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書寫中的“情感共同體”想象與當代文學經驗 ——重讀周立波《山鄉巨變》
內容提要:周立波創作《山鄉巨變》注重情感書寫,呈現出建構“情感共同體”的意向,在深層次上又與合作化運動這樣宏大的社會政治運動相呼應。小說文本“情感共同體”敘事機制包括情感互動空間的建構,情感的“移情”模式以及新的內容和規則下情感形態的重構等方面。作者以細膩感人的筆法表現了政治共同體建構過程中情感共同體的種種面相,并且為政治運動的史詩性書寫提供了豐厚的基石。同時,小說中“情感共同體”的文學想象還存在一些不足,這為當代小說的地方史書寫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關鍵詞:《山鄉巨變》 合作化運動 地方 情感共同體
周立波的《山鄉巨變》發表以來,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評價。1950—1960年代,評論界在小說表現農村合作運動從而開拓了題材表現領域、人物形象塑造和運用方言寫作等方面取得的成績予以肯定,同時,又對它在政治意識形態表現的不充分方面提出了批評。肖云提出,和其后反映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創業史》相比,《山鄉巨變》沒有反映出農民對農業合作化運動“如饑似渴”的要求,在表現“廣大的貧苦農民在黨的教育下,已經認識到私有制度是一切災難的根源,正在撒開腳步,向著合作化的道路奔跑”1方面寫得太單薄。唐庶宜認為,《山鄉巨變》沒有反映歷史的真實,時代的真實,“沒有鮮明、準確地體現黨在農村中的階級路線和政策。小說中寫發動群眾的過程,不是寫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而只是幾個干部、黨員、團支書來來往往,除了這幾個人,便沒有正面的農民形象,更沒有在發動過程中顯示出貧農的作用”2。這些評價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是以政治標準對小說價值作出的單一性評判。薩支山指出:“這種評價在20世紀50—70年代的中國當代文學中具有典型性。它以20世紀50—70年代逐漸形成的文學規范和評價體系來引導和要求寫作。”3 1980年代以后,對《山鄉巨變》的探討出現去政治意識形態化的傾向。評論家們更關注小說中展現的鄉土風俗和詩意的日常生活。其中,朱寨的評論涉及了小說所表現的地方政治運動中人們心理的變化。他指出,在合作化運動初期,“它在表面上并不一定像‘土改’運動那樣劇烈、尖銳、轟轟烈烈,但它比‘土改’斗爭更深刻和更深入,深入到‘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的心底’,在那里展開著‘復雜和微妙’的斗爭。作者著重表現的正是通過人們的相互關系、家庭矛盾和內心斗爭,反映了合作化運動在農村人們生活深處掀起的波瀾”4。不過,在此基礎上,朱寨沒有對小說展現的合作化運動期間人們情感意識的變化機制作進一步的探討。
在當代文學創作中,人物的情感互動與政治運動發展之間的關聯是一條重要的線索,影響著作品如何展開對社會變革和政治運動的敘述深度和廣度。《山鄉巨變》展現了一種新的國家制度(社會主義)、新的生產關系(人民公社形式的農業合作制)、新的人際關系(男女之間、不同年齡層次之間的平等和互相尊重)等在地方如何被想象并接受。其中,情感成為小說表現的重要內容。
一、“情感共同體”想象與政治共同體指向
《山鄉巨變》情感敘事中的一個突出面向就是呈現了合作化運動時期地方“情感共同體”的產生。“情感共同體”這個概念由芭芭拉·H.羅森苑恩提出,“是指一個團體能夠認同某些具體情感的相同或相似的價值,認可同樣的情感表達目標及準則”5。這個共同體的感受體系包括“這些團體(以及其中的個人)所定義和評判為對他們有價值或有害的內容;他們對其他人的情感的評價;他們認識到的人們之間情感紐帶的性質;以及他們期望、鼓勵、容忍和譴責的表達情感的模式”6。《山鄉巨變》表現了地方在新的生產關系和生活方式出現后,人們的情感互動模式、情感認同標準也相應出現了新的變化,他們對歡樂、悲傷、痛苦、羞愧等情感的體驗,既有地方過去歷史記憶的痕跡,也具有在新的社會運動中,人們通過情感互動建構起的新的“情感共同體”的特質。在這樣的“情感共同體”中,地方的人們逐步建立起一種新的情感紐帶,而他們表達情感的模式也與傳統沿襲的方式有著諸多差異。同時,小說中“情感共同體”作為喚起地方人們的歸屬感和合作意識的重要行為動力,其終極旨歸是為合作化運動的政治共同體話語服務的。
