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房偉小說的互文性
內容提要:房偉小說存在明顯的互文現象,包括單篇小說和單個小說集的文內互文、小說文本間的互文以及小說與前文本的互文。具體來說,文內互文主要包含副文本與正文互文、文體互文;小說文本間的互文聚焦房偉書寫的主題,圍繞其小說的三大題材展開論述;小說與前文本的互文主要在于對古今中外經典文學作品的引用和戲仿。這些互文現象關涉文本內外,共同構成了房偉小說的對話性特征。“互文性”是一個無法被單一結論定義的概念,它本身具有的開放性、對話性成為解讀小說的前提,以互文性視角對房偉小說進行系統觀照,可以更貼近房偉小說的內里,能夠更深刻地理解小說的內涵。
關鍵詞:房偉 互文性 文內互文 主題互文
房偉既是學界有影響力的文學批評家,也是一位在當代文學創作領域頗具潛力的作家,他一直在小說創作方面默默耕耘,出版有《英雄時代》《血色莫扎特》《石頭城》等長篇小說,還有《杭州魯迅先生》《獵舌師》《狩獵時間》《小陶然》等中短篇小說集,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呈現出增長之勢。
學界對房偉小說的關注,不乏精彩論述。既有研究主要有以下兩方面:一是將房偉的小說置于“學者小說”之列1;二是多對其單篇小說進行論述,如《英雄時代》《獵舌師》《血色莫扎特》《石頭城》2等,主要圍繞敘事、人物、語言等展開。前者未將房偉小說單獨進行研究,后者未觀照到房偉的整體創作,只有趙德東《批評之外的另一種“表達”方式》3單獨將房偉小說作為一個整體列為研究對象,但又未充分關注到“互文”這一要點。關于“互文性”,李永東《在互文中尋繹南京大屠殺書寫的可能性——評房偉的長篇小說〈石頭城〉》4一文從“互文性”視角切入進行論述,但他只針對《石頭城》這一文本,未對房偉全部小說進行考察;此外,王堯在小說集《獵舌師》序部分也談到房偉抗戰歷史小說的互文性,他認為此小說“注重歷史與現在的‘互文性’關系”5。以上研究為后續研究者提供了進入房偉小說文本的諸多視角,同時也暴露出房偉小說缺乏足夠多的關注。
因此,以“互文性”理論作為切入點,從整體上觀照房偉的全部小說,不局限于單篇或某個題材,考察文本由此產生的意義空間,可以為更全面地闡釋房偉小說提供有益的借鑒。
一、房偉小說的文內互文
“文內互文是單個文本內出現的互文現象,主要指文本內部不同敘述層面的相互指涉關系。”6即單個小說文本內部至少包含兩個以上的敘述層面。因為文本的相互指涉關系光靠故事本身難以實現,這就使讀者將目光投向了小說中的其他提示信息,在熱奈特那里除文本外的那些提示信息被稱為“副文本”。熱奈特在《隱跡稿本》中將“互文性”分為五類,分別是互文性、副文本性、元文本性、廣義文本性和超文本性7。其中“副文本包括標題、副標題、互聯性標題;前言、后記、告讀者、致謝等;還包括封面、插圖、插頁、版權頁、磁帶護封以及其他附屬標志,作者親筆或他人留下的標志”8。房偉小說中就包含著多種副文本元素,如標題、題記、序言、后記等,這些副文本在小說中的位置不可忽略,它們“處于文本的‘門檻’——既在文本之內又在文本之外,它對讀者接受文本起一種導向和控制的作用”9。此外,單個作品內部的互文有時還常常涉及到不同文體的交叉,構成了小說內部的“文體互文”。“在小說文體中混進了隨筆、議論等其他文體,這樣文體與文體之間的關系被前所未有地凸現了出來,一種新的互文產生了,那就是文體互文。”10從以上概念的界定和互文性的分類入手,房偉小說的內部互文性主要有:標題與正文的互文;題記與正文的互文;序言、后記與正文的互文以及不同文體的互文。
首先,標題與正文的互文。標題是小說的題眼,往往成為解讀小說繞不開的關鍵信息,關注小說標題與正文的關系業已成為一種窺探作家寫作構思的方法,對于解讀文本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第一,標題與正文共同承載小說的主題。例如,《小陶然》《老陶然》兩篇小說都以“陶然”作為題目,“陶然居”在小說中有具體所指,即兩篇小說開始時故事發生的所在地——定慧寺。“陶然”有歡喜、愉悅之意,寺廟則給人寧靜、淡遠之感。以“陶然居”作定慧寺的別稱是作者的有意為之。兩篇小說通過講述老邱和閆鳳琴兩位主人公晚年遭遇,呈現他們的心理變化,最終以二人各自找到了心理寄托結尾,引出故事主人公超然物外的“陶然”之境,即面對生活的種種不如意,依然能以怡然自得的心態去面對。因此,題目“陶然”在這里就與小說內容相互映襯,承載了小說表達的主題,“陶然”是一種境界,也是一種面對生活的選擇,作者以“陶然”作為題目意在傳達一種積極的生活心態。