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化”研究與當代文學學科建設——以洪子誠的當代文學史研究為中心
一
作為一個具有充分復雜性與特殊性、始終不曾穩定的學科,中國當代文學曾經一直存在學科邊界模糊、“批評”話語獨大、評價標準單一、史料禁忌較多等問題,這使得當代文學的學科建設在主觀與客觀層面一度遭遇重重阻力。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當代文學研究界學科意識的持續增強,“歷史化”的觀念自覺及其方法論探索,成為當代文學學科建設超越以往研究局限、獲得學術質量提升的立足之本。在這一學科建設的進程中,洪子誠的當代文學史研究無疑發揮了重要的引領作用,做出了卓越的學術貢獻。
如所周知,近三十年來當代文學學科建設取得的自覺與突破,離不開“歷史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在其中發揮的關鍵性作用:“從學科史看,李楊、唐小兵對‘歷史化’有開啟之功,但使‘歷史化’方法獲得較大學科影響力卻是洪子誠,而進一步使‘歷史化’成為一種學科熱潮乃至常識的,則是程光煒、李楊領銜的‘重返八十年代’學術實踐”,事實大抵如此。正是在世紀之交,摒棄外在思潮左右、聚焦學科自身歷史生成機制、還原當代文學實踐之特殊思想文化語境的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橫空出世,頓使相關研究領域的學者耳目一新,認識到了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的真正獨立與“成熟”。而這種獨立與“成熟”首先體現為當代文學史研究在觀念與思維范式上的轉型,以及問題意識的覺醒,即后來者所總結的“歷史化”。若從廣義層面上來理解,“歷史化”本來是任何一個有志于學術研究的從業者皆應具備的基本性工作倫理與意識。然而,因為現當代特殊的本土社會文化語境與傳統士大夫精神的影響,“中國學者自身的非學術傾向”嚴重,與之相應,與學術研究所必需的“歷史化”原則背道而馳的文人習性也到處泛濫。鑒于此,洪子誠對當代文學進行“歷史化”研究的貢獻與意義才會顯得彌足珍貴,其與“歷史化”研究相輔相成的自省、寬容而又冷靜、公正的學者氣質及其洗練、克制的文風,在為其研究成果帶來清雋、莊嚴的學術魅力的同時,更給當代文學研究界帶來了比較純粹而罕見的學術人格和工作倫理。這也正是文壇學界欣慰于當代文學學科的獨立與“成熟”時,常常要特別提及洪子誠的“學者”風范,甚至將其稱作“當代文學研究的肉身形象”的重要原因。而歸根結底,人們能夠不約而同地將洪子誠與純粹的“學者”形象相聯系甚至相等同,也正是因為洪子誠能夠將詹姆遜的“客體歷史化”和“主體歷史化”路線真正落實貫徹于自己所進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之中,尤其是在將研究者主體“歷史化”的實踐上。
洪子誠對于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的另一個突出貢獻,在于率先以文學制度研究為錨定點,使當代文學生成、發展和演變的結構形式及其整體性得以清晰地呈現,并在歷史與現實自洽的邏輯中,使當代文學學科漂浮的研究對象及其性質、范圍、分期與特征等能夠有效地穩定下來。也正是通過文學制度的研究,洪子誠非常成功地實現了對“中國現代‘左翼文學’在當代轉化為‘社會主義文學’之后的狀況”的精深考論,并且能夠一反其“猶豫不決”的慣常態度,明確在《中國當代文學史》前言中自信地論斷:“中國當代文學”指的是1949年以后發生在特定的“社會主義”歷史語境中的中國大陸文學,是五四以后新文學“一體化”趨向的全面實現到這種“一體化”解體的文學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的“左翼文學”(“革命文學”)及其文學形態和相應的文學規范,成為唯一合法的存在。雖然洪子誠的觀點與研究不無爭議,甚至被杜博妮等海外評論者評價為過于“正統”“穩妥”“謹慎”乃至于“保守”,但他本人認為,這是基于文學史研究的實際情況,可以作為把握20世紀中國文學狀況的一種有效的視角。而趙園等國內的許多學者則盛贊其具有“老吏斷獄”般的史識與史膽,認為“這本書好的地方在于,所有敏感和尖銳的問題,都不回避,但是著筆的時候非常節制和適度。……洪先生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這樣的一種能力,即所謂的‘識斷’,就是史識和史斷的能力”。一些年輕的學者更從全球化視野發現了“這些思考具有文學史理論方面的世界性意義,但并非純然來自理論的演繹,而是誕生于洪著對于歷史現場的沉潛與深思之中”。
