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仇·流浪·革命 ——長篇抗戰小說《大刀記》再解讀
內容提要:梁永生是當代著名作家郭澄清長篇抗戰小說《大刀記》的主人公,他在復仇、流浪和革命的變奏中完成了從民間草莽到抗日英雄的身份轉換。復仇體現了梁永生的俠性心態和俠者自覺,但復仇行為蘊含非現代性成分亟待改造;流浪中的遭遇及光怪陸離的社會亂象加深了他對社會生態和階級斗爭的認知,也使他的文化心理結構逐漸發生轉變;革命使梁永生的抗爭從自發走向自覺,傳統俠文化在他身上得到了改造和升華,并最終使他成長為一位革命戰士、抗日英雄。小說文本蘊含著雙層邏輯,表層是梁永生復仇的過程,深層則體現了革命話語對俠文化的改造。
關鍵詞:《大刀記》 俠文化 革命話語 民間草莽 抗日英雄
引 言
抗戰小說《大刀記》是當代著名作家郭澄清的兩部三卷本長篇巨制,2019年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2021年入選“百年百部紅旗譜”叢書和建黨百年60部“紅色經典初版本影印文庫”,其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可見一斑,與“三紅一創,青山保林”一樣,都是名副其實的當代文學紅色經典。但比較來看,學界對《大刀記》的研究則顯得不足。當前《大刀記》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其藝術品質、民族特色、史詩性追求進行分析和對“大刀”這一圖像型符號進行解讀等方面1。這些研究成果取得了一定成績,認可《大刀記》是一部具有民族特色和史詩品格的作品,但對《大刀記》文本深層隱含的俠文化影響及革命文化與俠文化互動的關注存在不足2。
郭澄清出生于燕趙齊魯交界地帶的冀魯平原,自古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齊魯多英雄豪杰,在這片大地上世代居住的人們濡染著尚武任俠、重情重義、粗獷豪放的俠文化精神,郭澄清自幼在這種環境中長大,地域文化精神深深浸染著他,這種生活現實中的熏陶在郭澄清的小說創作中以藝術的方式體現出來。《大刀記》內蘊的俠文化精神引人注目,小說主人公的種種行動都折射出古代俠客的精神氣質。俠文化在表層參與了小說人物形象的建構,在深層則與革命話語產生了價值耦合。革命話語對俠文化的改造過程既充分解釋了中國共產黨進行抗戰的合理性和執政的合法性,又體現了俠文化與革命文化之間公平、正義、守信為民的共性。
基于此,本文試圖從復仇、流浪和革命三個層面來分析長篇抗戰小說《大刀記》主人公梁永生從民間草莽到抗日英雄的身份轉換過程,揭示背后蘊含的現代革命話語對傳統俠文化的改造,以及自發的個人反抗行為匯入自覺的民族解放斗爭的艱辛歷程。
一、復仇:苦多心難平,俠氣碧煙橫
在《大刀記》中,復仇既是主人公梁永生反抗意志的具體體現,也是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的動力因素。“無論是個體復仇還是群體反抗,都體現了不屈的人們在專制強權和民族壓迫之下對人性解放、個性自由、社會正義和民族平等的執著追求,更體現出堅強的人們對生命尊嚴、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的維護與捍衛”3。梁永生為了個人的家庭的復仇而被迫走上流浪漂泊之路,見識了人心不古和社會的多重險惡,隨著時局的變化和階級斗爭向民族斗爭的嬗變,他的復仇觀念在國仇家恨錯綜交織的語境下超越了個人家庭的局限而升華為向民族敵人復仇的價值意蘊。
(一)俠客與革命:仇焰焚盡不平事
復仇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母題,為中國的傳統倫理體系所接納,中國史傳文學傳統中就不乏對復仇的記錄和書寫。《史記》中郭解少時不惜自身性命去幫他人報仇,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雪辱,豫讓漆身吞炭向趙襄子復仇;《漢書》中朱安世被捕后向丞相公孫賀復仇;《三國志》中韓暨結交死士報父兄被害之仇。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復仇事件不勝枚舉,為后世小說家們的創作提供了充足的養料。類似的歷史事件被文人作為素材加以改造、利用,俠客復仇的故事成為文人墨客的“寵兒”。例如,唐傳奇《補江總白猿傳》中歐陽紇為妻復仇殺白猿;宋代洪邁《夷堅志》中奇士陳俞在市集上看到暴徒欺負弱者即幫助弱者打死暴徒;《水滸傳》中武松為兄復仇誅殺奸夫淫婦、林沖風雪山神廟報復奸佞小人等等。《大刀記》作者郭澄清的閱讀范圍甚廣,自從“識些字后,經常看些《水滸傳》《西游記》之類的書”,這些古典名著對他“一生從事文學創作事業起了極為深刻的影響”4。從《大刀記》文本可以看出,鏟除不平、替人復仇是《大刀記》隱含的俠文化精神的生動鮮明體現。以俠文化的價值觀念考量,主人公梁永生的復仇行為中所體現的為鋤強扶弱、打抱不平、勇于復仇而不惜將性命倒懸的特質符合人們心目中對俠客的期待,擁有這些品質即當之無愧為俠者。