第二,隱喻性標題指涉文本的多重內涵。如在《獵舌師》中,標題“獵舌師”有著超越字面的意義,始終貫穿在正文中。“獵”在小說中既是名詞,又是動詞。作為名詞,是駱寧安當廚師時的獵具;作為動詞,是駱寧安在日本領事館潛伏以“獵取”復仇機會。由此,“獵”就具有了雙重含義,不單單是作為廚師的平常舉動,更是普通民眾對于日軍的反抗行為。而駱寧安以廚藝復仇,將毒藥放入食物中,作為日常生活的飲食因為戰爭淪為了復仇的工具,實際上是對戰爭的批判和反思。再次,標題與正文形成巨大反差。如小說《英雄時代》中,標題“英雄時代”本是指涉充滿理想與崇高的時代,或是講述人物的成就和英勇行為。然而,小說正文以1990年代肉類食品廠為背景,主角劉建民常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那里有中世紀的城堡守衛、騎士戰馬,但現實卻只有運肉車以及干不完的屠宰工作,還要受到來自上級的打壓、排擠。他渴望成為武松式的英雄,而現實情況是就連他筆下小說《打虎記》中的武松也失去了作為英雄的資格,暗示了劉建民英雄夢的荒誕性。總之,小說通篇沒有屬于英雄的特征,卻冠以“英雄時代”的標題,造成了標題與內容上的巨大反差,凸顯的是現實的荒誕與人在夾縫中的生存狀態。
其次,題記與正文的互文。房偉的小說常在扉頁或各章開頭設置題記,與小說正文形成一種對話關系。例如,在《石頭城》扉頁就引用了《桃花扇·沉江》:“走江邊,滿腔憤恨向誰言。老淚風吹面,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盡殘兵血戰,跳出重圍,故國苦戀,誰知歌罷剩空筵。長江一線,吳頭楚尾路三千。盡歸別姓,雨翻云變。寒濤東卷,萬事付空煙。精魂顯,大招聲逐海天遠。”11
作者引用的該片段原是《桃花扇》第四卷第三十八出戲中的第三段。《桃花扇·沉江》是孔尚任創作的清代傳奇劇本,依據正史中史可法的生平所改編。講述的是明朝崇禎皇帝死后,明王朝大勢已去,但史可法仍拼死守揚州,最終孤立無援,力不從心,決心以身殉國,投江而亡,這出傳奇道出了史可法的愛國精神、壯士情懷和眼看國土淪亡的悲憤。而《石頭城》以1937年南京淪陷前后的歷史為背景,通過蔣家三代人的命運沉浮,展現了戰爭背景下普通人的抗爭、尊嚴與家國情懷。題記向讀者暗示了正文傳達的精神內涵與《桃花扇·沉江》一致,確立了小說與《桃花扇·沉江》的互文關系。作者在故事開始之前引用這則傳奇顯然是有意為之,雖然該段并沒有出現在小說正文中,表面上看與小說似乎是割裂的,實際上是作者借故事的內核暗示小說的基調,與小說正文相互指涉。
又如在《血色莫扎特》中,扉頁題記“每個人的內心都有一個‘致命的秘密’。它藏在心靈深處,等待著唯一,也是最后的危險綻放”12。小說中故事的走向和人物的敘述實際上就是對題記的闡釋,葛春風、薛暢、呂鵬、夏冰、韓苗苗、馮露等人物無不在隱藏自己內心的秘密,他們一起將故事推向了高潮,最后解開了迷局。此外,在該小說中,作者常引用詩詞等作為題記,如第四章《樹上的夜貓》引用的《平家物語》。詩句通過祇園精舍的鐘聲和娑羅雙樹花色的變化,隱喻?一切事物不可長久?,無論是富貴權勢還是生命本身,終將回歸虛無,表達了?世間萬物盛極而衰的普遍規律?,通過佛教“諸行無常”的核心思想,揭示一切現象皆為瞬息變化、終將消亡的本質。巧合的是,小說的這一章以薛暢的視角講故事,薛暢這個以經濟利益為最大原則的人,看似獲得了最大的利益,最后卻落得了一切歸零的結果。作者引用的詩歌印證了敘述者的走向,像是一種警醒,又像是一種隱喻,還帶有一點《紅樓夢》中判詞的意味。像此類引用還有第五章引用的日本和歌:“石上瀑布飛濺,蕨菜正發芽,麋鹿啃食著嫩苗,春天已經來臨。”第十二章引用《唐璜》:“你為什么不快樂?每一口干枯的井里,都有一個傷心至死的靈魂。”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三章《地獄來信》引用了蘇軾《東欄梨花》:“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此詩前二句寫春末夏初梨花盛開、柳葉飄飛的情狀,正如小說的開頭所寫“乍暖還寒的春天,即將過去。霧霾,也終將散去”13。后二句抒發了詩人內心的惆悵以及感嘆美景易逝、人生短促的愁情,也如葛春風的心境一般,懸案已明,但故人已去,他們都走向了各自的人生。這一引用實際上借蘇軾的詩詞映射了小說的結局與主人公的心境,更重要的是,它傳達了作者想要表達的訴求。
