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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清華專欄·鄉野雜記 《鐘山》2026年第3期 | 張清華:卞生記(節選)
來源:《鐘山》2026年第3期 | 張清華  2026年07月03日08:31

小編說

《卞生記》系張清華“鄉野雜記”專欄第三篇,延續其對故土故人的回訪,聚焦鄉村青年卞生的荒誕命運兼及作者與文學的初遇。卞生的一生在時代風浪中沉浮,既有無力的掙扎,亦有隱秘的堅韌,呈現出底層個體在歧視與困厄中存活的生命力。

卞生記(節選)

文丨張清華

麥收后一個晴空朗照的日子,炎熱的天氣里似乎已有了知了的叫聲。一輛綠色的吉普車駛進了村子,卷起了一大團塵土。聽見鳴笛聲,立刻就有一群孩子跟上來,在揚塵里奔跑著,興奮地尖叫著。這是他們平生第一次見到吉普車。

車子徑直行駛到老卞家的屋門口,就像電影里的情境一樣,戛然而停。揚塵籠罩中我們看到,車上跳下來兩個穿白上衣藍褲子戴白色大蓋帽的警察,他們打開車子左側的后門,拎下來一個人。看到那件“小黑襖”,我們就知道是卞五月———也就是卞生。卞生的樣子看起來十分滑稽,麥收已過,他還穿著可憐的冬裝,頭上冒著汗,身體卻佝僂著,像是被凍得瑟瑟發抖,面色也顯得格外蒼白。此刻,他那大字不識的父母親都愣在那里,四只手扎煞著,不知所措,不知發生了什么。

我們只看到卞生進屋后,迅速地脫下了他破舊的棉襖,露出了白花花的干瘦的上身。他的母親則給他找出了一條說不上白色還是黃色的臟兮兮的老頭衫,讓他套上。這時狹小的院子里已經擠得水泄不通,村里幾乎所有半大孩子們都來看熱鬧了。我也擠在人群中,因為趕得早,所以透過門縫看到了里面的情景。卞生的父親更顯局促,他不知該如何應對眼前這兩個警察,似乎在著急忙慌給他們找蒲扇,因為天氣已經相當熱,他們低矮的屋子因為一下涌來這么多人,有點熱得喘不過氣來了。

他們試圖給客人倒水,但家里根本就沒有暖水瓶,更沒有茶,現燒開水是來不及的,就在那兒流汗,干著急。這時,村支部書記李興杰撥開人群走了進來,他先是熱情地跟兩個警察打招呼,然后是遞煙,點煙,屋子里的氣氛便放松下來了。

一個稍微年長一點的警察開口了,他說,“是這樣的,根據群眾舉報,我們發現這個卞生沒有經過公社組織批準,在沒有介紹信的情況下,長期流竄在外已超過一個半月。他這種情況按照現行法規,屬于‘流竄犯’,是可以拘留勞教的。”他吸了一口煙,又說,“不過,我們也了解到,他家的成分是雇農,作為貧雇農子弟,應該以幫助教育為主,所以就寬大處理,免于刑事處分了。”說到這里他有點和顏悅色了,但馬上又嚴肅地說,“不過,請你們村黨組織要對他多加監管和教育,不能再犯了,再犯必然嚴懲。”

“好的,好的,所長同志放心,我們一定嚴加管教,嚴加管教。”

“那好,這件工作就算交接完成,我們就回去了。”兩位警察說著,將手里的煙在灶臺上掐滅,開門出來,穿過團團圍攏的人群,坐進他們的吉普車,一溜煙兒揚長而去。

更多的孩子隨著車子散去了,但我和十多個好事兒的,還擠在門縫間看戲。看究竟村書記會怎樣整治卞生。我們就看到,李興杰坐到他們家唯一的一把帶靠背的椅子上,讓卞生站在他面前。他質問道:“五月,你老實說,出去這么長時間都干什么了,為什么不向村里報告?”

