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文學》2026年第6期|歐之德:刊緣
今年,《邊疆文學》七十壽辰。于人,曰之“古稀”;于刊,“風華正茂前程似錦”。七十年時局變化,《邊疆文學》幾經易名幾多氣宇軒昂幾多坎坷艱辛,幾代辦刊人的心血和期冀凝結其中,方使其始終韻華灼灼、色澤艷艷!
我與《邊疆文學》相識相交60年。意蘊遼遠中,在那些獨唱和合唱的無數個屬于文學的日子里,留下一些點滴記憶,像云朵一樣緩緩飄過。
老魯田與《邊疆文藝》
1965年,我18歲。一身“洪湖水浪打浪”的新軍裝,在坐火車乘汽車整整七天后,一扭身子拍一拍,前浪后浪足以落下二兩灰塵。
當我隨同幾十名和我一樣像冠子剛長紅的小公雞們從一輛輛草綠色的解放牌大卡車上跳下來時,暈車的我無法站直身子,蹲在路邊盡吐黃水。
“這兒,是有名的老魯田,滇緬公路的必經之地,下面是怒江大峽谷,我們在這兒吃中午飯。”
帶兵的排長在扯高嗓門喊青山。
我勉強抬起頭,車輪下的山谷陰森森黑洞洞深不見底,霧蒙蒙連接天邊。
一條藍幽幽的河流干癟癟瘦筋筋的不知從哪兒飄來,既沒有波濤洶涌的浪花,也不見兩岸有村莊房舍,和那些山一樣沒有一絲溫柔。我此刻沒有資格辱沒它,也沒有力氣指責它,只小聲嘀咕了一句:“格老子,屙屎不生蛆的地方。”當然,知道這“鬼地方”的巨大榮耀和輝煌,是當兵很久以后的事。
此刻,我隨一隊羊群般的新兵被趕向一幢有著兩層的木樓前,樓下是飯館,樓上似乎是旅館,就像一只灰色的竹籃掛在半山腰。
瞬間,十幾張小方桌被擠得滿滿當當,仿佛這竹籃頃刻間就要被踩垮而掉下山去。這群膽大而稚嫩的新兵娃兒,肆意地敲著碗筷,催促著老板快上菜上飯,肚皮兒餓得前心貼后背了。
對于五臟六腑都吐得干干凈凈的我,似乎汽車還在顛簸,還在瘋狂地往山下沖。
桌上葷葷素素,狼吞虎咽。我沒有一點進食的意味。媽呀,已經走了這么多天,部隊駐地到底在哪兒?排長說是“軍事機密”。
大門外有幾朵淡淡的云,還有幾株不知名的掛著果子的樹,也沒有多看一眼的欲望。收回目光,門內右邊有一張老舊的雜物桌,除了亂七八糟的東西外,一本刊物擺在上面,仿佛要與我握手。走過去拿起一看,紙張有些發黃,封面四個字《邊疆文藝》。
這兒,還有“文藝”?鄙夷之心來自“窮山惡水”的印象,但為了無聊中的一讀解暈,還是順手拿起來隨便翻看。
果然,是一本文藝刊物,我不知它為何擺在這兒?反正,小說、散文、詩歌,文字十分優美。還有點意思。
旁邊的戰友吃得稀里嘩啦,我這廂也翻得嘩啦嘩啦。一目十行,一頁又一頁……
排長又大聲吼山了:“吃飯結束,馬上登車出發。”
幾分依依,我把刊物放回原處。
一位抱著水煙筒的男子走過來,大概是老板,滿臉笑瞇樂呵:“小兄弟,我看你只顧看書飯都沒吃,要是喜歡你就帶走,也不知是哪位客人落下的。”
從小就喜歡看“娃兒書”的我,居然在這天偏地遠的地方得到一本贈送,連聲謝謝!
