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學》2026年第6期|王天云(口述) 賈若瑩(采寫): “路遙”的誕生(節選)

王天云,1956年出生,陜西清澗人,現居延川縣郭家溝村,路遙三弟,農民。

賈若瑩,人民日報出版社編輯,參與策劃編輯多部重大選題圖書,項目入選中宣部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選題、“十四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項目。策劃出版《筆下起風雷 胸中百萬兵:土地革命戰爭中毛澤東》《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周恩來勵志故事》《在峽江的轉彎處:陳行甲人生筆記》《透過地理看歷史:大航海時代》等書。
“路遙”的誕生(節選)
王天云(口述)
賈若瑩(采寫)
一
大哥路遙并不是從一開始就寫小說的,他的文學萌芽于作詩。
一九六九年假期,大哥還是馬家店小學的教師,延川縣集中所有教師開會進修,組織者要求每個公社出一期墻報。大哥創作了《我老漢走著就想跑》發表在墻報上:
明明感冒發高燒,
干活還往人前跑。
書記勸,隊長說,
誰說他就和誰吵。
學大寨就要拼命干,
我老漢走著就想跑。
重返農村,遭受審查,政治生涯無望,一連串的打擊讓大哥愈感孤獨和迷茫,而這首打油詩的發表,讓大哥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重新找到了人生航向。之后,大哥主動拜訪了詩人曹谷溪。可以說,曹谷溪是大哥初踏文學之路的引路人。
曹谷溪,一九四一年生,比大哥大八歲,也是清澗人,畢業于延川中學,因在《延河》雜志發表了《老镢頭》而名噪一時。但是,“文革”期間,曹谷溪屬于“紅總司”一派,因而一度被“紅四野”抓捕。一九六九年,他被調到延川縣革委會通訊組工作。
就這樣,原本分屬對立派別的兩人因文學而成了朋友。用大哥自己的話來說:“我和谷溪最初相識在‘文化革命’這幕戲劇的尾聲部分。在這幕社會戲劇中我們扮演的角色原來屬于兩個相互敵視的‘營壘’,漫長而無謂的斗爭,耗盡了所有人的熱情,帶來的是精神上的死一般的寂寥。‘文化革命’作為沒有勝利者的戰爭結束了,但可悲的是,失敗者之間的對立情緒仍然十分強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卻在這個時候結成了朋友。把我們聯系起來的是文學這個久違了的字眼……共同的愛好使我們拋棄了派別的偏見,一起熱心地投入一個清風習習的新天地里,忘卻了那場多年做不完的噩夢。”①
一九六九年底至一九七○年,在公社領導的支持下,在曹谷溪的幫助下,大哥先是被選到“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延川縣百貨公司開展路線教育,后又到延川縣革委會通訊組參與培訓,再之后又進入了文教局成立的“延川縣業余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當編劇。在縣城工作、學習期間,大哥仍能算工分,每月給大隊交幾塊錢。有了這些職務上的便利,大哥搞創作也更方便了些。
曹谷溪住在縣革委會二排十八號窯洞,大哥也經常住在那里,他們在那里暢談文學。窯洞里有很多曹谷溪的私人藏書,大哥常常借來讀,《浮士德》《草葉集》《飛鳥集》……只不過,大哥是個不拘小節的粗心漢子,讀完的書常常隨手一放,就不知道去哪兒了。
一九七○年夏天,曹谷溪帶大哥一起到新勝古大隊采訪,曹谷溪在這里寫成了長篇通訊《手牽黃河水倒流》,而大哥則將《我老漢走著就想跑》刊在了新勝古大隊的黑板報上。此前,這首詩刊載在延川縣文化館油印小報《革命文化》上,一九七一年經曹谷溪推薦,又發表在《延安通訊》上,是大哥第一篇公開發表的作品。在給劉鳳梅的信中,大哥高興地寫道:“我的一首詩在《延安報》上發表了,你可以看看,這首詩雖然寫得不怎么樣,但它是在它的母親如此的境遇中問世的,也許還是值得欣慰的。”②
創作熱情一旦燃起就不會熄滅。一九七○年,延川縣革委會黨校組織代表參觀榆林地區學大寨先進吳堡縣,黨校校長白光明與老師黃殿武帶大哥一起到吳堡縣參觀。漫步吳堡縣的黃河鐵橋,撫摸榆林城的沙柳,大哥靈感迸發,在榆林招待所一口氣創作了兩首詩《車過南京橋》和《塞上柳》。這兩首詩第一次以“路遙”的筆名,發表在延川縣文化館油印小報《革命文化》上。