再次,序言、后記與正文的互文。序言和后記可以出現在單篇小說中,也會出現在小說集中,房偉小說的序言和后記就屬于后者。相對于題記而言,序言和后記在房偉小說中占比不大,但二者只要一出現,便成為闡釋文本最為重要的參考信息。如小說集《獵舌師》中就含有他人為房偉所作序言和房偉自己的后記,這些“副文本性為讀者的閱讀提供了許多導向性要素”14。王堯的序就是通過這種特殊的方式對讀者怎樣閱讀房偉的該小說集進行了引導。在序言中,王堯介紹了房偉的寫作過程,即“收集資料、進入歷史情境、再藝術創造的過程”15。并闡釋了房偉這組小說的創作出發點和作品風格,尤其是他還在其中評價道:“房偉的這組小說還注重歷史與現在的‘互文性’關系。《鬼子妮》《還鄉》《白光》《五三》等小說,都從歷史與當下的聯系性入手寫作。”16這就給讀者提供了一個解讀房偉小說的視角即互文性。房偉則在后記《用文學觸摸歷史的褶皺》中對這組抗戰歷史小說進行介紹,闡明自己的創作出發點源于他對于“如何能寫出別具一格的歷史小說”的思考。毫無疑問,序言與后記的存在帶有暗示和提醒的意味,使讀者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不自覺關注序言與后記中的觀點,影響讀者對于小說的閱讀。這樣一來,序言和后記與正文之間的互文實際上帶來了雙重影響,一方面控制了讀者的閱讀方向,暗示讀者故事的背景、走向及其他特征;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會遏制讀者的一部分想象力,不利于呈現文本的多維空間意義。
最后,小說內部的文體互文。南帆先生在《中國新時期文學理論大系·小說藝術卷》分卷導言中對新時期小說做出評價,他認為新時期小說面臨著不同的爭議,“小說的語言、敘述方式、形態、文體正日益成為人們的關注對象,小說形式的探索正逐步解除禁令”17。從當下來看,文體互文已經成為文學作品中一個常見的、不可忽視的現象,“文體”指的是“文本或文章的體裁、語體和風格三個層面。體裁是文本的體制、格式、主要表現手段等方面的成規或慣例……”18根據房偉小說呈現的特征,這里所說的文體互文中的“文體”側重于從體裁出發。房偉常常將書信、日記內嵌進小說,使小說呈現出對話特質。具體而言:第一,利用書信來推動情節發展或揭示關鍵信息。書信本身兼具了真實性和不可靠性,以書信入小說不僅是形式上的創新,更是將小說的真實性和虛構性融為一體,體現出一種“亦真亦假”19的效果。房偉的小說中充斥著大量書信,但作家對書信的運用并不是簡單地將其作為小說的點綴或在形式上進行拼接,而是將其作為構建小說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小說文體形成互文。如小說《石頭城》第十八章的“重慶來信”,是蔣坤模在南京寫給蔣坤安和蔣巽豐的一封家信。此前的敘事線一直跟隨著在南京城和日軍周旋的蔣坤安和蔣巽豐,所以對于蔣坤模、巽玉一行人的行蹤和遭遇,巽豐和坤安并不知曉。這封信一方面講述了蔣坤模一行人在離開南京后的遭遇,補全了故事;另一方面,為后續蔣坤安等人轉入重慶情節做了鋪墊,推動著故事情節自然向前發展。這里的信已經不只是作為小說的情節要素,而且還展示了人物的內心世界。信件的敘述時間、空間與另一主線相銜接,形成連貫敘述,將戰爭、人性、命運、生死等這些宏大的主題錨定在具體、可觸可感的信件之上,使雙方形成了對話。第二,把日記納入小說中構成質疑性對話。陳平原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談到晚清日記入文的現象時,他認為:“把日記當文章作,允許夸張、想象、增刪、取舍,這對于正宗日記來說自然是極大的損失;可未嘗不是給日記體小說的輸入準備了溫床。”20雖然陳平原意在表示日記體小說傳入中國的因由,但依然可以確定的是,在小說中插入日記這種文體正契合了小說想象性、虛構性的特點,加之日記在現當代文學史上常常被當作考證作家寫作現象的一種方式,以及日記本身具有的私密性,更彰顯了兩種文體結合的張力:一邊是真實與虛假的可能;一邊是虛構與想象的產物。二者的結合在實現對話的同時,也探求了不同社會背景下日記如何進入小說。如《還鄉》中就用了“日記”來串聯故事情節。小說整體上分為七個部分,插入了六篇日記。故事在“我”(一個報社記者)的視角下緩緩展開,“我”的任務是為準備抗戰紀念活動去采訪戴家屯的老兵,途中“我”順便采訪了該地的村民,并發現了黃矜墨的日記。作者安排由“我”來發現黃的日記,故事的敘述還是按照本身的節奏進行,但不可否認的是,日記在其中充當了“推手”的角色。當“我”發現被采訪者們的敘述并不一致時,“我”便從日記中尋求真相,實際上就是與日記、周遭的人物進行多重對話。值得注意的是,房偉并非簡單地將書信、日記作為無關痛癢的文學道具,而是結合書信、日記本身具有的私密性、真實性等特征,形成了小說內部的文體互文,使小說呈現出對話特征,成為作家表達的一種方式。
