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2026年第3期|鄧安慶:悲傷殼
編者按
鄧安慶的散文《悲傷殼》以細膩筆觸記錄父親糖尿病纏身、糖尿病足潰爛,往返蘇鄂輾轉求醫,最終驟然離世的全過程。在鄧安慶的文字中,求醫的經濟重壓、城鄉親情隔閡、鄉村世俗觀念與生死兩難的掙扎,處處透露著刻骨的悲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鄧安慶的文字質樸克制,于日常細碎里透視親情、生存與命運的矛盾,哀而不傷。
今天,我們全文推送原刊于《天涯》2026年第3期“散文”欄目的鄧安慶的散文《悲傷殼》。
悲傷殼
鄧安慶
一
“我感覺這一次熬不過去了,我快要死了。”
我的父親,在視頻通話里這樣對我說。我心頭一沉。從前每次問他身體怎么樣,他總說:“沒得事,你莫擔心。”盡管明白他是在報喜不報憂,我也一直順著這份善意,繼續過自己的生活。可這一次,他卻如此直接、幾乎突兀地,把這句話攤在我面前——這說明,他已經連“裝”都裝不動了,身體給了他無法忽視的信號。屏幕那頭的他,頭發稀疏花白,臉頰深深凹陷,雙眼黯淡無神,整個人比上次見面時又消瘦了一大圈。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是真的快要撐不住了。
前幾天和母親通話,她語氣焦急地說:“你爸已經好多天沒怎么吃飯了,我做什么他都吃不下。他右腳腳掌那個傷口一直好不了,我天天帶他去換藥,效果也不明顯,現在整只腳都發臭了。”那時雖也聽得心驚,知道情況不妙,卻終究隔著一層電話的距離。直到這一刻,親眼看到父親以這樣的模樣出現在我眼前,我才知情況有多嚴重。
他接著說:“我在死的前一天會打電話給你,你趕回來看我最后一眼就行咯。”
“你莫瞎說。我爺爺能活八十多歲,你大哥跟你一樣都是得糖尿病,現在也八十多歲,你現在才七十歲出頭,無論如何八十多歲是要活的。”
以前我也跟他說過類似的話,他都會笑一笑,可現在他已經笑不動了,枯瘦的雙手吃力地撐著身體,不斷地喘著氣——我知道我必須趕緊回去了。
從我所居住的城市蘇州回武穴,每天只有兩班高鐵。打完電話后,已經是晚上了,當天肯定是趕不回了,我買好了第二天最早一班的車票。出票后,我放下手機,坐在客廳的躺椅上。夜色淹沒了整個空間,我沒有起身去開燈,透過陽臺的玻璃窗,能看到對面樓那些亮著燈的人家,忽然一陣沉沉的哀傷襲上心頭。有一段時間,網上流行說“某某自由”(比如說“榴蓮自由”,就是可以不考慮昂貴價格盡情吃榴蓮的自由),那父母在世,我就擁有了“親情自由”,不是嗎?只要我打電話回家,父母親都會接我的電話,無論什么時候打過去,都能聽到他們在那頭叫一聲“慶兒”,接著必然會問:“吃飯吧?”——哪怕我平日不在老家生活,忙于自己的事情,但心里卻有十足的底氣。可是萬一父親或者母親不在了呢?我很怕想這種情況,但它一定會發生的,不是嗎?我知道,與父母的告別是遲早的事情,但不要在此刻想起!我很怕打電話過去,再也沒有我熟悉的聲音出現,徹底的虛無讓人害怕。
與父親的“告別”預演,我其實已經歷過兩次。第一次是場虛驚,那時我還在讀高二。一天晚上在教室自習,我突然被老師叫出去,只見另一位表情肅穆的老師等候著。他是我堂哥的同學,也在這所學校任教,受堂哥委托來告知我:“你爺去世了。”我當場愣住。“爺”在我們方言里指爸爸,一瞬間,父親離世的消息像塊巨石一般,把我砸蒙了。我來不及悲痛,滿腦子都是他之前提過的事:一起在江邊沙場挖沙的老李,前不久下工路上被卡車撞死了,父親會不會也遭受了同樣的車禍?回到教室,幾位聽到動靜的同學投來同情的目光,我卻渾身發木,既無淚水也無悲戚,只剩茫然無措。忽然我猛地想起,老師說的是普通話,要是指我父親,他該說“你爸”才對,會不會是指爺爺?這時隔壁班的表弟也找了過來,他同樣接到了通知——我終于弄清,去世的是爺爺。那一刻,我竟松了口氣,甚至忍不住笑了出來——不是爸爸就好!不是爸爸就好!盡管這念頭對爺爺實在失禮。
之所以“松了一口氣”,一來是真心盼著父親好好活著;二來那時我還是個學生,滿心只想把書讀下去。我見過同學因父親猝然離世,家里無力供養而輟學打工,往后的日子過得格外艱難,我絕不想重蹈覆轍。對那時的我而言,父親活著,我的人生就還在正常軌道上,沒岔向那片看不到希望的絕境。