五月撓著頭皮,低著頭不肯回答。李興杰怒了,說,“卞五月,你不要覺得你們家是雇農,就覺得了不起。我照樣能管制你,信不信?你要不老實交代,明天我就讓你掃大街,我不是嚇唬你。”他說的掃大街,是“地富反壞右分子”的特別待遇,標志著“受管制”的身份,每天早上要早起,不管春夏秋冬,風霜雨雪,都要拿著掃帚掃街。良久,他站起身來準備離開,這時,卞生突然開口了,說,“五爺,我愿意說。”“那你說,是出去干什么了?”

“是去采風……”

“什么?”

“采風……”

李興杰顯然沒有聽懂,我們也沒有聽懂,但大概能夠知道他是在說什么,因為我們都素聞這卞五月在“寫東西”,是個沒成名也沒有作品的“作家”。李興杰氣不打一處來,說,“我看你是財瘋,長財瘋!”

我們那里管一個人因為癡迷錢財而犯糊涂,叫作“長財瘋”,一般都是說女人,女人容易犯這種病,“里糊涂”,男人則很少。說到這里,門外的人都憋不住笑了,李興杰說完也笑了。他好像并不知道什么是采風,但他也清楚這卞五月是個有點癡傻的青年,好逸惡勞,不常參加隊里的生產勞動,是不可原諒的;不過癡迷當作家,倒也并無大害,便“嗯嗯咹咹”地又訓導了一番,也開門走人了。

李興杰一走,人群便一哄而散了。

此是我童年經歷的一個難忘的場景。它的稀有在于,我也是第一次在現實中見到了“北京吉普”,覺得它是那么漂亮,以前我們管這個叫作“小臥車”,真真是開眼了;其二,知道這世界上有一個罪過是叫作“流竄犯”,不經批準,外出超過一定時間會被抓去坐牢;第三,還知道了這世界上有一種行為叫作“采風”,為了寫個什么,便可以合法地脫離生產勞動,美其名曰“采風”。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對于我后來的職業生涯,是不是有某種“暗示性”的影響。總之多年后,在我考上大學的那一年夏季,八月的一個黃昏,當我走過老家的街口,那個蓬頭垢面已成為大齡青年的卞五月,忽然從一面破舊的山墻后閃出來,一臉嚴肅地問我,聽說你考上大學了?我嚇了一跳,說,是啊。他說,是中文系么?我說是的。他點了點頭,若有所思地說,嗯,這樣一來,我們村就有兩個了……

就有兩個什么?我完全沒有聽懂他在說什么,甚至我連“中文系”這樣的概念也是懵懂的,只是稀里糊涂地選了這么個志愿。而他,卞生,一個連初中都沒有上完的人,知道什么叫中文系,知道中文系意味著什么?

這是我四十多年前最后一次見到卞生。從那個黃昏,他在我的記憶里就變成了一個謎。

卞生的家世在我們老家,是一個傳奇。

我從祖父那里得知,大概在三十年代的某個年頭,我們村子里來了一個逃荒者。他挑著一個擔子,手里領著一個十歲左右的男孩,此人長著一頭金色的頭發,白花花的皮膚,就像是白癜風那種白。他手里的孩子也一樣,黃毛,瘆人的那種白皮膚。村子里的人開始像看“毛猴”一樣看著他們父子,覺得很奇怪,居然有這模樣的人,人不像人,猴不像猴。他自稱姓卞,大概是累癱了,再也走不動了,就在村子中央的一個大灣邊停下來,把他的擔子放下,在地上鋪了一張蒲草席子,躺下了。第二天,人們看到他開始四下尋找木柴棍棒,搭建起一個臨時的窩棚,他住下來了。

