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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作為好運和幸福之物
來源:《文藝爭鳴》 | 敬文東  2026年06月23日21:41

一、語言即善好

也許是好奇心所致,人類歷史上出現過很多種語言起源論。它們中的每一種都很有趣,很富有靈感,也很有想象力。凡不可思議之事(比如人和語言從哪里來),總能不可思議地在有心人那里撩撥起不可思議的熱情,不可思議的想象力。但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種語言起源論得到過驗證,受到過公認。證實與證偽都不曾發(fā)生。這種境況引發(fā)的直接后果是:一百多年來,關于語言起源的所有學術論文都被全地球的語言學刊物公然拒絕。語言到底以怎樣的方式來到世上,究竟以何種途徑從某個特殊的母體——假如這個母體當真存在——探出頭來,至今仍是一道謎題。

亨利·福西永經過深入研究,方才下結論說:行動與言語,手勢和語聲,在其源頭處是統一的,是一致的。趙汀陽從純粹邏輯學的角度認為,作為一種信號性的語言(比如綠燈行,紅燈停),手勢語的語法形式是“a代表b”,邏輯形式是“a是b”。語法形式和邏輯形式強調的,都是必然性。作為人類前語言最重要的表現形式之一,初民們普遍使用的手勢語確實很重要。但有足夠多,也足夠強勁的證據表明:手勢語的功能在語言起源問題上被過度夸大了。手是一種天生向外的矢量。即使手處于防守性的回縮狀態(tài)甚或坍塌狀態(tài)時,也不影響它的矢量特性。手的如許特征,令所有的人類學家印象深刻。但這并不妨礙一個基本事實:手勢語更多地存乎于生理學或生物學的勢力范圍之內。手從爬行的四肢中一旦解放出來,就立馬擁有傳情達意的能力。動物行為學認為,大猩猩也會給同類打手勢,同樣能起到交流的作用,同樣有效。如此說來,哲學家們將諸如語言起源之類的原初問題稱作“起源的謬誤”,并非全無道理。愛德華·薩義德竟然直接將所有型號的起源論,定性為“神學的”。在此,“神學的”并無褒貶意味,頂多是在陳述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謬誤”意味著追逐起源問題,大有荒腔走板之架勢;“神學的”則意味著起源問題歸屬于形而上學的領域。

所有的學界人士都清楚一個事實:形而上學被現代西方哲學的各個分舵——類似于金庸的武俠小說推舉的三十六洞、七十二島——視為死敵,欲除之而后快。如此說來,語言起源論因其“神學”和“謬誤”特性理應被懸置,事實上至今依然被懸置。

語言的起源問題既然被掛了起來,就得補償性地開啟另一個思路。好在有一點還是可以預先肯定的:無論哪種語言起源論,都提前暗含了一個美好的結論。這個結論是:對語言來說,它的面世是一件值得它慶幸的事情。畢竟不是隨便哪一種被捏造、被肆意構想出來的東西,都有在現實世界上誕生的好機會(比如方的圓、飛馬、孫悟空)。更何況自語言被出生的那一刻起,語言就被自動地賦予了生命。眾所周知,F.索緒爾對語言有機論持拒斥態(tài)度,就像埃德蒙·胡塞爾倡導的現象學拒絕心理主義。但在某些尊貴的場合,語言有機論仍然大有市場。從語用學的角度看,語言的生命并不單單歸屬于語言,同時(甚或在大多數時刻)歸屬于語言的使用者。正是這一點,構成了語言的非凡、卓越之處:語言只有被使用時,才成為活物或活體,才成就其自身。唯有被語言的使用者隨身攜帶,語言才有機會來到它獨有的現場,登上它獨享的舞臺。F.索緒爾深信不疑的一個語言學原則或信條是:與作為活體的言語配對的語言,只是一套雖刻板但極為合理甚至完美的規(guī)則,卻不能被稱作活體。F.索緒爾的學生阿爾伯特·薛施藹(Albert Sechehaye)在這個問題上堪稱一語破的:言語只是語言的某種形式的活動,只是語言的某種特定的功能。對此,羅曼·雅各布遜有一個心悅誠服的評論:“這一定義令人欽佩?!币?guī)則是規(guī)則,活體是活體,兩者不容混淆。中國的古賢哲們大都傾向于相信:道生于行,在于行,成于行。F.索緒爾也會默認:規(guī)則生于活體,在于活體,成于活體。如果不是這樣,規(guī)則又能在何處顯靈呢?看不見的規(guī)則只有被使用時,才會像西奈山上(HarSinai)的神向摩西顯靈那樣,證明自己終歸是存在的。雖然神依然無法被摩西一睹真容,但摩西終于知道他的神不再是抽象之物,不是出埃及前風聞的那個傳說中的神祇。

語言的非凡、卓越之處,正是語言的幸運之所在。自柏拉圖以來,西方思想界便固執(zhí)地認為,書寫出來的文字是不可靠的傳播媒介,只有脫口而出的話語才像透明的玻璃,讓人清楚地看到說話者的真實意思。但那是因為語言只有發(fā)出聲音時,才是在場的,才配稱作活體。唯有活體能帶出規(guī)則,讓規(guī)則顯靈。規(guī)則被活體攜帶而在場卻隱身,而隱身卻在場。保羅·紐曼推測過,人類說出的第一個語詞極有可能是負面的,更有可能是否定性的。和保羅·紐曼的謹慎和小心翼翼比起來,讓-雅克·盧梭的想象力顯得足夠生猛和蠻霸:初民們不可遏制的、意欲表達的激情,導致了語言的誕生。這種種或荒謬的謠傳,或離譜的小道消息,絲毫不影響如下事實的堅實存在:語言在其起源處被命運所祝福。無論哪種版本或型號的語言起源論都既不會傷害這個結論,又沒有本事抵御這股來自命運的力道。這就是那個新思路,那個必須補償性地開啟的新途徑。

對人類來說,語言的重要性和致命性更加不言而喻。面對語言,人類唯有慶幸、慶幸再次慶幸。語言是造物主賜予人類的最珍貴的禮物。許慎說:“賜者,予也。從貝,易聲。”在《說文解字》同一卷距離“賜”字的不遠處,許慎還不動聲色地說起過:“貝者,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比绱苏f來,在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給予方式中(搶劫無疑是最無可奈何、最被動性的給予),唯有賜予最值錢,唯有賜予含金量最高。那實在是一個至善、至美,直至最不可思議的奇跡——至少加斯東·巴什拉樂于如是斷言。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用滿是遺憾的口吻說,奇跡是不會反復出現的。但奇跡只會是或者只能是一次性的嗎?在資深憂郁者索倫·克爾凱郭爾看來,重復,而不是那個珍貴的一次性,在絕大多數時刻屬于現實生活。索倫·克爾凱郭爾認為,重復顯示的,是生存的嚴肅性;渴望重復的人就其嚴肅性而言,乃是成熟的人。重復不可能成為奇跡,正如奇跡排斥瑣碎、不純的日常生活。不會有人變態(tài)到這般境地:把日復一日不斷重復的日常生活,認作自己生命中甘之如飴的奇跡。

關于語言之于人的重要性,自G.B.維柯以降的人類學另有分教:正是依靠語言而非其他珍貴之物,才讓人類得以與其他所有種類的動物徹底區(qū)分開來。這是幸運中的幸運,這是不可思議中的不可思議,這是奇跡中的奇跡。一如某些智者所說,有了語言,人類確實擁有了最危險的東西。但如果沒有語言呢?人類就無法為萬物命名,無法賦予萬物以人的熱切愿望打底的某種特定的秩序,也就徹底斷送了人與生俱來的符號性把握世界的能力與機會。人的智力將降至猿猴的水準。早期的瓦爾特·本雅明堅定地說:“人的語言存在就是為事物命名?!痹谶@個世界上,從來就不存在沒有語言的文明,猶如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說,不可能設想某種私人語言。沒有語言,當然就沒有人類。這個在“語言轉向”的今天看來更加顯而易見的命題,恒等于如下表述:語言讓某種直立行走、大大方方或大大咧咧露出羞部的牲畜,竟然真的變成了人。成人之后,他們紛紛遮住了自己的私處。最初,他們用伊甸園里的無花果樹葉以遮羞,后來用其他各種材料制造的衣服和褲子,尤其是褲子掩蓋真相,最后到來的是底褲。“老頭兒褲子前面的開口處突然跳出一根長長的金屬棒,這根金屬棒的盡頭站著只瘦弱的小鳥。”——俄羅斯作家丹尼爾·哈爾姆斯半幽默、半調皮地如是說。

基于上述顯而易見的理由,與其說語言之誕生充滿了無從解釋的神秘性(這應當是所有的語言起源論都會遭遇到的鐵門坎和絆馬繩),遠不如干脆把語言說成幸運或者好運導致的結果。這就是語言起源論被掛起來之后,啟用的那個補償性思路的題中應有之義。而這個看起來很玄學、很費解的結論,所需要的證據或論證環(huán)節(jié)反倒簡單至極:既然語言之于人是幸運中的幸運,是奇跡中的奇跡,那語言就一定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件。語言唯有在活體的情況下才有效。因此,語言不是物。它是事件。既然語言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件,那語言的被出生——至少是在語言被出生這個事件上——就一定是幸運中的幸運,奇跡中的奇跡,畢竟天生殘疾的人或物從不鮮見,甚至還出現過超出了人類最大想象力的天閹之輩。此輩類似于麻將中的“天和”。天閹之人也是奇跡中的奇跡,一種反向性的奇跡。趙汀陽很直率地承認,語言和好運結盟。一切屬于人的成就,都必得建基于語言。因此,人類獲得的一切榮耀,就必得被視作語言出生時擁有的那份好運使然。甚至人的創(chuàng)造性、勤勞、果敢、勇氣和善良等難得一見的優(yōu)秀品質,也應當作如是觀。

讓·鮑德里亞說得很有些意味深長:意識,它總是不幸的;分析,按照其定義來看也是很不走運的,因為分析源自批評的幻滅。唯有語言是幸運的,即使它在表示一個沒有幻覺的日子的某個拐彎處,或表示一個沒有期望的世界的某個突然出現的當口。但那依然是因為語言乃好運結出的果子。沒有被出生時坐擁的那份好運,就不存在被使用時獨享的那份有可能——僅僅是有可能——適時而至的好運道。先有被誕生,后有被使用。在另一處,讓·鮑德里亞還特別強調說,唯有誘惑,才是好運的實質。誘惑當然是這樣一種質地特殊的東西:它必須并且只能以其自身的美好獨具迷人的魅力,猶如塞壬讓水手充滿陶醉感地葬身大海的那歌喉,猶如俄耳甫斯勾人魂魄的那琴聲。翁貝托·埃科至少識別出了三種極具誘惑力的事情或東西:“通奸乃是對凡人的誘惑,財富乃是對貪婪的世俗教士的誘惑,知識則是對崇尚求知欲的僧侶的誘惑?!币理n炳哲之見,美生產出的第一件物品只能是誘惑,尤其是誘惑散發(fā)的那股子特殊力量,那縷麝香般令人不飲自醉、猝不及防的神秘氣息。翁貝托·??圃诖税凳镜氖牵浩查_道德—倫理層面的種種因素不談,僅僅就事論事的話,通奸、財富和知識理應享有同等程度的美。蘇珊·桑塔格深信,甚至連得不到回報的愛情也自帶誘惑性。托好運及其誘惑力帶來的洪福:作為不會反復出現的奇跡,語言即善好。但語言也只能是善好,就像上帝只能——或不得不——被迫獨自享用祂的無限性。上帝的無限性反倒反諷性地構成了上帝的有限性或局限性。在這里,正好用得上加斯東·巴什拉送上的祝福之詞:“一切生命在其初生階段都是幸福的。存在從幸福開始?!比绻谩按嬖趶男疫\的出生開始”替換“存在從幸福開始”,就更美妙、更準確,也更符合事情的本來面目。

