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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政治——當代之鏈與作為方法的《應物兄》
來源:《小說評論》 | 胡行舟  2026年06月26日09:08

對于文學之“當代性”(contemporaneity),近年的學界已有頗多討論。作為“當代文學”這一學科的修飾詞,其本性的敞明自有其不言而喻的重要性。陳曉明就曾在《論文學的“當代性”》一文中精要地概括,“當代性”至少包納四個方面的理論內涵:其一,是“當代性的主體意識問題”,即“作家藝術家主體意識到的時代精神以及歷史深刻性”;其二,是“當代性的時間性問題”,即作品對“當下”的洞若觀火或另辟蹊徑的捕獲,而這種在現代性的激進方案里凸顯的“當下”實則“統合了過去與未來的雙重邏輯,也就是生與死的整全關系”;其三,是“當代性的境遇意識問題”,即文學對既有著未來面向又包含歷史深度的復雜時間結構和文明境遇的理解;其四,是“當代性的美學問題”,即作品用以承載歷史本質、煥發當代風韻的表現形式,尤其是它帶來的創新特質和美學挑戰性。[1]

無論就以上哪個方面來說,李洱洋洋八十萬言的《應物兄》都堪為“當代性”綻露的典范。這部浩瀚的“沙之書”[2]裹卷著“知識、故事和詩”“頌歌、挽歌與獻詞”,在無形聚散之間,為我們呈現出當代中國和士林精英的總體畫卷,更為我們演繹了一種將“當代性”激蕩開來的獨特方法。它既彰顯了作家在高于現實的知識碎片與意識結構中把握歷史動態和時代精神的強力意志,又以迷宮式的話語建筑和根莖狀的敘事伸展發動著《哈扎爾辭典》般的美學挑戰。已有論者從《應物兄》的敘事建構探究李洱對“當代性”的有機內化,談及小說如何融攝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元素來完成對“不可見”的現實經驗的病理分析,如何通過對知識分子群體的細致摹畫為遭遇心性秩序危機的同時代人造像,又如何體現一種重振傳統文化因革損益之道的“本土化的當代真理性追求”。[3]李洱打開“當代性”魔盒的主體意識、心靈縱深和美學手段,皆為論者觸達。而本文的側重,則更在于陳曉明所說的第二和第三方面,即《應物兄》統合過去與未來的雄心和在復雜時間結構中觸摸“當代”、體察文明的境遇意識。“當代性”的內涵無法本質化,不同的作品會發現乃至發明不同的當下,而同一作品的“當代性”亦會被延宕、否棄,或因觀者的時代感應和界定標準而變幻。但作為一種反思我們自身位置的歷史視界,“當代”的時間性內蘊無疑是其根本要義。也正是抓住了這一點,《應物兄》的“當代性”獲得了最為堅實的表達。

在小說中,一位研究東正教的學者在論文里寫道:“過去與現在是由前呼后應的事件聯綴到一起的,如鐵鏈子一般,敲敲這頭,那頭就會響。耶穌和孔孟都知道我們在敲鏈子。兩千多年過去了,他們也一直在敲鏈子。”[4]李洱其實也是一個“敲鏈子”的人,對他來說,“當代”并不只是單純的現在進行時,而是一條前呼后應的“鐵鏈”。他在當下敲,卻要讓我們同時聽見來自過去與未來的悠長聲響——它們從“文化熱”噴薄、新儒學正盛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傳來,從激辯著古今中西之體用優長的近現代中國傳來,從文明覺醒、起源奠定的軸心時代傳來,也從杳渺莫測的明日傳來。《應物兄》真正奏響的,乃是一種極富動感和張力的“時間的政治”。按彼得·奧斯本的定義,“時間的政治是這樣的政治,它把社會實踐的各種時間結構當作它的變革性(或維持性)意圖的特定對象”[5],而李洱則是將社會實踐和知識實踐的多維時間結構作為他持續叩擊的對象與縱橫捭闔的棋盤,從而揭示出文化因革的困境和文明進益之所需。