在《大刀記》中,梁永生被地主逼得家破人亡,父親被折磨至死,母親為保護年幼的梁永生而跳河,父母的悲慘死亡使梁永生創巨痛深。彼時梁永生不及束發之年,各方面條件不足以支撐他完成向“白眼狼”復仇的企求,但復仇的焰火一直在其心中燃燒并產生能量,此后他四處漂泊、學習武藝既是生存的無奈,也是復仇的希冀。有研究者指出:“‘復仇母題’是結構英雄傳奇類作品及其闡發俠文化的一種頗為有效的創作資源,而在俠文化的價值觀念中,復仇是俠者們樂以趨赴的行為目標,更是消除國理王法所不能裁度的人間不平以獲得一種心理平衡的重要途徑,這種‘平不平’的行為被認為是符合俠文化之‘義’的‘義舉’——張揚正義的一種實現手段,這種行動無論其主觀意圖如何,都在客觀上起到了對正義公道等民間大眾向往的群體準則的維護。”5縱觀梁永生的復仇之路,為一姓之家的復仇和為“窮”姓人家的復仇并行,階級復仇和向民族敵人復仇交織,復仇訴求和俠義精神共生。梁永生趕黃家鎮廟會,在橫行霸道者手下救出了楊氏母女。在天津街頭,梁永生遇到了軋死中國人的日本兵,心中怒火騰起,將日本兵載到一個角落打死。日寇的入侵,激起了梁永生民族復仇的火焰,在黨的領導下,他積極組織抗日游擊隊,身先士卒,視死如歸,從一介民間草莽逐漸成長為一位殺敵報國的抗日英雄。他的復仇觀念也隨著現實斗爭對象的轉變而發生嬗變,最終被賦予民族大義的意涵。可以說,梁永生的復仇行為與前文提及的史傳和小說在情節上形成互文,《大刀記》明顯帶有一定的歷史慣性,并超越了歷史的慣性,作家郭澄清可能借鑒或者閱讀過史傳或者古代俠義小說。但不管怎樣,《大刀記》在客觀上都與這些文本形成了明顯的互文關系,表面上看這是文際關系,實際上這種關系折射出的是人的社會性關系,它是社會關系的曲折反映,即《大刀記》與這些文本有著類似的價值判斷:在社會秩序失范時渴求正義。俠正好是平衡社會關系的使者,俠者出現并實施除暴安良、濟弱扶傾的行為是“禮失而求諸野”6的心態體現。
古代俠客的復仇對象多是個體確定的人,框定在生物意義上,與之相對,梁永生的復仇則體現出一種“輻射狀”,即以“窮”姓人家為中心,對所有施害者進行報復,因此,他的復仇對象從生物意義發展到了社會意義。此外,梁永生兼有血親和“窮”姓人家的報償者的雙重身份。為前者復仇是建立在血緣倫理上的義務,為后者復仇則建立在一種民間基本價值判斷上,正如拉法格提出的:“正義思想的人的起源是報復的渴望和平等的感情”7,“復仇——個人自衛和自我保存的行為——變成集體自衛和集體自我保存的行為”8。梁永生的復仇對象由確定個體變為社會群體,這與單純的復仇擴大化不同,集體對象擁有鮮明的階級特征,他們多是地主,有錢有勢,手眼通天,與官府狼狽為奸,一起欺壓、殘害“窮”姓人家,與勞苦大眾針鋒相對,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與無產階級進行對立。由此看來,梁永生所要征討的對象與共產黨的革命對象產生了耦合,此時的梁永生雖未受革命洗禮,不知道“階級”的真正內涵,但他帶著血與淚喊出的那一句“大刀哇大刀!窮人的血仇,還得靠你報啊!”9卻飽含了樸素的階級感情,這是外在革命對象的契合。“對于俠者來說,叛逆和復仇是相輔相成的。叛逆重在精神觀念,復仇重在行為舉動。”10在當時的現實語境中,權力和財富的把持者通常扮演的是勞苦大眾的加害者,窮人們受到大于自己力量的迫害后往往上天無路下地無門,只能“認命”。“認命”是一種妥協,這種逆來順受使梁永生在心理上難以接納,他有極強的反叛精神,他的復仇基于對悲慘命運的反抗,也是對黑暗社會的叛逆,更是對自由、平等、個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訴求。由此看來,俠文化和革命既有外在革命對象上的契合,又存在內在心理上的同構。從某種意義上講,梁永生雖然沒有成熟的階級革命意識和民族革命觀念,但他為勞苦大眾的解放而殫精竭慮、奮起抗爭的復仇行為,卻成為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話語建構的要素。可見,俠雖然不是成熟的革命者,但其身上卻蘊含著成為革命者的潛質。
(二)復仇的無奈:赴湯蹈火難快意
