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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也談“非虛構寫作”的真實性問題
來源:北京文藝評論 | 妥東  2026年06月25日08:39

當文學遭遇“現實”

——也談“非虛構寫作”的真實性問題

在關于非虛構寫作的研究中,一些與文學“真實性”問題相關聯的討論時常成為焦點。“非虛構寫作”因忠于客觀事實的要求是否必須不虛構?與敘事相關的文學性是否必然構成對所謂真實性的侵蝕?寫作者在敘述事實經驗時應承擔何種倫理責任?這一系列關于“非虛構寫作”的討論,無論答案如何,都無一例外地指向“非虛構寫作”的真實性問題。而其出發點則在于,當現實不斷發生劇變,非虛構應該如何以其所伸張的“真實性”回應這種變化?與此同時,當非虛構遭遇多維度的復雜現實時,其“真實性”在這種關系中又如何被理解、協商與重構?以上諸多討論,都是學界在不同層面圍繞“非虛構寫作”真實性問題所展開的思考。

所謂文學的“真實性”,其復雜性自然不必多言。在具體的文學文本中,“真實”既是一種能被讀者識別的客觀存在,也關聯著一種特殊的修辭效果,而這種效果之所以能被識別,則又以特定文體與讀者之間建立的契約關系為前提。對于“非虛構寫作”而言,其真實性則又往往關聯著寫作者自覺的倫理選擇[1]。“非虛構寫作”需要以真實發生過的事實為基本材料,然而,在具體的寫作、敘述中又不可避免地需要通過特定的敘事結構、修辭策略、觀察視角對事實進行重構,在此意義而言,“非虛構寫作”中的“真實”并非對事實的透明再現,而是事件中的事實(真實)邏輯與敘述、話語、修辭等敘事機制相互交織的產物。基于此,在現實經驗日益被情緒化、碎片化與戲劇化呈現的現實語境中,在公共空間中的“真相”不斷被重寫的當下,重新審視“非虛構寫作”中的真實性問題,不僅具有清理虛構主義

遺產、厘清非虛構寫作邊界等意義,也是重新理解知識生產的公共責任與當代主體經驗如何被篩選、組織以及再生產的過程。

一、非虛構寫作:問題與方法

新世紀以來,文學創作版圖得以調整的重要標志之一就是非虛構寫作、報告文學等文體重新受到關注,并不斷被賦予新的追問社會問題、介入現實的意義維度。與之相關的,則是文學界對文學真實性等問題的關注和反思[2]。誠如傅小平所言,“現在非虛構寫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小說寫作在表現生活的真實、經驗的真實上碰到了很大的問題。或者說,小說一直以來癡迷于藝術的創新,它脫離現實太久了,反而不知道該怎么去表現真實了。而文學寫作無非走的虛構與非虛構兩條路,虛構乏力,非虛構自然會凸顯。”[3]

就其起源而言,非虛構寫作的興起,確與傳統的虛構文學對現實介入能力的失效有關。約翰·霍洛維爾在總結美國的非虛構寫作時,就將它的緣起歸結為文學的想象力對現實經驗的把握能力的不足。他認為,“日常事件的動人性已經走到小說家想象力前面去了”[4],文學界的一個普遍共識是,虛構的文學已經難以在這個經驗不斷流動的時代,切實地支撐起一種普遍的、不容置疑的深刻性與真實性。因此,亟需一種新的文學形態來重組這些碎片化的經驗,并以此重構一種關于文學、社會的公共真實[5]。而“非虛構對現實主義小說家所面臨的這一系列問題來說是一個嘗試性的解決方法:對于在一個社會激變時代里激烈變化著的現實而言,它已被證明是一種適宜的敘述形式”[6]。在60年代的美國,“非虛構寫作”之所以快速興起,本質上就是為了應對這場關于現實的“危機”。而與之相關的“寫真實”的訴求,無疑也成為“非虛構寫作”的政治與倫理[7]。

