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策縱與艾青的“朦朧詩”之爭
周策縱是享譽世界的美籍華裔學者,其代表作《五四運動史》被公認為研究中國現代思想與文化的典范,在海內外影響深遠。他的學術視野開闊,涉獵廣泛,在政治史和思想史之外,亦深入紅學、訓詁學、古典詩及新詩批評等多個領域。20世紀80年代初,周策縱與艾青曾圍繞“朦朧詩”的可理解性問題展開數次交鋒。盡管艾青對“朦朧詩”的批評立場已為學界所熟知,然而周策縱作為海外學者介入這場論爭的契機、與艾青觀點分歧的深層邏輯,以及這場跨越地域的對話在“朦朧詩”論爭譜系中的意義,仍未得到充分關注。本文將依托相關史料與新見文獻,系統梳理這場論爭的緣起、過程與焦點問題,辨析周、艾詩學觀念與審美立場的差異,進而將這場被忽視的詩學對話置于20世紀中國新詩發展脈絡中,考察其如何與新詩史中的重大論爭形成呼應,從而為反思中國新詩的現代化路徑提供歷史參照。
一
“中國周末”與論爭的緣起
周策縱與艾青關于“朦朧詩”的意見分歧,始于1980年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舉辦期間的“中國周末”活動上。此時恰值中美建交后的特殊時期,這次文化交流不僅肩負著文學對話的使命,更承載著以人文交流促進兩國相互理解的時代使命。在此特殊歷史節點上,雙方關于詩歌“懂”與“不懂”的觀念論爭,逐步升級為一場跨越時間與地域的詩學對話,也從側面映照出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新詩發展面臨的多重張力。
1980年8月,艾青、高瑛夫婦與作家王蒙,應聶華苓及其丈夫保羅·安格爾之邀,赴美參加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劃”,開啟了為期4個多月的訪問。9月12日晚,“國際寫作計劃”的首次“中國周末”活動在聶華苓家中舉行,艾青是現場最受矚目的詩人,獲得了近乎英雄般的禮遇。到了9月14日,詩歌座談會則由禮敬轉為思辨,艾青的發言論及當時國內初興的“朦朧詩”現象。艾青訪美前后的中國詩壇正處于變動之中。1979年,《詩刊》相繼推出北島、舒婷的作品,標志著這一詩歌潮流的登場。1980年4月,全國當代詩歌討論會在廣西召開,謝冕、孫紹振等學者為“朦朧詩”發聲。同年5月7日,《光明日報》發表《在新的崛起面前》,進一步推高論爭聲浪。1980年下半年起,對“朦朧”“晦澀”“古怪”的批評與“朦朧詩”的“崛起”相互交織,成為詩壇焦點。正是在此詩潮涌動、新舊碰撞的背景下,艾青踏上了赴美之路。也正因如此,當海外詩人、學者表現出對新詩潮的寬容,甚至推崇時,艾青便難以保持沉默了。
關于這場論爭,艾青與周策縱均留有文字記述。艾青作于1980年9月的《在愛荷華的“中國周末”》是一篇生動的現場紀實。他在向海外同行介紹中國大陸詩壇近況時,指出詩壇的幾種傾向:部分青年詩人追求含蓄與深刻,卻導致詩作“令人費解”;另一傾向則是模仿成風,“看見一種詩叫響了,大家都照樣寫”(1)。周策縱、鄭愁予、袁可嘉等人圍繞詩的“懂”與“不懂”發表見解。鄭愁予強調了“悟”的重要性,認為理解隔閡可能源于文化差異或社會關切的不同。袁可嘉呼吁應鼓勵年輕詩人探索新路,在他看來,“新詩已走了六十年了,不能老是走一條路”(2)。周策縱提出詩應“不拘一格”,反對將某類詩定義為“主流”(3)。總體而言,多數發言者傾向于支持詩歌風格與表現手法的多元探索,這與艾青所堅持的詩歌應便于理解、溝通現實的觀點相左。
時隔7年后的1987年,周策縱撰寫《新詩多元一元論:記和艾青談詩的懂與不懂》,對當時的討論做了另一角度的回顧。他寫道:“現在不妨先從幾年前我和艾青先生討論的一個問題談起。原來1980年我們參加愛荷華大學‘中國周末’文學討論會的時候,有人問他對詩的看法,他第一句就說:‘詩一定要讓人看得懂。看不懂的詩絕不能算是好詩。’我當時就說:‘這是個不簡單的命題,“懂”這個字就得弄懂,是否單指理性的明確認知?是否要全部懂呢?’但當時人多嘴雜,也就沒有討論下去了。”(4)盡管二人在細節回憶上略有出入,但核心分歧清晰可見:艾青重視詩的社會接受度與傳播效果;周策縱更強調詩學本體的開放與認知的多元,并意圖展開更深入的探討。
