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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性情與才華——追憶吳興文在啟真館的四年
來源:澎湃新聞 | 王志毅  2026年06月23日07:50

我與吳興文先生的第一次相識是在2009年,由當時也在啟真館工作的羅人智先生出面邀請,地點是北三環的浙江大廈。初次見面,我便領教了吳先生的獨特語言和酒興。雖是初識,他卻毫不客氣,指點出版界的江山,并一連喝了三瓶紹興黃酒。

此后,他陸續幫助啟真館策劃了一些選題,包括他的藏書家好友袁芳榮的《古書犀燭記》(3種),以及李霖燦先生的作品等。

2009年之后,俞曉群先生至北京擔任海豚出版社社長,常邀一干朋友們相聚,我與吳興文也就多了一些見面的機會。

在那個時候,他與國內不少出版社往來頻繁,請他策劃圖書的機構自然不在少數,我與他只是每年碰上幾面,工作上的聯系并不算多。他倒是頗為熱情,有機會便為我介紹各界好友,特別是因他而結識了當時已經擔任深圳《晶報》總編輯,人稱“大俠”的胡洪俠。他在向我第一次提到胡洪俠這個名字時,似有深意地評點了兩句,大意為,“這個人雖為領導,但還是不錯的”。屈指算來,我與大俠也已結識十五年了。

轉眼到2018年,他突然邀我一談,表示愿意到啟真館工作。能請到他來策劃選題當然是求之不得,但當時公司經營亦不算太良好,我擔心待遇方面不足以滿足他的要求。在我委婉提出這一點之后,他并不介意,表示可以按我的想法處理。這一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現在想來,他輾轉于各個出版機構之間,所求倒未必是待遇,更多的還是一種尊重。

在赴啟真館工作的前一年,他已經親自安排我和同事參訪臺北的出版機構。在他的組織下,我們短短兩三天內便與傅月庵、林漢章、戴莉珍等臺灣書界同仁相聚,還拜訪了臺灣萬卷樓出版公司,體會了彼岸出版機構的驚人工作效率。

2017年12月,訪問臺北,左一為吳興文,左二為傅月庵

興文先生于2018年11月正式來到啟真館,擔任特約出版顧問一職。甫一“入職”,他便策劃了“三味書屋”叢書。當月,他約請了四位作者——謝其章、趙國忠、柯衛東、胡桂林——相聚于東城區翠花胡同的悅仙美食餐廳,據言該餐廳的總店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第一家個體餐館。他與這四人都是老友,很快便商定了叢書第一輯的出版方案。

相隔一年多,“三味書屋”的第一輯于2020年陸續出版,分別是《故書瑣話》(趙國忠)、《迤邐集》(柯衛東)、《書窗風景》(謝其章)和《書情舊夢錄》(胡桂林)。

書話類讀物的市場本不算大,但這四種書在讀者中的反響尚算不錯。他接著便開始策劃叢書的第二輯,所列作者同樣都是他的多年好友,包括瓦當的《也是人間小團圓》,簡平的《好書不已》,劉檸的《書里畫外》等。有些書稿,由于到稿時間較晚,如顧犇先生的《書蠹卅載》和陳子善教授的《在文學史深處打撈》,出版時已經是2023年以后了,他并未見到最終的成書。聊可告慰的是,他的好友劉檸已經開始了叢書第三輯的策劃,只要啟真館尚存,這套書應能不斷繼續下去。

要論他在啟真館所策劃的最有特色的一套書,還要屬作為插圖版文學經典的“照亮經典”叢書了。這套書由吳先生選定譯文和插圖,并以布面精裝全彩的形式制作,在當時的市場還頗有新意。第一輯出版三種,《浮士德》、《惡之花》和《拉封丹寓言》,于2020和2021年分別出版,前兩種很快便加印,可以說叫好又叫座。

吳興文還慷慨地拿出他的藏書票,供公司使用。“三味書屋”叢書第一輯封面上的藏書票均由他提供,啟真館的藏書票文創品也多經他的指點。至今,他還為我們留下了一些尚未公開使用過的藏書票,我想如能精選一些,做成一個小冊子,應該是對他很好的紀念。

