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家、心理現實主義與戰地 ——王林的兩本《日記》
內容提要:在烽火連天的冀中抗日戰場上,王林和他的長篇小說《腹地》,都稱得上具有“傳奇性”色彩。目前,對這位被埋沒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并不充分,尤其缺少內在于文學創作的史料的辨析和整理。不過,如果從文藝家、心理現實主義和戰地多重矛盾性的關系看,想較為全面深入地把握這一現象,還有不小困難和距離。本文選擇“日記”做對象,主要是它具有私人性和公開性的復合特征,而探討的阻礙或動力也在于此。
關鍵詞:王林 文藝家 心理現實主義 戰地 《腹地》
已印行的《王林日記》,有《我與孫犁四十年——王林日記輯錄之一》1《抗戰日記》兩種2,兩冊日記記述時有交叉,內容是從2025年秋捐獻給北大歷史系的十卷本《王林日記》中而來。3為便于讀者看到作家日記歷史原貌,本文將以北大藏書版《王林日記(1937—1948)》的第一卷、第二卷為底本。
王林(1909—1984),原名王雋聞、王弢,河北衡水人。1930年考入青島大學外文系,后因參加學生運動被開除。1936年派往西安東北軍從事地下工作,次年回冀中參加抗戰,任冀中文建會副主任、火線劇社社長、冀中文協主任。解放后先任天津總工會宣傳部長、河北文聯副主席、天津文聯副主席等職。著有《十八匹戰馬》《站起來的人們》及不少未刊的話劇劇本,以1943年春完成的長篇小說《腹地》聞名。該長篇1949年9月新華書店初印、次年3月再版,達兩萬多冊,在讀者中產生了較大影響,4但不久因1950年陳企霞著文批判而夭折。王林自此在文壇上消失,除留下一些“申辯書”“交代”材料,以及三十年來反復修改《腹地》外,普通讀者基本不知道這位作家的存在。
近年來,王林的名字開始在媒體上溫熱,出于打撈這位夭折作家的愿望,人們開展了艱苦的努力5,但讓王林“重回文學史”實際很難。不過,作為抗戰時期重要的私人文獻,冀中生活文學敘事,王林兩本日記和《腹地》仍然有不可替代的潛在價值。
一、《王林日記》的體裁
《王林日記》的體裁很怪。明清以來,盡管“日記”的體裁花樣眾多、迥異不一,但不脫從私人角度,記述每日天氣、著述和生活瑣事的常見套路。阿英在《〈明人日記隨筆選〉自序》里說,明人隨筆日記數量遠超于宋人,主要是對每天所見所聞的“隨手疏記”6。陳恭祿認為晚清《翁同龢日記》,固然“忠實地記載朝中的見聞”,由于特殊身份,故他行文一向“小心謹慎,所記既極簡略,又多隱諱不書”7。劉節后人說其父“日記”是:“1939年的每天記一頁紙”,“有當天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活動,而且天天都記錄年、月、日、星期、氣候”,可視作“工作日志”,不過1960年代中期后的日記,對每天的人和事,也使用一點“白描”手法8。
在李輝看來,1954年到1957年間的《吳祖光日記》,因他“交際廣泛應酬繁多”“率真性格”和“落筆大膽”的風格,這三年半的日記,“不再僅僅是文人雅趣、個人家庭日常生活的呈現”,而出現了“十分精彩的內容”9。不過,正像他強調的那樣,“記憶叢書”是借助“各界人物的日記”,他們個人經歷和心靈行程,“來多側面地呈現歷史原狀”一樣10,《常任俠日記》在1949至1952年的記述中,卻相反落筆謹慎、持重,就像武人齊步操練,呈現出凡事隨記,多余“白描”“發揮”一概壓縮的刻板印象11。
《王林日記》超脫常規,它不以記述每日見聞、地理氣候(有時候記,有時則忘記)和日常起居為宗旨,更像是“個人抒懷體”。這一習慣在1937年“日記”中已初露端倪:如5月7日,“跟著軍隊散居在淮河附近,每日無事,于是淮河紋波上的帆影與日光月色,成了我們唯一的伴侶了”。5月10日,在北平街上,“男女學生正在忙著上學,少女臉的淡而嶄新的緋紅,多么美啊”,而“到院正遇S在,向U一點頭時,我也給S點了點頭。我的身影這般偶然地又出現在S的眼前,多少發了點波蕩,而且我主觀上也覺得我這來臨,給她的活潑加了一點力量”。王林這人多情,同時善感,敏于周圍人情緒的變化,總覺得自己的主體情態,極易刺激、調動和操控某位女子的心波,但他于情場卻屢戰屢挫,直至37歲才勉強結婚12。1938年后,在炮火連天的冀中根據地,及至撤退河北阜平、到太行山黨校學習,這種“個人抒懷體”的日記體裁依然如故。如1938年6月17日,“為什么一個人正在跟某一個人戀得熱呼呼的,忽然又轉移于另一個呢?”正如朱光潛《從生理學觀點談詩的“氣勢”與神韻》所言,這是“詩人作詩時由情感而起生理變化,我們讀詩時則由節奏音調所暗示的生理變化而受情感的浸潤”的緣故(8月15日安平)。又見1940年1月27日,“老總從高臺階上下來,他氣派莊嚴,眼神警覺注視我”。再見1944年1月26日,“她的頭發確實美,可是她的天庭太短太促,襯不出她的美發和大眼大臉盤來”。
《王林日記》別出心裁,就像戰爭環境文藝家的“工作日記”。與徐光耀在一線部隊,梁斌有脫離劇社在縣大隊擔任政委的經驗不同,王林多數時間在火線劇社、冀中導報、文建會和文協,因此他身上有濃厚“個人主義傾向”的文藝家色彩,亦即大學好友、冀中黨委書記黃敬所說,他是一個有“自由主義傾向”的革命者。果不其然,日記給人印象是,根據地反掃蕩生活在“日記”中成為“背景”,處于中心的反倒是文藝問題。他評價王震之的劇本,對游擊區產生發展的過程“不甚清楚,人物太多”(1939年7月15日)。他的自評是:“我常暗暗自思,我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在文體上還是企圖學習莎士比亞、契訶夫、莫里哀、托爾斯泰等等作家比較有可能。”“黃敬說我有發表狂表現狂。為了表現得聳動、生動、深刻、刺激”而大量使用“形容詞”(8月21日)。為給日后留下“創作札記”,他把友人同行對自己劇本和小說缺陷的意見,坦誠地整段抄入“日記”,比如1938年7月12日(全部內容)、14日、15日、23日、26日;1940年2月13日、3月7日、6月25日、7月21日;1944年4月23日、5月4日、14日、9月14日、17日、25日……他渴望愛情、創作“雙豐收”,不過時常身陷苦惱之中,“我干什么都是個半瓶子醋!我還沒有身受時代的最大最深的痛苦,所以也不能表現出時代的最大痛苦,和最大歡笑”(1940年9月18日)。