可現實終究還是給了我重重一擊,幾年后,我真真切切經歷了一次與父親的“告別”預演,這一次,是實打實的恐懼。2005年我讀大二,寒假剛回家沒多久,一天夜里,父親突然心肌梗死發作。萬幸哥哥當時在家,他反應極快,立刻撥打120,救護車呼嘯著將父親送進醫院搶救。醫生會診后安排了病房,父親卻死活不肯躺那張床——他聽說,前一位病人剛在這張床上吐血病亡。可醫院床位緊張,終究只能委屈他將就。那晚,我陪著母親守在病床邊,看著父親蠟白如紙的臉,呼吸都帶著小心翼翼的沉重,心頭翻涌著難以言喻的不安:他這一次能挺過來嗎?如果他走了,我會不會真的被迫輟學?剛冒出這念頭,我就滿心羞愧,可又無法否認一個殘酷的現實:父親是家里的頂梁柱,他若倒下,單靠母親,要撐起這個家實在太難了。
也是在那一次住院檢查中,醫生確診父親得了糖尿病,那一年他才五十三歲。糖尿病算是我們家的遺傳病,奶奶、大伯都受此病困擾,如今,終究還是輪到了父親。從前,父親和母親靠著種地、打零工,勉強維持著整個家庭的運轉。可自父親倒下后,命運的打擊接踵而至,2006年他又因輕微中風導致半邊身體無法活動,養家的重擔徹底壓在了母親的肩上。而我一直擔憂的“失學”問題,也從遙遠的恐懼,變成了近在眼前的危機。大三、大四兩年,我的學費始終沒能繳上。輔導員一次次找我談話,催我盡快補齊學費,可每一次打電話回家,聽母親說起父親的病況和家里的窘迫,我都清楚,家里早已一分錢也掏不出來了。后來,父親的身體漸漸有了好轉,可再也干不了重體力活,家里的經濟狀況依舊捉襟見肘。而我,因為沒能交清學費,大學畢業時,學位證和畢業證都被學校扣押了下來,這也讓我初入社會找工作時遇到了很多挫折。當然這些都是后話了。
既然前兩次都是虛驚一場的“預演”,這一次會不會也一樣?我忍不住心存僥幸——或許只是父親暫時胃口差,吃不下去而已,等找到對癥的法子,他能正常進食了,總能像從前那樣慢慢恢復過來。從2005年到2025年,父親與病痛周旋了二十年。這二十年間,他住了多少次院?我早已數不清。可他不也一次次從鬼門關闖了回來嗎?這一次,肯定也能挺過去。但腦海里另一個冰冷的事實卻在提醒我:這兩年,父親住院的次數明顯多了起來,尤其是今年,已經是第六次了。這分明在說,他的身體早已如一座搖搖欲墜的老屋,機能損耗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而這次多日粒米未進,或許就是身體發出的最嚴重警告——他的底子,已經垮得厲害了。
我必須趕緊回去,弄清楚他的身體到底壞到了什么程度,這場病有多大概率會危及生命。倘若情況真的糟到了極點,我又該怎么辦?所有懸在心頭的疑問,所有未知的恐懼與抉擇,都在等我踏上歸途,才能找到答案。
二
從武穴北站出來,哥哥早已在路邊等候。一上車,我便急著問起父親的情況,哥哥卻只是嘆了口氣:“待會兒到家里,你自己看就曉得了。”我沒敢再追問,車廂里瞬間陷入沉默。正值八月,暑氣鋪天蓋地籠罩下來。沿路的村落浸在熾烈的陽光里,草木都被曬得蔫蔫的,連空氣都帶著灼人的溫度。自從大學畢業外出工作,我竟從未在這個季節回過家——每年只有過年那幾天匆匆趕回,眼前永遠是冬日的蕭索與冷清,久而久之,老家在我記憶里幾乎只剩了寒冬的模樣。這片土地,如今變得既熟悉又陌生。而我的父母親,不也是如此嗎?成年后,一年到頭唯有春節跟他們待上幾天,其余時間都忙著各自的生活。他們平日里如何過日子,父親一次次看病是怎樣的周折,母親又是如何照料的,我其實一無所知。我對他們,他們對我,都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我們在一起生活的時間短之又短。而在我假定的生活里,父母親一直會生活在老家,只要我愿意隨時可以回去看望他們。正因為有這個假定,我回來的日子并不多,時間漫漫,終究有頭。而我真的要看到這樣的生活走向盡頭了嗎?不敢細想。
等到了家門口,我沒有急著下車。以前每回車子剛拐到家門口,大門不出意料地就會第一時間打開,父親顫巍巍地出來迎接,他邁著細瘦的雙腿,臉上笑盈盈地念叨:“我就說你快到了。”隨后等我下了車,他會招呼我母親:“你趕緊給慶兒下碗面吃!”我把行李放在堂屋的沙發椅上后,他就會圍著我問東問西。而現在呢?門口空空。哥哥說:“他在里面躺著。”我說了聲好,從車上下來,剛進堂屋就喊了一聲父親,隨即從前廂房傳來微弱的回應:“慶兒……回來了?”我推開房門,空調的冷氣撲面而來,父親就躺在床上,一只蒼蠅在父親包扎好的右腳上盤繞不去,一股隱隱的臭味飄了過來。他比視頻里看起來更瘦了,臉色也更差,但他依舊想做出笑的表情。“慶兒。”他的聲音小小。我走了過去,握住他的手,冰冰涼涼,指甲長長,想說點什么卻哽住了,只能呆呆地看著他那高聳的顴骨。
“吃飯吧?”他問我。
我點頭說吃了。我反問他:“你吃了沒有?”
