覺已在都市生活中逐漸衰退。劉耳的身份焦慮之所以在返鄉后才徹底爆發,亦可歸因于都市生活所導致的感官鈍化。恰如沈從文曾提及,鄉村生活對感官的刺激程度遠遠超過都市,正因村鎮的所見所聞、所嗅所感令其對城市中狹窄庸懦的生活及道德觀感到厭倦,故而憂郁孤僻,失去了?!叭恕钡母星椤?2盡管都市生活看似聲色豐富,實則應驗了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43。物質豐盈的都市生活,往往將人引入拜物教的陷阱,削弱對物質本身的感受能力,乃至造成感官的退化。
米歇爾·塞爾曾指出,后現代主體在都市環境中面臨異化,導致感官能力逐漸喪失。為此,他提出應以“身體性想象”重新激活感官,實現與宇宙的聯結并至沉醉狀態。所謂“身體性想象”,強調的是身體與心靈不可分割,主張人必須通過身體及其感知來塑造經驗44。借鑒這一理論分析《買話》中劉耳的經歷,不難發現,當他以異鄉人身份返回鄉村時,面對的是空寂的村落、壓抑的聲景,以及只能嗅聞令其垂涎卻無法獲取的食物,都市生活中熟悉的“五色”“五音”與“五味”已然消逝,劉耳原本遲鈍的感官反而被喚醒。鬼子通過細膩的嗅覺與味覺描寫,彰顯了劉耳返鄉后的感知體驗?!顿I話》中的玉米粥、酸辣椒、菜包及香女身上的香茅草氣息,均成為觸發“普魯斯特效應”的感官媒介。在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中,瑪德琳蛋糕的氣味引發了主人公對童年的無限追憶,這一現象被稱為“普魯斯特效應”。曹暉指出,普魯斯特的創作受到柏格森哲學思想的影響,后者強調記憶不僅包含表象的回憶圖像,也包括身體習慣,因而記憶的喚起可依賴多種感官通道45?!皬睦苯防徖镲h出來的”香味成為開啟劉耳情感記憶的鑰匙,鬼子先是用氣味將其渴望調動至極點——“一邊咽(口水)還一邊禁不住吧唧著嘴巴”46。與此同時,其味覺則被有意虛化,“那味道就在嘴里,像一條小河在不停地流,只是越流越餓,越流越餓”47?!八四湛盏淖?,他覺得那味道真好,滑滑的,糯糯的,帶著一股清甜?!?8《買話》越是具體地渲染想象的味覺,便越凸顯出現實中味覺的缺席與渴望的落空。這種夸張的味蕾渴望隱喻著劉耳的情感饑渴,即不被鄉村所容納的身份焦慮。鬼子還翔實地敘寫了酸辣椒的制作方式及食用體驗,民俗學敘事為劉耳尋求身份認同提供了時空容器,不僅以文學的方式保存了南方鄉村正在消逝的民俗風情,更以感官細節叩問身處都市的讀者:我們的感官還能否激活,我們的身體還能否返回故鄉?
