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邊緣化”與“重要性”并存看文學的形態重組
編者按
“文學新批評”今日推出邵嶺的《從“邊緣化”與“重要性”并存看文學的形態重組》。文章認為,文學的形態正在從單一建制向雙重形態重組。嚴肅文學作為建制的收縮,與日常寫作作為實踐的彌散,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本文系“文學新批評”首發,感謝作者授權發表。
文學還重要嗎?這個問題,似乎越來越難用一個簡單的“是”或“否”來回答。
如果從純文學的影響力來看,結論是悲觀的。嚴肅文學的銷量在減少,讀者群在萎縮,一部小說引發全民討論的景象早已是上一個時代的記憶,“文學邊緣化”幾乎成了老生常談。
但如果換個角度,感受立刻不同——外賣騎手王計兵的詩集被廣泛閱讀,菜場攤主陳慧因為寫作成為網紅,家政工范雨素的自述在公眾號上線24小時閱讀量突破10萬。更不用說散落在小紅書、微博、便利店留言板上的那些文字——它們被書寫、被閱讀、被轉發、被討論,引發笑與淚的共鳴。
一面是“文學正在邊緣化”,一面是“文學無處不在”。為什么同一個詞——“文學”,會給我們兩種完全相反的信號?最直接的解釋是,這兩種說法里的“文學”,指向并不相同。
當我們說“文學正在邊緣化”,我們指的首先是公共生活中嚴肅文學的影響力正在減退。而所謂嚴肅文學,其背后實際上有一整套現代文學建制作為支撐——那個由期刊、學界、獎項、出版社和作協構成的體系不僅生產文學作品,也定義了什么是“文學”。所以,“文學正在邊緣化”從本質上來說,指向的是作為一種建制的文學。
但當我們說“文學無處不在”,我們指的是作為一種實踐的文學——人們用文字記錄生活、表達情感、尋找同類。這種實踐從未中斷,甚至隨著智能手機和社交平臺的普及變得更便捷、更密集。區別只在于,它現在有別的名字:“分享”“記錄”“樹洞”“帖子”。人們不叫它“文學”,但其功能亙古未變:把一個人的經驗,變成另一個人的共鳴。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文學沒有在衰亡,它只是從建制中溢出,流到了別的地方,溢到了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里。
生活即文本。電影《給阿嬤的情書》恰好為這種“溢出的文學”做了一個生動的注腳。“暹羅沒有春天,你便是我的春天”,電影里,謝南枝正是因為在銀信局聽到在泰國打工的華人口中一字一句念出給家人的信,默默收回了原本要寄出的訃告,決定從此代替鄭木生繼續做葉淑柔的春天;“江海萬里,心中念你,便不覺遙遠”,電影外,我們一遍又一遍地被這些情書打動,喉頭發緊,眼眶發熱,直到淚崩。誰能說,這樣的文字不是文學?當那些從未想過要成為作家、甚至不識字的人,迫切地想要把心里的話一個字一個字寫下來,念出來,文學最古老的場景,就在那一刻復活了。
近年來文學界熱議的“大文學觀”,正是對上述狀況的回應。它主張換一種眼光來看待文學:它既可以作為一種建制存在,也可以作為一種實踐存在;讀者從嚴肅文學中進入的,是精心構造的故事世界;從素人寫作中進入的,是另一個人的真實世界。這兩者并不互相排斥。重要的是,一旦我們能看到實踐層面的彌散與活躍,就不會再為一本文學期刊的訂閱量焦慮,也不會再因為一部嚴肅文學作品沒有上熱搜而覺得一切都在衰敗。
2
之所以關心文學是否依然重要,因為這是一個關乎時代精神生活的話題。而一旦我們厘清了屬于建制的文學和屬于實踐的文學此二者的關系,就等于繪制了一份關于當下精神生活的認知地圖。
厘清二者的關系,有助于把我們從邊緣化焦慮中解脫出來。過去很長時間里,“文學邊緣化”一直是一個讓人不安的判斷。它意味著關注文學的人少了,文學在公共生活中的分量輕了。這些不安是真實的,但它們基于一個前提:我們把文學等同于建制文學,又把建制文學的影響力等同于文學的全部價值。一旦這個前提被動搖,焦慮就失去了基礎。文學并沒有消失,它只是換了存在的方式。嚴肅文學的讀者群確實在縮小,但文學性表達的參與者在擴大。我們正在經歷的不是一個衰落的過程,而是一個重新分布的過程。看清這一點,我們的不安就可以松下來一些。