語言的被誕生出于天時,絕非人謀。時機是天時的精華部分。天時有好有壞,時機卻不言而喻地意味著好時機,就像人們在口語中可以說“修善”,但說“‘修惡’卻不成話”?;蛘撸骸昂谩币恢笔恰皶r機”暗藏的前綴,不必炫富那般刻意而淺薄地經常提及,宛如某個窮人——俗稱“屌絲”,一個讓漢語蒙羞的語詞——在微信朋友圈展示他的美食圖片。詩曰:“評謨定命,遠猶辰告?!贝颂幍摹俺健敝傅木褪菚r機。將“壞”與“時機”連言合稱為“壞時機”,相當于在“負”與“能量”或“增長”之間亂搞拉郎配而成的“負能量”“負增長”,終歸是處心積慮的語言腐敗的結果,至少也是對漢語之本性的蓄意敗壞,甚至謀害。從力量大小的角度著眼,人謀遠小于時機。人謀和時機在力量上不可以道里計。它們之間的關系,猶如嬰兒的手臂之于拳王阿里、兩百公斤的相撲手或普羅米修斯的肱二頭肌。但時機僅僅是喬治·桑塔亞那和趙汀陽所說的“幸運的偶然”嗎?人不過是語言的天選之物和應許之地,頂多是被“六合彩”幸運地砸中了腦袋,不僅不具備必然性,充其量是讓·波德里亞所說的那種“最小概率”的兩兩相遇。語言來到人身上,以人身為棲息地。這看上去也堪稱奇跡,卻頂多只能被視作“幸運的偶然”。這就好比精美的和田玉當然是天地交合孕育的奇跡,但它落入某個維族人的囊中稱不上奇跡,純屬“幸運的偶然”或曰洪福齊天。

時機和條件迥乎其異。時機只有最為恰切的唯一時刻,條件卻有成熟或不成熟的某個待定的瞬間。待定意味著不確定,意味著可能性和多樣性。時機在自足中完善自己,無所用心地等待著專屬于它的唯一時刻,就像野生的花朵在該開放的那刻應時綻放。錢泳談詩時有言:“詩之為道,如草木之花,逢時而開,全是天工,并非人力?!薄疤旃ぁ奔磿r機。錢立群的言下之意是:時機一到,詩自然出現。邵雍說:圣人“時然后言”。“時”即時機。邵康節(jié)的言下之意是:時機一到,圣人自有言說。與時機的特性剛好相左,條件是否成熟,取決于人謀達到了何種火候。人謀是或然的、不自然的,需要蓄意栽培——“蓄意”是其義?!扒 币馕吨罢f時遲,那時快”,不差分毫;“切”意味著準確地“切中”了時間的咽喉要道。咽喉要道代表著時間的唯一性。真正的奇跡是:語言在時機恰切的那一刻——而非條件成熟的某一瞬——突然綻放了。迄今為止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在“突然綻放”這件事情上,《創(chuàng)世記》給出的隱喻最經典,最準確,當然也最有名?!疤煊晁?,鬼夜哭”說的是另一種情況,不必介懷。需要強調的是,此處所說的“突然綻放”并非夸張、不實之詞,并非文學修辭。其間的證據之一是:語言起源的一源論無法被斷然否決,恰似語言起源的多源論不能被貿然坐實。

好運必然性地意味著得時。得時的含義之一是恰切的時機,不是成熟的條件。時機正好不多不少地意味著既不會多一分,又不會少一毫,既不會早一秒,又不會晚一剎那。“剎那”是“秒”的億萬或無窮分之一。內典認為,一彈指有六十剎那,一剎那有九百生滅。得時是“正好”“剛好”和“恰好”的意思,無須“最好”前來捧場?!罢谩薄皠偤谩焙汀扒『谩辈欢嗖簧?,比“最好”夸張的那個“好”還要“好”。得時不等同于桑塔亞那和趙汀陽共同稱道、暗自慶幸的那個“幸運的偶然”,也不等同于碰巧。得時更不是巧合,它反倒必須以排除巧合作為自身存在的重要前提。在創(chuàng)造可能世界——比如小說、詩和戲劇——時,巧合既是慣用又是管用的手法,在中國古典小說和戲劇中很常見,所謂“可見天意有定,如此巧合”;所謂“幻設一事,即有一事之偶同;喬命一名,即有一名之巧合”。巧合在某些特殊或某個特定的時刻,確實擁有一定程度上的本體論地位;在更多的時候,它不過是一種很有用處的修辭手段。從它過于卑微、低下的出身來看,這已經是很令人驚訝、很了不得的事情了。把得時說成“幸運的偶然”、碰巧或巧合,相當于說上帝熱衷于擲骰子。眾所周知,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對上帝擲骰子這件事持否定態(tài)度,馬拉美更愿意說:“骰子一擲,不會改變偶然?!?/p>

一整部《易經》樂于談論的核心話題,就是告誡中國古人該怎樣有分寸地行事才能得時,怎樣得體地做人才會有好運氣。好運和時機有說不盡的關系,最終的結局卻無非是:凡得時之物,盡皆美物。得時意味著最好的完成。最好的完成意味著:它是唯一的結果,卻是最好的結果,不是從所有可能的結果中反復遴選的最佳結果。得時的意思是:沒有最好只有正好、剛好和恰好。這樣說,并不存在邏輯上不周延,或不完備的問題:正因為它是唯一的結果,所以才是最好的結果,只能是最好的結果。這里邊的要點無非是:時機的“恰”“切”特性排斥一切偶然性。沒有了偶然性,也就邏輯性地排除了(而非否定了)可能性,但又和必然性無關。趙汀陽認為,是否定詞既開啟了可能性,又開啟了命運問題。果如是言,支持奇跡出現的“恰”與“切”就是反可能性的。因此,語言的被出生就只能是一次性的?!秳?chuàng)世記》給出的隱喻是:世上只有一種語言,它的誕生只能是一次性的。瓦爾特·本雅明對此有過大膽的猜測。奇跡決不會反復出現。野生的花朵在該開放時無所用心卻又按時開放,此中情形豈能被“偶然”二字輕易打發(fā)?語言應時而生,應時而成。它既是幸運的,又是善好的,也一定是美的——善與好都終極性地指向美,指向誘惑。

不論好運、壞運,都是有條件的。它更愿意將“假如(if)”——而不是人們更喜歡的“但愿”——默認為自己最倚重、最寵幸的語詞,內定為自己的首席語詞臣工。“運氣是有條件的”作為一個命題,唯有“假如”一詞能令其瞬時成真。被人疼惜、讓人悲憫的“但愿”也有祈福的意思,但更多的是祈求,甚至乞求,暗含著一絲卑微的意味。在這里,“假如”只能以低版本、低配置的模樣而現身:那就是“當且僅當(If and only if)”。如果是好運,“假如”就一定會被隱藏起來,它的最佳表述是:事情幸好是這樣的。這個句子可以改寫為:假如事情不是這樣的就糟糕透頂了。如果是壞運,“假如”就一定會被擺在桌面上,它的最佳表述是:假如事情不是這樣的該有多好。但這句話無須改寫。事情到了這般田地,“假如”必須露出它的真面目。“假如”是虛擬的,并且是否定性的。但“假如”并不因此而卑微。它至少和祈求與乞求不搭界。正是因其否定特性,“假如”才有能力表達虛擬的好運。虛擬的好運在心理上,必定是真實存在的好運?!凹偃纭北磉_的是人的愿望。愿望虛擬,卻必然自動成真。愿望在愿望的持有者那里,絕不會是虛假不實之事。某個老光棍想討一個漂亮女人做福晉,這個虛擬的愿望永遠成真,并且必須永遠成真。因此,語言的幸運只能是真實的:它解除了運氣得以存在的所有條件,以至是無條件的。萬物之中每一物的被出生,都需要“假如”加持、鼓勁和助拳。除宇宙的誕生之外,語言是迄今為止唯一不需要“假如”給予幫襯就能被出生的奇跡。這中間的原因僅僅是:語言不是萬物中的任何一物。它超越于萬物之上。它籠罩萬物,它訴說萬事,它甚至愿意訴說自己,卻從不與萬物感同身受。它漠然于萬物。它的出生相當于上帝創(chuàng)世,無須任何條件,僅僅是上帝興之所至。這就是偉大的主教德爾圖良樂于提供給后人的教誨。

二、寫作乃幸運之事

文學是所有寫作形式中最突出、最極端的形式之一。所謂文學,無非是運用作為善好的語言發(fā)明新現實,制造與現實世界相平行的可能世界。無論被創(chuàng)制的可能世界體量大(比如《追憶逝水年華》《紅樓夢》《戰(zhàn)爭與和平》《射雕英雄傳》《比薩詩章》),還是體量?。ū热纭犊滓壹骸贰栋⑷R夫》《傻瓜吉姆佩爾》《爸爸爸》《鏡中》),都必須同等地、無條件地平行于現實世界?,F實世界固然碩大無邊,卻沒有理由用俯視的眼光看待可能世界。中國人民郵政于1980年發(fā)行的生肖猴票固然小之又小,但它作為可能世界必須和現實世界相平行,相頡頏。威廉·布萊克的著名詩句用在這里是合適的:“一粒沙子看出世界,/一朵野花里見天國。/在你掌里盛住無限,/一時間里便是永遠?!保ㄍげ既R克:《天真的預言》,袁可嘉譯)

與耶和華比起來,作家自然是小一號的創(chuàng)世者,無論他是粗壯碩大的但丁、巴爾扎克、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是帶有些許東方神秘主義色彩的蘭陵笑笑生(這個名字本身就很神秘、很搞笑)。作家以及作家的創(chuàng)世行為共同遵循的,是上帝才配擁有的特殊句法(可以將它稱作上帝句法)。但作家并不因此成為僭越者。他們頂多是一些被語言掌控因而掌控了語言進而擁有虛構能力的人,不過是一些樂于講述一個又一個有關故事之為故事的故事的筆耕者(也可以將它稱作鍵盤俠)。上帝句法自它亮相以來,至今未曾有任何變更:“起初,神創(chuàng)造天地……”;“神看著是好的……”;“事就這樣成了……”。上帝句法意味著:文學既不是對現實世界照相式的被動反應,又不是對客觀現實應急式的主動反應。曾經聲名顯赫、一度權傾朝野的現實主義,頂多在比喻性的層面上才會生效。一旦越過比喻性構筑的意義柵欄,“文學概論”或“文藝理論”課堂上曾經被熱切念叨的現實主義就純屬胡說八道,純屬穿鑿附會。這正是米歇爾·福柯特別想說的話:“我們設法憑著使用形象的比喻、隱喻或直喻去說明我們所說的一切,也將是徒勞的;凡它們取得輝煌業(yè)績的地方,并不是由我們的眼睛展開的,而是由句法系統限定的。”眼下這或好或壞或好壞交融的一切,都出自人類特有的句法系統。有何種語言支持的何種句法系統,就水到渠成地擁有何種眼下的這一切?;谙嗤牡览?,上帝句法作為一種特殊的句法系統,只能不多不少地開出我們眼下這個人人熟知的現實世界,剛好、正好又恰好。

