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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方言電影海外傳播的發行機制與路徑優化
來源:中國電影報 | 張琦 郭鈺銘  2026年06月26日08:37

在“十五五”開局之年,中國電影國際傳播面臨新的發展語境。如何在對外文化交流中提升傳播效能,展現中華文化的豐富內涵與當代價值,成為中國電影“走出去”需要回應的重要命題。方言電影作為呈現中國地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重要載體,其海外傳播價值日益凸顯。

在這一過程中,國際電影節作為全球電影文化交流與產業對接的核心平臺,逐漸成為中國方言電影跨越文化壁壘、進入國際視野的關鍵樞紐。但當前的方言電影仍面臨文化轉譯困難、類型表達單一、接受語境錯位等問題。國際電影節憑借其文化準入、價值認證、資本對接與品牌建構功能,可有效助力方言電影實現從地方性、民族性到世界性的轉譯,從而回應新時代下“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的核心命題,為中國電影民族性的國際表達提供有效路徑。

方言電影的文化價值與市場價值

方言不僅是一種語言形式,更承載著一個地區的文化、歷史、習俗與人文情感,方言電影也因此成為呈現中國文化多樣性的重要載體。相較于普通話敘事,方言電影往往具有更強的生活質感和地域辨識度,能夠以地方語言、地域空間和日常經驗呈現中國社會的豐富面貌。因此,方言電影的海外傳播,不僅僅是單純的地方文化輸出,更是中國文化多樣性進入國際視野的重要路徑。

在文化價值方面,方言電影的表達空間遠超鄉土范疇。《平原上的夏洛克》以河北方言和鄉村熟人社會為基礎,將農村生活經驗與喜劇、懸疑元素結合起來,呈現普通農民的行動力與生活智慧;《愛情神話》以上海話塑造都市日常、女性關系和城市文化記憶;《人生大事》借武漢方言強化市井生活質感,使殯葬題材獲得更強的情感親近性;《給阿嬤的情書》則以潮汕方言、僑批文化和家族記憶連接地方歷史與海外華人情感。這些作品說明,方言電影既可以呈現鄉村經驗,也可以進入都市生活、家庭倫理、類型敘事和跨地域記憶之中,具有較強的題材延展性和文化包容度。

在市場價值方面,方言電影具有一定的差異化優勢。地方方言所帶來的真實感、陌生感和文化獨特性,有助于影片在國際電影節選片、海外版權銷售、藝術院線放映和文化機構展映中形成鮮明識別度。對于海外觀眾和發行方而言,方言電影提供的不是同質化的商業類型敘事,而是具有作者風格、地域氣質和文化記憶點的中國故事。因此,方言電影能夠依托自身特色將地方經驗轉化為影片的文化賣點和國際傳播標簽。

電影節機制下方言電影海外發行的運作邏輯

國際電影節在方言電影海外傳播與發行鏈條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它一方面通過選片、競賽和評論體系完成影片的價值篩選,另一方面又通過市場單元、銷售代理、版權交易和媒體傳播,將具有地方經驗和民族文化特征的影片推向海外藝術院線、流媒體平臺及其他文化放映網絡,其功能可從四個維度加以考察。

第一,文化準入功能。國際電影節作為連接方言電影與國際受眾的樞紐,承擔了帶有可被國際觀眾辨識的民族性表達的影片篩選工作,通常需要影片既保留了鮮明的地域質感,又具備超越地域的情感結構與社會議題。賈樟柯電影中的山西方言、縣城空間和時代變遷,畢贛電影中的貴州方言、南方地景和夢境敘事,都不是簡單的地域展示,而是以地方經驗承載現代化進程、個體記憶和社會變遷等更具普遍性的主題。

第二,價值認證功能。電影節通過獎項、媒體評論和專業評價完成價值認證,在商業市場中被視為小眾元素的方言與地方空間,在電影節語境中可能被轉化為具有文化獨特性的標識。以賈樟柯導演的《三峽好人》、刁亦男導演的《白日焰火》以及畢贛導演的《路邊野餐》為典型案例,通過電影節入圍或獲獎后進入海外視野,并獲得海外版權銷售與國際媒體傳播的機會。電影節獎項雖然不能直接等同于票房收益,卻能夠為方言電影的藝術價值提供權威背書,提高影片在海外銷售、藝術院線排片、流媒體采購和文化機構放映中的議價能力。

第三,資本對接功能。方言電影中具有民族性和地域辨識度的內容,經過電影節平臺的展示,可以轉化為海外版權收入、國際合拍機會以及導演新作融資資源。賈樟柯的影片圍繞導演品牌、制片體系、海外銷售和藝術院線建立了較穩定的國際流通網絡;畢贛的影片則體現出另一種路徑,即以強風格影像和地方美學獲得電影節關注,再借助資本進入和明星配置擴大項目體量。二者共同說明,電影節不僅制造聲譽,也能夠推動民族性內容向商業價值轉化。

第四,品牌建構功能。方言電影在國際舞臺上的展示過程也是導演品牌、地方品牌和國家文化品牌共同建構的過程。賈樟柯通過《三峽好人》《山河故人》等作品,持續塑造山西、汾陽以及中國縣域社會的影像形象,使地方經驗成為國際觀眾理解中國社會變遷的重要窗口;畢贛則通過《路邊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等作品,將貴州凱里、黔東南地景以及獨特的時間感知轉化為鮮明的作者標簽。刁亦男的東北工業城市敘事、萬瑪才旦的藏語電影創作,也分別構成具有地域辨識度和文化獨特性的導演品牌。由此可見,電影節不僅塑造單個導演的國際聲譽,也在不斷積累中國電影的文化多樣性品牌形象。