一、此在的“綻出”:多維交織的當代

李洱是對當代此在的時間織體有著鮮明感知的作家。在2007年的一次演講中,他指明了中國式處境的特殊之處:一方面,全球化時代的世俗化浪潮浩浩湯湯,“西方發達國家的所有經濟和文化產品已經涌入中國的大街小巷”,中國似已“進入后現代時期,與國際社會充分接軌”;而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的基礎結構并無根本變化,“歷史依然帶著強大的慣性在向前滑行”,某些局部甚至仍處于前現代時期。這般處境下,中國知識分子亦經受著“兩重痛苦”:一種是“傳統的痛苦”,即貧困、壓抑和愚昧所帶來的不可承受之重;另一種則是“新鮮的痛苦”,即現代商業、技術和欲望釋放造就的靈魂真空,那不可承受之輕。[6]李洱的感悟與痛苦實際上指向時間的重疊交錯,多重歷史矢量的匯合在當代中國“造成大量無法用既定觀念模式來定義和闡釋的剩余物的溢出”[7]。彼時,《應物兄》的寫作已進行一年有余,大概也正是這份長久以來的對時間性的敏感,促使李洱找到了海外儒學葉落歸根這一絕佳的切入,由是“將多重時間、多元世界和多種可能性納入視野”[8]。

圍繞著儒學大師程濟世的歸來和濟州大學儒學研究院的籌備,《應物兄》通過學院知識分子的應物之舉、幽隱之思牽出政商學三界亂象,并掀起哲學、經濟、藝術、生物等諸多人類知識經驗的狂歡。海外儒學回流的主線之所以能生長出豐富的神經叢,恰是因為它能夠以此調集古今中外的文化資源和對話經絡,從而充分激活當代中國的“當代性”。沿這樣的線路深入,我們就不得不在看見當下知識傾銷的同時,看見近現代以來,尤其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關于中國現代化方案的火熱論辯,看見蒙塵的經籍里向我們頷首示意、仍無可回避的“仁”與“道”,看見已在孕育的遙遠未來和未來子宮中的因緣輪回,看見中國人的那既滄桑又新鮮的臉龐。這一系列“看見”的背后,是引航者李洱那強烈而緊迫的境遇意識。誠如陳曉明所論,作為一種文化境遇意識,“當代性”抽發于“矛盾聚焦的時間場域”,它在時間向度上可以面向未來,也可以回溯過去,而當下則顯得像是一個承壓和時間陷落的凹槽。[9]這種當下正是身為“squeezed middle”[10]的應物兄所時時感到的:“在時間無窮無盡的流逝中,它陷于此時此刻,被命運包圍,被無數的事件裹挾。”[11]

也如周展安所說:“當前時代的一個基本特征即是‘當代性’的綻出,是多種時間維度的疊加,是攜帶不同價值內容的歷史矢量并置。”[12]“綻出”(Ekstase)是海德格爾的經典概念。在這位哲學家看來,人是懂得自我間離的生物,此在從狹窄的時空綻出,進入廣闊的世界和時間的三維體系。此在既是自身的現在,也是它的過去和將來,任何抽象而單薄的當下,都是它渴望躍出的,也都實際上依賴于一種更為真實而豐盈的時間性。當然,此在也可說是它自身的全部過去,但若沒有朝向未來的投射與規劃,那如重軛般的曾有也無從背負。因此,現在實是涌溢著的未來,未來亦不過是將來臨的過去,最充盈的當下必定源自對過去與未來的雙向汲取。[13]照此說來,綻出的“當代性”正像是交織、卷攜著多維時間因子的鎖鏈或噴泉,爬滿了異質而錯雜的紋理。王德威從阿甘本的“同時代人”概念出發,看到的也是這樣的紋理:“它(注:當代性)就是透過斷裂及時間錯亂感來定位(自身所處)時間的那種關系。所謂當代人,就是知道如何看見、如何能夠書寫‘現在’的蒙昧之處。一個優秀的讀者、評論者或作者,往往能夠對這種期許產生深刻共鳴。他們將自己置于與時間獨特的關系點上,讓不同時間維度的元素相互交織、相互映照。在這樣的時空交錯中,他們既能看到過去與現在的聯系,也能預見到未來的可能性。”[14]

《應物兄》中自然不會沒有海德格爾的印跡。應物兄在勸說費鳴加入儒學研究院時談及海德格爾的向死而生之說,表明自己也是在死亡的幻覺前求仁得仁;海陸顯然是海德格爾的狂熱粉絲,盡管他早早宣告了解構主義的破產,后來還轉向了王陽明,跑到了時間鏈條的另一頭;蕓娘研究現象學,而海德格爾本就是胡塞爾現象學的繼承者和發展者;文德能的筆記里摘抄了理查德·羅蒂關于海德格爾的一次發言,因海德格爾堅守緘默之思、“不為自己找一個奇特的好理由”而大為感慨,還用批注的形式記錄了海德格爾對馬克思的稱揚:“因為馬克思在體驗異化時深入到歷史的本質性維度中去了,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優越于其他的歷史學。”這些海德格爾的印跡既是近 四十年知識話語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又暗示出李洱對時間之整全關系的領會和對綻出之“當代性”的體悟——他也確是在此基礎之上探入了歷史的本質性維度。小說中還寫到雙林的時間觀,他不像喬木那樣感嘆韶光易逝,而是認為“時間的每時每刻,都包含著過去和未來。現在只是一個瞬間,未來會在其中回溯到過去”。這是物理學家和積極作為者的時間觀,也是尼采和海德格爾的時間觀,或許更是李洱的文學時間觀。