維克多·邁爾很坦率地承認:“當一個作家稱他的作品為fiction的時候,他實際上否認了該作品是現實事件和現實人物的直接反映。”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所言不虛:大作家都是超級騙子,其作品與現實毫無關系,卻能以他獨有的句法系統創(chuàng)制一個虛擬的世界。阿多諾很懇切地說起過:“藝術在形式領域是與現實世界相對立的?!备叽笕男蜗蟠_實又高、又大、又全。它被俗稱或戲稱為“高大全”。但那不過是某位用力過猛的作家在亢奮中依據“三突出”的文學理念,蓄意制造的一起文學慘案,但又肯定不能說成冤案。這個人物形象既和現實主義標榜的教義八竿子打不著,又和真實的現實相距甚遠。遠到什么程度呢?遠到了有勞孫悟空連翻好幾個筋斗的地步。從最嚴格的意義上講,文學與現實無干,雖然作家存身于唯一現實世界。此中情形,恰如翁貝托·??扑f的,寫小說直接關系到宇宙學,就像《創(chuàng)世記》里講的故事?;蛘咭蝗绻⒄即赫撌鲞^的,詩人重建家園這件事情本身就意味著創(chuàng)世。因為創(chuàng)世,詩人才得以活在諸神話語的啟示與祝福中,活在創(chuàng)世的神恩之中。西渡解讀駱一禾的詩學理論有很精彩、很獨到的地方。他給出的觀察是,在駱一禾那里,詩歌寫作與上帝創(chuàng)世的行為具有類似的性質,詩的語言乃是從上帝的語言分蘗而來。任何一個站在創(chuàng)世層面發(fā)明可能世界的人,都是自豪的、幸運的,也是幸福的。埃米爾·齊奧朗說得很有意思:“在絕對的虛空中——眼睛會創(chuàng)造牧場,耳朵會創(chuàng)造聲音,嗅覺會創(chuàng)造芳香,觸覺會創(chuàng)造愉悅——愿望在構建一個世界,盡管思想不斷拆穿這個世界的謊言。心靈說:虛空。感覺說:快樂?!倍魉固亍たㄎ鳡枌Υ双I上的贊美之詞是這樣的:“創(chuàng)世的描繪無非是有關光明誕生的故事?!?/p>

亞里士多德一向確信,人的可實踐的最高之善就是幸福。兩千多年后,米歇爾·艾倫·吉萊斯皮為亞氏的結論給出了過于遲到的理由:“最大的善是朝著受阻礙最小的滿足前進?!眮喞锸慷嗟聦π腋5目捶?,與斯威夫特的看法正相反對。斯威夫特說:“幸福就是癡迷于長期受蒙蔽的狀態(tài)?!辈闋査埂だ獱栔院苡姓f服力:如果“正當的概念被善的概念取代了,那么道德理想將不再是命令的(imperative),而是誘人的(attractive)”。“誘人的”在此意味著道德理想本身就是美。這是因為美的第一件產品,是誘惑及其擁有的那股特殊的力道與氣味。喬治·巴塔耶的研究結果足以表明,至少在皮埃爾·波德萊爾看來,否定善就是否定未來至上。趙汀陽說,未來一旦被否定,人類就失去了繼續(xù)存在下去的價值和意義。喬治·斯坦納深信,語言中的將來時態(tài)意味著對死亡的顛覆與解構。中國古人對幸福的看法很具體,也很世俗和務實:長壽、富貴、康寧、好德和善終(“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保?。這個定義看上去是現世的,又相關于未來:善終(“考終命”)就是善好的未來。“考終命”在中國思想傳統的境遇里約等于張載的那句名言:“存,吾順事;歿,吾寧也?!敝袊鴤鹘y思想承認善(“攸好德”)與幸福相關,但“攸好德”頂多是幸福的五要素之一。在中國古人看來,作為珍稀物或奢侈品的至善,甚至不構成幸福得以誕生的必要條件。

語言的誕生,是無條件的好運使然。語言即為善好。它“既能道出灰飛煙滅之物,也能道出虛無縹緲之物”。但作為善好本身的語言卻跟幸福不搭界。語言仰仗它絕無僅有的好運,讓它可以無視幸福,甚至還可以蔑視幸福。如果語言必須關心一點自己的事情,也無非是它在被使用時能否像它在被出生時那樣遭逢好運。中國人的口頭禪或曰自嘲之詞永遠是:“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僅此一句,便能明白一個不無殘酷的人間真相:幸福是有條件的,而且條件還異常嚴苛。中國古人使用的漢語以感嘆為魂,感嘆的主體部分自非哀悲之嘆莫屬。在先秦文獻中,“哀”的本訓是“愛”,“愛”而不得即為“哀”。由此更不難見出“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到底意味著什么。嗚呼!人生實難。噫吁兮!大道多歧。如此這般的言說,遍布中國古代典籍的每一個犄角旮旯,以至于有人將中國古代文學的精神特質界定為抒情傳統。在偌大一個賈府里,生活著中國人民耳熟能詳的四大公主:賈元春、賈迎春、賈探春、賈惜春。分別抽取四人姓名中間那個字組合而成的“元迎探惜”,可在聲音上相諧于令人哀婉的“原應嘆息”,既暗示了四位公主的悲劇命運,卻也正可見出《紅樓夢》對漢語的精準把握與拿捏。與人遭遇到情況很相似,語言獲取幸福的機遇微乎其微,被善待的機會少之又少?!熬蛹s言,小人先言?!睍f話的人,就一定會善好地對待作為善好的語言嗎?《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毛傳認為,“話言”者,“古之善言也。”考諸《毛詩》的整一性語境,“善言”(“話言”)終歸是稀缺之物。網絡時代日趨高仿真的謠言,還有一浪勝過一浪的超級網絡語言暴力,就更不必細說了。如果沒有語言打手們敗壞語言,分析哲學得以出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至少要減半,要打對折。在維特根斯坦看來,甚至連柏拉圖、黑格爾和海德格爾這樣的人,也難逃語言打手或語言縱欲者的指控。

幸福難以被言說,但趙汀陽竟然出人意料地給出了一個與幸福有關的公式(簡稱幸福公式):

幸福只能在這樣一種非常苛刻的情況中產生:行動A所通達的結果C是一種美好的可能生活L1,并且,行動A本身恰好也是一種美好的可能生活L2?!P注行動本身意味著從行動本身看出合目的性,即無論這一行動所指向的結果是否能夠達到,這一行動本身就已經足夠使人幸福,或者說,這一行動必須使該行動本身“內在地”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事情,同時使該行動所指向的那個外在結果成為令人驚喜的額外收獲。如果一個行動本身具有自足的價值,它就具有“自成目的性(autotelicity)”。

作為創(chuàng)世者的作家意欲發(fā)明一個可能世界(美好生活L2),而他通過語言天生擁有的創(chuàng)世能力(行動A),竟然真的發(fā)明了一個可能世界(結果C和美好生活L1)。按照邏輯自洽的幸福公式,作為創(chuàng)世者的作家就是有福之人。但這里得有一個前提:語言在被創(chuàng)世者用于創(chuàng)世時,確實遭逢了好運道。如果模仿加斯東·巴什拉的句式,不妨這么說:吞食語言不為別的,只是為吞食幸福。為寫詩忙碌了一個通宵的海子,有理由在他的詩中這樣寫道:“幸福找到我/幸福說:‘瞧,這個詩人/他比我本人還要幸福’?!保êW樱骸缎腋5囊蝗铡虑锾斓幕ㄩ睒洹罚┘词贡粍?chuàng)制出的某個可能世界因漏風漏雨或相貌不佳,在美學上宣告失敗,也依然相關于幸福。這是因為發(fā)明一個可能世界這件事情本身,就具有強烈的“自成目的性”。創(chuàng)世不僅意味著創(chuàng)世過程和創(chuàng)世者是幸福的,還意味著被發(fā)明的新現實或可能世界也是幸福的,卻不一定非得是完美的或完滿的。當然,新現實或可能世界也無須完美或完滿。幸福的要點落腳于創(chuàng)世,暫時不涉及完美或完滿,盡管它確實一直在渴求完美或完滿。高大泉之為文學慘案,不是語言在浩然那里沒有獲得好運或得到善待,而是浩然在創(chuàng)世的時候用力過猛,心火太旺。

趙汀陽在給出幸福公式后,緊接著下結論說,幸福屬于自己,卻是來自他人的禮物。在這個世界上,大概沒有比給予別人幸福更具有道德光輝的事情了。就此而論,創(chuàng)世者將他創(chuàng)制的可能世界或發(fā)明的新現實作為禮物給予他人(讀者),是極大的功德,是難得的善舉。翁貝托·埃科推測說,如果某個作家無法對未來的讀者說話,那么他必然是絕望的,是不幸的。這種馬失前蹄的情形意味著禮物被拒絕。禮物慘遭拒絕,意味著禮物很不幸地喪失了它的禮物性,會讓創(chuàng)世者大失顏面——比如高大泉的制造者。如今的普通讀者,還有誰記得當年那句戲謔之言——“一個作家八個戲”——所明示的那唯一作家呢?至少在古往今來的許多中國人眼里,丟失顏面向來被視作極其嚴重甚或致命的事情。無數中國人死要面子到了死不要臉的地步。依照同樣的道理,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件堪稱禮物的東西,居然意在誨淫誨盜,旨在傷風敗俗。劉文飛非常敏銳地觀察到,納博科夫既否認《洛麗塔》是不道德的,也否認《洛麗塔》是一部宣揚道德的小說。以劉氏之見,納博科夫最看重的,是作為“美學幸福”而存在的小說。放眼現實世界,你不可能看到任何一個以禮物對待《洛麗塔》的老男人讀了《洛麗塔》誘奸少女,也不可能看到任何一位少女接受了作為禮物的《洛麗塔》樂于被誘奸。

《金瓶梅》是一部嚴肅的文學作品,它開天辟地地生產了一個吵吵鬧鬧、污穢不潔的大集市。從禮物的角度觀察,《金瓶梅》提供的大集市的意義遠甚于《紅樓夢》制造的大觀園。污穢不潔的大集市是大觀園的對立面。大觀園太干凈了?!皟簟笔谴嗳醯?,卻一定是“爭”來的。這樣說,并不意味著算命師和他的拆字法。唯有“爭”才可能出現“凈”,這個隱蔽的思想密布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諸多細節(jié)。屈原說:“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正是其例;《史記·七十列傳》以《伯夷列傳》居首,可謂意味深長;趙翼詩曰:“地為三閭草亦香,”也是此意;“傳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則把“爭”來之“凈”崇高化了。周敦頤的《愛蓮說》,部分性地道出了“凈”之為“爭”的關鍵要領。某些宗教學家甚至極端地認為,被“爭”而來的“凈”正吊詭性地起始于污穢不潔的大雜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正是其例。大觀園潔凈,更傾向于易碎、一閃而過、易于消失,尤其是短命。伊萬·克里瑪才因此而有言:“寫作是一件比我原先想象的復雜得多的事情。這是一種幸運?!痹诖?,“復雜得多的事情”可以被理解為創(chuàng)世不是輕而易舉、不花力氣、不耗費心血的行為。但也正因如此,創(chuàng)世才是一件幸運之事:它無須外力加持而“自成目的性”。