“日記”重在記事,然而允許在某種場合宣泄點個人情緒。1962年底,得知好友李劼人去世,《巴金日記》難免有點“失控”:“劼人不僅是一位熱血俠腸的好人”,而且是“成都的歷史家,他的小說豈止是成都的風俗志”!13相較于謹慎內斂的《巴金日記》,《王林日記》則不失奔放。他喜歡在“日記”里展露“自我”:當他得知黃敬讓他做“保衛工作”,立刻“心緒非常亂”,“這亂之源無非是幻想之破滅”(1939年5月16日)。他剛開始追LEP,感覺她“嚴肅、活潑、好文藝、會寫文章而且美”。但當被拒絕后,又發現其“身子相當粗”,雖“皮膚白嫩”,“鼻子卻好似‘領導’不起全盤來”(1944年1月26日)。因連遭感情打擊,這段日記如悍馬脫疆狂奔,居然拉拉雜雜寫了一萬兩千多字!他還時時將日記“小說化”,信筆描寫身邊人物的音容狀貌,尤其愛選擇某人的“異人奇貌”:一個舊社會習氣甚深的游擊隊員,其“長相,大腦袋,上大下小,天庭挺寬,鬢角向上伸出很大。腰挺細,腿有羅圈型”(1939年9月25日);村里開大會,“莊稼人有的噙著旱煙袋,有的直披破棉袍往十字街廟臺上聚”(1939年9月30日);他寫一對戀人,“黃長得漂亮,魁梧,雄偉,而她卻瘦小,黃削,身裁也短小”,體型不配,“也就更富悲劇性”(1940年2月5日);一個被暗戀的村姑是,“她尚有些兒活潑,或者賣弄些小風情”(1946年6月27日);一旦涉及“成分劃分”,趙立訓立即“背著糞筐驚慌失措的樣子來找我”(1948年3月14日)。
在冀中,這種“日記”文體并非王林獨創,它如一股恣肆延宕的風氣,在劇社、導報文藝圈子里蔓延。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寫道:我并不“怎樣特別漂亮,但是為什么有很多人喜歡我呢?我自己回答我,即是因為我的健康”14。劉后來成為王林愛人,作為對《王林日記》的補充材料,她聲稱:劇社七八十號人,對她進攻了幾年都未得手,卻被他拿下(當然這是處在與導演凌子風“分手”“感情空窗期”);而王林也在“那些地方”自卑,有可能“頹喪下去”,情緒由此波動15。王林不光作小說,也寫戲編戲,這種文人氣氛,自然會浸潤到他的生活和藝術想象當中。“晨,社長報告戀愛至上主義傾向,它在劇社這個時期嚴重存在著。”16以及,1946年某領導警衛員在排練舞臺上“來回走動”,還借故打了導演崔嵬,劇社因而情緒激動并威脅“罷演”17。
二、投身行旅的“文藝家”
從王林“日記”的體裁來看,他在不斷轉移動蕩中的生活,這些呈現于他的寫作中,不排除把現實當作心理幻影來想象的現象。
他承認:“我的人生觀,受影響于《出了象牙塔之后》”(1937年7月8日),“我十足地還保持著小布爾的心理”(1939年8月21日)。他上大學時受教于小說家沈從文,即使在冀中行旅之中,也不忘沈的影響:“在這戰斗環境中讀讀過去《大公報》文藝上的文章,沈從文的《湘行散記》倒是有趣的。”不過,也清醒地意識到,“我們這時代跟過去多么不一樣”(1939年8月23日)。這個“多么不一樣”,與時代環境和個人都有緊密的聯系。1932年夏,被學校開除后,他在上海遇到南國劇社的趙銘彝,去過黃敬上海和天津的家,或許還有在此終身做一個“文藝家”的計劃,但最終又因“一二九運動”的爆發而動搖18。
王林待過十年的冀中,不能算穩固的抗戰根據地,而是地處北平、天津和保定之間的游擊區。華北日軍1941年、1942年對冀中有兩次大規模的掃蕩,以及大小不一的多次掃蕩,對根據地造成極大的破壞。八路軍主力部隊、冀中黨委,轉移到邯鄲和冀中平原與太行山的相接地區,日偽軍則通過據點和大大小小的封鎖溝,對冀中進行網絡化的嚴密控制。留下堅持抗戰的縣區部分干部和文藝人員傷亡、被捕甚多,也有一些人背叛投敵,生存異常艱難,王林即是其中的一員(當然,不排除他調往阜平、太行抗大、藝校和黨校學習,曾有短時期的偷閑)。這種情況下,充滿生死考驗和頻繁游動的生活,便成為《王林日記》的基本內容。初步統計1937至1944年間日記記載的地點是:淮河、北平、蚌埠、清江浦、宿遷、衡水、滏陽河、安平、祁州、博野、北楊村、程委、蠡縣、壬畔、南和莊、深澤、深縣(1937);衡水西莊、獻縣賈莊橋、安平、高陽、鄚州(任丘)、雄縣南聯莊、蠡縣、勾各莊、孟嘗村、北高晃、安國、石橋(1938);白鹿角、桐峪、西亭村、下合村、安樂莊、下司村、古堙垴、土合、陳家園、西黃安、上溫都、韓峪、行邑、龐村、大興村、定縣、趙莊、堤南、韓合、饒陽、西張保、鄒村(1940);王莊、深南、賈村、四區、小李莊、安國北張村、崔章、西趙莊、陳南莊、曲陽齊村、新洞(1944)。對王林的研究者來說,因他極為珍貴的1941年、1942年、1943年三年的日記遺失,故不能列入此列19。
在艱難困苦的行旅中,王林劇本被劇團演出和修改的內容,常在日記中提到。1938年6月27日“日記”寫道:
晨曦從堤上林叢中映出,在河面上蕩漾著淡黃的金光,反照出霧的滃沄來。往西看卻不然,清明如鏡,一點霧氣也沒有。
今夜預備出演《家賊難防》。昨夜演《警號》,想不到莊稼人也極贊賞。
八時起開始公演《家賊難防》,成績尚佳。如無張錫三飾孫老德,趙英演小香,此劇甚難演得出。我真料不到這戲竟能在冀中區公演出來。不勝喜甚。
“滃沄”做“水盛”“云起”解,形容當天“清明如鏡”的好天氣,連老天爺都出來幫忙。《家賊難防》是王林抗戰時期的一部重要劇作,被火線劇社搬上舞臺,而且兩位主演十分賣力地對作品進行了淋漓盡致的詮釋,在冀中農民觀眾中一炮打響,難怪王林當時的心情這么好!