實際上,應物兄本身就有綻出的特質。他常處于“出竅”狀態,既顯得有些精神分裂,又通過自我間離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省,化用小說中華清的詩句,他也不妨說是“仿佛是要獨自滑向冰的背面,為凝視自己保持必要的間距”[15]。他不僅把自己分裂成虛與委蛇的行動者和退藏于密的腹語者,還把自己轉換成了一個被見證、審視和抑制,既非自大也非自卑的第三人稱。他總是看見自己如何做,聽見自己如何說,仿佛將自身對象化。他的綻出固然是不充分的,最終既未能統合知與行、內與外,又不足以抽身于俗務與雜念的旋渦,瞭望更廣闊明麗的世界,抑或真正做到內視反聽、審己度人。然而,我們還是不得不佩服他在有限綻出中無限敞開的超級大腦,那大腦高速運轉,在見證的同時展開連篇浮想與“靈魂追憶”,以穿針引線的意念之流完成諸類時空距離的組織,推動著古今中西文化籌碼的博弈和換算。一個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應物兄對“歷史韻律”之說的記憶、比較與內化。這本是程濟世答問時的所言,應物兄要求自己一字一句記誦:

我們今天所說的中國人,不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人,也不是儒家意義上的傳統的中國人。孔子此時站在你面前,你也認不出他。傳統一直在變化,每個變化都是一次斷裂,都是一次暫時的終結。傳統的變化、斷裂,如同詩歌的換韻。任何一首長詩,都需要不斷換韻,兩句一換,四句一換,六句一換。換韻就是暫時斷裂,然后重新開始。換韻之后,它還會再次轉成原韻,回到它的連續性,然后再次換韻,并最終形成歷史的韻律。正是因為不停地換韻、換韻、換韻,詩歌才有了錯落有致的風韻。每個中國人,都處于這種斷裂和連續的歷史韻律之中。

程濟世雖是偽大師,但偶或也拋出真問題。史詩的連續與換韻、文明的恒常與變化、中國對古今四海之文化資源的取舍與融會,當然是至為緊要的命題,那斷裂的感受和錯亂的時空亦連通著“當代性”的內里。蕓娘后來也對應物兄坦言:“我們,雖然不是傳統的士人、文人、文化人,但依舊處在傳統內部的斷裂和連續的歷史韻律之中,包含了傳統文化的種種因子。我們,我說的是你、我、他,每個具體的人,都以自身活動為中介,試圖把它轉化為一種新的價值,一種新的精神力量。”應物兄體察到蕓娘與程濟世看法的相若,并在內心以“孔子其實始終與我們相伴,亦遠亦近,時遠時近”略作小結,而這當然也不是他第一次訴說我們在當代與孔子的相遇。但是,若細嚼蕓娘的說法,便會發現其與程濟世的論調實則不盡相同。程濟世把歷史的換韻解釋得過于輕捷,仿佛那只是浪子回頭,變著變著總會迷途知返,斷著斷著猶可續筋接骨;而蕓娘在肯定這種歷史韻律的同時,更強調在更高的層面上轉化的必要。作為“殺蠹的蕓香”,她不只是聽從傳統的召喚,而是希望用去偽存真、汰劣選優的創造性態度和當代性立場來激活那個有機的傳統。

經由應物兄意念的穿接,通過這樣一些潛在的對話,李洱極富膽魄地將我們帶向了那個根本性的境遇,那個古老文明在現代時間中的“此在”:當代中國人不得不在往昔和未來之間定位自身,不得不始終面向我們的精神本源,同時又探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16]的現代方案——江月年年望相似,可人生代代,又需在這似而不似的月光下無窮進取。這的確是一種時間的政治,因為它關乎中華民族何去何從的決斷。事實上,這樣的時間政治在《應物兄》中比比皆是,李洱一次又一次地把我們帶到“矛盾聚焦的時間場域”。這既反映出作家的浩大胸宇,又是他催發文學“當代性”的核心方略。無論如何,今天的我們都仍巡弋于程濟世和蕓娘所勾勒的問題域中,也不可能沒有面向孔子或其他先賢的張力時刻。如夏可君在對卡夫卡與舊中國的跨文化比較中看到:“喪失了外在絕對超越參照的中華帝國,就是一個自身封閉的圓圈,一個看似可以內在無休止自轉的太極圖……無論接受多少西方現代性的產品與技術,也只是進一步加強其間的封閉而已,并沒有走出自身……一旦資本拜物教還與現代官僚統治機器合謀,所有的生命都將成為被資本征用的‘多余生命’,最后導致內部的坍塌和毀滅。”[17]夏可君的應對之策是道家精神與猶太教彌賽亞性的結合,不管他對封閉圓圈的刻畫和對自然化彌賽亞的追尋是否令人信服,他都再次道出我們所處的時間交疊與價值混融的當代境遇。