在莫德拉·吉爾伯特與蘇珊·古芭合作而成的一本名著中,有這樣的論斷:“詩人就像是一位稍遜于造物主的神一般,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復雜多變的宇宙的鏡像?!比缜八觯l(fā)明新現實或制造可能世界,是身為作家、詩人者本該認領的天職。詩人和作家必須有如創(chuàng)世那般,炮制一個又一個“復雜多變的宇宙的鏡像”。在可能世界上上演的,一向是有關人類命運的沉重曲目。這些曲目熱衷于展現的,是個體之人和種族之人在時間和空間中到底居于何種位置;這種位置對于個體之人和種族之人在命運的層面上到底意味著什么,究竟有何等深意。李洱在一篇訪談性的文章中說過:“作家被深深攪入了當代生活,被淹沒在普通人的命運之中,以致他感覺不到那是命運,他感覺到的只是日常生活。他的目光是平視的,如果他仰望天空,你會覺得他是翻白眼?!痹谶@短短幾句話中,李洱更愿意暗示的是,被深度卷入當代生活的中國作家要想成為“稍遜于造物主的神”,是一樁極為困難的事體,當代中國作家被幸福包圍的機會尤為渺茫。日常生活具有的引力足夠強大,像黑洞。黑洞一直在致力拉拽作家向下坍塌,再向下坍塌,繼續(xù)向下坍塌。很顯然,尼采的言說頗有預見性:在現代世界中,萬物皆倚賴于他物,哪怕只拔出一根釘子,整棟建筑就會動搖坍塌。從事態(tài)的嚴重程度上看,日常生活之于中國作家遠甚于整棟建筑之于一根釘子。作家自顧不暇、自身難保,命運問題因此很難被作家所覺察,也因此更難喚起作家的好奇心和同情心。作為一個非常顯眼的假動作,作家仰望天空直接等同于翻白眼。天空在作家眼里,不過是日常生活毫無新意的虛幻鏡像,充滿了不斷向下的地心引力。這是作家在現時代遭遇的困境。寫作的困難性甚至寫作的不可能性,并不來自人們過于擔心的AI或DeepSeek,更多地源于這個時代自己為自己制造的那股子下沉性的力量。坍塌終歸是自找的。唯有“自作孽”,方才“不可活”?!疤熳髂酢睆膩聿皇菃栴},至少從來不是大問題。

但事情的另一面恰好是:作家越是面對這樣的困境,越能在困境中堅韌不拔地充當創(chuàng)世者,就毫無疑問地越有福氣。這就叫作喪事喜辦。以至當真把白色的葬禮,辦成了紅色的婚慶。這份難得的福氣不來自辯證法,來自勇氣。瓦爾特·本雅明稱贊荷爾德林說:“他歌頌的是走向這一死亡的勇氣之源泉?!痹谏駥W家保羅·蒂利??磥?,所謂勇氣,無非是不顧非存在構成的巨大威脅而對存在進行大規(guī)模、高強度的自我肯定,無非是主動敞開“存在-本身”的大門,直面非存在為存在實施的威脅。這等樣態(tài)的勇氣至少在比喻和象征的層面上,相當于《孟子》所說的“雖千萬人,我往矣”。當這樣的福分加諸作家之身,文學就可以創(chuàng)制無窮個可能世界。即便如此,卻不能指望文學可以窮盡人類各式各樣的命運,因為在理論上人坐擁無窮種可能性。在無窮個可能世界上上演的無窮種命運曲目有的凄慘,有的尷尬,有的青面獠牙,有的和風細雨,有的是喜劇,有的是悲劇。但無論劇中人的命運如何,都不會影響文學寫作自身的幸福特性,不會影響作家創(chuàng)世時的幸福感、自豪感。

莫德拉·吉爾伯特、蘇珊·古芭在說過上面引用的那句話后,緊接著寫到,作家或詩人之所以要創(chuàng)制那些復雜多變的宇宙鏡像,“實際上似乎想要捕捉住現實的影子”。如果被作家發(fā)明的可能世界愿意,它當然可以反襯現實。它也確實有足夠充分的能力反襯現實。雖然詩一如托多羅夫所說的那樣,通常并不展示外部的真實性;雖然“稍遜于造物主的神”進行的創(chuàng)世活動不一定把“捕捉住現實的影子”視作自己的首要目標,但包括詩在內的所有可能世界事實上既可以影射現實,又有能力影射現實。這是文學之于唯一現實世界的意義之所在。這個意義看似庸俗、平常、毫無新意,甚至貶低了文學的尊嚴,實則無比重大。文學固然致力于創(chuàng)世,但它畢竟存在于、落腳于唯一現實世界。謝默斯·希尼說,詩之所以還有存在的必要,原因就在于它作為禮物能讓詩的讀者“成為敏感的人”。所謂敏感,指的是可能世界成功地影射了現實。所謂影射,就是成功地刺到了現實世界的痛處,搔到了現實世界的癢處,讓現實世界坐臥不安,抓耳撓腮?,F實世界因為文學而有如此這般的反應,剛好印證了讓-安泰爾姆·布里亞-薩瓦蘭那句輕描淡寫的名言:“疼痛作為無所不能的告誡者。”從隱喻的角度看,疼痛一直在“無所不能”地告誡唯一現實世界,以及這個世界上真實存活的每一個子民。正因為如此,克塔維奧·帕斯才說出了那句盡人皆知的話:“詩就是對生活的糾正。”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文學寫作的幸福特性來自對善好之語言的善好運用,和可能世界上偶爾被創(chuàng)制的幸福主題毫不相干。一整部人類文學史可以做證,在可能世界上矢志不渝地虛構災難和不幸的命運,才是文學的常態(tài)或文學真正的志業(yè)。除了“高大全”或類似“高大全”的文學時代,文學不會輕易炮制廉價、虛浮的幸福用以欺世盜名,用以迎合無聊的讀者??唐妫ㄒ嗉醋悦模┲粫恿钊瞬话玻屓烁鼮樾呃㈦y當?;夜媚锏墓适戮哂泻币姷睦庑?,但那更有可能緣于作家的悲憫心失控,同情心爆棚。中國式才子佳人和大團圓是美好愿望的虛假投射,雖然愿望永遠是真實的,雖然愿望總是需要好運的首席語詞臣工——“假如”——作為后援,充當幫手。喬治·巴塔耶說得委實不賴:“文學是本質,否則就不是文學。惡——尖銳形式的惡——是文學的表現;我認為,惡具有最高價值。但這一概念并不否定倫理道德,它要求的是‘高超的道德’?!睘槭裁窗l(fā)生在可能世界上的厄運總是和惡聯系在一起?來自安哥拉的作家——若澤·愛德華多·阿瓜盧薩——部分性地給出了答案:“有些人很早便顯露出招致不幸的天分,厄運像是石刑般每兩天便打擊他們,而他們認命地嘆口氣便吞下了。”雖然這確實是可悲之事,卻到底是躲不掉的實情。讓·鮑德里亞的話更令人驚心動魄。他認為,真相之所以讓人理解并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是因為它來自惡的范疇。人們總以為真相來自啟蒙,來自理性——從歷史來看,這或許是對的,但今天,作為意料之外的事件,真相只能從惡的范疇中得到顯露。讓·鮑德里亞說:“善的所有話語都被雙重性(ambivalence)所破壞。這一點在同愚蠢(bêtise)的關系中特別明顯,是惡的腹語言說力(ventriloquacité)最陰暗但同時也最直接和最集中的表達?!薄皭旱母拐Z言說力”的意思是:惡在更多的時候傾向于用腹語說話。腹語意味著:惡的念頭還處于自我密謀的隱蔽狀態(tài)。惡不想讓其他人窺見自己的真實企圖。惡能聽見它在自己的肚子里說出的每一句話。如果它說的話不小心偶爾泄露出來,那就是真相。因此,真相只能來自惡。心理分析學說對此的看法是:口誤等同于真相。惡的本意是掩蓋真相,真相因此是意料之外的偶然事件。

仿照托爾斯泰的句法,似乎可以這樣說:在可能世界上,好人總是相似的,壞人卻各有各的壞法?!短忑埌瞬俊罚ń鹩怪┲械乃拇髳喝?、《絕代雙嬌》(古龍著)中的七大害人精,在作惡方面?zhèn)€個獨擅勝場。花樣百出的惡棍充斥于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好人在惡棍們面前,總是顯得既缺乏特色,又缺乏力量。人世間的通則是,“惡貫”卻從來沒有“滿盈”之時;即使“滿盈”了,也很難甚至不會得到惡報。此處不妨多說一句。作為一種樣態(tài)特殊的祭祀儀式,“報”最早出現并保留在甲骨文中“報”是中國社會關系極為重要的基礎之一。想一想經常出沒于中國人唇齒之間的“報答”“報償”“報仇”“報應”,便不難明白其間的道理?!皥蟆备鼧酚陲@透某種“不露”——而非“不怒”——“自威”的泛神圣性,卻依然無法讓中國文學作品中的惡棍們低頭、懺悔,更何談去降服其他語種塑造出來的惡人。一如喬治·巴塔耶所言,惡才是文學最重要的主題。制造這等上佳的局面,是作家和詩人的另一個天職之所在。惡是可能世界中的主角,一如它是現實世界上的魁首。需要澄清的是:作家熱衷于創(chuàng)造惡的世界,卻不是為惡而惡。恰恰相反,是為了展示被喬治·巴塔耶稱頌的“高超的道德”。這等情形,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反倒是容易引發(fā)負面情緒的悲劇——而不是喜劇——更能起到凈化心靈的作用。這是另一種面相奇異的以毒攻毒、以暴制暴。偉大的女性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也許比不那么偉大的男性喬治·巴塔耶說得還要好:

如果我要寫作,應該會寫人類在致命痛苦中的命運。所謂痛苦,是關于榮耀、不幸和死亡的痛苦。卑躬屈膝和腐化墮落是可以寬恕的,因為它們是人類命中注定的肉體的一部分,也是人類在塵世中錯誤的存在方式的一部分。如果我要寫作,應該會寫苦難中的快樂,因為面對這個對我來說太復雜的世界,書寫快樂是我的責任。

此處有必要對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的上述之言稍加修訂,以期更合乎實際,以期不辜負這番令人感動的言說:文學通過創(chuàng)世影射現實——不是影射“苦難中的快樂”——而倍感快樂。與其說:書寫快樂是作家的責任;倒不如說:書寫作為創(chuàng)世的具體方式,原本就直接意味著快樂。

加斯東·巴什拉的拳拳善意一直是:“詩歌有一種為它自己所特有的幸福,不論它被用來闡明何種沖突?!币蚪^對好運才誕生的語言如果在被使用時也遭逢好運,那么,建立在這個雙重好運之上的一切樣態(tài)的詩學都應該是幸福詩學。埃米爾·齊奧朗認為,一部作品就是一道傷口,其作用是喚醒讀者,改變他們的生存。幸福詩學卻意味著:一部作品已經是一道愈合的傷口。依靠幸福詩學的力量而非上帝的神跡,布朗寧夫人在癱瘓多年后,才令人驚訝地突然站立起來;多災多難的史鐵生,才能夠頑強地并且懷有希望地繼續(xù)存活,繼續(xù)進行他的創(chuàng)世偉業(yè)。關于史鐵生,孫郁說得特別善解人意:經過一番靈魂的掙扎后,史鐵生的精神時空忽然間變得開闊起來,卻依舊“沒有晴空,沒有朗照”。那僅僅是“微明的晨光,也像昏暗的暮色”。但無需太陽當空、皎月滿天,無需充滿禪意的“月落萬川,處處皆圓”,只要有那一點“微明的晨光”和“昏暗的暮色”就足夠了!——孫郁那篇關于史鐵生的文章的主旨,大率如此。