可惜好景不長。該劇演出以后,很快遭到戲劇同行包括冀中領導的“酷評”,一時令作者大為沮喪懊惱(這可看作王林創作從此“走下坡路”的開始)。
來冀中短暫訪問的陜北文藝工作團認為,《家賊難防》的藝術缺陷是:
大太太還嫌不顯明,應叫老媽再早些出來點明一下。……結尾時不緊張。
漢奸的理論能把握實際,容易打動群眾,正面的反駁太抽象……漢奸表現太放縱,應當柔和一點。
第二幕尾換裝時,本來因為演員身穿女裝不樂意露丑,無形中反倒增加了效果。急然想到:在第一幕尾小演員應當提一聲。(1938年7月12日)
三毛(黃敬。這是其乳名,還是王林給起的“外號”,有待考解)指出《家賊難防》的缺點是:
1.合理負擔是樂捐。2.只提八路軍共產黨,不好。3.苛雜取消,于地主也有益。4.工農會是團結民眾對日,并非階級斗爭機關。5.國共間的抗日差別提得太多。6、地主特權,對民主了解錯誤。7.不要給希望國民黨的幻想,不要把群眾推給國民黨。(1938年7月26日)
陜北文藝工作團認為劇本在藝術上不夠成熟,黃敬覺得王林沒準確把握好政策。
五幕劇《偉大的兩年間》是王林看重的另一個劇本。像以前一樣,他是一個在文學創作上急于求成的作者,匆忙構思和起筆,倉促完成,心里有崇高的理想目標,但不耐煩深思熟慮和反復打磨20。當時,他被調到太行山參加“整風”,匯報思想、陷入愛情諸事纏身,即使如此,“這期間寫了兩獨幕劇:《對癥下藥》和《神》。又將《我們的堡壘》分解,改為《對華新政策》(第四幕)、《人財兩空》(第二幕)”等(1944年4月12日)。孫犁曾說他習慣不好,“寫作急促,令人感到草率”(1953年5月6日),時達批評他“文字‘粗’,不如孫犁的細”,還“故事故意傳奇化”(1955年6月18日),王林也多次反省自己這種“急躁”性格。21不過,由于戰地環境頻繁轉移,生死常在兩可之間,且要求戲劇要為群眾、戰士服務,所以不光王林,其他作者粗制濫造的劇本其實不少。
也由于如此,梁斌批評《偉大的兩年間》說:
取材太寬,不夠典型,不深刻,有時專門表現男女問題,又太窄。應取一方面材料,如對敵斗爭,或反蠶食等。在寫法上:從第一幕到第五幕,取材不夠,僅只拿崗樓不夠典型地表現偉大的兩年,五幕情節也不太好。表現民間疾苦,敵偽勒搶不夠淋漓盡致。正面寫不如從側面寫……統一的動人的故事少,大戲不應少此。(1944年9月22日)
梁斌的結論:“僅有現實性而無戲劇性,人物也皆一律。只是年歲不同。”
這回倒是王林劇本寫作更重視“政策”,梁斌卻批評他作品“藝術不足”,令他左右不好做人。這回他真是生氣地與梁斌拍桌子了:他愿修改,梁斌說只能改成小說,他倒“要試試真理在哪方面(1944年9月25日)。
帶著上述不斷積累的怨氣,在“日記”(1939年9月8日)里,他會找機會對這些朋友的批評一一反駁:
要莎士比亞化,不要把主角變為時代的傳聲筒,而要具體地描寫現實。
——恩格斯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六日致拉薩爾信
藝術家用無數微小的人物來觀察,而創造出人類普遍的典型。
抽出最本質的特征、習慣、趣味、動作、信仰、談風……
把許多主人公本質特點抽象了,分離了,然后再把它“具體化”,概括于一主人公的姿影……
即使想要大家明白理解過去的毒惡的丑處,那就應該使自己的觀察能力發達起來,能夠從今日已達到的高處,去觀察未來的偉大的目的,那樣才行。
——高爾基
到了1945年,王林創作旨趣轉向小說方面。在他看來,《十八匹戰馬》是《腹地》之外最重要的小說,2009年七卷本的《王林文集》還特意選了這篇作品。沒想到,胡丹沸和張庚對這篇得意之作不以為然:“胡丹沸看了《十八匹戰馬》《五月一夜》,說我的語言不新鮮,沒有新時代的感染力,不調和。張庚也說,有時,什么文言,文言白話,很土的語言,一齊來。有些才子氣,隨隨便便的不在乎。有時描寫一個正面人物,也用一套諷刺筆調。”似乎故意氣他,“胡丹沸說楊朔的《大旗》,語言上有新創造”(1946年5月29日)。王林小說語言隨便拉雜,曾經是朋友們批評的重點,而他善用“諷刺筆調”描寫正面人物,也是《腹地》的不足之處,被多人批評,甚至好友孫犁也批評。在解放前后日記里,王林流露過把他與孫犁相比,而輕看自己藝術成就,有所不滿的隱晦心曲22。
創作上的連遭挫折,影響他的工作和心情。他認為繁重的社會工作,損害威脅一個作家的藝術創造活動。王林“創作與工作”的矛盾,在當代作家中不是個例,像茅盾、巴金、丁玲、郭小川等,茅盾對作協要求提供寫作計劃不滿,郭小川由此與劉白羽發生沖突(對于當代作家來說,是做社會人還是作家,對他們確實是一個不小的考驗)23,而王林,拒絕了黃敬要他做GOP(保衛工作)的建議,還在前者任命自己為《冀中導報》社長后,留下“王林去也”的字條24,實乃冀中根據地的頭等新聞。他承認,“我終身只能做點文學工作”,當然它“和偉大人物的無我精神”,“實在相去太遠”(1939年5月16日)。
王林崇尚英雄,厭惡花草鳥魚25。他重視社會題材、嚴峻斗爭,認為革命時代文學應符合實際環境的矛盾性和多重性,英雄人物刻畫,不會因為描寫其性格的缺陷、怪癖和特立獨行而折戟,反而會綻放出崇高嚴肅和感人的色彩。這種性格取向、審美趣味,讓其文學天平很容易倒向蘇聯當代文學。
他在一則日記中,引用基爾勛在1934年蘇俄作家大會上的一段話:每個革命者“必有他自己的、個人的特異的性格。在我們的劇本中,我們集中注意于整體,這里描繪每個(革命者)的性格,完全忘記了這種性格應該透過英雄的特殊情形而顯露出來。因此在蘇俄戲劇的制作中,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對著真實的豐富的性格而斗爭”(1938年9月6日)。鑒于親歷過冀中“這種犬牙交錯的戰爭”(1939年6月9日),所以能感觸到經歷復雜內心矛盾的托爾斯泰,蠶中抽絲的特殊功夫:“《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人物和生活,該是多么渺小和無聊啊,但是托爾斯泰卻描繪得這般生動和偉大。這不能不說是各時代的人物和生活是一樣的”(1940年3月7日)。
他承認是沒有改造好的“小資產階級”,承認有許多像自己這樣的知識分子,故而贊賞列寧在論托爾斯泰時的這段話:
托爾斯泰觀點上的矛盾——不僅是他個人思想的矛盾,而是最復雜的矛盾條件,社會影響,歷史傳統的反映,決定了在改革前后的時代里,俄國社會各種不同階級與階級的心理(1940年6月25日)。
他還驚嘆卡達耶夫的《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他在十月革命、蘇德戰爭的背景中創作,仍然敢寫“暴風雨的十月”,“對烏克蘭鄉村的風俗習慣‘毫無’影響”(1944年5月14日)。”“《被開墾的處女地》那個白俄陰謀隊長煽動農民那一段,對我很大啟發”,在這里,“村農會許多都被幾個地痞把持著,而利用農會的名義,招搖撞騙,無惡不作”(1939年8月8日。此處為修改劇本《蒼蠅》的創作體會)。
三、心理現實主義
王林自況(1940年10月16日):