車隊離開老魯田,駛過怒江大橋,仍然是翻不完的山,爬不盡的坡。又走了一個整天和一個半天,才到了真正的“天邊”——遮放,正式開始了我的軍旅生涯。同樣,這本老魯田老板送給我的《邊疆文藝》,也被我“無心有意”地帶到了部隊。
“串”與《邊疆文藝》
遮放是一個美得令人感嘆的地方,濕漉漉水靈靈的壩子一片生機,水牛在剛收割完稻谷的田里悠閑地吃草,幾只白鷺在田埂上或水牛背上一動不動。淡藍色的霧靄在大青樹上空飄移,墨綠色的竹林一叢叢一簇簇,從薄霧中顯現出來又隱退回去,近景遠景組合成一幅濃淡相交的水墨畫。一群穿著紅綠筒裙、挑著擔子的傣家姑娘,排成一列單隊,行走在竹橋上,窄窄的竹橋在閃動,姑娘的細腰在閃動,橋下的倒影也在閃動,仿佛一群仙女下凡。
突然,我覺得這個景色好面熟,在哪篇文章里讀到過類似的情景?對了,《邊疆文藝》,我從老魯田帶回來的那本《邊疆文藝》,其中有一篇小說叫《串》,上個星期天逛書店時,小小的書店里擺著一本書也叫《串》,封面畫就如這遮放壩子的再現。作者是李鈞龍。
什么叫“串”?我去問下連隊檢查工作的團政治處干事楊林,他驚訝地反問:“你為什么問這個事?”我說明由來,他哈哈大笑:
“小子,你也讀過李鈞龍的作品?”
“你認識李鈞龍?”
“何止認識,我們是朋友。”
“哦——”輪到我驚訝了。
“他也是當兵的,我們在一起學習放電影呢。”
“哦——”我又一次驚訝。
“告訴你吧,什么叫‘串’,就是傣族小伙子夜間出去找姑娘玩耍。”
“真的?”我很好奇。
“這是人家傣族的風俗習慣,見慣不驚。李鈞龍這家伙把這些故事寫得很美,他送過我一本《串》。”
“他經常到你這兒來嗎?”
“他屬十四軍,我們屬保山軍分區,只有到保山開會時才能相見。但是他經常到邊疆地區放電影,最近又在寫一本《趕馬人的故事》。”
“哦——”又是第三個驚訝。
就此對話,我留下了兩個印象:
一、《邊疆文藝》可以刊登當兵人的文章。
二、記住了李鈞龍這個名字。
《青竹》與《邊疆文藝》
我開始向《邊疆文藝》暗暗投稿了。之所以“暗暗”,是因為部隊首長只鼓勵我們向《解放軍報》《國防戰士報》以及德宏州的《團結報》什么的投稿,內容主要是表揚部隊的好人好事,反對我們寫什么小說、散文。
我頗不服氣。
李鈞龍是當兵的,他們部隊能允許他寫,我們的領導為什么要阻攔?
其實,那時我并不知道“文學”的真正內涵,只知道把筆下的文字變成鉛字,讓自己具有別人沒有的炫耀資本。然而,無數文字從郵箱投出去,就像一只只忘恩負義的小鳥,出去后就音訊全無。
但是,突然有一天,團政委把我召到他的辦公室,面無表情地問:“你給《邊疆文藝》投稿了?”
