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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世俗的敞開與凝聚 ——論新時期以來市井小說的類型化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6年第3期 | 丁琪  2026年06月28日19:29

內容提要:新時期商品經濟發展喚醒大眾世俗生活意識,市民社會富裕以后的生存和倫理問題逐漸中心化,創作者在以此為焦點向世俗生活敞開懷抱的過程中創造了市井小說類型。它在四十多年發展中歷史化地衍生出多樣性敘事變體,也形成了結構性和穩定性的敘事主題,即經濟理性背后的功利主義價值觀與傳統禮俗社會尊崇的理想主義的對決沖突構成市井小說的類型成規。不同市井小說以共性的題材凡俗化、價值觀世俗化以及語言俚俗化,凝聚了新時期以俗為美的市井美學,這在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創作生態中意味著向傳統精英文學觀念的挑戰和敘事實踐的冒險。市井小說雖然表現出思想的先鋒性和革命性,但對市井隱匿的歷史惰性和“平民”差異性遮蔽以及審美中庸化仍是它需要警惕的問題。

關鍵詞:新時期 市井小說 類型化 經濟理性 市井美學

中國當代文學歷經七十多年發展已經沉淀出多種穩定的小說類型,如革命歷史小說、鄉土現實小說、武俠小說、科幻小說等等。與這些小說類型相比,市井小說與現實中商品經濟關聯更加密切,這從“市井”辭源上即可見一斑,古語“處商必就市井”表明其本意乃為商品交易場所1,也引申為與商品經濟有關的職業身份,是“販夫走卒、引車賣漿水者流的代稱”2。北宋時期誕生于勾欄瓦肆等休閑娛樂場所中的語體話本乃為市井小說之濫觴,明清兩代漸趨繁榮并涌現出《金瓶梅》《紅樓夢》那樣豐腴細膩描摹日常生活的文人經典作品,魯迅以“世情書”3一詞概括古典市井小說題材面貌可謂一語中的,不過在近現代文學發展脈絡中時代社會因素為其注入了更加復雜多元的精神內涵。新中國成立以后的計劃經濟時期市井小說趨于沉寂,新時期改革開放以后城市商品經濟刺激以及思想解放思潮涌動才使得源遠流長的市井小說得以復蘇,反映城市生活具備了現實經濟基礎,表現小市民私欲不再擔心遭受輿論批判,市井小說重新回到文學版圖并逐漸成為文壇熱議話題。文學類型學研究者認為,類型小說是“那些具備相當的歷史時段,具有穩定的形式或者內涵樣貌,具有一系列典范性作品,同時又在讀者心目中能引起比較固定的閱讀期待的小說樣式”4,那么當代市井小說從新時期伊始到當下是否形成了連貫的歷史發展脈絡,是否存在不受作家個體影響的普遍性、結構性主題內涵,能夠引起讀者閱讀期待的“體系性”美學特征是什么?系統梳理以上問題對當代市井小說類型確認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對深刻領會新時期以來經濟社會發展與美學嬗變之間的密切關系具有啟示意義。

一、市井審美變遷中的多樣性類型變體

中國當代市井小說真正開始于新時期改革開放以后的大時代,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仍占據文壇中心位置之時,有一批創作者率先突破歷史創傷記憶和政治話語敘述模式,以獨特視角聚焦世俗化日常生活和地方性民俗風情,其筆觸聚焦市井底層生活、刻畫市井小民形象,飽含平民文化趣味對庸常人生娓娓道來,它不但把審美關注點從宏大政治關懷拉回到日常世俗生活,也一改此前嚴肅沉重的文化負累,在中國傳統樂感文化氛圍中營造了輕松詼諧的敘事基調,展現了市井底層不求聞達、堅韌樂觀的生存哲學,在當代文壇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文學創作潮流,文壇一般稱其為“市井風情小說”。鄧友梅的《話說陶然亭》(1979年)是這波文學潮流的發軔之作,其后他的《煙壺》《那五》、汪曾祺的《大淖記事》《歲寒三友》《鑒賞家》、王安憶的《流逝》《墻基》、馮驥才的《神鞭》《三寸金蓮》、陸文夫的《美食家》以及范小青的《褲襠巷風流記》等作品,搖曳著人間煙火氣和創作者對世俗生活的癡迷熱愛令文學別開生面。某種程度上這股向世俗生活敞開的敘事潮流是對長久以來鄉土敘事慣性和階級話語擠壓下“城市失語癥”的審美反撥,也是改革開放后商品經濟發展喚醒大眾世俗生活意識的結果,它使得中斷已久的人本思想潮流得以接續和發揚,市民社會富裕以后的生存欲求和倫理問題走向敘事中心化,創作者以此為焦點逐漸向世俗生活敞開懷抱過程中創造了兼具歷史感和時代性的市井小說類型,并在其后四十多年文學史中綿延不絕地衍生出多樣化敘事變體。

