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兩極的觀照
由于我在貴州山鄉(xiāng)修文、息烽、開陽三縣交界一個叫砂鍋寨的地方插隊落戶,當了整整十年七個月的知青,描寫插隊落戶的日子、砂鍋寨上的民風俚俗及生活勞動,居住在茅草屋和后來在土地廟里棲身的小文寫得比較多,給很多人留下了印象,就說那里是我的第二故鄉(xiāng)。對此,我從來不曾否認,又加上正是在插隊落戶的歲月中寫出了幾本書,走上了文學創(chuàng)作之路,所以我經常說,我的文學路是從崎嶇山鄉(xiāng)的小路上一步一步走出來的。故而,人們往往談我的第二故鄉(xiāng)很多,卻把我真正的故鄉(xiāng)疏忽了。
我出生在一個幾乎是挨著上海邊邊的昆山花橋叫天福的小村里。出生4個月后,母親就把我抱到上海,我從此在上海這座城市里長大。母親時常告訴我,老家的房子葉綠竹堂前樟后槐,走出院子門就是通向三個方向的三座橋,橋下便是小河流水。如今,小河流水和三橋尚在,院落則由于無人居住而被一片綠蔭所遮蓋,房子更早已坍塌。
即使如此,從小愛讀書的我,還是能想象出故鄉(xiāng)是典型的江南水鄉(xiāng)的模樣。當然,我記憶中更為深刻的,是自小長大的上海弄堂里的生活氣息。
無論是想象中的小橋流水人家的江南出生地,還是上海弄堂里的煙火氣及都市人生百態(tài),這一切對于塑造我性情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是難以抹殺的。正是這種塑造,使我更加明顯地感受到插隊以后貴州山鄉(xiāng)和上海都市的強烈對比。
很多和我有相同命運的知青曾經問我:你的處女作怎么會是《高高的苗嶺》,你為什么沒有直接寫知青的生活?其實答案很簡單,我在貴州山鄉(xiāng)最早接觸到苗族、布依族等少數民族時,就被他們所居住的吊腳木樓和他們的民族風情吸引住了。這里的一切和我故鄉(xiāng)上海的生活太不相同了!我可以肯定,外面世界的人對他們不甚了解,我的寫作必然是有價值的。
正是本著這樣的認識,在創(chuàng)作知青題材的小說時,我時常會點明書中人物是上海知青,他們的言行舉止總是帶著上海人的烙印和來自上海家庭的烙印。但也許我在村寨里和各族老鄉(xiāng)們相處太久了,不僅經常帶著一雙上海人的目光看待西南村寨里的一切,也經常用一雙山里人的眼睛來看待縣城、州府、省城乃至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當兩副目光交織在一起的時候,我總能捕捉到一些屬于時代和城鄉(xiāng)社會的新意。長篇小說《蹉跎歲月》就是這樣讓我找到寫作角度的,《孽債》同樣是這樣給我捕捉到新意的。和我同時代的知青作家和不少讀者觀眾都在《孽債》初獲轟動效應時說過,原來以為知青們的故事寫盡了、知青題材沒啥新意可挖了,你怎么突然想起把筆觸瞄準知青的下一代?我只能如實道,這是兩副目光觀照中國城鄉(xiāng)的現實以后給我的啟示。這兩部長篇小說改編為電視劇播出時,也許人們太關注主人公們的愛情婚姻和孩子們的歸宿了,幾乎所有的評論都不曾提到我從故鄉(xiāng)上海到西南山鄉(xiāng)落差巨大的生活環(huán)境對于我創(chuàng)作的浸染和觸動。
正是從這么一種故鄉(xiāng)情結出發(fā),當“絲路百城傳”叢書組稿時,我寫出了這套叢書的第一本《上海傳》,并且很快出版了英文版、俄文版。比《孽債》出英語版都快。有人說,你寫《上海傳》當然駕輕就熟。我回答,不盡然呢,《上海傳》并不是我的書中印數最大的,反而是本著對第二故鄉(xiāng)的熟悉、熱愛和揮之不去的青春情結,我還寫出了《葉辛的貴州》《打開貴州這本書》,這兩部散文集甚至比《上海傳》的印數還要大。
還可以講一講的是長篇小說《華都》的創(chuàng)作。除了20多年前初版印了20多萬冊之外,這本寫上海的書也已再版幾次了。雖然不能和換過24次封面的《蹉跎歲月》、18次封面的《孽債》相比,但在遭受非議之后仍能再版幾次,我還是很愿意提一筆的。這本書寫的是生活在“華都”這幢大樓里的三代上海女性追求美滿姻緣和感情歸宿的故事,折射出的是上海戀愛婚姻家庭倫理的演變。