吳興文所參與設計的藏書票文創品

不過于我而言,對吳興文最大的懷念,還在于能不時與他及朋友們一起同聚。每次有單位活動,興文先生自然會到場同歡;每年到郊區小住時,也少不了他的身影,雖有時免不了酒后失態,但時過境遷,卻是珍貴的回憶。

就我記憶中印象較為深刻的,有2019年1月,單位組織團建,同事們一起在廣西陽朔徒步、攀巖。當時的他體力尚可,能走完十公里而并不覺太吃力,晚上還能喝一杯當地的竹筒酒。同年5月,同事們相約參加了昌平十三陵的半馬比賽,這對于年過60的吳興文當然是不可為之事,但賽后的小聚,他還是興致勃勃地參加了。

2021年,攝于河北張家口

至于和老朋友們的相會,更是一件幸事。興文先生雖然偶爾放浪形骸,卻自有分寸。除了與俞曉群社長仍時有聚談之外,每年他與顧犇、張冠生等各位師友也總會見上幾面。還記得他過世之后不久,在一次小規模活動上,在場的張冠生老師突然說,“應該留出一張椅子,給興文兄”,追念之情,溢于言表。

啟真館期間,興文先生在策劃出版之余,還參加了不少學術文化活動。2019年3月16日,因《畢加索傳》的出版,我們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組織了研讀會,興文先生應邀參加,并以自己收藏的畢加索藏書票為例,談了一些對當代西方藝術的體會。

同一年,我們為沈昌文先生出版了《八八沈公》一書。借此機會,策劃方草鷺文化安排了一個新書出版及沈公88周歲的祝壽活動。我與興文先生一起到上海與師友們相見,他在現場作了很認真的發言,追憶了他與沈公之間的長年交誼。活動結束之后,我們又趕往煙臺,與當時已經在魯東大學工作的瓦當兄相聚,并趁機拜訪了當地的璜山書院,參觀了書院主人的藏書。

2020年11月14日,我們與湖北大學哲學學院合辦了“第九屆啟蒙運動思想學術研討會”,興文兄亦一同參會。那次會議也在場的華師大應奇教授在后來的追憶文章中評價道,“興文先生則幾乎是另一個極端,其沉靜和優雅是到了可以讓人忽略其存在的程度的”。

對和吳興文相熟已久的我來說,這樣的評價是個不小的觸動,讓我意識到,其實他在公共場合還有敏感與沉默的一面,而那一面或許才是更深沉的自我。

2020年第九屆啟蒙運動思想學術研討會,第二排右六為吳興文

啟真館在微信公眾號上有一個“啟真薦書”的欄目,邀請學者和讀書人推薦自己所喜歡的圖書,不限新舊和出版地。他不僅自己撰稿,還約請了不少好朋友參與此事。“啟真薦書”至今已刊出50余位作者的稿件,反響良好,其中亦有興文先生的一份功勞。

總的來說,這似乎是他晚年較為愉快的一段時光,身體和精神都還不錯。

2021年下半年的一天,吳興文突然打電話給我,但在嘈雜的背景聲下,一時不太明白他在說什么。聽了一會我才了解到,他在去地鐵的路上摔倒了,坐在路邊。我急忙和同事趕過去,到了現場一看,他正坐在工作人員的椅子上,倒是沒有受傷,但似乎一時也站不起來。我們趕緊把他扶起來,送回家中。

從此以后,他的身體機能便明顯下滑,走起路來不穩定,時常跌跌撞撞,講話也越來越缺乏條理,往往語不達意。同事多次勸他去醫院,但他一直相當固執,不愿意去接受診斷。

興文先生的醫保一直在臺北,以往他每年都要回家兩趟,回去時會順便到醫院做體檢及看病。但那幾年,直飛航班大量減少,且往來都要在賓館隔離一段時間,因此他一直沒有回去,這也是延誤治療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了保障安全,此后參加相關活動時,基本都由我開車接送他。在活動上,他還是時有精彩發言,但在表達和語速上已經大不如前。