隨后他就成了我們村子的居民,唯一一個房無一間地無一壟的居民,靠給人打短工度日。過了一年,那個樹枝搭成的窩棚變大了一點,上面覆上了麥草和泥巴。又過了幾年,老卞居然在一次打短工時得了個媳婦。據說這個女人是二十里外韓店一個財主的小媳婦,因為財主忽得急癥而死,被大老婆和她的兒子們趕了出來,剛好就跟著老卞回了家。這時老卞和女人大概都已四十來歲了,算是標準的半道夫妻。老卞雖然家窮,但心眼兒善,待女人好,只自己一年到頭賣力氣,從不讓女人下地。這女人當然也待男人好,對他先前帶著的兒子視如己出。

老卞的兒子漸漸長大了,和他的“毛猴爹”長得很像,活像是哪國鬼子的后裔,一頭黃毛,臉白得像雞蛋剝了皮。這小卞熬到了二十幾歲,貧窮終于變成了資本,他和他爹成為我們全村唯一的一戶雇農。照理說,他們在政治上有機會真正翻身當上干部,但一來這爺倆都屬性情懦弱,諸事皆不愿出頭;二則又兼長相奇怪,咋看都不像是正經的貧下中農,倒像是標準的“牛鬼蛇神”;三來這一家是單門獨戶,沒有宗族近親的支持。所以,盡管有好的“出身”,卻還依然是最邊緣的角色。好在找媳婦沒有那么難了,小卞終于在合作化的前一年,找到了一個鄰村的女人,雖然腿有一點毛病,一瘸一拐的,但模樣卻非常周正。

小卞有了媳婦,便有好戲了。他媳婦一連給她生了五個兒子,老大就是“五月”,之后他們給孩子起名也沿用了這個取法,幾月里生,就叫幾月。所以接下來他的四個兒子分別叫“二月”“臘月”“四月”“十月”。關鍵是,這兄弟五個的長相,就像是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清一色都是黃毛,瘆人的白皮,眼珠子發藍,一著急上臉便紅得像滲血,如同剝了皮的兔子。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不是“白癜風”,也不像是白化病,那種白雖然罕見,但又并不叫人膈應。只是在我們那樣的鄉村環境下顯得不可思議,和不合時宜。

還有一點是必須要交代的,就是兄弟五個都有一點“瑕疵”,他們嘴巴周圍的皮膚,都有若干條不規則的“裂縫”,像半張蛛網,又像冬日冰上的裂紋,似乎很淺,又非常明顯;也像老虎嘴邊的斑紋,在白色的面皮上很不協調地坐落著,變成了他們家族的標記。我現在想,那時沒有“卡通”的概念,但他們兄弟確乎長得非常卡通,就像動漫里的五個人物。

兄弟五個中,大概老大五月長得最體面,個子也比較高,臉上的裂紋稍顯輕微,他褐黃的頭發梳向一邊,顯得氣質過人。因為據說他喜歡讀書,沉湎寫作,就不愿參加村里的生產勞動,經常被大隊和小隊里的干部批評,奚落。但他并不為他們所動,有時報以沉默,有時則仰起頭,甩一下額角的頭發,對他們表示睥睨。實在逼急了,有點窘迫的時候,就撂下一句,等著瞧吧,早晚讓你們服氣。

于是干部就發出一聲“嘁”,“真暈”,或是“雪得你”。我們那里的方言,管一個人不太有自知之明叫作“暈”,管一個人說話云山霧罩叫作“暈蛋”,或是“真暈”;如果認為一個人不夠低調,便稱之為“雪”,如果認為其過分高調,就叫“真雪”,如果要指摘對方,便說,“看雪得你,這地球還能容下你吧?”“暈”確實不難理解,但這個“雪”字,我卻是一直找不到準確的對應,只是根據讀音選了這個字。其實我也拿不準應該是“雪”,還是“謔”,或是“噱”。總之就是“不恰當的驕傲”的意思。

多年后我知道了阿倫特發明的一個詞,叫作“平庸之惡”。在我童年,我就已深知什么是平庸之惡,我們那里的人永遠喜歡用“暈”和“雪”,來奚落、嘲笑、打擊所有稍稍與眾不同的人。所以卞生在他們眼中,便是一個“既暈又雪”的家伙,一個異類。