在中國,“非虛構寫作”的緣起更多是創作者、主流刊物以及大眾趣味三者合力的產物,但也不無對文學內部諸多問題的反思與關切。李丹夢指出,早在2007年“《鐘山》雜志就開設了‘非虛構文本’欄目,……但直到《人民文學》2010年2月打出‘非虛構’的旗幟,這一概念方在中國大陸推廣開來”[8]。在李丹夢看來,“‘非虛構’的出爐,乃意識形態、知識分子、大眾在文學領域的一次成功合作,利益的‘交集’或曰合作的基點,即前文所述的‘中國敘事’:《人民文學》于此看中的是正統風格的延續,對文壇(尤指市場語境下個人寫作的無序化)的干預;知識分子則趁機重建啟蒙身份,投射、抒寫久違的啟蒙情致;大眾則在此欣然領受有‘品味’的紀實大餐。三方皆大歡喜,‘吾土吾民’就這樣被‘合謀’利用了。”[9]

李丹夢的觀察雖不無道理,但也只是看到了“非虛構寫作”在中國的文學語境中興起的一個側面,而缺乏對非虛構寫作緣起的歷史背景或其所針對的具體問題的關注。不難看到的是,非虛構寫作在中國的興起及其所呈現的復雜狀況,很大程度上關聯著中國文學自身的歷史語境。正如楊慶祥所指出的,“在這個語境中,中國的‘非虛構寫作’找到了自己的問題應對,概括來說有以下幾點,第一,針對上世紀90年代以來‘個人化’甚至‘私人化’的寫作成規,‘非虛構寫作’強調作家的‘行動力’,田野考察和紀事采訪成為主要的行動方式,并成為‘非虛構寫作’的合法性基礎;第二,針對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小說文本的形式主義傾向和去歷史傾向,‘非虛構寫作’強調跨界書寫,并在這種跨界中試圖建構一個更龐雜的文本圖景;第三,針對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消費主義和娛樂化的書寫,‘非虛構寫作’強調一種嚴肅的作家姿態和作家立場,并在某種意義上強調作家的道德感,從而有讓作家重新‘知識分子化’的傾向。”[10]在這個意義上,“非虛構寫作”的出現顯然是對社會問題與文學想象之關系的某種介入和糾正。因而,它并非現實主義的某種回歸或新聞寫作的文學化,而是在現代性加速、經驗斷裂與民族志轉向的知識語境中,發展出的一種以參與式書寫、深描方法與自我指涉為特征的準人類學寫作形態[11]。

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者通常以“非虛構寫作”的名義討論所謂的“真實性”時,往往是以“非虛構文學”的名義來討論的。這是因為,“非虛構寫作”這一概念通常從屬于文學話語[12]。一方面,我們在慣常意義上所討論的“非虛構寫作”只是相對于虛構主義的文學而言的,而并非是寬泛意義上的“非虛構寫作”。另一方面,“非虛構寫作”本身并不是一個文體意義上的概念,因而,在討論具體的現象時它自然也是一個可以涵蓋諸多類別文體的復雜概念,在討論具體的問題時,它的意義顯然并不是收縮的,而是會形成一定意義的模糊和含混,而這也造成了很多討論上的難題。

基于此,在討論文學的真實性這一問題之前,有必要對廣義上的“非虛構寫作”與“非虛構文學”作一區分。如前所述,“非虛構寫作”的興起,本身關聯著文學文本內部的問題,因而,就文本的演化角度而言,“一定意義上,我們今天所說的‘非虛構文學’是‘非虛構寫作’的細小分支,它(是)對既有報告文學傳統的重新甄別和分離”[13]。它與歷史的區別在于合理的推斷,與文學的區別在于其所敘事件在個體經驗上的可驗證性[14]。

