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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北大教授秦立彥:我也常常焦慮,但大自然和詩安慰了我

來源:詩刊社(微信公眾號) | 丁鵬  2026年06月24日08:07

這個時代被優(yōu)績主義緊緊裹挾,我們習慣用分數(shù)、頭銜、結果來丈量一個人的價值,仿佛只有一路優(yōu)秀,才算活得值得。

北大副教授、博士生導師秦立彥,曾是黑龍江省高考狀元,從北大出發(fā),赴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獲博士學位后歸國任教,在學術與詩歌之間從容行走。外人看來,她的人生一路開掛。她卻坦言:“我也常常焦慮。”

第42屆青春詩會期間,詩刊社編輯與秦立彥展開深度對話:拆解內(nèi)卷的迷思,分享對抗焦慮的方式,并以詩與自然為引,道出一個人如何在喧囂世界里守住內(nèi)心的秩序與光亮。

秦立彥,詩人,譯者,現(xiàn)任教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美國圣地亞哥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北京大學碩士、學士。出版有詩集《地鐵里的博爾赫斯》《可以幸福的時刻》《各自的世界》《山火》,譯有《濟慈詩全集》《華茲華斯敘事詩選》《我孤獨地漫游,如一朵云——華茲華斯抒情詩選》等,并有學術專著《理想世界及其裂隙——華茲華斯敘事詩研究》等。曾獲人民文學獎、丁玲文學獎、李白詩歌獎。

丁鵬:您曾是黑龍江省高考狀元,一路走到北京大學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人這一生,是不是必須一直優(yōu)秀,才算活得有價值?

秦立彥

當前的優(yōu)績主義非常強勢,它要求人必須優(yōu)秀,于是大家開始“內(nèi)卷”。仿佛不優(yōu)秀就沒有價值。現(xiàn)如今外在的評價標準非常單一——有名有利。但我們也看到,很多真正有錢或有名的人,名利沒有解決他們的根本問題,也未能消除他們內(nèi)心最深層的焦慮,甚至帶來了新的困擾。真的應該成為他們那樣的人嗎?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自己快不快樂、有沒有實現(xiàn)自我,只有自己最清楚。所以,我認為最值得的人生,是把有限的時間投入自己最熱愛的事情中去。這自然會帶給你價值感。你在其中獲得的快樂,已經(jīng)遠遠超過了一切。

丁鵬:現(xiàn)在很多年輕人容易陷入焦慮、迷茫、自我否定,您自己對抗焦慮的方式是什么?

秦立彥

當代青年的焦慮,我也深有感受。我也常常焦慮,但不會一直陷在里面。我找到了一點辦法:大自然和詩。這兩樣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只要能讀文字,就能從詩中得到安慰。中國的詩,例如杜甫、李白的詩,尤其能給人安慰。大自然更是如此,哪怕在城市里,出門也能看見草木。草木萌發(fā),朝氣蓬勃,一切都在生長,就給人以希望。焦慮時,我會去湖邊走走,放空自己。讀詩也是把自己從小我中抽離,看到別人,自己的負擔就變輕了。當然,痛苦和焦慮是人生不可避免的部分,也是學習和成長的途徑——它們會讓你知道人生是什么。

丁鵬:對很多普通人而言,詩歌遙遠又無用。一個不寫詩的人,為什么依然需要詩?

秦立彥

對普通人來說,詩好像變得無用。大家理解的“用”往往是切近的、立即可見的。但人有很多深層需求,那才是大用。詩貌似短期內(nèi)無用、對物質無用、對一頓飯無用,卻對心靈有用。所以詩是一種恒久的大用,它給人的腳下以根基。有了這樣的根基,你走到哪里都不會覺得漂泊。人人讀點詩都有用:它能讓人安靜,讓人體會到自己與世界上所有人、甚至與唐朝的古人都相通共鳴。通過詩人的指引——比如杜甫教我們?nèi)タ椿ú荨⒖春⒆印⒖词郎贤纯嗟娜藗儭@本身就是一種修養(yǎng)的練習,對每個人都是有用的。

丁鵬:如果要為深陷內(nèi)耗的人推薦一首“精神解藥”般的詩,您會選哪一首?您覺得詩歌到底能不能治愈一個人?

秦立彥

推薦一首詩,米沃什的《禮物》。很短的篇幅,卻把一種極具安慰性的力量放在了一首詩里。詩歌究竟能不能治愈人?首先得看是什么詩。我自己是把詩歌當作一個安慰的空間,所以愛看那些能給我安慰的詩。中國古詩基本都有這種作用,不會走向極端。杜甫在特別困頓的時候,還寫“不敢廢詩篇”——他寫詩不是為了名利,而是一種自我修養(yǎng)的功夫。在詩的節(jié)制和創(chuàng)造中,他把人生經(jīng)歷進行了轉化。他老了還寫“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承擔痛苦的方式才是最重要的。治愈不是一勞永逸的,不是一句話就永遠治愈了你。它需要反復,不是喝一口泉水就永遠解渴。治愈是一個持續(xù)的過程,一種習慣。

禮物

米沃什

如此幸福的一天。

霧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園里干活。

蜂鳥停在忍冬花上。

這世上沒有一樣東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沒有一個人值得我羨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記。

想到故我今我同為一個并不使我難為情。

在我身上沒有痛苦。

直起腰來,我望見藍色的大海和帆影。

(西川 譯)

丁鵬:從政治學轉到文學,從北大求學到美國讀博再回北大任教,這一路兜兜轉轉,哪一個瞬間讓您確定:詩歌是這輩子最不想放棄的?