二、時間的根莖學:反諷與鬧劇的背后

《應物兄》有著密集的反諷,也上演了眾多鬧劇。如叢治辰指出,“書中那些琳瑯滿目的知識,幾乎沒有一次是在適宜的語境下使用”,而環繞著迎接程濟世榮歸的情節主線,“每一個細節的表象之下,都隱藏著意義近乎相反的真相”。[18]叢治辰在文章里澄清了小說中諸類反諷的用意,可謂目光如炬;楊輝則在他沉穩翔實的論說中撥開了鬧劇的煙幕,將各個主要人物的真實品性一一揭破[19]。灼見在先,我無意在反諷技藝和正本清源方面再多贅言。我想要闡明的是,《應物兄》中的反諷和鬧劇總歸是基于那種多維交織的時間結構,也往往是在古今中西的巨大邏輯跨度中生發和運行。換言之,反諷和鬧劇都是從背后更大的時間政治中獲得支撐和養分,都探伸著橫貫歷史與未來的錯亂根莖,也無不有著“當代性”的綻出與閃現。

復活濟哥的鬧劇最是令人啼笑皆非。濟哥即濟州蟈蟈,程濟世幼年曾在老宅的梅樹下養過此物,其悅耳的鳴唱在他的記憶里經久不息,成為裊裊鄉愁的伴奏曲。對程濟世而言,天底下沒有比濟哥更好的蟈蟈,也沒有比濟哥的叫聲更清亮的蟲鳴,真是“聞之如飲清泉,胸中有清韻流出”。奈何濟哥已經絕種,為了讓程濟世的陳舊鄉思有所著落,濟大生命科學院院長華學明教授不僅遍尋濟哥,還把蟈蟈的雜交和孵化變成重大生物課題,和博士生們在實驗基地里廢寢忘食地鉆研,誓要把蟈蟈的交配和生殖問題搞透。功夫不負有心人,華學明團隊從佛塔地下挖出了素凈和尚當年養蟈蟈的葫蘆,在其內壁找到了正宗濟哥的卵,從中羽化出被稱作“亞當”和“夏娃”的兩只堅強后代,又通過誘使交配的復雜手段,終于使“夏娃”成功受孕,造就了復原滅絕生物的科學奇跡。華學明野心勃勃,想要拿到北京昆蟲學會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證實濟哥滅絕的權威報告,從而真正確立其復原成果的科學史意義。而濟大方面已贊歌高唱,宣稱“濟哥的羽化是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的結晶”,“它不僅會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而且還有力地促進了生物學的發展,對相關學科的發展也會產生重要影響”,“濟哥的研究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從最謙虛的角度說,它的重要性相當于克隆技術的出現。如果華學明教授哪天獲得了諾貝爾獎,我們也不要吃驚”。程先生鄉思中的意象通過現代技術而實景化,因為他的一句話,濟哥從佛塔走進科學史,從伊甸園走進名利場,從幼苗長成“參天大樹”。

不料事情突轉,因慈恩寺重修墓塔,原被封禁在塔基下的濟哥蟲卵被帶到地表,春風化雨般紛紛羽化,華學明諾貝爾獎級別的復活技術頓成虛無。又加上受到投資人雷山巴的羞辱,堂堂生物學教授竟然瘋了。對自然科學亦頗有研究的朱顏其實早有預言:“濟哥不可能滅絕。對于蟈蟈這個物種來說,即便在世界各地一只也見不到了,也并不意味著它已經滅絕了。當今世界任何地方,都已經沒有該種成員存在,仍然不能認為它已經滅絕了。根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的規定,滅絕是指在過去五十年中,未在野外找到其物種。即便在五十年之內,在中國看不到一只蟈蟈了,也只能算是局部滅絕。這些常識問題,學明兄本該知道的。”華學明本不該缺乏常識,但他被程濟世回歸、儒學院籌建的事件煽動,被眾人哄抬的使命和意義沖昏。而鬼迷心竅的又何止他一人?那么多聰慧異常的大腦,為腐儒的濟世良方而傾倒,為錯置的程家舊址而論證,為蟈蟈、驢馬和青銅觚而勞心,為大土豪圍坐、老鼠屎下鍋的“太和”而賣力奔走,都忘了提防“戴著知識面具的愚蠢”,通通陷進了那盲人瞎馬般“為壞事物找到好理由”的荒唐戲劇。這絕大的諷刺和荒唐的戲劇卻又的確是涌動著“當代性”的,僅一個濟哥的羽化重生,就牽連著傳統文化和現代科技、學科發展和經濟效益、往昔記憶和當代國情、創世紀與諾貝爾、三寶殿與聯合國、生者與死者等等。在此根莖盤結的時間矩陣和矢量圖譜中,在某種唯意志論的感召和躍進節拍下,誰又能說儒學就無法導出生物學的奇跡?那被佛塔催化又隨佛塔而去的夢幻泡影,倒像是無邊佛法的點化之功,專為破華學明之輩的“我執”。