泄密了。我想。帶著幾分惶恐。
等著批評的話可能會嚴厲而來:“不務正業”“想成名成家”“不突出政治”。這些話是這位政委經常敲打我們的口頭語。
“你看看這個吧。”他推過來一封信。
匆匆溜了一眼,內容明白,我寫的散文《青竹》,《邊疆文藝》擬采用,但需要單位政審我的身份。落款是蓋著鮮紅大章的“邊疆文藝編輯部”。
“寫的什么內容?”政委盯著我的目光充斥著嚴肅。
“寫傣族地區的竹子如何美麗、實用,這兒的生活用品主要是竹子,風景的主體也是竹子。因而階級敵人懷恨在心,偷偷破壞生產隊的竹子,被我邊防部隊抓著……”我滔滔不絕。
前半部分是真實的描寫,結尾是我根據當前大量宣傳階級斗爭形勢的需要而編的情節。
我的心虛了。
“好!”沒想到,政委笑了。
“只要是宣傳我們邊防部隊的文章都好,文學作品可以適當虛構。”
我也笑了,一是真摯的發自內心的高興,二是感謝這位說話不緊不慢的政委,他居然知道文學作品可以和新聞報道的真實有別。不過我那“虛構”很可笑。管他呢,可以上《邊疆文藝》就行。走出政委的辦公室時,滿營房的香樟樹似乎都發著清香。
一個月后,《邊疆文藝》給我寄來了兩本樣刊、一本掛歷、三本稿紙。沒有稿費卻心甘情愿,且甜若甘泉。
《邊疆文藝》在我投稿沉暗的時候拉了我一把,盡管很久以后談到“階級敵人破壞竹林”時笑談中仍有尷尬,但《青竹》的發表深帶一種動力,給了我滿額頭的紅光,也給了我一個前方的春天,其實是自己的多情把一滴墨水染藍了天空。
此時,我仍是不認識《邊疆文藝》的任何一個人。
《邊疆文藝》的他們
1976年5月29日,云南龍陵、潞西發生了7.3級大地震。我們是離地震中心最近的部隊,第一時間奔赴災區。為報道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到災區慰問,我拿著部隊介紹信到了龍陵縣城。一條坑洼不平的石板路彎曲如蛇,在前線地震的生死考驗中,兩邊的古老房屋有的倒塌,有的裂開大口成危房。石板路的盡頭有一片空地,橫七豎八一片帳篷,接待來災區的上級機關和來考察采訪的專家、記者們。
帳篷區接待處的小楊對我攤開雙手:
“同志,實在對不起,所有帳篷都住滿了。”
他把我領到一個中年人面前,介紹說:
“這是《邊疆文藝》的李鈞龍老師,他也帶著一些人來采訪,你們今晚就擠一擠吧。”
李鈞龍?他就是李鈞龍?在災區相見,太有緣了,而且還要住一個帳篷。他笑瞇樂呵,一種親和力掛在臉上。和我握手后轉身叫住一位年紀和我差不多的小伙子:
“金奎,他是駐軍部隊的歐之德,你們都是四川老鄉,今晚就擠一擠吧。”
小伙子猴兒般跳過來:“我姓倪,倪金奎。哈哈,我知道你,你剛在我們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散文《青竹》……”
李鈞龍始終微笑著,“哦哦哦”點著頭,仿佛在說“對對對”。
這一晚,帳篷外夏蟲啾啾,帳篷內話語絮絮。
活躍的倪金奎給我小聲地介紹《邊疆文藝》的情況,如何登記來稿,如何分稿、看稿、選稿、審稿、退稿,還有小說組、散文組、詩歌組、評論組……總之,一篇稿件要登出來須經過層層程序道道把關。
介紹了編輯程序再介紹人員。
李鈞龍是剛從部隊轉業不久到編輯部的,寫小說很厲害,昨天下午到一個地震中倒塌的糧站采訪了一下,就在那兒構思了一篇《糧倉哨兵》。而他們這次跟隨李鈞龍來災區的年輕人,都是省文化局創作室從各單位和知青中選拔來的學員,先在編輯部實習,還要再分配……對了,編輯部有一個張永權,也是我們四川人,對人很好。