幸福詩學得以存在,是顯而易見之事,毋須勞煩費正清稱道的形式邏輯。只需要花費費正清瞧不起的一個粗淺比方,就能完成對幸福詩學為何得以存在的嚴密論證:文學作品當然有成有敗,但沒有哪一個作家不是沖著創(chuàng)建完美的可能世界而去(高大泉的炮制者也不例外),這就好比下棋有輸有贏,卻不會有任何一位棋手將輸棋視作自己的目標。當一個作家和詩人善好地運用作為善好的語言,寫作本身就意味著幸運,作家在書房里炮制的桃花源就會作為珍貴的禮物饋贈給整個世界。

三、寫下即永恒

1889年1月初,尼采在給某位朋友的信中寫道:“比起成為上帝,我更愿意在巴塞爾做一名教授。但我還在徘徊猶豫,覺得自己不該如此自私,應當肩負起創(chuàng)世的責任?!蹦岵上霊{一己之力,讓令人酣醉、迷狂的狄奧尼索斯重返歐洲,以圖替換或再造上帝創(chuàng)制的那個世界。在尼采看來,上帝的世界早已死氣沉沉、奄奄一息。和自詡太陽的那個人比起來,希利斯·米勒的言論來得既謙遜,又干脆:文學作為一種虛擬現實,只能是發(fā)明性的或創(chuàng)世性的。因此,唯一現實世界上的種種教條、道德-倫理,以及真實性等諸般標準,原則上不應該見用于可能世界,事實上也很難兼用于被作家發(fā)明的新現實??赡苁澜缁蛐卢F實對此自有主張,也自有分教。孫悟空一個筋斗翻了十萬八千里當然是真的,如果他只翻了區(qū)區(qū)一米,就一定是假的。孫悟空跳不出佛的掌心當然也是真的,雖然如來佛的掌心直徑肯定不到一米。龐大固埃從他母親的耳朵里爬出來當然是真的,如果他被接生婆從他母親的下體處扒拉出來就一定是假的。道德-倫理也將享受同樣的待遇。尼采說得很決絕:“只要我們信仰道德,我們就是在譴責生命。”尼采這句臉色陰沉的話,針對的是唯一現實世界。在他眼中,可能世界就更其如此了。后者正是《悲劇的誕生》最關心的主題之一。武大郎被潘金蓮毒死不是一個道德事件,不應該在讀者那里遭受譴責,它僅僅是為了完成名之為《水滸傳》這個可能世界所需要的那塊磚石,那片泥瓦。丹麥王子的父親被謀害,也應當作如是觀。關羽過五關、斬六將和夜讀《春秋》不值得讀者無條件地贊美,那只是《三國演義》的作者在創(chuàng)世時必經的步驟,將《三國演義》當作貴重禮物接受的人千萬不要就此會錯了意、表錯了情。傻瓜吉姆佩爾那種種卑微的善舉,也應當作如是觀。

皮埃爾·波德萊爾說得非常蠻橫:“真實與詩毫無干系。造成一首詩的魅力、優(yōu)雅和不可抗拒性的一切東西將會剝奪真實的權威和力量?!钡赖?倫理也理應如此。文學的首要目的是創(chuàng)世,并將創(chuàng)世的結果當作禮物送出去,如此而已。和皮埃爾·波德萊爾相比,身為女性的赫塔·米勒反倒顯得更極端。在她看來,同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和在寫作中充當的角色完全不同,前者是真實的,后者是虛構的。赫塔·米勒更愿意相信,一個人在寫作時,就已經不是平日里讀報、購物、逛公園以及與熟人聊天、與陌生人搭訕、乘坐地鐵和從站臺上火車的那個人了。在上述種種情景中,那個人沒有寫作,因而是一個能夠達到自己也能夠估量自己的人。在寫作時,這個人變作了一個無法達到自己的人。寫作中的人是虛構的人,對他自己而言也是虛構的。這就是說,作家不僅以虛構為方式發(fā)明可能世界,連他自己都是虛構的、不真實的。但也正因為如此,在制造可能世界和面對可能世界時,作家才更有可能是最真實的。

旨在發(fā)明新現實的文學意味著某種創(chuàng)世行為的發(fā)生。所謂創(chuàng)世,就是無中生有,也跡近于無事生非。作家的身份打一開始,就必須是并且只能是小一號的創(chuàng)世者。馬拉美曾引用《圣經》的話:“文字是世界?!比~維廉據此認定:“這等于宣說他的工作即是上帝的工作,而篡奪了造物主的位置?!焙账っ桌崭鼉A向于認為,可能世界不在我們的手臂之間,不能觸摸??赡苁澜缭谖覀兊奶栄ㄖg,必須用顱蓋下的大腦去領會。更重要的是,可能世界“清晰地存在于它完美的非現實中,掩蓋著或用其他方式顯現著我們能用手去碰觸的具體的現實”。從創(chuàng)世者說出他的第一句話開始,創(chuàng)世者同時還必定是也必須是挑撥者或離間者。如果上帝不悖論性地創(chuàng)制伊甸園里的長蟲,如果長蟲不聽從上帝的旨意去挑撥亞當、夏娃與上帝的關系,就沒有自亞當、夏娃被放逐以來到而今這般異彩紛呈、復雜紛繁的人間喜劇。巴爾扎克注定找不到用于寫作的素材(此人堅信照相式的現實主義是唯一的創(chuàng)作之道),黑格爾就無法建立他的哲學體系(此人看似復雜的哲學構架需要復雜的現實作為他依葫蘆畫瓢的模板)。如果作家不離間可能世界上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環(huán)境的關系,可能世界就會一片死寂,直至被徹底做掉。語言本身就意味著虛構(最早的虛構方式之一會不會是說謊呢?),虛構則意味著虛構者必須制造變亂——巴別塔是其義。愛德華·薩義德認為,只有虛構可以發(fā)言,可以被書寫。果如是言,就可以斷定:創(chuàng)世行為自語言誕生的那一刻起,越過難以計數的千年萬年依舊神采飛揚,歷久彌新。因此,翁貝托·埃科才會如是說:“人天生就是一個會虛構故事的動物。我從一九七八年三月開始寫(《玫瑰的名字》),被一個源于原始沖動的念頭所驅使:我想毒死一個修士?!睂Π?苼碚f,他的創(chuàng)世工作,《玫瑰的名字》的第一句話,就起始于這個極為邪惡卻極具誘惑力的念頭。但請記住的是:唯有誘惑力,才是美制造出來的第一件物品。

上帝句法有三個要點:首先,啟動創(chuàng)世的行為(“起初,神創(chuàng)造天地……”);接著,所有受造物在神眼里都完美無缺,以此再一次確認神自身的完美和自足(“神看著是好的……”);最后,完成了創(chuàng)世大業(yè)(“事就這樣成了……”)。三個要點既環(huán)環(huán)相扣、步步緊逼,又自然而然,就像野花在該開放時應時綻放,不需要任何額外的條件——神本身就是祂用于創(chuàng)世時最完美、最自足的前提。上帝怎么可能刻意培養(yǎng)條件,以至等待條件成熟時才創(chuàng)世呢?在三個要點中,啟動創(chuàng)世的行為當然最為重要,也最為原初。假如沒有啟動充當宇宙的第一個關鍵動作,世界就不會存在,連荒蕪都說不上。啟動這個動作的無條件性,相當于創(chuàng)世大爆炸的毫無來由性。讓·鮑德里亞早就將“不可思議”作為四字謚號,直接頒發(fā)給了無中生有的創(chuàng)世大爆炸。弗朗西斯·朱利安甚至將那個原初性的“起初,神創(chuàng)造天地……”看作西方思想的第一句話,第一個神秘的箴言。此人還較為夸張地認為,正是這句話——或宇宙的第一個關鍵動作——至少部分性地啟動了有神論的西方歷史,就像中國思想的第一句話——沒有主語的“元亨利貞”——至少部分性地開啟了無神論的中國歷史。

在伯特蘭·羅素眼里,數學和上帝具有同等的力量和分量,或至少具有某種精致的同構性。數學不屬于科學的范疇,但它是科學必須賴以生存的絕對工具,就像人賴以生存的稱手工具是隱喻?;谀撤N特定形式的宇宙而生成的科學——比如現有形態(tài)的化學、物理學和生物學——屬于人類。數學與人類毫不相干,甚至和充滿偶然性的宇宙沒有任何特別的關系。羅素認為,數學不隨宇宙形式的變更而變更。在任何形式的宇宙中,1+1都等于2。宇宙形式一旦變更,DNA、熱力學第二定律、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形象是否還能依然故我,那就是誰也說不準的事情了。有人很善意地調侃過數學,但在如下幽默之言的背后,仍然是對羅素的觀點的高度認可:“數學是最浪漫的,它比這個世界上的任何語言都要煽情:‘9對3說,我除了你,還是你;4對2說,我除了2,還是2;1對0說,我除了你,一切都變得毫無意義;0對1說,我除了你,就只有孤獨的自己。’”喬治·斯坦納和羅素一樣,確信數學有如上帝那般自足和完美,他為數學給出的驚嘆之詞是這樣的:“在數學論文里,通常只有一個生成詞,即最開始的‘令’(let),它授權并啟動符號和圖形之鏈,幾乎可以與《創(chuàng)世記》里那個引發(fā)創(chuàng)世公理的命令式‘要有’(let)相提并論?!笨紤]到數學歸根結底還是人的發(fā)明,let因此讓人有了第二次和上帝平起平坐的機會(第一次機會是人在發(fā)明數學之前就擁有了上帝不會也不配擁有的自殺能力),也讓人居然虛擬性地爬到了造物主的位置。當且僅當這個特定的時刻,人只比造物主矮一頭。這是因為人雖然不像上帝那樣全知全能,畢竟也能像上帝那樣去let,去啟動他的第一句話。所謂第一句話,就是創(chuàng)世句。創(chuàng)世句相當于“創(chuàng)世原音”。對人而言,創(chuàng)世句不僅存在于毫無瑕疵的數學,還存在于志在創(chuàng)世和發(fā)明新現實的文學。在中國古代神話中,也有在功能上類似于let的“令”。

啟動總是和創(chuàng)世聯系在一起。對上帝來說,啟動具有天然的神學色彩。上帝的啟動是第一啟動,但也是最后的啟動。艾薩克·牛頓將它稱作“第一推動力”?!暗谝煌苿恿Α痹陔[喻的層面上,促成了創(chuàng)世大爆炸。正是這個緣故,才讓愛德華·薩義德毫不掩飾地說,起源是神學的、神秘的,而且是有特權的。如前所述,作家是小一號的創(chuàng)世者。他必須使用上帝句法,必須let,才能進行創(chuàng)世活動。作家不得不擁有他的創(chuàng)世句(第一句話或“創(chuàng)世原音”),以便開啟整個可能世界。這和民間笑話中的高潮句所起的作用大異其趣。笑話依據最簡陋、最質樸的敘事尺度,仰仗著最后時刻突然到來的、具有爆破態(tài)勢和轉折功能的高潮句,生產笑聲,以至于“牽動我們面部的顴肌”。但讓人快樂,讓人喜笑顏開的“事就這樣成了”。笑話看上去也需要使用上帝句法。高潮句是笑話敘事的頂點或終端,笑話有意把let放在了尾巴上。從表面上看,這是對let的降級,宛如米哈伊爾·巴赫金所說,物品用來擦屁股,這首先是對它的降格,脫冕,侮慢。但高潮句在開啟快樂人生那方面,卻是創(chuàng)世性的,它貢獻給人世的是功德無量的好禮物。在功能性的層面上,笑話里的高潮句等同于文學里的創(chuàng)世句。