如果說1980年代的“市井風情小說”更偏重表現市井世俗生活趣味和地方性文化內涵,那么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的“市井生存小說”則漸趨介入經濟社會現實,塑造了一批典型市井細民形象,他們有的是為生存和個人利益頑強拼搏的“謀生者”,如《煩惱人生》中的印家厚、《一地雞毛》中的小林、《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張大民等;有的是“下海經商”大潮中離開單位奔向市場的“公司人”,如《來來往往》中的康偉業、《午夜起舞》中的麥力;還有在私營經濟崛起中摸爬滾打的“個體戶”,如《你以為你是誰》中的陸武橋,《一地雞毛》中的小李白,《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二民等,這些人物都明顯受到商業意識和利益思想的濡染,失去宏大社會理想和集體主義的熱情,也無暇顧及個人生活趣味和精神追求,在深陷柴米油鹽加薪升職的具體生存目標中忙忙碌碌,被卷入市場經濟大潮中變成了“物質人”。生存重壓使這些小市民放棄了不切實際的幻想而產生強烈的“謀生者”身份認同,他們不會為這種蛻變自我貶低或者經受靈魂拷問,因為種種社會現實指向了物質利益的重要性。小林放下面子替同學賣烤鴨,是因為他此前不斷遭遇沒錢、沒地位帶來的屈辱打擊;張大民和鄰居打架也要占過道擴建屬于自己的房間,因為他不想再繼續沒有隱私沒有尊嚴的生活。作者把小林、張大民們置身于瑣碎日常生活中講述生活困頓和情感糾葛,解釋底層生存邏輯和利益追求的合理性,這是剝離精英文化立場和英雄主義情結的市井底層原生態書寫,投射出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引起的市民價值觀念變遷,“揭示了長久以來被遮蔽和忽略的生存真相,釋放了長久被壓制的個人生存和發展的愿望”5,生存奮斗關聯著個體尊嚴,情感欲望的放縱追逐都帶有主體解放的含義,物欲和主體性表現出強大的話語力量和合理性,充分表現出1990年代社會思潮吸納市場經濟意識形態以后與“前三十年”文學意識形態話語的決裂姿態。1990年代的市井世俗化書寫以反映社會的深廣度和及時性顯示出市井小說的漸趨成熟飽滿。

新世紀涌現的“市井倫理小說”仍然延續1990年代的世俗生存主題,但更側重表現中國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過程中成長起來的經濟理性以及由此引發的倫理沖突,城市底層“后富”群體想盡一切手段方法擺脫貧困獲得他們應該享受的改革發展紅利,這到底是生存正義還是道德滑坡,這種主題爭議性始終是這類小說的重要敘事魅力。池莉的《生活秀》、方方的《萬箭穿心》、宋安娜的《美人頸》等作品立足小市民的致富雄心和個人權益意識,在復雜的社會關系和家庭倫理中演繹了情感波折和生存難題,同時也書寫經濟轉軌過程中社會不公、丑惡、交易等殘酷現實,以此照見中國推行市場經濟初級階段累積形成的發展不平衡、階層分化、房價飆升、下崗失業等社會問題。從敘事主題來看它仍然延續1990年代市井生存敘事,但在人性挖掘深度和現實表現力度方面都有所加強。來雙揚不擇手段爭奪祖屋房產的過程(《生活秀》),李寶莉暗中打電話報警把丈夫捉奸在床的行為(《萬箭穿心》)都因為道德爭議性獲得了極大社會反響,她們在殘酷的現實面前褪去了市井小人物常見的堅韌樂觀,多了一些無所顧忌和果斷決絕。從中我們能窺見社會普遍信奉的市場邏輯以及經濟理性猶如洪水般席卷了社會各個角落,一次次觸碰著人性的道德底線,此時的市井敘事構成了中國市場經濟高速發展階段的社會鏡像,照見經濟改革過程中的泥沙俱下、沉渣泛起,也賦予那些市井底層掙扎的人物以強力和道德破壞性。