周立波從1954年開始醞釀《山鄉巨變》,下鄉生活的同時又閱讀了毛主席的著作,參加了各級黨委召開的一些關于合作化的會議,學習了合作化運動的政策,其間還“參加了一個社的整個建社的過程”,他認為“這個社是合作化運動的一個細胞”7。在創作《山鄉巨變》時,他表現出明確的共同體意識:“在‘入鄉’和‘區上’兩章里,我想,人們可以感覺得到,合作化是一個全國性的規模宏偉的運動,上自毛澤東同志,下至鄉的黨支部,各級黨委,全國農民,都在領導和參加這個歷史性的大變動。清溪鄉的各個家庭,都被震動了,青年和壯年男女的喜和悲,戀愛和失戀,也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間接地和運動有關。”8在這種宏觀的視野下,周立波將合作化運動中的政治意識形態予以整體風貌式呈現。在此基礎上,作家通過回鄉體驗的方式去“看見”群眾,在和鄉里人們共同生活勞作的過程中,深入接觸地方農民在這場運動中的生活和思想的種種變化。
那么,在《山鄉巨變》中,作者看見了什么?如何看見的呢?1935年,他在《選擇》一文中曾說:“選擇并不是使現實單純化的作用,而是使現實中的一定的題材在一定的目的之下,結晶,凈化,統一起來的活動。”“表現的形式可以無限的多樣,但是在一切的形式中,作者要有一定的目的,而在這一定的目的之上,要有合于這種目的的形象的選擇。”9同時,他認為,情感是文學作品中要表現的重要內容。因為,一切偉大的作家“他們的歡喜和煩惱大都是關心人類歷史的社會感情的流露,他們的理智都是歷史運動的戰將的理智”10。而關于情感的書寫,周立波在談到閱讀托爾斯泰的感受時,曾做過這樣的比喻:“像泛舟明月之下的江流,在乳色的光芒中,你漂浮著,你看見洶涌的社會的潮流,也看見小兒女的私情的小浪。”“能通舟楫的大河流,在日常生活的掙扎上,比起大瀑布來,是顯得更為重要的。”11由此可見,周立波在思考文學表現社會的變革和潮流時,肯定了文學既要表現一定的意識形態,又要展現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波瀾。
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周立波深受毛澤東《講話》的影響。朱寨在1950年代末的文章中談到這種影響在《山鄉巨變》中的表現:“《講話》給作者創作上帶來的顯著而重大的特點:比如放眼于生活中重大的題材;人民作家的胸懷——用作者的說法就是人民作家的‘氣質’,如作家所解釋的:‘氣質是你要表現的群眾的思想感情,在你自己心里的潮涌和泛濫。’”12小說對人們在宏大政治運動中的情感變化進行了較為細膩的呈現,這種面相具有重要意義。
在現代社會,身處特定政治秩序中的國民,既遵循理性規范下的社會契約,又分享和承載民族情感的感性經驗。情感對現代公民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其中,政治情感是促成人們政治認同的重要力量,也是推進社會政治運動發展的動力之一。同時,情感是相對穩定的,它“作為文化最深層的內核,表征一定民族文化成員的行為時,是變化最為緩慢、最為保守的成分”13。相較于外來的政治意識形態的迅速宣傳和發動,情感形態的改變要相對滯后。而情感一旦改變,則會產生強大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實踐動力。
周立波在深入農村的過程中,接觸到更為感性和直觀的生活面相。他在談到《山鄉巨變》創作時說:“我出身于鄉村,親友間有好多農民。承他們不棄,都高興跟我來往。在這種頻繁的接觸當中,他們都跟我講心里的話,使我對于他們的情感、心理、習慣和脾氣等等,有著較為仔細的考察。”14小說通過對南方農村所經歷的重大歷史變革的文學想象,從地方的視角展現了一場遍及中國農村的合作化運動。在這種新的生產合作方式變革的運動中,各種復雜的人際關系,以及父子、夫妻、朋友、干群之間沖突的展開和最后的結局都是指向個人作為合作社社員的身份塑造。小說中生產和生活的各種場景中人們之間的情感互動,展現了清溪鄉這個地方在建社過程中毫無歷史負擔的青年人對合作化運動的熱情,單干戶在新中國成立前長期被剝奪土地和生活資源所帶來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運動到來時的猶豫不決和惴惴不安,以及在與干部和親人朋友的情感互動過程中的改變。在表現個人及其家庭命運的變化時,小說更側重表現人們在情感互動中獲得的一種“同感性的身份認同(empathetic identification)”15。這種認同與合作化運動時期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傳達相融合,政治意識形態話語蘊含于人物細微的情感波瀾之中。