其實一開始,大哥這兩首詩的署名是“纓依紅”。那時,詩人聞頻被抽調到“延川縣業余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搞創作。他在縣文化館恰好看到文學干事吳月光正在編《革命文化》,就讀了大哥即將發表的《車過南京橋》。“車出橋頭堡 / 回頭瞧 / 千條路上萬車來 / 飛過南京橋 / 向著北京跑……”想象豐富,詩句奇特,深深打動了聞頻。大哥恰好就在縣文化館,聞頻見到大哥,便指著“纓依紅”,提議另想個好念好記的筆名。大哥稍加思索,便寫下“路遙”二字,取自“路遙知馬力”。此后,這個名字被印在了廣大讀者的心里,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名字。
原來的筆名“纓依紅”看起來有些奇怪,大哥一個爽朗的陜北漢子怎么會起這樣的名字呢?這得從北京知青說起。
提起北京知青,就要回溯到一九六八年。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刊發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號召,自此,一場浩浩蕩蕩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拉開了序幕。至一九七八年,十年間,全國有近三千萬名知青前赴后繼、上山下鄉。
一輛輛滿載北京知青的火車也開往了延安地區。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一千三百多名北京知青來到了延川縣。他們大多是北京清華附中和北京101中學的學生,其中的很多人在后來都聲名大振,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楊衛,“赤腳醫生”孫立哲,著名作家史鐵生、陶正,著名畫家邢儀等。
北京知青的到來,為落后閉塞的陜北文化帶來了一場春雨。雖然那些年間,大哥一直在堅持讀書看報,了解時事,但直接接觸到北京知青后,他們的視野、眼界、舉止,還是強烈地沖擊了大哥的認知,為大哥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
就在與這些北京知青的交往中,大哥結識了自己的初戀女友林紅。他們相識于一九六九年的冬天。當時大哥被選入“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延川縣百貨公司搞路線教育,林紅也被臨時抽調到這里。
兩人相互吸引,關系逐漸密切起來。在一個下雪天,他們確定了戀愛關系。大哥在《早晨從中午開始》中這樣寫道:“我永遠記著那個遙遠的大雪紛飛的夜晚,我有生第一次用顫抖的手握住我初戀時女朋友的手。那美好的感受至今如初。我曾和我的女友穿著厚厚的冬裝在雨雪彌漫的山野手拉著手不停地走啊走,并仰起頭讓雨點雪花落入我們嘴中,沁入我們的肺腑。”③
有一段時間,林紅返回插隊的村里辦事,他倆就經常鴻雁傳書。與林紅一同插隊的邢儀回憶:“我們村一起插隊的同學蘭④被抽調到縣宣傳隊工作了一段時間,她重新回到生產隊后隔三岔五就會接到一封厚厚的來信,她趴在北京帶來的大木箱上羞澀地看信,然后幸福地寫回信。她突然變得那么地愛笑,一點小事她都覺得好笑,她的笑聲像串串銀鈴飛出窯洞。我們聽說那位男青年叫王衛國(就是路遙),是當時的縣革委會副主任。”⑤那些信,大哥都藏在百貨公司的宿舍里。
一九七○年,林紅被銅川“二號信箱”招走當工人。有的說法是,這個招工指標原本給了大哥,是大哥讓給了林紅。也有說法是工廠來延川要招一名普通話較好的播音員,林紅當時在縣里就做過播音員,因此被錄用,而大哥陜北口音濃重,不符合條件。具體情況,現在我們已無從知曉。
林紅走前,大哥特地回郭家溝找大媽要了幾斤棉花,又在縣里扯了布,做了一套新被褥,專門送給她。林紅也曾在銅川給大哥寄過錢、寄過香煙。
海波曾回憶:“路遙喜歡在下雪天沿著河床散步,據說這是他們相識時的情境;路遙喜歡唱《三套車》和《拖拉機手之歌》,據說這是他們相戀時唱過的歌曲;路遙喜歡穿大紅衣服,據說這是那女子的專愛;路遙曾用過一個筆名叫‘纓依紅’,據說其中暗含那女子的名字。”⑥