隨著感官被激活,身份焦慮亦日益困擾著劉耳,迫使他踏上了一條曲折的尋求身份認同之路。然而,無論是試圖通過食物建立情感聯結,還是借助金錢換取認同,均被證明是失敗之舉。在《買話》中,真正的身份認同之道被一個復現多次的語詞標志呈現出來“村里的人”。這一語詞標志在劉耳進城前夜與竹子的對話中尤具啟示性,“這么大的事,你怎么沒有聽說呢?你真的已經不是村里的人了”49。此處已為后來劉耳與鄉親的疏離埋下伏筆。進城后的劉耳更是自覺地回避村里的大事小情,以避免“村里人”開口向他借錢;更不曾過問竹子的后續遭際,以此逃避自己的責任;每年清明他從未主動回村,途經村子偶遇鄉親也只是“無油無鹽地聊個三言兩句”50。費孝通指出,中國鄉土社會是“差序格局”,區別于西方社會界限分明的“團體格局”,差序格局以自我為中心拓展出動態的關系網絡。51在義務本位的社會結構中,劉耳對鄉親所盡義務與情感投入的匱乏,必然導致其與共同體之間聯系的弱化,進而逐漸失去“村里人”的身份屬性。
阿蘭·德波頓曾指出,“我們的自我感覺和自我認同完全受制于周圍的人對我們的評價”52。正因如此,村里人的看法構成了劉耳身份焦慮的主要來源。他惶恐地設想自己黯然離開“瓦村”,村里老少是否會“對著他家空空無人的房子,眼睛和嘴巴都敲鑼打鼓起來”53。不過,劉耳對“村里的人”的看法的畏懼,并不等同于他全然認可“村里人”身份,而是希望以進城的“村里人”身份榮歸故里。這一復雜的身份定位折射出深植于中國社會的城鄉階級觀念。劉耳的內心活動暴露了其對城鄉身份的價值判斷:當看到從事雞販工作的女孩外貌出眾,他本能地感到惋惜,認為是“好材料”,理應進城54;當扁豆將他的處境與扁豆爺爺相提并論時,他發出“呵”的聲音,認為“村里人和城里人是不能放在一起比的”55。其實,這種城鄉分化的階級敘事根植于每個瓦村人的深層認知之中。因此,明通能夠憑借在《瓦城日報》發表簡短新聞獲得與隊長女兒戀愛的資格。同樣,劉耳因偶然因素獲得進城機會,也被視為即將獲得某種特權地位。表叔在威嚇辣椒地主人時,特意強調劉耳“現在已經不是村上的人了”56,這句話的潛臺詞即進城不僅代表地理意義上的移動,更意味著可能實現的階層躍遷——從體力勞動的農民階層轉向具有潛在權力的城市人身份。這不僅反映了村民的集體想象,也揭示出城鄉二元結構所帶來的實際社會分層。然而,當“幫幫你”的承諾未能兌現時,劉耳成為城里人所帶來的尊敬與特權也隨之消散。
如果說夸張的嗅覺體驗喚醒了劉耳對重新融入鄉村的渴望,那么聽覺體驗則成為其融入鄉村、重建身份認同的關鍵感知途徑。這一點通過小說中人物的名字可以顯見。鬼子在訪談中曾提及,最初給《買話》的主人公取名為“劉二”,后改為“劉耳”,“就是想讓劉耳和劉耳們這個群體的老老少少,用耳朵好好地聽一聽,聽聽別人怎么說你!你心中的你,和別人眼中的你,哪一個是真實的你”57?!顿I話》中“明通”其名的字面意為澄明通達,然而他多次隱瞞自己想法與事情真相,既難以通達地接受命運的偶然性,也不愿誠實地表達對名利的渴望,本質上與劉耳屬于同一類人。其實,鬼子用人物的姓名暗喻情節命運的做法并非首次出現。在“瓦城三部曲”中,看似常見的人物名字便往往暗示小說的主題。如《被雨淋濕的河》中隱忍質樸的老父親“陳村”,直接以“鄉村”簡稱命名,引導讀者透過陳村窺見鄉村的凋敝,鄉村恰似結尾處的河流,在現代化進程中趨于干涸。而陳村的兒女分別叫“曉雷”“曉雨”,名字合起來則為源頭活水,但鄉村年輕人離鄉進城不僅加劇了鄉村的空心化,他們自己也成為城市陰暗面的祭品?!锻叱巧峡盏柠溙铩分魅斯钏牡娜齻€兒女名字分別為“李瓦”“李城”“李香”,合起來正是“瓦城香”,直接表現了以李四為代表的農村父輩對子女的身份期待——成為“瓦城人”令人十分神往和驕傲?!袄钏摹边@一名字看似隨意,但正如俗話經常提到的“張三李四”,這其實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人名的泛指,引導讀者透過“李四”的荒誕遭遇反思千千萬萬個農村留守老人的悲劇。