周立波對于情感敘事的認識始終與政治話語的表達相聯系。在創作于1930年代的《文學的永久性》一文中,他就提出:“某種感情總是和某種觀念互相結托,文學不僅不只是傳染情緒的手段,而且,‘更正確的說:只有和作為認識的特殊形式而表現了一定的政治上及哲學上的見解的程度相應,才有情緒的感染’。”16而在《文學的界限與特性》中,他再一次強調:“且不要說成年人的感情沖動是有著思考的物事吧,就是小孩子的哭和笑,也有他的念頭。”“笑也許是有他笑的理性上的充分的原由的,情緒決不能夠離開思考或思想而獨立。”17周立波筆下的情感書寫不僅僅是人物內心情緒的簡單投射和感性抒發,還始終與理性思考緊緊相關,與政治意識形態相呼應,具有一定的“政治化”傾向。
在《關于〈山鄉巨變〉答讀者問》一文中,他曾經坦言,小說創作重點考慮的是“描畫人的肖像和再現運動行程兩個方面”,表現“運動中的打通思想”,而“新與舊,集體主義和私有制度的深刻尖銳、但不流血的矛盾,就是貫穿全篇的一個中心的線索”18。小說表現了清溪鄉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過程中,政治意識形態話語的影響力不只是通過朱明這樣的干部在各種會議上的教條式宣講,更多的是以鄧秀梅帶著上級指示進入地方之后,在家庭和公社等場域發生的若干情感互動以實現人心的轉向。小說通過細膩深入地刻畫李月輝和劉雨生等優秀的在地干部以及陳大春、盛淑君等年輕人的情感世界,構建起了一個“情感共同體”,為表現合作化運動中的“政治共同體”話語提供了生動而豐富的文學想象。
二、《山鄉巨變》中“情感共同體”的形成機制
首先,小說通過情感互動空間的建構來呈現“情感共同體”的認同。空間會引起情動的變化,情感表達則受制于某個特定的空間。程凱指出,“在《山鄉巨變》里,明晰的思想認識、政治水平、路線意識并不擺在前提性位置上,得到凸顯和被置于前景的是以彼此信賴為支點搭建起的一種相互支撐、支持、幫襯的關系”19。這種相互支撐和幫襯形成一個信任的網絡,這個網絡自上而下、從內到外、由疏到親交織而成,在情感互動的物理空間和話語空間中展開。人們把感受注入空間,在互動過程中交換情感并不斷激發新的情感。這種空間中的情感實踐是社會實踐和政治實踐的一部分。
在合作社運動期間的清溪鄉,解放前的家族祠堂等地方鄉民進行情感互動的物理空間發生了質的變化。鄉政府會議室是原來的盛氏祠堂的東廂房,身處其間的人們在勞動之余打牌、看書,日常生活化的輕松休閑消解了宗祠的嚴肅與冷酷,使得交往空間變得溫情而富于活力,人們的情感互動更為通暢,也從中獲得了充分的安全感和情感的滿足感。開婦女大會時,“討論的時節,婆婆子們通通坐在避風的,暖和的角落里,提著烘籠子,烤著手和腳。帶崽婆都把嫩伢細崽帶來了,有的解開棉襖的大襟,當人暴眾在喂奶;有的哼起催眠歌,哄孩子睡覺,沒帶孩子的,就著燈光上鞋底,或者補衣服。”宗祠是拜謁祖先、宣傳族規家法的場所,空間氛圍肅穆威嚴。同時,它又是以父系氏族為宗支,女性被排除在其外。小說表現了祠堂在改造成公社的會議室后,女性被尊重并擁有了參與政治議事的權利,她們在這個空間實現了情感的自由互動,獲得了歡樂的情感體驗。作為干部的婦女主任與其他女性之間形成了融洽無間的情感聯系,而這種情感互動保障了政治意識從上而下,由外而內的傳達。
同時,在地干部與群眾對話的話語空間也為情感的互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合作化運動是對傳統小農生產模式的改革,對生產關系的巨大變革。而“民眾天然的生產、生活節律以及對生活意義的需求與組織化的生產的節奏是不同的,因此使得革命秩序與自然秩序保持一種良性的關系也是干部能力的重要體現”20。《山鄉巨變》中,在地干部和群眾之間的情感聯系和情感認同是平衡這兩種節奏的關鍵樞紐。