在本質上,不論是“非虛構寫作”還是“非虛構文學”,其所面臨的問題或者說它所呈現的內容并不僅僅局限于藝術的真實性或文學性本身,而同時也是一個時代的經驗如何轉型、如何定義的問題。其關節之處既關聯著作家同社會對話的姿態、立場,也關涉著一種區別于傳統寫實主義(虛構)的視域與方法。而其所追求或意在突破的問題則在于,如何在所謂的“后真相”時代以一種全新的形式重新塑造一種具身的、可感的“真實性”。正如洪治綱所言,“非虛構寫作”主要呈現出兩種類型,“一是沉入歷史記憶的深處通過史料的重新發掘梳理和辨析揭示各種史海往事的內在真相或反思某些重要的人物與事件”,像王樹增《長征》《解放戰爭》、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李輝《封面中國》、阿來《瞻對》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二是置身復雜的現實生活內部,對人們關注的一些重要社會現象進行現場式的呈現與思考”,像齊邦媛《巨流河》、梁鴻的“梁莊系列”、慕容雪村《中國,少了一味藥》、喬葉《拆樓記》、黃燈《大地上的親人》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而“無論是回巡歷史,還是直面現實,這些作品都體現出一種鮮明的介入性寫作姿態,強調創作主體的在場性和親歷性,并以作家的驗證式敘述,讓敘事形成無可辯駁的事實性,由此實現其‘非虛構’的內在目標”[15]。

二、“非虛構”作為原則:

虛構主義文學的真實性問題

在當下的文學創作實踐中,虛構與非虛構的邊界雖然并未真正消弭,但其意義格局卻早已發生了變化。在圍繞“非虛構寫作”的討論中,“真實性”常被視為其合法性的核心依據。無論是創作實踐還是理論闡釋,“非虛構寫作”往往被界定為一種以事實為基礎、以現實問題為對象的寫作形態。然而,在涉及文學真實性問題的討論時,許多學者卻對此語焉不詳,這也使得“文學的真實性究竟緣何而來”這一問題長期被忽略[16]。

在這里,顯然有必要對虛構主義文學的真實性和非虛構文學的真實性標準,作一個簡單的梳理。在現有的研究框架中,“虛構”與“非虛構”的分野,常被認為是區分不同文學類型的基本標準。小說、戲劇與詩歌因其注重想象性、而被歸入虛構性的文類,而散文、報告文學、以及“非虛構寫作”等紀實性文本,則因其指向現實事實而被劃入非虛構領域。這一分類方式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文學是否能夠“如其所是”地描述現實、“再現真實”這一判斷之上。在虛構主義的文學而言,其背后所隱含的邏輯預設本質上其實是一種以“摹仿”(mimesis)為核心的文學真實觀。然而,20世紀以來敘事理論與歷史哲學的興起,卻逐漸動搖了這一看似穩固的二分結構,使虛構與非虛構的區分,不再簡單地等同于想象與事實的分化或對立,而是擴展為一種處理真實、應對現實問題的藝術選擇。

從理論源流看,西方文學思想史中對虛構與真實關系的反思由來已久。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即已指出,詩與歷史的差異即區分出一種主觀真實與客觀真實,前者關注可能發生的事情,傾向于表現帶普遍性的事,后者則關注已經發生的事情,傾向于記載具體事件[17]。而經典的現實主義理論即強調,文學敘事首先要建立在對塵世生活“摹仿”的基礎上,以便對“現實”進行真實可靠的、全景式再現。這一判斷實際上為藝術作品的“虛構”保留了認識論上的正當性。也就是說,文學創作的重要標準并不以事實的準確性為首要目標,而是要通過特定的情節與結構來揭示具有普遍意義的生命經驗。現實主義寫作因強調文學對現實的忠實反映和呈現,使“真實性”成為衡量其文學價值的重要尺度。法國作家瓦萊里在談及寫實主義作家筆下的藝術“真實”時,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事實上,他們將一些最粗俗的人物,完全不可能對色彩感興趣、不可能從事物的形式中得到享受的人物置于這樣的環境中:對這些環境的描寫需要有畫家的眼光,需要有能力感知那些不為平常人所注意的東西。于是這些農民和小資產者在一個他們看不見的世界中生活和活動,他們無法看見這個世界,就像文盲無法解讀一種文字……結果,現實主義奇怪地給人以最刻意的人為的印象。[18]