我受廚川白村和魯迅的影響太深了,所以形成了今天的怪癖不群的性格。
作家讀幾本書,性格心理的傾向就一定向書本方面傾斜、固定,也不見得。但由此觀察王林小說與“心理現實主義”思潮之間的糾葛現象,倒有一定的意義。
心理現實主義是20世紀初興起于歐美小說創作的思潮,主張在現實描寫中融合心理探測、性格刻劃和環境狀態,借助象征、怪誕手法來展現人物深層意識,代表作家有亨利·詹姆斯、喬伊斯·卡羅爾·歐茨、沃特·阿比什、雷蒙德·卡弗、杰羅姆·大衛·塞林格等。他們重在強調作者的主體意識和敘事維度,比如克蕾斯特·沃爾特提出“第四維”概念,認為敘述者的真實存在決定作品的時代深度;歐茨主張創作從“公共自我”向“私人自我”演變,挖掘潛藏靈魂的真實性,而亨利則通過細膩的內心活動來塑造人物。這些作家的常用手法有:(一)心理探測;(二)象征與怪誕;(三)環境與心理交叉。
在亞洲,日本人廚川白村所著《苦悶的象征》,和魯迅的譯介與上述思潮均有一定的關系,不過其源流卻是柏格森的“自覺主義哲學”。廚川白村原名廚川“辰夫,號白村”,“大阪府第一中學出身,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得文學士學位;此后分住熊本和東京者三年”,“為第三高等學校教授”。因重病“割去一足”,不過仍能游歷美國、朝鮮26。廚川死于1923年9月日本關東大地震,遺著1924年在日本出版后即被魯迅譯介到中國,他教書的時候,曾將此書作為北京大學、師范大學和女子師范大學的教材。魯迅說,該書“以進行不息的生命力為人類生活的根本”的柏格森哲學,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而完成,主旨是,“生命力受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乃是文藝的根底,而其表現法乃是廣義的象征主義”27。魯迅譯它,曾在心理乃至文學創作上受其啟發,此觀念風習,同樣在同代人的創作中傳播(如郁達夫、田漢和豐子愷等)。
廚氏該書分《苦悶的象征》《創作論》《鑒賞論》《關于文藝的根本問題的考察》《文學的起源》共五章,詳述了文藝消解疏散苦悶的功能,它在個人身上如何發揮作用,也包括在時代和整個社會如何發生作用,及重要到何種程度等問題:
自己生命的表現,也就是個性的表現;個性的表現,便是創造的生活。
文藝是純然的生命的表現;是能夠全然離了外界的壓抑和強制,站在絕對自由的心境上,表現出個性來的唯一的世界。
他稱為力比多……因了病人自己的道德性,或者周圍的事情,受到壓抑和阻止,因此病人的內在生活上,便受了酷烈的創傷。
個別抽象的思想和觀念,決不成為藝術。藝術的最大要素,是在具象性。
文藝,是生命力以絕對的自由而被表現的唯一場合……不受什么壓抑拘束地被表現著,所以總暗示著偉大的未來。
歌(即文學)是精神的,都是在得了生命的自由解放和昂奮跳躍的時候,給與愉悅和歡樂的東西。
即使暫時,也想借此脫離人間苦的一切痛切的欲求。28
有材料顯示,王林多次讀過《苦悶的象征》(最早見1937年7月8日“日記”);卻無直接材料證明,他讀過亨利·詹姆斯、喬伊斯·卡羅爾·歐茨、和沃特·阿比什的“心理現實主義”小說。不過,在日記里,他經常把該理論運用于對自我心理和女性行為的分析。
“苦悶的象征”,不僅對王林長篇《腹地》描寫辛大綱個人性格,以及辛大剛和白玉萼情感糾葛有重要影響,這影響似乎也波及了他現實生活的其他領域:
許多人都說我私生活不錯(黃敬說他在青大時期“非常嚴肅”),可是我自己深知道這是我內心矛盾斗爭,好的方面戰勝的結果,我決不是沒有壞的要求的,例如性的問題,有時候沖動得非常厲害,渾身好似觸了電般的麻木許久……但是事一到眼前,一切顧忌便都來到了……(1939年9月24日)
長期的戰爭,使很多人心理疲憊,個人心理處在高度緊張壓抑狀態,已是該區域的一個“社會問題”,而不為外人所知(1940年1月17日、27日、2月9日、3月13日、28日)。他在借讀屠格涅夫《貴族之家》的時候解釋說:
潛意識的活動在現實生活中占有很大的地位,但既無潛意識,無人特別(有意識的)注意,而在普通文學中也少表現。
潛意識的活動有時于無意中表現出來,有時從側面襲擊旁敲出來,有時從相反的故意避諱中表現出來。
潛意識活動多半是本性的,然而人還活動在社會中,受社會道德的監督。所以……常被抑制。(1940年2月13日)
有材料證實,長期單身造成了他嚴重的心理創傷,以致在1946年夏結婚時暴露出來(“我謹慎得守身如玉,結果落了個這個”,“如果在半年以后我治不好,改善不了,我要自動向組織聲明,各奔前程。她聞此轉過身去,不久抽搐起來”,“她又坐在椅子上啼哭”,“她從此精神失常,睡不安生,以拼命工作解除痛苦,轉移痛苦”,見該年9月5日“日記”)。不過,故事最終“花好月圓”(經段大夫診斷,“那病可能是”什么的“結果”)。
除《苦悶的象征》和魯迅的影響,王林也受教過現代文學其他作家前輩的作品。1931年秋,沈從文在青島大學國文系開設“小說習作”課程,“聽課‘起始約有二十五人’,‘一年以后便只剩下五個人’,其中就有‘旁聽’的王林。按沈從文的說法,王林‘居然大膽用我所說的態度和方法,寫了許多很好的短篇小說’”。同學臧克家回憶,“1932年12月《現代》2卷2期發表的王林的短篇《歲暮》,署名懏聞,正是出于沈從文的推薦”29。在課堂上,想必王林一定讀過沈老師介紹的小說,如郁達夫的《沉淪》、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沈從文的《劫余殘稿》,同時驚嘆于他們大膽、深入且極為坦率的心理描寫。在戰地,王林難以在劇本里發揮,可仍然能在日記中練筆(1940年2月13日“日記)。因為作家的文學觀念和生活觀念,體現在其創作的作品和文學批評中,也或在“生活日記”中找出某些蛛絲馬跡:
1937年5月24日他寫道:等他“輕快地漠然地離開后”,她才深刻和明白地感覺到“自己是深陷在愛他的苦海之中了”。
1940年6月8日他寫道:“抱著多么熱烈和急切的熱狂到聯大來,希望能見到UL,然而她并未在戰斗劇社……我一聽到UL到晉西北了,心中立刻被什么啃噬得痛起來。……因為打光棍快半生了。我以為我可以抱這態度貫徹始終。但是痛苦的悲劇,屢次的悲劇。”
1944年1月26日他又寫道:LEP“在不亮的燈光,她好像直想法看看我,我卻立在人影后極力端詳她……”“我一天沒有洗臉,唯恐第一次即給她個先入為主的不良印象”,然而她很大方,“好像毫不在乎”,卻又隔三岔五地不回信。
該年4月18日他寫道:“特別是她那黃瞳眸,更引起我一種深遠的幻想的三四年前我對她的迷戀和魯莽追求”!可當她來到,“我卻不自然起來了”。
1945年7月4日他寫道:村姑香瓜坐在門檻上織毛衣,過一會,她又走到門口一次,和他們說話前“先瞅了我一眼,一掃卻又急忙轉到他們身上”。“她那對我的眼神和笑色,仿佛對我有無限情”。
9月2日他還寫道:忽然在場上發現一少女,“穿著本地織的花布”,“臉兒紅潤得放光彩”,我“敢大膽地承認,她愛我!我更是愛她”!
