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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阿來《云中記》的時間敘事與災難書寫倫理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6年第3期 | 高菱舟  2026年06月28日19:29

內容提要:阿來的小說《云中記》是文學對自然災害后人類經驗的深刻回應。其中蘊含的時間沉淀、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的重構,以及災難書寫所涉及的倫理問題,都使得“云中村”這一文學見證值得我們反復進行批判性審視。本文將以小說中的“時間”為線索,剖析阿來在時間敘事上的精心構建,進而探討他如何將情感、記憶與反思融入時間的肌理,以此直面具有“群體性創傷”特質的“現實”進行刻畫,并實現其“審美”升華,同時回應書寫過程中必須考量的倫理維度。

關鍵詞:阿來 《云中記》 時間敘事 書寫倫理

在“汶川大地震”十周年之際,阿來自述多年來困于“地震的記憶與地震造成的眾多死亡”之中,試圖通過《云中記》的創作來回望災難,安撫魂靈,然而這一書寫并沒有引導向“放下”,反而衍生出了書中祭師阿巴的“亡魂糾纏與靈魂之問”1。照此看來,如何書寫“災難”,如何在殘酷的現實與藝術想象間把握平衡,以及書寫者是否自覺面對其中無法規避的倫理詰問,構成了災難文學創作與接受過程中必須審慎對待的核心命題。

一

在“怎么寫”這個問題上,阿來《云中記》的時間敘事架構可以作為一個值得參考的文本。因它不是即時性的鋪陳記錄,而是歷經了雙重時間的沉淀——包括現實層面的十年和故事層面的四年——方才展開敘述。作者圍繞“時間”進行敘事建構,對經歷歲月沉淀后的災難進行了深度回望與反思,主人公阿巴的返鄉之旅,正是作者阿來精神回望的文學投射,文本內外的敘事時間與現實時間由此形成了深刻的同構關系。書寫如“汶川大地震”這般舉世皆知且作者親歷的災難,“時間”本身已然成為無法繞開的核心要素。“已經發生的地震”作為一種既定事實會在小說敘述中構成現實層面的預敘——作者與讀者都共享著對災難發生的認知——這使得2008年5月12日下午兩點這一時刻成了一個敘事的關鍵節點,小說的前半部正是圍繞這一節點展開。通過主人公阿巴的視角,敘事從返鄉的“當下”出發:向前追溯云中村的“起源”與“過往”,向后預示其“未來”與“終結”。作者以“記憶”為名,對不同時段進行“剪切”與“拼接”,構建起一種往返交織的回顧性敘事。這種在時間節點間的穿梭,深化了對天災本質的思考。小說的時間架構不僅清晰地呈現了云中村從扎根、地震到覆滅的生命歷程,更在現在、過去與未來的交織中,升華了災難之于人類命運的哲學意蘊,最終達成一種含蓄而豐沛的審美境界,這得益于與災難發生時刻保持著反思的距離。

簡言之,《云中記》的故事主線是祭師阿巴回到地震遺址云中村,祭奠地震中罹難的村民,并且選擇與將要因山體滑坡而覆滅的村子一同消失。小說共十二章,其章節目錄鮮明地以“時間”為綱:前五章以“第一天”至“第七天”為題,敘述阿巴啟程返鄉及抵村后首周的活動;后六章“第一月”至“第六月”聚焦阿巴在村中等待終局的半年時光;末章“那一天”則標志著阿巴與村莊一同覆滅的時刻。阿來正是通過對“時間”元素的精妙切割與編排,構建起《云中記》獨特的形式架構與敘事骨骼。小說的開端時間是第一章“第一天”,此時阿巴行走在回歸云中村的山道上,與后文“比遷往移民村還要往前一年,2008年5月12號,午后,地震即將發生,阿巴出了云中村往山上去”2。相對應,這句話包含了“過去已發生”“即將發生”和“正在發生”,不難看出是對經典的致敬,也彰顯著阿來在《云中記》中對“時間”元素的自覺與重視,同時還定下了整部小說行文的基礎架構。作者將阿巴的時間分割為地震以前、地震即將發生前、地震發生后幾天以及地震后一年等片段,這些片段并非線性鋪陳,而是以不斷閃回的回憶形式,圍繞著幾個核心時間節點拼合呈現。阿巴的失憶狀態與其個人史、村落史的碎片化敘述相輔相成,共同構建起一種依靠記憶碎片勾連、圍繞關鍵時間點展開的非線性歷史圖景。此外,阿來在敘事中頻繁運用“時間并置”手法,將相似的行動或關聯的事件置于不同時空進行對照。前述“行走在山道上”的動作,便跨越了震前出村上山與震后返村歸途兩個截然不同的時刻。另一典型例證是“云中村重新通電的那一天”與“阿巴重新恢復記憶的那一天”的重合。這種并置強化了時間節點的象征意義,在差異與重復中深化了時間對人物命運與歷史記憶的塑造力量。

