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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2026年第6期 | 唐諾:一字千金
來源:《山花》2026年第6期 | 唐諾  2026年07月02日08:00

唐諾,本名謝材俊,1958年生于臺灣宜蘭,畢業于臺灣大學歷史系。著有《文字的故事》《閱讀的故事》《讀者時代》《世間的名字》《盡頭》《重讀:在咖啡館遇見14個作家》《眼前:漫游在<左傳>的世界》《求劍:年紀·閱讀·書寫》等。

一字千金這個成語,以及它的故事,由我來說可能會藏不住一絲遙遠的恨意,沒辦法,小時候被它“騙”了好些年──從最先知道這個成語故事,到終于讀到《呂氏春秋》這部書的長段生命懸空時光。

依《史記》,這發生在呂不韋的權勢巔峰時日,其職位是秦相國,關系是秦王政(即秦始皇)的“仲父”。當時,招賓養士是大權貴者的時尚的玩具,可能還是競賽,顯然也很在意此類聲名的呂不韋也養了三千人之多。而他“廢物利用”(商人思維,既然已經付了錢),要門下賓客完成一部總覽古今的大書,是為《呂氏春秋》,二十多萬字。這還不夠,書成,呂不韋拿去公布在咸陽(國都)城門口人來人往之字,聲稱若有人可更動一字,賞千金,大致如此。

真是個太有趣的家伙,個性如此鮮活欲滴,也可以說是個人類歷史提前一步出現的人物──完成《呂氏春秋》這部由他冠名實則由“鬼影”作家執筆的大書只是其一。我們很容易也想到19世紀的大仲馬,他的不少小說一樣不是寫的,而是“生產”的,由他雇用的那些無名書寫者、文字勞工完成,“大仲馬”其實應該不是作者署名,而是產地標示,產自“法國·巴黎·大仲馬小說工廠”。他的經典之作《基督山伯爵》是精彩的、直刺人感官及其種種欲望的書,這幾百年來仍填補不完的人心隙縫,至今仍不斷變奏生產,正是時下那種偽裝、復仇、逆襲、打臉、夸富享樂的網絡爽文小說的原型,某個最初也最后的神。

呂不韋真正厲害的是這個。司馬遷很成功地記敘了他高人的針尖般的思維、商人的看人看物看世界的方式、商人的人生。我想,司馬遷的稍許困擾在于詞匯還不足,彼時商業性的、經濟性的字詞鑄出很有限,能寫到這樣已非常了不起了──

司馬遷完全不交待呂不韋的來歷,直指核心般地如此開頭,“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商人獨大的身份壓過其余一切,他以“往來販賤賣貴”的方式積累了“千金”,但也許不該講是財富,而是人生的第一筆資本形成,所有事情這才開始。

接下來的投資,他看到的是這個。當時的秦太子、也就是下任秦王的安國君,他的正室華陽夫人無子,而安國君的庶子子楚作為人質押在趙國,處境很悲催(或說價格很便宜),因為秦趙世仇連年交兵,子楚不僅尷尬,還貧困缺錢。“此奇貨可居也”,奇貨,珍罕之物,投資回報率極高的商品;可居,可持有,坐等時機便價格飛漲。仍是販賤賣貴,只是這回賤買的是沒價格如自由取用的落魄公子,貴賣的是當前世界價格最高的大國君王,歷史鬼使神差,日后又上漲一波成為更貴的皇帝。

古來,甚多人想當帝王,也不少人,不管出于悲憫眾生或出于自利自戀云云,想當輔佐帝王的人,所謂國師。但呂不韋異想天開,對他而言,帝王不過也是一個商品,除了利潤大有不同,和賣糧、賣農具、賣布匹并沒兩樣,從生產到營銷。

完全不惑于帝王的神圣性及其種種刺眼光芒,只用自己的職業目光看它,用自身的職業操作取得它──有趣,或應該說悲哀的是,千百年后,帝王只是商品,帝王之道是高明的騙術,這兩者皆成預言,只是沒這么純粹而已。

嚴格講,彼時的子楚還不成其為商品,比較像原物料。讀《史記》至此,我們這才發現原來呂不韋的“千金”竟是實際數字,他把“千金”拆兩半,五百金投入生產,另五百金用于營銷,all in(全押),一抓住商機就悍然孤注一擲的商人、狠人。

生產端,全然不是國師型那種師徒教導的提升方式,這太慢太沉重了。呂不韋很“現代”地看出來,帝王毋寧說是那種今天我們說的“夢的商品”,真正販賣的是形象、是意識、是夢,也只有賣夢才能有如此快速且不合理的巨大增值。因此,改造的不是子楚的腦子和心,而是“樣子”;不是帝王的種種必要專業能力,就只是所謂的“賢名”,如縫制一件華美合身的袍子。所以,五百金悉數用于結交各國權貴賓客,賓客的角色可能更有趣,賓客便是彼時的網絡水軍、是彼時的帶貨網紅。

