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身攜帶的故鄉——評薄暮詩集《王塆》
薄暮詩集《王塆》中,“我的故鄉我隨身攜帶”一句直擊人心。這句詩在兩首詩中出現,一首是:“但我的故鄉已不在王塆/我的故鄉我隨身攜帶/沒有一種速度可以抵達。”(《鄭州到除夕有多遠》)另一首是:“春天多雨。我的故鄉我隨身攜帶/春天多雨。我的故鄉空無一人。”(《一到春天 故鄉的雨就多了起來》)這一意象幾乎貫穿了整部詩集,它以一種悖論式的表達,道出了諸多走出鄉村、在城市中漂泊的人與故鄉之間的復雜關系:既隔離隔膜又無法割裂、剪不斷而理還亂。
“王塆”是詩人薄暮的出生地、成長地,這個位于大別山北麓的小村莊是他全部精神書寫的原點。這部詩集并非簡單的鄉愁抒寫,而是在社會轉型與文化轉型的雙重夾擊之下對“故鄉”概念的深度拆解與重新定義。中國近四十年的城市化進程,制造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遷徙之一,數以億計的人離開故土,進入城市,成為“異鄉人”。薄暮是這其中的一員,他的詩典型地體現出這一歷史進程中的個體經驗。“王塆的人越來越少/那條路,早就長滿了樹”(《路上長滿了樹》),故鄉已是面目全非。時過境遷之后,回到現實中的故鄉,作者有了很強的不適感、空虛感和疏離感:“真正的故鄉空無一人,從未抵達/每次返程,提著更空的自己/像又一次放棄。”(《還是不回去了吧》)“其實,我只是在別人的家和家鄉/熱烈而新鮮地經過。”(《命名》)個人與故鄉之間有了極為復雜、至近至遠、至親至疏的關系。由此,故鄉更多的不再是地理意義上的村莊,而成為了一個心理空間、文化空間、情感空間。
詩集《王塆》對正在消逝的鄉村文化細節的觀照與挽留,令人動容。薄暮詩中充滿了對傳統生活方式的細膩描摹:母親用刀柄搗碎大粒鹽拌菠菜(《母親節:菠菜》)、除夕下午擦拭罩子燈的玻璃罩(《罩子燈》)、過年時堂屋擺放燭臺與祖宗昭穆神位(《老家》)、鐵匠走村串戶鍛打農具(《新顏》)……在當今快速發展的時代,這些具有前現代特征的文化圖景漸次退場,薄暮像一個人類學家,用詩歌為這些逐漸式微的文明形態立檔存照。文化轉型的殘酷之處在于,那些曾經構成日常生活肌理的事物,正在變得不可理解、不可翻譯,薄暮的詩一定程度上是在為一種生存倫理和文明形態追念、立傳,這樣的寫作飽含了人文深情。
詩集《王塆》以日常意象為核心,構建起虛實交織的詩意空間。這些意象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實體物象,如桂花、蛇莓、楝花、籬笆、長板凳、麥秸垛等,勾勒真實、具體的生活風貌,生動而傳神;另一類是主要體現精神屬性的意象,如路、燈火、樹、陽光、種子、河流等,在實體性之外更重其象征、隱喻特征。薄暮詩歌的意象源自真實生活,樸素無華,卻承載著厚重的情感與思考,有很強的生發性與對話性。值得提及的一點是,薄暮善于將鄉土意象與工業意象跨界融合,高爐、鋼坯、流水線與稻田、農具、草木交替出現,兩種意象的碰撞,直觀呈現出農耕與工業兩種文明的遷移、交融與對峙,讓詩歌兼具生活質感與時代張力。
薄暮的詩歌語言沉靜而克制,他很少使用華麗的修辭,面對日益喧囂的時代,詩人選擇了后退與沉默。在《問題》中,他寫道:“父親和我/沉默是最適宜的相處方式。”在《與父親下棋》中,整個王塆“好像只有我們兩個人”,父子之間全程幾乎沒有對話。這種沉默不是空洞的,而是充滿了不必言說、不可言說的情感重量。薄暮詩歌的句式長短錯落,節奏舒緩,貼合回憶的心境。同時,他巧妙融入方言詞匯、鄉間俗語,保留鄉土語言的原生質感,讓詩歌自帶生活氣息。質樸的語言并非淺白,寥寥數語便能勾勒場景、傳遞情緒,做到言有盡而意無窮。這種語言風格,與其詩歌書寫鄉土、回望本心的寫作主題完美適配,本真、自然、耐人尋味。
《王塆》也是一部關于失去與獲得的詩集。薄暮失去的是那個有父母、有炊煙、有雞鳴狗吠的實體故鄉,獲得的是一個被隨身攜帶、隨時打開的精神故鄉,而“王塆”也從一個平平無奇、鮮為人知的村落名,成為一個頗具當代性與辨識度的文化地標。詩集最后一輯的標題“反芻”意味深長。反芻是牛科動物的消化方式,也是記憶的運作機制——那些消失的往事,需要在時間之胃中反復咀嚼,才能轉化為精神的養分。《王塆》正是這樣一部反芻之作,它告訴我們:故鄉不再是一個靜止的客體地點,而是一種反復咀嚼、不斷回味的主體動作。在《空的是什么》中,薄暮寫道:“我把故鄉寫完了。用右手寫的/存放在左心室,更多的空間讓給血液/汩汩流淌,像一生中的無數河流/我就是我的故鄉。”當詩人說出“我就是我的故鄉”時,他已經完成了從地理到精神的最終轉化:不是不再需要故鄉,而是自己成為故鄉。
薄暮隨身攜帶著故鄉,故鄉也如影隨形伴他左右,他在哪里,故鄉便在哪里。他與故鄉,在詩歌的意義上成為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
(作者系天津社會科學院文學與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