但卞生和他的四個兄弟一樣,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都有遺傳性的鼻炎,表現便是通紅的鼻子下面,常常掛著一根淡綠的濃鼻涕,尤其在寒冷的冬季。我記事的時候,卞生已經不太明顯,作為青年他已開始注意自己的形象了,但他的兄弟們卻是“清一色”的綠濃鼻涕,像兩根豆蟲趴在那兒,一吸,就往里縮一下,過一會兒又耷拉下來了。實在不行了,就是用襖袖子向一側一抹。久而久之,那襖袖就變得鐵硬,且明晃晃的,有著金屬般的光澤,令人膽寒。后來我有點懷疑,他們兄弟幾個臉上的裂紋,也許并非遺傳,而可能是擦鼻涕的后遺癥。因為鼻涕永遠不干,那鐵硬的袖子來回不停地抹著,摩擦著,便對兩頰的皮膚造成了永久性的損害。

還要說說他們的小黑襖,這也是奇觀。也許是因為太窮,這兄弟幾個一年四季只有兩件衣服,一件是小黑襖,一件是老頭衫。開春不久,天氣一熱,兄弟幾個就把黑襖里的棉花取出,變成夾襖;再到入夏,便都換上一件舊得發黃的老頭衫,原本是白的,因為長久不洗,便洗不出來了;入秋之后,天氣漸涼,他們便又把夾襖換上;至冬季,再把棉花塞進夾襖。時間一久,兄弟幾個個頭難免漸長,那黑襖就變成了“小黑襖”,俗話說的“螞蚱鞍子”,短短的,縮在上身。這時就不再適宜系扣子了,或者那扣子也早因為年久日深而掉光了,于是就在腰間系一根草繩,我們那里管這個叫作“草葽子”,或是“草刈子”,如此脖頸以下便形成了一個原始的“深V字”,露著一大截倒三角形的白胸脯。

卞家的老二和老三,“二月”和“臘月”,都曾是我的同班。如今他們的大名我都忘了,只還記得這小名。二月智力稍差,比我們大兩三歲,但學習跟不上趟,總是哼哧哼哧撮著鼻涕,在課間玩摸手絹抓人的游戲,嘿嘿地傻笑,黑襖袖子左右開弓地揩,直到把兩側的臉頰磨得掉皮,由粉紅變成殷紅,叫人為他提心吊膽。臘月比他強,學習還算中規中矩,而且長得也有特點,除了黃毛白皮,臉的兩側各自鼓出一塊肉,特別像現代京劇《紅燈記》里李玉和,所以我們有時候也叫他“李玉和”。臘月因為參加勞動比較積極,我們的班主任還讓他當勞動委員。他最突出的業績是打掃廁所,那時鄉村學校的廁所是露天的糞坑,需要定期用糞勺子往外舀,到夏季,除了惡臭,還有大大小小的蠅蛆,烏央烏央到處爬著,但臘月總是身先士卒,閑庭信步般就搞定了,每次老師都表揚他“臉白心紅”,別的學生頂多是“臉黑心紅”,但臘月卻永遠曬不黑。

記憶最深的一次,是學校安排勞動課,讓我們去拾糞。幾十個孩子一起出動,一是工具不好借,糞欄子和糞鏟子完全不夠;二是也沒有那么多可以“撿拾”的糞,所以難倒了不少人。我碰巧和臘月分到了一個組,我們沒有借到糞欄子,只好把剜菜的筐子背上了,一個下午跑斷了腿,也沒有撿到多少。不要說牛糞馬糞了,連羊糞那種又黑又小的玩意也沒撿到幾顆,運氣實在是太差了。忽然老天開眼,一頭驢車過去,一坨驢糞落在路中央,臘月眼尖,一聲興奮的喊叫。但是不好,另一組小伙伴也同時發現了,他們的距離似乎更近,一個家伙揮舞著鐵鏟便沖上去了。可“說時遲那時快”,我們的臘月早已一個箭步撲上去,像守門員一樣,用雙手護住了那寶貝。隨后,他在所有人的矚目下,臘月小心地用手捧起了那坨還熱乎乎的驢糞,認真地,小心翼翼地將它放進了我們的菜筐子里。