緊隨其后新世紀第二個十年出現了歷史視野更加宏闊的“市井史詩敘事”,這源于跨入新的歷史階段后新發展觀的確立和“中國式現代化”討論的潛移默化,使得文學呈現出既雜糅歷史又與過去切割的新質,“一方面,90 年代還內在于新世紀;另一方面,我們正在告別、終結90 年代”6,在重新審視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高速發展的成果和由此帶來的商業化弊端中,中國作家發展出對此前欲望化日常生活敘事的自反性,呈現出對世俗功利主義和消費主義觀念的反思和批判,并以歷史追溯和烏托邦構建的審美方式勾畫了市井社會的理想圖景,從而推動形成了社會視野更加寬闊、融入民族傳統文化因素的“市井史詩敘事”,典型作品有格非的《春盡江南》、葉廣芩的《狀元媒》、金宇澄的《繁花》等,其共同特征是在較長歷史時段中演繹普通個體的命運沉浮,以長篇體量讓世俗人生呈現出豐富的歷史層次感,這種對普通人的深宏史詩建構方式相對此前市井小說偏向社會橫切面的小微敘事是一種新的突破。同時主人公的低欲望特征也區別于此前進取的“經濟人”形象,原來市井敘事中強調自我、利己、欲望化的“物質人”“經濟人”退出中心舞臺,相反在歷史動蕩中潮起潮落的主人公看淡名利并克制欲望,信奉無為而治和以靜制動的傳統人生哲學,在物欲喧囂的現實中把自己活成冷眼旁觀的“局外人”。《春盡江南》中癡迷音樂和詩歌、滿腦子不合時宜思想的社會邊緣人譚端午,《繁花》里經歷世事沉浮的都市中年人阿寶、滬生和小毛,《考工記》中性格隨和平淡、生活始終波瀾不驚、甚至自覺“有愧于大時代的浩蕩激情”的陳書玉7,他們都是對社會保持疏離感的清醒者,不盲目奮斗、不追趕潮流、不接受規訓的低欲望人格是他們的共性特征,他們似乎是物欲洶涌時代的一股清流,是被物欲堵塞的現實世界透出的明媚光亮,創作者以顛覆式書寫表達社會反思以及商業文化批判,并通過烏托邦式理想人物改造著被現代商業文化和資本原教旨過度塑造的市民社會。

二、面向世俗生活的倫理沖突主題

在新時期以來四十多年的文學演變中,市井小說形成了市井風情小說、市井生存小說、市井倫理小說以及市井史詩小說等多種類型變體,但是亦有恒定不變的思想主題貫穿于以上小說變體之中,這就是商品經濟發展催生的經濟理性的倫理思考。經濟理性本是生物“數性”本能的反映,人類在“適應性的進化”過程中將數性本能和排序先天性發展成為“集體理性”8,即在經濟活動中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決策和行為選擇。經濟理性在前現代社會還不夠發達,在信息不對稱的市場中進行自發性交易時往往充斥著相互傾軋、懲罰、暴力和道德執行標準的混亂。但伴隨商品經濟發展和人類算力提高,經濟理性對經濟活動和生活方式的強有力影響凸顯,相應地也會產生對經濟理性的有效規范系統,這包括對“人類經過深思熟慮的權衡而采取行動”的“效用最大化”經濟動機分析,以及“個體在不具備完全信息的情況下通過不斷相互作用仍可達到均衡的市場結果”的理性規則構建9。經濟理性崛起和反思產生了諸多覆蓋人文社會領域的話題,如基于歷史經驗與現實處境的“環境”是如何起作用的,經濟理性是否削弱了人類利他主義傾向的道德底線,當經濟理性普遍覺醒時如何處理不同個體之間的利益博弈等等,對這些問題的追問構成了特定時期文學的基本命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上升時期涌現的經典作品《歐也妮·葛朗臺》《高老頭》《紅與黑》等都牽扯這一古老的命題。而在新時期市井小說創作中經濟理性始終牽動著作家的敏銳神經,從初期它在市民社會崛起、后來野蠻生長再到引起“禮崩樂壞”的憂慮進而遭遇反思抵御的整個發展過程都在作品中得到呈現,經濟理性背后的功利主義價值觀與傳統禮俗社會尊崇的理想主義之間的對決拉扯,成為極具魅力的戲劇沖突為作家馳騁文學想象打開了敘事空間,因此經濟理性倫理思考成為市井小說結構性和類型穩定性的主題“成規”10。經濟理性之于市井小說即是這樣一個擁有歷史會心力的“概念”,它是波瀾壯闊的新時期拼搏奮發的時代精神隱喻,亦是在經濟社會曲折前進中充滿斷裂感和撕裂感的市民心理輪廓的折射。