由此可見,鬼子對自己筆下人物的命名絕非隨意之舉?!顿I話》中以“耳”為名,與小說標題中的“話”呼應,共同暗示著身份認同與聽覺感知之間的密切關系。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與味覺、嗅覺感官相似,劉耳的聽覺感官也在靜謐的鄉村空間中得到強化。這種靜謐很大程度來自劉耳陷入的溝通困境——無人傾訴亦無人回應,這種溝通困境可追溯至城鄉之間的話語體系差異與信任危機?;仡櫣碜拥膭撟?,他屢次創設此類“有口難言”的失語困境。如《瓦城上空的麥田》中的李四面對兒女表現出近乎偏執的緘默,然而,李四的這種主動“失語”不能簡單歸因于他強調的父輩尊嚴(即“子女應該認得父親”)。鬼子借拾荒者“我”之口引導讀者追問“你應該對他們說話呀,你怎么能一句話也不說呢?”58為什么李四不直接說明自己過生日的訴求,用言語來澄清自己的真實身份?其根本原因在于城鄉話語體系及倫理觀念的斷裂:都市文化追求效率,而鄉村卻更重視超越工具理性的情感關懷。橫亙在李四與子女們之間那“可悲的厚障壁”折射出了城鄉倫理的巨大差異。與之相應,劉耳的失語則反映出其性格懦弱的一面及身份認同的迷茫。他始終搖擺在兩種倫理之間,既無力承擔鄉土倫理要求的義務,也無法徹底割舍對故鄉的依戀?!顿I話》則多次敘寫劉耳有口難開、欲言又止的情形。在追悼明樹的大會上,他無法開口提醒隊長調整長明燈的方向,“明樹的死像是把他的嗓子給堵住了”59,潛意識中的內疚使他僅能保持莊重的沉默。當他張望著明樹家方向時,“真想告訴明樹的母親一句什么,卻又一句也說不出口”60。表達困難折射出劉耳內心深處感性與理性這兩套法則的交鋒,因為若按理性原則,明樹的意外死亡不能完全由劉耳負責。當扁豆轉述“村里人”對其“罪狀”陳述時,劉耳“想問他那人是誰,嘴巴動來動去竟說不出話來”。當會長用筷子“不好洗”來暗示與他有所牽連就會影響名聲時,劉耳同樣“沒有吭聲,也不好吭聲”61。甚至當半桶水追問他和竹子的關系時,他也只是點了點頭,“沒有說話”62。而書中不斷出現的劉耳和他養的小雞之間的“咕咕聲”,更凸顯其無人交流、無處傾訴的悲涼處境。從“失語”的角度看,《瓦城上空的麥田》與《買話》可視作一組相對的鏡像。前者講述了農民進城卻因為特殊原因不愿開口的故事,后者則呈現了習得城市虛偽話語后失去村民信任的返鄉者的悲劇。從這個意義上說,丁帆將二者視作姊妹篇不無道理。63它們分別從進城和返鄉的角度,表現了鄉下人“進城之后如何”的不同命運走向及結局。
三、聽覺敘事高潮與身份確證懸置
鬼子略寫的進城敘事中隱含著特殊時代“話語編制命運”64的荒誕性,《買話》還多次從聽覺感官角度呈現被編造的話語如何影響人物的命運。如明樹的意外死亡被隊長強行編造成“烈士事跡”,在其號召下,“村民們的聲音更大了,都拼了命地喊著”,吶喊聲被喻作“雷鳴閃電”65,預示著集體話語的駭人力量。格諾特·波默論及聲音與權力的關系時,指出音樂媒介營造的聲音氛圍作為一種聽覺政治參與了權力運作。66盡管追認明樹為烈士的邏輯缺乏理性,但在這種聽覺政治的裹挾下,隊長的高聲呼號與村民們的吶喊共同構成了一種強大的壓倒性力量,使在場的人完全喪失了獨立判斷的能力。換而言之,比起客觀事實,主觀事實更為重要。然而,從身份認同角度看,構成他人看法的正是主觀事實而非價值中立的客觀事實。因此,“村里的人”與劉耳對往事的看法自然就產生了分歧。縱觀整部小說,話語建構的主觀事實總是與人物命運糾葛纏繞:被演繹的“送雞蛋”劇本為劉耳帶來改變命運的契機;從前輩老楊那里學來的話術阻斷了鄉親的求助;一句“如果……我說的是如果,如果你懷孕了,你就去找我,好嗎?”67構成劉耳不必主動對竹子負責的借口。鬼子通過這一系列話語推動情節,構建出一種因果輪回的敘事邏輯——劉耳既因話語獲得了城市中人的身份,也因話語失去了“村里的人”這一身份。《買話》多次書寫話語給人物帶來的心理問題:因為岳父的詆毀造成了明通對劉耳的誤解;來自無量或明通的質問給劉耳的余生留下心結;扁豆爺爺故意隱瞞劉耳借給扁豆“五百元”的事68……在村民們的口耳相傳中,圍繞著劉耳的話語不斷被曲解加工,村民們眼中的劉耳成了應為明樹的死、明通未能進城、竹子婚姻不幸、謝小門沒娶上老婆等幾乎所有事情負責的唯一人選。