那一刻我們都呆住了,覺得他,臘月,簡直是一個英雄。

但收獲還是太少,望著菜筐子里可憐的一坨驢糞和幾顆羊糞,眼看這次勞動的成績有可能墊底,沮喪了半天,最后,我們組的另一個成員胡雁突然靈機一動,說,不行咱們就自己拉嘛。于是三個孩子頓時脫下褲子,在路邊蹲下,把臉憋得通紅,也只拉了一點。東西不多,可是氣味卻上來了,這咋帶回去呃。還是臘月有主意,他從路中間捧起一大把浮土,把我們幾個的糞便包裹上,連土一起,小心地盛進了筐子。

最后的總結會上,班主任專門表揚了臘月,說他熱愛勞動,不懼臟臭,手雖然臟了,但是心更紅了。他用手撿糞,表現了對勞動人民的深厚感情,為全校師生樹立了榜樣。

然而,另一個小道消息也同時不脛而走,就是我們在路邊拉屎的場景。于是第二天便有了一個盡人皆知的笑話:“拾糞滴,著了急,自己拉來自己拾”,氣得臘月、胡雁和我面紅耳赤。

大概上四年級的時候,我其實已喜歡上了讀書。最初是聽“廣播小說”迷上了薛中銳播講的《漁島怒潮》,作者姜樹茂。這個小說講的是一個海島上“反特”的故事,國民黨的特務潛伏回海島,伺機搞破壞,島上的軍民便與敵特斗智斗勇。有時敵特虛虛實實,用些詭計擾亂人心,比如他們喜歡偷偷在海島的僻靜處,放置自動發射的綠色信號彈,隔三差五就放一次,每次解放軍和民兵趕過去,就發現并沒有什么敵情,但最終他們會在軍民疲憊之時采取行動。情節緊張激烈,播講人常常講到關鍵時刻,會說“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欲知后事如何,咱們下一回再說”。便著急,等著第二天晚上接著聽,就上癮了。

這一上癮不要緊,就開始到處找小說看。那年頭鄉村很難找到可以看的書,我家里的藏書多是些父母文革前的教材,有《文學》讀本,我都看遍了,再找,就是魯迅的書了,基本看不懂,還有馬恩列斯的著作,則完全看不懂。有一次偶然在我家的桌子洞里,發現了一本沒有封皮的書,看得入了迷,后來看了多遍后才知道,叫《暴風驟雨》。這本書是父親借來的,但他可能是擔心有什么小孩子“不宜”,便藏在桌子抽屜底下的夾層里。我發現這部小說寫得好,不只故事復雜而生動,人物和語言也特別有意思。我從中知道了很多東北方言,比如管聊天叫“嘮嗑”,管哪里叫“圪塔”,管土匪叫“胡子”,管逃跑叫“蹽了”,特別是那個饒舌的“老孫頭”,就喜歡說諺語兒,“黎明的覺,半道的妻,羊肉餃子清燉雞……”看得懵懵懂懂,覺得特別有趣。

再后來就是學校班級里突然買了一本浩然的小說,叫《西沙兒女》,每天下午班級活動時間,老師就叫我們輪番上臺朗讀。老實講,大多數同學并不喜歡這本咬文嚼字的書,故事一般,除了寫大海的珊瑚魚蝦,沒有多少吸引人的地方。但對我來說,卻非常過癮,過癮的主要是語言,它的語言好像是用“散文詩”寫成的,喜歡用“頂針句”、排比句,用詞非常講究,文字的質地遠比一般的小說要高級。