營銷端,帝王這個商品就只(需)一個買家。這種特許的、寡占獨占的、“賣與帝王家”的特殊商品,如子彈打同一個點,最佳(或唯一)的販售方式就是游說,一如華盛頓最高比例的人口就是游說者,那些意圖把商品天價賣給美國的人,滿街滿咖啡館滿餐廳都是。呂不韋的游說對象是剛坐上王后大位的華陽夫人,她亟需一個孚眾望的、看來擔得起下屆秦王大位的兒子,這是她坐穩大國王后的最后一個致命缺口,最后一塊拼圖。沒法自己生產,就只能進口,只能通過購買,而子楚本來就是提前為她量身打造的(呂不韋此一賭上全部身家的提前作業真狠),而且不用她付錢,呂不韋索要的巨大收益由秦國買單。

我們耐心地、稍稍過火地把《史記·呂不韋列傳》用今天的語言重述一次,為的是把他從歷史上的那一排“仲父人物”中分離出來,呂不韋是管仲,不是諸葛亮、王猛,他“規格”不同,有諸多首創的、當時的世界還沒跟上來的成分,有些東西太新,還沒有名字,也沒恰當的語言文字來說它。語言文字要進一步,得等到足夠數量的人認識它承認它并習慣它才真正成立。所以說語言文字是社會習俗的印證,是概念的一個個結晶,也是思維的一次次限界,什么時代的語言文字,便可以告訴我們彼時的人們想到哪里、推進到哪里。那些超出當下的東西,漏網般很不容易用既成文字來捕捉來表述,一不小心就把它們“認回去”了,把它埋回陳舊的事物堆里,所以歷史往往有必要重述,不僅僅是利己性地獲取,也包括利他的還歷史上某人某事一些清白,我們有更恰當的文字語言可以讓它更完整更準確。

呂不韋,總是被認為是個規格不足的、沒實力只靠詭計竊位的次等仲父,失去了他僅有的那點光輝。確實,他哪一點都比不了管仲、諸葛亮、王猛等人,但他是“另一種人”,獨一無二,包括他的全無內容和他全然不在意內容。日后,這居然成為一個辛辣味十足的歷史預言──帝王是商品。不是投身明主致君堯舜,就只是生產、販售一個帝王。

彼時沒紙張,大而沉重的二十萬字之書就這么搬到人來人往的咸陽城門,呂不韋這是干什么,后世不少人看出蹊蹺來──確實假假的。這絕不是個可讓人仔細讀完厚厚二十萬字之書的場域;而且,訴求對象先就大有問題,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彼時能夠精密使用文字的人必定是極其少數,真心要好好改稿乃至于有心挑戰,這些有數之人很容易辨識并召集起來,咸陽城門口熙熙攘攘的人們誰能改呢?就算真能,你改改看?這錢鏡花水月你敢拿嗎?生產《呂氏春秋》時,呂不韋的正式職位已是相國兼仲父,尋常人等,會繞著路走吧?

說真的,《呂氏春秋》的文字究竟改不改得了?站在兩千年后的時間優勢位置這么說或許不很公平──我讀過《呂氏春秋》全本,我以為文字的交換更動并不難,整本重寫都可以(所以,20萬×1000金?)。文字世界,人經歷、記憶、思維、想象、希望所依存、所竭盡所能投入的不思議的世界(這也是我每次翻閱《辭海》必定喚起的萬千感慨),所謂文字的準確,乃至于夸張地說,文字的絕對、文字的完美,不是如此,從來不是這么幼稚的游戲。

所以說,這只是一場好戲,或一次提前又提前,堪稱大成功的商業營銷campaign(運動),二千年后仍這么多人知道它記得它,但記得的不真是這本書,而是這一演出,只是它設定的收益是聲譽而非財富,這才是這時候的呂不韋要的東西。咸陽城門口的人們也不是目標顧客,就只是無酬的、不必發便當的群眾演員氛圍演員。呂不韋此人,以及他的種種作為暨其背后的思維,換由商人的角度來看,一切就說得通了,且簡單、熟悉到不行。說回頭,這仍得感謝司馬遷,大書寫者,一個大史家怎么能不是大書寫者呢?否則他如何抓住、如何重述歷史幽微又顫動不止的真相呢(我大學念的是歷史,知道這是史學訓練里最被輕視、誤解以至于缺乏鍛練的必要能力)?講呂不韋,司馬遷以如此不足夠的當下文字,很成功地把最該看見的部分以某種“材料”的方式存留下來,通過他的敘述選擇、敘述安排,讓我們不會錯過。司馬遷清清楚楚知道要講、要指出呂不韋此人的哪些事。