鄧秀梅初到清溪鄉,在鄉政府會議室作報告時,講得不流利,有幾段還照本宣科。過了一陣后,人們的精神開始散漫,甚至打起瞌睡了。情感的冷淡反映了地方對于干枯生硬的政策話語的距離感。在李月輝的提示下,鄧秀梅改變了話語方式。她以盛佑亭過往的生活經歷為例加以描述,立刻引起了與后者有著相似經歷的農民們的情感共鳴:“她的報告引起了大家的興致,都專心地聽,用心地記了。會議室里,鴉默鵲靜,只有那只小白鐘發出滴滴答答的很有規則的微響,間或,透過后邊屋里的亮窗子,從后山里,傳來一聲兩聲貓虎頭的啼叫”。鄧秀梅找到了與群眾進行情感共鳴的話語手段,構建起了有效的情感互動空間,因此得以將小農經濟的弊端,以及農業合作社的種種優越性等政治話語傳達給群眾。
李月輝和劉雨生這樣的在地干部,性情好,品質優,天生對當地農民的情感和生命體驗有直接和深切的體會,有與群眾進行情感溝通的深厚基礎。農會主席李月輝氣性平和,“全鄉的人,無論大人和小孩,男的和女的,都喜歡他”。年輕人可以隨意和他開玩笑,中老年人可以跟他開門見山地提意見。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他與群眾共同分享歡樂和痛苦等各種情感,給盛清明、陳大春、盛淑君當月老,和鄉民一起打牌、聊天,毫無顧忌地打趣,與鄉民之間的情感良性互動讓他的政治宣傳水到渠成。小說中另一位在地干部劉雨生“為人和睦,本真,心地純良,又吃得虧,村里的人,全都擁護他”。他身上突出的品質是無私公正,平時舍棄家庭沒日沒夜地忙著合作社的事情,在稻禾快裝苞時節突發漲水的關鍵時刻,他不顧危險跳入溪水中去堵住管口,差點犧牲。這些舍私為公的行為往往能引發人們的道德情感。
正如涂爾干所言:“凡是在私人利益歸屬于公共利益的時候,道德的性質就會突顯出來,因為它必然會表現出某種犧牲和克制的精神”,而“許多規章制度也都是從我們所共同具有的道德情感中產生的”21。在互助合作中,道德情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它有助于鄉干部在執行合作化政策時獲得大家的一致認同,進而以之為模范進行學習,人們也愿意向他們傾訴自己的煩惱和痛苦。群眾對劉雨生的親近和信任是抽象的政治話語轉化為具體人情事務的情感基礎,它滲透在日常生產和生活中。李月輝和劉雨生與群眾之間的情感聯系始終是緊密的,情感互動的渠道暢通無阻,這樣,他們和群眾進行情感交流的話語空間始終充滿著人情和溫度,在政治話語上傳下達同時,大家更能喚起情感的共鳴。
其次,小說通過建構起情感的“移情”模式來實現國家話語在地方的傳達。這種移情模式就是將情感的終極指向從家庭內部轉向合作社這樣的集體,由地方轉向國家,由個人情感轉向集體情感。這是一種嶄新的地方情感形態,它使得情感成為合作運動的驅動力。在《山鄉巨變》中,作為國家與社會的基本組成單位,家庭在族群身份建構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家庭這種相對私密性的空間里,身處其間的個體可以躲避公眾的監視和世俗的壓力,從而展現更加本真的自我。在這種情境中,家庭成員之間可以產生一種“伴侶關系(companionship):個體之間的情感互動與交流更加真實、順暢”22。
小說以家庭為單位,表現了農民由只考慮私人利益轉向服從公共利益,由個人前途的打算轉向對集體命運思考的轉變。陳先晉遲遲不肯入社,鄧秀梅找來詹繼明做說服工作。詹繼明既是陳先晉的女婿,又是烈士的后代,是陳先晉最信服和親近的人。在外勞作了一天的陳先晉看見詹繼明來了后,他疲倦的臉上立即露出了笑容。天然的親近感和信任感,使得詹繼明成為溝通陳先晉的家庭和公社的橋梁。在家庭內部與親近的家人進行情感的交流互動中,陳先晉產生了對于合作社集體的歸屬感。他的思想轉變過程有來自青年一代暴風驟雨般的對抗,也有他信任和依戀的女婿和妻子的規勸,憤怒和溫情交織讓陳先晉陷入激烈的情感旋渦之中,每一種情感體驗都讓他獲得一種深刻的生命體驗。有回憶和咀嚼過去苦難生活的痛苦,也有對當下生活滿足和反省,更有消除了對未來生活不確定性的恐懼之后獲得的安全感。所以,當清溪鄉成立了高級社后,他成了全力付出的積極分子,即使生病,也打算喝碗姜湯,第二天就出工。
小說不僅表現個人在家庭空間的情感互動作用下擁抱集體,而且也將地方人們的情感提升投射到國家的層面。基于情感認同生成的社群中,情感共同體的內在凝聚力更加顯著,因此,情感及其表征符號在社會整合與國族建構中更具優勢。“只有在當很大一群人能夠將自己想成在過一種和另外一大群人的生活相互平行的生活的時候——他們就算彼此從未謀面,但卻當然是沿著一個相同的軌跡前進的,只有在這個時候,這種新的、共時性的嶄新事物才有可能在歷史上出現”23。小說表現了清溪鄉的青年們將對地方的眷念提升到對國家的深情。如劉雨生與盛佳秀就曾經圍繞著社會主義國家的福利而展開談話:
“老人小孩怎么辦?”盛佳秀想起了自己的福兒。