不過,真正吸引我的,是一本叫《烈火金鋼》的小說,是我寒假去大姨家偶然發現的,他們家除了大姨夫在外地當數學教師,再沒有讀書人,但不知為什么獨獨家里藏了這本小說。它是用“評書”的形式寫成的,章回體,每一回幾乎都可單獨成篇,故事精彩而生動,人物也有傳奇性。我如饑似渴一連幾遍讀下來,其中的很多段落如“史更新白手奪槍”“肖飛買藥”“三勇士智救五十六姐妹”,幾乎都已能倒背如流。我偶然在課下給同學講,被老師聽見了,便讓我上臺講給全班同學聽。想來那是我童年最風光的經歷,每次講到精彩處,都有熱烈的掌聲。

這是我童年與文學之間的交集,但實在說,我仍然不知道文學和“寫東西”到底意味著什么。直到有一天,我的叔叔很神秘地告訴我,說,你知道么,卞生寫了一本長篇小說,叫作《湖畔激浪》。

我大吃一驚,雖然我那時見到、也讀到了幾本小說,但對我來說,那幾乎都是天邊的飛來之物,身邊的人怎么有可能與寫書、寫小說發生關系的呢。便追問我叔叔說,那你到看過么?他說沒有看過,但這沒有假。

能夠證明卞生寫出了長篇小說的,還有一個人,就是我一個同宗的叔叔,他也是一個“文學青年”,最早給我講《烈火金鋼》片段的就是他。是他先講了“肖飛買藥”等片段,我才癡迷上這部小說的。他也言之鑿鑿地說,卞生寫了一部名叫《湖畔激浪》的小說。我問他,你看了么?他的回答和我叔叔一樣,沒看過。

但是他們都深信不疑,我于是也深信不疑了。

現在卞生就站在我面前,當他問我關于“大學”和“中文系”的問題的時候,可能有很多潛臺詞,這一點我在多年后才意識到。但當時我并沒有想到這些,只是忽然想起兩個叔叔的話,便脫口問他:“聽說你寫過一個長篇小說,是真的么?”

“你不相信么?”他非常不高興地反問我。

“當然信……而且,我很想看看。”我不由有點惶恐,覺得自己在前輩面前的話有點不得體。

“現在恐怕還不行,等到……等到明年暑假你來找我吧。”

“呃,好,那到時我來請教。”我連忙說道。

我其實當時并不知道,他的“等明年暑假”的意思,是說到明年才能寫好,還是說等我上過一年大學,對于文學和寫作有了一點概念之后,才會有資格和能力與他交流。但看他的臉色,大約沒有責怪我的意思。所以,聽此言我也松了一口氣。

他說著便與我揮了揮手,從矮墻的后面消失了。

黃昏的光線突然暗了下來。

這是我四十年前所深深記住的一個場景。我后來想,人們之所以喜歡路遙那樣的作家,喜歡他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也許這位卞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個最好的詮釋者。在鄉村也有無數喜歡文學、無數喜歡做夢的年輕人,他們只是沒有我幸運,趕上了在一個適合的年紀上大學。但慚愧的是,反而是我們這些幸運的人,到頭來辱沒了文學,什么也沒有做成。

奇怪的是,我上大學后一直到了第二年,也再沒有見到卞生。具體原因我一直沒有想清楚,多年后回憶這件事,確乎有一點迷惘,或許是有一點“選擇性遺忘”的意思?也未可知。客觀上是因為我父母的工作從老家遷至縣城,我回家的次數和機會少了很多。但每逢寒暑假,我也總要回去探望祖父祖母,叔叔嬸嬸,所以這也不是一個充足的理由,但怪就怪在每次回去之前,總是想著這事,而一到老家,就忘得一干二凈。