1945年10月20日、24日、25日、28日、30日、31日,11月1日、2日、3日、10日、13日、18日、19日、20日,以及后來數日的日記寫道:我認識了農村年輕姑娘劉桂欣,她大概“對我有了感情”,我問她比她大十幾歲有沒有問題,一會說有,一會又說沒不在意。我教她練字,給她讀蘇聯小說。當我明確示愛,她“哼的一聲害羞得撲在我的肩胸上,抬不起頭來”,既未拒絕(還一直保持來往),也沒明確答應。孫犁居中熱心做工作,前者在街上故意躲孫。這件事拉鋸糾扯了大半年,最后無疾而終……
四、《腹地》的寫作時間和地點
僅僅注意《日記》,而不研究作品《腹地》是沒有價值的。有人贊揚說:“1942年‘五一大掃蕩’時,他未轉移太行山區,堅決要求留下,親身經歷了那段艱難殘酷的歷史”,“他記錄下所見到的一切,為創作積累素材,如今卻成為鮮活的冀中軍民抗戰圖卷”30。遺憾的是,因王林1941年、1942年、1943年“日記”全部遺失31,回憶該長篇寫作的史實少得可憐,能看到的,僅有《王林日記》及其他零碎的材料。
最早記載寫作時間的是1944年1月26日“日記”:“在我來到滄石路北前,三月間我剛完成了我的《腹地》……”據此推測,“三月”顯然不是指1944年,而是1943年的三月。這意味著,他先將剛完成的手稿埋于老家衡水某處“地下”,再跟著部隊過了滄石路。“滄石路”是一條連接河北石家莊與滄州,以及京津和山東的鐵路,承擔著晉冀魯三省物質的運輸。初建于1919年(初為土路),1928年因資金停建,1935年擴充為寬磚面路,1937年被日軍占領,用于運輸兵員和掠奪物質,同時作為分割冀中根據地“鐵環陣”的關鍵通道。王林就此跟著部隊跳出了敵人的重兵包圍圈。
侯金鏡指出作品的寫作地點是:
在抗日戰爭最殘酷的時候,王林同志在敵人的據點村,掩護在“堡壘戶”的家里,夜間用麻袋遮住了屋子里的燈光,寫下了這部長達四十萬字的“腹地”。32
還有關于呂正操將軍有關寫作的地點說:
他堅決要求留下,親身經歷那段艱難殘酷的歷史,遂在地道里寫出長篇小說《腹地》。33
侯金鏡1939年隨華北聯大文工團到晉察冀邊區,1942年調任冀中火線劇社副社長,與王林有交集,冀中軍區司令員呂正操是王林上級,他們所述應該真實。可這些“地點”有點虛擬,缺少具體時間佐證,且存在某種漏洞。
對創作時間和地點的進一步求證,要到1945年抗戰勝利,才有浮出歷史水表的時代條件。因戰事頻繁,根據地文藝界對這部作品的反應,1946年被“日記”首次提及。張庚說,“《腹地》主人翁有些不形象,像是作者的傳聲筒”(5月29日);第一節到第六節氣魄大,是寫村里建設,辛大綱卻未參加,“到劇團搞戀愛去了”。作者用一套諷刺手法寫辛大綱,“總使人感到是消極人物”,因此不典型(原則性不強)。辛寶發這個人物特別有趣,“但也未展開下去”(31日)。作品被評論讓王林很高興,他表示:“《腹地》我當加速度修改,修改后寄去。”不過,對眾人不甚注意他的創作表達了不滿:
抗戰八年來沒有人對我的劇本和小說有過正式批評(筆者按:有關劇本不確),我實在感到喪興。……對不合口味的意見,我常當面不能立刻接受,然而回去必然寫在日記上,而且很久很久的自己默默考慮的。(1946年7月8日)
可是——要知道——他創作上的勤奮在冀中乃至在晉察冀,實際是不多見的。心里暫時沮喪之后,他轉念又慶幸地想到:
在冀中見天呼吸著悲壯而偉大的空氣。今天的文藝家不來這里吸取靈感,那可白活在這個時代了。(1944年3月7日)
文藝界的遲到反應和作者的不悅,實際透露出一個事實,小說寫作地點所以難以確定,跟它構思完成于動蕩不定的戰爭之中有極大的關系。跟孫犁在阜平、延安完成他早期的成名作不同,《腹地》是王林在槍林彈雨當中創作的。令研究者高興的是,2025年秋第一次披露的王林的《交代》一書,不僅填補了三年遺失日記的某些空白,而且記載了(主要靠回憶)作品大致的寫作地點。34同時證明,王端陽所謂日記被“抄走”或“遺失”之說,并非空穴來風35。
《關于黎周的情況》36回憶,1942年3月,冀中領導機關得知日偽要對冀中根據地“舉行空前殘酷的大‘掃蕩’”的情報,立即作出凡不能直接作戰的人員,一律分散到群眾中去隱蔽的指示。不久,中央指示冀中區一級黨政軍領導機關撤銷,只留下地委以下各級組織,于是王林化裝成農民,從六地委轉移到了七地委。《腹地》寫作地點及時代背景由此而浮現。據《關于高鐵英的情況》37證實,1942年6月,他隱蔽在安平縣城西滹沱河南沿邢王英一個群眾家(《腹地》一開篇就出現了滹沱河兩岸景色的描寫)。這一時期,“我在安平縣城北(滹沱河北)毛山街聽見遠處槍聲”(《冀中反日寇“五月大掃蕩”的情況》)。接著他逃到義門河口、南廟村、深縣得朝村,又轉移到饒陽縣南善、北善村,再回深縣大馮營村,不久再赴安平西楊各莊,挖地道隱蔽。《我家成分和胞弟王韞的情況》38也證實,1942年冬到1943年秋,王林在六地委所轄深南縣一帶隱蔽39,不過“常回家”。《關于劉毅的情況》40記述,1942年8月間,他在安平縣彭營村碰到戀人劉毅。《冀中文建會和〈冀中一日〉》還寫道,剛開始,他曾跟隨文建會在深澤、定縣、安國和安平四縣交接的邊緣村莊轉移及隱蔽41。如果說,《腹地》收集創作素材和寫作的時間,在1942年到1943年之間,可推算,以上所述即該作品寫作的不同地點。令人驚喜的是,我又偶爾查到1947年11月10日“王林日記”,得知“我在一九四二年冀中‘五一’大掃蕩后,潛伏在德石路旁,以冀中‘五一’大掃蕩為中心,寫了一部小說《腹地》,約有二十三四萬字”的準確信息。能夠想象,他是隨身帶著手稿,一邊搶著寫作,一邊又不斷跳出敵偽包圍圈、頻繁隱蔽轉移的。侯金鏡有關在抗日戰爭最殘酷的時候,王林同志在敵人的據點村,掩護在“堡壘戶”的家里,夜間用麻袋遮住了屋子里的燈光,寫下了這部長達四十萬字的“腹地”的觀點,顯然不是他的臆測,而是不容置疑的歷史事實。不過,這個“堡壘戶”(堡壘村),估計距他老家衡水不遠,否則怎么這么就容易“回家”?