《買話》借扁豆之口道出了劉耳身份困境的根源,“你是村里的人,但你不算是村里的人”69。在“村里的人”眼中,劉耳早已是精明自私的城里人,故而被剝奪了“村里的人”的身份。鬼子通過劉耳嗅覺、聽覺的強化與味覺體驗的缺失——凸顯了其在身份懸置狀態下的痛苦。起初,因為劉耳過分敏銳的嗅覺,使得酸藠頭、玉米粥、炒河蝦、糯米的香味及炒鴨肉的香氣都變得極其細膩,他只能將“飄過來的味道慢慢地扒開來”70。與此同時,他卻完全失去了味蕾享受的資格:即便維持城里的飲食習慣,也會出現“噎住”“被卡住”71的生理不適,這種感官失衡折射出他在城鄉二元結構中的焦慮與懸置狀態——既面臨因身為高官的兒子被查導致于他而言的都市權力大廈傾覆的危機,又難以重新獲得鄉村社會的接納。進而,鬼子寫到劉耳在鄉村場域中甚至被剝奪了共享食物的資格。當他提出想嘗一口玉米粥時,遭到老人家的拒絕,扁豆的爺爺也因顧忌聲譽而不愿與他共餐。在鄉村文化中,共餐行為象征著人際關系的親密與認可,而隨意串門吃飯更是信任與歸屬感的體現。因此,老人家的拒絕不僅是對劉耳請求的否定,更是對其“村里的人”身份的斷然否認。劉耳的聽覺也變得高度敏感,能從老人家的咳嗽聲中聽到長嘯,這種咳嗽聲在劉耳腦海中一直回響,令他“心疼了好久好久”72。他還能清晰捕捉到扁豆拐杖點地發出的“當當”聲73,這種對細微聲音的放大反映了他對溝通與接納的深切渴望。扁豆聊起會長對劉耳的恨意時雖然發出了“幾乎沒有聲音”的咬牙聲74,他仍能察覺,暗示其對來自鄉村的“審判”感到強烈不安。
在《買話》中,老人家的葬禮場景是聽覺敘事的高潮。在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喪葬儀式通常是家庭或宗族內部成員參與的公共展演,折射出對道德債務的有意識記憶與償還。小說中亦有相關明確表述——“不允許你去給老人家送葬……那你以后還怎么在村里過日子呀”75,可見儀式參與的程度與形式具有顯著的道德意涵。老人家的喪葬儀式既是劉耳的贖罪儀式,也是身份確證的表演行動。在小說接近尾聲時,該儀式將原本靜謐的鄉村空間推向一種狂歡狀態,聽覺效果在短暫靜默后迎來爆發與高潮——不僅出現鞭炮、鑼鼓與光棍們響徹云霄的號子聲,還有送葬人群紛雜的話語聲,鬼子形容這聲音如“所有荷葉都在雨中不斷地發出自己的聲響”76。鬼子還通過視覺描寫參與聽覺高潮的營造:信件封面上重復書寫的“劉耳收”,竹子“又細又小”77、密密麻麻的字跡,以及令劉耳生畏的信封厚度,這些視覺元素共同喚起了讀者對竹子無盡訴說的聽覺想象。如前文所析,《買話》中的聽覺效果經歷了從都市的喧鬧轉向鄉村的靜謐,最終再歸于鄉村的喧鬧,形成“喧鬧—靜謐—喧鬧”的演進結構。從表面上看,劉耳似乎最終打破了壓抑性的靜謐,然而,小說中喧鬧的聽覺氛圍具有顯著的非理性特質。如當“瓦村”成為政治學習的“一面紅旗”時,“每日不停的鑼鼓聲”78導致村里的狗喪失看家護院與辨別善惡的本能;又如村民在響應隊長追封明樹為烈士時發出“雷鳴閃電”般的吶喊。因此,聽覺敘事的高潮提供了身份確證的儀式,卻并不意味著劉耳真正獲得了“村里的人”的身份認同——盡管他將視若親子的公雞小白作為祭品,卻仍在舉行儀式時被人中途替換。