二
關于洪子誠的文學史研究,方方面面的總結與闡發已經很多。然而,就其與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的關系而言,以往的研究卻仍不充足。眾所周知,如同阿基米德發現的杠桿原理,洪子誠“撬動”整個當代文學學科的“支點”在其最為重要的名篇《“當代文學”的概念》之中。而正是在這篇論文的“內容提要”里,洪子誠即開宗明義,云:“加強當代文學學科建設,首先遇到的是對‘當代文學’概念的辨析。”顯而易見,洪子誠當時對當代文學學科建設就已有了高度自覺的全局意識和超常洞察力,這一點具體落實到他對當代文學的“歷史化”研究中,正是對奠定“當代文學”學科基礎的一系列相關概念的反思和考辨,犀利揭示其話語性,從而實現了對“當代文學”構成的內在把握。為此,除了《“當代文學”的概念》一文,洪子誠還接連參與了《南方文壇》雜志自1999年第1期開始推出的“當代文學關鍵詞”欄目的組稿和撰稿工作,并與孟繁華共同主編出版了《當代文學關鍵詞》一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從而為中國當代文學的學科建設打下了牢固根基。不僅如此,洪子誠同樣從很早開始,便已重視并深度參與了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史料工作,其以《中國當代文學史》《問題與方法》等為代表的文學史研究成果無一不以豐富、翔實的史料取勝,而退休后撰著的《材料與注釋》等更是為當代文學的史料工作做出了新的探索與啟迪。
實際上,無論是在當代文學學科性質的確立和當代文學史整體格局、視野的構建上,還是在當代文學的史料建設和學術規范上,洪子誠的文學史研究對于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建設均有從全局到基礎查缺補漏、引領創新的作用。這也正是洪子誠之于當代文學學科建設至為重要的價值與意義。正如陳劍暉所言,“在文學學科建設中,文學史寫作一般處于較高層次的地位。它既是對作家的定位確認,也是對各種文學現象加以梳理、歸納、總結與‘歷史化’。同時,在中國大學文學教育及課程教學體系中,也一直以‘文學史’為教學中心。所以,長期以來,文學史建構一般被視為學科是否穩定、是否成熟的標志”。
陳劍暉的觀點其實還提醒了一個事實,這就是:當代文學的學科建設屬于高等學校建設的一部分,其與文學史研究、文學史教學以及追蹤式文學批評等工作之間存在密切而復雜的關系。因為“所謂‘學科’從一開始就始于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目前主要集中在大學,分類主要是對大學的學術研究有價值和意義,學術成果也主要產生于大學,大學是學科最大的行業或者專業平臺”。具體從學科發展的歷史來看,當代文學1957年就開始歸屬于我國高等教育部審定的《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王瑤、劉綬松等編撰)中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學科,是我國大學文學教育及課程教學體系中的有機構成部分,且以“文學史”的教學為中心。而自1960年召開的第三次文代會確定了1949年以來“當代文學”的社會主義性質之后,“當代文學”在政治等級上且又高于“革命民主主義”的“現代文學”,并在高校內外受到更多的推崇,“文學批評”也因此越來越強勢地參與到該學科的構建之中,從而形成“當代文學”與同屬一個學科的“現代文學”頗不相同的特殊性和復雜性。