但鐵打的事實也會有“縫隙”。大量的抗戰史料證實,日偽從1941到1943年幾年間對冀中根據地的大掃蕩,據點和交通溝像密網在各縣區之間設置,對我軍民生死存亡的嚴重威脅,達到了空前殘酷的程度42。這些極為真實的歷史文獻證明,在一次次大掃蕩之中,“化裝成農民”在冀中各縣區村莊隱蔽轉移的王林,不要說帶著四十萬字的《腹地》手稿,即便攜帶幾頁手稿,在各關卡的嚴格檢查下,也會暴露身份,隨時有被捕、犧牲的危險43。所以,王林“1942年冬到1943年秋”,他在六地委所轄深南縣一帶隱蔽,不過‘常回家’”的敘述,十分真實可信。另外,值得一讀的,還有他1969年4月4日親撰的一份“交代”:
當年秋末我由黨的秘密交通站送到六地委,交了組織介紹信。六地委機關當時在深南,于深南縣委研究,叫我先回家隱蔽,等選擇好了適當的堡壘村和堡壘戶,再由區委通知我。回家不久,就聽傳說本區區委書記被捕,又傳說表現不好。我怕他領著敵人來我家抓捕我,我又想起周小舟給我的派遣任務,我就利用前磨頭鎮(也是火車站)大集市日上火車去北平了。44
根據上級指示,這種就地隱蔽“保存實力”的個人行為其實合情合理(相較于楊沫這種外地口音干部,王林的“回鄉”或轉移隱藏會更安全)45。因為,“交代”寫于一個特殊年代,作者自述“脫黨”,應有“夸大”之嫌,如結合周小舟任務和當時環境條件,亦可看作無數次合理的“轉移”之一。好在它與《交代》一書提供的《腹地》寫作地點大致吻合。研究者據此想到,四十萬字的作品手稿,也許就在“常回家”的路途中,不斷添補內容、同時把剩余的手稿帶回,“埋藏”于安全地點,才使這部長篇小說得以保存。
五、《腹地》評價之一
《腹地》雖然1949年、1950年兩年連印兩版,達到兩萬冊,然而這部“差點”成為經典的作品,一問世就留下了隱憂的火患。
《交代》披露了賀敬之、周揚對《腹地》的不滿。他們認為作品“暴露黑暗”,把冀中根據地寫得太黑暗(不過周也在會議上另有“寫得還太光明了呢”的話)46,這與此前張庚主人公不典型,“正面人物”寫成“消極人物”的看法相似,47均在“歌頌”還是“暴露”的問題范疇。周揚從延安到晉察冀擔任華北局宣傳部長,冀中區黨委宣傳部以黨組織名義將《腹地》原稿送給他看(其實是審閱),他一直推說沒看完,除確實繁忙以外,也有不想表態的意思48。不過,周揚們的評價不代表個人,而是“集體的聲音”,是一種價值導向,它后來成為權威性的文學批評尺度。這一尺度對《腹地》確實不利。
解放初期,評價《腹地》的代表人物是孫犁、陳企霞和侯金鏡。《腹地》1949年9月在天津“新華書店”出版,一個月后,好友孫犁在他主編的1949年10月8日《天津日報·文藝副刊》發表了第一篇評論文章《腹地》。他在肯定“本書最精彩的地方還是真正寫出了冀中人民的生活的戰斗的情緒”乃是“地道的冀中人民的情緒”,他也替小說辯護:“然而,是不是還有在我們抗戰那艱苦的八年,嘲笑過我們吃小米,衣服襤褸,武器落后;在進城以后又嘲笑我們山溝里長大,穿粗布的架子,吃小米的肚子——的那些人們,在讀過這本書以后,又嘲笑我們:你們不是也有落后黑暗?你們不是也張皇失措過?你們不是也東逃西散過?你們不是也悲觀失望過嗎?”這段話,有針對來自權威解放區的人士之意,目的自然是要把作品地位抬高。
不過,陳企霞并不買賬49。在《文藝報》第三卷第三期、第四期,他連續刊發長文《評王林的長篇小說〈腹地〉》,這篇文章,代表了當時“粗暴批評”的輿論動向。陳氏認為《腹地》的“嚴重缺點”是:一、作品反映1942年冀中根據地反掃蕩“這一壯麗的民族史詩性的題材”,應該塑造出自己的“英雄人物”形象。然而,殘廢軍人辛大剛,從前線回到家鄉辛莊后,卻陷入“寂寞陰沉”“頹唐”和心情灰暗之中,聽信父親對村子的“不滿”,羨慕蛻變分子辛寶發娶了自己過去“相好”的姜紅文,并且生活豐盈富足。基于這些,辛大剛的描寫沒達到“典型人物”的要求;二、小說前半部,作品寫辛大剛在村子里游逛(躺平),狂熱地愛上村劇團年輕漂亮的女演員白玉萼,竟然“自己掌握不住自己”了,他主動要求到劇團拉胡琴,為了與她耳鬢廝磨、糾纏不休(遭白玉萼婉拒,兩人真戲假做),還在村子里引起了“軒然大波”,被開村民大會“批斗”——罪名是,對愛戀完全喪失“正確態度”和“原則”;三、小說前半部,通篇都在以玩笑口氣“丑化”干部群眾,比如寫村劇團演員的輕佻和裝腔作勢,劇團演出時,臺上演員和臺下觀眾相互對罵,村民大會開得嘻嘻哈哈。又如寫村里干部長相奇怪,全村的權力,被狡詐陰險的村支書范世榮掌控。大掃蕩時,這位投機分子竟膽怯逃跑,躲到鬼子炮樓附近村子里去了(此處最安全)。陳企霞下結論說:這部長篇有嚴重的“自然主義”的傾向50,“作者用自己特殊的邏輯,用十分拼湊的方法,吃力地、生硬地‘完成’一個英雄”,而且用“病態的、不健康的”來描寫現實生活,必然會使作品喪失了“教育人民”的作用。權威雜志的觀點,容易讓王林的朋友,聯想到作者創作理念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以及由“苦悶的象征”影響發展而來的欣賞“自然主義”和“心理現實主義”心理趨向。
“粗暴批評”傾向被1956年的“雙百方針”所糾正。文學界對之前《文藝報》粗暴對待作家作品,不尊重作者,亂打棍子、扣帽子的做法普遍感到憤怒,他們都把怒氣發泄在該家報紙上(丁玲、馮雪峰、陳企霞因此倒臺,改由周揚信任的張光年接任):周若予譯的蘇聯《共產黨人》上的《關于文學藝術中的典型問題》,認為文藝應該堅持階級性,但不等于是煩瑣哲學,如果把典型僅僅看作社會本質的煩瑣哲學的議論,那就曲解了現實主義藝術中藝術概括的作用(《文藝報》1956年第3號)。王爾宜的《且說當前的文藝批評》,指出這些批評的致命缺點,“存在著忽視藝術的傾向”,而是把思想性和藝術性“割裂開來”(《文藝報》1956年第9號)。就連周揚在《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會議(擴大)上的報告》(《文藝報》1956年第5、6號)中,也提出要克服文學創作和批評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傾向,也“自然主義”網開一面,認為“自然主義有各種各樣的表現”,應加以分析,而要簡單論之。侯金鏡在1956年《文藝報》18號發表文章《試談“腹地”主要的缺點以及企霞對它的批評》,可視為是對《腹地》的第一次“平反”。
侯金鏡批評了王林長篇的不足,對作家作品有“同情和理解”,更是對陳企霞造成的惡劣效果的“撥亂反正”。他說,文學批評、研究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傾向”,這幾年產生了“很大危害性”,它“武斷”“粗暴”,以勢壓人,“對作者的立場宣布可怕的判決”。這種批評風氣,“使一些從事文學創作的人惴惴不安”;其次,《腹地》把滿腔熱情歌頌冀中根據地的抗日斗爭,和抨擊混入基層黨組織的“黑暗勢力”——“這兩種斗爭交織在一起”,愿望本來很好,只不過作品“沒有很好地實現他的意圖”,導致作品變成了“一部沒有經過認真地加工和錘煉的,不成熟的”,在主題明確性和藝術完整性上“存在很大缺點的作品”。不過,他對作者當時創作的狀態表示理解,說造成“缺點”的客觀原因是:在抗戰最殘酷的時候,“王林同志在敵人的據點村,掩護在‘堡壘戶’的家里,夜間用麻袋遮住了屋子里的燈光”,寫作這部長達四十萬字的長篇。主觀原因是,后來在出版前,他僅對作品做了“局部修改”,沒有下大功夫,“動大手術”,就“帶著那些缺點付印了”。他說,介紹這些情況,“并不是要讀者降低對作品的要求,原諒作品的缺點,替作者諉卸責任。但是,了解了那些情況,對于我們評價這部作品時的耐心、冷靜的態度是有益無損的”。他的意思是,既要看到作品不足,也要回到創作現場,對作家要盡量地“耐心、冷靜”。
他接著說,作品這些缺陷:一是由于“作者生活不足”;二是兩個主要人物,辛大剛、范世榮沒有寫好;三是細節、場景臃腫、膨脹,沒有圍繞小說主線來展開;四是辛大剛性格里的“悵惘情緒”,這一情節在整個作品里,沒有發展,沒有交代,和作品主線“失掉了聯系”。這種問題,在作品里很多。也許是對作品的命運早有“預感”,1947年還在晉察冀的時候,王林就在日記里承認,作品寫于著名的文學理論之前,而自己沒有領會好“精神”,在出版前,又沒有改過來(到底還是犯了“急于求成”的毛病)51。
六、《腹地》評價之二
導致《腹地》折戟的原因,不能都算在粗暴批評身上,作品結構、故事發展、人物關系及形象塑造等方面的缺陷,也是批評家關注的重點。
