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場·共生·“新邊地”——讀邊境紀實文學《山河北望》
《山河北望》是一部以內蒙古八千里邊境線為書寫對象的長篇報告文學。與一般意義上的邊地書寫不同,這部作品既非對異域民俗的浪漫想象,亦非對草原生態的單向描摹,更與傳統邊塞詩式的壯游書寫不同,是以文化共同體意識向一個尚未得到關注的群體——戍邊民警投去了溫情的凝視。作者經歷了一年有余的實地行走,跨越呼倫貝爾、錫林郭勒、興安盟、阿拉善等邊境地帶,在嚴寒與酷暑中與戍邊人同吃同住同巡邊,完成了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在場”寫作。
一、“行走”的審美刻度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版圖中,行旅書寫是一條綿延不絕的脈絡。從晚清域外游記到“五四”行旅散文,從三四十年代的戰地紀行到當代的文化散文,這一文類始終承載著作家觸摸時代的審美功能。行旅書寫雖然不免帶有“觀光者”情調,但當作者以同情之理解發出智性思考時,作品便也帶上了紀實元素與考據品格。《山河北望》正是在這一點上打通抒情與報告的語感邊界的,表面看來,這是一部對八千里邊境線進行采風掃描的紀實文學,但作者在邊防哨所的數次折返與具身參與,都表明主客體之間的界限已幾近消弭了。在風雪中,在烈日下,在與民警和護邊員的同行暢聊中,她從來訪者變成了相熟的朋友,于是作品不再是“關于邊關”的敘述,而是從邊關生活中流淌出來的故事。
以“行走”為動力,作者不斷在邊境線上穿行、相遇,寫下了充滿人情味與煙火氣的邊防日常——巡邊、走訪、修圍欄、送物資、排查車輛、調解糾紛、救助牲畜、草原滅火,在這些簡單平凡的事情背后,浸潤著堅韌而偉大的家國信仰,以及對生命的終極敬意。作者的語言較少新聞特寫質地,更像是抒情非虛構。它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當書寫對象是長期在極限環境中默默堅守的人時,什么樣的文體才是恰當的?答案不是精致的游記或嚴肅的特寫,而是深入的在場,這種行走不是為了“看”,而是為了“在”。
深度的在場,使作者筆下的邊境線從“空間”成為了“地方”。段義孚在《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中指出,“空間”是開放的、無定形的、允許移動的場域,而“地方”則是人們在空間中停留、棲居、賦予意義之后形成的經驗中心——“地方”是價值的凝結,是“可以安居的世界”。跟隨《山河北望》的“行走”線索,讀者可以在經緯度坐標、邊防哨所和界碑構成的抽象地理之外發現一個滿是記憶與情感的“地方”,還有靜態的自然與人文物象,共同承載了邊關無限綿長的生命經驗。
《山河北望》中的自然景觀從來不是觀賞性的“風景”。蜿蜒的河流像是自然化了的戍邊人,沉默地存在于寂寥的世界一隅。堅守策克口岸20多年的民警們說自己“像生長在國門的胡楊,扎根大漠,也義無反顧地愛上大漠。”呼倫貝爾邊境的樟子松“四季一身警察綠,英姿颯爽,站在天邊”,作者說“你看,那些樟子松就是扎根北疆的戍邊民警,就是代代接續的戍邊人。”在人跡罕至的邊境線上,人與樹經年累月地相對而立,以同構的生命形式奠定了這一“地方”的精神底色。