從身份認同的視角審視,“根浴”與“買話”均屬于劉耳尋求身份確證的方式?!案 鼻楣澙^承了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疾病”書寫傳統,將身體病癥作為對主人公道德狀態乃至現代文明的隱喻與批判。劉耳所患的“前列腺炎”成為推動其返鄉尋根的重要動因之一。該“根”病源自都市金錢文化的侵蝕,因而城市中的“根浴”療法效果不及老人家所提供的“大蔥”土方。這象征著劉耳所欲追尋的鄉村之根,乃是以老人家的品行所代表的“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傳統倫理。老人家慣于直白地揭穿話語偽裝,如當縣里醫生聲稱“咳嗽是長壽的秘訣”時,她徑直反諷“回去讓你媽也天天咳嗽咳嗽吧”79。因此,老人家之死不僅意味著鄉村“根系”隨現代化進程而衰亡,也象征曾與城市二元對立的鄉村經驗徹底消逝,擁有原諒權力的原鄉不復存在,留下的乃是由新一代人所構成的、已然異化的鄉村空間。盡管老人家治愈了劉耳身體上的“根”病,卻并不代表對其過往行為的原諒,劉耳的身份確證被懸置。這一處理顯示出鬼子高妙的立意:劉耳的身份尋求隨著被虧欠者(明樹、竹子、明通、老人家)的相繼離世而徹底懸置?!百I話”則是劉耳試圖以都市的金錢邏輯開辟身份認同的捷徑,本質上是以資本規則瓦解鄉村倫理。盡管劉耳通過錢財與色欲誘惑(如為光棍們提供酒資,并許諾讓其接觸異性之手)看似融入了光棍群體,在敘寫他與光棍們興致高昂的對話外,鬼子還三次提及“拍大腿”的聲響以烘托氣氛80。然而,喧囂之后,鬼子強調的卻是老人家連連嘆息“造孽啊”,且劉耳再一次在老人家面前錯失開口機會。81鬼子通過聽覺敘事將兩種氛圍進行了對比,說明劉耳用金錢敲開的是異化的鄉村之門,他雖然得到了“村里的人”的部分接納,卻始終無法得到原鄉的認同。因此,“買話”所蘊含的批判意識不僅指向被異化的“買話人”劉耳,也指向“賣話”的“村里的人”,指向“買話”行為與鄉村人情背后的交易邏輯。
一些學者分析《買話》時提到了“贖罪”與“救贖”等關鍵詞,而這部小說確實也采用了經典的“罪與罰”結構?!白锱c罰”不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題名,也是批判現實主義常見的敘事模式之一,通常涵蓋“犯罪—逃脫/辯護—懲罰—認罪—新生/毀滅”等階段?!顿I話》中的人物最終走向新生還是毀滅結局,在很大程度上由此亦可管窺鬼子的寫作立場。在老人葬禮之后,鄉村重歸寧靜。鬼子于第二十八章開頭采用聽覺敘事,通過重復出現的母雞下蛋聲象征著死亡之后的新生。這一結尾暗示了鬼子對鄉村未來的期望:盡管傳統鄉土秩序逐漸消解,但鄉村仍然會迎來新生命的持續誕生,新一代人承載著重建鄉村倫理的可能性?!顿I話》在表現城鄉空間并置的同時,也書寫了代際的碰撞與互動。鬼子突破了城鄉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避免以線性歷史發展觀簡單化地看待城鄉關系。兒童往往象征未來的可能性,在鬼子所塑造的“下一代”中,早熟的兒童形象尤為突出。在鬼子的早期作品《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一根水做的繩子》中,鬼子更側重表現的是城鄉之間的對立與沖突。相較之下,《買話》中的兒童形象則更具神秘色彩與黠慧特質,體現出鬼子對城鄉交融的積極想象。如扁豆既保留了鄉村的純樸善良,又具備都市的靈活與狡黠。這一過早社會化的兒童形象,不僅是都市文化向鄉村滲透的縮影,也成為連接異鄉人與村民之間溝通障礙的橋梁。扁豆天然地熟諳城鄉兩套不同的人際關系邏輯:既能接受金錢交易規則,擔任劉耳的“買話”中介;又保留了鄉村的質樸本性,如為劉耳暗中藏起小白、預留玉米粥等。
扁豆帶給劉耳的聽覺體驗也極為豐富,當劉耳面對扁豆直白的提問或尖銳的評價時,他的腦袋“轟地一響”“轟的一聲”82。扁豆自述“嘴巴多”,與此相對,劉耳與多數村民則言語稀少;扁豆“見什么事都想插嘴”83,但至少不說虛假的、違心的話。正如扁豆批評劉耳“說話老是繞來繞去的”84,這種迂回掩飾的語言風格,未嘗不是成年人及都市群體的共性特征。因此,除兌現承諾——即為村民做好事——之外,對“話語”本身的改造仍是實現救贖的關鍵路徑?!百I話”這一陌生化表達,所揭示的正是原鄉消逝的根本原因,即資本強大的同化力量?!霸挕北緫峭ㄟ^真誠溝通所獲得的結果,然而在金錢利益的影響下,不同話語被賦予不同價碼,“真話”反而成為奢侈品。對劉耳及已部分異化的鄉村而言,使“話語”重新恢復傳遞真實情感的功能,仍面臨著不小的挑戰。