希利斯·米勒斷言過,文學作品的第一句話所能起到的作用,相當于“上帝在《創(chuàng)世記》中‘要有光’的具體、世俗、人性化的版本”。格外值得一提的是:《創(chuàng)世記》很明確地說過,神首先創(chuàng)造的是天地。但也有人敢于冒犯《創(chuàng)世記》獨有的權威,故意和《創(chuàng)世記》抬杠,公然充當“杠精”:只有光,才算得上神創(chuàng)造的第一種存在。此公所持的理由是:天地僅僅是容納萬物的框架,一個容器而已。容器之為物和萬物之為物在“物”的概念上不具有同質性和對等性,無法類比。言歸正傳,接著再說希利斯·米勒。他給出的斷言很準確:同樣是創(chuàng)世,作家的創(chuàng)世行為和數學中的let一樣,并不具備任何神學色彩,它只能是世俗性的。這正是特里·伊格爾頓特別想說的話,文學活動是最跡近于創(chuàng)世的人類行為。實在有必要記住:

文學是人類行為,與神學和超驗無干。同樣是創(chuàng)世句,啟動可能世界的第一句話是世俗的,啟動宇宙的第一句話卻必定是神學的。作家所能做的不過是動員語言說出創(chuàng)世句,進而發(fā)動整個敘事行為以創(chuàng)世。作家有機會享用光,卻沒有能力制造光。光的版權永久性地歸神所有。作家只可以寄希望于自己獲得好運,以便善好地運用語言天生具有的敘事神力。上帝是上帝能夠創(chuàng)世的唯一保障、唯一原因,作家從來不曾享有這等特權。對作家而言,寫作意味著冒險——

文學寫作從第一個字開始,通過和語詞商量,已經把寫作者置入了廣大的虛空之中,置入了漫長的虛無航程之中。一般說來,寫作者往往并不知道自己的最終宿營地在哪里。即使他預先設定了航船的拋錨地,寫作的天然目標、它要求制造出完整世界的內在律令,依然會很不象話地將這個不想被虛構的危險分子,帶向一片片充滿著暗礁的未知領域。他預定的拋錨地經常被證明是錯誤的。要完成對整體世界的構筑,迷路、觸礁、充當沒有“星期五”的魯濱遜甚至是道渴而死化為鄧林的夸父,就是可以想見的命運。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寫作就是哥倫布航海,他以為他到達了印度,可后人很快就會向他喊:喂,哥們兒,那是美洲,你見到的都是些說鳥語的棕色人種,而不是釋迦牟尼和菩提樹的國土!

作家在創(chuàng)世時,絕不敢保證自己會像上帝那樣,只需一次let就能成功。一次性單單屬于上帝或奇跡。當然,上帝本身就是奇跡。作家只不過是在作為善好的語言的指引下,在一個俗不可耐、補丁之上還是補丁的壞世界,憑空進行創(chuàng)世活動,制造給予他人的禮物。創(chuàng)世活動因此是一件異常艱難的事情。“起初,神創(chuàng)造天地……”意味著這是最好的創(chuàng)世,因為它是唯一被完成的創(chuàng)世。和語言一樣,宇宙也只在唯一恰切的時刻才應時綻放。神有能力在唯一恰切的時刻啟動祂的創(chuàng)世工程,卻沒有能力確定唯一恰切的時刻到底在哪里——這是神的第二個局限性。路德維?!ぞS特根斯坦那句差不多人人都聽說過的話是這樣的:“世界竟會存在,這是多么奇怪?。 睂ζ孥E或一次性的驚嘆雖然不過如此,但也莫過于此。作家在創(chuàng)造某個特定的可能世界時,也只會出現唯一被完成的創(chuàng)世,卻不敢保證其結果是最好的可能世界、最好的新現實。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每一個作家的創(chuàng)世活動才在理論上享有最大可能的自由度,恰如李漁囂張、跋扈的得意之言:

未有真境之為所欲為,能出幻境縱橫之上者。我欲作官,則頃刻之間便臻榮貴;我欲致仕,則轉盼之際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間才子,即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絕代佳人,即作王嬙、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則西天蓬島即在硯池筆架之前;我欲盡孝輸忠,則君治親年,可躋堯、舜、彭篯之上。

作家使用let獲得的創(chuàng)世句是世俗性的。可能世界上的所有人物都不會在他們的締造者面前祈禱。孫悟空、豬八戒和唐僧不會感謝吳承恩(假如吳承恩真的是《西游記》的作者),阿Q、王胡、魏連殳、孔乙己和“赴某地候補矣”的那個人,絕不會向魯迅磕頭謝恩,正如項狄根本不會在勞倫斯·斯特恩面前躬身祈禱。作家作為高明的離間者和挑撥者,沒有任何可能成為主人公們至真、真善、至美的主。任何一個主人公都無須對任何作家稱頌說:“主,你是偉大的,你應受一切贊美;你有無上的能力,無限的智慧?!弊骷乙詣?chuàng)世為方式制造禮物,卻不會收到來自受造者們的任何謝意(在運氣極好的少數幾個特殊的時刻,能收獲讀者私底下的敬意)。相反,作家得為他創(chuàng)造的人物碰巧性格飽滿倍感幸福,他得為自己創(chuàng)造的天地像中了“六合彩”那般剛好和諧倍感榮幸。除此之外,他還得暗自慶幸他被幸福詩學所統領,他制造的禮物碰巧有了正確的、恰當的去處。

作家創(chuàng)世時啟動的第一句話,不可能是上帝制造的純光。它充其量是擬光(“擬光”在構詞法上模仿了“擬人”和“擬態(tài)”)。擬光自有它非凡、卓越之處,因為擬光畢竟還是沾了“光”的“光”,不是普通的光,比如燈光或燭光。擬態(tài)可以為動物提供必要的保護以續(xù)命,擬光能為let之后出現的所有文字提供照明以探路。加西亞·馬爾克斯為《百年孤獨》尋找創(chuàng)世句(或曰擬光)的著名故事,在漢語學術界和文學圈早已耳熟能詳。馬爾克斯當然一開始就知道《百年孤獨》究竟要寫什么(《百年孤獨》中的許多故事多年來早已爛熟于馬氏之胸和他已經出版的小說中)。但一個多星期很快過去了,在浪費了許多打字紙和付出了更多焦慮以及腦細胞后,仍然找不到創(chuàng)世需要的第一句話,仍然無法let,創(chuàng)世句杳無音信,直到作為擬光的那個神奇的句子突然閃現:“多年之后,面對行刑隊,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將會回想起他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有了這句話的神助攻,《百年孤獨》其后的部分進展得非常順利。希利斯·米勒說得很形象、生動,文學作品開篇的句子總是具有特殊的力量,它仿佛說“芝麻開門”一般,迅速打開了一部具體作品的“虛構世界之門”。從被說出的第一個世俗性的句子開始,可能世界啟程、開拔了,上一個環(huán)節(jié)是下一個環(huán)節(jié)的“因”,下一個環(huán)節(jié)是上一個環(huán)節(jié)的“果”,沒有半分差池,就像傳說中的那副多米諾骨牌。愛德華·薩義德說得很準確、很務實:“文本的開端,就其普泛性和含糊不明的設想而言是一種虛構的結構,但從開端開始,更精確的意義就在寫作過程中漸漸地成形?!痹跀M光的催促下,可能世界漸次向前推演,直至新現實被完整地發(fā)明出來。

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可能世界的最終長相預先被擬光所形塑,甚至被創(chuàng)世句預先定制。唯一現實世界有何等腰身、三圍、發(fā)型和五官,取決于上帝在說出世界的當口那個即時性、同步性、共時性的口吻,亦即上帝句法。這就是說,世界在時機恰切的那個唯一的時刻像語言那般應時綻放?!暗谝煌苿恿Α辈淮嬖诘诙€時刻,也不需要第二個時刻,更不屑于第二個時刻??赡苁澜绲娜可硇哉?,取決于第一句話(擬光或創(chuàng)世句)定下的調性。上帝創(chuàng)世不需要選擇口吻,他無論使用什么語調都絕對正確。更關鍵的是:上帝之為上帝只有一種口吻。他根本不屑于第二種語調。圣奧古斯丁這樣贊美他的主:“你改變工程,但不更動計劃?!鄙袷聦嵣霞炔粫鼊悠溆媱潱植粫淖兤涔こ?。作為一位神學大師,奧古斯丁真不該一時糊涂,會錯了神之意。奇跡只有一次性。對神來說,let具有唯一性,也只有唯一性。神自信只需一次創(chuàng)世,就萬事大吉。在其后的日子里,祂頂多視察一次伊甸園,讓亞當、夏娃滾蛋;頂多唆使亞伯拉罕在一百周歲時讓妻子撒拉誕下他們的兒子以撒;頂多用硫黃火焚燒、蕩平了沒有義人的索多瑪與蛾摩拉;頂多變亂語言讓人無法交流、溝通;頂多制造一次大洪水警告人類;頂多吩咐諾亞制造一艘方舟。自此以后,上帝就徹底沉默了。作家創(chuàng)世時卻必須選擇語調,因為語氣本身就是創(chuàng)世性的,不同的語氣會形塑——甚至會預先定制——不同的世界造型。從邏輯上說,創(chuàng)制某個具體的可能世界確實可以采用不同的語氣,就像用主持婚禮的語氣主持的喪禮勉強也可以稱為喪禮。但在所有這些不同的語調中,只有唯一發(fā)聲方式配稱最佳方案,就像必須用主持喪禮的標準語調主持喪禮,就像你在你的億萬弟兄中因沖刺正確無誤在最后一刻成了唯一的贏家。作家的幸福一多半取決于他對語調的預判,或者他一開始就像中了“六合彩”那般碰巧找到了最佳方案,就好比億萬弟兄中只有你脫穎而出。米哈伊爾·巴赫金說得好:“語調是‘價值’發(fā)出的聲音?!睂π∫惶柕脑煳镏鞫裕琹et具有多樣性,他必須在眾多的let中迅速做出抉擇。從這個角度看,作家說出第一句話要遠比神說出創(chuàng)世句更困難、更兇險,也更具有自我挑戰(zhàn)性——加西亞·馬爾克斯為《百年孤獨》尋覓第一句話,具有成色濃厚的說服力。

創(chuàng)制可能世界的每一句話(而不僅僅是第一句話),以及構成每一句話的各個語詞,都可以分解到或落實于最基本的發(fā)聲裝置:元音和輔音。這差不多是所有語言難以脫逃的宿命。元音與輔音跟人的發(fā)聲器官的生理機制有直接的關系。但人與元音、輔音在隱喻層面上結成的關系,可能會更加微妙,也更加重要。韓炳哲對語音極為敏感。他發(fā)現,這世上確實存在著一種輔音化的精神。這種精神對未知者、神秘者和謎題的否定性大感陌生。與此相反,元音是誘惑的、詩意的、浪漫的。輔音通常傳不到更遠的地方。在此基礎上,韓炳哲認為:“如今我們大抵生活在一個輔音化的時代(konsonierteZeit)。”輔音化的時代意味著反諷時代進入了它自身的新境界。簡單地說,反諷時代是現代社會的高級階段或曰升級版。反諷時代意味著:人依照自身的愿望為自己設定的目標是美好的A,最終,卻栽進了?A的懷抱;原初的美好愿望(A),一變而為災難性局面和負面性情景(?A)。更加要命的是,A與–A必須彼此互為前提,A與?A必然同時成真(188)。沒有A就沒有?A存活的機會,反之亦然。作為反諷時代(而不僅僅是現代社會)的升級版,輔音化的時代存在的前提在韓炳哲看來無非是:“遙遠的哲學聽起來像詩”,只“因為朝向遠方的每一聲呼喚都變成元音”。與輔音化的時代配套的,只能是輔音化的交際。這種交際方式的核心是數字化。數字化理所當然地排斥秘密、謎題、詩意和遠方。

一百多年前,天才詩人阿蒂爾·蘭波就已經在遠方、詩意和元音之間建立起有趣的聯系:

A黑、E白、I紅、U綠、O藍:元音們,

有一天我要泄露你們隱秘的起源:

A,蒼蠅身上的毛茸茸的黑背心,

圍著惡臭嗡嗡旋轉,陰暗的海灣;

E,霧氣和帳幕的純真,冰川的傲峰,

白的帝王,繁星似的小白花在微顫;

I,殷紅的吐出的血,美麗的朱唇邊

在怒火中或懺悔的醉態(tài)中的笑容;

U,碧海的周期和神秘的振幅,

布滿牲畜的牧場的和平,那煉金術

刻在勤奮的額上皺紋中的和平;

O,至上的號角,充滿奇異刺耳的音波,

天體和天使們穿越其間的靜默:

噢,奧美加,她明亮的紫色的眼睛!