總而言之,互文性本身具有的豐富含義為解讀房偉小說提供了內部互文性的一種思路,其小說從標題、題記、序言、后記、文體與正文形成了互文,這些副文本和不同文體的介入,使小說的敘述層面不再單一,它們一起構建了一個多聲部的文本世界。然而,房偉的小說并不止步于單個小說或小說集的文內互文,換言之,互文性已經成為房偉創作的一種重要手段,那種借助互文指涉更多意義的操作還表現在房偉各小說之間,多個文本的相互指涉使得他的表達更加集中,主題更加深刻。
二、房偉小說文本間的互文
房偉曾在一次訪談中表示不愿重復自己,但是,他的創作實踐又向我們展示了他書寫上的某些“重復性”。比如他總是反復書寫同一個題材,這一點從他的幾部小說集《獵舌師》《狩獵時間》《小陶然》標示的主題便可以看出。值得注意的是,房偉的這些反復書寫行為表明的是他的寫作從來都不是孤立的文本生產,而是持續性的、與自己進行對話的文學實踐。從2007年的紀實文學《屠刀下的花季——南京1937》到2012年小說處女作《英雄時代》的發表,再到后來《中國野人》《獵舌師》《石頭城》等作品陸續面世,他的小說之間始終存在著嚴密的內在邏輯,實際上已經構成了小說之間的互文,尤其是主題上有著明顯的互文特征,因此本部分著重討論房偉小說的主題互文。
主題互文,“是指在文學的發展鏈條中,不同文本對同一主題的指涉、觀照下使用的知識代碼和表意實踐所形成一個相互聯系的網絡和譜系,前后文本因主題相似構成明顯的互文關系并成為彼此闡釋的參照物”21。從這一定義出發,可以梳理出房偉不同小說中交織著的相似主題,即在虛構與真實之間書寫并反思歷史,叩問歷史褶皺處的復雜人性;描寫日常生活中人的情感世界,挖掘生活表象之下人的靈魂深度;展示高校知識分子的精神圖譜,批判知識分子在物質、權力欲望下的異化。這三大主題分別對應著房偉小說的三大題材:以《中國野人》為代表的抗戰歷史系列小說;以《小陶然》為代表的描寫現實生活系列小說;以及以《狩獵時間》為代表的描寫知識分子系列小說。
第一,抗戰歷史題材。從作家的創作緣起出發,能夠更好地把握房偉在主題上的用心。關于為何要寫這類小說,房偉坦言,一方面是因為他對抗戰史料感興趣,在歷史深處發現了許多細節,于他而言,“史料其實就蘊含著一個個‘未成型’的小說”22;另一方面是緣于他對當下抗戰歷史小說的不滿,認為“很多作品或流于戲說,止步于傳奇性與戲劇性,或過于沉重乏味,成為史料的堆積”23。正是這種興趣與不滿,成為房偉書寫抗戰歷史小說的動力,在第一篇小說《中國野人》發表產生了一定反響后,房偉一鼓作氣寫了二十篇抗戰歷史故事,結集為《獵舌師》出版。《中國野人》寫的是抗戰后期一名勞工被日軍從山東擄到北海道后逃脫,并在雪原穴居十三年的故事。小說中的時間線“1944年被擄、穴居北海道十三年、1958年被發現”與真實歷史中中國勞工被擄、戰后遣返的背景高度契合。小說以真實人物原型為基礎,虛構劉君的命運,折射出戰爭中普通民眾的集體創傷。此外,還虛構了劉君對日本人的矛盾情感:他一邊痛恨打斷自己肋骨的監工,一邊又對幫助他的渡邊老板和美惠小姐心懷感激;他一邊痛恨日本政府對他的傷害,一邊又在回國后想念北海道的雪、野韭菜,甚至還收藏雪洞的舊物。野人的這種矛盾心理并非作者有意消解仇恨,而是還原戰爭中的復雜人性——人的情感并非只有仇恨,往往與善良、理解等多種情感交織在一起,因此才富有魅力。最終,小說以“劉君堅持對日訴訟”的情節收尾,將個體命運與歷史正義融合,既呼應了2000年中國勞工對日索賠勝訴的真實事件,更是對戰爭帶給人的創傷以及人性的復雜進行反思。《副領事》以1935年“藏本英明失蹤事件”為原型,還原了日方借領事“失蹤”調艦施壓、南京政府全城戒嚴72小時搜尋等關鍵情節。在此基礎上,小說以偵探曾泰的視角進行敘事,虛構了一個“熱愛中國文化、厭惡戰爭”的副領事形象,寫出了他的內心掙扎;此外,虛構曾泰從詩句中的“霧”“水汽”等意象探查出副領事在紫霞洞的情節。其中,“霧”“水汽”既象征個體的迷茫,也隱喻了歷史真相的復雜。這樣一來,小說就將重心從單純的批判轉向了對復雜人性的關注,這種對人的關注不以身份區分,不以民族區分,構成了對戰爭本身的拷問。其余的小說如《獵舌師》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虛構廚師駱寧安的復仇,書寫戰爭中普通民眾的生存困境;《五三》以濟南的“五三慘案”引入,小說借家族記憶追問歷史意義,通過個體的記憶與反思,傳遞人性的善良與溫暖。總的來說,這類小說大多以歷史上的真實事件或人物為原型作為背景,同時又虛構人物、細節,在虛構與真實之間找到平衡點去挖掘人性的復雜,以文學的方式對歷史進行叩問和反思。