結 語
鬼子在《買話》中設置了諸多回旋復現的意象與語詞,如空蛋殼、手電筒及“村里的人”等。它們通過主人公的感官體驗相互呼應、交織作用,共同暗示了劉耳作為返鄉者的身份認同困境這一主題。《買話》中的感官敘事以聽覺書寫為主導,輔以視覺、嗅覺、味覺及個別觸覺書寫,多種感官經驗如交響樂般多聲部協奏,彼此關聯、相輔相成。在其擅長的城鄉書寫背景下,鬼子通過多樣化的感官敘事——既有對感官細節的詳盡刻畫或是輕描淡寫,也有關于“空”的視覺呈現及鄉村食物的濃郁氣味書寫,還有虛寫的味覺體驗——皆與情節發展緊密配合,不僅凸顯了劉耳返鄉過程中的復雜心理狀態,也強化了他在身份認同上的迷失與焦慮,以及尋求自我確認的艱難歷程,從而深化了小說的主題意蘊。
在《買話》的眾多感官書寫中,聽覺效果的變化尤為突出,貫穿敘事始終,折射出劉耳處于“城鄉交叉地帶”中的身份困境。劉耳在離鄉前對都市喧囂聲景感到惶恐,返鄉后卻又對鄉村的寂靜環境產生不適,最終在老人葬禮這一聽覺敘事的高潮段落中直面自我。聽覺敘事所營造的城鄉空間變化,映射出被“村里的人”視為異鄉人的劉耳面臨的身份危機從隱匿、爆發到試圖解決的全過程。而扁豆的話語為劉耳所帶來的聽覺沖擊,則暗示真誠的言語交流或許是實現身份認同的關鍵要素。
綜上,鬼子借助富有特色的感官敘事巧妙構筑了一個關于離去與回歸的寓言,不僅拓展了“瓦城”與“瓦村”的文本空間,也通過劉耳的感官體驗,較為完整地勾勒出在現代化與城市化進程中返鄉者普遍面臨的身份認同困境,并嘗試提出尋求身份認同的可能路徑,以展望城鄉融合的未來圖景。
注釋:
1 3 11 63 丁帆:《降臨在瓦村麥田里復活了的死魂靈——以〈買話〉為中心看批判現實主義的鏡像書寫》,《南方文壇》2024年第6期。
2 孟繁華:《現代性:可能是一個故事》,《文藝爭鳴》2025年第2期。
4 64 張清華:《獨在故鄉為異客——關于鬼子〈買話〉的閑話》,《南方文壇》2024年第6期。
5 參見盧楨《“返鄉”的祛魅——論鬼子長篇小說〈買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10期。
6 王達敏:《“買話”抑或“根浴”——鬼子長篇小說〈買話〉讀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5年第1期。
7 王懷昭:《悔改者的精神歷程——讀鬼子長篇小說〈買話〉》,《廣西民族師范學院學報》2024年第4期。
8 57 鬼子:《每一個歸鄉人,都可能是“劉耳” | 鬼子〈買話〉創作談》,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1月15日,https://mp.weixin.qq.com/s/cFkJq6INuxaXUhR62BsmpA,2025年10月11日。
9 10 陶家?。骸渡矸菡J同導論》,《外國文學》2004年第2期。
12 盧楨:《嗅覺的倫理學:鬼子小說的一種讀法》,《中國文學批評》2025年第6期。
13 孫會軍:《感官敘事的跨語言、跨文化傳遞研究》,《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25年第2期。
14 李洪金、呂?。骸睹仿濉嫷俚母行栽妼W與文學翻譯——一種具身性認知方式的翻譯研究》,《上海翻譯》2016年第2期。
15 16 20 21 鬼子:《艱難的行走》,昆侖出版社2013年版,第48、52、15、40—41頁。