毋庸諱言,復仇行為是一種破壞性指向,在具體實施中難免會有暴力和血腥的映現,對秩序或個體造成破壞。嚴家炎指出:“真正的‘封建社會的破壞力量’有三種:一是貪官污吏、惡霸劣紳、昏君奸臣和其他黑暗勢力,二是農民起義軍,三是落后于封建階段的外族勢力的入侵。俠客主要是第一種破壞力量的遏制者和反對者。”11這種觀點一方面摒棄了不道德、最終指向不是重建社會秩序的復仇,另一方面也承認了反對破壞力量和以暴制暴行為的正義性。如是觀之,梁永生討伐對象的非正義性和破壞性為他的復仇行為提供了正義的憑證。但即便這種行為在客觀上具有正義性,其負面作用也不容忽視。“復仇是人類各民族都盛行過的歷史文化現象,它根源于原始人類以暴抗暴的正義性,同時復仇又是以超常態的、極端性方式為特征的人類自然法則的具體體現”12。梁永生的復仇雖有正義的“通行證”,但這種以暴制暴的行為方式卻將法律體系邊緣化了。培根認為:“復仇是一種野生的裁奪,人類的天性越向著它,法律就越應當驅逐它。因為頭一個罪惡不過是觸犯了法律;可報復這件罪惡的舉動卻把法律的位置奪了。”13韓非子指出:“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誅,必死于私劍矣。”14由此可見,中西方對復仇持否定態度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他們都認為法律的權威是不可動搖的,而復仇行為構成了對國家公權力的踐踏。
在文本中,法律被貪官污吏濫用和隨意解釋,充當了他們的“保護傘”,但在客觀上講,梁永生的復仇行為確實也構成了對當時公權力的侵害。除了將法律體系邊緣化之外,復仇也是一把雙刃劍,復仇過程中不免反傷自身。重返寧安寨之后,梁永生聽說楊長嶺被“白眼狼”抓走,并想要加害自己,一時間怒不可遏,帶領志剛、志勇和志堅沖向賈家大院準備復仇。父子四人雖然奮力拼搏,最終結果卻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梁志堅中彈身亡,梁志剛也身受重傷,梁永生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復仇路上遭受了重大挫折。由此,復仇對國家公權力和復仇者本人體現出了雙重消極性,更不必說復仇行為中血沫橫飛的血腥暴力成分了。從俠文化視角來看,復仇雖然體現出一種快意恩仇的俠者風范,但復仇的受挫又顯現出了傳統俠文化的痼疾。
總之,“完美”的復仇只有虛幻世界里口吐寶劍、神鬼莫測的劍仙所能及,傳統俠文化中的復仇往往只適合處理個體之間的人際關系,一旦轉移到宏觀的現實層面,俠的復仇不僅會陷入兩難境地,還會顯得力不從心。傳統俠氣驅動下的復仇行為并不是解決復雜現實斗爭的良藥,執意而行無異于飲鴆止渴,撇除個體人際關系,它無法照顧到個人與國家、個人與集體以及個體自身境況的錯綜糾纏的現實關系。因此,傳統俠文化的非現代性成分亟待置換,復仇的內涵也需要現代性理論加以矯正。
二、流浪:漂泊身不定,洞見世態情
梁永生的“輻射式”復仇由片段式呈現的具體行為組成,類似電影的定格畫面交織而成的一張網。定格式的復仇彰顯出梁永生的俠性心態和俠者品質,但傳統俠文化統攝下的復仇的積弊也在實施中浮現出來。與之相對,動態的流浪過程則進一步豐滿了梁永生的俠義形象,人物在流浪過程中顯得更加鮮活和立體,同時,這也是梁永生邁向革命和逐漸完成身份轉換的過程。在追求和轉換背后,則是傳統俠文化逐漸接受外部革命話語而發生嬗變的過程。
(一)“游俠”模式:一劍霜寒十四州
梁永生在流浪過程中的行動是“游俠”模式的再現,俠義精神是他流浪時期行事的重要驅動力和行為規范。
梁永生走上復仇之路實屬無奈之舉,從兒時離鄉到中年返鄉,他的整個青年時期是在艱難漂泊中度過的。流浪中梁永生身上的俠文化精神一直處于在場狀態,并始終都在發揮其能動性。見義勇為、出手不凡的義行加固了他的俠義形象,知恩必報、反抗不公的思想彰顯了他的俠性心態。梁永生流浪到雒家莊被雒金坡夫婦收留,當地的財主“疤瘌四”以祈雨為由頭勒索民財,梁永生憤恨其無恥至極,當眾怒斥“疤瘌四”;雒大娘和梁永生流浪到柴胡店,被一人販子欺騙威脅,為了保護雒大娘,梁永生以身飼虎,跟隨人販子而去;之后又有怒打“委員”勇救楊家母女和暴打日本兵的義行。“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敘述模式在文中不斷進行演繹,若將梁永生保護的對象和打擊的對象模糊化,我們會發現這其實是一次次的重復,梁永生遵循著反對不公、舍己愛人、懲惡揚善、維護正義的信條展開行動,這種重復的敘事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梁永生的性格建構,強化了他身上的俠義品格。