邊地的生命力還是由人與動物共同構成的。黃羊、馬鹿、駝鹿、警馬、警犬——它們不只是邊關生態的組成部分,還是戍邊人工作日常的溫情鏡像。民警“每天早上5點起來給馬喂草料和玉米”,為馬修剪毛發、診斷疾病。從昆明來到呼倫貝爾的網紅警犬伊萬,在民警楊美超身邊得到了一犬多職的全能開發:“南方的狗,到了我身邊就是北方的狼。”文中還描述了一個極具沖擊力的場景:俄羅斯和蒙古國每年春天都會放火燒荒,有一年時間碰巧一致,草場上火光熊熊、濃煙滾滾。大批黃羊被燃燒的大火追趕著向邊境線涌來,隔著密密的鐵絲網蹦跳嘶喊。巡邏戰士于心不忍,在請示領導、對接蒙古國邊防后,為黃羊打開了鐵絲網的一角。戍邊人為無言的生靈打開象征主權的鐵絲網,表明邊境的意義不只在于劃界,更在于守護。
作者還寫到了中蒙邊界的哈拉哈河(蒙古語意為“屏障”),里面有一種哲羅鮭,它生在哈拉哈河,長在貝爾湖,每年洄游產卵,“能聽見它們用尾巴拍打河床的聲音”。如此靈動的時間標記,是作者與戍邊人數次同行才能完成的文學釋義。作者不僅“看見”了生靈萬物,“聽見”了號子聲與浪花聲,“嗅到”了木清香與羊糞味,還記錄了皮膚感受到的風雪與炎熱。呼倫貝爾式的冷會讓“呼出的氣瞬間結成冰霧”,民警的臉蛋“凍得像猴屁股一樣”,手指“紅腫笨拙、難以靈活彎曲”;而阿拉善戈壁的高溫會把鐵鍬曬到可以煎雞蛋,民警在中暑后上吐下瀉,但仍要堅持適應這“喪盡天良的熱”。透過感官經驗,邊關不再是一個抽象的地理概念,而是可感知、有痛感的生命空間。如果說傳統邊塞文學往往以奇觀化的目光打量邊地,那么《山河北望》就是將邊地塑造成了“去異域化”的棲居之所。它源于作者以“行走”丈量的審美刻度:不以旅人的身份觀光,而是以“在場”的方式與邊關共處。
二、平民英雄與沉默的“她們”
作者以“在場”的平視姿態完成了一次“新大眾文藝”意義上的主體位移——讓沉默者發聲,讓被忽略者被看見,讓日常生活獲得文學的尊嚴。《山河北望》中的戍邊民警大多并非本地人,他們來自山東、河南、湖南、河北、安徽等不同省份,因參軍入伍而被“分配”到內蒙古邊境線上。文中反復書寫他們初來時的迷茫與不適:寧夏人劉永紅從浙江畢業后分配到呼倫貝爾,“搭著各類便車走走停停,周轉了大約一個星期的時間才到崗”;陜西人白俊邦從云南德宏來到錫林郭勒,本以為與家鄉相鄰,但卻相隔千山萬水,坦言“失落感像您來時的路一樣跌宕起伏”。
作者既不將戍邊民警神化為“高大全”的英雄,也不將其簡化為政策的被動執行者,而是以克制的筆觸呈現了他們的疲憊與堅韌。民警張胡其圖用10個月走訪了2.8萬千米,將海拉圖嘎查轄區每一位牧民的家庭人口組成、收支情況、牲畜數量、房屋照片、生活情況等逐一記錄在冊。額爾敦烏拉邊境派出所的民警慶江,在一次草原救火后重傷癱瘓,堅持復健兩年的他終于可以用僵硬的手指一個字一個字地給妻子發送了197字的節日短信。正如那句舉重若輕的口號所言:“一生只做一件事,我為祖國守邊防”,他們并不自視為“英雄”,而只看到了自己的“普通”——雙根說對于自己的未來沒有高大上的設想,“做好眼前工作就行”;金剛說自己“沒什么成績”,把一切付出視作理所應當。對英雄話語的主動拒絕,恰恰構成了他們作為“平民英雄”的實質:英雄性不在于超凡的能力或激烈的壯舉,而在于將一件平凡的事以“一輩子”為時間單位堅持下去。他們會想家、會孤獨,但戍邊不是因為他們本來就在那里,而是因為他們選擇留在那里。