“別說話了,睡覺。”有人喊了一聲。
夜深了,睡不著。
今天的機遇不錯,認識了李鈞龍,認識了《邊疆文藝》。
《邊疆文藝》這個形象再次在心中閃爍,它像被眾編輯們執掌的篩子,篩盡泥土揀黃金。
而我更想我的部隊。
一晚上七想八想,迷迷糊糊。
天亮了,按軍人的習慣,我六點半起床。
帳篷外,運送救災物資的車輛聲、人員匆忙腳步聲響成一片。
再回頭昨晚睡覺的地方,才看出這是一個方形大帳篷,睡了十來個人,邊上竟然還有三四個女生。
沒辦法,接待不了,只能男女混住。
李鈞龍也起來了,他在喊一個胖胖的叫許秀華的女生去找找哪兒有洗臉水。
我正準備把倪金奎叫醒,李鈞龍說:
“別管他,他的特點就是話多睡懶覺。他不是睡覺是在扛門板。”
我匆匆和李鈞龍握手告別。向縣革委會奔去時,倪金奎和其他的人還睡得正香。
一個月以后,我從團里調到了昆明軍區文化部,猶如一只青蛙跳出了井底,天寬地闊。從我住的國防劇院步行到云南藝術劇院西樓的邊疆文藝編輯部,步行只要10分鐘左右。
編輯部擁擠在一間屋子,每張桌子都堆滿稿子,埋頭看稿的、抬頭說話的,雅而不俗。窗外就是車水馬龍的東風西路,毫不影響樓上的小說、散文在他們的刊物上誕生。
就在這幢小樓上,我先后認識了張永權、張昆華、張長、馮永祺、曉雪、李鑒堯、楊昭,連同先前認識的李鈞龍……他們是云南文學界的大半邊天,當然,還有年輕的劉永年、倪金奎、馬銘、許秀華、黃克娟……
東風路紫氣東來,疊翠西去。我不知道那棟臨街小樓是不是《邊疆文學》人員的興盛時期?他們后來搬到了翠湖邊。
那時,《邊疆文藝》處于青春期。
一群軍人與《邊疆文藝》
在昆明軍區戒備森嚴的辦公大樓旁,曲徑通幽中有一幢蘇式風格的小樓,小樓內旋轉式的樓梯和西式的壁燈以及紫紅色的地毯,在那個年代顯示出它的身份高貴,對外稱為9號樓,內部人都知道,這是一個只接待軍內師級以上領導的招待所,同樣的崗哨威武,充滿神秘。
1984年的中秋之夜,晴空朗朗,花鮮月圓,這個緊傍軍區辦公大樓的招待所,卻接待著一群包括軍人和非軍人在內的來賓。
樓下圓形的噴水池邊,點起了一排又一排的蠟燭,仿佛要與月光挑戰。這塊平時清幽的領地今晚熱鬧起來。來賓們或乘公交車或騎自行車趕來,充滿興奮,崗哨早已接到通知,凡是今晚到9號樓的一律放行。能到這兒,勿需理由的就有一種被“重視”的感覺,何況還有燭光、香茶的節日氣氛。
這一特別形式的召集人是彭荊風,剛上任不久的昆明軍區宣傳部副部長,分管云南、貴州兩省駐軍文學藝術的主帥。
沒有官話空話,有滋有味的話題是文學,尤其是軍事文學,尤其是昆明軍區五六十年代的軍事文學,一座座高峰橫亙在月光下,馮牧、蘇策、彭荊風、白樺、周良沛……在座的軍隊和地方的后生們脖頸仰得高高,贊美隨著燭光跳躍,虔誠融合在贊美中。
彭荊風是他們那一代過來人的代表。
他站在軍旅文學制高處不斷表揚著眼前這批年輕人,特別是來自地方的年輕作者,他們猶似此時聚集在頭頂上空的星辰,霜露中閃爍著鮮亮。彭荊風似乎都讀過他們的作品,對他們都很了解,已經記不清他表揚了哪些人,只記得那晚最后的主題是:軍隊和地方聯手起來,繼承傳統,打造一支新的文學滇軍。