艾青的詩學觀深植于其自20世紀三四十年代便開始的創作與理論實踐之中。他警惕純詩化立場與形式主義傾向,認為對詩的評價不應過分偏重外在的形式技巧,諸如詩行的整齊、文字的雕琢、聲音的悅耳等,而“應該偏重在它怎樣以真摯的語言與新鮮的形象表達了人的愿望,生的悲與喜,由暗淡的命運發出的希望的光輝和崇高的意志”(5)。他尤其強調詩人應該代表人群傳達對于世界的情感與思想。這種創作觀念明確排斥修辭的游戲與封閉的自我囈語,也內在地指向一種與讀者對話、向社會敞開的詩學姿態。
在艾青的詩學體系中,詩歌是一種承載社會意志的審美行動,其價值須在讀者那里獲得確認。正如他所指出的:“當詩人把他的作品提供給讀者,即是詩人把他對于他所寫的事物的意見提供給讀者,他的目的也即是希望讀者對于他所提供的意見能引起共鳴。”(6)既然詩歌要在讀者處、在社會與藝術史的影響中確立自身的位置,那么讓目標讀者“讀懂”便成為基本前提。由此觀之,“讀不懂”意味著社會效用的喪失,這也構成了艾青批評“朦朧詩”的核心依據。
而周策縱則基于跨文化視野和史學訓練的習慣,更強調認知的嚴謹與詩學定義的開放性。他對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局限性有深刻洞察:“由于讀了更多的外語,使我深深感到,從古代起,我們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不免有兩個最基本的缺失:一個是邏輯推理不夠精密……另一個缺失看起來很簡單,卻可能更基本,我們對‘認知’的意識不夠發達。就是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夠重視。”(7)在周策縱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所以堪稱中國文明史上重要的轉折點,正在于其崇尚新知,著力探究事物的本質、成因和方法,而非拘泥于“應該如何”(8)。基于此,他對艾青的觀點提出質疑:與其執著于規范新詩的發展方向,不如澄清新詩的本質特征,以及可理解性的基本范疇。因此,周策縱對“懂”的詰問,并非反對詩的可溝通性,而是反對將其簡化為某種單一標準。
周策縱對新詩的關注,與其對五四運動的一貫研究興趣密切相關。自20世紀50年代起,他便活躍于北美詩壇,是紐約“白馬文藝社”的核心成員。在他的視野中,海外漢語詩歌占據著一個獨特的文化位置:既未受中國大陸文學體制化進程的規約,也未被中國臺灣地區的現代派詩風所籠罩,反而得以“繼承新詩早期的作風”(9),保持著自由生長的狀態。因此,周策縱援引胡適的評價,將紐約視為“中國新文學在海外的第三個中心”(10),嘗試將海外漢詩納入中國新文學的史述脈絡,并為其爭取某種“正統”繼承者的歷史地位。這一立場,既能解釋他何以將海外漢詩作為大陸當代詩歌的參照系,也暗示了他對多元、實驗性詩學路徑的青睞。
“中國周末”活動以交流為基調,正如王蒙所言,“國際寫作計劃”意在促進海內外文化交流、增進互相理解,“人們愛中國,關心中國,渴望著了解中國,而中國也盼望著更多地了解世界。衣阿華的‘國際寫作計劃’為中國作家和各國作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尋求友誼和知識的機會”(11)。此時周策縱與艾青的論爭雖未深入,但其分歧卻無法被忽略。這不僅是兩位文人的觀點碰撞,更折射出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新詩在重啟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復雜張力:一方旨在延續并調整詩與人民、現實的固有聯系,另一方則呼吁在美學與認知上保持開放與多元。這場未充分展開的論爭,為之后持續數年的筆戰埋下了伏筆。
二
論戰再起:從愛荷華到北京