(蘭波:《元音》,飛白譯)

在這首詩中,蘭波充滿激情和想象力地羅列了元音能夠完成的各種行為。這些行為中的大部分是善好的。如果將這些行為集中起來,無非是一個巨大的隱喻。從邏輯上說,這個大隱喻中某個隱喻或某些分支性的隱喻至少可以隱喻和可能隱喻的是:可能世界從它啟動(let)創(chuàng)世句或擬光開始,就力圖讓元音為那些在輔音化時代等待禮物的人提供遠方?!皧W美加”的“明亮的紫色的眼睛”一直在注視著這一幕,在等待著這一幕,在祝福著這一幕。可能世界提供的,一直是有關人類命運的沉重曲目。但所有的曲目發(fā)出的每一聲呼喊,都寄望于通過可能世界變成元音。但愿蘭波的偉大詩篇預示了這一點。這是幸福詩學固有的本性導致的結局,既不稀罕,又不離奇。元音就這樣有機會成為輔音時代的福音。

亨利·詹姆斯說:“詞語讓事情發(fā)生了?!币回瀾n郁的維特根斯坦樂于說:“言詞即行為。”這些表述都不錯,都很睿智,都令人信服。但本著為輔音時代提供福音的目的考慮,露絲·韋津利女士的道說無疑更真實:“只要說出,事情就發(fā)生?!甭督z·韋津利的判斷恒等于“寫下即發(fā)生”。比露絲·韋津利說得更好的,是費爾南多·佩索阿:“寫下即永恒?!痹凇皩懴录从篮恪边@個標題下邊,佩索阿寫道:“有時候,我認為我永遠不會離開道拉多雷斯大街了。一旦寫下這句話,它對于我來說就如同永恒的讖言。”在輔音化的時代,“寫下即發(fā)生”確實更真實,更緊迫,也更致命,但“寫下即永恒”卻包含著更多的希望,更多的期待,更多的元音。

四、閱讀即信任

眾所周知,J.L.奧斯汀在他的早期哲學生涯中,曾將句子劃分為兩大類:記述語句和施行語句。前者是描述性的,其關鍵之處在于是與事實相符,相關于真和假,不存在是恰當還是不恰當的問題。后者意味著說話就是做事,其關鍵之處在于是恰當還是不恰當,相關于合適還是不合適,不存在是與事實相符還是不相符的問題。喬納森·卡勒指出,施行語句“運用語言學的范疇,創(chuàng)造事物,組織世界,而不僅僅是重復再現世界”。這正是J.L.奧斯汀特別想說的話:“說出句子本身就是做我應做或在做的事情?!l(fā)出話語就是實施一個行為。”施行語句的實質是:所謂說話,無非是完成了說話這件事情,而不是在怎樣說話和說出了怎樣的話。言就是行,言與行合一。中國古人常說的“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與言行合一無干。用作為善好的語言來做事以便改造客觀-物理世界,是人之為人的關鍵與核心。描述世界到底長啥樣還算不上人的目的與旨歸。馬克思那句盡人皆知的話道出了個中要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不妨這樣看:記述語句在更多的時刻,在為施行語句的做事功能準備禮物。做好一件事的必要前提,是搞清楚事實究竟有何腰身。和事情不同,事實只能是語言性的。這里邊的要點是:事情跟語言無關,它是自足的、自為的,離開語言依然存在,比如天在下雨,泰山在滑坡。也就是說,事情不在乎語言,但語言會本能性地關心事情。只有當事情的片段或整體被語言吸納、凝結,從而進駐語言空間之中,才構成事實。講述語句能提供它所能提供的一切經驗事實,以利于施行語句順利行事。上帝使用施行語句創(chuàng)制了這個世界。祂不僅是施行語句的源頭,祂就是施行語句本身——“言”即上帝,上帝即“言”。

希利斯·米勒為大家給出的建議是:既然文學就是以祈使性的let發(fā)動創(chuàng)世句(或曰擬光),以便創(chuàng)制可能世界或發(fā)明新現實,那文學就應該是施行而決非記述。文學中的每句話,都是一個施行語言鏈條上的一部分,它們一步一步逐次打開在創(chuàng)世句之后隨即展開的想象域。在另一處,希利斯·米勒還特意強調過,說出一個句子就是實施一種行為,至少也是在實施一種行為的某個相關部分杰拉德·普林斯和希利斯·米勒可謂英雄所見略同:敘事的真正主題是特定事件的表現,而不是事件本身。這個“表現”需要施行語句來完成。布朗肖表達了幾乎相同的意思:敘事并非對某一事件的記述,而恰為事件本身,是在接近這一事件,是一個地點——憑著吸引力召喚著尚在途中的事件發(fā)生。而“有了這樣的吸引力,敘事本身也有望實現”。文學里的敘事都由施行語句構成。唯有依靠施行語句,“恰為事件本身”才能實現。特里·伊格爾頓的看法是,文學作品既有報道性,又有修辭性。它需要讀者警覺于它的口吻、氣氛、速度、體裁、句法、語法、肌理、節(jié)奏、敘事結構、標點以及多義性——乃至一切可歸于“形式”的東西。對于旨在創(chuàng)世和發(fā)明新現實的文學來說,無論是報道性的文字(通常所說的“內容”),還是可歸之于“形式”行列的東西,都是施行語句,也只能是施行語句。“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边@決不是記述語句在陳述某個事實;只有施行語句在看似廢話和饒舌之際,才有能力營造出這種令人著迷、讓人眩暈和詫異的氛圍。

在記述語句的關照下,由施行語句制造的可能世界可以被客觀描述,卻實在沒有必要被客觀描述。更關鍵的是,可能世界無法提供經驗事實。經驗事實只能來自對客觀-物理世界的語言陳述,它源于記述語句,是記述語句的特產??赡苁澜缒軌蛱峁┑?,只是可能事實??赡苁聦崯o法用于做事。更加吊詭的是,可能事實純屬虛構??赡苁聦嵲趦群?,等同于虛構的事實。虛構的事實是典型的矛盾說法,好比說方的圓、紅的黑。它是語言下的蛋,符合語法,卻不符合實情——在客觀-物理世界上不存在這號東西。陳嘉映認為,這是誤將語法上的同一,當作了邏輯上的同一。語言大于宇宙或世界。文學本能性地排斥記述語句,就像上帝不屑于第二度創(chuàng)世。希利斯·米勒甚至相信,語言的施行功能和認知功能無法同時共存于同一個文學空間。馬丁·海德格爾的著名斷言是:“作品存在就是建立一個世界?!焙5赂駹栐诖颂幩f的這個世界,當然只能由施行語句來憑空建立。文學-藝術作品具有橫空出世的做派和風度。它就是也只可能是從石頭里蹦出的孫猴子。順便說一句,正是施行語句而非其他人類要素,才讓唯一現實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教條、規(guī)則或道德-倫理既無法兼用于可能世界,也無法見用于被文學發(fā)明出來的新現實。

格朗古歇太太有孕,吃了太多的大腸;胎兒龐大固埃太壯實,使胎盤葉松弛,龐大固埃于是滑進一條動脈,爬上去,從格朗古歇太太的耳朵里邊出來了。米蘭·昆德拉認為,《巨人傳》一開篇的荒誕不經意味著小說寫作上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這里所講的不是正經事?!盜.A.瑞恰慈坦言,發(fā)表真實的陳述,根本就不是詩人的任務,哪怕陳述(講述語句)確實事關真假。希利斯·米勒則認為,文學是通過讀者發(fā)生作用的一種語詞運動。語詞運動當然從創(chuàng)世句或擬光開始。所有創(chuàng)世句無不明確地提醒讀者,或暗示性地知會列位看官:接下來將被創(chuàng)制的可能世界或將被發(fā)明的新現實純屬太虛幻境,不是正經事。不是正經事只有首先在不必將其當真的情況下,然后看在它確實是正經的文學作品的面子上,不得不當真。這是不關乎真假問題的施行語句特有的功能之一,不可不正經對待。堂吉訶德顯然會錯了騎士小說之大意,才真刀真槍地把不正經的事情干得自以為很正經,甚至還為自己的作古正經多次自我感動。塞萬提斯從來不會忘記告訴《堂吉訶德》的讀者,他奉獻的是一份不正經的禮物,卻值得列位看官正經對待、細加品嘗和反復體察,因為其間確實大有深意藏焉。戴維·洛奇的觀察在此值得借鑒。在他看來,馬丁·艾米斯之所以要把他的文學才華隱沒在主人公那嘻嘻哈哈、全無正經的言談之中,是為了讓他的小說作品——《金錢》——對都市荒原的描寫顯得更有說服力,是為了更加真實地表現敘述者那懶散粗魯、鼠目寸光、低級庸俗的性格特征。W.H.奧登也用俏皮的言語,表達了幾乎和戴維·洛奇完全相同的看法:詩神總是毫不留情地取笑所有詩人,跟他們胡說八道,從不講一句正經話。而那些可憐巴巴的小男人呢,卻把這些不正經的話或胡說八道之言乖乖地記錄下來,還信以為是得自“靈感”的至理名言。事情的吊詭之處正在這里:施行語句導致的可能世界,以及可能世界本身的不正經特性,反倒讓讀者對可能世界持一種更加信任、信賴、信服甚至信仰的態(tài)度。徹底清醒之前的假騎士堂吉訶德,就把騎士小說當作了自己的信仰,否則,便難以理解他搞出來的那么多狂熱而荒唐的信徒行徑。正是出于這種比較級級別上的信任感,翁貝托·??撇攀难裕骸拔液芎V定,教導我們認識命運、了解死亡正是文學眾多主要功能中的一項。”

