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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蕭紅和她的時代
來源:文藝報 | 季紅真  2026年06月25日13:46

抗暴力紀念碑上鐫刻悲壯史詩

中國現代偉大的女作家蕭紅(本名張迺瑩,后改為乃瑩)1911年6月1日出生于黑龍江省呼蘭城張姓新派鄉紳地主之家。這一年的6月1日恰逢舊歷的端午節,是全民性的祭日,也是術數邏輯中的惡月惡日,自先秦起就有惡月惡日出生的孩子“男殺父、女殺母”的說法,故蕭紅家人以為不吉利,對外將她的生日向后推了一天。無有不信的祖母三歲就把她訂入鬼神忌憚的軍門,生日的原罪成為她早年生活最嚴厲的宿命咒語,而婚約則是她短暫一生難以掙脫的桎梏,沉入無意識,作為個體的情結一再置換在筆下人物的命運中,演繹出古老中國的悲劇故事。盡管深諳儒家詩教的祖父、從文化結構到經營方式都已經完成了現代轉型的大伯父和外祖父一系的親屬,給了她自由歡樂的童年,順應政治革命大勢與文化革新思潮、堅信徹底的唯物主義、推崇共和理想的父親,對她進行了最初的思想啟蒙,為她提供了良好的教育資源,但原生家庭內部錯綜復雜的矛盾糾葛,傳統文化因襲的強大慣性,家族制度束縛中上一代人對切身利益的考量,以及隨著外來資本瘋狂侵襲鄉村經濟的系統性潰敗、家道日益滑坡,都使她的成長歷盡艱辛,她在家族內部就強烈地感受到整個時代新與舊的沖突、生存或死亡的抉擇。而鐵血暴力的入侵則導致歷史時間的驟然斷裂,祖母家族與黑龍江軍政兩界的深度捆綁,都使她在人生的跋涉中險象環生。“神圣婚約”致使她成為家族的人質,而政局的激烈震蕩又使她成為“歷史的人質”,逃亡成為她一生基本的行動元,回家只是無法實現的夢想,最終還是殞命于太平洋戰火中的香江之濱。

但蕭紅始終都不是一個自甘被奴役、被壓迫的弱者,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賦能與維新之家的早期教育與文化熏陶,左翼文化圈的大力輔助,以及全民抗戰的浩大聲勢,都使她和自己的時代,和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特別是東北廣大民眾的命運,以及所有被舊制度舊文化壓迫的中國乃至世界女性的命運血脈相連、聲息相通。她是舊式家族的棄兒,卻是民族解放事業的先驅,在極端孤絕的處境中,以筆為矛寫出了一部東北的近代史,命運與共的生命故事化作了現代性劫難中悲壯史詩的語詞,鐫刻在人類抗爭暴力的紀念碑上。

立志做“自覺的革命者”

蕭紅8歲時適逢五四運動爆發。次年呼蘭城完成了教育轉制的新式小學開始設立女生部。作為縣內教育改革的頭面人物、五四運動的急先鋒,身為小學校長的父親張廷舉得風氣之先,立即把她送進附近小學的女生部。蕭紅趕上了當地女子受現代教育的頭班車。在小學時期,她就以繪畫與文章出名,立志成為畫家,走獨立自主的人生之路,并且熱心參與社會活動。五卅慘案爆發以后,她投身呼蘭教育界的聲援活動,游行、募捐、登臺義演話劇《傲霜枝》……遭到社會輿論的非議,引起家族內部的恐慌。以升學為最初的節點,與家族蓄積已久的矛盾爆發為最初的沖突,婚約是潛在的癥結。