不過,到了1981年,在國務院學科分類中,雖然“中國當代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一起合體成為“中國語言文學”8個二級學科之一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但在新的歷史文化語境中,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建設相比,時間長度大致相等的“中國當代文學”卻又成為基礎薄弱、進展緩慢的一個部分,其原因恰恰如程光煒所言,“始終沒有將自身和研究對象‘歷史化’是困擾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的主要問題之一”。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認為,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的問題討論特別需要與高校學者的文學史教學和研究工作相勾連。而考察洪子誠在北大從事當代文學教學與研究以來的學術歷程,正可為此提供有益的經驗與啟示。
三
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洪子誠,長期在北大求學、任教。北大系統的人文教育傳統與前沿的學術思想氛圍以及王瑤等中國現代文學學科開拓者的示范,對洪子誠學科意識的形成及其日后在當代文學史研究領域的深入探索和創新起到了潛移默化而又不可替代的奠基作用。梳理相關的材料可知,“文革”后進入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工作的洪子誠,在綜合考慮了自己的能力與興趣的基礎上,順應20世紀70至80年代歷史轉型期的當代文學學科化之趨勢,審慎決定從現代漢語教研室轉到由張鐘、謝冕籌建而在1977年成立的北大中文系當代文學教研室,在承擔中國當代文學史教學工作的同時,開始與同事們合作,以文學體裁分類方式編寫了《當代文學概觀》(1980年出版,1986年進行修訂改名為《當代中國文學概觀》)。然而,這一部由張鐘、洪子誠、佘樹森、趙祖謨、汪景壽合作編撰的當代文學史著作,雖然在一眾傾向于展現文藝思想斗爭的文學史書寫中脫穎而出,但并未從根本上觸動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的舊有格局。在此后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真正有創造性的文學史著作鳳毛麟角”,文學史編寫者大多局限于傳統的文學史觀與思維方式,比較習慣于從一種闡釋模式出發對文學現象、作家作品等進行定性和評價,直到洪子誠的被譽為“個人寫史”之典范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等問世。
從《當代文學概觀》到《中國當代文學史》,二十年的時光彈指一揮間,為什么洪子誠的當代文學史研究能夠實現化蛹為蝶般的突破與超越,并引領了當代文學研究中蔚為大觀的“歷史化”潮流?對此問題,研究者們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廣泛探討與分析,例如新的文學現象和作家群體結構變遷對重寫文學史的時代要求,錢理群對洪子誠獨立撰寫文學史的鼓勵,洪子誠在博覽理論書籍過程中得到的“歷史化”理論啟發……不一而足。不過,與問題相關的一個看似尋常但又非常關鍵的因素卻往往被研究者們所忽略,那就是洪子誠在當代文學史的備課和教學中日益增強的學科意識——為了更系統更有效地幫助學生理解“當代文學”這門課程的內容及其價值,洪子誠以極其負責、自律的教學態度,不斷在教學實踐(備課、講課)中換位思考——以學生的視角對某些理所當然的價值判斷、歷史敘述、文學史框架進行“再問題化”,也常常站在跨學科的視野中質疑自己對文學史論述的合法性,甚至質疑當代文學史作為一門學科的科學性、客觀性和有效性。據洪子誠自述,在備課、講課的過程中(包括在日本的備課和教學的過程中),“因為要用一種簡潔、概括的語言來描述復雜現象,就逼著我對問題有一個清理,形成比較明確的概念和表述方式”。由此可見,洪子誠學科意識的優化和“歷史化”研究的動力直接關聯著自己作為大學教師的文學史教學工作。