第二,現實生活題材。在抗戰歷史題材小說名聲大噪時,房偉又轉身將筆觸對準日常生活,這既是房偉在題材上的自我突破,也是主題上的一次深度拓展。房偉在此類題材中關注了不同年齡階段人的情感生活,“在一地雞毛的現實里用文字捕捉當代中國人的情感體驗”24,書寫他們在當代生活中的困境。如姊妹篇《小陶然》和《老陶然》都著力于書寫老年人的情感以及他們面對的困境:《小陶然》講述的是文聯干部老邱喪偶后的相親經歷。妻子去世后,老邱陷入了長期的孤獨、寂寞之中,恰好馮主席試圖為老邱介紹相親對象,老邱也想“找一個可靠的、安穩的女人,幸福地走完人生下半程”25。然而老邱的相親之路并不順利,最后還陷入了一場“陷阱”中,小說以一種留白的方式結尾,并未給老邱的相親結局做出定論,但是小說通篇都展示了人到晚年的生活與精神困境——生活中的瑣碎和百無聊奈,精神上的孤獨寂寞與無所寄托。《老陶然》以“教授夫人”閆鳳琴為主角,描寫了她的晚年生活。閆鳳琴在與丈夫項有槐離婚后,經歷了一系列人情冷暖,她面臨著多重困境:婚姻破裂的情感創傷;與子女關系的疏離;疾病的折磨;自我價值的迷失等。這些困境促使她開始反思自己,她意識到自己的犧牲與隱忍并沒有讓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獲得幸福,反而導致她在這個過程中迷失了自我。于是她通過信仰佛教試圖告別過去的自己,最終她重獲新生。從這對姊妹篇可以看出,老年人在晚年遭遇的情感危機和生活困境。老邱和閆鳳琴面臨的困境雖不盡相同,但二者的困境都源于日常生活的不如意和人性的難以捉摸。他們長期處于一種孤獨、無助的狀態,反映了現實生活中人際關系的脆弱,以及人性中包含的善良、溫暖、自私、貪婪等多種復雜因素。除此之外,房偉對其他不同年齡層人物的關注還表現在《九三年》《果奠》《一個人的歸途》《月光下的黃羊》等小說中,涵蓋了老中青三個階段,有學生、醫生、消防員、家庭主婦等不同的角色,看似是不同的人生軌跡,卻共同指向了普通人那一地雞毛的生活。而這種對現實生活描寫的深度正顯示了房偉作為作家的人文關懷,那種“直面生活不堪、破碎的本質,用細膩真實的筆觸呈現出豐富的生活肌理”26的傾心書寫,“在現實感中傾注希望,撫慰著我們的心靈”27。
第三,高校知識分子題材。房偉長期生活在高校里,對高校知識分子的書寫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得天獨厚的“位置”激發了房偉創作的欲望與激情。房偉在這類小說中集中筆力譜寫了高校知識分子圖譜,展現了在物質、權力統攝下知識分子的異化。例如,《余墨》以網絡作家周丹回到梁城在同一天參加導師余煥容和師兄谷墨的葬禮展開敘述,通過周丹的回憶,講述了谷墨與導師決裂、投奔梁師大金輝團隊的始末,以及導師與學生高曉菲、谷墨與前妻的情感糾葛。才華橫溢的谷墨被導師重用,但因為“他不愿弄假材料,拒絕為學科升級‘跑點’”28,不愿走動關系,最終與導師疏遠,成就了處事更圓滑的程濟。小說中的師生關系、學術生態、情感糾葛被糅合在一起,共同構建了多種類型的高校知識分子形象。《狩獵時間》以第一人稱講述“我”因代寫論文被校方處罰,導師楊修安排“我”監視高遠方處長的一舉一動,作為免除對“我”懲罰的交換。在盯梢的過程中,“我”失去了時間感,像一個“游魂”,直至目睹二人的互毆和導師自殺。小說中,導師楊修與高遠方本來是同門關系,但卻有著不同的命運:高遠方一路春風得意,早已評上教授,楊修卻默默無聞,只是個副教授。在楊修即將升為教授前,卻被高使絆子,導致晉升失敗,從而也導致二人的關系惡化,也成為楊修一直耿耿于懷的事情,最終釀成了二人殞命的悲劇。這一悲劇實際上揭示了高校教師面臨的畸形績效考核,以及由此而引發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脆弱和知識分子在面對現實困境時的極端化,本該純粹的學術場域變成了爭權奪利的“獵場”。《格陵蘭博士逃跑計劃》以第一人稱“我”畢小沅的視角,講述了“我”的師兄“格陵蘭博士”從讀博、留校工作到與院長女兒成婚,再到一次講座上被公然揭露對師妹高美琪始亂終棄,最后選擇逃跑的故事。“我”對“格陵蘭”的態度也經歷了由好奇、崇拜到鄙夷的過程,在懷著對學術的憧憬與“格陵蘭博士”多次接觸后,他總算告訴“我”如何才能成功發論文的秘訣——凌晨十二點到主編家送禮、送論文。