1980—1990年代的市井小說講述著在改革過程中最早覺醒獲益者勇敢與舊我決裂的人生故事,提取了經濟理性啟蒙和解放的符號含義,以之為武器向歷史和現實中的等級思想、依附觀念以及道德捆綁宣戰,某種程度上為社會上正在進行的經濟改革掃清觀念障礙,在培育市民經濟理性方面發揮了推動作用,彰顯出市井小說雖然落筆凡俗生活仍不失其思想銳氣的先鋒性。王安憶的《流逝》講述了主人公歐陽端麗從衣食無憂的“資產階級家庭”少奶奶沉降為事必躬親的家庭婦女過程,在被特殊政治運動改變人生軌道過程中她順應時勢,以勤勞務實和精明決策保全了自己和家人,從而總結出人生的真諦就是吃穿和“自食其力”。作品詳細描述處于劫難中端麗瑣碎繁忙的日常生活:早起到菜市場排隊買菜買肉,回到家給三個孩子做飯,把舊衣拆洗翻新或者拿到寄售店去換錢,為下個月的水電、煤氣、菜金等精打細算,克服一切困難給人帶孩子、織毛衣、進工場間做臨時工。盡管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她覺得自己狼狽不堪,可是明明感受到有一種力量在身體里生長,這種力量其實是拋棄階級幻想和世俗偏見的務實精神,它在世俗生活層面上體現一個女人為衣食住行、柴米油鹽的務實勞作,在精神層面上升華為凡事靠自己的獨立自強精神。“有一個人,終生在尋求生活的意義,直到最后,他才明白,人生的真諦實質是十分簡單,就是自食其力。”11從中可以看出經濟理性的覺醒在政治運動結束以后迸發出強大的力量,把人生目標落實在吃好穿暖的生存層面,把幸福感與實實在在的物質獲得緊密相連,從此小市民不再做任何不切實際的玫瑰色的夢。范小青《褲襠巷風流記》中塑造了辭職單干下海經商的阿惠、三子、阿侃等小巷青年形象,代表著當時市井社會經濟理性的崛起對青年人生道路選擇的影響。創作者書寫十年浩劫中幸存者和改革開放先行者的人生起伏,把他們作為挑戰過去革命浪漫主義情感和等級專制舊觀念的先鋒,為當時社會熱議的“財富論”“金錢觀”做出了正面肯定性回答12,從文學審美角度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框架下經濟理性的思想進步性和存在合法性,對社會轉型期處于思想模糊地帶的人們發出啟蒙召喚。伴隨1990年代市場經濟的崛起,市場邏輯驅動下的功利主義價值觀與傳統計劃經濟社會所奉行的革命理想主義產生劇烈碰撞,池莉創作于1990年代的《午夜起舞》《來來往往》《小姐你早》等作品也同樣聚焦這一主題,《來來往往》中男主人公康偉業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果斷抓住機遇,從靠著妻子段莉娜上升的機關干部成功轉型為商人,富起來以后他的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都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與受過正統革命教育、保持勤儉觀念的政工干部妻子段莉娜產生沖突,最終升級為一場頗具時代象征意義的離婚大戰。雖然康偉業隱藏在婚姻革命中的自私狡黠和情感放縱昭然若揭,但他畢竟是能夠代表開放思想和先進精神的符號,而段莉娜雖然在婚姻中處于受害者位置理應獲得同情,但是她所表現出的陳舊觀念和情感依賴性實在無法讓人共鳴,作者以性別對峙方式傳遞了對新舊時代精神的隱秘傾向。劉震云的《一地雞毛》、劉恒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王安憶的《長恨歌》等作品,在充滿煙火氣息的生活背景中刻畫凡人的生存韌性和世俗樂趣,展示“物”在驅逐苦難、撫慰人心和重構未來方面的巨大力量,是經濟理性落實到具體市民生活中潤物無聲的細膩表達。

