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汛如防寇 來自明朝的防汛建議
歷朝歷代,治水防汛都算得上頭等大事。明代治河名臣潘季馴在《河防一覽》中提出“防河如防寇”,強調防汛工作必須時刻警惕和早做準備,其“未雨綢繆、全員知險”的核心理念至今適用。
現如今,各地部門、媒體不間斷普及防汛知識、高頻發布安全提醒,可部分民眾的防災意識依舊欠缺,分不清暴雨預警等級,也不熟悉洪水、城市積水場景下的避險自救方法。民眾防災素養的短板,是汛期不容忽視的隱性風險,這恰恰印證了古人防災治水智慧,放到今天依舊極具現實參考價值。
七百多年里 蘇北是洪澇災害重災區
公元1589年農歷六月,黃河大堤在江蘇省徐州市睢寧縣雙溝鎮潰決,遂寧全境和宿遷北部被淹,村莊漂沒,房屋倒塌,百姓流離失所。時任河道總督的明朝大臣潘季馴緊急調集人力和物資,耗時數月才堵住決口。一年之后,潘季馴汲取教訓,著書《河防一覽》,設計出一整套防汛方案。
您可能會提出兩個問題:第一,黃河流經青海、四川、河南、山東等九省,并不經過江蘇,怎么會在江蘇決口呢?第二,明朝又沒有無人機和遙感衛星,當時的防汛方案在今天能有什么參考價值?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黃河為何潰決于江蘇。一千年前,黃河的主河道跟今天差不多,也是從青海起源,從山東入海。可是到了南宋初年,準確說是公元1128年,留守故都開封的南宋大臣杜充為了阻止金兵南下,在河南滑縣掘開黃河大堤,人為導致黃河改道,讓東下的黃河轉頭奔向東南,從河南流向安徽,從安徽流向江蘇,最后在江蘇云梯關匯入黃海。
直到公元1855年,也就是清朝的咸豐五年,黃河又在河南蘭考縣的銅瓦廂決口,穿過山東,流入渤海,這才恢復一千年前的黃河主道。也就是說,從1128年到1855年,黃河曾經有七百多年流經江蘇。江蘇地勢相對低洼,河網密布,又是淮河和京杭運河的必經之地,攜帶大量泥沙的黃河洶涌而來,不斷淤積蘇北平原的河道和湖泊,所以在那七百多年里,蘇北成為極易發生洪澇災害的重災區。
百姓私自開啟涵洞 造成黃河大決堤
從南宋到明朝,為了管住蘇北平原的黃河,歷代朝廷都在努力清淤、筑堤和分洪。清淤是清理河底淤泥,減緩河床抬升速度,盡可能讓河道通暢;筑堤是將堤壩增高、增厚,還在主堤內加筑防波堤,在主堤外加筑一道或多道“遙堤”;分洪是給黃河多開一些口子,在汛期把部分水量引到別處。
明朝的河道總督潘季馴堪稱雄才大略,他既要防止黃河決口,又要利用黃河推進漕運和灌溉。他在江蘇淮安攔住淮河,抬高洪澤湖,讓洪澤湖的清水沖刷黃河泥沙,防止黃河淤塞,保障京杭運河順利通航,打通南北漕運咽喉;又在黃河大堤上修建水閘,開挖涵洞,定期開啟和關閉,汛期可以排澇,平常可以灌溉農田。
然而潘季馴沒有料到的是,百姓會私自開啟涵洞。早在公元1580年,江蘇省徐州市睢寧縣的一些農民賄賂當地管河官員,將黃河南岸遙堤的幾處涵洞偷偷挖開,再用草叢遮蓋,以便灌溉自家田地。上級官府巡查河道時,要么沒仔細檢查,要么也受了賄賂,反正連續幾年都沒能糾正這種違法行為。
九年以后,也就是公元1589年,黃河上游連下幾場暴雨,下游水位迅速上漲,洪水翻過主堤,沖入涵洞,而涵洞仍處于開啟狀態,于是造成咱們開頭提到的那次大潰決。