這一瘋狂舉動在徹底瓦解“我”對他敬重的同時,也讓“我”對學術產生了懷疑。但是導師還是給“格陵蘭”爭取了一個論文答辯的機會,最后,“格陵蘭”站上了講臺,不是為了答辯,而是為了反抗。他對臺下的教授進行了無差別的攻擊,將教授們“論文抄襲”“鉤心斗角”“騷擾學生”等丑聞一一點破,扯下了學術圈秘而不宣的遮羞布,揭露了高校知識分子的虛偽、自私、功利。而“格陵蘭”之所以成為異化的“格陵蘭”,則源于高校學術環境的擠壓。知識原本是作為指導人生活的精神產品,而在小說中,知識失去了它本身的意義,成為知識分子攀附權貴、追逐權力、滿足欲望的墊腳石,在這樣的背景下,人被異化為物質和權力主導下的空殼,失去了主體性,“格陵蘭”就是這樣的例子,而在房偉的高校知識分子題材小說中,這種例子數不勝數。綜上可知,房偉的知識分子系列小說可以說是當今高校知識分子處境的映射,“猶如鋒利的多棱鏡,映照出崇高與卑瑣、堅守與潰敗交織的復雜人性”29,這種復雜性不僅僅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人物的靈魂深處,讓人感受到人在困境中的掙扎與反抗。
總而言之,房偉的小說緊跟當下,與現實緊密相連。雖然小說在題材上有所區別,但在表達的主題上卻貫穿著一個相同的關鍵點,即對于各種特定時代、環境下復雜人性的關注和挖掘。這也成為房偉小說自文本間的互文,經由對同題材小說的歸類,對不同題材小說的對比,房偉在小說中書寫了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展現了人性中最為真實和復雜的一面,表達人在特定環境下的孤獨、掙扎與反抗,正是這種主題上的互文幫助我們更準確地理解房偉在寫作主題上的深刻性。當然,“互文性的研究價值并不在于‘同’,而在于‘異’”30,房偉除了在自身文本間有自我指涉的意圖,更在與其他經典文本的互文中形成對話,賦予新的時代意義。
三、房偉小說與前文本的互文
前文本即先于現文本而存在的文本,戴維·洛奇認為“所有的文本都擺脫不了其他文本的啟迪”31,這里的其他文本就指向前文本對現文本的影響,或是現文本與前文本之間的諸種關系,二者始終形成對話關系。“文本之間的對話首先表現為新文本從已有的文學文本中選擇情節、文類、意象、敘事方式和套語等。但是,文本之間的對話不僅僅表現為承續,它還更多地表現為戲仿、顛覆等多種形式,文本的作者不光是被動地取用前文本,更重要的是對前文本的超越與創新。”32房偉小說中有強烈的與前文本互文的色彩,主要表現為:對前文本的引用及以對前文本的戲仿。
首先,引用古今中外的各類經典文學作品。“每一部文學作品都是引述之引述。”33房偉喜歡在小說中引用古今中外文學經典,或作為烘托背景的手段,或作為小說的線索,抑或作為深化主題的技巧,總之,引用的內容與作者要表達的內涵有互相指涉關系。如在《英雄時代》中,作者就引用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開篇對羅馬繁榮時期的描述,將大宋與羅馬帝國對比,認為大宋汴梁城的繁榮程度可與羅馬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羅馬,既豐富了小說的歷史厚重感,又通過這種對比,暗示二者興衰的相似性,引發對歷史與現實的思考。也是在該小說中,寫到副廠長為追求王梅時,副廠長模仿《紅樓夢》中賈寶玉的深情,給王梅背誦“葬花詞”,將現代國企中的權力與情感糾葛與古典文學中的浪漫元素結合,形成反差,諷刺了副廠長表面附庸風雅、實則粗俗的本質。又如在小說集《杭州魯迅先生》中,文本對魯迅作品、郁達夫詩文等進行了直接摘錄,在保留原文語義的同時,又賦予其新的語境含義。在《“杭州魯迅”先生二三事》一篇中寫到假魯迅周預才在課堂上低聲朗誦《吶喊》自序:“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么意味呢。”這段引用看似是前文本的復現,實際上在這里與周預才的個人境遇形成互文——魯迅的文學理想與假魯迅周預才只能仿魯迅的現實形成對比,魯迅原文中蘊含的“理想主義”在此處成為了“現實困境”的注解。小說結尾,在魯迅追悼會上,姜小姐念出了《祝福》中祥林嫂的臺詞:“你是識字的,又是出門人,見識得多。我正要問你一件事——一個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沒有魂靈的?”這句臺詞直接將魯迅的經典名句挪用,語境卻在此刻發生變化,該句在魯迅那里旨在批判封建禮教對女性的壓迫,而這里借由姜小姐說出來后,時代已然變化,意義指向了現代社會背景下知識分子對自我身份的無法認同,呈現的是個體在特定時代下的精神困境,賦予了經典名句新的內涵。房偉在這里引用經典名句,在賦予前文本新內涵的同時,也是在與前文本進行對話,企圖通過過往的經驗找出應對新環境相似困境的辦法,然而,歷史并沒有回聲,只投給現實深深的沉默,更進一步強化了小說中那種特定時代下個體的掙扎與無奈,以個體訴說,卻映射了整個時代。