在《云中記》中,時間的懸殊對比被阿來用以凸顯災難的毀滅性及其蘊含的宿命張力。小說反復強調:“不論這個村子在這個世界上存在了一千年還是兩千年,反正在四年前,這個村子就被八級地震瞬間毀滅了。地質隱患調查隊的專家說,那其實比一個瞬間要長一些,比剎那也長一些,比一眨眼也長一些。那個時間由地震臺網的儀器記錄在案,一分二十八秒。”3無論是個體感知中的“轉瞬即逝”,還是科學記錄下的精確時長,一個古老村莊積淀了千年的生命軌跡,在災難面前戛然而止。這種敘述殘酷地昭示了生命終結的猝不及防,時間與死亡的關系在此呈現出最令人驚懼的面向——絕對的、壓倒性的、不可抗的毀滅力量。李澤厚所謂的時間成為“某種情感的強力綿延”在《云中記》中獲得了相應的文學呈現,這種“綿延”不僅體現于阿巴漫長而執著的祭奠儀式本身,更深植于文本對“漫長存在”與“瞬間破壞”這對永恒母題的深刻書寫。事實上,對鄉土文明的持久性與脆弱性的思考,對歷史進程中“破壞與重建”模式的審視,早已貫穿于阿來的文學世界,其《機村史詩》等作品,正是通過對鄉村形態的書寫與歷史變遷的反思,不斷叩問這一核心命題。《云中記》則將其推向了極致:在自然偉力面前,千年積淀的鄉土文明不僅面臨“破壞”,更遭遇徹底的、不可逆轉的“覆滅”,從而在時間哲學的維度上深化了阿來對存在本質的終極追問。

對特定時間節點的反復強調與精確刻畫,是《云中記》營造敘事緊張感的核心策略,這在著墨最重的第三章“第四天”達到頂峰。在這一章里,作者明顯進行了擴述,極其緩慢、細致地鋪陳阿巴祭祀的準備工作與祭奠過程。強烈的“時間觀念”貫穿始終:在地震五年后的5月12日“現在”這個線性時間敘述中,又不斷插入對五年前的“5月12日”災難前夕的重述。行文中羅列著精確到分鐘的倒計時:“上午9點開始”“11點40分”“11點55分”“12點半”“下午一點”“還有二十分鐘”“十分鐘”以及“五年后的此刻,阿巴一切都知道了。知道了五年前的此時,大地將要制造巨大的人間悲劇。”4這種雙時間線在“5月12日”節點上的精密對位與切割,將讀者強行拉回災難臨界點,通過“已知結局”的預敘張力與步步進逼的倒計時節奏,將地震的恐怖內核與幸存者的深層創痛赤裸地、極具壓迫感地凸顯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云中記》的時間敘事實際上標識了三個相關聯的主要事件,簡單來說便是“人-村-山的覆滅”。第一個事件即水電站的滑坡,它直接導致阿巴失憶,象征性地將其掏空為一個“空殼”。第二個事件是地震的發生,它摧毀了阿巴的親人與家園。第三個事件則是云中村所在山體的最終滑坡,它從物理層面徹底抹去了村莊的存在。通過將這三個事件相關聯,阿來指向的是現代化進程中對自然和鄉村永不饜足的索取及其蘊含的毀滅性力量。從個體的“下墜”、大地的“震動”到村莊的“滑坡”,阿來展現了一種貫穿個人、社群與環境層面的、近乎宿命的悲觀圖景。這種對覆滅的書寫,深刻體現了阿來對現代性與傳統文明關系的辯證審視。阿來極具民族特色與生命倫理深度的敘事,賦予了“時間”以核心的敘事與情感功能,通過對時間線的有意剪切與并置,阿來強化了伴隨災難而來的“宿命感”。同時,時間也承載了“超越性”的可能——記憶在時間長河中重組、精神在時間跨度中延續,個體生命在宏大的時間維度中被賦予新的理解。