“老人從前盡過力,流過汗,妥帖地供養他們,是我們后生子們應付的責任;至于孩子,都是國家后日的主人,哪一個敢虧待他們?我們不但要把他們養得胖溜溜,還要送他們上學。”
“這就是你們的社會主義嗎?”盛佳秀高興地詢問。
“這就是社會主義,我們大家的。”24
這種對未來安定生活的保障給人帶來的快樂情感體驗伴隨的是對國家共同體的想象,不僅拉近了劉雨生和盛佳秀之間的情感距離,也使得盛佳秀產生了對于更高層面的情感投射對象——社會主義國家的親近感。
另一對戀人陳大春和盛淑君也在戀愛過程中展開了對國家未來的美好想象。陳大春向盛淑君袒露了心中的秘密,即他的奮斗理想是在農業社成立以后,用上拖拉機,修水庫,電燈、電話都下鄉。陳大春對國家未來藍圖的美好想象得到盛淑君的情感共鳴,在盛淑君的眼中,暢想著未來的陳大春散發著理想主義者的光輝,深深地吸引著她:“月光下面,只見他那微黑的健康的臉上,現出一種發亮而又迷蒙的醉態,好像眼前就是一座萬紫千紅,花團錦簇的花園。”兩人在暢想國家未來而產生的快樂情感中升華了愛情的體驗。
再次,小說還表現了一種新的內容和規則下的情感重構。生活在某個“情感共同體”當中時,人們往往遵循相同的情感表達規范,重視或者貶低相同或相近的情感,這是一種特定的情感形態。《山鄉巨變》中,對愛、喜悅、憤怒等情感的內涵和表達范式進行了全新的建構,其中包括對于個人愛情和集體歸屬的情感呈現。
小說通過劉雨生和陳大春的愛情故事展現了新的時代背景下愛情如何產生,以什么模式產生的過程。劉雨生和盛佳秀的愛情源于互相的同情、理解和認同,發展于情感的積極互動基礎上。而他和前妻之間婚姻破裂是由于情感互動的受阻,其根源在于兩者對合作社工作的認識不同。一個為合作社這個“大家”不分日夜地全心付出,另一個考慮的是“小家”的溫飽和舒適。兩者對于對方的情感態度是建立在公與私的兩種相反的價值取向上,自然無法形成順暢的情感互動。劉雨生和盛佳秀的愛情發展過程中,盛佳秀對劉雨生的信任以及對他人品的道德認同是她接納劉雨生的出發點。在不斷接近的過程中,盛佳秀對劉雨生的情感進一步加深。兩個遭遇情感挫折的人碰到一起,相互吸引、相互交往,最終結合在一起。
陳大春與盛淑君的愛情則是源于對合作社事業的認同和支持的基礎上。當陳先晉最終決定入合作社后,陳大春迫不及待地跟盛淑君分享了這個消息。“‘那好極了。’盛淑君從心窩子里感到歡喜,好像這是她自己家里的喜事一樣,她為這想法,又紅了臉。她一接近這個長著渾身黑肉的高高大大的青皮后生子,心臟跳得十分的厲害,臉上發火上燒的,渾身浸透了清甜的興奮、驚悸和歡喜。”情感具有交際的功能,而快樂則是最富有交際功能的情感。兩人在陳先晉入社這件事情上獲得了快樂和幸福感。當陳大春被分配到株洲工作時,他們之間的愛情交流也是圍繞著工作和農村發展的前景展望。兩人的愛情并不僅僅是對彼此的依戀,更多的是對事業和未來的暢想。理性的規劃交織著感性的情愫,呈現出一種新的對于愛情的理解和交流模式。
最后,小說還對以合作社為單位的集體情感加以塑形和呈現。集體情感具有深刻的社會性,小說中的集體情感是在新的社會形態下形成的新的情感類型,主要通過插秧、雙搶等生產場景和兩次慶典活動的敘事表現出來。插秧和雙搶等生產場景中,人們在勞動中歌唱、玩笑,獲得快樂的情感體驗,而兩次慶典活動則將集體感情推向高潮。人們在其中獲得的情感類似于一種社會神圣性的情感體驗,它在重構社會秩序和集體記憶中發揮重要作用。共同在場、共同關注的焦點,以及對共同情感的分享產生不斷堆積的情感能量,帶給參與者快樂、力量和行動的熱情,也激發了群眾對于破壞合作化運動的特務們的憎恨和鄙棄。
第一次慶典活動是慶祝初級合作社的成立。其場景的描繪表現了人們的歡樂和愉悅:“一群青年在天井里敲鑼打鼓。治安主任似乎是樂隊的指揮,他在打鼓。”歡迎工人代表的隊伍出鄉政府時,“幾面紅艷艷輕巧的綢旗在山邊路上,在青松翠竹的下面迎風飄展,鑼鼓的喧聲響徹了大段。從各個村口,各家屋場,人們三三兩兩往鄉政府走去。年輕的男人穿著棉襖,把手攏在袖筒里,老倌子們戳著拐杖、棍或是旱煙袋。提著烘籠子,帶崽婆都把孩子抱來了,遠遠的又來了一大群姑娘,他們手牽手,一路唱著歌”。
第二次活動是豐收慶典會的后半段對龔子元的審判大會。此時,群體的憤怒被一步步激發出來。與之前的慶功場景中的喜悅形成鮮明的對比。當龔子元夫婦被押到臺上時,“對他們的出現,臺下的群眾起了各種不同的反響,有的驚奇,有的快意,還有些人驚奇而又十分的快意;也有少數人,如秋絲瓜,手腳未免有一點失措,眼睛不知看著哪里好,喉嚨里陡然發癢,老想咳嗽,又咳不出來”。等到盛清明把人犯的罪行宣布完畢,陳孟春領導著人們喊口號之后,“一時間,會上的氣氛由嚴肅轉到了憤慨”。倍感冤屈、悲憤交加的謝慶元要沖上去打,被民兵拖住。陳大春、謝慶元以訴諸于語言和行為的情感表達構成一種情感實踐,具有極大的感召力,“臺下喚打的聲音越來越多,人們往前擠”。與憤怒的爆發相伴的正是一種新的道德情感的產生。龔子元夫婦在鄉間的種種惡行,包括砍傷耕牛、冤枉謝慶元等,激發了一種新的集體道德情感,這種集體情感體驗構成了空間中人們情感互動的重要動力,促成大家形成對政治話語規范下的道德準則的認同。