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市井小說對經濟理性的辯證態度,即伴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經濟理性的野蠻生長也導致社會失調和道德滑坡等社會倫理問題,創作者以審美方式呈現了經濟理性扭曲異化的形態和巨大破壞力,并嘗試以充滿東方文化色彩的義利觀抵御經濟理性驅動下功利主義和消費主義的侵襲,這種反思批判脈絡伴隨市井小說創作過程,越到后來越彰顯出市井小說“世俗不庸俗”“匡正不從眾”的思想質地。《流逝》中端麗在十年浩劫辛苦勞作中獲得了經濟理性,當生活重回正軌她又在優渥的物質消費中感到空虛寂寥,作者以她經濟充實但精神塌陷的生活質疑幸福感與經濟的強悍關聯,是對市民階層從噩夢中醒來把經濟理性作為行為圭臬的最早反思。《褲襠巷風流記》展示了小巷青年勇敢追求夢想的同時,也寫了改革試水階段一些青年的悲劇性命運,阿侃由于經營管理不善導致重點文物開元寺失火,他因此身陷囹圄并殃及阿惠等一批追隨者。敢想敢做的明珍走出體制去鬧市區開了一家咖啡館,可惜為了錢從事不正當經營被公安局偵破,她也成為坊間婦女們口中的笑柄。這些創業者的失敗經歷表明,經濟理性在助力多少人實現財富夢想就有可能驅使多少人走向道德墮落,它如雙刃劍般潛藏著自身反噬的風險。陳建功的《轆轤把胡同9號》《找樂》等作品聚焦新崛起的經濟理性對傳統禮俗的蠶食鯨吞,昔日四合院里的市井小民飯后圍坐在一起喝茶聊天,聽韓德來滔滔不絕地講述他的人生經歷成為全院老少必不可少的“第四頓飯”13。可是改革開放以后年輕人都開始忙碌起來,有的去聽“商品信息反饋”,有的“去待業知青售貨點兒,琢磨‘薄利多銷’”,有的“上補習班玩命、準備高考”14,大家聚在一起談天說地的閑聊已經無人問津。四合院的生活變遷隱喻傳統悠閑自在、高蹈務虛的集體社區生活方式已然被新崛起的目標明確、高效務實的個人主義工作方式所取代。沒有聽眾的老韓頭只好在小院里獨自打著節拍唱京戲解悶,韓德來的落寞指向經濟理性對傳統人情社會和精神情感生活的無情瓦解。

新世紀市井小說對經濟理性的道德破壞力有更深入挖掘,小說往往把人物置于生存擠壓、社會規則裹挾和倫理沖突中放大經濟理性的危害,既反映復雜的人性也揭示出很多階段性社會問題,并嘗試以道德矯正和創傷療愈等多種想象方式重構經濟時代的健全理性。《生活秀》中的來雙揚精明強干又自私自利,在奪回祖屋房產過程中她的陰險狡詐和不擇手段讓人不寒而栗。不過她作為長姐的責任擔當和俠義大度也在親情和愛情關系中得到體現:她早早給侄子準備好上學費用,定期為妹妹交獸醫站的勞務費,送染上毒癮的弟弟去戒毒所,斷絕與卓雄洲沒有結果的愛情也表明她向往純粹愛情而不是以玩弄感情作為獲利手段。這些人物復雜性的刻畫其實也正是作者對經濟理性異化的道德彌補,以此抵達兼具東方傳統女性美德和現代經濟才能的理想女性形象。《美人頸》中的李榴遺傳了母親劉雅娥的“美人頸”,這使她輕松俘獲權力和事業,擁有了一套父母追求半生而不得的市中心房產。而劉雅娥的美人頸除了給自己帶來情投意合的愛情沒有帶來任何實際好處,那一代人寧愿清貧一世也不與金錢權力茍合,小說通過母女兩代的不同選擇無情嘲諷了功利主義價值觀,并以劉雅娥夫婦的傳統堅守在新舊沖突的戰場上筑起堅固的道德堡壘。《春盡江南》借助龐家玉命運的戲劇性翻轉展示了消費社會功利主義生存如何讓人墜入深淵,在社會劇變中家玉“已經摸到時代跳動的隱秘脈搏”15,她遠離文人圈子自學法律專業終成為鶴浦有名的律師,事業成功的她享受著物欲饕餮和情感放縱,直到突然到來的意外使她意識到超越物質利益的精神自由之可貴。身患絕癥的家玉帶著《海子詩選》和《西藏生死書》踏上了西藏之旅,表達作者對經濟理性的反思以及對詩意生活和自由心靈的精神皈依。而在同時期作品《繁花》中,這種經濟理性的異化表現為1990年代的物欲喧囂和都市消費奇觀,來自遙遠童年的真摯情愫混合著歷史創傷記憶穿透消費主義的壅塞成為照亮生活的一束光亮,療愈著阿寶、滬生、小毛被時代刺傷的心靈,在繁華喧擾中保持著出淤泥而不染的清新底色。因而我們看到扭曲的經濟理性往往是很多作品的共性主題,市井小說結合歷史和現實生活給出了道德矯正建議,來自民間底層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義利觀發揮了價值重鑄功能,來自民族歷史深處的記憶撫慰著欲望山巔的溝壑縱橫,民族傳統倫理觀念最終決定了經濟理性的批判方向與市井烏托邦重構的精神資源。