另外,“流浪”這一行為單元也在進行著重復,不光梁永生小時出走是被迫的,他幾乎每一次空間轉換都不是主動追求幸福的選擇,而是充滿了被逼無奈的辛酸和仇恨。正如熱拉爾·熱奈特所說:“重復事實上是思想的構筑,它去除每次的特點,保留同類別其他次出現的共同點,一系列相似的事件可以被稱為‘相同事件’,或同一事件的復現。”15因此,重復敘事除了參與了梁永生俠義性格的建構,還在他一次次逃亡中參與了“思想的構筑”。首先,梁永生在一定程度上是那個年代勞苦大眾的縮影,逃脫舊的剝削之后,面臨的又是新的壓榨,無異于從一潭泥沼跳入另一座墳墓。因此,小說就從現實層面再現了中華民族的苦難歷程。其次,污爛的社會生態不斷擠壓人們的生存空間,殘忍的地主、黑暗的官府、貪婪的資本家、作亂的土匪,更有日寇入侵,生靈涂炭,人民大眾無時無刻不在呼喚著“改天換日”的新局面。因此,這又從現實層面指出了中國共產黨帶領勞苦大眾進行反抗和革命的歷史必然性。最后,“貫注于‘龍潭街—德州城—雒家莊—柴胡店—寧安寨—黃家鎮—水泊洼—楊柳青—天津衛—徐家屯—興安嶺’這條漫長而艱難的路線中的,不僅有清末到抗戰勝利近四十年的時代風云變幻,更寄寓著中國革命歷史的發展邏輯和受壓迫者由自發反抗到自覺抗爭的心路歷程”16。小說中的這類內容,無疑更為廣闊也更為真實地再現了中華民族的苦難歷程和源于生命本能的自發反抗歷程,一部人的成長史和人間社會世故圖躍然紙上,民族抗爭的發生邏輯以文學的方式得到詮釋。
(二)俠客的窘境:徒有孤膽乏遠望
小說不吝筆墨地書寫了梁永生的苦難流浪史,流浪中的所見所聞使梁永生的外在形象更加鮮活立體,也使他的文化心理結構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是舊質的逐漸剝落和新質的逐漸增生,即文化心理結構的變動。有學者提出:“遠游以求生,與遠游以求道并不矛盾。因為民眾逃難求生,欲茍全性命于亂世,一定是由無道之國,逃向有道之域,士君子的流動亦然。故求生之旅,亦不妨視為是與遠游求道同類的活動。”17也有學者認為:“‘在路上’、‘在途中’的旅程式結構形態與日常話語(包括歷史的和現實的雙重話語意義的)中具有‘元敘述’意味的‘走西口’具有同質同構的關系:‘走西口’作為一種‘元敘述’,其間隱藏著一個二重結構,即落迫、凄惶與渴望、希冀同在,‘逃’與‘生’并立,‘復生’和‘創世’共存。”18以此觀之,可以說梁永生的流浪是肉體上的逃亡與心靈上的重生,是生存性追求和精神性追求并存的狀態,他不斷尋找生存希望,也不斷參觀著大千世界。逃亡路上的苦難和社會現象滲入梁永生的內心,參與了梁永生角色置換的化學反應,因此,這是一條充滿生命創傷體驗的道路,也是支撐其生存追求和精神更生的邏輯支點。
空間的背后是時間,梁永生逃亡路中每一次空間位移都是對其文化心理結構的調整,他一開始的斗爭是傳統民間草莽式的,是舊式的,帶有盲動性,局限于個體之間的人際關系。流浪歷程中的耳聞目睹加深了他對社會的認識,“白眼狼”的同類比比皆是,普天之下貧苦的人民上無通天之能下無立錐之地,只能任人宰割。梁永生作為一個游移在苦難大地上的俠客,他的生命本能和文化心理要求他絕不能作壁上觀,他的斗爭對象逐漸發生了變化,他不再單是為了家庭復仇,而是勇敢向整個剝削階級舉起復仇之劍。因此,梁永生改變之后的斗爭對象又與共產黨的革命對象發生了契合。這種追求可視作外部現實環境對舊式俠義文化的一種改造。舊式俠義被改造是歷史必然,有研究者提出:“舊武俠的‘俠’往往定義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和‘劫富濟貧’,‘為國為民’是金庸對俠的定義,是金庸對舊武俠中俠的定義的現代性超越。”19郭澄清同金庸一樣,認識到舊式俠義的局限,進而做出了超越的努力。可以說,梁永生在流浪過程中思想境界得到了極大提升,具體表現為階級認知上升到了一個新的層面,他的斗爭對象由單一個體變成了階級群體,客觀上從狹義的家庭復仇轉向了更為廣闊的階級復仇。這種轉變的深層原因是文化心理結構的升級,前文提到,傳統俠文化難以處理現實中復雜的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的問題,但經過漂泊流浪之后,俠氣縱橫的梁永生堅決向整個貪婪無度、殘忍暴虐的剝削階級發起了挑戰,傳統俠文化在他身上得到了一定提升。
不容忽視的是,雖然梁永生在流浪過程中認識到了黑暗的社會現實,進行了反抗斗爭,但這種抗爭很大程度上還是源于個體生命本能,流浪中其文化心理結構的升級始終處在一種“進行時”,缺乏十分明確的階級觀念,充滿了冒險性和盲動性。梁永生對剝削階級的反抗雖與革命存在外在斗爭對象的一致性,但梁永生反抗的內在思想和終極追求卻不是解放民眾和重建社會秩序,而是面對冷酷無情殘忍社會絕望之后的無奈之舉,他的斗爭動力還是充滿血源性和倫理性的復仇觀念。總而言之,此時梁永生的行動既充滿冒險和盲動因子,心中又缺乏明確理論綱領和價值觀念,外在行為和內在追求的雙重失序決定了他的個人復仇道路必然走向失敗的終章,將個人斗爭道路匯入集體革命話語方能“起死回生”,辟出嶄新天地。