二

時間的切割與閃回引出了“記憶”的核心命題:在《云中記》這部直面死亡與終結的小說中,回憶到底起著什么樣的作用,又引發了怎樣的效應?面對無可逃避的死亡悲慟,在“走出”與“走不出”的困境間,阿來選擇了讓阿巴“走回”——走回生命的消逝之地,走回記憶的畫面深處。

茨威格曾說,“我們的記憶不是把一個純粹偶然的事件記住,而把另一個純粹偶然的事件忘掉的機理,而是具有整理和明智舍棄的能力”5。小說正是通過阿巴的回憶,不僅追溯其個人歷史,更重構了云中村的集體歷史。阿來對“記憶”的強調與對“云中村”的塑造,體現了記憶的“整理與舍棄”功能,它無疑有助于凝聚共同體情感,引導價值共識的共趨。伴隨著返鄉行動,阿巴的記憶逐步復蘇,這并非他首次經歷記憶的回歸。早年在參與水電站建設時遭遇滑坡,失憶使他如“空殼”般生存多年,直到云中村重新通電,記憶與自我才真正“重返”。汶川大地震作為集體創傷事件,被作者以《云中記》在十年后進行重述也是一種“復活過去”的文學行動。這必然引發關鍵詰問:此種“復活”是否會喚醒更深創傷?如何應對其風險?十年后的“回返”與“重寫”,迫使我們必須審視記憶主體的道德立場、評判標準以及記憶實踐本身的倫理內涵。

阿來自認為在書寫自然災難文學的層面上,《云中記》是“關于人如何經受這種巨大的災難,并重新建立生活信心與精神信仰的小說”6。也就是說,他的記憶的重回,核心目的在于勸慰與重建,人類歷史在自然與人類自我的打磨下不斷增添新的傷痕,但無論是先輩還是后裔都得背負著需要痊愈的傷痕繼續前進,重要的是,不能因為結了痂抑或是表面的完好如初而忘卻。因為所有的傷痕鑄就了我們的過去與現在,也將繼續影響著我們的未來。因而這種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的關系就顯得非常重要,大地震是一種集體創傷記憶,這種記憶無論出自親身經歷或媒介傳播,其場景再現必然涉及創傷事件與“死亡意義化/神圣化”之間的微妙平衡。

阿巴該人物在設定上有意思的一點是,他自己的來處不明(失憶造成的缺失),自我有待確定(對于“被安排”的身份的質疑),去處倒是十分篤定(留在云中村等待終時),他的出現似乎只是因為作家的舞臺上需要這個角色,吊詭的是,在一個十分需要人文關懷的故事里這種“工具化”倒似乎顯得有些“不人道”。當然不能將小說文本完全等同于歷史事實,但尤其在涉及現實重大事件這樣的情況下,也屬于此時此地的一種情感和智識層面的回響。能講述“災難”的文類不止小說,但不同于新聞報道或是非虛構寫作,小說以其獨特的情感渲染力,承擔起昆德拉所強調的揭示“人的存在”之使命。它透過文學波紋,顯露世界表象下的意識暗流,以更私密、更深切的方式渲染與呈現人類情感、創痛與生存處境。難點在于,作者既然旨在以圍繞這樣一個群體性的創傷事件來寬慰亡靈,那么該如何將個人化的創傷記憶反映到文學想象并匯入集體記憶之中?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阿來的這篇《云中記》的文本寫作本身也成為了一種祭奠儀式,以個人視角的追溯重新引出眾人的苦痛記憶,在記憶共同體的創傷廢墟上重新修筑起新的基石。