厘清二者的關系,可以讓我們更準確地理解正在發生的文學實踐。如果我們只有一套從嚴肅文學中提煉出來的標準,那么素人寫作要么被納入這套標準來評判,要么被排除在“文學”之外。前一種做法的尷尬在于,用經典標準去衡量王計兵的詩、陳慧的散文、便利店里的那些字條以及銀信局里海外游子寄回家的信,它們確實顯得不夠“文學”——不少素人作家都有過作品被專業編輯“修剪”的經歷,改完之后更工整了,但原來的那股勁兒也沒了。后一種做法的后果在于,可能會把這些觸動了無數人的文字逐出“文學”的門墻,只留下一個越來越窄的文學定義。此二者的癥結都在于只在建制的框架里認識文學,而一旦我們看清文學還有實踐這一維度,問題就變了:嚴肅文學的使命,是用復雜的語言探索人性的深度和邊界;素人寫作的價值,是把一個具體生命的真實經驗直接遞到讀者面前。它們履行的是不同的功能,彼此不能替代,也不需要放在一起比高下。我們不會用評價交響樂的標準去評價一首流行歌曲,也不會因為流行歌曲沒有交響樂的復雜性就說它不夠好。文學也是如此。
當然,強調各司其職,并不是說二者是互不流動的平行世界。不少素人寫作者在拿起筆之前,都是嚴肅文學的愛好者、閱讀者。王玉珍在寫下被收入《我戀禾谷》之前的漫長人生中,有很多時間是在《平凡的世界》《基督山伯爵》《四世同堂》的陪伴下度過的。這些經典作品沒有讓她變成“專業作家”,但那些閱讀經驗無疑參與了她對于人物的理解、對于周遭的感知。嚴肅文學的影響力在這里不是消失了,而是以一種更隱蔽的方式,滲透進了日常寫作的土壤里。反過來,素人寫作的鮮活經驗,可能日后也會為嚴肅文學提供新的觀察視角和表達可能。
厘清二者的關系,也讓我們在面對技術沖擊時更從容。AI能寫詩,能寫故事,能寫出讓讀者心頭一熱的文字——它既能模仿建制文學的產品形態,也能模仿實踐文學的文本樣貌,而且模仿得越來越逼真。但如果我們接受了“文學也可以是一種生活實踐”這個框架,事情就不同了。王計兵說:“我們生活在第一線,我們知道哪一天會褪下‘第一層皮’,我們知道汗水從哪個地方落下來。這可能是我們寫作最大的強項,會更貼近普通的讀者。”這段話道出了一個樸素卻關鍵的真相:素人寫作的魅力,來自寫作者身體在場的經驗。讀者在閱讀時,知道這些文字背后站著一個真實的人,過著一種具體的生活,這種“知道”本身,就構成了閱讀體驗的一部分,所有關于作者真實生活處境的聯想會反過來加深我們閱讀時的感動。于是,讀者不是在消費一段純粹的、來歷不明的文字,而是在接收一個信號:這世界那么多人,在無數的角落,過著百千種生活,并且愿意把它說出來。相比之下,AI可以生產文本,但無法實踐生活。因此AI生成的文字也能觸發聯想,但它觸發的是讀者對自身經驗的聯想,卻無法讓讀者產生關于作者生活的聯想——因為那里沒有一個生活過的人,沒有一段無法復制的人生。
3
回到開頭那個問題:文學還重要嗎?對其展開討論,不是為了捍衛一個既定結論,而是為了把那些正在發生的、已經在我們身邊流動著的文學性實踐,放入我們有意識的認知地圖之中。當我們能在建制文學之外,也辨認出日常寫作的價值;當我們能在經典標準之外,也擁有評價素人寫作的視角;當我們在面對AI寫作的沖擊時,能清晰地指出它模仿了什么、缺少了什么,我們就完成了一次認知的更新。由此我們會發現,無論是新大眾文藝的討論,還是大文學觀的提出,都是文學界在回應一個結構性的變化:文學的形態正在從單一建制向雙重形態重組。嚴肅文學作為建制的收縮,與日常寫作作為實踐的彌散,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文學既是一座需要守護的經典殿堂,也是一種散落在日常中的生活方式。它們之間并不隔絕,而是相互滲透,共同構成了今天文學生產與接受的完整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