應物兄和門生們對《儒驢》的討論是另一個一本正經的胡鬧場面。《儒驢》是程濟世的學生、其子程剛篤的女友珍妮的一篇論文。珍妮愛驢成癡,從哈佛畢業后來到程先生私淑弟子黃興的GC集團,專門負責照看老板的一頭寵物驢。《儒驢》對柳宗元的《黔之驢》進行了獨創性的闡釋,認為驢子不欺負一開始有些膽怯的老虎,被多次戲弄、忍無可忍才做出有節制的反應,正是體現出了孔子的忠恕之道,它被人“放之山下”,則是柳宗元對“仁者樂山”的暗示。應物兄的學生們針對此文發表高見,孟昭華認為《黔之驢》寫的是文人的悲劇,文人愛逞能翹尾,未免有些驢脾氣,若不收斂,便難得善終;一位女生表示那驢不僅是樂山的仁者,還一定是樂水的智者,而既然驢子遍及世界各地,從好望角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從阿拉伯到濟州均有分布,那么“儒驢”就未免狹隘,至少還得開掘開掘“舍身飼虎”的“佛驢”。應物兄不禁暗想:“同樣的一頭驢子,一會兒是儒驢……一會兒又成了佛驢。再討論下去,它很可能還會變成一頭耶驢呢。耶穌當年進入耶路撒冷,騎的就是一頭驢駒子,旁邊還跟著一頭母驢。”應物兄的師弟費鳴更是不嫌事大,語帶譏諷地評議道:“應該補上一筆,寫寫驢子與馬的關系。驢子與馬通婚,生下了騾子,實行的是和親政策,促進了種族的融合。”

這樣一些沒把知識用對地方的胡扯漫議在小說中層見疊出,而胡扯其實也是知識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還尤能體現知識的境況與邊界。應物兄一行的漫議雖不著調,卻又是我們生活在多維交織的當代所必然會遭遇的混亂和扭纏:“儒”不會不沿著四通八達的時空根莖和邏輯線路游走到“佛”“耶”,傳統經典不會不在西方視野、“強制闡釋”或當代理解中偏斜延異,任何中國的問題也不會不引動鏈條上的其他端點。也正是把握住了當代之鏈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整體性,正是基于一種富有張力的時間根莖學和政治學,李洱才能夠在古今中外的廣大經驗域中穿插榫合,將“樂而不淫”導引至先鋒劇作家的閨房秘事,將“溫而厲”關聯上CG集團的安全套,將盲人瞎馬的操作上升到“有功于社稷”,制造出那么多叫人捧腹或驚駭的異事與奇談,傳達其折射和反諷的精微之義。

儒學在時間根莖中的發散,也帶來一種膨溢至虛空的效果。它似乎能應答所有問題,對付任何局面,解決一切疑難,甚至創造奇跡,連驢和馬的種族融合也都可說是“和”的功勞。這也恰恰是“應物”與“執道”間的矛盾,所謂“無常以應物為功,有常以執道為本”(歐陽修《道無常名說》),可若總是與時遷移、立俗施事,又如何能做到無累于物、無所不宜,如何能在隨物賦形、通約兌換的過程中守住那本源之“道”?如何能一邊做著適應性的選擇,一邊還保持住道與原則的邊界?就像朱顏談到的為讓蘆葦鶯幫忙孵蛋而改變自身習性的杜鵑鳥,做出適應性選擇的杜鵑還是杜鵑,但做出適應性選擇的儒家經義還是不是其原本的信念?改變了習性的中國人又還是不是有常的中國人?若如程先生那般,把有匡世情懷的人通通算作儒家,而驢也可算作儒驢,那么儒家之“道”又將膨溢到何種程度?也像是盛行一時的將國學用于企業文化和商戰思維的風潮,內中實有太多隨意的牽扯和夸大的奇效。在多維交織的當代,實際上沒有一套孤懸的經義能夠無所不宜。