只不過,異地使他們的關系漸漸疏遠了。由于“紅總司”的誣告,大哥被停職調查,并被要求交代“文革”時的問題。那時,社會上都在傳大哥打死了人要坐牢,這個消息也傳到了林紅及其父母那里。他們的戀愛遭到了林紅父母的強烈反對。站在她父母的角度也可以理解,畢竟父母都希望子女平安順遂。
林紅舉棋不定,寫信和同學商量。結果那位同學未經她同意,直接給大哥寄了絕交信,后來那床被褥也被寄了回來。大哥曾在一次聚會中和朋友說:“我原來談的對象不是現在這個。那一個也是北京知青(指林紅)。談了一陣以后,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造反派頭頭,縣革委會的副主任,人家要逮捕我。我那個對象的一個同學給我寫了信說,你現在的處境不好,不要把她牽連了。我就給她的同學寫信說,那就解除戀愛關系吧。”⑦
失戀對大哥打擊很大。“那時,我曾因生活前途的一時茫然加上失戀就準備在家鄉的一個水潭中跳水自殺。結果在月光下走到水邊的時候,不僅沒有跳下去,反而在內心喚起了一種對生活更加深沉的愛戀。最后輕松地折轉身,索性摸到一個老光棍的瓜地里,偷著吃了好幾個甜瓜。”⑧
我是后來讀大哥的書時,才知道大哥這段失戀的經歷。作為家人來講,我是心疼大哥的。但大哥多年后回憶起初戀,仍覺得美好。確實,誰年輕的時候沒談過戀愛呢?只要當時真切體驗了愛情的滋味,也真心為對方付出過,問心無愧就好,這些都是我們寶貴的人生經歷。
二
初戀失敗,仕途受挫,大哥備受打擊。文學成了他的救命稻草。詩歌、歌詞、歌劇……大哥開始廢寢忘食地創作各類作品,也因為對文學的熱愛,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北京知青習近平是在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落戶的。梁家河和延川縣城之間約有二十五公里山路,當年交通不便,只能靠步行,習近平來縣城開會或辦事,晚了回不了梁家河,就會找路遙長談。他們同是文學青年,常常談文學、談民生、談理想、談國家……二○一五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兩會上提及電視劇《平凡的世界》時說:“我跟路遙很熟,當年住過一個窯洞,路遙和谷溪他們創辦《山花》的時候,還是寫詩的,不寫小說。”⑨
聞頻,本名焦聞頻,一九四○年生,河南扶溝人,比大哥大九歲。聞頻從西北大學中文系畢業后,被分配到延川縣永坪中學當老師,后來被抽調到“延川縣業余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搞創作。他與大哥因《車過南京橋》而相識,他對大哥第一印象是“一個小青年,個子不高,二十歲左右,裹一件褪盡了色的爛棉襖,腰里還系著一條破麻繩,表情木木的。他就是作者”⑩。
沒過多久,大哥也被調到宣傳隊,與聞頻同住一間宿舍。宿舍是宣傳隊小院西邊最北的一口窯洞,窯里只有一桌一椅一盤炕。大哥知道自己睡覺打呼嚕,就弄來了一張小單人床,支在床邊墻角。
大哥在文學上的學習領悟能力是極強的。聞頻回憶:“有一天,他突然問我歌詞怎么寫,我把歌詞的要求和特點,用最簡要的語言說了一下,他好像立即全明白了。他說:‘咱一人寫五首歌詞咋樣?’我說‘好’。很快,他拿出了五首歌詞讓我看,果然都不錯,完全合乎歌詞的要求。后來收入人民音樂出版社《革命歌曲》中的《清格朗朗流水幸福渠里來》,便是這五首中的一首。”
大哥寫作很少用桌子,而是用一塊五合板當寫字臺,上面釘一個鐵夾子。山坡、墻角、草垛、床頭……不論何地,把板子往膝蓋上一支就開始寫。一九七二年夏天,大哥與聞頻合寫的歌劇《第九支隊》,以及大哥創作的第一篇小說《優勝紅旗》,都是在這塊板子上誕生的。這塊板子,常常和書、筆、稿紙,一起被塞到大哥的斜挎包里。挎包是綠色的,上面還寫著“紅軍不怕遠征難”,文學創作也算得上是另一種意義上的長征吧。
大哥的另一位好友陶正也是北京知青,他比大哥大一歲,原是清華附中的學生。陶正是扛著油印機下鄉來的,農閑時,他就寫詩、作文、辦報,并自己刻蠟版,用油印機印出來發表。
在全縣最偏僻的山村,陶正辦起了一張《紅衛兵報》,探討農民問題,還摘編俄羅斯民歌。只不過,報紙沒辦多久,引起了有關方面注意,縣里要求調查和查封,這個任務落到了閻爾雄和曹谷溪身上。曹谷溪與這位熱愛文學的北京知青一見如故,不僅平息了這場風波,還把陶正也調到了縣通訊組一起創作。