她的未婚夫汪恩甲過繼給哈爾濱顧鄉屯的親戚汪家,他已經在初級師范畢業,進入哈爾濱道外的三育小學任教。蕭紅則想繼續升學,而且是到當時哈爾濱學費昂貴的東省特別區區立第一女子中學深造,引起兩個家族的共同抵制。彼時,她的生母姜玉蘭已經去世多年,由張廷舉的續弦妻子梁亞蘭(原名梁秀蘭)當家。她是滿族格格,只比蕭紅大13歲,在姜玉蘭去世百日之后,一進入張家,就連續地生產,彼時還懷有身孕。她與蕭紅一向不睦,文化背景、性格與自卑心理等復雜因素,都使兩人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發生沖突。只有老祖父盡力呵護蕭紅及其同母弟弟張秀珂,而老祖父又染上大煙癮,蕭紅姐弟的生活水平落差明顯。張廷舉婚后調到鄰縣工作,在探親返家的有限時光中,面對家庭矛盾比較傾向年輕而家務負擔沉重的妻子,對蕭紅姐弟則較為嚴厲疏遠。作為養父的老祖父也無能為力,因為張廷舉是過繼子,一直在外讀書工作,與養父母原本沒有太多的感情,蕭紅母系一族也不愿再摻和張家的矛盾,連一向寵愛她的大伯父也不為她說話,蕭紅陷入了最初的困境。在停學的一年中,她以各種方式反抗,包括聲言到法國天主堂當修女,激發出老祖父的憤怒,以死為極端的抗議,引起兩個家族的恐懼。再度協商的結果是暫不完婚,允許蕭紅到哈爾濱讀書。她大概也應允畢業就結婚,因為當年她曾在文章里自陳對家庭實行了騙術。

在五方雜處的國際化大都市哈爾濱求學期間,蕭紅進入了現代知識系統,聲光電化、中外語言、人文歷史與音體美等課程,使她的求知欲獲得充分的滿足,世界觀和人生觀也被模塑完型,她立志要做“自覺的革命者”。在來自關內名校的新派教師影響下,她開始接觸“五四”以后的新文學,當時黑龍江的語文教育是文言文,連小學生都要以毛筆文言寫作。以魯迅為代表的一大批新文學作家的作品以及東西方的翻譯文學都在她的閱讀范圍內,她也開始寫作新體詩歌。她繪畫的愛好也得到充分的發展,視野拓展到域外的廣大領域,特別是世紀初前衛的美術思潮,影響到她此后文學寫作的風格。而對電影藝術和新建筑樣式等外來藝術的接觸,更使她耳目一新,官能全開,感覺化是她順應世界前衛美學潮流的自覺追求,也是她受到普遍贊譽的個體風格標記。對學校嚴苛的管理制度、對女德規范的反抗,與對社會運動的熱情,則一體兩面,成為她性格解放的歷史契機。她曾經狂熱地參與了兩次載入史冊的大規模學生愛國運動。一次是1928年哈爾濱學聯自發組織的反對日軍強修五路的游行請愿,著名的一一·九學生運動,蕭紅自告奮勇擔任宣傳員;另一次是1929年中東路事件之后,由校方組織的為東北軍死難將士遺屬募捐的佩花大會,她盡管不得要領也狂熱地投入。

借助寫作融入世界的正義事業

社會活動開闊了蕭紅的眼界,拓展了她的社交范圍,由此帶來連鎖反應,引起兩個家族的緊張,于1928年祖父的八十壽宴之后,匆忙為她舉行了訂婚儀式。她一開始對這樁婚姻并沒有強烈的抵觸,與未婚夫在節假日逛公園、看電影,汪恩甲還依據蕭紅的期待到法政大學讀夜校提升自己。隨著交往的深入,她發現對方抽大煙,來往的左翼文化圈朋友也普遍討厭他的紈绔習氣,便萌生了退婚的念頭。張家長輩好言安撫,卻不理睬她的感受。矛盾的激化在蕭紅畢業前夕,完婚與升學產生分歧,兩個家族及未婚夫都希望盡早完婚,而她則打定主意到新文化策源地北平上學。在同學的支持和幫助下,蕭紅隨已先期退學、進入北京中國大學的姑表兄陸哲舜瞞著家人偷偷跑到北平,入北師大附屬中學讀書。他們在校外租一小院分室而居,對外以甥舅相稱。此事在風氣保守的呼蘭乃至哈爾濱教育界引起軒然大波。彼時張廷舉在蕭紅和汪恩甲的訂婚儀式之后,短時間內連續升遷,已任黑龍江教育廳的秘書。汪家問罪張家,張家向陸家要人。陸家畏懼兩家的勢力,斷掉陸哲舜的經濟供給,逼迫他回到已經有妻兒的家中。蕭紅無奈隨之返鄉回到呼蘭家中,在社會輿論的巨大壓力下,被整個家族嚴密監控,精神一度崩潰。她虛與委蛇,以辦嫁妝的名義再次到哈爾濱,偷偷踏上南行的列車,第二次來到北平,希望恢復學籍。女校嚴苛的管理制度粉碎了她的夢想,所有的朋友都無力相助,她只好跟隨追蹤而來的汪恩甲回到哈爾濱呼蘭家中,后又被繼母帶到張家的大本營阿城福昌號屯張家腰院中,過了半年被嚴密監控的囚禁生活。張廷舉在黑龍江教育界被邊緣化,張家子弟也受到輿論歧視而轉學規避,未婚夫家提出退婚,這使她在聚族而居的大家族中處境更加艱難,除了群體輿論的精神絞殺,還有大伯父的毆打,她只能躲進小嬸的房間。