三、以俗為美的市井美學凝聚

中國古代市井小說脫胎于北宋時期勾欄瓦肆中的說唱表演藝術,是為滿足市民階層精神娛樂需求而誕生,那些表現市民階層情感欲求兼以生動活潑表現形式的作品更能建立起廣泛市場根基,于是市井小說在商業文化土壤中漸趨向通俗化題材和敘事風格靠攏。在后來的某些歷史時期雖有作家試圖矯正其商業化帶來的媚俗傾向,推出了雅正與通俗結合的經典作品,但整體上以俗為美的市井平民美學被保留下來成為市井小說核心審美傳統。新時期以來的市井小說延續了歷史傳統中的通俗文學底色,同時融匯了改革開放以后社會變遷提出的新問題以及西方現代市民文化思想,從而在開闊的思想視域中創造了獨特的市井美學風貌。無論是側重地域風俗還是偏向生存倫理的小說都遵循以俗為美的美學原則,主要表現為題材選擇上的凡俗化、價值觀念的世俗化以及語言表現的俚俗化,這在以知識分子為創作主體的當代文學中意味著向傳統精英文學觀念的挑戰和敘事實踐的冒險。

新時期市井小說的凡俗化題材取向帶有一定程度的“異質性”,它放棄了文學社會歷史派所熱衷的歷史反思、社會改革等重大題材,將文學拉回到對普通平民生存狀態的關注上,從街衢百姓的柴米油鹽和家長里短中洞察世道人心,讓沒有英雄光環的普通小人物走上歷史前臺,隱藏在歷史褶皺處的細小顆粒終于散發出光芒,凡人瑣事攜帶著歷史塵埃和人間煙火氣息撲面而來。鄧友梅的《煙壺》、汪曾祺的《鑒賞家》、馮驥才的《神鞭》、劉心武的《鐘鼓樓》等市井風情小說,將筆觸對準城市歷史文化以及凡俗小民的生命喜樂,開啟了日常生活審美潮流。1990年代《長恨歌》受到的認可和贊譽再次驗證凡俗生活的敘事爆發力,作者把重大歷史事件推移到遠處成為朦朧的背景,中心聚焦于一個上海家庭婦女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漣漪,老上海的風俗、弄堂的光影、不脛而走的市井流言、三五好友的下午茶、冬夜的圍爐夜話、母女間的小心機、一段段沒有結果的愛情,這些碎片化日常情景支撐起婦女史詩性的敘事架構,給讀者以極強的藝術震撼和審美沖擊力。新世紀仿效古代話本小說的《繁花》再次彰顯凡俗生活的敘事能量,作者選取了三個上海男人的日常生活片段再現兩個時代的社會生態全景圖:1950—1960年代集體主義的狂熱與落寞,1990年代物欲浪潮來襲的迎拒狀態,兩個時代以及作者的敘述方式都存在著巨大差異,撲面而來的濃郁生活氣息彌合了兩個時代之間的裂隙,鑄造了一種古樸又時尚的新型市井敘事風貌。在這些作品中,社會歷史敘事所推崇的勾勒社會全景、制造激烈戲劇沖突和刻畫復雜人物形象的敘事慣性被打破,以日常生活和凡俗人生為主體的日常化、碎片化敘事模式得以建立,彰顯出歷史劇變的浩渺波瀾由普通人承載和推動的當代人本哲學觀念,并以文學書寫凸顯“人類以物質性存在為前提的本來面貌”16,反駁了唯精神論的偏頗人學觀對創作的長期宰制。