司馬遷極可能就是中國最好的散文書寫者,至少,數千年中國書寫史,我真想不出來有誰比他好。

再來問,《呂氏春秋》,呂不韋轟轟烈烈搞這一場,腦子里有想到孔子的《春秋》嗎?我猜有。如果真的有,那就更有意思了。

這么說,呂不韋成功“賣”出了子楚,該賺的都賺到了,下一筆投資在哪里?作為一個野心滿滿(借日本人的說法,已經不是一個人了,而是一個“野心塊”)、很難停下來的大商人,一定會頗不舒服地發現自己困在一個施展空間有限、商業天花板太低的老世界。這和“屠龍之技”的故事正正好背反,合適他的世界不是已然消逝,而是還沒來。秦相國,而且還是加掛仲父頭銜、優化版的相國,事實上,依《史記》擷取的八卦,秦王政還是他的子嗣,血脈都成功替換,或說,連未來都賺完了。站在生命這一極點上的呂不韋,讓我想到帝國大擴張時代英國那個派駐非洲的總督(名字給忘了,我這年紀最得而復失的部分。見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的帝國主義卷)。是在南非對吧?話說得如此狂妄(有著大病般的狂妄),卻也真的沮喪如困獸,是的,都征服了,極目可見的人,極目可見的土地、河流、高山,就只剩頭上的日月星辰了──

還有什么夠大的事可做?站在世俗權勢財富峰頂的漫漫長日,前前后后有好幾年,《史記》就只寫了《呂氏春秋》這事──是司馬遷的慧眼選擇?還是,這真的是呂不韋煞費苦心找到的,“主要做著的那件事”?

《呂氏春秋》,拆開來,“春秋”二字原是專屬之名(權利上則當然是公產,只要你好意思,取用無償),稍后,更上達為孔子那一個大歷史作業和那本偉大的書。呂不韋選用這樣的“春秋”二字真是偶然嗎?“呂氏”呂不韋霸氣地又把這兩字置于其上如同宣示主權,“我的春秋”。不是秦,所以并非我以秦相國身份主持的公家成果,就只是我一個人的,我呂家的財產。《呂氏春秋》這和《孟子》《管子》等由后代之人輯成并命名不一樣,毋寧說是如今我們很熟悉的“冠名”(書、電視節目。對了,尤其大學里的論文提交以及大樓捐贈,我查了下,臺大有“萬才館”“霖澤館”“積學館”“明達館”“博理館”“梁次震中心”“永齡生醫工程館”等,全是大商家、大商人之名),誰出錢多歸誰。呂不韋這家伙真的非常“現代”。

另一,算間接證據吧──一字千金。孔子改寫魯史春秋,其作業方式便是一個字一個字思索、辨識、揀擇、更動,不可思議地書寫,細如針尖細如粉末,且一個字一個字“都像刻在花崗巖上”,鄭重到神經質的地步。孔子把單一一個字的力量用到極限,后代儒者甚至夸張地說:“一字之褒,榮于華袞;一字之貶,嚴于斧鉞。”還說一個字就嚇得不少人再不敢做壞事(或心里不敢但仍繼續做壞事)。我們是不是可以猜想,一字千金,正是商人對孔子《春秋》此一作為暨其成果的一種理解方式、應用方式?把一個字的如此價值“價格化”(一件華美外衣,售價千金)。價值數字化,18世紀大經濟學者李嘉圖等人也是這么做,而這正是價格理論的開始。

“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張愛玲講。

這不是拉一踩一,不是無聊地硬把呂不韋和孔子扯在一起──我相信(畢竟歷史直接證據太有限),建立這僅有的聯系的,是呂不韋自己,從《春秋》到《呂氏春秋》,這是他又一次異想天開,他苦心才找到的——還有什么東西比帝王這商品更大?處在比現世的權勢財富頂峰還高聳的位置?就只能去天上、到未來才行吧。越過此生,呂不韋選擇的是未來,財富和權勢穿越不了,此次的目標是優質聲譽,也恰好是他此生還不足的東西。

“買一個天堂的位置”,這幾乎是那些“什么都有了”的人一定會想、還設法去做的事,歷史一路下來到除魅殆盡的今天依然不衰,以至于有點詭異,這些理應最現實最唯物的大成功者總會反向生成某種神秘思維。其差別只在于本人素質、程度高低不等而已,像是,稍后變成秦始皇的秦王政,想的就是長生不死,企圖直接固化全部權勢財富于一己身體(顯然又和他那無窮自然數般的帝王繼承設計完全矛盾,但人的妄想無法也無須統一,如果成功,只苦了那位“永恒第二人”的老太子),這與其說是呂氏血脈覺醒,不如講是此一權勢財富生命位置、生命時刻的特殊觸發,念天地之悠悠。只是,寫一部《呂氏春秋》和尋覓長生不死靈藥,呂不韋的想法要高尚多了,也更富他的商人本色,目標具體,生產過程能有效控管,成本顯然也較合理。

把呂不韋和孔子擺一起感覺如此荒謬,恰恰好說明──這兩部春秋之書“不像”,完全不同檔次,后世之人遂自動斷去兩書的聯系。《呂氏春秋》其實不差,只是因為呂不韋樹立了一個太高太遠的目標,只能算失敗收場,配合如此精彩的營銷企劃也沒用(但我堅信,曾有這么一小段日子,《呂氏春秋》的名氣大過孔子《春秋》)。孔子的《春秋》,“作者安靜地寫,讀者安靜地讀”,朱天心以為是書寫者/讀者最理想的關系樣式。