阿巴的諸多身份——祭師、非遺傳承人、哥哥、舅舅——往往在特定的時間節點被最為深刻地定義。阿巴是傳統、現代、政治、文化、民族、宗教及個人選擇共同鑄就的復合體,其復雜身份是理解阿來創作意圖的關鍵。“祭師”在族群的信仰文化之中是一種具有公共職能的身份,是聯通人與神的橋梁。較為尷尬的是,曾經的阿巴甚至不算云中村真正意義上的祭師,他不僅是“半路出家”——祭告的方式源自兒時記憶中的父親,祭禱的舞步是從縣里接受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培訓時學到的,甚至還融入了一點云中村圓圈舞的步伐——而且他對鬼魂是否存在的追問貫穿始終,但這并不影響他完美地操持了對“云中村”亡魂的祭奠儀式,甚至以身殉“悼”。就阿巴的“公共職能”的達成而言,阿來似乎在這個問題上更傾向于問跡而非問心,重點不在于“他是誰”更在于“他做了什么”。這種觀點同樣體現在對仁欽的人物塑造上,尤其涉及處理少數民族事務的問題時需要具備的靈活性與針對性。何平對此有著深入的分析:“仁欽的政治實踐就有著原則性和變通靈活性,如果他在處理阿巴的返鄉時,還有著親緣關系的夾纏,那么,在瓦約鄉旅游服務不規范被網絡曝光的危機公關時卻顯示了一個新時代鄉村干部的政治視野和政治智慧。”7仁欽在調和各種矛盾時不斷成長,即便受到舅舅“鬼魂說”的影響,也并不能掩蓋他作為一個優秀的少數民族鄉村干部所做出的實事,除仁欽外阿來其他作品同樣描寫了這類人物形象,如《蘑菇圈》里的膽巴,《機村史詩》里的索波,都具有類似的特質。這引出一個深層問題:這種公共職能的實現的最好方式,究竟是阿巴“超人”式的無我還是仁欽“功能”式的靈活?阿來并未給出單一答案,而是呈現了兩種可能。

文學在處理記憶上所能達到的效果,《云中記》已經給出了較好的呈現。或許蘇珊·桑塔格的這段話更能夠表述記憶的作用,“有時記憶會緩和悲痛或內疚;有時記憶卻使悲痛或內疚更甚。最經常的情形是,記憶不能帶來任何益處。然而我們感到記住這一切是理所當然的,是合適的,或是恰當的。記憶的這種道德作用跨越了知識、行動和藝術這些不同的世界”8。當我們擔心重提舊事是否在不斷地揭開傷疤,需知生命本能會促使人們實現“健康的忘卻”,這樣的心理機制是有利于人們繼續生活的,但是文學創作的價值之一便是在另一層面上叫人記得,記得如何受苦,如何繁衍,如何抱著過去走向明天。恰如博爾赫斯的詩句所啟示的一般:“一切都在棄我們而去,一切都變得遙遠。/記憶并不能刻下永久的印記。/然而,總有點兒什么留了下來;/然而,總有點兒什么在唉聲嘆息”9。阿來給出的勸慰在于精神層面的不朽與生命存在模式的哲學性轉換。在生命的最后時刻,阿巴告訴自己“要看見要記住”,標志著一個深刻的轉向:他不再執著于追尋外在的“鬼魂是否存在”的終極答案,而是向內沉潛,凝視自身生命的全景。此刻他所“看見”的,是自我人生歷程如“跑馬燈”般的閃回。這并非被動的回憶,而是一場主動的、徹底的記憶重組。通過篩選、連接、重構生命碎片,阿巴最終實現了自我的完整回歸與內在和解。因此,阿巴整個追尋與質問意義的過程本身,因其真誠的投入與終極的自我凝視,已然升華并“成就了行動的意義”——意義并非外在于行動的目標,而內蘊于這無畏的探尋與自我確認的歷程之中。

三

盡管《云中記》多受學界褒揚,卻也不乏質疑之聲,其種一個最為關鍵的論點在于如何理解阿巴自戕這一結局。在大多數評論文章中,較少看到對阿巴自殺這一結局的道德解讀與倫理評判,要么是不置可否,要么是一筆帶過。有部分學者對此提出了尖銳批評,認為此種設定是感傷主義的的典型表現,是一種情感上的濫觴,是“作者意志”對敘事邏輯的強行干預,缺乏令人信服的內在邏輯支撐。還有另一種看法,則指向了“思想性”上的某些缺憾,比如何同彬的解讀認為阿來在《云中記》中實際上構建了一種“圓融”的敘事策略。這種策略旨在彌合官方與民間對于汶川大地震這一重大事件的意識形態要求與民族情感想象,在平衡各方訴求上取得了成功,但在阿來自己所期盼的“真正的公共性”上卻沒有實現足夠有力的審視與反思10。