據洪子誠的回憶,其在當代文學研究上的一個重要“起點”,實際上正是一個從強烈的學科意識和教師責任心出發所困惑和思考的基本性問題,即“為什么共和國一成立,當代文學就開始?”(1987年,洪子誠在參加中央電視大學在黃山的會議時,與同事張鐘的對話中問出了這樣的問題)——這真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的當代樣本。受此問題的引導,洪子誠漸漸“從評價、價值判斷,轉到對將概念、敘述方式放置在產生它的歷史語境中去清理的思路”,并且在不斷的教學過程中形成了《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基本框架和觀念,在這一過程中,諸如“當代文學”這樣的核心概念本身,也被不斷加以問題化(歷史化)處理。此后,他沿著“歷史化”的研究路線,對當代文學制度與文學生產問題作了進一步探討,并在《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當代文學的概念》等著作中將這一思路推進到更為深入、細致的層面。
四
按照斯炎偉的說法,洪子誠的文學史研究實踐充分說明了“歷史化的目標是‘穩定歷史’,而非‘固定歷史’”,也就是說,“歷史化”方法可以通過“穩定歷史”來構建較為完整的當代文學學科體系,但其并不能夠“固定歷史”的一面則實際上意味著“歷史化”方法內在地包含著對故步自封的學科認知的批判性反思。進一步說,洪子誠在當代文學研究中對“歷史化”方法的不斷實驗其實已經為這一方法注入了自反性力量,顯示出當代文學學科建設所存在的更多可能性。
實際上,在對“中國當代文學”進行“歷史穩定”的工作之后,洪子誠并沒有就此止步,而仍然繼續進行著文學史相關內容的清理和研討工作。在進入21世紀的二十余年里,洪子誠筆耕不輟,先后出版了《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2002)、《我的閱讀史》(2011)、《材料與注釋》(2016)、《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2022)等專著,對文本解讀的“歷史化”、史料解讀的“歷史化”、文學關系的“歷史化”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與示范(24)。與此同時,洪子誠當代文學研究中的“歷史化”路線逐漸被眾多學者吸收與轉化,并由程光煒、賀桂梅、吳秀明、吳俊、張均、黃發有、斯炎偉等后繼學者進一步推進,從而形成了具有持續影響力的研究脈絡。他們不斷“重返”20世紀40—70年代的社會主義文學和文化、1980年代的文學和文化、21世紀以來的新的文學與文化現象,不僅在深入推進原有“歷史化”研究的基礎上使某些文學史判斷更加公允、穩定,而且還通過“歷史化”研究實踐的創新,更為豐富而深入地揭示了某些文學史現象的內在構成。
總的來看,洪子誠之所以能夠在當代文學的“歷史化”研究中注入自反性的力量,是因為他對當代文學之學科發展動力的深刻體察。畢竟,當代文學研究同時內含著當代文學史研究與文學批評,而當代文學學科的建設也基于“史料”與“問題”的互動。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洪子誠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的成就,是在對文學史價值與文學價值的雙重肯認,以及在追求史料工作之專業性與激活問題意識的雙重兼顧中推進的。
五
近年來,不滿于當代文學學科對“歷史化”研究與文學史寫作的熱烈討論與偏重,呼吁重視文學批評之價值與作用的聲音也越來越高,以至于出現刻意將“文學性”研究與“歷史化”研究視為對立關系的討論。如何客觀地認識與評價“文學性”研究與“文學史”研究之間的關系,筆者想到了王富仁早年的一段很有啟發性的比喻:“文學研究向來有兩條腿,一條是文學史,一條是文學批評。這兩條腿是相互為用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但它們又是兩條腿而不是一條腿。這兩條腿,在一條腿向前邁的時候,另外一條腿就要先停一停,就要先踏在地上,而在另外一條腿向前邁的時候,這條腿就要先停一停,就要先踏在地上。否則,我們的身子就不容易保持平衡了,就容易摔跟頭了。”王富仁的比喻無疑是在強調當代文學研究中維護文學史研究與文學批評之協調發展的重要性。而事實上,當代文學史研究與文學批評這“兩條腿”曾經就是非常不平衡。