小說中,集體情感呈現出強大的規訓力量,對空間內的人們有著極大的行動引領作用。同時,集體情感的塑造與合作化運動時期的政治意識表達相一致,個人情感的波瀾淹沒在集體情感的整體呈現過程中,而在集體空間中,個人間的情感交流和互動也沒有得到充分的展現,集體情感呈現出整體性和單一性的特征。
三、“情感共同體”寫作經驗與“山鄉巨變”書寫
周立波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幾年間經常回故鄉。1955年他還把全家都搬到鄉下,安家立戶住了一年多。他和農民“比鄰而居,喝著同一井里的泉水,過著大體相同的生活”25。在鄉間,他滿懷熱情地投身到合作化運動中,在生產和生活實踐中體驗到不斷涌現出的駁雜而豐富變化的現實。他自覺秉承著毛澤東《講話》中“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26的指導,并且提出,“要緊的是帶了自己的心去,去參加工作和斗爭。把工作的地方當作家庭,把群眾當作親人,和他們一同進退,一同悲喜,一同愛憎”,“一天天積聚著豐富的印象,嘗味著人人的悲喜”27。而在《山鄉巨變》中,其情感敘事的特點如唐弢所作的評價:“這是政治,這是隱藏在作者世界觀里最根本的東西:舊的沉下去,新的升上來。”28他在尋找一個既能表現生動、豐富的現實,又符合政治發展邏輯的具有歷史合理性的文學表達形式。
小說作為文學形式,在表現社會變革和政治運動時不能簡單地從政治視角去呈現農民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龐雜的現實生活遠遠不是幾個教條式的理論和單調生活場景的描畫可以概括,歷史的流變也可能呈現出無數迥異的面相。小說中的“情感共同體”的建構與政治話語形態的表述相一致,表現了政治形態與社會變革互動過程中人的情感變化。“情感共同體”的文學想象成為推動合作化運動——一場在以農業為主導的社會中展開的偉大社會革命——的能動的、積極的力量。陳先晉、盛佑亭、謝慶元、盛佳秀等人在生產和生活中,與身邊的人發生結構性的情感互動,在形成新的情感認同之后,逐漸放棄自己對于私有財產和土地的執念,進而投身到合作化運動中。
小說表現社會變革時期人的思想的轉變并不完全運用政策理論的機械詮釋,而是深入到人物情感變遷的層面。在《暴風驟雨》中,老田太太分到了她不想要的熱毛子馬。當郭全海提出要跟她換馬時,“老田太太的心轉過彎”來,拒絕了他的好意。李國華提出,老田太太心意的轉變不單單是郭全海的犧牲精神或是榜樣作用的感召,更重要的是老田太太重提當年,對曾經共同的絕對貧困的歷史產生了共情。“有了那樣的共情基礎,才有這樣的對于差異的相互理解。”29《山鄉巨變》展現了比《暴風驟雨》更為復雜的社會變革的畫面。在私有制盤踞了千百年的農業社會建立一個全新的公有制、合作化社會,人們面臨著更為復雜的處境,遭遇的情感波動也會更加豐富而復雜。如果說《暴風驟雨》是解決以過去歷史記憶為依托的土地等生產資料重新分配的問題的話,那么《山鄉巨變》則是指向未來時代全新的所有制問題。
周立波以互動、移情和重塑等方式對地方農民的“情感共同體”進行文學想象,涉及家庭的入社糾紛,男女的婚戀選擇,鄉村利益關系的平衡等日常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將現實中個人與集體、地方與國家的關系以情感重構的方式呈現出來,并且表現出新的價值判斷和選擇。這些新的情感書寫模式表現了周立波在小說敘事方面的探索,雖然這種探索在全面、深入地展現人物心理和情感世界方面存在不足,但是符合合作社運動時期的政治需求,并且為一種新的社會意識形態的確立提供文學想象。