喬治·萊考夫及其學術伙伴馬克·約翰遜一并認為,隱喻不僅僅是語言的事情。人類的思維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隱喻性的;人類的概念系統是通過隱喻來構成和界定的。隱喻之所以能用語言形式表達出來,正是由于人的概念系統中存在隱喻。托多羅夫說過,語句是語言實體,是一種可能的語詞組合。路德維?!ぞS特根斯坦說,語言是語詞的家。有上述諸位牛人鼓勁、助拳,有他們的觀點撐腰、加持和慫恿,此處就有足夠強大的底氣、足夠強勁的理由認為:既然語句——它可以不恰當地被視作語言的下屬“機構”——可劃分為施行語句和講述語句,隱喻就理所當然地只能藏身于施行語句和講述語句。無論隱喻有什么模樣的構成機制,無論隱喻有何等樣態(tài)的運行線路,也不管隱喻是正經還是不正經,隱喻都有一項基本任務:說服他人相信它之所說。之所以存在說服這種特殊的人類活動,僅僅是因為這世上時時處處充滿了作為心理態(tài)度的“他人不同意”。所有的民俗學家都承認,心理態(tài)度俗稱“肚皮官司”,自古以來就不是省油的燈。喬治·斯坦納對語言風格的辨析極為老到。在他看來,文學和哲學,都是語言的產物。詩中的思想,思想中的詩,都是語法行為,是運動著的語言行為。它們的方式,它們的約束,便是風格之所在。二者都受限于不可言說之物。詩歌號稱它旨在重新發(fā)明語言、更新語言;哲學則信誓旦旦地認為它在孜孜不倦地讓語言明晰起來,清除語言的曖昧與含混。但無論是詩還是哲學,也無論它們多么荒誕不經地耷拉著腦袋,或多么古板無趣地拉扯著一張苦瓜臉,最終,它們的風格都指向唯一目標:說服讀者相信它們之所說。所有不同樣態(tài)的風格意欲對付和打擊的,還是“他人不同意”。

有人不無極端地認為,甚至科學論文也不過是一種修辭行為:說服他人相信科學論文之所說。至少戴維斯和赫斯的研究成果可以證明:這世上,竟然當真存在著可以被稱作措辭數學之類的學問。措辭數學試圖通過各種各樣的言語手段,說服他人相信數學運算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諾斯羅普·弗萊對此貢獻的洞見是:文學跟數學一樣,也是一種語言;語言雖然能夠表達無數的真理,但語言并不代表真理,也不會是真理。詩人和批評家相信某種想象中的真理,這種信仰之所以有道理,原因就在于語言包含了它所能表達的東西。數學的宇宙和言語的宇宙是用不同的方式設想同一個宇宙。無論如何,它們都是為了讓人相信這個宇宙是真的,甚至是存在的。令人深感驚詫的是,歷史上還真有一位一本正經的教士,煞有介事地應用“圣經數學進行了計算,并得出了如下結論:自上帝從亞當身上抽出一根肋骨創(chuàng)造了夏娃以后,已經過去六千年了”。數學被認為不隨宇宙形式的變化而變化。它是最可靠的,是最有說服力的。為“措辭”或“圣經”加上“數學”的后綴,是不是就能讓“圣經”或“措辭”所向披靡,碾壓“他人不同意”?

如此說來,語言最主要的功能之一,便是讓“他人不同意”去掉中間那個表示否定的語詞。喬治·斯坦納很奇怪地說,作為一個音節(jié),“不”滿載著創(chuàng)造之許諾。喬納森·卡勒評論道,亞里士多德認為修辭學是說服的藝術,詩學是模仿和再現的藝術。亞里士多德之所言,并不如喬納森·卡勒強烈暗示的那樣:修辭學和詩學在功能上彼此沖突,相互齟齬,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不可跨越的鴻溝。細查之下便不難發(fā)現:修辭學不僅為了說服他人,還意味著動用優(yōu)雅、生動、漂亮的言辭,更需熱乎乎的話語,在讓對方心理熨帖的前提下進行說服活動。修辭學代表的是一種心理活動。

J.L.奧斯汀深知其間的門道。相比之下,詩學反倒因模仿和再現,顯得有些剛毅、木訥,近乎于被孔子反復稱道的仁。平心而論,詩學的說服力并不因剛毅、木訥而下于修辭學?!兑晾麃喬亍泛汀侗豢`的普羅米修斯》到底擁有何等級別的說服力,一切有慧心的讀者和用慧心的觀眾都可以出場作證。令人心生疑竇的是:難道《伊利亞特》和《被縛的普羅米修斯》真能像柳下惠那樣坐懷不亂,一任熱情洋溢的修辭行為守活寡?一任如花似玉的修辭行為守空房?

在亞里士多德眼里,文學大體上屬于詩學的范疇。但文學是人類所有寫作形式中最極端的形式,它是一種與現實無干的創(chuàng)世行為,并不是模仿和再現的藝術。它最擅長不正經地說謊,卻能騙取讀者的信任。它是以說謊為主要手段制成的禮物,卻既能將某些人欺騙得如癡如醉,又能讓某些人對之愛不釋手——一個家族好幾代人潛心研究《紅樓夢》,雖說有些變態(tài),卻是何為如癡如醉、何為愛不釋手的絕佳例證。巴爾扎克說過,文學是一種莊嚴的謊話。他太抬舉文學了。文學在大多數時候對莊嚴不感興趣。它熱衷于創(chuàng)制禮物。但它確實為此痛快并幸福著,確實被幸福詩學所環(huán)繞。寫下即發(fā)生,而發(fā)生一站式地直通永恒,中間沒有另外的站臺,也無需另外的服務區(qū)。馬里奧·略薩(Mario Llosa)說,對讀者實施欺騙活動,是文明得以繼續(xù)存活下去的前提之一。

因此,文學對說服力的向往與追求,遠遠超過了科學在這方面所懷有的最高奢望。科學自稱以客觀-物理世界為施力對象,求真是它的驕傲,尋求事情的真相是它的本能沖動??茖W是自足的系統。希利斯·米勒才反復聲明、多次呼吁:文學的權威性來自“施行地”運用語言,并在讀者身上巧妙地造成一種“去相信”的傾向。這種傾向意味著:在理想情況下,文學閱讀一旦發(fā)生,讀者就會全盤接受他進入其間的那個虛擬的現實。文學作品的實質和屬性之一,就是施展全力引誘、欺騙讀者去相信文學所說的一切。塔西佗認為,在理想情況下,詩人一旦虛構,讀者就“立刻信以為真”。馬里奧·略薩對文學擁有的說服力、對讀者造成的誘惑力,顯得極其自信。他說,當一部小說——比如卡夫卡看似怪誕的《變形記》或瓦萊里的《海濱墓園》——給人們的印象是它已經自給自足,已經從“真正”的現實里解放出來,自身已經包含著存在所需要的一切要素的時候,它就已經擁有最大的說服力了。和樂觀的馬里奧·略薩相比,約翰·庫切猶如一個資深掮客,更像一個資深掮客在夫子自道,更更像一個資深掮客在對另一個掮客現場兜售他的騙人秘籍。庫切說,小說輕言細語地扯出創(chuàng)世句(或曰擬光),隨之又捏造出第二句,就這樣一路胡謅下去——所謂敘述者的語調——從一開始就根本不能令人信服。可信度需要費力去爭取;作家的職責,就是要無中生有地營造那種影響力。而影響力就是所謂的可信度。庫切實在是太幽默了。他肯定知道,他的同行根本不需要他兜售的秘訣。在不正經中迅速贏得讀者的信任,是他的每個同行必須具備的拿手好活。騙子行騙得以成功的秘訣正在于此,但也僅在于此。

張隆溪轉述過接受美學的一個著名的教條:“在對作品意義的建造中,讀者的生產性作用一直是作品概念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既適用于傳統的文學藝術,又適用于先鋒的文學藝術?!睂ψx者之于文學的重要作用作這等夸張的描述,得到了全球文學研究者的高度認同。雖然偶爾也有些許雜音出現,但多半是積極的、建設性的,很少會是惡意的。由此正可見出:取得讀者的信任對于文學寫作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閱讀即信任,不僅是文學寫作者的期待,還是每個讀者的心念所系。作家欺騙讀者和讀者期待被舒服、幸福地欺騙,猶如周瑜與黃蓋那般一個愿打一個愿挨,是雙贏的美事,是幸福詩學的題中應有之義。理由很簡單:寫作作為一種特殊樣態(tài)的幸福如果不傳遞下去,就失去了一多半的意義。在輔音化的時代等待元音的人會因為收不到禮物而喪失遠方,會倍感失望。幸福是來自他人給予的禮物,禮物不送出去,就失去禮物具有的禮物性,文學也就沒有必要厚著臉皮茍活于世——文學的顏面并不亞于人的顏面。讀者抱怨文學甚至鄙視文學,多半是因為文學使用了作為善好的語言,卻居然欺騙度嚴重不足,不足到了無法讓讀者舒服地被欺騙的程度,不足到了有勞孫悟空連翻好幾個筋斗的地步。托爾斯泰認為,區(qū)分真正的藝術與虛假的藝術的絕對標志,是藝術的感染力。所謂感染力,就是欺騙的別名。赫塔·米勒顯然深諳個中之道,她充滿熱情地說,語詞的聲音知道它必須欺騙而別無選擇,因為事物也會欺騙它們自身的材料,感情也會用它們的姿態(tài)、手勢引起誤會。語詞發(fā)出的聲音,以及連帶著這種聲音而產生的真實感,存在于材料與姿態(tài)、手勢欺騙的交點之中。在寫作時,這從來不是信任不信任的問題,而是這種欺騙所具有的誠實性這個大問題。赫塔·米勒的中心意思是:在文學寫作中,唯有欺騙,才具有誠實性;最大的欺騙,收獲最大的誠實,意味著最大的誠實。這就有類于查爾斯·伯恩斯坦之所說:“誠實(sincere)里的罪性(sin)和墮落(perverse)里的詩意(verse)同樣讓我著迷。”這確實不是不正經的修辭。作為接受美學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之一,沃爾夫岡·伊瑟爾實在不該發(fā)表這等有誤——但絕非不正經——的言論:“也許文學并不僅僅是一種幻象,而這也是我們區(qū)分文學與欺騙的重要依據?!?/p>

翁貝托·??谱鳛橐粋€偉大的作者,說過很多關于創(chuàng)作的內行話和精辟之言。更重要的是,他還是一位偉大的讀者(據說他的個人藏書早已超過了三萬冊)。作為讀者,翁貝托·埃科更愿意如此發(fā)言:

當我們聽到或看到任何文字記錄的時候,我們總是假定說話者與寫作者希望我們當真,而同時我們也準備好了用真與假的標準去做出評判。同樣,我們只有在那些例外里——那些表示虛構的符號出現的時候——才會懸置起自己的不信任,準備進入虛構世界。

一個讀者如果“準備進入虛構世界”,就意味著他敞開胸懷,心甘情愿地被欺騙。讀者心甘情愿被欺騙的部分原因,在希利斯·米勒那里得到了揭露:對于文學的讀者來說,每一部偉大作品的第一句話總是充滿了不可思議的暴力。接下來的每一個施行語句都會繼續(xù)展開暴力、加大暴力,直至讓暴力朝最大的誘惑性邁進。輔音化的時代急需這樣的暴力。唯有這樣的暴力,才能帶來傳之久遠的元音并將元音傳之久遠??赡苁澜缟仙涎莸挠嘘P命運的沉重曲目,也會因作者與讀者成功合謀——欺騙和被騙得以成功實施——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偉大的作品意味著偉大的欺騙?!伴喿x即信任”作為一個難得的命題,更傾向于針對偉大的作品。和寫下即發(fā)生、寫下即永恒性質相似,閱讀即信任也是幸福詩學的一部分,是善好的一部分,是好運的一部分。和語言在出生時遭遇的情形迥然不同,作為命題的“閱讀即信任”對“假如”有嚴重的依賴性:假如文學是偉大的,“閱讀即信任”就是值得信任的命題。一切好運——當然包括文學的好運——盡在“假如”之中。有了“假如”,就能從趙汀陽的如下言辭中察覺到一種倍感慶幸的滄??谖牵?/p>

人類的一切成就都是運氣,生存是運氣,道德是運氣,思想也是運氣,這種運氣是極其偶然的幸運,也是極其脆弱的現象。運氣不是理所當然,也不是可統計的隨機概率,而是形成命運的時機和創(chuàng)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