陶正的學問、思考與見識深深吸引了大哥。后來大哥纏綿病榻回憶早年經歷時,曾很謙虛地說,陶正是他導師式的啟蒙者,也是他文學創作的啟蒙者。正是陶正讓他知道世界上還有一項營生叫寫作。?后來,大哥還和陶正合作,聯合創作了歌劇《蟠龍壩》。
聞頻曾回憶:“在此之前,路遙就愛和北京知青交往,尤其是插隊官莊公社的知青,這里集中了一批優秀的青年(孫立哲、陶正、史鐵生等都曾在這里插隊)。張五愛、陶正等,都是他的好朋友。他曾告訴我,正是這些北京知青,擴大了他的心胸和視野,那時,他便在探視外邊的世界了。”?
白軍民與大哥緣分頗深。起初,白軍民在城關小學當美術老師,曾經教過大哥,后來被調到了縣文教局。他曾是《革命文化》的主編,在各方面都幫助過大哥。他是個多面手,唱歌、作畫、文學、體育幾乎樣樣都行。他創作的詩歌《磨刀謠》這樣寫道:
平坦坦一根石條,
沉甸甸一把大刀,
撩一把清水灑上去——
呔,聽我來首磨刀謠!
那時,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延安兒女歌頌毛主席》。曹谷溪讀過后,覺得有些失望,但這也啟發了他,通訊組這么多文學同人,何不自己編一本詩集呢?
曹谷溪、白軍民、陶正、聞頻、路遙,幾人一拍即合。那段時間,大哥寫了很多詩,再加上此前寫的,有《我老漢走著就想跑》《塞上柳》《燈》(與曹谷溪合作)《當年“八路”延安來》(與曹谷溪合作)《進了劉家峽》《電焊工》……詩集里面幾乎一半的詩都是曹谷溪和大哥寫的。
一九七一年,這本詩集問世了,它收錄了十八位作者創作的四十一首詩歌,最初取名《工農兵定弦我唱歌》,作者署名為“延川縣工農兵文藝創作組”,并以“延川縣革命委員會政工組”的名義內部刊印。陶正背來的油印機派上了用場,這本油印版詩集全部由陶正刻板、印刷。
詩集的出版離不開縣里的支持。在曹谷溪的“死纏硬磨”下,馬志亭、魯雄錄等縣委領導還帶頭寫詩,均收入詩集中。申昜書記放手讓曹谷溪組織業余文藝創作活動,書成之后,特批給曹谷溪六十元,名曰補助,實為獎金,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
詩集一出,轟動了整個延川縣城,大家爭相傳看。不久,就被正好回延川探親的陜西人民出版社編輯看中,改名《延安山花》。一九七二年五月,在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三十周年前夕,《延安山花》公開出版發行。延川縣成了繼川沙縣之后,以縣的名義出書的第二家。延安市和陜西省文化部門派聯合調查組來延川總結經驗。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陜西日報》報道:“城關公社劉家圪嶗大隊創作員王路遙同志,一年間創作詩歌五十余首,其中六首發表在報刊上。”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報》也有一篇報道中提到:“劉家圪嶗大隊回鄉知識青年王路遙,在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中,親眼看到廣大貧下中農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劈山修渠,改土造田,深受鼓舞和感動,他一邊積極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一邊利用業余時間搞創作。”
《延安山花》有五個骨干作者,但被點名表揚的只有大哥一人。原因就在于,這幾人中只有大哥一個是真正的農民。但為什么報道中寫的是“王路遙”而不是“路遙”或“王衛國”呢?這是因為大哥給自己改了名。“林彪反革命集團”里有一人叫“王維國”,與大哥的“王衛國”同音,因此大哥更名“王路遙”。大哥再度成了全縣的名人。
史鐵生曾回憶:“我當年插隊的地方,延川,是路遙的故鄉。我下鄉,他回鄉,都是知識青年。那時我在村里喂牛,難得到處去走,無緣見到他。我的一些同學見過他,驚訝且嘆服地說那可真正是個才子,說他的詩、文都寫得好,說他而且年輕,有思想有抱負,說他未來不可限量。后來我在《山花》上見了他的作品,暗自贊嘆。那時我既未做文學夢,也未及去想未來,渾渾噩噩。但我從小喜歡詩、文,便十分羨慕他,十分的羨慕很可能就接近著嫉妒。”?