三、革命:赤火鑄俠影,鏗鏘大刀魂
交織著血與淚的流浪之路未把梁永生淘洗成一個擁有現代理性的革命者,他身上依然氤氳著落后、冒險和盲動的因子,階級觀念并未完全成熟,更重要的是他心中除卻復仇缺乏更宏大的價值指向和理想愿景,因此,梁永生仍然面臨著舊式俠客所要面對的個人與集體、個人與國家的矛盾。要解決這種矛盾,傳統俠文化就要對固有的文化結構進行改造,去蕪存菁。這種改造建立在俠文化的載體——俠客,對個人所屬共同體、群體和國家的認同和歸屬上,并且只有在共同體、群體和國家的層面上才可以得到實現。
(一)邁向革命:俠影笑向紅旗去
梁永生追求革命的道路艱苦卓絕,他回家尋找礦工何大哥所說的共產黨和紅軍,尋黨希望破滅之后他又遭受了“血染龍潭”的慘痛失敗,之后他又從王生和處聽說了共產黨和毛主席,再次踏上了尋黨之路。復仇受挫之后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教訓無疑昭示著復仇驅動下個人自發反抗道路走到了終點,梁永生逐漸認識到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性、“拼命不如革命”的道理和向群體、國家歸屬的意義。第一部最后這樣描寫梁永生踏上革命之路的狀況:
東方,天地相連的地方,張開一柄七彩斑斕的金扇。東風喚醒了沉睡的大地,給梁家父子又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他們沿著通向延安的大道飛步直前,把那貧困的命運,血淚的記憶,和漫長的黑夜一起留在后邊。他們的眼睛,一直注視著前方。他們火紅的心哪,早已飛到延安。從今而后,他們將和多災多難而又壯麗可愛的祖國一起,經歷一個艱難而又光輝燦爛的時期。20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梁永生已經將“貧困的命運”“血淚的記憶”和“漫長的黑夜”留在了身后,說明他已經脫離了個人斗爭的道路和被復仇支配的命運,而是選擇創造,他要去創造一個“光輝燦爛的時期”。現代革命道路取代了個人反抗道路,從表面看這是一個舊式草莽追求革命的過程,在深層文化層面上這則是一個傳統俠文化主動接受現代革命話語改造的過程。難能可貴的是,這種改造并非通過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規訓和強勢政治力量的干預實現,而是梁永生在飽嘗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洞見世間百態之后生發出來的自覺追求,并且這種追求和革命話語發生了契合。
回顧梁永生的人生軌跡,他踏上革命之路遵循了一種“逼上梁山”的模式。社會中無安身之處,家庭悲劇的烙印難以撫平。《禮記·曲禮上第一》有言:“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同國。”21可見殺父之仇在整個復仇等級體系占據最高級,對敵人的仇恨也是無可復加。毫無疑問,在人性本能和血源性、倫理性的驅動下,對待這種仇敵唯有殺之而后快。但梁永生參加革命之前和參加革命之后的大部分時間內都未能與“白眼狼”形成直接對話,直至梁永生一伙人攻下敵人最后一個據點,“白眼狼”才被俘帶到梁永生面前。兩人的直接對話即為原始矛盾的直接對話,梁永生走到了岔路口,復仇還是不復仇,他必須進行抉擇。小說中這樣描寫兩人的直接對話:“梁永生望著這個血債累累的白眼狼,立刻火冒三丈,氣撞頂梁,仇恨的怒濤在心里翻滾著,使得他的身子微微的顫動起來。這種沖動的感情在促使著梁永生——狠狠地給白眼狼這個老雜種一頓耳摑子!可他并沒這么辦。”22面對殺父仇人,任何人都恨不能生吞活剝、食其肉寢其皮,但梁永生極力克制了他的生命本能與沖動,因為“白眼狼”要交由縣委黨組織進行裁決,這是革命的紀律。因此,在復仇本能和遵守革命準則之間梁永生選擇了后者,同時也是選擇了更具現代性和科學性的革命文化,剝落了傳統俠文化中的血源性和盲動性成分。可見,革命文化解決了傳統俠文化中復仇者面臨復雜現實斗爭的窘境,俠文化匯入革命文化之后變得能夠從容處理個人與集體、個人與國家的現實關系。復仇的內涵得以矯正,它不再是簡單以牙還牙、以血還血式的“同態復仇”,而是置于社會公權力之下,服膺整個抗日斗爭的革命秩序,向整個罪惡社會秩序進行的“革命復仇”。
