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在呈貢的日子:默廬燭照 雞鳴未已

1975年6月27日冰心日記 冰心文學館 藏
“半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千錘百煉人”
1975年6月27日,時隔30余年,冰心重返位于昆明呈貢的默廬。當晚,她用平靜的筆調在日記中寫道:“前門已拆掉,改建成向北的三排房,和山上的解放軍建筑相對。我們的住屋仍在,我住的屋子西窗已看不見昆明湖了。有山上的大禮堂攔住。主人姓李,是一位年輕的婦女,屋子擺的很整齊。”整段日記只是如實記錄了建筑格局的變化,沒有內心的剖白,也沒有情緒的渲染。在珍藏于冰心文學館的日記手稿里,這部分字跡一如既往地筆鋒沉穩、雋秀工整,甚至從頭至尾都沒有一處涂改。在結尾處,冰心特意附上了舊時呈貢八景的說法(日記中寫作十六景),并用紅筆重點標注了“漁浦星燈”和“鳳嶺松巒”二景。然而,在發表于1940年初的《默廬試筆》中她卻是這樣描述的:“我的寓樓,后窗朝西,書案便設在窗下,只在窗下,呈貢八影,已可見其三,北望是‘鳳嶺松巒’,前望是‘海潮夕照’,南望是‘漁浦星燈’。”三景中有兩處都依托于滇池,即日記中所寫的“昆明湖”,也許正是由于再不能從西窗遠眺滇池的遺憾,讓冰心在之后的標注中刻意漏掉了“前望”一景,又或者,這不過是因時光久遠,記憶模糊罷了。
1939年的默廬,西窗外,有八百里滇池奔來眼底。在冰心一家到來之前,它叫作“華氏墓廬”,是斗南村華氏用于祭祀祖先的臨時居所。自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繼淪陷之后,西南聯大、中法大學等大批高校選擇在昆明這座西南邊城落腳,眾多知識分子也隨之而至。冰心的丈夫吳文藻在此時應熊慶來的邀請,到云南大學開辦人類學講座,冰心一家遂加入這場聲勢浩大的知識分子遷徙運動之中。然而,即便身處大后方也不得片刻安寧。武漢失守后,日軍對包括昆明在內的中國西南后方城市接連發動空襲。國將不國,家不成家,朝不保夕。許多教師眷屬被迫轉移至昆明郊區的呈貢居住,冰心一家也同西南聯大國情普查所眾人一起擠住在呈貢文廟。所長戴世光特別為冰心居室書寫了一副楹聯:“半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千錘百煉人。”但這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幾經輾轉,他們租下了位于三臺山山腰的“華氏墓廬”。冰心有感于四周環境清幽,是戰亂中難得的僻靜之所,遂取諧音,將“墓廬”改為“默廬”。
吳文藻在云南大學有教學任務,只能每周末騎馬回家探望一次。照顧家庭的重擔幾乎全部落在了冰心肩上。除此之外,她還要在呈貢簡易師范學校義務授課。即便如此,她在信中仍樂觀地表示:“對于我們的環境萬分知足,生活比天還高,可是我們的興致并不因此減低。”