瓦萊里的目光無疑是敏銳的,他在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中看到了一種非真實——“這些農民和小資產者在一個他們看不見的世界中生活和活動”,也即,虛構文學因人物視角、立場、口吻與其身份地位的不相符而造成的一種“代言性”。在瓦萊里看來,這正是現實主義的小說看起來“不真實”的原因。不過,這種所謂的“藝術的真實”就其本質而言,實際上也預設著這樣一種立場或視角:即文學與社會之間存在一種透明的、直接的以及同一性的結構,寫作者只需要按照特定的視角和方式,便可以如實地反映社會的真實。在這一語境下,虛構的文學被不斷要求向現實靠攏。然而,“這種認知的根本性問題在于忽視了文學與社會對話的中間環節——語言。語言的‘非透明性’和‘形式化’導致了文學對社會的書寫必然是一種折射,而社會對文學的回應固然千姿百態,但根本還是建立在閱讀和想象的基礎之上”[19]。

文學語言的不透明性,往往是造成虛構主義文學“寫實”限制的主要原因。而從最基本的結構組成來看,討論所謂文學的真實性實際上也需要回到具體的文本,回到對以敘事為核心的文本修辭的討論之中。對于虛構主義的文學而言,首先,其文學性或所謂藝術的真實性的生成,本質上依靠的是在事實基礎上所展開的敘事,這是“修辭學”之于敘事、之于文學的真實性的真正意義。正如詹姆遜所指出的,作家個人的日常經驗和生活材料構成了他對現實的基本理解,而那些散碎的語言材料,“除非以作者的目光將它們從細微的表面將其提煉、升華,并把它們重新組合起來,宣布它們是講故事的材料,或文學。否則這些事件仍然是互不相干的,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無論是因果關系還是其他關系,都是不存在的事實、事件或現象”[20]。其次,這種“真實性”的傳遞同樣需要一個并不客觀的“中介”。盧卡奇認為,小說的“真實性”實際上就是一種主觀存在,它表明的是作者對于其創作性的倫理宣示。換言之,文學的敘述即是言說者(敘述主體)對于“離散”材料主觀能動(有機性)的“再凝聚”(總體性),作者由此被冠以“創造者”。而“小說創作就是把異質的和離散的一些成分奇特地融合成一種一再被宣布廢除的有機關系。諸抽象成分的凝聚關系就抽象的純粹性而言是形式上的關系:因此,最終的結合原則必定是創造性的主觀性在內容上變得明晰的倫理”[21]。這種能動性,既是敘事之于故事、文學性的核心含義,也是所謂文學真實性的基礎。

除此之外,在虛構主義的小說中,文本內在也有一套塑造所謂“真實性”的方法。這意味著,即便從文學語言的基本維度——如敘事、修辭等層面來看,所謂的真實性實際上也包含著許多復雜的內容。喬納森·卡勒在其《結構主義詩學》(《程式與歸化》一章)中,將這種表現真實的方式稱作文本歸化(naturalize)[22]。卡勒認為,虛構作品中的這種真實性呈現——文本“歸化”,本身即是讓文學的修辭和某種特定的知識體系或話語模式建立關系,而這種知識體系或話語模式,本身即被認為是自然的、可識別的,在這種敘事機制中,那些原本看上去并不自然的存在,實際上已經被納入了新的東西。在卡勒看來,這正是虛構主義文本通過敘事機制建立其“逼真性”的具體形式。總體而言,這種歸化方式實際上就是作家“如何把本來事出有因、決不‘自然的’主題、現象寫得‘自然’而然起來,以及他又如何在這樣的‘自然’書寫時,設下疑影或留了裂隙,從而把看來清朗的文體交織得極盡復雜微妙”[23]。