阿巴決意返鄉祭奠亡魂的動機深處,蘊藏著一個沉重的倫理核心:面對如此慘烈的集體死亡,我們應持何種態度?既有的祭祀與紀念是否足夠?更重要的是——誰有資格代表生者進行悼念?這直接關聯著“苦難向文學轉化是否失重”的根本性質疑。文中反復強調的“沒有”其實隱含著一種道義上的譴責:它無形中將“沒來的人”置于“遺忘者”的道德洼地。阿巴作為“記得者”毅然赴死,更是在這個承載群體創傷的記憶敘事中,構筑了一道難以逾越的倫理屏障——批評者若以純粹“理性”姿態苛責其結局,似乎便顯得冷漠無情,悖逆了悼念的神圣性。我們并非質疑哀悼的真情實感,而是必須審視特定悼念方式對真情實感所產生的“消長”效應。允許不同哀悼方式存在,也意味著允許探討其合理性與潛在倫理代價。災難文學的核心價值不在于解決公私創傷的轉化悖論,而在于保持悖論的可見性。

小說后半部的主要矛盾集中在阿巴選擇留在云中村的決定上。這時,云中村會覆滅的結局已被地質學家們給測定了,于是阿巴留下的選擇已然成了“一場事先張揚的自殺”,侄子仁欽的爭取,云丹的勸說,以及從云中村出走的游子們的返回,絲毫無法撼動阿巴決然的意志。作者表明這種創作意圖:“從開始,我就明確地知道,這個人將要消失,這個村莊也將要消失。……我要用頌詩的方式來書寫一個殞滅的故事。……讓我歌頌生命,甚至死亡!”11血肉湮滅,靈魂飛升;身體向下,靈魂向上——阿巴的死亡被賦予一種壯美而命定的悲劇感,這無疑是作者精心構思的人物命運。然而,我們更需追問的是:作者做出的此種安排背后潛藏著何種倫理矛盾?小說反復強調災難“沒有加害者”,試圖消解仇恨的具象對象。但“沒有加害者”的宣告本身,恰恰強化了一種“受害/被害”的思維模式。阿來筆下的平和與沉郁,似乎更像是一種對無處宣泄之憤怒的包裹。需要指出的是,阿巴走向自戕的心理轉折在文本中呈現得稍顯突兀,其內在心理機制未能得到足夠順暢、充分的鋪墊與揭示。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愿性”和“自由意志”的說服力,成為理解其結局動機與倫理意涵時的一個敘事缺憾。

由是阿巴的結局呈現了一個深刻悖論:它看似是以個體生命進行的終極祭奠,卻在敘事層面形成了一種“以死亡祭奠死亡”的閉環。更具反諷意味的是,小說結尾仁欽“沒有人員傷亡”12的報告,以官方話語徹底“否認”了阿巴之死的“存在”——這近乎殘酷地消解了其犧牲在現實層面的可見性,卻又恰恰在象征層面完成了其祭奠行為的“合法性”建構。將絕望的自毀賦予“希望”的闡釋,這種敘事策略本身便隱含一種近乎殘酷的傾向——它像是面對巨大創傷時一種無能為力的心理防御機制,也難免令人質疑其“結局先行”的預設性。如此結局無形中也給讀者設置了一個道德上的考驗:靜觀一個人存心的覆滅,以他的犧牲成全對災難下的亡魂的祭奠,如若觀感上不覺折磨,那么讀者自己靈魂到底能否寧靜?這迫使我們去追問:是否存在這樣一種人道主義——它不干涉個體“自由”選擇死亡,卻拒絕以“慷慨”的姿態旁觀甚至美化其自戕,哪怕它被賦予“崇高意義”的合法性外衣?