的確,冰心在《默廬試筆》的開頭便寫道:“呈貢山居的環境,實在比我北平西郊的住處,還靜,還美。”前廊看風雨,西窗看晚霞,林中攜書獨坐,“淡云來往,秋陽暖背,爽風拂面,這里清極靜極,絕無人跡”。因此她覺得默廬周遭的眼界“爽然沒有遺憾”。然而這一切的描述都居于“我為什么潛意識的苦戀著北平?我現在真不必苦戀著北平”這句的總括之下,與其說是對昆明、對默廬的贊美,不如說是冰心在戰亂流離中的自我說服,她將無法釋懷的眷戀轉化為對眼前生活的接納,以期完成對自身處境的精神調適。“我口說在想,心里不想,但看我離開北平以后,從未夢見過北平,足見我控制得相當之決絕”,“決絕”一詞帶有斬斷、割舍的極端意味,冰心勉力壓制住對北平的思念,她不能想,也不敢想。一旦想起,腦海中熟悉而親切的人物和景象“突兀變換,不可制止”,最終總會定格在景山頂“慶祝徐州陷落”的燈彩上、天安門前拖著太陽旗走過的學生上,還有西直門城樓里日本兵扭曲張狂的笑臉上。潛意識里的“苦戀”恰恰讓意識層面的“決絕”顯得徒勞。她本欲借默廬的靜美沖淡愁緒,未及驚覺,北平已從筆端冒了出來,默廬的生活看似安穩,可她的內心實難平靜。
“北平死去了!我至愛苦戀的北平,在不掙扎不抵抗之后,斷續呻吟了幾聲,便懨然死去了!”冰心視北平為一個有呼吸、有體溫、有尊嚴的生命體,用“死去”而非“淪陷”來形容,更賦予其“呻吟”“懨然死去”的生命流逝過程,城破的現實化為切膚之痛,這里描寫的北平是血淚交織的。
在《擺龍門陣——從昆明到重慶》里,冰心換了一種語調:“喜歡北平的人,總說昆明像北平,的確地,昆明是像北平。第一件,昆明那一片蔚藍的天,春秋的太陽,光煦的曬到臉上,使人感覺到故都的溫暖。”昆明的秀美風光毋庸置疑,但它的“美”離不開和北平的“像”,因此每當眼前的景物與故都風物重合時,冰心在稍覺熨帖之外,更感到難以抑制的悵然若失。這種委婉隱忍的情感恰好與《默廬試筆》中的直白激烈形成對照。
大約同一時期,冰心給老友梁實秋去了一封信。在信的開頭,她敘述了自己因心神不定而不能持續產出作品的苦惱。接著,她傾訴:“在此居留七八月,Main Street風味,漸漸的會感到孤寂。”Main Street意象出自美國作家辛克萊·劉易斯的同名代表作,直譯是“大街”,卻可引申為小鎮的單調乏味。冰心坦言:“呈貢是極美,只是城太小。”從文壇中心北平猝然跌落到西南山間,新鮮感過后,剩下的就是孤寂,于是冰心自嘲:“我有時想這不是居處關系,人到中年,都有些蕭索。”
“今天不好,總有明天可以盼望”
比蕭索更深重的,是一樁冰心不愿提及,但從未真正釋懷的傷痛。1940年,在冰心一家準備離開昆明前往重慶時突傳噩耗:她滯留在北平的父親謝葆璋去世了,她沒能見到父親最后一面。在當時冰心沒有就這件事留下任何抒情的文字。但1975年的西南之旅,在故地重游的三天前,她于日記中寫道:“十一時多睡著,夢見回到呈貢,又夢到父親去世,哭醒過來。”當年國破與家亡的雙重陰影在這個時空的默廬交匯了。她曾引用杜甫的詩句“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來抒發離愁,父親的去世讓她成了詩中那個真正的“一身”。
但冰心沒有任由陰影填滿內心,她給另一位已不可考證的友人寫信,其間自述“無恒產而有恒心”,“前途很難預測,聚散也沒有一定,所準知道的只是一個信念,就是‘中國不亡’,其余的一切也就是身外事了”。這封信寫于病后。她在一星期內接連吐血四次。盡管拖著病體,她仍不忘用“中國不亡”鼓舞自己,同時也寬慰友人。而在《默廬試筆》的結尾,她一改前文的憤懣頹唐,用激昂的文字宣告:“我要掮著這方旗幟,來招集一星星的尊嚴美麗的靈魂,殺入那美麗尊嚴的軀殼!”整篇文章先抑后揚,讓最后這句充滿戰斗性的宣言極具感染力,那是一種懷抱希望,并為之斗爭的力量,就像春光常在的昆明,“今天不好,總有明天可以盼望”。