如何防止類似災難再次發生呢?潘季馴在其著作《河防一覽》第四卷提出“四防兩守”方案。四防即晝防、夜防、風防、雨防,兩守即官守、民守,下面分別敘述。
四防兩守 官民協力防汛抗洪
晝防可以理解成白天的防汛措施,指的是白天派人巡查河堤、修補河堤。明朝沒有鋼筋水泥和防汛沙袋,修補河堤的主要物料是“土牛”和“埽”(sào)。土牛即土堆,排列在大堤之上,每座土堆寬一丈有余,高七尺有余,形如臥牛。埽是用柳條和竹條編成大席、卷住石塊,再用多條繩索捆成的圓柱或圓錐。大埽長達兩丈,小埽長約三尺。巡查河堤時,發現哪處堤面薄弱,就從最近的土牛那里取土;發現哪里即將潰決,趕緊用大埽堵住缺口。
夜防是晚上的防汛措施,仍然要巡查和修補河堤。鑒于夜間人們容易犯困,也容易偷懶,潘季馴設計了一套“更牌”,要求巡堤人依次把寫著編號和時間的更牌傳遞給下段河堤的責任人。這套更牌按照《千字文》編號,即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zè)、辰、宿、列、張……
具體怎么傳遞更牌呢?潘季馴在黃河大堤江蘇段的南北兩岸設置了幾百個巡查站,每個巡查站都是一個簡易窩棚,時稱“堤鋪”。這些堤鋪也按《千字文》編號:第一個鋪叫天字鋪,下一個叫地字鋪,再往下是玄字鋪、黃字鋪、宇字鋪、宙字鋪、洪字鋪、荒字鋪……他設計的那套更牌會發給這些對應的堤鋪。每天入夜一更時分,天字鋪的當班人員領到“天字一更牌”,帶著牌子沿著自己負責的堤段邊走邊巡查,查看堤身有無沖刷塌陷、鼠獾洞穴、滲水漏洞、浪淘堤腳等險情,然后在二更以前傳給下游緊鄰地字鋪的值班人員。地字鋪留下天字一更牌,再拿著地字二更牌接著巡查,然后在三更以前傳給緊鄰玄字鋪的值班人員……就這樣依次往下傳遞。
假如到了二更,地字鋪的值班者沒有拿到天字鋪的更牌,就要發出警報;同樣的,如果三更時分玄字鋪沒有拿到地字鋪的更牌,也要發出警報。管河官員接到警報,能迅速查到哪個堤鋪出了問題,然后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用現在的話說,這套更牌制度既是相互監督,也是古代版本的值班打卡。
再說四防里的風防。《河防一覽》原文寫道:“水發之時,多有大風猛浪,堤岸難免撞損,若不防之于微,久則坍薄潰決矣。”汛期到來,最怕颶風,風掀波浪,浪刷堤壩,最容易把堤壩掏空。怎么應對呢?今天有防波堤,有浮筒消波帶,明朝的做法則是“掛柳”和“浮埽”。
掛柳是把整棵柳樹運上河堤,成排放倒,樹根錨在堤上,樹梢垂入河面;浮埽是用柳條捆扎的馬尾狀小埽,柄端系著纜繩,纜繩釘在堤上,馬尾浮在水中。狂風起時,波濤沖岸,柳樹梢和馬尾埽隨波上下,枝條打散波濤,消耗掉大部分動能,從而護住大堤。從物理學角度講,掛柳和浮埽都是用來“碎波消能”的柔性浮動式構件,方法雖土,護堤效果卻很明顯。
雨防是四防的最后一防,這個特別簡單,主要是要求護堤人備好雨傘、蓑衣和斗笠,下雨時仍要堅守陣地,不可跑到窩棚里躲避。
然后我們看四防兩守里的官守和民守。如果簡單講,官守和民守無非是官民協力防汛抗洪,但要仔細分析,潘季馴實際上推行了網格化管理和軍事化管理。