《延安山花》一經出版,不斷修訂、加印,累計發行二十八萬八千冊。后來,大哥在給曹谷溪的詩集寫序時寫道:“在此期間,谷溪和他的朋友們編輯出版了詩集《延安山花》。當時在國內外行銷幾十萬冊,可以說這是‘文化革命’后期中國大陸第一本有泥土氣息和文學意識的詩歌集子,不能不引起社會廣泛注意。”?
一九七二年九月,受成功編輯《延安山花》詩集的鼓舞和啟發,在延川縣領導的支持下,曹谷溪一班人馬正式創辦了縣級文藝小報——《山花》。他在創刊詞中寫道:“《山花》是不定期的綜合性文藝小報。她的使命是交流工農兵業余作者的文藝作品;活躍革命人民的文化生活;進一步發揮革命文藝‘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戰斗作用。她歡迎詩歌、散文、短篇小說、報告文學、歌曲、木刻、剪紙等短小精悍的文藝作品。廣大工農兵和各條戰線上的同志們是這塊園地的園丁,希望大家積極踴躍投稿,經常給予批評指導,關心她的成長,讓革命山花紅爛漫!”
《山花》除了有骨干作者曹谷溪、白軍民、聞頻、陶正和大哥以外,還吸引了一大批文學愛好者:趙熙、梅紹靜、和谷、陶海粟、海波……這份小小的雜志點燃了他們的創作熱情,培養了一大批文學新人。《延川縣志》中這樣記載當時的狀況:“一九七二年五月,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谷溪等人編輯的《延安山花》詩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群眾性的詩歌創作比較活躍,處處舉辦賽詩會,有些村莊出現‘男女老少都唱歌,家家戶戶掛詩牌’的局面,延川被陜西省視為詩歌縣。”?
三
正在大哥的創作如火如荼之際,在郭家溝的大爹大媽意識到一個問題——大哥不是普通人,是不可能留在郭家溝他們二老身旁的。
大爹和我爸爸、大哥商量,想讓我到郭家溝侍奉大爹大媽。
那年,我十六歲,此前由于家里窮,孩子又多,我和二哥都沒有上學,一直幫著家里勞動。后來,條件好些了,供幾個弟弟、妹妹都讀了書,二哥去新疆當了兵。奶奶去世后不久,大哥在延川心情低落,覺得孤單,還一度把妹妹帶去延川給他做伴兒。大哥專門買了一塊帶小白花的布,給妹妹做了一件新衣服。只不過妹妹一直適應不了,吵著要回清澗,大哥只好又把妹妹送回來。妹妹穿著大哥給她做的新衣服,和我們一起照了一張全家福,寄給遠在新疆的二哥,以慰其思鄉之情。遺憾的是照片上少了大哥、二哥,終究不算完整。
大爹、爸爸和大哥選中我,是因為我的年紀正合適,雖然算不上一個壯勞力,但是一般農活還是不在話下,到了延川就能幫著照顧大爹大媽。如果選了弟弟妹妹,那大爹大媽還得供他們讀書,增加了負擔,他們也沒法幫著家里勞動。
那天,大哥專門回了一趟王家堡。他帶了很多水果糖,甜滋滋的,我們在村里很少能吃到。他還教我們唱《三套車》。大哥遺傳了媽媽的好嗓子,唱歌最是好聽。
吃過飯,大哥單獨把我叫來,問:“四錘,你愿不愿到延川去?”