這一問題正是我們進入虛構主義文學“真實性”的基礎。一方面,任何敘事文本都不可避免地涉及時間順序的重組、敘述視角的選擇以及話語層面的選擇和安排。在此情形下,人們口中所謂的“事實”或“真實性”,事實上只有被放置在故事的情節與敘事框架中才能被理解和闡釋;另一方面,不同題材、類型的虛構作品,其語言風格、形式也有其特殊的標準。卡勒將創作者對于小說“逼真性”的構建分為五個層次,即“材料真實”[24]“文化逼真性”[25]“文學體裁模式”[26]“約定成俗的自然”[27]“扭曲摹仿與反諷”[28]。這五個層次間的相互聯動,共同建構了我們關于虛構主義文學真實性的基本認知。它以“逼真性”(也是事實意義上的非虛構)為原則,通過敘事機制的調節,實現了虛構主義文學對寫實、求真等寫作意義的追求。

三、虛構作為方法:

“非虛構寫作”的真實性問題

回到“非虛構寫作”實際上也不難發現,“非虛構寫作”及其文體合法性的獲得同樣是基于一系列關于文學、寫作以及“真實性”問題彼此調試的結果。然而,作為一個概念,它所確立的緣起與合法性,同樣需要通過設置一個與之相對的概念來將其加以區分。對于“非虛構”而言,“虛構”的概念即是與它關聯最為緊密的一個。關于“非虛構”,劉大先指出:

“非虛構”這個詞語本身建立在依附性之上,總是有個“虛構”如影隨形地在那里等待著前面限定詞的反撥,這使它注定成為一個權宜之計的過渡性概念。就像一系列以“后現代”“解殖民”“新馬克思主義”“去政治化”等20世紀中后期以來出現的概念一樣,它將自己的合法性置諸對話性乃至對立性的關系之中,作為前綴的“非”兼具形容詞和動詞的含義。[29]

事實上,大力倡導非虛構的《人民文學》,對這個概念的理解和定位,同樣是以一種否定性的方式做出的。“它肯定不等于一般所說的‘報告文學’或‘紀實文學’”,也不是寬泛意義上的非虛構小說,更不等同于一般意義的新聞寫作。它有意要與既成的寫作模式區別開來,提倡一種“我手寫我口”的真實性、傳記性的訴求,“希望非作家、普通人,拿起筆來,寫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傳記”[30],它更多“要求作者對真實的忠誠,……特別注重作者的‘行動’和‘在場’,鼓勵對特定現象、事件的深入考察和體驗”。“從積極的意義來說,生活本身可能會帶著敘事走到全然未曾想象到的地方去,這就是未曾被形式邏輯規訓了的現實本身的力量,‘非虛構’的合法性基礎就來源于此”[31]。而“從發生學來說,‘非虛構’是試圖用關于真實的想象性書寫轉化為真實的直接書寫”[32]。這種強調通過作家的介入性實踐,建立起與生活的密切聯系,繼而以更為直接的方式呈現文學事實性的理解方式,實際上設定著這樣一個前提:即事實本身能夠直接構成敘事的元素并自然地生成意義。然而,無可置否的現實則是,所謂的“真實”并不能自發或自為地進入寫作的流程。同時,如果真實性僅僅依賴于基于事實發生的事件本身,那么敘事結構、修辭策略以及敘述視角,看起來似乎都成了非必要的甚至冗余的因素。況且,強調個人的主觀介入本身也意味著,所謂“直接的真實”仍需要通過寫作者的中介才能得以完成。

如前所述,虛構主義寫作的“寫實”方法(即所謂人為性與想象力)之所以令人信以為真,很大程度上是借助特定的語言修辭形式——即前文所述“文本歸化”的形式來完成的。換句話說,虛構類作品的“真實性”問題,本質上乃是一種基于“虛構”這一裝置藝術而實現的修辭效果。而“非虛構寫作”雖然以其事實性的原則拆解了這種裝置,但卻并不動搖這一裝置內部的“非虛構”元素。況且,一旦進入具體的敘述,“非虛構”同樣需要借助并倚賴這些塑造“逼真”效果的基本原則,以完成其基本的敘述。需要指出的是,許多“非虛構寫作”一方面默認了虛構主義文學的文本“歸化”的形式,但另一方面卻拒絕承認作為方法而存在的“虛構”,這本身即揭示了其在觀念上將虛構與非虛構相互對立的矛盾。在具體的創作實踐與研究中,這種對峙實際上又進一步加劇了“非虛構寫作”的自我設限。誠如劉大先所言,這種關于“‘虛構’與‘非虛構’的二元劃分,一方面讓‘非虛構’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泛濫式存在,新聞特寫、調查報告、散文隨筆、回憶錄、學術著作都可以納入進去,讓它成為一個缺乏界限的空洞能指;另一方面,‘非虛構’又自我設限,外延的無限與作家體驗性時空的有限之間的張力無法解決,拒絕虛構則限定了寫作者的發揮空間,使其自身目標成為一個難以完成的任務”[33]。