在這一點上,植物學家雙漸和應物兄的對話很能說明問題。這一次不是胡扯或笑鬧,而是相當真誠嚴肅的表達。雙漸對“天人合一”的觀念頗感興趣,卻洞悉到它“其實是一種以宇宙等級秩序來證明人間等級秩序的理論”,并不直接有益于環境保護,將它作為中國人的生態智慧,只能說是一種托古改制、借古喻今的附麗。他亦指出:“在儒家思想占主流的時代,我們的環境保護也做得實在不夠好。徐霞客的游記里……多次寫到嚴重的環境破壞,造紙業污染河流,燒石灰污染空氣,亂砍濫伐使得‘山皆童然無木’。永州、柳州等地名勝,因垃圾遍地而被他形容為‘溷圍’。是啊,那時候確實沒有PM2.5,沒有酸雨,沒有臭氧層空洞,但這不是因為人們懂得‘天人合一’,而是因為當時的技術還達不到。”要解決生態問題,他認為“只有三條路可走:全球合作,制度安排,技術創新。這是個系統工程”。換言之,“天人合一”真正成為一種有普遍的實踐指導性的生態智慧,其實是我們立足于現代時間、在更高層面和技術能力上對傳統的回歸與發現,它要在今天的環境保護中生效,也還是需要被統籌進現代制度安排和全球網絡聯動的系統工程,需要在“當代性”的多維視野中重新配置。當然,要探進儒學現代化的癥結,我們還不得不沿著一條不算綿長的時間經脈,回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喧嘩的文化話語場中。

三、返本何以開新:第三代新儒學的歷史延長線

如楊輝所指出,《應物兄》“所涉之思想問題,發端于‘八十年代’。以‘文化熱’及其所敞開之諸種問題域最為典型”[20]。而小說既緊緊圍繞著儒學的今時通變,它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所謂“儒學第三期”[21]的觀念發展及相關爭議,自是有著最為密切的關系,仿佛是站在這一觀念歷史的新世紀延長線上。第三代新儒家以余英時、蔡仁厚、杜維明等人為代表,致力于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復興儒學,尤其主張以儒家的“價值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來邁越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功能主義、物質主義和工具理性陷阱,提供一種替代性的、以“內圣”(德教與心性修養)統領“外王”(現代科學民主)的東亞現代性模式。此般將先賢經義貫通于現時經世的儒學現代化思路里,自然充滿了各種時空因素和價值矢量的競爭與轉導,蘊含著矛盾聚焦的時間政治。這種時間政治被李洱巧妙地抓取和挪用,并賦予了更強的張力,從而讓小說始終面向“當代性”綻出的復雜境遇。在某種意義上,《應物兄》甚至可以看作對儒家現代性理念的大型求證現場,是用四十年來的現實經驗來驗明儒家資本主義方案的缺陷和隱患——你瞧,儒學、資本和官僚機器的媾和如此之深,結果卻是如此一地雞毛。

王瑾曾對第三代新儒家的思想要領進行了相當犀利地點評。在她看來,新儒家竭力用傳統的調味來中和現代西方價值觀的過于辛辣的面向,他們樹立了一種明顯的二元結構,將個體性、自我中心、對自然的支配、物化、異化、功能主義、極端論擺在一側,將集體智慧、關系倫理、天人合一、人本主義、群我和諧、理想主義、中庸擺在另一側。而這種理解框架著實太過簡化,稍微考慮下現實情況,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兩端就沒有那么涇渭分明,集體智慧可能變成封建思想的工具,人本主義可能壓抑個體精神,關系倫理也可能變成生命控制。說到底,傳統人本主義和西方物質主義都或可導致人性的扭曲,也不可能單單指望一種封建父權機器對資本巨獸的救贖。新儒家還是用他們的折中之論夸大了儒家文化哲學在東亞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同時又未能正視自身在與資本主義現代性融合后所可能帶來的混亂和誤用風險。王瑾還做了一個有趣的比較,她發現在某些層面,如譴責西方個體主義、工具理性、單向度邏輯之類,新儒家的觀點與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阿多諾、霍克海默、馬爾庫賽等的訴求也頗近似——若按程濟世的說法,他們已無疑是儒家了。但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普遍要求啟蒙和現代化的聲浪中,法蘭克福學派反啟蒙、反理性中心的學說又必然遭到整體忽視,新儒家和其他許多流派因此也都錯過一個重新考量中國現代化進程、預判其可能風險的機會。[22]