如此嚴格意義的“失敗”,其實是可思議的,若用我出版工作的經歷來說,這是常見的,也許更直接地說,是必然的──于書寫,呂不韋當然外行,并且,和日后做類似事情的大財富、大權勢者一樣,他們總是比尋常人等多一種外行,這是蘇格拉底以足夠多的抽樣驗證過的——不知道自己外行,比外行還多一個外行。基本上,這無關本人的心性品格甚至無關聰明,就算已保有警覺,也很愿意傾聽,但他們就是不容易聽到應該聽的話,也少有人肯來掛那個“你外行”的鈴鐺。像是《呂氏春秋》千金懸賞,當然并非一字不可改,但,早在漢代便有人直言:“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也。”

以及,就算已警覺,人還是會高估自己手上權勢和財富的力量,高估自己的珍貴的成功經驗。而書寫領域,極可能遠在權勢財富之國所及的最邊緣之地,尤其,當你要的不是一般性的書寫成果——把目標設定到如此高度,便只能最不干擾地依循書寫自身獨特的價值信念、思維方式及其工作方式,是以,權勢和財富世界的種種,倒過來成為指指點點的障礙,成為不斷回扯的力量讓書寫回轉平庸──當然,思維方式和工作方式的處處捍格,這不太是權勢和財富的不幸,比較像是書寫者這邊的大不幸。

比外行還多一個外行,最有趣的是,《呂氏春秋》書里明明就有這幾句已說了、對了、警覺了的話:“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為知。”──所以呢?

只來說工作方式的大不同。《呂氏春秋》是集體書寫,由呂不韋動員他養的門下賓客來寫;孔子《春秋》則是徹徹底底最孤絕的書寫,把眼前實然世界一個字一個字修改成應然世界的模樣,毫無現實條件支援地一人單獨拔高,那是孔子某個高遠心志的異想天開,我想不出來歷史上還有哪本書是這么寫的。這一字一字不曉得冒犯了多少人,但對孔子而言,他真正在意的危險不在當下,而是未來——我這么改對嗎?于后世之人,我這是正確的指引還是不知不覺誤導了他們?是以,這是那種宛若護持著人心中那一點微火不可熄滅、踽踽行于風雨飄搖的人間歷史之路的一趟書寫,沒辦法也不可以讓別人加入。“誰也救不了你”(加西亞·馬爾克斯),書成,都還猶豫該不該拿出來。我們說是注定,從書寫開始,這一切便已注定,這是兩部完全不一樣的書。

(于未來,一個是去攫取聲名,在差不多已拿完現世聲名之后;一個只是把關懷和責任延伸到后世,他們應該看得出我已傾盡所能了──始自于書寫的根本心志,注定不同。)

也許不必復雜地想,直接看成果行了,歷史證物堆積如山──我是出版工作者,這是我幾十年的日常,太清楚了。集體創作(“集體”“創值”,這幾乎是悖論),僅限于那種百科全書式的書籍,集眾人之力,好處是資料搜集完整,不易遺漏,不易偏頗,展開來的是廣度而非深度,因此,它的天花板高度總有限,通常也不尋求這個,而是向下惠及眾生,鋪石頭一樣,作為一個有出息的社會的必要知識基礎、知識準備,好讓個體可以飛得更高,大致就這樣。

中國一氣通貫、仿若萬世一系的二十五史(或二十四、二十六,這無妨),也是個明確的證物。絲毫不必懷疑,起步即巔峰,最好的就是《史記》,如果稍稍從嚴格(窄迫)的“史學意義”拉開來,也看書寫質量(捕捉能力、敘述能力、解釋能力……乃至于那種難以言喻的處處文字靈光。“Aura”,原是宗教畫圣像背后的光環,本雅明成功“搶劫”出來,用為所有文學、藝術的高妙概念和視角,感謝他),《史記》更好到獨一,如魯迅說的“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好到總是屢屢冒犯世界。而《史記》書寫者就只司馬遷一人,盡管他有太史令的官方身份,但這趟書寫自始至終不見任何集體性成分,也沒國家支援(好險)。事實上,他處處悖反著王朝,也因此不幸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價,這讓他更遠離人群孑然一身,甚至想把《史記》這一志業成果收起來如和現世絕裂(“藏之名山”,《報任少卿書》,絕佳散文)。往后,史書編纂(已漸漸不能叫書寫了),正是一個國家不斷進入、接手的過程,也是一個工作人數不斷增加的過程。由一人而集體,肉眼可見的成果是,書愈來愈厚,連同一堆昆德拉所說“那些只配被遺忘的東西”,流水一般,人讀過也不易留存記憶如微中子穿過身體,就像喬伊斯《尤利西斯》演示給我們看的那樣。我自認記憶力不惡,也還真不放心地把這堆史書從漢到清全讀了(三十年前那段如學屠龍之技的埋頭讀書的日子,又笨又認真……),記得住的真不多。日后治史,愈厚愈收束成單純的“史書”,或說“史料”。

也注意到每則敘述后的所謂“贊辭”吧?《史記》是“太史公曰”的點晴之筆,極少量的銳利無匹的文字,是司馬遷涉過每一截歷史、一種人生的洞見、悲憫和諫言;日后,此處則是成語大全。