首先,情感互動空間的建構以及地方情感互動過程的呈現為小說主題展開提供了豐富的細節和彈性的空間。小說中,朱明在區上的會議間隙展現了合作化運動展開的迅猛峻急:“這次合作化運動,中央和省委都抓得很緊。中央規定省委五天一匯報,省委要地委三天一報告,縣里天天催區里,哪一個趕不上緊?”他的話語呈現的是一場時間緊任務急的政治運動,而根據鄧秀梅的匯報,清溪鄉的現狀則是“原有六個互助組,四個都是明互助,實單干,都散了板了。如今兩個組,也只有一個比較好點”。一邊是政策層面的快速推進,一邊是地方實踐的相對滯后,這中間有著巨大的落差空間。《山鄉巨變》中重點展現的是這個空間中人們之間情感的互動和流轉,在情感的彈性空間中展現合作化運動中人心的巨變。陳先晉、盛佳秀等人的轉變不是通過干部們教條式的規訓實現,而是在與家人的情感互動中獲得。王菊生、謝慶元身上既有保守、自私和狡黠的一面,又具有地方農民勤勞、能干和簡樸的美德,這些美德使得其他鄉人并沒有對他們產生激烈的敵意,而是與之始終保持著親切的情感互動。地方并不總是處在劍拔弩張的情感對立中,而是充滿了溫情和寬容的情感氛圍。王菊生一再拒絕加入合作社,李月亭也給了他充足的空間,并鼓勵他“好好干吧,我們都巴不得你好,親為親好,鄰為鄰安”。正是這種情感氛圍的存在,才給了單干戶們思想回轉的充裕空間。小說在有血有肉的情感敘事中緩解了政治運動敘事的迅猛峻急,而呈現出深廣而綿厚的美學風格。
其次,小說為建構情感共同體而展開的移情敘事中,陳大春、盛淑君等新人形象被塑造出來。他們青春、熱情,對生活充滿信心,并且主動將事業和愛情的發展目標指向地方甚至國家的未來,他們情感的激發和國家的建設維系在一起,在他們身上,提供了合作化運動時期從地方農民到公社社員再到國家公民身份轉型的范本。
同時,小說的移情敘事使得地方的個人、家庭和合作社之間的許多矛盾得到順利的化解,但也有一些不夠完善的地方。例如盛佑亭、盛佳秀等人物的轉變就表現得簡單而迅速,缺乏生活細節的支撐。盛佑亭在聽到青年隊的宣傳之后,一夜之間就完成一次復雜深刻的思想轉變,小說并沒有展現其情感變化的心路歷程。盛佳秀在劉雨生的影響下加入合作社,其深層動因是愛慕劉雨生而不是真正對于集體共同體的認同。在塑造陳大春這樣的新人物時,將他的情感體驗加以升華并直接指向集體和國家層面,個人的其他情感諸如遭遇挫敗的憤怒和悲傷、收獲愛情和成功時的快樂和欣喜等復雜情感沒有被呈現,使得人物情感表達單一化和表層化。從小說的敘事經驗來看,情感共同體的移情作用如果沒有真實而豐富的細節支撐,只能使共同體成為一個抽象的符號,無法實現人物情感的投射。
最后,小說在“情感共同體”的文學想象過程中對人物情感模式的重塑主要體現在新人形象和新的情感形態的生成上。對于與新社會意識形態一致的新型愛情的追求是新人精神面貌的重要面相。小說將愛情的表達和互動放置于合作化運動的語境中,并且將它作為戀人們生產和生活中行動的動力,同時,小說并沒有在建構這樣的新型愛情形態過程中遮蔽某些隱患。如陳大春站在男性中心立場對盛淑君的精神指導,劉雨生對盛佳秀的愛情發生過程伴隨著他所做的政治思想工作,因此,愛情的發動和發展過程中,政治教育和情感互動始終糾纏在一起。這些復雜面相的呈現暴露了新的愛情形態存在的問題,發人深思。
同時,小說在塑造“集體情感”形態方面還存在一些不足。小說表現了情感的蔓延和傳播過程中,以歸屬和疏離為態勢的政治意識形態表現出的包容或排斥。在情感共同體為載體的道德共同體與政治意識形態的敘事中,忽略了微觀的情感體驗和情感更為復雜的面相。尤其是集體勞動和慶典時的歡騰場景中彰顯了歡樂和滿足的情感面相,卻放棄了個體情感的聚焦,也就遮蔽了群體中的具體個人可能存在的情感傾向。反革命分子龔子元和他的妻子、單干戶張桂秋、墻頭草符賤庚等人被排斥在“情感共同體”以外,他們的情感書寫單一而表層化,尤其是符賤庚從農村去城市,他的情感世界的變化始終是空白的,因此他就成為了一個蒼白的人物符號。
周立波的《山鄉巨變》中,情感書寫占有較大篇幅。小說以細膩感人的筆法表現了政治共同體建構過程中情感共同體的種種面相,情感表現為政治運動的史詩性書寫提供豐厚的基石。小說的情感敘事朝著情感共同體建構的方向展開,專注于共同體內部人們情感的變化和新情感模式的建構,為當代小說的地方書寫提供了一種新的敘事范式。不過,小說注重對合作化運動的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表達需要,某些方面忽略了情感共同體之外的人們的復雜情感面相的呈現,這些不足為地方史書寫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地方。
注釋:
1 肖云:《對〈山鄉巨變〉的意見》,《周立波研究資料》,李華盛、胡光凡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第350頁。
2 唐庶宜:《對〈山鄉巨變〉的意見》,《周立波研究資料》,李華盛、胡光凡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第352頁。