那時正是活力飛揚張力十足的八十年代,歷史與現實雙重迸發著光彩,彭荊風的理想也在與現實結合。他說:“對于軍隊作者來說,《解放軍文藝》是部隊作者要攻克的高地,但在云南,《邊疆文藝》則是另一塊高地,我們也要攻克它。”
在座的自然有《邊疆文藝》的人,立即表態歡迎投稿。我們信心滿滿爭取能上這個“省級”刊物。
9號樓的月光座談會結束了,留下一片文學的陽光。然而,到次年,百萬大裁軍,昆明軍區與成都軍區合并,軍區文學隊伍四方分流。不過,《邊疆文藝》還留存下大家的“戰績”。比如40師的高洪波(后為中國作協副主席);軍區文化部的王賢良(后為貴州省公安廳刊物主編);保山軍分區的文漢鼎(后為云南省廣電廳副廳長);14軍張東輝(后為成都軍區戰旗文工團團長);蒙自軍分區的覃信剛(后為云南省廣播電視臺臺長)……
軍隊的一批新生創作力量大概不會忘記《邊疆文藝》(1985年改名為《大西南文學》)。
云南省軍區與《大西南文學》
昆明軍區撤銷了,云南省軍區沒有撤銷,還有一些軍旅作家被留了下來,他們繼續邁著文學的正步。個人的實力是單打獨斗,省軍區的力量是集體抱團,堅實強壯。
1986年3月,《大西南文學》為省軍區的作者推出了小說專號。
1987年2月,時隔一年,《大西南文學》又為省軍區作者推出了“南疆前線紀實文學專號”。
彼時,老山還硝煙彌漫。
彼時,我也被調到省軍區,成了專號作者的一員。
《大西南文學》在封面上特意標出“南疆前線紀實文學專號”的金黃色副標題,很明顯,本期內容專寫南疆前線戰爭。前方在打仗,后方在宣傳,而且是地方刊物,而且是連續性兩期,《大西南文學》,包括之前的《邊疆文藝》和之后又改名的《邊疆文學》都史無前例。
前往省軍區組稿紀實文學專號的編輯是《大西南文學》的骨干編輯王洪波、何真,前者也曾經是軍人。
看看這一期紀實文學的內容和作者吧:
《沒有真空地帶》(楊樹芳);
《在繽紛的色彩中》(沈石溪);
《無花的榮譽》(胡靜華);
《渴望太陽》(韓可風);
《夜話》(王云龍);
《草屋、大樓、貓耳洞》(尹瑞偉);
《未盡風流》(彭民希);
《男子漢》(李鑫);
《一千二百個孩子在遠方》(歐之德)。
烽火戰場,鐵骨錚錚,戰地生活,有柔有情。
更為震動的是,這期專號被推出后,云南省軍區的司令員王祖訓(人稱儒將)和政委趙坤都以個人的名義給《大西南文學》編輯部寫來了感謝信,《大西南文學》亦全文刊登。兩位指揮千軍萬馬的指揮員同時給一個文學刊物發出感謝信,也是“史無前例”。
據說,當時《大西南文學》發行量超過20萬冊,正是火盛時期。
感謝信的內容摘錄如下:
“《大西南文學》為云南省軍區刊發前線紀實文學專號,這不僅是對省軍區作者的扶持和鼓勵,也是對戰斗在前線的廣大邊防戰士的理解和關心。”
“專號發表的這組紀實文學,是直接從硝煙彌漫的陣地上、戰壕里、貓耳洞中采集來的鮮花,流溢著南疆前線的硝煙味、泥土味和時代的芳香,真實地展現了云南邊防部隊的精神面貌,以及指戰員們戍邊御敵、獻身國家的高尚情懷和他們的喜怒哀樂,同時作品也體現了云南邊防的特色……”
“我們省軍區做部隊工作和民兵工作的同志,閑暇之余,‘擠’點時間,都讀一點軍事文學作品,不僅可以從中汲取養分,豐富自己,還可以從中領略到我區部隊、民兵的精神風貌,以便更有效地指導自己的工作。”
——云南省軍區司令員王祖訓
趙坤則是直接以“給《大西南文學》編輯部的一封信”形式出現在刊物上。
“編輯同志:很高興看到這期戰地紀實文學專號問世!”