集思廣益,大部隊大陣仗也似的糾眾而行,需要夠寬的坦坦大路,是以只適于一般性層面的、公約數般的思索。然而書寫,三兩步之后就是通幽小徑了,竹杖芒鞋輕勝馬,僅容一人,甚至很快連一人都不容,得披荊斬棘還不曉得開不開得成路。真正進入書寫,是無法進行討論的,只因為沒有人和你在此同一現場,沒有人跟你一樣走過之前的路;也許有,但那只能是另一個踽踽獨行、做過同一個夢的書寫者,你只能通過某一本書遇見他,如安慰,如獲至寶,而這種僅有的討論是靜默的,不驚擾不會嚇跑那個膽小的書寫之靈。

當然,也有某些書寫者喜歡把才寫到半途的作品給人看、念給人聽,過去歐洲尤其巴黎那種所謂上流的、通常由貴婦出錢出場地的文化沙龍,這甚至是常規節目。但說真的,這種帶點浮華的書寫習慣并不好,真正精微的、困擾的、需要思索抉擇的東西此時是說不出來的,書寫者甚至連問題、連自己需要什么都說不清楚。于書寫,我唯一能想到的正面效應,只能是某種人體實驗也似的確認,從聽者的反應,聽者表情的微妙變化,心領神會的某種東西作出的微調。

所以說,咸陽城“一字千金”這場騷動,不真的想更改乃至引發討論,這只是單向的營銷大戲。《呂氏春秋》這樣一部集體性半述(編輯)半作的書,基本上行于一般性認識層面,說理析理是大框架的,文字遂也是大而化之的。如此層次的文字簡明即可,不必敏感,不必試探,不是稍微嚴格意義的“準確”,書寫者意不在此、能耐也不在此。《呂氏春秋》,在某種公約數式的簡約收束前提之下,這樣的文字更替交換毫無難度也不需要。

或者我們公平點來說,春秋戰國(兩千年前)當時,文字仍處于“初級使用”的曙光時刻,文字是工具性的、追隨的,還沒有自身的美學目的、美學途徑,更遑論那種微火般點亮、燃起、倒過來拉動思維前行的力量。文字的諸多可能仍是蘊藏的、潛伏的,它一次次從當下的制約中伸頭出去,但只在那些沖決出當下限制的作品里,都是個體的、個別的,像是司馬遷,像是莊子(不管他是一個人,或傳遞著思索的好幾個“一個人”),或像南方的屈原。人的心思飛越出去,世界有了不同以往的新穎形貌,這非比尋常的東西需要不同于此時此刻的文字來命名來指稱描繪。所謂不同以往的文字,并不必是新的字(非拼音性的漢字尤其明白,中國的大造字基本上已停止,進入了轉注假借的“用字”階段),重新交織組合既有文字,開發、釋放出它的潛能就行了:新詞、新字句、新語法、新的遠近縱深……

插個話,簡單交待我和“一字千金”故事的一番“仇恨”。呂不韋把千金之價重重壓在書中每一個字上,在我們那普遍貧窮的童稚時光,很容易理解為──既然每一個字都無法改,每一個字都比千金還貴重,那不就是唯一、是所有的答案嗎?因此,何等華美。《呂氏春秋》遂成為完美的、最終的、如萬千文字尺度的書,絕世武學密笈那樣。其實,《呂氏春秋》流傳不廣,何況六十年代當時宜蘭市那僅有的兩三家小書局。多年后,我才在臺北重慶南路書店街買到《呂氏春秋》,夢醒時刻,啼笑皆非。

被糊弄了約十年。

當然,自會在時間大河里沖走的童稚謬誤無關緊要,只是一個記憶而已。但這種唯一答案的、完美文字的迷思由此開了頭,日后我真正在意、事實上困擾到很想打人的是這個──所謂純正中文。

時間就是流逝,萬事萬物都躲不過時間變遷,文字如是,國家民族(其概念、其內容構成……)亦如是。所以文字不能停,不可以固化自己,就算不能夠搶在前頭引領世界(這其實算常態),也必須盡力跟上世界。

2023年秋,我到北京當了次小說獎評審,讀完了一大疊當下小說。其中很厚的一部,沒通過初審,網上一堆叫屈。寫的是清乾隆朝的故事,最特殊的是其文字和說故事的方式,像侯孝賢他們拍《刺客聶隱娘》得把什物道具“做舊”,小說完全仿用當時的說書體,文字做舊的完成度也相當可以。但怎么說呢?作為一部作品尤其是享樂性小說,這都是堂堂正正成立,某種特殊的文字工匠技藝云云也可供玩賞。只是,回歸小說書寫的最基本的認識、思索、揭示的本質,我們很容易發現這部小說被自己設定的文字和語法“困”住了,書寫者必須讓文字回到、止于乾隆當時,剔除干凈往后這二百五十年的全部新詞、新語法、新句型。博爾赫斯講,你模仿一個人說話是想要像他那樣想事情,這話較冷血的另一面是,往往,你也就只能像他那樣想事情了。也就是,被一并剔除掉的也包括(幾乎)所有這二百五十年人才知道、才辛苦學會的所有東西。我們繳械般讓自己以所知甚少、近乎兩手空空的方式回去,認識能耐、敘述能耐直接退回到二百五十年前的水平,做到最好也高不出當時某個精彩的說書人多少。也因此,這樣的小說基本上是表演,某種模仿秀之類的,當然,模仿秀一直很受歡迎,在電視節目里經久不衰。