所以,關于卞生的消息,就漸漸稀了,淡了。不過終究也還星星點點斷斷續續,我就把這些年來所聽到的,做了一個拼圖。

大約在我上六年級的時候,我的同桌小玉突然輟學了,原因非常炸裂,她被他的鄰家男強暴了。綠色的吉普車再次來到我們村子,這一次,被帶走的是卞生的鄰居,名叫新壘。

發生這樣的事,在我們村子還是第一次,小孩子們聽說這樣的事,不啻為晴空霹靂,居然還有這樣的禽獸,小玉才十三四歲,

說來這件事頗有點蹊蹺。麥假里,村里人都在忙搶收麥子,小玉的父母在打麥場上幾乎徹夜勞作,小玉和他的弟弟妹妹們則在家睡覺,不期這個三十多歲的鄰家男起了歹念,把小玉給作踐了。這件事按照常理會有三種處置,一是忍下,因為小玉畢竟還在少女發育期,一旦傳揚出去,她的一生必定會受到致命的影響;二是私了,找同宗的人把新壘痛打一頓,讓他做出賠償;三是報案,讓作孽者受到法律制裁,這個方式最能夠伸張正義,但在鄉村環境下,對孩子名譽的損害也可想而知。

小玉的父母是屬于那種特別老實巴交的人,他們的宗人也不多,估計是思前想后,覺得沒有什么好辦法,才做出了這個選擇。

所以,新壘被綠色吉普車帶走了,記得當時采取的是“公開逮捕”的方式,先是由兩個民兵將新壘反剪雙手,按著其肩膀,讓其腰彎至九十度,來到大隊部,然后一名警察一個箭步上前踢到新壘的腿彎———我看得真切,是正對著膝蓋后面的部位,新壘立刻就跪下了,然后另一位警察則閃電般地給他戴上了手銬。整個動作完成不超過三秒鐘,那叫一個專業,人群爆發出一陣激烈的掌聲。

但后果不出所料,看似正義得到了伸張,隨后小玉卻輟學了。我心目中最好看的那個女孩,從此在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

小玉長什么樣子?我那時還沒有看過《霍小玉傳》,也沒有看過《聊齋志異》,沒有那么多可以參照的比附。但我很清楚,小玉是我們班上最漂亮的女生,她長著一副桃花般的臉蛋,一雙永遠似笑非笑的眼睛,羞羞的,柔柔的,從不與同學爭執任何問題,而永遠是捂著嘴笑瞇瞇的樣子。她可能發育早,個子比一般女同學高出半頭,她那標志性的碎花褂子,還有綠色的方圍巾,把一個農家女打扮得如弱柳扶風,由不得不讓人多看兩眼,就是我們的班主任老師,上課時也禁不住眼睛老往她那兒看。沒辦法不看,因為她確實太好看了,連我一個小屁孩,也禁不住常回過頭去,和她搭兩句話———小玉剛好坐在我的后面,先前她曾的我的同桌,因為我的個子長得慢,她開始擋住后面同學的視線了,老師就把她調到了我的后排。

用現在的語言說,小玉那叫“早熟而性感”。這對一個柔弱的少女來說,確實是非常危險的。

但沒有人料到,一個傳奇會以如此不堪和叫人難過的方式收場。在吉普車揚起的塵埃里,我看見了垂頭坐在墻角崖頭上的卞生,他的臉上似乎凝結著某種悲憤,神情非常冷峻。我當然不知道為什么,這件事究竟和他有什么關系。我只是有點恍惚,想起他和這吉普車之間的瓜葛,這次坐上這車的居然不是他。

……

全文首發于《鐘山》2026年第3期

【張清華,1963年出生,文學博士,山東博興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與詩學批評,出版《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思潮論》《天堂的哀歌》《文學的減法》《猜測上帝的詩學》《穿越塵埃與冰雪》《狂歡或悲戚》等著作十余部;發表理論與評論文章400余篇;出版散文隨筆集《海德堡筆記》《隱秘的狂歡》等。在本刊發表過多篇詩文。2026年第一期開始在本刊撰寫“鄉野雜記”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