在作者筆下,“奇觀”與“生計”都是未經修辭的本真狀態。民警巡邊可能要在冬季沒膝的積雪中“爬著走、骨碌著走”、夏季在戈壁地表七十度的高溫中“站一會兒鞋底就粘在地上”;修圍欄需要在白毛風中用凍僵的手指將鐵絲一圈圈擰緊;接羔要整夜守在羊圈里,在母羊難產時“伸手抓著已伸出母體的兩條羊腿,熟練地輕輕一拉”。民警們不只需要充沛的體力,更在長期實踐中習得了多種技能。青格樂圖不僅是技術一流的駕駛員、神槍手,而且還為約40平方千米的根子社區制作了一套可活動的模型地圖,以低成本實現了對居民房屋信息的動態記錄;查干哈達邊境派出所的教導員杜文偉能開挖掘機、會電焊、懂種菜、會養豬,還曾幫助一個失散四十年的家庭重聚。作者不厭其煩地呈現這些細節,還原了底層普通人在勞動中交付的身體性與技藝性,讓遮蔽在宏大敘事背后的細節浮出了地表。
作品中出現了多位警嫂形象。李美霞以女性作家的敏銳,將私人情感納入了公共話語的核心。文本中那些令人動容的細節,幾乎都發生在情感的微光處:邊二代斯琴說:“我總覺得對不起母親,她雖然不是身穿警服的邊防人,卻為邊防犧牲了一輩子”,母親用25年盼回了退休的丈夫,唯一的女兒又義無反顧遠赴天涯;民警慶江的妻子冀春艷在丈夫癱瘓后獨自撐起家庭,在照顧兩個孩子的同時陪護丈夫,作者寫她“瘦瘦的,穿一身樸素的家常服,見到我的那一刻雙眼盈滿淚水”,她之前是一個“在家不愛操心,出門不會買票,吃喝不會點外賣的幸福女人”,丈夫出事后卻“第一時間站起來了”;還有銀根邊境派出所副所長徐乃超的妻子李文娜,本可以在阿拉善左旗公安局繼續自己的輔警工作,卻主動申請隨丈夫進入戈壁深處的夫妻警務室。她說:“與其兩地分居,不如我們在一起并肩守邊。我不想只站在他身后,我要和他肩并肩”。在戈壁灘上,她學會了為牧民看病、送藥、喂羊、蓋草垛,從需要丈夫陪著上廁所的城里姑娘成長為被牧民認作“四閨女”的貼心人。在這里,女性不是被動等待的“守望者”,而是主動加入戍邊事業的行動者。
不只是夫妻,還有兄弟、父子也成為了邊境線上常見的家庭結構。文中多次寫到邊境地區人口流失的困境:草原上的學校撤了,衛生院搬走了,年輕人“像鳥兒一樣飛走了”,民警說“草原留不住牧人,會帶來邊境管控與治安防控群眾基礎弱化、勞動力成本增加、經濟發展后勁不足等連鎖效應,我們想方設法保障邊民安全,就是為了讓他們留下來”。達來是“國家的孩子”,他在阿木古郎草原上長大、成家,成為一名護邊員。他的兩個兒子——烏力吉寶音和烏力吉扎日嘎拉——一個退伍、一個入伍,接力完成了父親的戍邊心愿。還有戍邊五十余年的尼瑪老人,兒子哈達布和從小跟著額吉巡邊,如今孫子寶泉又成為阿拉善邊境管理支隊塔木素布拉格邊境派出所的輔警,正式接過守家衛國的使命,一家三代“像釘子一樣牢牢釘在戈壁,堅守大漠半個世紀”。寶泉說:“奶奶老了,父母也上年齡了,這里的邊境線上只有我一個年輕人,都不回來也不行。”多個家庭、幾代人跨越幾十年的長久堅守,無疑進一步放大了戍邊事業的倫理重量,因為這里的代際傳承與其說是一種選擇,不如說開始于別無選擇的擔當。
三、“孤獨”的情感地理
如果用一個詞語概括戍邊民警的情感底色,大概就是“孤獨”。它非常高頻地出現在很多民警的自白中,也是作者穿梭在邊境線上時油然而生的感受。