方言電影海外傳播中的文化折扣與路徑局限

高文化折扣導致民族文化意義在轉譯過程中流失。一方面,方言本身的特殊性導致字幕轉譯存在不可忽視的技術困難。與普通話相比,方言不僅在語音、詞匯、語法上存在差異,更承載著獨特的地域文化信息。方言中的俚語、歇后語、諧音梗以及帶有強烈情感色彩的語氣詞,通常需要先完成向普通話的翻譯,再轉譯為外語。轉譯過程中方言電影最具生命力的語言細節不可避免被消耗,難以通過外語字幕準確傳遞。另一方面,地方知識體系的理解屏障進一步加劇了民族文化意義的流失。方言電影代表著一套完整的地方知識體系,包括民俗禮儀、宗教信仰、價值觀念、社會變遷等。這些知識體系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具體體現,但對于缺乏相應文化背景的海外受眾而言存在著較高的文化壁壘。

類型化和發行路徑趨向單一。從類型格局來看,這些在國際電影節上獲得認可的方言電影雖然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與深刻的社會意義,但大多集中于現實主義文藝片,尤其偏向苦難敘事、邊緣敘事和鄉土敘事,可能導致國際市場對中國方言電影形成固定期待,使得民族化表達的豐富性和當代性易被遮蔽,市井生活的溫情與各民族的生活變遷等更能代表新時代中華民族精神面貌的影片相對難以進入國際傳播的主流通道。從發行路徑來看,方言電影的海外傳播仍較大程度依賴“參展獲獎→版權銷售→藝術院線放映”的傳統鏈條。但這種路徑的受眾范圍相對有限,主要集中于電影節觀眾、藝術院線觀眾、專業影評人和高校文化機構之中,難以進入更廣泛的大眾傳播市場。

接受語境的錯位易使方言電影中的民族性表達偏離其本土文化語境。方言電影中的地方口音和帶有前現代色彩的城鄉景觀,可能在跨文化接受中被納入奇觀化的凝視,甚至伴隨著人道主義式的同情。此時,方言電影中的地方經驗可能被簡化為滿足海外觀眾好奇心的差異化符號,使電影中的民族性表達在一定程度上被動接受海外電影節評價體系,進而影響方言電影的創作方向與傳播路徑。

方言電影海外傳播的路徑優化

第一,建立貫穿項目全流程的海外發行支持機制。在政策支持上,可圍繞具有地域文化特色和國際傳播潛力的影片,完善創作開發、國際發行、電影市場推介、版權交易、海外放映等配套扶持,尤其應重視培養既理解地方文化、又熟悉國際傳播語境的翻譯與發行人才,提升方言電影跨文化轉譯和國際市場對接能力。在產業操作上,應把國際發行前置到劇本開發、創投路演和制片規劃之中,使影片在進入電影節和國際電影市場時具備更完整的海外發行條件。在評價與話語層面,優化國內評價機制,重點關注地方生活的當代性、民族文化的日常性、區域發展的時代性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表達,在進入國際傳播前形成更清晰的文化闡釋能力,減少海外市場對中國方言電影的單一化、刻板化理解。

第二,優化方言電影內容表達,使民族性表達擺脫單一化想象。真正具有國際傳播能力的方言電影,應在民族內核與普世情感之間建立平衡關系,在保留地方民俗記憶與區域文化的同時,通過親情、成長、奮斗等普世情感觸達海外觀眾,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近期《給阿嬤的情書》作為一部具有鮮明地域文化特征的方言電影,在國內公映完成口碑積累后赴戛納進行市場放映,并憑借家庭記憶、僑批文化與溫情表達引發海外買家關注。《給阿嬤的情書》的傳播實踐表明,方言電影也可以從本土市場口碑、區域文化認同和海外華人社群共鳴出發,反向推動國際市場關注與海外發行對接。

第三,構建從作者品牌、地方品牌到國家品牌的遞進式傳播體系。方言電影的海外傳播不能只依靠單部作品的偶然成功,而應通過持續的作品積累形成穩定的品牌鏈條。以賈樟柯作品為例,其電影長期以現實主義風格關注社會轉型中的普通人命運,形成了鮮明的作者品牌;在《三峽好人》等作品中,地域空間、地方方言等元素進一步凝結為可被國際觀眾識別的地方影像標簽;經過威尼斯等國際電影節的持續傳播,這些地方經驗又被納入海外觀眾理解中國社會轉型、現代化進程和普通人生活狀態的文化視野之中。因此,方言電影的品牌建構應以作者風格的穩定輸出帶動地方影像標簽的形成,最終匯入更加立體、多元的中國國家文化形象之中。

方言電影是中國電影民族性表達的重要載體,也是展示中國地域文化多樣性和社會生活豐富性的有效方式。面對文化折扣、類型與發行路徑單一、接受語境錯位等現實困境,方言電影海外傳播的路徑優化,應當以電影節為起點,以民族性表達為核心,以多元傳播方式為支撐,推動中國地方經驗與民族形象從有限的節展空間走向廣闊的國際舞臺。

(作者張琦系北京電影學院管理學院副教授,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文化金融研究中心特聘高級研究員;郭鈺銘系北京電影學院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