秦立彥

你問我是哪一瞬間覺得詩歌最不能放棄?其實沒有這樣一個具體瞬間。因為我從未真正放棄過詩歌。從小就喜歡,上大學后也在寫,但總覺得寫詩之余還該做點別的。嘗試了很多方向,后來發(fā)現(xiàn),如果做的事離詩歌太遠,就會感到難受和別扭。考英語系是一個重大轉折。之前學政治學,我發(fā)現(xiàn)自己不適合。如果再繼續(xù)下去,人生道路就確定了。于是我轉向了靠近本心和本性的方向。之后做學術、上課,但一直在寫詩。漸漸地,寫詩、讀詩、譯詩——所有與詩歌相關的事變成了我最重要的工作。起初生活和工作是分開的,詩歌是我的自留地;后來這片自留地變成了工作,工作也變成了生活。終于合一了,再也不用談什么平衡,因為它們本來就是同一個。

丁鵬:您既做學術、教書、又寫詩、譯詩,如何平衡這些身份?

秦立彥

做學術和寫詩之間確實存在一些矛盾。不過,這次青春詩會中也有理工科背景的年輕詩人,他們也能從工作中獲得靈感,可見矛盾并非絕對。詩人也需要某種社會身份——杜甫、李白也都曾想從政,不可能閉門造車。工作其實是詩人與世界聯(lián)系的通道,是觀察和體會世界的一個角度,不能單純視作負擔。先前,我常覺得學術與詩歌之間有些沖突:一邊是邏輯化的學術論文,一邊是非理性的詩意書寫。如今,我教文學(包括詩)、翻譯詩歌、寫詩,希望論文也能與詩相關,于是便不那么割裂了。

丁鵬:很多人用“溫柔”“細膩”“治愈”來評價您的詩歌,您會刻意強化某種女性特質嗎?您覺得性別在詩歌里到底重不重要?

秦立彥

女性身份在寫作中是否重要?需不需要刻意強調?我自己寫詩的時候,并沒有特別強烈的性別意識——我寫詩時,更多是從“人”的角度出發(fā)。但事實上,作為女性的身份確實會影響自己的聲音。比如在網(wǎng)絡上,女性的聲音可能會相對柔和一些;在日常生活中,面對某些問題,女性可能更傾向于不那么對抗。然而,女性聲音也不能被簡單定義。像李清照,她既能寫出“天接云濤連曉霧”這樣氣勢開闊的詞句,也能寫出“生當作人杰”那樣雄壯的詩。所以,不能把女性的聲音完全歸結為柔和或某種固定模式。那些只是傳統(tǒng)的看法,并非女性聲音本該如此或只能如此。

丁鵬:您的詩溫和、克制、有秩序,這是不是您對抗內(nèi)心動蕩的一種方式?

秦立彥

克制和有秩序是中國美學的一個特點,即“溫柔敦厚”——寬宏大度,不走向極端。這或許是一切詩歌的特點。詩歌本身就是一種節(jié)制的訓練。中國詩尤其如此。詩是一種發(fā)現(xiàn),通過詩去發(fā)現(xiàn),你的眼睛就會對明亮的部分更加適應。雖然黑暗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但寫黑暗不是為了永遠待在黑暗里,而是為了找到一條通道,哪怕是一條隧道,隧道盡頭就有光明。所以,克制和有秩序對心靈也是一種很有用的訓練——當一個人覺得這首詩是有秩序的,他也會覺得世界相對是有那么一點秩序的。

丁鵬:從北大學生到北大教師,三十載燕園時光,是如何悄悄變成了您詩歌里的“安靜力量“?

秦立彥

北大的自然環(huán)境對我影響尤其重要。從本科到現(xiàn)在,我對北大的熱愛與日俱增,尤其是未名湖邊的一草一木。走在湖邊就有一種寧靜的感覺。車少了,沒那么吵了,心就靜下來了。北大不僅草木茂盛,人的環(huán)境也相對平等、舒展、安靜。比如在中文系,同事之間相對舒展、平等,內(nèi)卷不嚴重,挺舒適的。現(xiàn)在自己當老師了,上課時看到那么多孩子,年輕的面孔,朝氣蓬勃的樣子,想到他們尚未確定的、正在塑造中的未來,那種無限可能性,心里有些惶恐。后來又看到他們畢業(yè)后的成長,感到一種安慰——好像自己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起了那么一點點作用的話,還挺欣慰的。

丁鵬:很多人都想成為“大詩人”,寫“大詩”,您認為“大詩人”和“小詩人”,“大詩”和“小詩”最大的區(qū)別是什么?

秦立彥

關于大詩和小詩,首先,大詩人不一定要寫長詩。狄金森只寫短詩,絲毫不妨礙她成為大師。大詩人與篇幅長短、作品數(shù)量無關。以杜甫為例,大詩人的心胸要大,心中不只裝著自己,還裝著世人、天下、草木、江山。他關切的問題,是人之為人的根本。20世紀,中國古詩在西方流行起來,米沃什從白居易身上找到了強烈的共鳴。這說明中國古詩關切的問題——人心、日常生活、人與世界、自然、生死——不會改變。能寫透這些的,大概就是大詩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