邊境線上的孤獨是多樣態的,最直觀的是地理空間的曠遠。銀根蘇木“總面積6573平方千米,居民只有249戶487人……一戶和一戶之間如果隔著山和戈壁灘,那就更遠了”。作者在行走于阿拉善時寫道:“除了偶爾飛過的鳥兒,幾乎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跡象”。這種體驗的重點不是“大”,而是“空”——一種匱乏的、空間性的孤獨感。時間性的孤獨則表現為“漫長”。恩和哈達邊境派出所被稱為“北方第一所”,是內蒙古地區唯一一個建在無人區里的邊境派出所,不定時斷電經常讓人們不得不退回前現代狀態,在黑暗中面面相覷,所以堅守十年的民警黑澤明說:“10年的寂寞戍守是錘煉磨礪我意志的試金石。過了關就是成長”,左彬則說心神不寧時就到林子里去巡邊,“找到事情做就熬出來了……熬出來以后就不想離開了”。他們不否認孤獨的存在,而將其視為有終點的精神試煉。還有民警新哈布日,在初到寶格達山邊境派出所就開始了與孤獨的纏斗——他有一個尷尬的毛病,一跑山路就暈車。為了克服問題,他“只要有時間就往轄區南牧場跑”,其他民警打趣他“把心丟在南牧場了”。如今戰勝了生理困難的新哈布日能夠閉著眼睛畫出南牧場的地形圖,可見在“以孤獨求成長”的戍邊民警這里,跨越障礙也是一種與地方建立認同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也成為了孤獨的感受者。在行走邊關的旅途中,她“孤獨地行駛”在“去往天邊的公路上”,跟隨孤獨地界碑,去往孤獨地大漠與山林。但這種孤獨與民警的孤獨性質不同,它是暫時的、可結束的,而民警的孤獨是職業性的、不可選擇的。在存在論的意義上,作者與戍邊民警產生了基于情感地理的同頻,但她很快便發現,自己終究無法抵達他們所承受的終極孤獨。某種意義上說,如果一部書寫邊關的作品只寫忠誠、奉獻、榮譽而回避孤獨,那么它就是不誠實的。作者沒有美化其所見,她如實記錄了那些在深夜輾轉難眠、對著手機屏幕發呆的夜晚,反而使讀者更愿意相信那些樸素的關于信仰的敘述。
戍邊人適應孤獨,是為了讓更多人不孤獨。時間回溯至20世紀九十年代,呼倫貝爾邊境地廣人稀、交通閉塞,丟失牛羊的牧民騎馬到最近的派出所報警,案情往往已經過了好幾天。犯罪分子得逞后從容越境,留下牧人“仰天長嘆”的無助。在“城市110”的啟發下,自治區邊防總隊在違法犯罪活動高發的諾門罕布日德地區,嘗試建立了以無線通信為支撐的報警系統,用22部手持對講機輻射周邊上百戶牧民的22個報警點,之后便是更多超短波轉信臺、太陽能發電設備、全景攝像頭與無人機。在不同盟市,“草原110”還形成“馬背警隊”“雪城義警”“護邊驛站”“沙漠110”“強邊固防直通車”“居邊護邊堡壘戶”等不同模式,成為草原人民真正可靠的后盾。從對講機到無人機,從徒步巡邊到“鼠標一點,鳥瞰全鎮”,技術迭代在作品中只占短短數頁,但在現實中,卻是幾代民警用青春換來的治安屏障。
“草原110”既是內蒙古出入境邊防檢查總站面對邊地復雜形勢進行的制度創新,也是“地方”警民關系在新時代的融合方式。它之所以能夠從簡單的蒙古包哨所擴展為覆蓋36萬平方千米的智慧邊境工程項目,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終扎根在人民的生活里,是從牧民的求助聲中、從民警臥冰踏雪的腳步里、從每一扇被大雪封住的門前生長出來的。在這個意義上,“草原110”是治理的技術,更是民生的詩學。可貴的是,作者對技術進步保持了一種審慎的節制,她注意到在山林、荒漠、戈壁與草原的深處,手機信號依然是一種奢侈品,但在技術之光照不到的角落,依然有人緊緊守護一方安寧。