17 參見[美]威爾弗雷德·L.古爾靈等《文學批評方法手冊》,姚錦清等譯,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270頁。
18 [奧]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維特根斯坦文集》(第4卷),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59頁。
19 參見郜元寶《從“城鄉交叉地帶”到“城鄉共同體”——中國當代文學的空間轉換》,《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4年第6期。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7 38 40 41 46 47 48 49 50 53 54 55 56 59 60 61 62 65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鬼子:《買話》,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版,第3、1、56、120、10、12、125、15、25、211、216、11、39—40、43、2、204、216、26、14、27、19、30、76、32、110、22、82、88、215、88、215、301、82、24、112、208、144、34、147、148、207、292、237、250、49、105、225—232、235、111、127、122、111頁。
35 參見王瑩《身份認同與身份建構研究評析》,《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
36 [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晚期現代中的自我與社會》,夏璐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頁。
39 參見[法]皮埃爾·布爾迪厄《區分:判斷力的社會批判》,劉暉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17頁。
42 參見沈從文《沈從文選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頁。
43 周憲、童強主編《藝術理論基本文獻·中國古代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8頁。
44 參見基思·莫澤、高硯平《通過“身體性想象”重思生物圈——米歇爾·塞爾的感官哲學》,《外國美學》2020年第1期。
45 參見曹暉《身體、時間和直覺:柏格森的視覺理論闡析》,《廣東社會科學》2025年第2期。
51 費孝通:《鄉土中國》,湖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6—30頁。
52 [英]阿蘭·德波頓:《身份的焦慮》,陳廣興、南治國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7頁。
58 鬼子:《被雨淋濕的河》,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240頁。
66 參見[德]格諾德·伯梅《氣氛美學》,賈紅雨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57頁。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