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回音室”——讀季進《世界中的當代文學》
對中國當代文壇而言,季進是一個特殊的觀察者——“入乎其中,又出于其外”,是對他評論姿態的恰切形容。這本《世界中的當代文學》前四輯,是對中國當代文壇的實地觀察,筆涉當代文壇名家近年來的新作:從阿來的《云中記》到麥家的《人生海海》,從遲子建的《東北故事集》到畢飛宇的《歡迎來到人間》,從王堯的《桃花塢》到莫言的《鱷魚》……一本評論集選定的篇目,體現出一個評論家面對文壇手持著怎樣的取景框,而這些篇目如何被厘清、整合,則能體現出這個取景框背后的支點。“講故事的人”“人間世相”“歷史鏡像”“生命的共情”這四輯的命名恰是這一支點的直接外現,顯露出季進在面對作品的豐富景深時,如何截取屬于他的那一層,又如何找到自己的切入點。
看起來,這樣的厘清和劃分是為了歸納,但歸納在終極上是為了生發和演繹,所以這些看起來各自獨立的章節,叫人想起秘魯作家略薩所說的“中國套盒”。略薩將“中國套盒”(類似于“俄羅斯套娃”)的物理形態比喻成一種小說架構,“一個主要故事生發出另外一個或者幾個派生出來的故事”,但這些故事不是單純的并置,“而是共生或者具有迷人和互相影響效果的聯合體”。作品的章節猶如這些層層生發的、看似并置的故事,全書更引入了另外一個觀察視角,在后兩輯“世界中的流播”和“理論的觀照”中顯露——季進不僅是文學評論家,更是一位研究海外漢學、現代文學中外關系的學者,所以,他筆下具體的作家作品論中,一直都暗含著一個將中國當代文學放在世界文學范疇內考量的視野。
讀過第五、六輯里那些將中國當代文學置入世界情境的研究文章后,再讀第一到第四輯的作家作品論,不難發現,作者宏觀的世界性視野和具象的現場感知力始終從行文中明顯地浮現出來。在對劉亮程創作歷程的回溯中,季進聚焦在其如何“以一種世界性的敘事方式,講述或遙遠或切近,或真實或虛幻的中國故事、新疆故事和村莊故事”;讀王堯的《桃花塢》,季進敏感于文本中流動的“空間”,而對于“空間”的理解,融合了季進多年研讀西方文論的經驗,恰如其分地捕捉到作者如何將“桃花塢”從地理空間形塑成一個歷史空間、文化空間和精神空間,為小說中一再出現的那句“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有桃花塢”做了另類的注腳。
季進是中國當代文壇的親歷者,又具有從外部觀察的視野。他清醒地意識到當代文學在海外傳播會有因為中西方學者的“視差”所導致的在觀念、材料、方法或價值的層面產生“錯位”,進而認識到對“中國性”“當代性”“文學性”“世界性”四個方面的重新辨析尤為重要:這不僅關系到海外世界如何認識中國當代文學,更關系到中國當代文學本身的形象、意義、特征和價值。思辨和理智的力量與豐沛的情感交鋒,形成了鮮明性的知識分子評論風格。
季進在學術研究中的許多觀點,都在其文學評論中得到了實踐與驗證。他曾提出中國文學在海外世界的傳播研究里,有一條路徑是“史化觀察”,并將其細化為“總體描述”和“局部深描”。前者集束在他的學術論文中,后者體現在他的作家作品論里,但二者是彼此的依靠和佐證,它們互為注釋,雙向奔赴。這里有必要深究一下“深描”一詞。這是文化人類學者格爾茨提出的命題,核心要義在于拒絕對所謂的客觀事實的簡單描述,意圖對其進行深入的、多層次的闡釋,從還原動作或話語的發生情境出發,揭示其中蘊含的深層社會意義和文化意蘊。這樣的“深描”,對于有著“內部”體驗者和“外部”觀察者雙重身份的季進而言,是一種研究方法,更是打通具體的文學評論和宏觀的文學研究的特殊通道。
在對遲子建的小說《白釉黑花罐與碑橋》的解讀中,季進重審了本雅明對于“講故事的人”的論斷:“本雅明憂心忡忡的是講故事的人失而不得,以致故事無以為繼,只留下混亂的信息爆炸。遲子建似乎提出另外的想法,即講故事的人從來恪守本分,唯獨聽故事的人,已無心故事本身,而是不斷挑戰故事的‘真實性’,只注意信息的捕捉。”季進敏銳地意識到,在本雅明所處的語境中,其擔心的靈韻消失是因為講故事的人和聽故事的人不再全情投入,而遲子建的小說在現代社會的語境中映射出,故事的困境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信任受到了侵蝕。小說以現實鏡像的身份激活理論,這是對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的“深描”,令人想起季進的一篇重要文章《論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走出去”和“走回來”》。
這本文集觸及的是一個老生常談卻難以繞開的問題:中國當代文學如何在世界的語境中自處和發展,中國文化又如何在世界中確定身份。季進為我們示范了一條可行的路徑:要走出去,也要走回來,這個過程,要保有自身的文化基因,也要打開視野,在誤解中抵達理解。
藝術史家柯律格曾經寫有一本《回音室》,探究的是在以“氣韻生動”為代表的中國畫論傳播到海外后又重新被譯介回中國的過程中,中國畫是如何被不斷形塑和界定的。季進的研究譜系,從具體的作家作品論到宏觀的學術研究,也暗自生成了一個微型但類似的中國當代文學的“回音室”。他有意消弭我們在與世界對話時的焦慮——這種焦慮源于對自我身份的不確定性。季進的文學評論,正視了這種不確定性是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圖景的必然屬性,因為不同文化間的壁壘雖不可消除,但是在互相的對視中,彼此的特點會因為碰撞而愈加明晰。因此,世界文學本身并非一個工整的封閉的系統,而是一幅不規則的、不斷變動的地形圖。恰如柯律格在《回音室》的引言中提到的:東西方文化相遇的因緣際會,會讓我們發現其中的關聯源自“共同的歷史,也來自不可預期的平行發展,以及不可思議的協調時刻”。《世界中的當代文學》這本論文集,為中國當代文學的創作者和研究者演繹了一種“東西方文化相遇”的可能。
(作者系《上海文學》副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