2022年是啟真館成立15周年,當年安排了幾個相關活動。吳興文先生亦參加了7月在北京所辦的小型研討會。會后小聚,他拿出自己所藏的小瓶裝五糧液與大家共享,不過他本人已經不怎么喝了。

2022年7月,啟真館成立十五周年紀念活動,兩個月后,他便離開北京,回到臺北

那一段時間,北京的防疫政策稍有放松。我便勸他回臺北調養,并把病情好好診斷一下。興文已經住慣了北京,對此其實有所抗拒。不過在一段時間的考慮后,他還是同意了。

他自己當然也意識到,回臺北之后便很難再回來了。回去之前,他把自己在北京的圖書和收藏都處理掉,所租房子也退掉,只在啟真館留下了少量工作用書,至今仍放在他曾經用過的書柜上。

2022年9月28日早上,他乘國航CA185航班回臺北。當時對岸的防疫政策還相當嚴格,回去的人必須先在防疫酒店住滿一星期。我為他訂了臺北士林星美商旅,離他家不是很遠,相對方便一些。

回臺北以后,我們有時還會在微信上聊幾句。進入2023年,我便很少再聽到他的消息了。

2023年6月19日,突然有不少朋友以各種形式詢問我,是否知道吳興文先生去世之事。初聞此事,我還是相當驚訝,盡管他在北京時的身體狀況已經不理想,但顯然遠未糟到這個程度。

很快,深圳《晶報》的編輯便通過微信采訪了我。當時已近端午,我與同事相約在內蒙古的草原度過佳節。還記得那天通往內蒙的高速公路上,大雨磅礴,我在車內逐段回答編輯的提問。

當時,我也想寫一篇文章來紀念他,思考多時卻無法下筆,不知從何說起,只得作罷。兩年多后,因胡洪俠的提議,為他出一本紀念文集,并邀我共同主編此書及寫一篇紀念文章,我才開始重新整理與他的交誼,歷歷往事又逐漸浮于眼前。

吳興文在生活上相當簡樸,平時只吃簡單的外賣,穿著上同樣不講究,長年用一臺老舊手機,所存積蓄多半用來買書和進行收藏。晚年他相當大的一個興趣就是去舊書網競拍喜歡的二手書,為此還常常熬夜,晨昏顛倒。這對不事收藏的我有點難以理解,因為那些競拍而得的書通常他也不怎么閱讀。對他來說,這更多的是一種消磨時間的習慣和寄托。

他原本獨自租住在西城區的一個老舊小區內,環境并不理想。轉職到啟真館之后,同事幫他在昌平區回龍觀找了一個地方,房子面積不大,也就是個大開間,但房齡較新,視野開闊,且離公司不過幾站地鐵的距離。他對此還算滿意,度過了在北京的最后幾年。

搬到新小區后,因與我家離得很近,每隔一段時間,我們總有機會小聚。相熟了之后,我才覺得他為人雖傲氣,卻確為真性情。他為兩岸出版交流所做的工作,承先啟后,不應被后來者遺忘。不過出版于他只是謀生的小道,恐怕他自己并沒有太放在心上。

在藏書票方面,吳興文確實研究頗深。他對所收的藏書票,往往要考核其來歷,分析其內容,并加以整理和注解。也正是借此,他對西方的文化與藝術史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只不過他并非學院式的人才,所寫文章并不成系統,不容易發現其中的價值。來啟真館后,他有再寫一部藏書票史的計劃,并與啟真館簽訂了合約,但最終并未正式動筆,這是最可遺憾之事。

半因性情,半因才華,他在與人交往時會流露出高傲的一面,有時又有恃才之處,也許會讓對方難以接受。還記得謝其章兄曾托興文送我一本他所寫的新書,上面還有題款。興文回到家大約便將書束之高閣,并將這事忘得一干二凈。大約一年半后,興文不知何故又發現了此書,才轉付于我,可見他為人之不拘小節。

真性情而有才華之人,通常最后還是會得到他人的理解。雖然對他來說,別人是否理解,也不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