當然,這些批評也并非只是王瑾的己見,新儒學的論調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本就引起過不少質疑。然而,這似乎也并沒有阻斷他們和資本主義現代性的進一步結合,并借助其文化資本、大師光環和所能牽動的綜合效益,在新的歷史情境中載譽返還。《應物兄》則是用自身的故事發展充分展露出了新儒學在與現代資本主義與官僚體制合流后的坍塌風險,亦顯明了內圣外王、返本開新的新儒學綱領在實踐場中的岌岌危難。返本何以開新,開新又何以返本,這一體兩面的問題在《應物兄》中振振有聲。若是執著于有常,繞不出一家經綸,那么又如何能通而變之、變而化之?若是太能“開新”,太能應物,讓儒學無所不包、處處留情,在俗事中兜轉、在新局中自洽,那么又如何返得了本?若是只管眼下隨物賦形、通變合流,不做長遠之計,那么發現事有差池,又還來不來得及返本?應物兄泥足深陷的個人命運其實也鏡照出了現代新儒學的境遇:儒學研究院變成三位草莽巨富把持的太和投資集團,變成胡同區改造和濟州申請城運會的棋子,“開新”到這個程度,本就左支右絀、受累于物的應物兄更已無道可執;而當他在意興闌珊之際找回一點原心,從白馬和大雁那里生出抒情性的感懷,從雛燕那里體悟到萬物初始的童年,他卻已經來不及返本了。

“返本開新”本身也是一種時間的文化政治學表述。若能打破單一的價值系統,納入廣博的文化資源,并落實到當代多維交織的具體語境,那么它也不失為中國人在民族精神底色上發明現代自我的綱要。楊輝對《應物兄》中文德能生造的“Thirdxelf”一詞有精辟的解釋,他認為這“第三自我”也正是小說結尾那個第三人稱的奧妙所在,它代表了“‘自我’會通‘他者’之后所形成之多元統觀的新的‘自我’”,乃是“在‘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之外的全新的可能性——一種足以融通前兩者而在更高意義上生成的新的‘自我’”。這一更高層級的新自我受容以至超克了晚清以降舶來的西方經驗,將由來已久的“古今中西之爭”置入胸懷,又能重啟傳統之學與中華文脈,如此才構成返本開新的先決條件。[23]的確,要處理當下的現實問題和時間政治,要爬梳或整飭隨“當代性”的綻出而蔓長的根莖,不能不需要一種能進入乃至駕馭系統工程的多元融通的現代自我,也不能不需要李洱那樣多元融通、能打造系統工程的文學方法。詩人楊煉的概括最是簡明扼要:“獨立思考為體,古今中外為用。”[24]

四、時間的病癥:新世紀的“世紀性”安在?

在小說中,建筑學家章學棟曾對應物兄講起他恩師的臨終遺言。他的恩師做過幾座古都的舊城改造,死前卻仍遺憾說道:“空間病了。”這病無法痊愈,因為“它患的是時間的病癥”。章學棟聲稱至今仍沒想透恩師的深意,但他并非全無所悟,在他準備離開濟大之時,應物兄本想請教他程家大院仍需推敲改進的細節,他卻談起中式園林的獨到處——文字其實才是主體,匾額、對聯、碑刻,這些文字將時間拉開,讓你和先賢對坐,將空間拉開,讓你馳騁無礙,“你既在此地又在他鄉,既在此時又在過往”。“時間的病癥”因此至少有兩層含義:其一是現代性的時間邏輯讓空間像塔羅牌般翻倒變幻,哪怕你修舊如舊,也仍抵不住“新”的浸染,更無法改變古舊之物置身前進洪流中的錯亂;其二則是時間的根莖無法舒展暢達,由于歷史的換韻和文明的斷裂,我們即使有了園林,也未必有沿著風景與文字的意蘊與古人、過往和他鄉神交心會的能力。《應物兄》既淋漓書寫了時間的政治和病癥,又盡可能地伸展和疏通了時間的根莖,由此深深穿透“當代性”的內核,帶來不止于文本本身的巨大思想史意義和不止于具體方法的玄遠豐袤的方法論啟迪。