艾青的美國之行從1980年8月持續至1981年1月。在此期間,國內詩壇發生了不小的變化,艾青與青年詩人的關系也急轉直下。《詩刊》1980年第10期所載《與青年詩人談詩》一文,整理自同年7月23日艾青在詩刊社舉辦的“青年詩作者創作學習會”上的發言。他在談話中對部分青年詩人的創作傾向提出了批評,尤其指出北島詩歌存在的問題,認為一些作品之所以晦澀難懂,往往源于詩人過分沉浸于個人的感受與觀念中,未能建立起可與讀者共鳴的審美通道。他專門列舉北島的短詩《生活》(內容僅有一個“網”字)為例,直言“這樣的詩很難理解”(12)。這一批評常被解讀為艾青對北島詩歌的徹底否定,然而歷史地看,艾青不僅一度真誠地欣賞北島的才華,也曾給予他幫助與鼓勵。然而,這段原本融洽的關系,終因詩學理念上的分歧而未能持續。
1980年12月,《詩探索》創刊號將艾青的《答〈詩探索〉編者問》作為重磅文章推出。艾青在文中將“看不懂”的詩視作排除讀者的“無效勞動”,認為此風源于對西方現代主義的盲目模仿:“中國人,有些年輕人中間,學外國看不懂的詩。看不懂怎么學?學外國的看不懂。這個傾向,我以為是應該排斥的。”(13)這番批評激起了部分青年詩人的強烈不滿,其中貴州詩人群體的言辭尤為激烈。可以想見,當1981年初艾青回國時,所面對的已是青年詩人的批評與挑戰,這難免令其產生被“缺席審判”的憤懣。與此同時,詩壇的理論格局亦在重塑,“崛起論”的理論建構日趨完整。無論從創作實績還是理論聲援來看,“朦朧詩”都已經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新生力量。這一局面,促使剛回國的艾青必須作出系統回應。
在《美國歸來答客問》中,艾青重申了對新詩創作的核心主張:詩應該借助形象思維傳達思想情感,并注重對現實的反映。在被問及對“朦朧詩”的看法時,他回應說,這類詩并非一無是處,但連編輯都“看不懂”的詩不宜發表。艾青特別區分了“朦朧詩”與其鼓吹者,并指出:“‘朦朧詩’的問題,關鍵在于一些評論家。本來,作為一種風格的朦朧是可以存在的,但調子越唱越高,不是引導,而是一味吹捧,對年輕人毫無好處……其實,后來真正‘崛起’的是那些評論家。”(14)及今思之,艾青的批評并非全無道理。“崛起論”者在急于為新詩潮正名的過程中,往往陷入新舊二元對立的思維框架,強調“斷裂”多于“延續”,未能理性審視新詩的發展歷程與詩學傳統。
1981年5月12日,艾青在《文匯報》發表長文《從“朦朧詩”談起》,進一步闡述了對“朦朧詩”以及新詩發展的見解。他一方面堅持詩必須讓人能看懂的基本立場,另一方面也從審美角度主張應區分表意不明的“口齒不清”與具有藝術韻味的“表達含蓄”。艾青的批評聚焦于兩點:一是詩歌中流露的自我中心傾向,認為其“排除了表現‘自我’以外的東西,把‘我’擴大到了遮掩整個世界”(15);二是“崛起論”者的推波助瀾。盡管艾青理解青年詩人的歷史境遇,洞察他們“為抗議而選擇語言”(16)的言說姿態,但他對“崛起論者”卻持有鮮明的批評態度,認為其片面鼓吹朦朧詩人,否定新詩的傳統,從長遠看不利于青年詩人成長。
總體而言,艾青此時的回應雖偶有激憤,但基本是理性的。他關于詩歌的可解性、“小我”與“大我”相統一的強調,也與其一貫的詩學主張一脈相承。倘若沒有后續風波,艾青或許會逐漸淡忘在愛荷華時與周策縱的爭論。然而,周策縱的回國訪問,卻使雙方潛在的緊張關系公開化。
1981年夏,周策縱回國。應中國作家協會之邀,他與多位作家開展了一次交流。這次交流對話后由亞丁(17)整理,名為《各家詩人談詩》發表于《北方文學》1981年第11期。盡管刊發后周策縱和艾青均對整理稿表示不滿,批評亞丁記錄不實并激化矛盾,但實際上整理稿的核心觀點并未偏離二人的一貫主張。亞丁所做的“加工”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將零散的分別交談整合為眾人齊聚一堂的“對談”(18)場景;二是對部分表達進行了修辭層面的調整,例如將周策縱原本謙慎的語氣改為更直接,甚至略顯傲慢的口吻。