傳統俠文化觀念下血債血償的復仇實際是暴力的疊加,以暴制暴的行為模式陷入了暴力循環的陷阱,非但不能徹底消滅暴力,而且極可能引出新的暴力,正如梁啟超所說“夫武士道,非膂力之謂,心力之謂也”23。現代革命話語賦予了以復仇階級的民族的內涵,使復仇的原始內涵得到了升華,也就是說,復仇的終極意義沒有停滯在暴力層面,而是轉向了更高維度——非暴力,其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個和平美好的現代民族國家。可見,在梁永生的身份轉換背后是革命話語對俠文化進行的現代性改造,這種改造既提升了梁永生的個體生命價值,又使傳統俠文化在它的文本承載和展現主體身上得到了升華。
(二)俠氣永恒:縱隱猶聞俠骨香
歷史上實存的俠客由于其“不軌于正義”24的反體制特點和常抱著與正統政府對立的姿態,因而無法獲得廣闊的生存空間。史學家出于維護王權統治和社會秩序的必要往往要對俠持否定態度,以至如顧頡剛所說:“儒俠對立,若分涇渭,自戰國以迄西漢殆五百年。……范曄作史,不傳游俠,知東周而后遂無聞矣。”25可見,俠在歷史上長期屬于“失位”狀態。雖然俠身上有許多可貴之處,但不可否認的是,俠文化和俠客確實存在某些缺陷。五四以來,武俠小說大受指摘,尤其是瞿秋白在文藝大眾化運動時期鄭重指出中國還處在一個“吉訶德的時代”,并認為“這是‘武俠小說連環圖畫滿天飛’所帶來的惡果,這就深刻揭示了武俠小說和武俠思想對于廣大民眾的毒害作用”26。在這種否定性思維的影響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武俠小說幾乎被判了“死刑”。1955年《人民日報》一篇社論嚴正指出:“許多人讀了這些圖書后,身體敗壞,精神頹喪,胡思亂想,神志昏迷,有的企圖上山學劍,有的整日出入下流娛樂場所,以致學業曠廢,生產消極。……這類反動的、淫穢的、荒誕的圖書,事實上已經起了并正在起著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的‘第五縱隊’的作用。在我們全國人民正在從事緊張而嚴肅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時候,是絕對不能允許它們繼續散布毒素的。”27由此可見,武俠小說的痼疾與高度政治化的歷史語境發生了強烈沖突。因此,武俠小說和俠文化受到主流意識形態層面的壓制,武俠小說不可能光明正大出現在流通市場上,成為一種歷史發展的必然。但俠義文化在民間有深厚的基礎,作為“一種不同凡響的文化現象”28,為人民大眾熟知和熱愛,這一方面便于作家取材,另一方面又便于傳播。其實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提出了“兩支軍隊”的觀念,一支是武裝軍隊,一支是文藝軍隊,如何創造與人民群眾結合的、被人民群眾喜愛的文藝作品成為一個重要問題29。因此,將改造后的俠文化融入革命歷史文學成了“十七年”時期作家常用的手法。《大刀記》雖創作于“十七年”之后、“文革”期間,但毫無疑問,其創作時期仍在《講話》思想的軌道上前行,并且彼時文學創作處于低潮,自覺接受《講話》影響的慣性也成了一種應然。在這樣的背景下,郭澄清充分傳承了傳統文學中的俠文化,又加入了現代理性成分,寫出了《大刀記》。在《大刀記》第二部中,俠文化已經升華成“為國為民”文化而隱含于文本的深層,但我們仍可在文本中嗅到一縷“俠骨香”。
小說第二部中,梁永生參加了革命,組建了大刀隊,并在家鄉一帶開展抗日斗爭。毫無疑問,此時的梁永生已經突破了傳統俠文化的局限,完成了從民間草莽式俠客到革命抗日英雄的身份轉換。但代表主流意識形態的革命話語并未遮蔽俠文化精神的在場狀態,俠文化精神中的同情弱勢群體、維護人間正義、敢于犧牲等因子都穿越歷史時空,熔鑄進了民族救亡語境下的革命話語當中。在《“我就是八路”》一章中,石黑為了調查梁永生,將整個村子都集合在一起,威逼利誘他們說出梁永生的下落,就當石黑惱羞成怒準備大開殺戒的時候,梁永生一下跳了出來,喊了石破天驚的一句:“我就是八路!”在勇敢無畏的精神感召下,越來越多的人站起來喊“我就是八路!”,石黑只能暫時松手。在《回馬槍》一章中,抗日隊伍完成了勝利突圍的任務,但突圍之后小鎖柱又主張殺一個“回馬槍”,他們埋伏在柴胡店附近,將一支散漫的偽軍隊伍打垮。在這類書寫中,俠義之勇得到了體現,勇敢無畏的氣概成為文本熱情謳歌的對象。隨著個體成長,雖然每階段梁永生的心態體驗和外部具體環境不同,但其文化氣質卻保持著相對穩定性,具體來說那就是俠文化精神,一股懲惡揚善、正義凜然的俠氣縱橫其間,猶如一串多寶繩將各部分串聯起來。