《華都》出版后,有讀者在見面會上詢問:你不是離開上海20多年了嗎?怎么回來沒幾年,就構思寫出了這么厚的一本有關上海生活的書?我告訴這位細心的讀者,只因我有濃厚的上海情結,雖然20多年棲居在貴州,但故鄉(xiāng)上海無時無刻不在我的記憶中,也在我的夢里。
時時在夢里思念著江南和上海,時時把這種思念和對第二故鄉(xiāng)的情感進行對比,這促使我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寫出了長篇小說三部曲《巨瀾》。這部書由《基石》《拔河》《新瀾》三本組成,人民文學出版社在三年時間里出版三本書時,在內容提要中介紹:這是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開放的鴻篇巨制,史詩般再現了中國鄉(xiāng)村翻天覆地巨變的恢宏畫卷,小說飽含對祖國和人民命運的深切關懷,洋溢著濃郁的鄉(xiāng)土氣息,以簡潔抒情的筆觸,描繪了從鄉(xiāng)村、縣城直到省城的廣闊畫面,深刻反映了我國農村的巨大變革。
這段話是當年人民文學出版社老編輯黃伊先生看了我書稿后的審讀意見。當時他把這段話直接拿給我看了,并說二審人員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正送給社領導看。
實事求是地說,《巨瀾》三部曲沒有《蹉跎歲月》和《孽債》的影響大,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出版以來,40多年來也出了六版。而且出版初期就受到當年的貴州省委第一書記池必卿的關注,他讀完我的小說,還把我招去省委談了2個多小時的“讀后感”(他的原話)。
在我為寫《巨瀾》做準備的日子里,在三卷本陸陸續(xù)續(xù)發(fā)表、出版的過程中,有些同志,甚至是很有見地的老編輯、老作家曾經勸過我:“你現在最需要的是突破,是超越《蹉跎歲月》,不要去搞這種題材的東西。”我感謝他們的關心,但我沒有聽他們的。如果他們知道我和貴州偏遠村寨的農民們在鄉(xiāng)下挨過餓、愁過春糧,憂心地在大旱之年的半夜三更還徘徊在田埂上,他們就會理解我為什么要寫這么三本書了。
有讀者對我說,看了你這三本書,才明白了中國農村建設的過程是多么不易,其間有著數不清的陣痛和曲折。我聽了甚感安慰。2021年建黨百年那年,這部書還獲選了“百年百部紅旗譜”,被譽不可多得的紅色經典。對于我來說,這真是一個意外驚喜。
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和他們的同時代人生活在各自選擇的城市和鄉(xiāng)村,都和他們的同時代人共同經歷著人間的一切。這幾年我依然在探索宅在家里該寫點什么,該如何捕捉當今生活和時代的新意。就在不斷思考和詰問自己的過程中,我寫下了“殤情三部曲”《魂殤》《婚殤》《戀殤》,對此的研討會定名為“知識分子心靈三部曲”,我也同意。三本書雖然各有側重,《魂殤》探討功成名就之后心靈如何安放的命題,《婚殤》寫的是大齡女性的婚姻困惑,《戀殤》則反映了當今的戀愛世態(tài),但這三本書都觸及了今天許多人都已感覺到的諸多社會問題。曾經分管過人口和發(fā)展工作的讀者看到我這三本書后說,怎么我們剛剛意識到一些問題,你已經寫出長篇小說來了?我只能說,還是要感謝我對生活和時代兩副目光的觀照吧。在溫飽問題已經基本解決的中國社會,精神需求的質量也就自然而然提到了每個人面前,在戀愛婚姻這樣嚴肅的感情問題上,人們更不愿意將就湊合了。當然,戀愛婚姻、家庭倫理是文學永恒的主題,這一古老的定論,是激勵我不斷寫下一些新東西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