市井小說世俗化題材取向和小微視角背后是作家世俗化價值觀念立場的有力支撐,即與傳統作家所遵循的社會化價值取向不同,它更傾向以審美形式表現社會歷史中的世俗化形態和存在合法性,為歷史和現實中長期被污名化的“俗”字正名。世俗人生不是可有可無的存在,而是蘊藏著雋永的生命韻味;平民的瑣碎欲望是無須遮掩的人性,那就應該讓它散發出人間生活的持久溫度。歷經時代風雨洗禮的老作家汪曾祺是新時期世俗價值觀的擁躉,他對家鄉僧侶生活的世俗化沒有貶斥,而是懷抱理解和善意去描摹其人性之可愛(《受戒》),他也沒有拿正統倫理道德去衡量大淖的錫匠、挑夫們,而是在“風氣不好”、男女關系隨便的表層生活下展示他們對愛的執著和勇敢(《大淖記事》),作者懷著不可言說的諒解溫愛挖掘他們樸素中的莊嚴、粗糙中的細致、平凡中的不凡,顯示了生活本真的蕪雜多樣以及生命該有的豐茂充盈狀態。作家池莉也毫不避諱世俗標簽,她說:“俗這個字在中國文字當中本意不俗,意思是人有谷子,有了人有了糧食豈不是一個美好世界……是誰在支撐中華民族?是最廣大的人民,是真實的市民,是我們九死不悔、不屈不撓的父母兄弟。”17她筆下的男男女女都是帶著些世俗氣息的小市民,為一己之私全力以赴甚至不惜損害他人利益,但是他們內心也堅守著中國傳統的孝悌禮儀,關鍵時刻也會不計得失地挺身而出,作者以印家厚、來雙揚等市井小民寫出了世俗的復雜性以及它符合人之本性的真實狀態。我們知道,長久以來中國市井世俗文化是在儒家正統和農耕文化雙重壓抑狀態中發展起來的,這源于市井文化與商業發展密切相關,市井中人不一定都是商人,但無疑都受到商品經濟文化熏染,無論從業還是人際往來都遵循著植根于商品經濟的等價交換和趨利避害原則,并逐漸發展出帶有資本主義經濟色彩的個人主義和現代契約精神,這對中國封建正統所推崇的等級觀念、集體主義以及重農抑商觀念構成一定程度的沖擊。因而新時期市井文化書寫帶有挑戰傳統的革命性色彩,它承認底層社會所遵循的自我、平等、契約的現代精神理念,認可市民階層愛財而取之有道的經濟意識和拼搏奮斗精神,肯定市井小民對物質需求、情感欲望滿足的形而下欲求,這些滲透在作品中的價值觀都是長久以來被遮蔽、被壓抑的存在,如今它們借助市民文學重新在社會生根發芽,市井小說之所以在1980—1990年代風靡全國并持續為大眾審美所接受,根源就在于它貼合商品經濟快速發展時期人們渴望看見自己的真實心理,市井小說雖表面專注飲食男女之私事,但暗藏思想先鋒性和革命性的奧秘也正在于此。

語言的俚俗化也是市井小說的重要審美特征,這里的“俚俗”并不含有品位低俗和語言庸俗的貶義,而是指市井小說大多是在強烈的地域文化自覺中刻意使用方言土語、市井俚語和地方性俗語,來增強敘事感染力、人物真實性以及風格辨識度的語言質感特征。一方面地方性俚俗語言廣泛滲透在作者敘述和描寫性語言中,如范小青在《褲襠巷風流記》敘述中大量使用爿(個)、白相(玩耍)、不響(不說話)、辰光(時候)、日腳(日子)等吳語方言,馮驥才在“怪世奇談”系列中不時出現的“嘛”(什么)、“賽的”(似的)等津味俗語,金宇澄在《繁花》中頻繁使用上海話中的“不響”,都彰顯出創作者的城市土著身份以及濃郁的故土情結;另一方面這種俚俗語言還遍布于人物對話語言中,合理恰當的使用能夠極大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并與敘述語言一起創造出和諧統一的地域文化氛圍。如陳建功小說里那些胡同的大爺大媽總是操著純正的京白閑聊神侃,上至國家大事下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變遷,流露出老北京人見多識廣、精通人情世故又健談爽朗的性格特征。馮驥才更偏向以方言詞匯、口語句式和幽默風格凸顯天津人能說會道的“衛嘴子”風度。王安憶的上海市井小說也盡量通過模擬上海小市民的口吻和腔調,表現出只屬于上海人的那種細膩精明以及在大都市生活中錘煉出的算計和利己。對地方俚俗語言的偏愛說明市井小說既是深描普遍性民族文化的縱向歷史類型,也是小說家書寫地方志的“橫向空間類型”18,這使得它在積極探索地方性知識和市民文化書寫中形成了地域化創作版圖,京味、滬味、津味、漢味、蘇味等文學等概念應運而生,俚俗化語言是這些遍布全國的地方性小說的最生動表情。方言是生動傳達地方文化神韻的載體,對塑造富有地方辨識度的人物形象不可或缺,創作者從方言土語中提取鮮活自然的民間語言,讓原汁原味的市井俚語參與文學創作,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以普通話為基礎的書面語表達模式,增強了文學語言的生機和表現力,極大推動了市井小說的繁榮興盛和廣泛傳播,也進一步強化了以俗為美的市井語言美學。