網格化管理是這樣的:每三里堤壩劃為一段,每段設置一座堤鋪,每鋪安排三十名值班人員,每名值班人員負責守護十八丈堤面。另外,每四座堤鋪由一名“老人”監管,這里所說的“老人”并非老年人,而是在管河官員手下長期工作的差役。如果某處大堤出了問題,那么治河總督就要處罰管河官,管河官處罰差役,差役處罰負責巡守該處堤面的值班人員。總而言之,就是必須把責任劃清,每個問題都能追查到責任人。
軍事化管理是讓士兵參與防汛,利用偵察兵的長項查看險情、傳遞汛情、防范“盜決”。
調撥偵察兵 專門應對“盜決”
潘季馴在防汛工作中發現,每年總有一些人故意破壞堤防,這就是盜決。盜決原因有三:第一,農民偷偷挖開河堤,或者私自打開閘門、挖開涵洞,為的是灌溉莊稼;第二,某些值守大堤的官員與其他官員有仇,偷偷破壞其他官員值守的堤段,讓該處官員受到責罰;第三,某些守堤人看到自己負責的堤段即將潰決,為了轉移風險,偷偷挖開別的堤段,這樣自己守護的堤段就能保住。
盜決通常發生在夜晚時分,所以潘季馴動用他的總督職權,從軍隊里調撥一批偵察兵,專在夜間偵察盜掘事件。這些偵察兵在明朝有多種名稱,或稱為“哨報”,或稱為“尖兒手”,或稱“夜不收”。與其他士兵相比,他們身手敏捷,視力超群,能打能熬,正是偵察盜決的好手。
如果盜決者人少,偵察兵可以直接抓捕;如果對方人多,偵察兵就要發出警報,將附近的士兵召集過去。發警報的方式有三種:一是在高桿上懸掛燈籠,二是敲響銅鑼,三是發射鳥銃。
明朝的火器已經相對成熟,鳥銃造型很像現在的步槍,但只能從前膛裝填火藥,用捅條搗結實,再從火門填入引線,點燃發射。因為只是發警報,所以偵察兵發現盜決時不必裝子彈,只打空槍,通過黑火藥的爆炸發出巨響,聲如霹靂,可達數里。
每天五百里以上 用傳遞軍情的方式傳遞汛情
讓軍人幫忙防洪防汛并非潘季馴首創,在潘季馴寫成《河防一覽》之前,另有一個河道總督萬恭,出版了《治水筌蹄》一書,書中寫道:“黃河盛發,照飛報邊情,擺設塘馬。上自潼關,下至宿遷,每三十里為一節,一日夜馳五百里,其行速于水汛。”仿照邊疆軍隊傳遞軍情的方式,在黃河沿岸備好士兵和馬匹,從陜西潼關到江蘇宿遷,每隔三十里設置一個“塘”。
汛情來臨時,第一塘的士兵騎上快馬,將汛情飛報到三十里外的第二塘,第二塘士兵再騎馬奔向第三塘……如此接力快傳,每天可傳五百里以上,而黃河平均流速只有每天兩百里,所以能夠及時將汛情傳到下游,讓下游提前做好防汛工作。
“塘”是源于北宋的軍事術語,最初真的是水塘——在黃河南岸的平原地區挖出多個水塘,以此阻礙契丹騎兵。到了明朝,塘變為軍事編制,主要設在北部邊疆和東南沿海,成了防范蒙古騎兵和沿海倭寇的基層情報單位。進入明朝中后期,因為河道總督也有兵權,所以萬恭和潘季馴等河道總督就把邊疆和沿海的塘引進到黃河沿岸,用偵察敵情的方式偵察盜決,用傳遞軍情的方式傳遞汛情。
潘季馴在《河防一覽》第十卷總結道:“防河如防寇。寇至,而后為治兵繕甲之計,則必為寇所乘;河漲,而后為鳩工聚材之計,則必為河所乘。”防汛如同防寇,必須時刻警惕和早做準備。假如等敵寇襲來再打造兵器,那就一定會被敵寇打敗;假如等到水位上漲再準備物料,那就一定會被洪水淹沒。放在幾百年后的今天,潘季馴這段話仍然稱得上真知灼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