人回望歷史,努力進入彼時現場,但人真正站著的時間位置永遠是此時此刻,帶著到此時此刻才有的全部記憶──人何以、以及如何敢于重新打開距離自己這么遠的歷史呢?除了游戲和享樂,真正驅動我們的永遠是此時此刻的某一需要、疑惑和好奇(一種歡快的、還未成形的疑惑),我們希冀它回答的也是我們此時此刻的問題、我們這一時代的獨特困境云云。而我們敢于打開它,認為我們比彼時人們懂得更多或至少更知道怎么想,也正因為我們的此一時間優勢位置及其全部內容,政治學的、經濟學的、物理學的等等,這既是新的配置也攜帶著新的視角,像是一把又一把的新鑰匙,去開啟那些彼時之人還不知曉、還打不開的(古希臘人認為“原子”是最小粒子,atomos,意思正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也就沒有質子、中子、電子、強子、夸克等等文字命名及其知識)。還有,我們已多知道了一個一個“結果”,彼時人們的茫茫未來,是我們已足夠清晰的記憶,有些連小學生都知道。

此種“失憶”般的書寫,也許比我們以為的普遍。多年前我如此說過李永平的大部頭小說《大河盡頭》,小說開頭便告訴我們這是回憶,多年后又想起自己十五歲時在婆羅洲卡布雅斯河的那一宛如生命殘酷啟蒙的經歷(所以,可認定為噬心也似的反覆想了又想的厚重記憶)。但讀下去,李永平卻真讓自己就變回了十五歲,喝了孟婆湯也似的,讓整趟旅程變成純未知。是以,“回憶”這真正豐碩的一面不參與了,時間成了線性單向,書寫走回了單純的情節安排,這或許有助于故事的感官性戲劇效果,尤其用來嚇人時,回憶者蓋住已經知道的結果好制造那種“未知的恐懼”云云(這種時候,我總又笑著想起昆德拉說的:“作者想嚇我們,可是我并不害怕。”)。我仍得說,這其實是一種簡單之路,簡單到有點浪費的寫法;回憶的書寫,拉長的時牌,人一次又一次想它,給了它豐饒的層次,已知和未知,選擇和后果,實現和未實現云云不斷交換比對,一次又一次的原來如此。所以,人想著十五歲的自己,此時此刻的“我”可以暫時噤聲,可以讓出C位退于一旁,但絕不可以去除,此刻的“我”必須自始至終在場。事實上,如赫拉克利特的時間大河,這一切已不再發生于過去了,它加進了往后這幾十年的沉沉歲月,重新發生在此時此刻的我里面。

兩種寫法,兩種不同層級的小說,必定。

“正確”的時間交織形貌,時間的層次,最簡明到如數學公式的模板仍是我們如此熟悉的這個──多年后,當上校面對行刑隊時,他會想起父親帶他去看那塊冰的那個下午。

我也一直記得加西亞·馬爾克斯說是弗吉尼亞·伍爾夫教會了他如何書寫時間──時間在回想者、書寫者心里發生,依循他獨特的心思之路重新流動、重新組織,離開了單一線性,因著人的獨特記憶召喚而顯現、跳動、穿梭、飛揚,得到了全新的自由。

用英文也用俄文皆大成功的大書寫者納博科夫這么講過,俄文,在表述當前現實世界時,會感覺不夠用,也不精密,缺乏一些必要的現代語匯;然而,如果是要寫出某種巨大的、整體的、流漾著的、帶點朦朧的“生命狀態”,俄文則是豐富的、熟悉的──我們應該可以聽懂他這話。包括,所以沒有完美的文字、沒有已完成的文字;包括,每一文字都有它在漫長時間相處的東西,有它特殊的關懷和強調,此地豐饒;包括,強調的另一面也就是忽略,每一文字因此也都是不足的,只據大世界的一隅,這一覺知,尤其會在它遇見另一種文字時到來,或說無可躲閃。

所以說,怎么可能會有“純正中文”這種東西呢?這真是人“不要命的自負”(借米·塞斯語)。又怎么可以有文字可以從此停下來,停在“你真美好,請你駐留”的時間的一點呢(想想浮士德說完這話的后果)?文字必須活著,文字在生活現場──時間一直在走,世界一直在變。于過去,文字必定有所遺漏有所不解,有它正觸及到卻說不清楚想不下去的東西;于未來,那更多是文字的未知之境。文字一定得勇敢一點,還有,得大度一點,并且肯忍受探入未知的種種暫時的不舒適、不盡成功,就像歷史級的沙龍女主人格特魯德·斯坦說畢加索他們的現代繪畫,任何沖決當下界限的創造,一開始總無法太兼顧、講究美學,以至于,此一階段的作品或許會讓人感覺奇怪,甚至還是丑的、獰惡的。