除了勝利的信念,還有冰心作品中一以貫之的主題——母愛。在同一封信里,她寫道:“小孩子們無憂無愁的,叫人看了又高興,又似乎有點難過。”作為一位母親,她高興的是童心未被戰火吞噬,難過于孩子們將會面對怎樣的世界。在致叔昭的信里,她寫得更具體:“二妹是像一只扯著滿帆的船,到處駛,到處觸礁,可是一天總是笑嘻嘻的,亂離時代,小孩子是個累贅,也有時是安慰,凡事都有兩方面,是不是?”在天真無邪的孩童眼中,就連敵機都是“帶響弓的鴿子”,他們的驚惶能輕而易舉地被大人們善意的謊言揭過,所以即便預感“我們這一輩人都不會活到老年”,冰心卻更堅定:“為孩子們打出一個更光明的國家。”
默廬不僅是冰心一家的寓所,還是大后方知識分子雅集的據點。冰心曾生動地記錄下迎接客人時的有趣畫面:“孩子們和我就都走到城樓上去等候文藻和他帶來的客人。只要聽到山路上的得得馬蹄聲,孩子們就齊聲地喊:‘來將通名!’一聽到‘吾乃北平羅常培是也’,孩子們就都拍手歡呼起來。”除了羅常培,冰心一家與費孝通、楊振聲、鄭天挺、沈從文等也時有往來。
在《擺龍門陣——從昆明到重慶》里,冰心興味盎然地刻畫了這群南渡的“窮教授”:“他們自比為落難的公子,曾給自己刻上一顆‘小姐贈金’的圖章。他們是抗戰建國期中最結實最沉默最中堅的分子。”此時的昆明群星薈萃,大批從北平南下的知識分子在這里“抵掌論天下事,對于抗戰有信念,對于戰后的回到北平,也有相當的把握”。他們著“一件破藍布大褂,昂然上課,一點不損教授的尊嚴”,用幽默對抗轟炸,給防空壕門口貼上“見機而作,入土為安”的春聯。他們“窮而不酸”,堅守著戰火中中國知識分子的風骨。
《詩經》有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原意是表達女子和心上人重逢時的喜悅心情,后世則用來比喻君子在亂世中持守節操、不廢吟詠。彼時的中國風雨飄搖,偏居西南的眾多知識分子卻依然筆耕不輟、身體力行、守望相助,竭力在黑暗中發出聲音,試圖撼動這個龐大的世界。冰心在書信中寫道:“我長記得西廂一節‘有一日柳遮花映霧障靄屏……’那種躊躇志滿之狀,我們也只可以那種境界為想象中之目的地而前進了。”這番話是他們共同的思想寫照,懷著金甌無缺的信念,想象著勝利后的日子,然后埋頭苦干。就此而言,默廬聚會更像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精神交往的縮影,“風雨如晦”是現實背景,“雞鳴不已”則是他們的應對方式。
《默廬試筆》中的一句話或許可以看作冰心對那段歲月最真誠的總結:“我的心靈時刻的在自警說:‘不,你不能想,你是不能回去的,除非有那樣的一天!’”所幸,她等到了那一天——在飄揚的旗幟下,她能夠“抖拂身上的怨塵恨土,深深的呼吸一下興奮新鮮的朝氣”。晚年的冰心,曾在1975年6月24日同隨行人員商量,能否順路去呈貢三臺山看看默廬,在那天的日記中她寫到想給三個孩子寫信,“談談自己的萬千感想”,告訴他們“要奔向革命的最前線,比枯守在北京好得多”。這份對子女的殷切寄望,恰好是默廬歲月淬煉出的最樸素的答案。
在寫于1982年的《憶昆明——寄春城的小讀者》中,冰心終于可以拋開北平的影子,用更純粹的目光回望昆明。這座城市此刻在她的筆下擁有了獨立的、無需比附的光彩:“對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我的回憶永遠是絢爛芬芳的!這里:天是蔚藍的,山是碧青的,湖是湛綠的,花是緋紅的。空氣里永遠充滿著活躍的青春氣息。”
(作者系冰心文學館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