結 語

市井小說是擁有漫長歷史的古老敘事傳統,其伴隨商品經濟發展和人本思想起伏而興衰更替,在中國改革開放啟動的新時期,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其再度獲得生機活力,圍繞市民社會逐漸崛起的經濟理性與傳統禮俗碰撞融合的主題,凝聚成為創作數量龐大、波及地域廣闊的重要敘事類型。不過必須看到,市井小說對市井文化的自然主義書寫暗含挑戰傳統等級思想的革命性和先鋒性,但在對市井社會認知和洞察方面也存在一些盲區和誤區,對深藏市井社會中的歷史惰性和保守性缺乏應有的深挖和批判,“‘市井’雖然一頭連著現代文明,一頭連著傳統文明,但它的臍帶和本根還是連著中國的宗法農業文明,還是扎在中國傳統的文化土壤上,根深蒂固,血脈相連”19。然而很多作品對市井社會親近農業文明和宗法制的隱形桎梏視而不見,市井社會的蜚短流長、搬弄是非的道德積習也只是在個別作品中浮光一現,并沒有得到真正深入的文化清理。其次,除了宏觀時代性、地域性差異,市井內部細微差異性并沒有得到深入思考和審美表現,而現實情況是“市井生活不是無差別的‘平民’生活,一種對市井生活的美學考量,應該將共同體的異質性充分展現出來”20。因此理想中的市井參差美學還是一種未完成狀態。再次,以俗為美的生活化敘事美學也暗藏敘事危機,作品如果過度沉溺于日常生活詩意和物化審美中容易失去創造動力,也缺乏對社會整體把握的宏觀視野和想象力,進而暴露出作品審美視野狹窄、陷于自我沉醉、缺少改變現實勇氣的中庸美學痼疾,這些都是市井小說在未來需要不斷克服的思想盲區和審美問題,如此市井小說才能在不斷釋放思想能量、不斷擴大審美效力邊際的動態演變中生生不息。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新時期市井文學審美嬗變研究(1978—2018)”(項目編號:19BZW120)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管子·小匡》記載古人對士、農、工、商四民分居狀況:“是故圣王之處士必于閑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研究者趙伯陶認為市井本義乃為“商賈計財較利之所”,參見趙伯陶《市井文化與市民心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頁。

2 臧知非:《說“市井”——兼談東周秦漢的城市空間結構與社會秩序》,《河北學刊》2013年第1期。

3 魯迅:《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頁。

4 18 葛紅兵:《小說類型學的基本理論問題》,上海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2、130頁。

5 杜素娟:《市民之路:文學中的中國城市倫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頁。

6 易暉:《“新”在何處:新世紀文學的流與變》,《現代中文學刊》2023年第6期。

7 王安憶:《考工記》,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233頁。

8 9 史密斯:《經濟學中的理性》,李克強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154、11頁。

10 在類型研究者看來,“成規”可以理解為“小說敘事模式”,一方面由前人設定,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創造力釋放的結果,類型成規本質地包含了創造性要求,而且真正的小說研究就是在千變萬化的小說作品中找出這種“成規”來。參見葛紅兵《小說類型學的基本理論問題》,上海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127頁。

11 王安憶:《王安憶代表作》,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頁。

12 相關資料見李友梅等《中國社會生活的變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184頁。

13 14 陳建功:《談天說地》,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版,第36、40頁。

15 格非:《江南第三部春盡江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5頁。

16 洪治綱:《中國新世紀文學的日常生活詩學》,安徽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327頁。

17 參見池莉《懷念聲名狼藉的日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頁。

19 田中陽:《市井人生,閭巷風俗——20世紀中國市民文學文本讀解一得》,《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4年第1期。

20 張艷虹、湯擁華:《市井詩學如何可能?——試論當代上海小說研究的一種理論路徑》,《文藝爭鳴》2017年第10期。

[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