其次,對經典文學作品的戲仿。熱奈特將戲仿歸屬于“承文本性”(超文性)的典型形態,界定其為“任何聯結文本B(承文本)與先前的另一文本A(藍本)的非評論性攀附關系,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礎上嫁接而成”34,這種派生通過“改造”或“模仿”實現。有學者指出,“當代文學創作都是在傳統基礎上的再創作,用舊的題材進行新的寫作,融入心得因素使其與當代產生共鳴,可以說是互文性的基本要義之一”35。這種改造或模仿在房偉的《英雄時代》中表現明顯。在《英雄時代》中,集中表現為對文學經典《水滸傳》中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的戲仿。人物形象上主要是對武松和潘金蓮形象進行了重構,《水滸傳》中武松打虎體現的是一種正義的、極具反抗性的精神;而《英雄時代》中,劉建民創作的小說《打虎記》里,武松“打虎”被改寫為“老虎自殺”——老虎因“滿身傷病、無路可逃”,當著武松的面縱身跳下山崗,武松是偶然被獵戶奉為了英雄。這一改寫徹底消解了武松英勇的形象,使之成為一個有心無力或者說是無心無力的普通人,與劉建民的命運正好吻合。劉建民渴望成為反抗不公的武松似的英雄,而現實情況是他連最基本的保護王梅都難以做到。這種理想與現實的反差,解構了《水滸傳》中的英雄敘事,暴露個體在權力、生存壓力下的精神潰敗。《水滸傳》中潘金蓮是淫欲的化身,因與西門慶私通、毒殺武大郎歷來都被視為不道德的典范;而《英雄時代》中,劉建民筆下的潘金蓮被重塑為具有反抗性的女性:她囂張跋扈、追求自由,勇于反抗張大戶、西門慶等權勢。劉建民的這種改寫無意為潘金蓮開脫,而是通過重塑潘金蓮形象,打破傳統對女性貞潔的定義,正好對應王梅的困境,作者要表達的是當代女性在權力與欲望充斥的環境中的掙扎與困境。故事情節上,《水滸傳》中的梁山好漢是為了反抗不公,是“英雄”的象征,而《英雄時代》中,劉建民筆下的梁山被改寫為如國企廠類充斥著權力的場所,宋江的“招安”不再是為了申訴不公,不再是為了反抗,而是為著鞏固權力,梁山這個傳統的英雄聚集地也淪為鉤心斗角的社會鏡像,隱喻了副廠長與嚴書記的派系傾軋、工人間的利益爭奪。無論是對于前文本的改造還是模仿,不可否認,這種對前文本的戲仿使承文本與前文本的關系深刻糾纏在一起,在生成新文本的過程中將意義指向更廣闊的文本空間,賦予了文本更為深刻的內涵。作者的戲仿并不著意于瓦解、解構前文本的意義,相反,而是承續著前文本的傳統,站在新的時代環境下,與前文本進行對話,帶著時代的困惑在戲仿的過程中尋找答案。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前文本還是承文本,都為理解現實生活中的困境提供了更多路徑。
毫無疑問,每一個作家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前文本的影響,“每一個文本‘完全是由引語、指涉、回應、先前和當代的文化語言編織而成。這些要素遍布文本,形成宏大的立體聲效果。在互文性文本中,每一個文本都被把握,它本身成為與另一個文本之間的文本’”36。關鍵是,如何從作家小說與前文本的互文中找出并理解其互文規律,在這個意義上去看待房偉小說與前文本的互文、它們形成的對話關系以及對話之后的意義就顯得極為重要。
結 語
房偉小說中的這些互文現象與其說是一種策略,不如說是作家的一種意識。房偉通過小說的文內互文與自己的對話;通過各小說文本的互文關注了不同題材中的相同主題,讓文本各自發聲,從而使各小說文本形成對話;還通過引用和戲仿經典文學作品,實現了與前文本的對話,能夠喚起讀者對于經典文學作品的閱讀記憶,使讀者能夠更準確地接近經典文學作品的意義。更重要的是,按照互文性理論的理解,文本總是處于一種開放、對話的狀態,它永遠無法終結,后續的文本總有前文本的影子。因此,他將經典文學作品的意義與時代語境結合,賦予前文本新的內涵,在承續前文本經典意義的同時還對前文本實現了超越,建構了筆下多聲部的文本世界。房偉這種有意識地在文本內部、文本間以及文本外部打造的互文,已構成了其小說較有特征的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那種鮮明的互文性一方面在解讀其作品時給讀者造成了阻礙,另一方面,卻又在提示著讀者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文本的空間和意義。時代的語境不斷發生變化,可以不斷地為互文性注入新的元素,互文性可以為作家的創作提供更多可能性,房偉還有著極大的創作空間。同時,讀者也有著廣闊的視野去解讀房偉的作品。