可惜的是,正如阿來自己講述的那樣,解答疑問的過程只是增加了更多的疑問。阿巴的自戕確實構成一個尖銳的倫理悖論與道德陷阱,且陷阱的矛頭更多地指向讀者。如果說《云中記》以其敘事安撫了一部分因銘記而“不安于室”的靈魂,那么它也必然攪動了另一部分因遺忘而“安于現狀”的靈魂。這種“安撫”與“攪動”并存的雙刃效應,恰恰構成了其復雜而深刻的藝術力量。當然,過度陷入“道德綁架式”的倫理追問確有可能遮蔽對文本整體審美體驗的關注。然而,文本抵達閱讀接受階段時,它對每個讀者靈魂的持續拷問——關于犧牲、旁觀、責任與人道邊界的自省與懷疑——卻無法也不應停止。正是這種令人坐立不安的“余韻”,使《云中記》超越了單純的慰藉功能。它提醒我們:對災難的文學敘述本身即面臨倫理詰問的風險,而對災難文學的批評亦難逃自身的倫理困境。

阿來似乎為阿巴的死亡選擇提供了一種詩意的、近乎浪漫的哲學闡釋:物質身體的消逝并不等同于存在的終結,關鍵在于精神性的留存與記憶的延續。“阿巴說:我在想移民村的鄉親。我以前想的是,我和云中村一起消失了,這個世界就等于沒有了。其實,只要有一個人在,世界就沒有消失。只要有一個云中村的人在,只要這個人還會想起云中村,那云中村就沒有消失。”13“阿巴由衷贊嘆:原來消失的山并沒有消失,只是變成了另外的樣子。”14這種將個體生命價值錨定于集體記憶與精神傳承的理念,呼應了海德格爾關于“此在之死”區別于“有生命的東西的死”的存在論區分——阿來的書寫似乎意圖在此意義上,為阿巴乃至云中村謀求一種“不朽”的超越性意義。阿巴由此被塑造成一位以身殉“悼”的殉道者,一個具有英雄主義氣質的人物。然而,阿巴的“死亡選擇”遠非作者單向度的解釋所能定論。它恰恰是《云中記》最值得深究的核心,并由此尖銳地引出了災難文學寫作中無法回避的根本性敘事倫理問題:在試圖撫慰創傷、賦予意義的同時,文學應如何審慎地處理個體的犧牲?阿來提供的浪漫答案,本身即是對這一難題的回應,卻也同時成為引發更深刻倫理思辨的起點。

“美化死亡”的邊界在哪里?其倫理代價又是什么?這些疑問,正是阿巴自戕結局在美學與倫理的交匯點上,向讀者拋出的最沉重也最無法回避的質詢。“阿巴少年時代聽來的故事是有韻腳的,好聽的韻腳減輕了屠殺的殘酷。”15這無疑是一個關鍵的自我指涉性隱喻——同樣的,《云中記》是否也扮演了同樣的角色?其優美的語言、動人的修辭乃至對靈魂飛升的壯美描繪,是否在實質上“減淡了死亡的恐懼和悼念的悲苦”?如同小說中那個使“殘酷的事實變得美麗”16的關于鬼魂的信念,《云中記》的藝術形式本身,是否也構成了一種對死亡殘酷性的“美學柔化”甚至“美學升華”?《云中記》的矛盾感恰恰在于此:它一方面通過阿巴的信仰與行動,揭示了“韻腳”對直面殘酷現實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它自身作為一部文學作品,又不可避免地成為施加“韻腳”的主體。讀者在感受其形式之美的同時,也被迫思考:這層“韻腳”究竟是幫助我們更勇敢地凝視深淵的透鏡,還是將深淵巧妙裝飾成風景的畫框?