在此情形之下,“如果說‘非虛構寫作’有一種真實性,這一真實性應該從以下兩個方面去考量:第一,其所描述的內容是否拓展了我們對當下中國現實的認知;第二,在這一寫作行為中作家的自我意識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一種倫理學上的真誠。”[34]不過,這種概括顯然太過籠統寬泛,況且虛構主義的小說對于當下中國現實的深刻反映并未失效。因此,不妨將虛構作為一種方法,既承認虛構主義文學的內在真實,又將非虛構對事實的遵循納入其中,從而賦予其作為再現社會現實及其真實性問題的深刻性與復雜性。正如梁鴻所言,“非虛構寫作”不論如何展開,其邏輯推論背后實際上都有一個強大的敘事機制在起作用。探討它是虛構還是非虛構其實并不重要,關鍵在于寫作如何通過對自我限制(經驗的有限性)的克服來在錯位、缺失的事實中把捉真實[35]。這種方法自然有其基礎性。一方面,社會現實中的“事實”本身具有多重性,且并非天然具有可敘述性。非虛構文學所面對的對象,并非單一、孤立的事件,而是與社會現實、文化傳統、基層治理等諸多公共話題、元素彼此相關的結構性問題。這類問題往往以長期性、復雜性和非事件化的形態存在,既難以通過瞬時場面被把握,也無法依靠簡單的事實羅列得到理解;另一方面,由于現實中的事件(故事)往往并不存在清晰、自在的因果鏈條,因而其狀態基本呈現為一種瑣碎的原始素材。在此基礎上,作為方法的“虛構”的引入,則可以通過時間安排、情節推進和邏輯連接,為其賦予一種可被識別、理解的關系結構。

綜而言之,在“非虛構寫作”這一特殊的文類中,其真實性的生成既不是一種簡單的基于真實事件的前提預設,也不是真實事件自然顯現的結果,而是在敘述者見證性的敘事實踐中不斷被建構的過程。非虛構寫作中慣常所使用的第一人稱敘事、現實經驗的典型化處理,以及敘事時間的結構性重組等諸多手法,正是非虛構寫作獲得其“真實性”的具體方式。

當然,對于非虛構文學而言,敘事本身所呈現出的更為關鍵的意義則在于,它并非一種文學的附加修辭,而是一種必要的意義生成機制。通過敘事,抽象的社會問題得以具象為可感知的生活場景,分散的事實也得以被納入一個必要的時間序列之中,從而形成一個具有起點、發展、結果等認識論要素的經驗結構,在此基礎上,那些破碎的、有意義的現實經驗才被轉化為可理解、可討論且具有公共意義的知識形態,并在真實、可感的意義上獲得了情感與倫理層面的可理解性。

(作者單位:江蘇省作家協會)

注釋

[1]非虛構寫作包含的一個前提是,它所敘述的一切必須是在現實生活中真實發生過,然而這個重要的前提,往往需要作家自己去遵守,這也是非虛構寫作中寫作的倫理性問題被進一步放大的原因。

[2]正如劉大先所指出的,“‘非虛構’的盛行無疑關聯著對于被延宕、隱藏、遮蔽或者簡直就是被放逐的‘真實性’的迷戀和索求。它是否能夠重振我們關于文學再度進入公共性的重大議題,再造一種充滿可能餞的文學寫作實踐,需要時間來證明”。(劉大先:《貞下起元:當代、文學及其話語》,中國言實出版社2022年版,第322頁)吳義勤也認為,非虛構寫作的興起并不針對某種具體的文體,而是出于對文學的真實性這一問題的反思與不滿。在這個基礎上,非虛構寫作是以另外一種方式來孵化真實。參見孫江等:《非虛構寫作與中國記憶——文學與歷史學跨學科對話》,《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3期。