大哥頓了頓,接著說:“你把戶口遷到延川,在郭家溝生活。一來可以陪著大爹大媽,那邊生活比王家堡要好些。二來,離我也近,我也方便照顧你。”
我想了想,回復大哥:“能行。大哥,我愿意去延川。”
但是,我們兩個不約而同想到一個問題——遷戶口的手續不好辦。我大哥已經作為大爹大媽的養子,把戶口遷到了延川,我再要遷過去就困難了。按理說,一家有一個養子就夠了,現在要兩個養子,怕是有些說不過去。
大哥說:“放心吧,這個工作我來做。”
那次回家,大哥還想去給奶奶上墳,他和奶奶感情是最好的。只是,大哥剛出門沒多久就回來了。媽媽見狀便問大哥是怎么回事。大哥說:“難過了,不敢去,就遠遠照一下算了。”
大哥回到延川,找了公社書記幫忙,又找到大隊書記,解決了接收戶口的問題。
就這樣,我再次踏上了出九里山的路,和大哥一樣,到了郭家溝大爹大媽身邊。
我們兄弟五人中,我和大哥的關系最為特殊:我倆不僅一母同胞,還先后過繼到大爹大媽家,從兩個家庭的維度上來講,我倆都是親兄弟。
不過,村里接收我也有一個條件,那就是來了之后我得去放羊。
乍一聽,大家可能覺得放羊是個簡單的活兒,畢竟大家都學過“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的古詩,覺得小孩放個羊、放個牛都不成問題。但事實上,羊倌是沒那么好當的,小的、老的都放不了羊。平常倒還好,夏季天氣多變,如果放羊時遇上打雷下雨,就得趕緊帶著羊回去,有的羊沒有那么聽話,小孩、老人有可能會來不及把羊叫回來,遭遇危險。冬季天寒地凍,小孩、老人身子骨弱,如果去放羊,必然得受苦,家里一般都舍不得。而村里的好勞力又得去種地,畢竟種地才是村里最主要的任務。所以,郭家溝一直都缺個放羊的人。我的年紀還算不上一個成年好勞力,但十六歲也是半大小伙子了,放羊正合適。
聽了這個條件,我一口答應下來。在王家堡我也放過羊,這個任務交給我沒問題。可是,去了羊圈,我就傻眼了。圈里有七八十只大羊,我還是頭一次見這么多羊,以往在王家堡只放過二三十只小羊羔。但我既然答應了,硬著頭皮也得干。
我趕著羊去了山上。草地太少了,大部分地都用來種莊稼,羊群又太大了,一個不留神,就有羊溜到莊稼地里,特別是會到別人家自留地里,把莊稼吃個干干凈凈。還有幾只羊,總是不聽話,常常背著我偷偷溜走,我們管這樣的羊叫“殘羊”。我們這邊還有句土話,“哪個羊群里沒兩只殘羊”,意思就類似“林子大了什么鳥沒有”。總之,剛放羊的那段時間,我哭了好多次鼻子。
那段時間,大哥經常回郭家溝,看望我和大爹大媽。有一次,大哥看到我的箱子上放了一本《毛主席語錄》,便拿起來問我:“四錘,你看《毛主席語錄》了?”
“看了,我還背下來不少。”
我當場給大哥背了一段,大哥有些驚喜:“這些字你都能認得?”
我說:“有些認得,有些認不得。我聽人家背了,就跟著背,這些字就認得了。”
大哥知道我沒上過學。事實上,我雖沒有上過學,但我在王家堡時上過夜校。弟弟妹妹們上了學,我也常拿著他們的語文課本看,所以識了一些字。
大哥又指了指墻上貼著的報紙,“四錘,你讀讀這句話。”
那是一張《人民日報》,上面寫著:“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閑飯!”
我讀道:“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飯。”我有點心虛,當時那個“閑”字我還不認識。
大哥看了我一會兒,“那個字念xián。”
我不解,問:“閑是啥意思?”