眾所周知,在20世紀80—90年代的當代文學研究中,許多研究者更傾向于采用主觀性較強、以價值判斷為中心的文學批評方式。對此,洪子誠和孟繁華很早便從學科建設的角度,在《期許與限度——關于“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的幾點說明》一文中指出了這類研究的缺陷,認為“當代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的必要(當然不是絕對)的界限,常有混淆,以至于把當代文學研究,簡化為‘現狀批評’,并進而削弱了批評本身應有的‘歷史意識’”。在這一段的問題描述中,洪子誠和孟繁華雖然對當代文學研究被簡化為“現狀批評”的現象不滿,但也并未全然否定文學批評的價值,所謂對必要而不絕對的“界限”的維護體現出兩位學者潛在的方法論主張,即當代文學研究應該平衡文學史尺度與文學尺度,避免片面化和極端化。當然,在近三十年具體的當代文學研究中,由于“歷史化”致力于還原歷史并對文學歷史做知識譜系的考辨與清理工作,這種對文學批評的主觀性進行糾偏的動機,卻又在某些研究者那里矯枉過正,形成了文學史研究與文學批評二元對立的思維誤區,在糾偏的過程中雖然清晰了二者間的界限,但難免忽視了二者間的內在關聯與辯證統一。鑒于此,才難免引起一些學者的憂慮,認為“歷史化”研究如走到了取消“文學性”的地步,實亦取消了文學研究。不過,這種擔憂主要還是針對泛濫的跨學科視野下的罔顧文學邊界的研究而出現的,這些研究往往未能堅守住文學研究的根本目的,并沒有形成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的全局意識,僅僅是為“歷史化”而“歷史化”。這顯然走離了洪子誠等學者最初的“歷史化”路線。
事實上,洪子誠當代文學研究中令人稱道的學術品格,正體現在他對文學史價值與文學價值關系的辯證把握與審慎權衡之中。還是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前言”中,洪子誠就已經明確地表示:“盡管‘文學性’(或‘審美性’)的含義難以確定,但是,‘審美尺度’,即對作品的‘獨特經驗’和表達上的‘獨創性’的衡量,仍首先應被考慮”,與此同時,洪子誠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撰寫中卻又并不十分認同被絕對化的狹隘的“文學性”尺度,甚至認為“歷史化”研究確實“必須某種程度地犧牲作品的獨立自主換取文學史的寬闊視域”。而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洪子誠對文學性、文學審美尺度的潛在考量其實已轉換成了他在文學史研究中的自反性力量,不斷敦促他對自己的文學史研究進行反思。而相應地,洪子誠對當代文學史的研究也反過來更新了他對“文學性”問題的認識和理解,使其更側重于從文學與現實、歷史的關系角度來闡述“文學性”的復雜維度。在與黃子平、吳曉東等人進行的有關“文學性”問題的探討中,洪子誠就曾經闡發了如下觀點,云:“我不大信服對1990年代文學出現‘危機’的描述”;“我不大相信‘純文學’思潮有那么大的能量,能成為一個時期文學困境的主要原因”,“文學性既是理論、信仰問題,是方法,也是實踐問題”,可見他雖然承認文學性之信仰層面的價值,但他并未輕易地將“文學性”視為一種先驗的本質化的文學之屬性,而是對“文學性”觀念進行了“歷史化”反思,并以辯證思維處理文學史價值與文學價值的關系,例如他在史料工作中就明確地表示過:“作品選的編選也有側重文學史意義或文學意義的差別。”
總之,協調文學史價值/文學價值“兩條腿”走當代文學學科的建設發展之路,一方面是強調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并列/平等關系,另一方面是強調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協調/合作關系。從整體上看,無論是文學史研究或是文學批評,其目標都在于推動當代文學研究的創新與拓展,并促進學科的獨立與成熟。與其爭論何種研究方式更有利于當代文學的發展,不如在具體研究實踐中根據問題的性質去靈活調整二者的側重,即有時應突出歷史化分析,有時則需強化文學性批評。正是在這種交替推進、相互補充的過程中,當代文學學科建設才能獲得更為扎實的發展。