3 薩支山:《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重讀〈山鄉巨變〉》,《文藝爭鳴》2020年第5期。
4 朱寨:《〈山鄉巨變〉的藝術成就》,《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2期。
5 6 [美]芭芭拉·H.羅森宛恩、[意]里卡多·克里斯蒂亞尼:《什么是情感史》,孫一萍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第5、60—61頁。
7 周立波:《談創作》,《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612頁。
8 18 周立波:《關于〈山鄉巨變〉答讀者問》,《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663、664頁。
9 周立波:《選擇》,《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頁。
10 周立波:《泰初有為——讀歌德的〈浮士德〉有感》,《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頁。
11 周立波:《紀念托爾斯泰》,《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228頁。
12 朱寨:《談〈山鄉巨變〉及其它》,《文學評論》1959年第4期。
13 朱小蔓:《情感教育論綱》,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6頁。
14 25 周立波:《紀念、回顧和展望》,《文藝報》1957年第7期第2版。
15 [美]杜贊奇:《地方世界:現代中國的鄉土詩學與政治》,《中國人類學評論》(第2輯),王銘銘編,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年版,第35頁。
16 周立波:《文學的永久性》,《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頁。
17 周立波:《文學的界限與特性》,《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73頁。
19 程凱:《“信任感”與“心寬路遠”——〈山鄉巨變〉(上部)的現實理解和生活感覺》,《文藝爭鳴》2021年第9期。
20 夏天:《誰是社會主義農村的好干部——從〈山鄉巨變》與〈被開墾的處女地〉的關系談起》,《重讀周立波》,河北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第381—382頁。
21 [法]埃米爾·涂爾干:《社會分工論》,渠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25頁。
22 孔凡芳:《家庭閱讀與民族國家“情感共同體”的建構》,《閩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2期。
23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叡人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1年版,第184頁。
24 周立波:《山鄉巨變》,《周立波文集》(第3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322頁。
26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頁。
27 周立波:《生活、思想和形式》,《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頁。
28 唐弢:《風格一例——試談〈山那面人家〉》,《人民文學》1959年7月號。
29 李國華:《論周立波〈暴風驟雨〉的敘述與形式》,《文藝理論與批評》2023年第1期。
[作者單位:中南大學人文學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