[3]傅小平:《角度與風景:對當代文學的另一種觀察》,北岳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120頁。

[4][美]約翰·霍洛維爾:《非虛構小說的寫作》,仲大軍、周有皋譯,春風文藝出版1988年版,第21頁。

[5]洪治綱也指出,“當真實不再具備客體意義上的實存,而成為人類‘超真實’的仿真符號,虛構也就變得合理合法甚至名正言順了。處在這種裂變之中的人們,面對信息化、虛擬化所形成的仿真文化,重建一種被遮蔽的真實信念,或許正是‘非虛構寫作’所追求的寫作倫理,同時也是讀者高度關注這類作品的內在緣由之一”。洪治綱:《論非虛構寫作》,《文學評論》2016年第3期。

[6]劉大先:《當代經驗、民族志轉向與非虛構寫作》,《小說評論》2018年第5期。

[7]參見劉大先:《貞下起元:當代、文學及其話語》,中國言實出版社2022年版,第318頁。

[8]李丹夢:《“非虛構”之“非”》,《小說評論》2013年第3期。

[9]李丹夢:《“非虛構”之“非”》,《小說評論》2013年第3期。

[10]楊慶祥:《“非虛構寫作”的歷史、當下與可能》,《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7期。

[11]參見劉大先《當代經驗、民族志轉向與非虛構寫作》,《小說評論》2018年第5期。

[12]參見南帆在《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3期組織的跨學科對話中的發言。孫江等:《非虛構寫作與中國記憶——文學與歷史學跨學科對話》,《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3期。

[13]何平:《在豐饒的文學生活中》,山東文藝出版社2024年版,第99頁。

[14]參見孫江在《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3期組織的跨學科對話中的發言。孫江等:《非虛構寫作與中國記憶——文學與歷史學跨學科對話》,《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3期。

[15]洪治綱:《論非虛構寫作》,《文學評論》2016年第3期。

[16]當然,在這里有必要說明的一個問題是,討論文學真實性這一問題本身就帶著復雜性。文本觀念、文體形態、讀者的識別,等等,都是參與其中的復雜因素,如不設定具體范圍,根本無從下手,尤其是在討論非虛構寫作時,事件內在的真實性經驗以及可驗證性似乎足以讓這個問題不言自明,但如果仔細分析,實際上它依然無法揭示那個為我們所信任的文本,究竟是通過什么樣的形式把這種真實性傳遞給我們的。

[17]參見[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陳中梅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81頁。

[18][法]保羅·瓦萊里:《(圣)福樓拜的誘惑》,見《文藝雜談》,段映虹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版,第214—215頁。

[19]楊慶祥:《“非虛構寫作”的歷史、當下與可能》,《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7期。

[20]這段話的英文原文為:That it is purely aesthetic,however,means that this effect is conceivable onl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work of art,cannot take place in real life,and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omniscient author. These occurrences remain disjoined,unknown to each other,their interrelationship,causal or other,being a non-existent fact,event,or phenomenon,save when the gaze of the Author,rising over miniature roof-tops,puts them back together and declares them to be the material of storytelling,or Literature. Fredric R. Jameson:Remapping Taipei,The Geopolitical Aesthetic:Cinema and Space in the World System.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pp114.(注:正文引文為筆者所譯)

[21][匈]盧卡奇:《小說理論》,燕宏遠、李懷濤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75頁。

[22][法]羅蘭·巴特:《法蘭西學院文學符號學講座就職演講》,見《符號學原理:結構主義文學理論文選》,李幼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9頁。

[23]卡勒指出,“‘歸化’強調把一切怪異或非規范因素納入一個推論性的話語結構,使它們變得自然入眼”。[美]喬納森·卡勒:《結構主義詩學》,盛寧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59頁。