孫犁未因兩人是好友,就放松對作品藝術的要求。他說:“關于領導的力量,在小說的表現是薄弱的”,這在辛大剛身上提現得更加明顯。作者意圖是表現他先進的思想和行動的頑強性,卻“為了烘托他,寫了他父親的堂叔父的陰暗的心情,寫了具備那樣充沛的新一代的精神的二強也受了低暗氣流的影響”。隨著情節發展,他“竟有那樣一個長時期處在一個腦人的煩躁里,我覺得個人的偶然性的情緒變化寫得太濃重了一些”。村里工作,因為劇團的一次男女關系而突然塌臺,全體干部都要看范世榮的眼色行事。白玉萼給人的印象,只是辛大剛和范世榮糾葛的樞紐。作者聲稱是“探索英雄靈魂的一個圈套”,可是,自然主義描寫,浪漫主義的因素,一直伴隨著辛大剛性格的展開,到書最后也是如此。小說不少地方還寫得可笑,這就“減少了嚴肅性”。在藝術處理上也有不足,如這本書結構不夠均衡,前半部臃腫,像吃一條肥美的魚“有點難啃”,而“尾有些輕飄”,過渡不自然;還有文字小節,“有時不夠洗練,有時拉雜”52。
侯金鏡贊成孫犁作品結構不均衡的看法,同時認為,“‘腹地’最致命的缺點”,是沒有將辛大剛、范世榮兩個核心人物的關系,與階級斗爭相連接,并與“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緊緊地聯結”,作品細節處理不好:
細節、場景的臃腫、膨脹。作者把自己認為有趣的,但是和作品故事的發展與主要人物性格的形成和發展并無直接關系的生活,大量地充塞到作品里面去。像對村劇團活動的極為瑣細的刻劃,像兩次辛莊村民兵的游擊戰,像介紹辛大剛去參觀地雷制造等冗長的場面……故事的進展也極為緩慢,使人讀起來眼花繚亂,雖然當時被一些有生活氣息的描寫所吸引,可是合上書本以后,留下來可以咀嚼回味的東西就不多了。53
事實上,陳企霞文章既有“粗暴”的批評,也有對作品思想藝術的深入分析。文章開篇,他用整頁篇幅和誠懇語氣,談到采用冀中抗戰這一題材,認為對作品應該有很高的思想藝術要求。但作品讓他失望:一是作家“對英雄靈魂的探索”,只是順著父親的抱怨和“在村子里混下去”的想法,且一直“在渲染英雄對人事得失的一種無原則的、十分難以理解的感慨”;二是對辛大剛跟白玉萼的“戀愛”,浪費了前半部的大量篇幅,游離作品主線。
我們要求作者,當探究現實生活及其運動發展的本質而加以真實具體的描寫時,同時一定要和通過藝術從思想上教育人民的任務密切結合起來……特別在選擇作品的英雄這一問題上,不能以作者隨便決定的一些什么材料開進行雕琢英雄,或者以一些蕪雜混亂的垃圾來堆砌英雄……作品一定要答復這樣的問題,才使我們知道作家對現實的態度究竟是怎樣的,他對于現實生活的理解是否正確。他是否正確地看到英雄性格中的前進傾向,這種傾向,對于我們是生活和斗爭中最寶貴的,最重要的。
他還說,作品描寫范世榮參加革命的動機,僅僅是為改變自己“破落戶”的命運;作品片面把改變出身作為人物動機,卻未刻畫一個人在斗爭中的思想轉變,只是寫他雞毛蒜皮的“計算”;作品熱衷于范世榮的“權術”,而忘記了“革命組織內部、正氣與邪氣的日常性的嚴格斗爭”,在對比他與辛廣德這個正派干部時,甚至用了不少“糊涂”的“評語”。
而這樣描寫的,卻同樣說明了作者好像完全不考慮事件的合理與否,好像更不考慮人物心理與性格的真實與否。我們在作者在描寫其他很多人物中,可以找到無數類似的例子。
另外,小說《腹地》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章,本來“是整個事件的轉折”,“也是英雄辛大剛性格發展的轉折”。在這一轉折中,作者熱衷于描寫要求進步的弟弟二強“可笑的性格”,八路軍戰士在村莊居住的情節,只是為“喚起愉快的軍隊生活”回憶。雖然也寫到辛大剛在反掃蕩的勇敢行為,但這些零零碎碎的情節,已經不足以“撐起”整部作品主題和主人公形象“轉折”的意義。54
從幾個批評家的初衷來看,他們都希望《腹地》成為一部反映冀中抗戰題材的史詩性作品(侯金鏡甚至說過,“王林同志是和冀中根據地一同成長起來的”作家的話)。如果善意一點說,是王林《腹地》的運氣不夠好——因為三位批評者所講的“缺點”,以及藝術上粗糙的問題,并非《腹地》才有——在那些“速寫”的、“經典”作品身上也都普遍地存在——有的恐怕比它還要“嚴重”。另外,如果他趕上“百花時代”,或像《青春之歌》被茅盾、何其芳力挺,情形也會不同。一個作家的命運,并不都是由他個人決定的,想起這些,都不免叫人感慨。
注釋:
1 12 19該書經作家長子王端陽和冉淮舟,從十卷本“王林日記”中輯錄,內容涉及孫犁的地方有270余處,十萬字左右,收入“記憶文叢”叢書,北岳文藝出版社2019年出版。我曾以該日記為底本,寫過一篇較小的文章《〈王林日記〉中的孫犁》(《揚子江文學評論》2026年第1期)。
2 王林:《抗戰日記》,王端陽整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
3 外界無法看到原書稿,我請北大中文系的樊迎春拿到電子版,經人大文學院王秀濤幫助打印,始見十卷本全貌。
4 這部長篇經時任天津市長的黃敬向周揚推薦,1949年9月在天津“新華書店”出版,“初版本”版權頁較簡單:“著者王林,發行者新華書店,一九四九年九月初版,1——10000(T)。”次年由上海新華書店再版,該版權頁較為正規:豎排形式,“著者王林,出版者新華書店,上海四川北路新鄉路一號,印刷者新華印刷,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1950年3月,1——10000(SI)”。這一材料見王林1949年8月6日、9月6日“日記”。說出版后產生“較大影響”有一定的證據,如1950年5月31日“日記”記載:“我叫他們對《腹地》提意見。史東山說:‘要沒有《腹地》,我就寫不出《新兒女英雄傳》的腳本來。’”
5 近年來,一些學者為研究王林寫出了值得注意的論文,如楊聯芬《“紅色經典”為什么不能煉成——以王林《腹地》為個案的研究》、劉運峰《〈冀中一日〉出版考述》、劉衛東《再談“孫犁之病”——以“王林日記”為中心》、劉宗武《孫犁一生的三次選擇》、段華《我所了解的一段文壇往事》和王端陽《王林與孫犁》等(后幾篇文章,為我的碩士生于沐陽搜到)。其長子王端陽先生開辟的“公眾號”,引起眾多讀者的注意,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參考文獻,以及一些考證性的文章。
6 參見阿英《阿英序跋集》,河南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頁。
7 參見陳恭祿《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東方出版社2020年版,第227頁。
8 劉顯曾:《編后記》,《劉節日記(1939—1977)》(下冊),劉節著,大象出版社“日記文叢”2009年版,第955頁。
9 李輝:《編后記》,《吳祖光日記(1954—1957)》,吳祖光著,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頁。
10 李輝:《“大象人物日記文叢”總序》,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11 沈寧整理常任俠日記《春城紀事(1949—1952)》,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因“記憶文叢”整理者工作的進度參差不齊,故它從2004年拖延到2009年也沒最后出齊。
12 19 程光煒:《〈王林日記〉中的孫犁》,《揚子江文學評論》2026年第1期。
13 巴金:《巴金日記》,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頁。
14 15 16 17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35、241、266、267、268、269、270、74、7、8頁。劉燕瑾原為導演凌子風戀人,后凌去陜北,新婚后斷了關系。她1946年與王林相愛并結婚。
18 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黃敬紀念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25年版,第90、91頁。