但更多時候就只是人還不習慣而已,賴在自己的小習慣里不肯走出來。

多說一點“獨特性”這東西。獨特性,列維·斯特勞斯以他人類學的豐碩考查經歷宣稱,來自于隔離。人散居大地,被困于各自的大自然生命現場和各自的鬼使神差的線性時間命運,所有社群、所有國族因此都獨特,不得不獨特。是以,也就不真的存在所謂獨特性的這一概念,因為還沒有足夠的外部對照,世界是“惟我”的(“我”不必命名,“我”的稱謂和邊界始自于異者、異社群、異國族的現身和相遇,甚至直接襲用異者的命名,如美利堅合眾國原是無足輕重的意大利旅行家的名字);也是因為彼時人們相信一種簡明的、一體成形有著終極性唯一答案的世界樣式,人想的是如何更正確、更高、更善,人和人的歧異,相較來說只是“小問題”,甚或是“暫時”的,等正確的、唯一的答案到來,自會雪融般消失。

真正有意義的、有足夠厚度的獨特性概念在路上末端才出現,來自于反省,人像是回頭檢查、撿拾,如列維·斯特勞斯說此話已是20世紀后半葉。當前世界快速趨同,職業關系,列維·斯特勞斯極可能是最看著世界的多樣性不斷消失的人(“每又找到一個社群,就同時發現它正消亡中”)。而所謂路的末端,指稱的也是人思維之路的撞墻現狀——世界究竟真是無序的?還是人的種種基本限制讓我們始終無法完全準確的掌握它?是以,多樣性,由一個個獨特個體所構成,便不僅僅只是個美學問題而已,人尋求的、防衛的是可能性,行到水窮處,這些個七上八下良莠不齊的異質東西,也許其中有物,有某些被棄置的、可開發的潛能,也許可以從中找到某條有意思的路,某種希望,坐看云起時。

當然,不是獨特就好,不是凡獨特就有價值,獨特而美好的東西始終是稀有的。

所以,獨特性不是拿來揮舞的,不可以如此粗糙,不是回去那種(不得已的)全然隔離狀態,不是自詡無知。畢竟,這幾千年時間人還是有長進的,異國異地的隔離一一打開,世界完整了,人不再囿于一隅、一井,可直接觀看對話,古中國、古希臘、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倫云云,撇開那一點點感情用事的成分,如今對我們而言已沒什么距離差別可言,就像《吉爾伽美什》《摩訶婆羅多》《斐多篇》《尚書》可以擺同一個書架、也都很簡單能在當當圖書網買到,讀者不問出身,不論資格,打開書來就可以讀;也同樣的,都得你去讀它、熟讀它方能獲取它,這不是那種所謂流淌在血液中、刻進基因里會自動開啟、自動繼承的東西。

時至今日,基本啟蒙已完成,如同全面篩選過,有意義的、列維·斯特勞斯所言必恰當“隔離/保衛”的獨特性,系以一種更精細(不免也讓我們聯想到“脆弱”)的方式存留,卓然獨立的,人數更少的聚合,或就是個體的人,在各個專業的尖端處,在個人思維的尖端處。若要找一個楷模也似的實例,我第一個想到的是昔日的凱恩斯、弗吉尼亞·伍爾夫、羅素、懷特海一干人的所謂布盧姆茨伯里派(百年前了,所以再想起來確實有著悲傷成分,有著流逝之感,古道照顏色)。這是聚于倫敦卻又逸出大英帝國的一些人,來來去去的一個一個人,羅素勉強像老師,但其實他們個個獨立只是交匯于此,志業選擇也四面八方,群龍無首,各自飛去,探向小說、現代繪畫、經濟學、數學、哲學的各個無人尖嶺。

已然明確的東西沒獨特性可言,獨特性存在于那最終的不確定、人猶伸頭詢問猜測的地方。

“群龍無首”,這也是一個“墮落”后遂成貶意的成語。我想,理由正是因為公約數似的有限明智無法領受、甚至會懼怕它尖端處太過鋒利睿智,遂把它易為某種基本字詞,塵封它兩三千年之久。依《易經》:“用九,見群龍無首,吉。”只評斷為“吉”我以為已是保守了。

佛家也有類似但較柔美的揭示,《華嚴經》里,所謂的“千燈相照”,光與光不相抵消,而是照向四面八方,照進各個角落盡量不遺漏。

2023年秋天,我去北京評審小說,回臺北前最后一次采訪的最后一個問題,要求贈言般問的是此行可看到有什么美好的、感動我的東西。短短數日,目光所及有限,但說真的,我看到的美好事物,在那一個一個人身上,一個個逆風而行的人。像是在趨同的嚴厲商業游戲規則下,仍奮力不忘這是一個睿智領域工作的編輯,或在昆德拉所說的后文學的、集體傾斜向通俗的時代大潮中,仍沉靜地置身文學教養、默默保衛書寫美德不灰心不幸進的小說書寫者。我的朋友劉瑞琳所主持的出版社,其人形Logo底下寫著這行字如言志:“想象另一種可能。”多年實踐下來,我說,是不是該跨出下一步了呢?所以我擅自接續下去,“現在,我們開始想那些不太可能的;然后,我們想象那些人們以為不可能的。”

當然,這只是朋友間不可少的調侃而已。

整整兩三千年時間過去了,文字,經歷了難以數計的大書寫者的使用、探索和嘗試,從極生澀到極成熟,到得今天,所謂的文字究極精確,已是怎么回事?已是何等形態?