當然,理解阿巴的死亡選擇,還必須將其置于與莫扎特《安魂曲》的深刻關聯之中。阿來在創作談中也有所論及:“《安魂曲》就成了一個書寫他自己死亡、了悟自己死亡、追問自己情感與靈魂的一部作品。”17莫扎特在寫作此曲的過程中迎來了自己生命的終結,與之呼應,阿巴祭奠亡魂的儀式,本質上也是一個“了悟自己死亡”的過程。然而,一個關鍵差異在于:莫扎特面對的是無可選擇的、不由分說的生命終結,而阿巴走向的終點,無論解讀為角色自身還是作者的意志投射,都呈現為一種“自己選擇的終結”。阿來在講《云中記》的創作主旨時,也提到了“意志不屈”的一點:“《云中記》對象也是鄉村,但主旨考慮的是自然災害對人生存環境的毀滅與人意志的不屈。”18在這里,作者贊頌的是一種人類主體的自由意志的顯現——因大地震顫帶來的死亡使人無路可逃,但阿巴的碎身糜軀卻是跟隨己心。阿來對個體自主性的這種強烈沖動與執著書寫絕非孤立,它深深植根于其長期以來多部小說對“身份焦慮”與“自我認同”的持續探索中。放在小說中來看,這些意識體現在阿巴對于被命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介意,這并非簡單的對“標簽化”的不滿,而是對“被定義”的符號化身份與“自我認定”的真實存在之間錯位的敏銳感知與內在抵抗。同樣,央金姑娘對被安排的“規定的表演”的排斥同樣是一種對強加于身的表演性身份的掙脫,是她內心掙扎后對主體性的確認與捍衛。這些情節展現的不僅僅是一種基于情感激蕩的反抗,而是深埋于個人身份的自覺與主動性的渴求。正是這種“被定義的自我”與“自我認定的自我”之間持續的斗爭,構成了阿巴們主體性得以彰顯的根本原因。當這種主體性抗爭置于大地震的極端背景之下,便不可避免地升華為一場“自由意志”與“自然意志”的終極對峙。“我不喜歡你的自然意志,阿巴突然悲傷至極,他問博士:地震要了那么多人命還不夠嗎?還要把我們云中村推到江水里?”19自然意志以其絕對的、非人道的必然性碾壓一切;而阿巴的選擇,則是在這碾壓之后,以個體渺小卻決絕的自由意志,向這冷酷的必然性發起最后的、儀式性的挑戰。《云中記》則在此意義上,奏響了一曲關于人類主體“自由意志”的頌歌。

結 語

細讀《云中記》深有感觸的一點在于,“安撫無辜的亡魂”即便真的能夠達成對超驗世界的介入,這件事在經驗世界依然很大程度上是面向生者的,畢竟我們只能在“此岸”同他人探討死亡的意義。然而,“記得”的責任是交付在每一個人頭上的,“有人在做這件事”并不代表群體中的其他人就能安然以對,因為我們必須要面對的是所有個體的“有死性”。《云中記》如若作為一首小說版的“安魂曲”,安的也只應是已故者的亡魂,而不是寫作者和閱讀者的心。因此,在完成了一系列的哀悼儀式后,阿來依然選擇讓阿巴走向這么一個結局,引發的應當是對生者的存在主義式刺激——“我們所能給予蒙難者最深刻的敬重,是認識到存在于他們的悲痛和我們的常態之間無法消除的裂隙。”20阿來通過《云中記》的書寫,重新打破了“我們的常態”,回歸至亡魂掩埋地與創傷深藏處,由是便觸發了“亡魂與靈魂之問”的連綿不絕,這不僅是一種情感的需要,也是一種思考的啟發,文學的作用在于讓我們記住這個“裂隙”,它將一直存在,并永遠引起疼痛。

注釋:

1 6 17 阿來:《靈魂清凈,道路筆直》,《上海文學》2019年第11期。

2 3 4 12 13 14 15 16 19 阿來:《云中記》,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3、29、94—98、386、358、313、301、312、308頁。

5 [奧]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徐友敬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Ⅵ頁。

7 何平:《安魂,或卑微者的頌詩》,《揚子江評論》2019年第6期。

8 [美]蘇珊·桑塔格:《反對闡釋》,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134頁。

9 [阿根廷]博爾赫斯:《是那長河大川》,《密謀》,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6頁。

10 參見何同彬《圓滿即匱乏——阿來〈云中記〉管窺》,《揚子江評論》2019年第6期。

11 阿來:《不止是苦難,還是生命的頌歌》,《長篇小說選刊》2019年第2期。

18 阿來:《我對鄉土文學的一點淺見》,《小說評論》2022年第4期。

20 [英]特里·伊格爾頓:《如何讀詩》,陳太勝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7頁。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