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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眼淚》:在言說之外的可能
來源:文匯報 | 鄭靜怡  2026年06月28日10:18

創傷書寫在人類文學史上并不鮮見,特別是20世紀創傷書寫成為文學的獨特類型后,大量以呈現創傷為己任的作品得以涌現。回溯這些作品,大多遵循“言說即療救”的書寫邏輯,以見證事件為目的,以言說痛苦為手段,著重再現創傷本身。林那北的長篇小說《藍眼淚》則另辟蹊徑,借杜三山一家四代人各異卻又相互纏繞的創傷過往,探討人應如何應對創傷,從而為創傷書寫提供了一種“在言說之外”的獨特可能。

在《藍眼淚》所塑造的家庭關系中,疏離與隔閡似乎是一種長久的底色。小說甫一開篇,就借主人公杜三山的視角,呈現了其與母親章巧丹之間一場異常冷漠的會面。這種被刻意強調的疏離氛圍,無疑在小說之初便鋪設了一個核心懸念,即“這個家庭為何如此?”在問題提出后,作者顯然并不打算止步于此,而是有意將答案懸置,并進一步強化。讀者對這個家庭的困惑一步步放大,最終在得知這些家族成員的創傷過往時被驟然戳破,迫使讀者不得不直面創傷所可能帶來的深刻影響。

令人玩味的是,這些創傷經歷作為小說中被反復渲染的核心謎底,其書寫卻呈現出截然相反的“輕”。《藍眼淚》中,絕大多數創傷經歷者從未直接訴說自己的苦難,而是以杜三山的視角去揭露家中成員的創傷,他本人童年關愛缺失的創傷,雖為小說中唯一由親歷者口述的創傷經歷,卻因講述者本身已不抱期待的“鈍感”性格,極大地削弱了創傷的沖擊力,使小說充滿了張力。故而,作為懸念存在的創傷過往本質不過是背景,作者真正想著重展示的,是創傷之后人應當如何應對。

“言說”作為一種創傷治療手段,不僅需要創傷者的勇敢講述,還取決于聽者的態度,必須考慮這個聲音能否被真正聽見、被允許存在。于個體而言,創傷既已留下印記,應對便無從回避。“言說”的成效既然受制于外界,那么探尋應對方式在“言說之外”的可能,便同樣具有不可輕視的分量。

在《藍眼淚》中,人物或消極逃避,或積極行動,卻無一例外拒絕向他人言說創傷,任由余震在沉默中持續發酵。于母親章巧丹而言,面對早年淪為孤兒、青年時期遭侵犯所留下的創傷,她所能做的只有逃避。在家庭關系中,出于對人際關系的失望,巧丹即使對家人同樣懷有深厚的感情,也從不表露。百花路上的老房子,作為唯一可以由其完全掌控的處所,成了她精神世界的最后堡壘。故而,當老房子面臨拆遷,巧丹選擇留在老屋,讓生命隨爆破的聲響一道逝去。

如果說巧丹的應對是“逃”,那么祖母余貞妹和妻子楊美薇的應對就是“求”。余貞妹終其一生都在竭力展示自己的“有用”。她牢牢把控由自己一手帶大的兒子,強勢介入其兩段婚姻,企圖通過對家庭的絕對掌控來培植家人對自己的需要、證明自身的價值。楊美薇則死死攥住每一個機遇表現自己,一路從出版社編輯升至區長。她們渴望用行動來緩解內心最深的恐懼,然而,她們越是用力抓緊,最終失去的便越是徹底。余貞妹的掌控讓自己與兒子、孫女的內心日漸遠離,楊美薇最終在獄中懺悔己過。她們與巧丹一樣,皆在對自身創傷的緘默不語中,被陰影無聲裹挾,一步步走向悲劇的命運。

沒有一種“非言說”的應對方式真正通向救贖。每一種應對,在保護自我的同時,卻無可避免地傷及他人,在緩和一重矛盾的同時,又悄然制造出新的問題。從這一結局來看,林那北無意為我們指認一條通往療愈的途徑,而是要呈現一個更為殘酷,也更為現實的真相,即當創傷無法借語言得到救贖,人們在沉默中的掙扎,或許同樣只能走向沉淪。這正是林那北最深的誠實。她不施舍廉價的安慰,也不書寫“走出來”的理想化結局。她只是在呈現,呈現創傷之后人們以各自的方式艱難應對,呈現每一種選擇背后的代價,呈現那些在沉默中從未被言說、卻從未真正消失的東西。

在小說中,除了跟隨杜三山的視角不斷向后挖掘家庭成員的創傷過往與應對之外,還有一條圍繞著楊美薇的家鄉浪尖尖島開發的敘事線。在這條線里,章巧丹曾經被侵犯的場所,隨著旅游開發,由于是“藍眼淚”這一特殊自然景觀的最佳觀景地,被建設成為豪華的賓館,化作游客打卡的勝地。于是,一面是巧丹的創傷在回溯中被層層揭開,一面卻是她痛苦的發生地被徹底掩埋,甚至被景觀化。在這一“揭”一“埋”之間,林那北對創傷書寫的更深一層省思得以流露。

在景觀社會中,人們所注視的,更多是那些已被“景觀化”的存在,而那些始終沉默不語的事物,只能在時間的流逝中漸漸褪色。林那北以獨有的目光,捕捉到了那些無聲卻又無力應對的創傷,借杜三山一家四代人的悲劇,替身處如此困境的人們做出了言說。正因如此,她沒有讓任何一種應對方式成為確鑿的答案,也沒有讓任何一個人物“走出來”。

《藍眼淚》的這種悲劇式的書寫,實則是林那北一貫創作方向的縮影。她從不避諱去書寫悲劇,反而任其淋漓盡致地鋪開,借這些悲劇揭露社會的困頓、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困境,帶領讀者去直面生活的真相。但這并不意味著林那北對生活前景的絕望,她曾說:“文學不能改變什么,文學不過是悲天憫人而已。”當她懷抱著這顆悲憫之心,去呈現那些被“景觀”所掩埋的創痛,用文字去言說那些“應對中言說之外的可能”時,這一行為本身,便已是在為其求解,在呼喚著一種新的可能。所以,從這個角度上看,林那北之所以持續關注這些隱痛,底層邏輯或許恰恰源于她對希望存在的相信。

(作者系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