周策縱事后特別澄清,整理稿在某些具體表述上與他本意不符。例如,他原意是肯定艾青,同時認為年輕一代的詩風也值得提倡,但整理稿的表述卻削弱了這種平衡:“他又說我說過:‘國內近年來出了一些抒情詩。郭小川、賀敬之寫的還好,還有李季。艾青以前的詩我很喜歡,后來就不如以前的好了,不那么能夠引起回味。’這些話我都沒有說過,我只說過:‘大陸上曾有個很長的時期,大家都去寫標語口號式趕任務的詩,很少有含蓄和令人回味的好處……艾青早期的詩清新可喜,有時意境也很深遠,我很喜歡。后來有個時期也不免有些政治口號淺顯的詩,我們無法欣賞。但像他的《海岬上》里的一些短詩和散文詩就很優美,也敢說真話。’近來老一輩的詩人偶然還能寫好詩的,他是最難得的一個。不過年輕一代人的詩風已比較老一輩的繁復瑰麗而突兀,那也是應該提倡的。”(19)盡管周策縱和艾青都指出亞丁在細節上的失實之處,但二人均未質疑整理稿中對“朦朧詩”所持的基本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艾青雖然贊同文藝應走向大眾,但并不主張以審美妥協為代價,也并非完全否定個人化的詩歌表達。在他看來,理想的詩歌應當在大眾化、審美追求與語言創造之間取得必要的平衡,最終實現個人經驗與他人乃至群體的有效溝通。周策縱則在文中明確為“朦朧詩”辯護,其立場更具去政治化與美學本體論的色彩。他以中西比較的視角指出“國內的詩寫得太明了,太單純”(20),主張詩應在審美與形式上更具突破性。他質疑“懂”作為評判標準的絕對性,認為“有些詩不能讓人讀懂,也許是因為它更高明、更深刻,現在的人還達不到詩人的思想境界”(21)。在“自我”的表達問題上,他更與艾青針鋒相對,強調一切詩歌在本質上皆是“自我”的藝術化呈現。
《各家詩人談詩》的刊發,使周策縱的海外觀點直接介入國內的論爭,艾青由此感到一種“腹背受敵”的壓力。周策縱的論述不僅與“崛起論”者相呼應,而且從比較詩學的層面為“晦澀詩風”提供了理論支持,這在某種程度上動搖了艾青所秉持原則的權威性。尤其令艾青難以接受的是,周策縱將“看不懂”的詩解釋為“可能更高明”的邏輯——這從根本上解構了艾青批評的立足點,并將詩學論爭提升至詩歌本質與接受美學層面。這場源于審美差異的對話,至此已升級為關乎新詩現代化路徑與話語權的論辯。
三
跨洋論爭與詩學道路之辨
艾青對周策縱的回應,經歷了從相對緩和到日趨激烈的過程。1981年11月9日,艾青在《愿青年詩人健康地成長——為〈青年文學〉創刊而作》中,不點名地批評了“一位著名的美籍華裔文學教授”主張“難懂的詩也應該發表”(22),強調詩歌一旦進入公共領域就應當讓人讀懂。此時他的語氣仍帶有商榷意味,尚未脫離說理的范疇。然而這種相對的克制并未持續太久。當艾青讀到《各家詩人談詩》后,態度發生了顯著變化,隨之寫下的《迷幻藥》一文,情緒明顯激烈起來。他直接批評該文傾向明顯,片面呈現了周策縱的觀點:“《北方文學》的整理稿,主要是介紹了周先生的觀點和經過挑選的附和周先生的觀點,傾向性很明顯,用意也是很清楚的。”(23)艾青重申,詩可以存有不同風格,但“難懂”不應成為普遍追求,更不能因此責備讀者。他尤其反感推崇海外詩歌、貶低國內詩歌的論調,并回顧新詩發展史,指出從五四至80年代,中國詩歌界對外國各種流派的翻譯和借鑒已相當廣泛。在他看來,問題的核心不在于是否學習外國,而在于如何創作出既有“時代的氣息”、又有“民族的風格”的作品(24)。這表明他的關切已從“懂”與“不懂”的具體爭論,上升到新詩如何建立自身現代品格這一根本問題。
艾青進一步借臺灣詩人高準的評論,將“朦朧詩”的“難懂”問題置于更廣闊的現代主義詩潮中審視。他觸及了一個新詩史的重要問題:自李金發以來,“晦澀”“難懂”的爭論便伴隨著新詩的發展,并在三四十年代的部分現代主義詩人,以及五六十年代中國臺灣地區的現代派詩歌中延續。艾青警惕“朦朧詩”重蹈某些現代主義探索的覆轍,過分追求語言實驗與內在玄思,可能導致詩歌脫離大眾。他主張當代詩不應簡單回到“純詩”或“現代主義”的舊路,而應開創一條既具現代意識,又能與讀者溝通的新途。
借助高準對臺灣現代主義詩歌的批評話語,艾青將那種缺乏真情實感,生硬模仿西方,最終淪為“極少數自命詩人的一小撮人自我陶醉的迷幻藥”的創作傾向,直接與周策縱所支持的詩歌方向相聯系。文末他尖銳地寫道:“有人竟想到處推銷這種迷幻藥呢!”(25)此處“有人”正指向周策縱,艾青借此對其所倡導的詩學路徑及可能產生的影響,作出嚴厲指責。