可以說,俠文化在接受革命話語的改造之后并未泯滅它的存在與價值,而是成了現代革命話語的有機組成部分。俠文化作為革命話語的“次旋律”,兩者相互交織激蕩,在價值平臺和期待訴求的維度上產生交集,革命文化和俠文化的“復調”隨著文本外部敘述節奏的加速和文本內部角色轉換與文化心理結構調整,最終在抗日救亡的歷史語境中達到高潮,鳴奏出慷慨激昂、鏗鏘有力的革命之音。
結 語
在《大刀記》中,梁永生從民間草莽成長為抗日英雄的過程,是現代革命話語對傳統俠文化進行改造和轉換的過程,后者潛藏于前者的表層敘述下。梁永生少時被復仇的火焰點燃而執意尋仇,受復仇的驅動而展現出俠者風范。流浪的過程既磨煉了梁永生的心性和胸懷,也使他認識到社會的黑暗與復雜,并萌發了朦朧的階級意識。革命則比較徹底地調整了梁永生的文化心理結構,其個人自發的家庭復仇在抗戰洪流中轉換為自覺的民族復仇,傳統俠文化精神在他身上獲得了升華。
通過分析發現,作者非常看重小說人物身上的“道義價值”,凡是“符合道義的就肯定和贊揚,違背道義的無論其權位有何等高貴都給予批判”30。反觀梁永生復仇、流浪和革命的一生,一股充滿“道義價值”的俠氣貫穿其中。他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所呈現出的懲惡揚善、敢于反叛、同情弱小、反對不公和維護正義等特質,與俠文化精神同屬一脈。“一種文化結構必須與社會存在結構相契合,一個社會也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文化結構”31。由于傳統俠者自身的局限性,他們難以承擔起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俠文化熔鑄為革命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體現出傳統俠文化向現代轉型的積極努力,升華后的俠文化克服了其自身的積弊,迸發出新的生命力。同時,貫穿文本的俠文化精神也在時刻召喚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其彰顯出的崇高力量也讓人產生“縱死猶聞俠骨香”的精神共鳴。梁永生身份轉換的背后不能簡化為革命文化對俠文化的單向改造過程,革命文化和俠文化之間不存在簡單的挑戰——應戰的二元對立模式。俠文化作為一種沉淀在中華民族精神結構中的有機質素,其自身葆有強旺的生命力,在接受革命文化改造的同時,俠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著這種改造的方向、程度和效果。這一方面避免了俠文化在具體歷史語境中的尷尬處境,另一方面充分表明俠文化并未消失,而是繼續發揮著作用,不斷為民族性格的建構和社會正義的張揚注入雄強的文化力量。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抗戰文學俠義書寫與中國形象建構研究”(項目編號:23BZW129)、棗莊英才集聚工程專項經費資助項目“當代山東抗戰小說的俠義書寫與山東形象研究”(2022年度)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大刀記》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張學軍:《民族化的藝術創造——〈大刀記〉藝術論》,《理論學刊》2006年第12期;王志華:《“大刀精神”的史詩性與民族化表達——郭澄清〈大刀記〉解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1年第1期;李宗剛《郭澄清的史詩性追求》,《文藝報》2006年10月14日; 石立燕、叢新強:《歷史的重軛與意義的生成——論長篇小說〈大刀記〉的“人民性”書寫》,《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2年第3期;韓穎琦、顧盼:《“大刀精神”中的中華民族詩史本質——郭澄清三卷本長篇小說〈大刀記〉讀后》,《百家評論》2020年第4期等等。
2 關注《大刀記》與俠文化關系的論文主要有陳夫龍《〈大刀記〉的俠文化解讀》,《文藝報》2016年8月17日。
3 陳夫龍:《邊緣的激情:中國新文學作家與俠文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年版,第116—117頁。
4 郭澄清:《郭澄清自傳》,《郭大刀》,尚啟元著,中國言實出版社2021年版,第219頁。
5 楊經建:《俠文化與20世紀中國小說》,《文史哲》2003年第4期。