六
在進入21世紀的二十余年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漸漸有了所謂的“史料學轉向”,即在一直以批評為主的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一批以史料的挖掘、校勘、辨析、對讀和匯編等研究為主要特色的研究傾向異軍突起、別樹一幟,逐漸成為學術熱點。這些研究對傳統的文獻學觀念和方法的化用使當代文學有力地破除了“當代無史料”“當代不可或無法寫史”之類的偏見,無疑是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獲得基礎性、穩定性保證的可喜進展。眾多研究者開始重視史料的挖掘和對史料的闡釋問題,如洪子誠、程光煒、邵燕君、王本朝、張均、吳俊、吳秀明、黃發有、易彬、王秀濤、李潔非、孫曉忠、斯炎偉、石岸書等,均已取得令學界刮目相看的豐碩成果。
不過,在當代文學史料工作不斷展開的過程中,也暴露出諸多問題。尤其是在不少史料整理與發掘工作中,研究者并未充分認識其與當代文學史研究、文學批評之間的內在關聯,也沒有在全局性的學科建設視野中反思史料工作的目的與意義,更未意識到文學史本身兼具“文學”與“歷史”的雙重屬性。由此,一些研究將當代文學的“歷史化”片面地收縮為“史學化”,其結果非但無助于當代文學學科建設,反而會拉低其建設水平,并損害其獨特的學科品格。
正因如此,我們需要重新回顧洪子誠對史料工作的辯證思考和分析:
史料工作對視野、理論、素養、方法的要求,一點也不比做理論和文學史研究的低。在學術工作上,這是分工,它們之間都有緊密關系,不應該厚此薄彼,獨尊某一方面。我們也都知道,近些年,“當代文學”史料工作受到重視,取得不少很有價值的成果。這是值得高興的事情,將會推動當代文學研究的提升、深化。但是,由于“當代文學”與現實問題、與當代人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緊密關聯,希望這種史料重視趨向,不會是當代文學批評、研究上思想力、批判力孱弱導致的后果。
洪子誠這番對當代文學史料工作的回旋式辯證分——既強調了史料工作的復雜性與推進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的意義,也強調了這一工作與其他學術工作之間的辯證關系,更提出了一種以批判性反思推動史料工作發展的問題意識。也就是說,重視當代文學史料工作并不意味著可以削弱乃至擱置當代文學研究本應具有的思想力與批判力。其實這個問題意識的產生與洪子誠對文學史價值與文學價值的雙重兼顧一脈相承。可以說,洪子誠是在對作為研究主體的自我進行“歷史化”反思的基礎上,意識到了“文學史料工作不是‘純’技術性的。史料工作與文學史研究一樣,也帶有闡釋性。‘史料’不是固定的、死的、擺在那里的,需要發現,賦予意義,給予‘編排’,因而是有生命的,生長、變化或消亡的。”
在厘清了史料工作與當代文學史研究、文學批評之間的關系之后,史料工作的獨特性才能體現出來:一方面,從史料工作與其他當代文學研究工作的區別層面來看,這一工作有其基本的要求和技術規范,即研究者需要掌握史料學意義上處理歷史材料的系統知識與方法,也就是用什么方法、路徑來收集、整理、鑒別、保護、編撰史料的問題;另一方面,從當代文學史料的特殊性、史料工作與其他當代文學研究工作的密切聯系來看,這一工作又要站在當代文學學科視角,以適當的理論與問題意識為驅動,對海量的歷史材料做出取舍、判斷與分析,也就是從什么視角和問題意識去鑒別、解讀史料的問題。這兩方面皆不可被忽略,正如洪子誠所言:“史料工作不只是發掘、回收,也需要汰除、掩埋”。