我選用的模板是卡爾維諾告別演說之一的《準》大陸譯為《確切》,他如此開頭:“古埃及人用一根羽毛作為天平上的砝碼,以稱量靈魂的重量。對他們而言,羽毛即為精準的象征。這輕盈的羽毛就叫做瑪特,天平女神。代表瑪特的象形文字同時也表示一種長度的單位──相當于三十三公分的標準磚塊的長度,以及長笛的基準音。”

所謂的精準文字,已在最輕盈處、最細微處、最尖端處、秤量靈魂重量之處。

卡爾維諾,有著水晶般精確靈魂的書寫者,最要我們選準每一個字的書寫者,也只有講到人們粗疏、漫不經心地使用文字,才罕見地動怒的書寫者,他跟著這么講:“事實上,我最大的不安是來自于傾聽自己說話,這就是我盡量少說話的原因。如果說我比較喜歡寫,那是因為在書寫時我可以逐句修改,直到我至少能夠消除我所能發現的那些令我不滿意的因素──即使還未真正滿意自己的文字。文學──我是指達到這些要求的文學──是應許的福地,語言臻于其理想境地的圣域。”

不是一字不易,而是一直修改;不是完美,而是不斷逼近。

然而,在此文字的最精準處,卡爾維諾卻回頭選用里歐帕第(大陸譯為“列奧帕第”)的主張來反駁自己──“語言愈模糊,愈不精確,便會變得愈有詩意。”這也的確是我們閱讀和書寫時的經常性感受,所以,是怎么回事呢?

最終,卡爾維諾找到了里歐帕第這段精巧的文字──

在看不到太陽或月亮,也無從辨識光源時,所看到的陽光或月光;這樣的光局部照明的地方;這種光的反射,以及它所衍生的各種物質效果;這樣的光穿透某些地方后,被阻撓而變得不明確,不易辨認,仿佛穿過竹叢,在樹林中,穿過半掩的百葉窗等等同樣的光在一個光沒有進入或直接照射的地方或物體上,而藉由光直接照射的地方或物體反映并漫射出來;在從內或從外觀看的走道上,在回廊等光線與陰影交融的地方,仿佛在一個門廊下,在一個挑高的回廊下,在巖石和山溝間,在山谷中,從蔭蔽山腹所見的,山頂閃閃發亮的山丘上,譬如,彩色玻璃窗的光線在物體上反射后,再經由彩色玻璃所形成的投影;簡而言之,所有那些藉由不同的物質和最細微的狀況而進入我們視覺、聽覺等等的物體,以一種不穩定、不清晰、不完美、來完成或不尋常的方式存在。

卡爾維諾開心地解釋給我們聽,里歐帕第所推崇的曖昧、不確定之美,正是如此通過最精確凝視的觀點才得以完成,是以,“推崇模糊的詩人,只可能是個講究精確的詩人,一個能以眼、耳以及敏捷、準確的雙手抓住最細微感受的詩人”,而“對不確定性的追求,變成對一切多重的、豐饒的、無數微粒所構成的東西的體察”。

十多年前,我自己也有很相似的驚喜和引述,那是寫《世間的名字》里《男高音》一文時,文章談論的是聲音,我引述了《莊子·齊物論》開頭講“地籟”(大地聲音)那一段──

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陵之畏隹,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喝于而隨者喝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而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這是不可思議的一番描述,尤其在那樣一個文字理應不夠成熟的時刻。大地聲音,說的是大風吹起、灌入大地各種大小孔洞所發出的聲音。南郭子綦講的是一陣驟風,激、謞、叱、吸、叫、譹、宎、咬,各種高低唱和、由強而弱的聲音,最終風停聲止,“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大地靜寂,只草葉尖端猶輕輕地、幾乎不可察覺地顫動。

最精彩的在此、在這剎那,稍縱即逝──不是風停,而是氣流微弱到我們無法察覺了;不是完全無聲,而是聲音已小到超過了人的聽覺極限,惟震動仍在。就是這一剎那,聽覺轉為視覺,這是一種我們只能靠眼睛才能“看見”的極弱的聲音。

《齊物論》,以及上一篇的《逍遙游》,一個說聲音,一個說形體大小和時間長度,才真的是那種飛越當下限制、只存于個體的獨特文字。

《齊物論》,始于聲音,結束于一個夢,也許是人類曾寫過的最精致的一個夢: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