20 在不同代的作家中,這種現象也不少見,比如通俗作家包天笑就承認:因給報館寫連載小說,自己就不如《孽海花》作者曾孟樸那么“句斟字酌,改了又改”,而是時常犯“寫了下來,不加修飾”的毛病。參見釧影樓《釧影樓回憶錄 釧影樓回憶錄續編》,三晉出版社2014年版,第238頁。
21 如1939年8月21日“日記”:“細思起來,是我太注重戲劇的效果和戲劇的架子了,沒有像做小說般的深入地探究人物的底蘊,人物性格的最深奧處。并且急于寫就,急于要他們在舞臺上動作顯明。”
22 王端陽、冉淮舟編《我與孫犁四十年——王林日記輯錄之一》,北岳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17、32、55等頁。第25頁寫道:“方紀引證聯大有人說我的《腹地》是‘不護自己的事業,(指冀中根據地)’,說我,‘干了一輩子文藝,將近四十歲的人了,還沒有賞識,我替他悲哀。’這些話真使我如刀刺心。”聯大,是指華北聯合大學,陳企霞曾是中文系系主任。
23 參見程光煒《鏡子里是自己》,《文藝爭鳴》2021年第1期;《群眾的權利》,《文藝爭鳴》2021年第2期。
24 劉亞寧:《只愛文學,不愛當官的冀中戰地作家王林》,見《妖嬈的野百合公眾號》,另見2025年5月14日《頭條新聞》。
25 此心理特征,可在《我與孫犁四十年——王林日記輯錄之一》中多處見到,如第102頁:“所謂‘孫犁風格’,一般地指不寫重大題材,有意避諱尖銳的、復雜的、火辣辣的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而只寫新時代的新人新事新風光,再加一點兒女情。兒女情也是淡淡的,像一縷輕煙一般飄渺,引人相思,引人入勝”,只是,“不會令人‘夢寐以求’,或者產生香艷的低級的肉感”罷了。
26 27 魯迅:《魯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232、235頁。
28 [日]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魯迅譯,陳智仁編校,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4年版,第4、12、15、30、74、97頁。
29 陳子善:《幽閉的陳莊》,《文匯報》“筆會副刊”2013年10月27日。
30 33 呂正操:《抗戰日記·序》,王林著,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
31 王端陽:《抗戰日記·后記》,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版。據整理者說,這三年日記,不知在戰爭年代丟失,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2004年,曾有網友在北京報國寺舊書攤買到一本“雋聞”寫的日記,并在網上發了部分內容,但無法確知這是否就是那三年的完整日記。
32 侯金鏡:《試談“腹地”的主要缺點以及企霞對它的批評》,《文藝報》1956年18號。
34 王林《交代》一書的內容,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個人思想檢討和對其他人的揭發材料,與十卷本《王林日記》前后由家屬捐出,作為“當代民間史料叢刊”被北京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中心收藏。
35 41 44 46 47 48 在那兩年,由于敵偽掃蕩頻繁,其修建的據點和壕溝如密網般在冀中分布,致使隱蔽人員生存困難,以上“回憶”,大概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參見王林《交代》,“內部交流材料”,第40、70、72、107、181、204、257、331、350、25、25、25、26頁。
36 黎周,是王林當冀中文建會副主任時,文建會編印室的印刻人員之一。因為有編印設備,該室人員沒隨大部隊轉移,而是隱蔽在當地村莊。直到1943年秋冬,兩人才在七地委經常隱蔽的另一個村莊偶遇,此時黎周已在七地委秘書室工作。
37 高鐵英是雄縣城關人。1938年,王林在“人民自衛軍”(冀中軍區前身)政治部宣傳隊時,初遇高。高初在文建會工作,1942年大掃蕩后,調到七分區一所學校,兩人失去聯系。
38 王林父親王朝富,1937年以前十幾年,任邯鄲立盛公司經理。立盛公司包銷怡立煤礦(今之峰峰煤礦)在某一帶的推銷業務,后該公司在王化堡有分號,在冀縣有謙亨煤廠,王朝富為股東之一。由此證實王林當時家境殷實。王韞為王林二弟,曾在天津一個小煤鋪當學徒。
39 《關于黎周的情況》曾說王林從六地委轉移到七地委所轄地區隱蔽,此處又說,他在六地委所轄的深南縣隱蔽,不知是什么情況。
40 劉毅,兩人1941年初識,劉時任安平縣婦救會會長,與王林戀愛,后分手。調往阜平晉察冀邊區的孫犁,不知這種變故,1944年寫過類似“尋人啟事”《二月通信——寄一個沒有到會的參議員》(信里提到劉),此文初見《晉察冀日報》“副刊”,后收入孫犁《孫犁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7、458頁。
42 參見冀中人民抗日斗爭史資料研究會辦公室編《冀中人民抗日斗爭資料》第36期(1986年。該資料出版過數十期)、冀中人民抗日斗爭史料研究會編《平津郊甸的烽火——冀中十分區第三聯合縣人民抗戰斗爭史料選輯》(1987)、冀中十分區第二聯合縣人民抗日斗爭史編寫領導小組編《冀中十分區第二聯合縣人民抗日斗爭史料》(1985)、晉察冀冀中十分區第一聯合縣抗戰史編輯委員會編《拒馬河畔的烽火》(1989)等。它們雖只是內部交流材料,但記錄、回憶史料之翔實,遠超出研究者的想象,無疑具有較高的歷史文獻價值,是研究冀中作家和晉察冀文學的基礎材料。
43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其中《難忘的日子 難忘的人民——一個女演員在“五一大掃蕩”中的驚險經歷》,詳細寫到她們三個女演員怎樣在堡壘戶群眾的掩護下,以及村莊干部被捕,寧可壯烈犧牲,也不肯交代她們藏身地點的感人經歷。第349—361頁。
45 老鬼:《母親楊沫》,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6頁。
49 一般文學史只注意來自陜北、東北權威解放區的文藝人士,對國統區文藝界的優越感,而沒注意,這種特殊“優越感”的輻射范圍,也延伸到了晉察冀等解放區。解放初期對晉察冀兩位作家王林、蕭也牧作品的批判,由丁玲、陳企霞組織,即為一例。
50在王林的《抗戰日記》里,表達過對“自然主義”、日本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和魯迅文學觀念等的過度欣賞。這種欣賞,被帶入到了作品《腹地》對主人公形象的塑造當中。
51 見王林1947年11月10日“日記”:《腹地》1942年日偽“大掃蕩”后寫成初稿,第二年4月脫稿,“去年(筆者按:指1946年)草稿有幾個人隨便看了,于是出了許多流言,說我這是‘暴露黑暗,不愛人民的事業’,甚至于有的則在背后和托匪王實味的《紅玫瑰》同日而語”。“起初我還以為自己出身富農知識分子,立場不穩;還以為因為寫前沒有見過毛主席文座會講話,沒有見過毛主席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所致。”“我后悔不先看了毛主席的文藝座談會講話再寫文章。自認灰心喪氣。”“在當時各個不同的解放區作家中,因為直到‘文座會’講話很晚,也都程度不同地有這種現象”。
52 孫犁:《腹地》,《天津日報·文藝副刊》1949年10月8日。
53 侯金鏡:《試談“腹地”主要的缺點以及企霞對它的批評》,《文藝報》1956年第18號。
54 陳企霞:《評王林的長篇小說〈腹地〉》(上、下),《文藝報》1950年第3、4卷。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