很顯然,洪子誠有意識地兼顧了史料工作中的“專業技能”和“問題意識”兩個重要維度。雖然說,洪子誠并沒有接受過史料學的專業訓練,但他在長期的實踐中不斷提升著自己的史料收集、整理能力,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是帶著問題對史料進行收集和整理的,這才使得他的當代文學史料整理并不混亂而無序,相反,洪子誠有意識地將某些文學歷史材料編排在一起,讓材料去顯示當年文學現場的原生態。正如洪子誠的專著《材料與注釋》所做出的實驗,“嘗試以材料編排為主要方式的文學史敘述的可能性,盡可能讓材料本身說話,圍繞某一時間、問題,提取不同人,和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情境下的敘述,讓他們形成參照、對話關系,以展現‘歷史’的多面性和復雜性。”這顯然并非只是在一般方法論意義上重提文學史料對文學史研究的重要意義,而是旨在激活文學史料自身的可能性。誠如賀桂梅的評價,洪子誠“充分意識到了當代史料自身的復雜性,不僅指檢討、交代材料的特殊性質,也指當事人關于歷史事件敘述的復雜態度。……《材料與注釋》對諸種史料的敘事性和偏向性保持了足夠的自覺,細致地辨析其中的差異,并通過將不同性質的材料并置在一起的方法,顯示出歷史記憶、歷史敘述的不同的聲音。……與其說他在書中要表達的僅僅是一種‘眾聲喧嘩’的歷史圖景,莫如說他正是要在歷史多聲部的展示中讓人們去觸摸歷史的‘真實’,力求讓人們做出更接近歷史‘事實’的恰當判斷。”其實,除了《材料與注釋》充分展現了洪子誠在史料工作中穩定而嫻熟的專業技能與問題意識,其《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何嘗不是在他對當代文學的中外文學交流的史料整理之重視基礎上形成的,而洪子誠之所以在海量歷史材料中有意識地匯集這部分史料,無疑依托的是他對當代文學與中國社會政治乃至世界政治局勢之密切關系的問題之思考。
如果說,當代文學的史料工作之專業技能是一個顯在的問題,那么當代文學的史料工作需要“問題意識”的介入則往往被研究者忽視,這種恢復歷史自身的復雜性與豐富性的必要而有限的努力,“也許恰是當代中國語境中最為有效的一種書寫方式,因為在共識破碎的民情基礎上,任何整合的歷史敘述都可能是效力不足的,或是缺少對話性的。與其耽于比較‘理念’之間的優劣,不如回到充滿差異的歷史經驗之中,在自己的能力范圍之內建立起對歷史更為具體、細膩、辯證的認知。這種不同于‘批評’的知識生產方式,不僅致力于生產學科的知識基礎,而且將為當下問題的解決提供相對可靠的共同視野與公共經驗。”問題意識能夠幫助研究者明確研究重點,避免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迷失方向,它為史料收集和分析提供了明確的目標,使研究更具針對性和系統性,并且,問題意識還能促使研究者從具體史料中提煉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論問題,不僅能夠深化對史料的理解,還能推動當代文學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結語
時至今日,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探索與實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界已經具有了普遍自覺的學科建設意識、日益深厚的史料基礎、開闊的思想文化視野和良好的學術規范。在這一過程中,洪子誠等人引領的“歷史化”研究,尤為當代文學研究貢獻了重要的文學史理論與方法,并為后來者的具體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示范與深刻的啟發。從《中國當代文學史》之后對當代文學關鍵“概念”、范疇和命名的知識考古與譜系學梳理,到對當代文學史研究中相關問題與方法的細密論析和實踐探索,以及新世紀對閱讀史、對“十七年”文學史材料、對當代文學中世界文學因素的深入研究,洪子誠始終堅持重返“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歷史敘述與理論問題,同時不斷推進對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的思考、探索與完善。從某種程度上說,洪子誠對詹姆遜激進的“永遠的歷史化”進行了更加溫和的處理和具有中國特色的方法建構。其實,相比于種種“歷史化”研究成果,洪子誠在當代文學史研究中不斷超越自我的曲折進路與精神跋涉,或許更值得重視和總結。尤其是其將創新理念轉化為具體研究實踐過程中所呈現出的復雜性及其演進軌跡,更能為后來者的研究提供寶貴的經驗與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