九一八事變爆發帶來的混亂,使蕭紅目睹了民間自發抗日的慘烈景象,也撕開了一道家族秩序的裂隙。她得以逃出戒備森嚴的豪強地主莊園,在小嬸的幫助下,搭乘一輛送白菜的馬車,匆忙逃往阿城轉火車深夜抵達哈爾濱。姑母陸家不給她開門,同窗好友家又南遷,她踟躕在寒夜,被一個老妓收留,免于斃命街頭。昏睡兩天之后,拖著病體,到當時的東省特別區區立第二女子中學找堂妹借宿,并且得以插班借讀。盡管身體羸弱,她仍然狂熱地參與了抗議日軍侵略的游行,并寫下一些檄文。戰火迅速擴展到哈爾濱,學校提前放假,堂妹們也要回家,無家可歸的蕭紅在嚴寒來臨之際去找汪恩甲。她與汪恩甲兩人住進道外東興順旅館。汪恩甲受到家族的壓力,要求他和蕭紅徹底分手。已經有孕在身的蕭紅和汪恩甲商定,起訴在道外教育局任職的二哥汪大澄代弟休妻,兩個家族對簿公堂,關鍵證人汪恩甲為了家族的利益背叛蕭紅,承認是自愿分手。法庭判離婚,張家的顏面喪失殆盡。蕭紅氣憤之下跑到呼蘭繼母娘家,汪恩甲隨后追來,一再解釋離婚是假。已經沒有退路的蕭紅在他的眼淚軟化之下,又回到東興順旅館,兩個人靠賒欠度日,欠下巨額款項。1932年2月5日,哈爾濱淪陷之后,汪恩甲對她說回家取些錢,被家人扣住囚禁,趕來尋找的蕭紅被汪家人惡言罵退,只能回到旅館。汪恩甲的家人(汪張兩家辦完訂婚儀式之后不久,養父即去世,由兩個哥哥當家主事)出于安全的考慮,把他關進后院小房,他寸步難行。旅館老板斷掉蕭紅的伙食供應,并威脅要把她賣到妓院抵債。蕭紅在危難中投書《國際協報》文藝版主編裴馨園,受到他及一干左翼文學青年的保護與幫助,并結識蕭軍,迅速墜入愛河。在洪水傾城的混亂中,她趁機逃出旅館,住進裴馨園家。不久蕭紅在醫院早產生下一女嬰,旋即送人。后隨蕭軍輾轉于裴家、歐羅巴旅館,最后落腳商市街的小耳房中。兩個人靠當家庭教師、借貸為生。她在艱難困苦之中仍然心系民眾,走上左翼文化之路,參加畫會、劇團,為地下黨刻鋼板,在地下黨的聯絡站當廣告副手,并逐漸成為賣文為生的職業作家。蕭紅在贏得最初的聲譽不久,就遭到日本法西斯的封殺而陷入精神的大恐怖中。

此后,蕭紅一路奔逃,隨蕭軍從哈爾濱經大連到青島,又流亡到上海。東渡扶桑半年,返回上海之后,她短暫北上北平。回滬不久,在淞滬會戰的炮火余燼中逃往武漢,又隨山西民族革命大學的師生到臨汾。短暫停留之后,蕭紅與蕭軍分道揚鑣,隨丁玲的西戰團到西安,與端木蕻良定情之后折回武漢。在武漢即將淪陷之際,她乘船到重慶,輾轉于各地,最后飛往香港。盡管生逢離亂與戰火的威脅,但她從來沒有放下手里的筆,以“對著人類的愚昧”作為文學的神圣使命,懷著宗教式的熱情,把短暫的生命,借助文學寫作融入民族乃至世界的正義事業中。生命行將結束之時,蕭紅還以孩童般的純真,為災難中的人類唱著祈福的歌謠。蕭紅最終超越了自己的時代,化作了閃爍的星辰,照耀著一代又一代的后來者。

(作者系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