艾青的批評迅速引發回響,早年曾受其提攜的詩人呂劍隨即撰文聲援。他質疑周策縱以海外詩歌為標準評判國內詩壇的做法,并飽含深情地為艾青辯護。呂劍認為“朦朧詩”并非橫空出世的美學革命,而是歷史上現代主義詩風的延續,給人以似曾相識之感,因此難以將其視為“新的美學原則”。呂劍的論述始終貫穿著對本土詩歌尊嚴的維護,以及評論標準應扎根漢語詩歌傳統的自覺意識。
面對批評,周策縱數年未曾公開回應。不過,1982年2月2日,香港《明報》刊出《朦朧詩的懂與不懂問題——周策縱與艾青之爭》,作者梅之聞站在周策縱的立場,對艾青的批評作出系統性回應。梅之聞梳理了雙方的分歧:“關于‘朦朧詩’的爭論,簡單來說,就是‘懂’與‘難懂’的問題。支持者認為‘朦朧詩’是詩的規律,是新詩發展的方向,即使現代人看不懂,也不要緊,雖然‘任何詩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為同時代的讀者所理解,但是作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詩人,卻絕不會僅僅為了投合讀者傳統的欣賞習慣,而放棄真理,放棄自己應有的藝術追求’。反對者卻說有些‘朦朧詩’連高級知識分子都看不懂,那么發表給誰看呢?”(26)梅之聞對艾青將周策縱比作“迷幻藥推銷者”的批評作出回應。在他看來,艾青所喻指的“迷幻藥”,實際是指向那種缺乏生命力的、對西方現代詩歌的機械模仿。梅之聞強調,周策縱所倡導的并非這類空洞的詩歌實踐,他反問道:“這種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做法,對國內新詩的發展有什么好處呢?難道海外只有‘迷幻藥’而沒有‘濃縮程度高’而‘有味’的詩作么?”(27)在此基礎上,梅之聞進一步呼應周策縱的主張,認為詩歌應當保留一定的晦澀感與意義的多重空間,并指出這正是詩歌藝術本質的重要體現。
直到1987年,周策縱才發表長文《新詩多元一元論:記和艾青談詩的懂與不懂》,系統回顧這場論爭。他首先澄清了因訪談整理可能造成的誤解,進而將辯論提升到詩學原理的層面。周策縱追溯胡適的“明白清楚”詩觀,指出“詩一定要讓人能看得懂”這一命題在邏輯與歷史上均難以成立:“我對他那句‘詩一定要讓人能看得懂’這個廣泛命題,最初只是懷疑到它的指認和周延方面,因為這個問題過去已爭論了許久……并不是一個簡單可肯定或否定的問題。這個命題也不是艾青先生最先提出來的,那個所謂中國‘新詩老祖宗’胡適之先生早在五六十年以前就說過:‘其實看不懂而必須批注的詩,都不是好詩,只是笨謎而已。’……胡先生所謂懂,如果是指理知上的完全了解,我們認為他說的根本站不住。”(28)在周策縱看來,歷史上許多杰出的詩作并不明白清楚,詩歌的“懂”牽涉感受、聯想等多層次審美體驗,不能簡單等同于理性認知上的透明。他的論述實質上為詩歌的“晦澀”或“朦朧”賦予了合法性,視其為拓展精神世界與審美空間的內在需要。
這場跨洋論爭,表面是關于詩歌可解性的爭執,深層則是中國新詩史上一個核心矛盾的當代映現,即詩歌的現代主義探索與大眾化訴求之間的持久張力。自新詩發軔以來,“晦澀”與“明白”、“純詩”與“大眾詩”的論爭不斷。其中,現代主義探索注重內在真實、語言革新和審美自主,常受到“難懂”的批評;而大眾化的詩學實踐則強調社會關懷、現實介入和傳播效用,多推崇“易懂”的價值。艾青與周策縱的立場,恰恰對應了這兩種詩學傾向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典型立場。艾青的憂慮源自其歷史經驗,他曾親歷了詩歌與民族命運緊密相連的時期,深信詩歌不能失去與時代、人民對話的能力。他對“晦澀”的警惕,包含著對詩歌脫離現實、疏離讀者的深刻擔憂。周策縱的堅持,則體現了對詩歌藝術獨立性與復雜性的維護,在經歷了相對封閉的文學生態之后,這種堅持具有開拓表達空間、促進藝術探索的積極意義。