6 王先謙:《漢書補注》(第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007頁。
7 8 [法]拉法格:《思想起源論》,王子野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67、72頁。
9 20 郭澄清:《大刀記》(第1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154、366—367頁。
10 陳夫龍:《俠文化視野下的中國現代新文學作家》,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4頁。
11 嚴家炎:《金庸小說論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頁。
12 楊經建:《論中國文學中的“復仇”敘事》,《人文雜志》2004年第3期。
13 [英]培根:《培根論說文集》,水天同譯,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第56頁。
14 梁啟雄:《韓子淺解》(上冊),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83頁。
15 [法]熱拉爾·熱奈特:《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王文融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73頁。
16 陳夫龍:《〈大刀記〉的俠文化解讀》,《文藝報》2016年8月17日第6版。
17 龔鵬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頁。
18 楊經建:《西方流浪漢小說與中國當代流浪漢小說之比較》,《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
19 余醴:《金庸小說的文化與價值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34頁。
21 孟子等:《四書五經》,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97頁。
22 郭澄清:《大刀記》(第2部·下),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444—445頁。
23 梁啟超:《中國之武士道》,《飲冰室專集之二十四》,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49頁。
24 司馬遷:《史記》(第10冊),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25頁。
25 顧頡剛:《武士與文士之轉換》,《責善半月刊》1940年1卷7期。
26 陳夫龍:《瞿秋白的俠文化批評和文藝大眾化運動》,《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
27 《人民日報》社論《堅決地處理反動、淫穢、荒誕的圖書》,《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5卷),洪子誠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頁。
28 陳夫龍:《俠匪烏托邦的再造想象 ——賈平凹的“土匪”系列小說再解讀》,《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2年第6期。
29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解放日報》1943年10月19日。
30 李劍鋒:《論陶淵明的尚古觀念及其對歷史人物群像的重塑》,《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4期。
31 邵子華:《論社會主義新時代俠文化的建構》,《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
[作者單位:陳夫龍 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 韓晨輝 西南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