“時間的病癥”還指向新世紀未明朗的“世紀性”,傳達出李洱對未來的郁郁憂思。在陳曉明看來,我們今天生活和文化的很多方面,都仍處于“漫長的20世紀”之中[25],《應物兄》所寫的新儒學在二十一世紀的返場,本身也像是這一洞見的印證。可新世紀的“當代性”中難道就只是一些歷史的幽靈?還有什么東西能夠奠定這一當代、這一新世紀的“世紀性”?又如何能讓這“世紀性”承托起文明的火種并擁有堅實的核心?李洱顯然做出了深沉的叩問,而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卻并不樂觀:華學明的妻子鉚足勁兒在2000年1月1日0時0分生下千禧寶寶華紀,后來卻說不清該把他算作千禧年后的“新人”還是“從舊世紀過來的人”,而華紀的性情亦相當叵測;程濟世如此看重子嗣,可程剛篤跟珍妮因吸毒而生下怪胎,程剛篤跟易藝藝的孩子也有問題,最壞的可能是“一個肉團,一個渾沌”,讓人想起莫言《生死疲勞》中那個經歷了六道輪回、在新世紀出生的短命畸兒。孩子眉目混沌,新世紀的“世紀性”亦如是。

也像是小說中的曲燈老人隨口說到的黑貓白貓:“我那只黑貓,下著下著,肚子里就沒墨了,先是深灰的,淺灰的,后來是花的,再后來就只能下出白貓了,一點墨色都沒有了。”哲學教授何為的黑貓“柏拉圖”就出自曲燈老人家,可如今貓都沒墨了,文化和哲思的傳承又該怎么辦?從某種意義上說,《應物兄》的世界已是一個我們失落的、實在還有點理想的文化世界,里面哪怕是豪富或官員,哪怕是從秘書或助手那里偷點談資,也還是要表現出一點文墨和風雅。雖然戴著知識面具的愚蠢足夠可怕,但沒墨的世界是不是更顯蒼白?古蓮尚可長出新荷,濟哥尚可羽化重生,我們這個世紀的文明之子又能否成功地孵育?李洱和應物兄都仿佛是小說中那只被放在睡蓮葉上的蠶,在不合時宜之地無窮傾吐,卻不知會否有蝶蛾能破繭而出。

本文系福建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后人類主義與中國經驗”(FJ2024C206)階段性成果。

注釋:

[1][9][11]陳曉明:《論文學的“當代性”》,《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6期。

[2]“沙之書”是《應物兄》中人物文德能向往的書寫形式,也被評論者看作是李洱的夫子自道。參見邵部:《當下生活的“沙之書”——評李洱長篇小說〈應物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19年第3期;亦見楊輝:《〈應物兄〉與晚近三十年的文學、思想和文化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10期。

[3][7][8]康燁:《“當代性”與李洱〈應物兄〉的敘事建構》,《當代作家評論》2023年第5期。

[4]李洱:《應物兄》,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633頁。本文關于《應物兄》文本的引用皆出自此版,不另注。

[5][英]彼得·奧斯本:《時間的政治:現代性與先鋒》,王志宏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8頁。

[6]參見李洱:《中國當代小說中的知識分子——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在韓國全州“亞非作家會議”上的演講》,《問答錄》,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452-453頁。

[10]“squeezedmiddle”意為“被擠壓或夾扁的中間部分”,是《應物兄》中譚淳對程濟世所謂“受夾板氣”的翻譯。李洱在注釋中說明,該詞是2011年的年度熱詞之首,用來形容“陷入經濟困境的中產階級”。譚淳的借用,則是幫程濟世道出儒家的身體觀受到譚淳和西方學者兩面夾擊的承壓感受。而在我看來,“squeezedmiddle”亦隱隱指涉著應物兄作為一個虛弱的中間性主體在各方擠壓下艱難喘息的生命境遇。

[12]周展安:《“當代性”的綻出與當代文學研究的“反歷史化”契機》,《當代作家評論》2022年第1期。

[13]The Cambridge Heidegger Lexicon. Mark A. Wrathall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1.pp.265-267.

[14]王德威:《世界從眼前開始——中國文學的“當代性”》,《當代文學批評》2025年第1期。

[15]原本的詩句是“但又后退,錯過,無言閃開/仿佛是要獨自滑向冰的背面/而波濤中又有著精確的方位/為凝視彼此保持必要的間距”。見李洱:《應物兄》,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912頁。

[16]語出西漢文學家揚雄《太玄·玄摛》。

[17]夏可君:《無用的文學:卡夫卡與中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342-343頁。

[18]叢治辰:《偶然、反諷與“團結”——論李洱〈應物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1期。

[19][20][23]參見楊輝:《〈應物兄〉與晚近三十年的文學、思想和文化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10期。

[21]參見杜維明:《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大陸講學、答疑和討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

[22]Jin Wang: High Culture Fever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Ideology in Deng's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p72-79.

[24]楊煉:《詩意思考的全球化》,《唯一的母語:詩意的環球對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頁。

[25]參見陳曉明:《漫長的20世紀與重寫鄉村中國——試論〈平凡的世界〉中的個體精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第7期;陳曉明:《漫長的90年代與當代文學的晚期風格》,《南方文壇》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