時過境遷,當我們回望這場曾充滿火藥味的論爭,其意義已遠超簡單的是與非,它映照出“朦朧詩”論爭乃至新詩現代化進程中所內含的困境:詩歌如何在吸收外來藝術精華,走向語言與形式更新的同時,保持與本土現實及讀者的聯系?又如何在肩負社會文化責任的同時,守護其作為藝術的獨立與深邃?艾青所警惕的詩歌與公眾脫節的風險,在“朦朧詩”以降的當代詩中確有所顯。而周策縱所倡導的開放與多元的詩學觀,也為突破表達的單一,激活漢語詩歌的潛力,提供了不可忽視的思想資源。這場跨越時空與地域的對話,是新詩在重啟現代化探索之際的一次反思,它使我們重返那些根本性的詩學命題:詩的本質、讀者的位置、傳統的轉化,以及現代的抵達。這些聲音,至今仍回蕩在關于詩歌何為、詩向何處的探討之中。
注釋:
(1)(2)(3)艾青:《在愛荷華的“中國周末”》,《艾青全集》第5卷,第274、274、274、275頁,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4。
(4)(19)(28)周策縱:《新詩多元一元論:記和艾青談詩的懂與不懂》,《棄園詩話》,第186、187、188-189頁,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
(5)(6)艾青:《詩與宣傳》,《詩論》,第105、107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7)周策縱:《序》,《棄園文粹》,第4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
(8)周策縱:《認知·評估·再充》,《五四運動史》,第10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9)周策縱:《〈海外新詩鈔〉序》,王潤華、黎漢杰編:《周策縱序文集》,第216頁,香港,初文出版社有限公司,2019。
(10)唐德剛:《胡適雜憶》,第79頁,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11)王蒙:《別衣阿華》,《王蒙文存》第14卷,第8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12)艾青:《與青年詩人談詩——在詩刊社舉辦的“青年詩作者創作學習會”上的談話》,《艾青談詩》,第62頁,廣州,花城出版社,1982。
(13)艾青:《答〈詩探索〉編者問》,《艾青談詩》,第172頁,廣州,花城出版社,1982。
(14)艾青:《美國歸來答客問》,《艾青談詩》,第186頁,廣州,花城出版社,1982。
(15)(16)艾青:《從“朦朧詩”談起》,《艾青談詩》,第80、87頁,廣州,花城出版社,1982。
(17)亞丁原名李翰華,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80年代赴法深造并旅居法國,譯有薩特的《理智之年》和波德萊爾的《巴黎的憂郁》等。
(18)據周策縱回憶,他與艾青、朱光潛、馮至、冰心、畢朔望本為分別交談,可整理稿描述為眾人相聚一堂,共議詩的形式與風格、“朦朧詩”、詩畫關系等,并制造出眾聲“聲討”艾青的場景。見周策縱:《新詩多元一元論:記和艾青談詩的懂與不懂》,《棄園詩話》,第186頁,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
(20)(21)亞丁整理:《各家詩人談詩》,《北方文學》1981年第11期。
(22)艾青:《愿青年詩人健康地成長——為〈青年文學〉創刊而作》,《艾青談詩》,第74頁,廣州,花城出版社,1982。
(23)(24)(25)艾青:《迷幻藥》,《艾青談詩》,第93、95、96頁,廣州,花城出版社,1982。
(26)(27)梅之聞:《朦朧詩的懂與不懂問題——周策縱與艾青之爭》,《明報》(香港)1982年2月2日。
本文刊發于《當代作家評論》2026年第3期
(韓亮,南京大學海外教育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