“今年是建軍六十周年。以戰地或者前線紀實文學作為專號發表,在全國這么多刊物中你們是第一家,這很可貴。它的影響勢必要比零星戰地紀實文學大。”
“……這期紀實文學的作者是省軍區的文學創作骨干,他們有很高的熱情,也有一定的部隊生活經歷,但在軍事文學創作的提高、突破上還很缺乏名師指導,在這方面,省文聯、省作協、《大西南文學》都給予了很及時、很具體的幫助和支持。”
“……我希望《大西南文學》為部隊提供更多的優質的精神食糧,從而幫助我們的戰士生活得更健康、更純潔。”
——云南省軍區政治委員趙坤
兩位指揮員的文章,可以看出當時部隊首長的高度重視和期冀,其所承載的意義就是給軍隊作家的驚喜以及所帶來的動力,“編輯和作者結下了友誼,成為同一戰壕的戰友。”(趙坤語)。
后來的沈石溪是享譽國內外的兒童文學作家;李鑫是《解放軍報》副主編,少將;王云龍的小說《爸爸在遙遠的扣林》獲全國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楊樹芳的報告文學《高高的木棉樹》獲解放軍總政治部自衛還擊作戰征文一等獎……
盡管,文學創作的成功與否不以官階和獲獎論道,但其解讀的縱深和其基礎的功底,毫無疑問與當初所依傍和扶持過的刊物是分不開的。
《大西南文學》功不可沒!
我與《邊疆文學》
1988年8月18日,一個吉祥的日子,我懷揣一張轉業軍官安置通知書,到《邊疆文學》報到。
我被“安置”在省文聯下屬的《邊疆文學》工作。
從我當新兵在老魯田看見并喜歡上《邊疆文學》,整整23年。
國防劇院到翠湖畔的《邊疆文學》,騎自行車只要10多分鐘,而從軍人到老百姓,卻有感情上的距離和差別。
我一直仰望的先后改名的《邊疆文藝》《大西南文學》,到《邊疆文學》,如今要成為它編輯部的一員,心中既溫暖又忐忑。
翠湖,昆明市中心的一片風水寶地,歷史文化和當下風景都在這兒炫耀資本,《邊疆文學》在一幢緊傍翠湖北路和翠湖東路拐角處的小樓上,憑空多了幾分文雅。小樓據說是民國時期法國的駐昆領事館,當年的高鼻子洋人沒留下任何遺跡,只有幾扇窗戶接納著從翠湖吹來的入懷清風。
《邊疆文學》十幾個編輯就在這古色古香的小樓上辦公。從每天都收到一批手寫稿件(那時沒有電腦)的情況看,它還充滿了活力和光鮮。編輯李玉昌天天從來稿信封上挑選他喜歡的郵票。
知道《邊疆文學》的窘況是半年以后,辦刊人的激情和辦刊經費的干癟嚴重沖撞,每年只15萬元的“財政撥款”使《邊疆文學》掙扎在極其艱難之中。
錢錢錢,生存相連。
得力的文學編輯們只得放下“架子”,放下尊嚴四處“拉贊助”,“拉贊助”成了我們的任務,目的終是為了保住云南這棵文學大樹的不倒。
幾任主編、副主編們為了辦刊經費盡折腰,“有償報告文學”實屬無奈,但保住質量是共識。何真、王洪波的長篇報告文學《熱土的誘惑》、歐之德、黃曉萍的《滇西大動脈》,以及各路名家匯聚的紅塔煙廠專號等等,質量都無可厚非。
不久,我擔任了《邊疆文學》主編,困擾在心的還是經費。
漲!漲!漲!
昆明市場的肉價在漲,米線在漲,工廠的印刷費在漲,紙張也在漲,《邊疆文學》的辦刊經費還是那區區15萬,稿費低得拿不出手。
不過,最終解決問題的還是“財政”,準確地說,是省財政的文化格局、文學情懷及文學圈朋友的守望相助,奠定了他堅實穩定的發展基礎……
如今,《邊疆文學》已經70周歲了,我與它交道了60年,為它寫之念之,編之輯之,全在一個“緣”字,一個“情”字。
【作者簡介:歐之德,云南省作協原副主席,《邊疆文學》原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