[24]這一層次主要包括與日常生活相關的真實細節、現實材料。這些材料“直接來自世界的結構”,因而其本身即包含著一般意義上的常識性認知與基本價值。比水蒸發,閃電后聽到雷聲、候鳥遷徙等等。這一層面的準確性指的是作家在對具體的生活經驗、日常生活的細節捕捉、場景還原等層面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則。

[25]所謂“文化逼真性”,是指作用于特定文化內部的公共性的常識,比如特定地方的信仰、習俗等。這種公共知識、信仰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群體性,因而它在某種意義上是特定社會群體的“通用話語”。“援引這種社會通用話語,是使作品置身于現實,確立詞語與世界的關系,從而保證理解的一種手段。”([美]喬納森·卡勒:《結構主義詩學》,盛寧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65頁。)而一旦走出特定文化圈子,這些公共知識的“真實性”就會出現問題。

[26]文學體裁模式指的是每一種文學體裁都有屬于自己的真實性。托多洛夫指出,“有多少種體裁,就有多少種逼真”,即是此意。“每一種體裁都規定了哪些行為是可以認可的,哪些則不能認可”。([美]喬納森·卡勒:《結構主義詩學》,盛寧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70頁。)比如在武俠小說中,作為一般性“真實”的武功修煉、內力鍛造等要素,是被這種藝術程式所默認、規定的基本真實,而這些細節要素一旦出現在其他文類中,其真實性就會立刻失效。不同體裁的文學作品其具體的材料、形式,往往構成一種特定的要素關系。比如在卡夫卡的現代主義小說《變形記》

中,主人公格里高爾第二天醒來發現自己竟然變成一只大甲蟲,這種情節設定對于現代主義小說而言,顯然是無可置疑的。因為它的荒誕性本身構成了藝術真實的內在尺度。因此,這種情節設計并無違和之處,而如果將其放在一部現實主義的小說里,這種“虛假性”就立即會被讀者識別。

[27]這一類真實效果的呈現,主要指的是作者在小說中穿插使用書信體、日記體等形式,繼而造成一種復雜的敘述效果。許多擁有復雜歷史背景的小說,也會借助布告、標語、官文等,增加歷史敘述的在場感、真實感。就書信體、日記體等形式而言,它們的文體自身顯然帶有一種經驗性的真實效果,比如書信、日記體的日常性、私密性,以及第一人稱的敘述帶來的閱讀實感。虛構小說對這幾種形式的借用,會模糊“虛構”與真實性之間的界限,繼而制造出一種“離間”效果。

[28]這種文本“歸化”的方式指的是作者本人通過將“小說敘述”的進程本身納入故事,進而向讀者談論小說的內在性質、內容等。如自反小說、元虛構小說等就是典型的例子。這類創作往往通過對“講故事”這一行為的扭曲與反諷,從而抵達一種關于虛構的真實。比如余華就認為,只有借助虛偽的形式才能抵達真實。他說,“當我發現以往那種就事論事的寫作態度只能導致表面的真實以后,我就必須去尋找新的表達方式。尋找的結果使我不再忠誠所描繪事物的形態,我開始使用一種虛偽的形式。這種形式背離了現狀世界提供給我的秩序和邏輯,然而卻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實。”余華:《我能否相信自己——余華隨筆選》,人民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頁。

[29]劉大先:《貞下起元:當代、文學及其話語》,中國言實出版社2022年版,第318-319頁。

[30]見《人民文學》2010年第2期編者留言。

[31]劉大先:《貞下起元:當代、文學及其話語》,中國言實出版社2022年版,第322-323頁。

[32]劉大先:《貞下起元:當代、文學及其話語》,中國言實出版社2022年版,第320頁。

[33]劉大先:《貞下起元:當代、文學及其話語》,中國言實出版社2022年版,第322頁。

[34]楊慶祥:《“非虛構寫作”的歷史、當下與可能》,《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7期。

[35]參見孫江等:《非虛構寫作與中國記憶——文學與歷史學跨學科對話》,《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