大哥說:“閑就是咱們陜北話里的hán。”
在陜北話里,閑和咸都讀hán。我下意識以為大哥說的是咸飯,更加不解了,“不在城市里吃咸飯,那是要在農村里吃咸飯嗎?”
這一下把大哥逗笑了。“你這個音倒是對了。閑就是咱們常說的,你今天咋閑下了,沒營生嗎?陜北話念hán,普通話念xián。意思就是閑得沒事干。”
我說:“那咋,不在城市里吃閑飯,在農村里吃忙飯來。”
大哥說:“哎,你這倒真說對了。這句話就是說學生們得到農村去,自己勞動自己吃飯。這正是毛主席提倡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
說完,大哥從他的那個印著“紅軍不怕遠征難”的斜挎包里掏出一本《創業史》,“你再給我念一下這一段,叫我看看你識字識得怎么樣。”
那段話我至今記得:“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是筆直的,沒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個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錯一步,可以影響人生的一個時期,也可以影響一生。”
《創業史》是大哥最喜歡的書。數年后,大哥當了編輯找柳青約稿。柳青去世后,大哥還到他的墓地去看望,多次寫文章紀念柳青。這段話還被大哥用到了自己的作品《人生》里,可見大哥對它的喜愛。
當時,這段話里我有一個字不認識,就是“岔”。“這個字讀chà,比如說兩道溝溝岔開了。”大哥邊講,邊用兩只手比畫。
大哥很欣慰,“你能識這么多字,學得也快,文化肯定能學好。回頭我給你尋上本《新華字典》,照著字典學。”
后來,大哥又專門教了我如何用偏旁部首查字典。我很快就學會了,拿著字典讀《毛主席語錄》,還練習寫字,直到整本書都能背下來、寫下來。
打那以后,大哥就經常帶書回來給我看,從《創業史》《敵后武工隊》,到外國文學《紅與黑》《巴黎圣母院》等。
放羊的工作熟悉后,我就常常帶著書去。羊在那里吃草,我就坐在地上看書,那感覺太好了,我現在還很懷念。書里是一個全新的世界,全都是我不曾經歷過的故事,我陷入進去,常常一個人在那兒一會兒哭、一會兒笑。只是有時候看得太投入了,就把羊給忘了。有一次,羊跑到了其他大隊的莊稼地里,啃干凈了一小片地,這可闖了禍。大爹帶上我,去那個大隊賠禮道歉,還給他們賠了種子,重新再種。
大哥還常常回來給我“上課”,有時候教我識字,比如“行”,什么時候應該念xíng,什么時候應該念háng。有時是給我講書,比如,柳青的《創業史》寫的也是陜北,主要寫的是農業互助組的改造過程和農民們的思想轉變,后面高級社的部分會很不好寫。那時,《創業史》只出版了第一部。原本,柳青計劃寫四部曲:第一部寫互助組階段;第二部寫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鞏固和發展階段;第三部寫合作化運動高潮;第四部寫全民整風和“大躍進”,至農村人民公社建立。可惜的是,柳青僅僅寫完第二部就去世了。
……
(本文為節選,完整作品請閱讀《人民文學》2026年06期)
注釋:
①路遙:《土地的尋覓》,《路遙全集·散文卷: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319頁。
②劉鳳梅:《銘刻在黃土地上的哀思》,李建軍編:《路遙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頁。
③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路遙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頁。
④指林紅。
⑤邢儀:《那個陜北青年 —— 路遙》,《當代》2015年第3期。
⑥海波:《人生路遙》,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6頁。
⑦朱合作:《本色路遙》,申曉主編:《守望路遙》,太白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頁。
⑧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路遙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頁。
⑨參見中央黨校采訪實錄編輯室:《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7年版,第342頁。
⑩聞頻:《雨雪紛飛話路遙》,申曉主編:《守望路遙》,太白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頁。
?參見遠村:《中午的路遙》,馬一夫、厚夫、宋學成主編:《路遙紀念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頁。
?聞頻:《雨雪紛飛話路遙》,榆林路遙文學聯誼會編著:《不平凡的人生》,內部出版,2003年版,第61頁。
?史鐵生:《悼路遙》,李建軍編:《路遙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頁。
?曹谷溪:《我的陜北》,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頁。
?延川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延川縣志》,陜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9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