注釋:
1 李瞳:《新世紀“學者小說”創作研究》,吉林大學2024年博士學位論文。
2 參見文章部分如下:王金勝、段曉琳《反思傳統與悼念青春的孤本書寫——評房偉長篇小說〈英雄時代〉》,《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郝敬波:《小說家如何“想象”一種語言——評房偉長篇新作〈血色莫扎特〉》,《小說評論》2020年第4期;王金勝《“總體性”困境與宏大敘事的可能——論房偉〈獵舌師〉兼談當代小說的相關問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年第6期;徐勇《現實情懷的彰顯與戰爭文學的新收獲——關于房偉的〈石頭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3年第6期。
3 趙德東:《批評之外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房偉小說創作論》,華中師范大學2023年碩士學位論文。
4 李永東:《在互文中尋繹南京大屠殺書寫的可能性——評房偉的長篇小說〈石頭城〉》,《揚子江文學評論》2023年第4期。
5 15 16 23 房偉:《獵舌師》,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7、2、7、341頁。
6 李子惠:《蘇童小說創作的互文性研究》,西華大學2024年碩士學位論文。
7 8 34 [法]熱奈特:《熱奈特論文選》,史忠義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57—61、58、80頁。
9 14 30 32 33 36 李玉平:《互文性——文學理論研究的新視野》,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42、42、60、64、54、31頁。
10 35 趙渭絨:《西方互文性理論對中國的影響》,巴蜀書社2012年版,第292、290頁。
11 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
12 13 房偉:《血色莫扎特》,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扉頁、第284頁。
17 南帆:《變革:敘述與符號——中國新時期文學理論大系·小說藝術分卷導言》,《當代作家評論》1989年第1期。
18謝延秀:《論文體的劃分與發展》,《理論導刊》2008年第3期。
19 房偉:《杭州魯迅先生》,譯林出版社2023年版,第295頁。
20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86頁。
21 李明彥:《20世紀中國小說互文類型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1頁。
22 房偉:《在虛構與現實之間營造小說世界》,《東吳學術》2024年第2期。
24 26 27 參見房偉《小陶然》,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封面推薦語。
25 房偉:《小陶然》,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200頁。
28 29 房偉:《狩獵時間》,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36頁、封底評論語。
31 [英]戴維·洛奇:《小說的藝術》,盧麗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頁。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