制度的盡頭,是人與人長久累積的信任關系。作者寫到一則“狗不理民警”的趣事——當牧民家的狗見到民警不再吠叫時,便意味著這個“外來者”已被接納為“自家人”了。這種信任來自民警“能在老鄉家待得住、沉得下”的笨功夫,來自他們愿意把每一件小事都當正經事來辦的認真。無論是普通民警還是所長指導員,都將自己深深投入底層,直面底層的困窘、作為底層而生活,以“真誠”詮釋了“崇高”的定義域。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部分底層文學往往與苦難深度綁定,底層勞動者總是被損害、被遺忘的,這種書寫有其歷史合理性,但也容易導向敘事惰性,似乎只有在“受苦”時,他們才值得被書寫。《山河北望》沒有回避戍邊的艱苦——極端天氣、身體損耗、家庭離散,但并未將苦難作為敘事終點,而關注民警們如何通過勞動確立意義與尊嚴。
邊地不僅是一個地理空間,更是一種情感結構與文化政治的流動場域。從這個意義上講,《山河北望》不僅為內蒙古邊境線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文學檔案,也為“新邊地書寫”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范式——邊地不是所謂中心的目光所及之處,而是制度與情感、治理與信任相互博弈的、另一處綻放著生命熱力的“中心”。
四、余論
劉大先曾在《“邊地”作為方法與問題》中指出,新世紀以來的邊地文學在釋放邊緣活力的同時,也浮現出了“單維度與孤立化敘事”的隱憂——邊地或被簡化為獵奇的風情展板,或被固化為自足的族群神話,從而出離了邊地認知所必需的關系性與能動性初衷。中心與邊緣、文明與野蠻的二元框架雖然在不同歷史時期承擔了文化批判、召喚民族活力的政治功能,卻也造成了一種結構性的盲視——邊地上那些“非本地”的治理者與守護者,那些被制度性力量安置在邊關、卻在長久勞作中將異鄉化為故鄉的人,幾乎從未進入文學敘事的視野。《山河北望》的突破之處,正在于它選擇了一個既“屬于”而又不“來自”邊地的群體。他們不是原住民,他們的孤獨不是“鄉愁”而是“他鄉之愁”;他們的堅守不是血脈使然,而是源于質樸的信仰。這一群體內在的文化共生性,打破了“本地與外來”的二元想象,使邊地不再是一個封閉的文化場域,而是開放的、流動的、不斷被重新定義的空間。
邊地文學的珍貴使命,是在差異中看見共通,于特殊中抵達普遍,辨認出那屬于所有人的、關于信仰的故事。正如楊慶祥在《地方性作為一種方法論》中所說,地方性寫作的意義在于“在歷史性和普遍性中找到應對當下劇變現實,重建文化有機體的可能”,如果不能離析出一種“普遍性”,就會“重復既有的地方性書寫的范式,成為一種歷史的反復”。作者沒有將邊地處理為一個被歷史凝固的“他者空間”,沒有重復邊地民族的古老史詩與神話母題,而聚焦于正在發生著的“當下”。《山河北望》的普遍性,在于它呈現的是在特殊處境中淬煉出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生命狀態——那種在無人看見的地方依然選擇堅守的孤獨,那種在與親人分離中依然將責任置于首位的倫理排序,那種在日復一日的勞作中將“他鄉”轉化為“此在”的情感羈絆。這些經驗雖然發生在遙遠的邊關,卻并非與城市讀者無關。恰恰相反,在一個流動性空前增強、地方感普遍流失的時代,《山河北望》以邊地為方法,討論了人在流動與遷徙中如何重建與土地、與他人、與自我關系的命題,或是一份關于“人如何在無根的時代重新扎根”的文化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