他又笑笑:“我吃不下去。”
“你要吃飯的啊!不吃么行嘞?”
“我聽兒的話,我爭取吃一點。”
母親此時進來,看看他,又看看我:“你爸今天精神好一點。”
哥哥在一旁點頭道:“慶兒回來了,他高興。”
父親真的高興嗎?我無從知曉。但當母親將飯菜端到他面前時,他確實勉強吃了幾口。在生病之前——那已是遙遠得如同前塵往事了——他一餐能輕松吃完兩大碗米飯,食量驚人。如今他卻只是機械地、一點點地吞咽著,臉上不見半分進食的歡愉。我坐在床沿,目光在他、母親和哥哥之間流轉,忽然憶起父親心肌梗死發作那次,我們也是這樣守在他身旁。那時誰又能料到,這懸著心的日子,我們竟一過就是二十年。
由于家里實在太熱,只有父親的房間安裝了空調,我晚上便去市區的哥哥家借住。次日清晨,哥哥駕車熟門熟路地帶我去一家私人診所,父親平日都在這里換藥。途中我問他為何不去醫院,哥哥解釋道:“那里太貴了,這里的高醫生醫術好,收費也合理。”踏進診所時,母親早已等候在此。父親躺在病床上,高醫生正俯身在他腳邊,仔細拆解層層包裹的紗布。一股惡臭猝然襲來,我不由后退了一步。母親瞥了我一眼,含笑問道:“臭到了?”我默不作聲。母親又說:“你到門口透透氣吧,待會兒會更臭的。”我強自站穩,沒有挪步。當紗布完全揭開,父親那只病足徹底暴露在眼前:比正常的腳腫脹了一倍有余,膚色黑紫相間,腳跟處尤為嚴重,正不斷滲出膿液……我不忍細看,別過臉望向門外。
“太嚴重了,”高醫生仔細診察后,搖頭嘆息,“你們得趕快送醫院。這個傷口還會繼續惡化的!”
母親急切地追問:“就沒有更好的藥了嗎?之前在您這兒治療,效果一直不錯的啊。”
高醫生無奈攤手:“我真的無能為力。你家老頭子這個情況很危險!”
他們交談時,我望向父親。他面無表情地躺著,偶爾眨動眼睛,卻始終沉默。高醫生又取來潔凈的紗布,重新將那只病足仔細包裹起來。父親臉上未見絲毫痛楚,可他心里是否在疼痛?我不得而知。或許二十年的病痛磨礪,早已讓他習慣了這般無助的境地,只是靜候著死神的降臨?這個疑問,我始終不敢問出口。
我和哥哥上前攙扶他起身。他看起來如此消瘦,可當我們撐著他走向車門時,他的身體卻異常沉重。幾經周折,我們才小心翼翼地將他安置進車內,竭力避開那只潰爛的腳。時值早高峰,街道上擠滿了匆匆趕路的人群。路旁的早餐店蒸騰著熱氣,商鋪的廣告牌鮮明奪目……嶄新的一天正煥發著勃勃生機。而我們卻絲毫感受不到這份活力,雖然無人言語,但彼此心照不宣——此行前去,怕是兇多吉少。
三
我們的車正往武穴市第一人民醫院開。母親暈車,就自己開著電動三輪車跟在后面。我坐在副駕駛座上,透過外后視鏡望她——只有小小模糊的一點。我們的希望也只有小小模糊的一點。說起來,父親的腳傷和母親多少有些關系。去年有一天,父親覺得腳冷,想泡泡腳。母親端去一盆滾燙的水,叮囑他等水涼些再泡。可等她從灶屋忙完回來,父親已經把腳泡進去了。等他抬起腳時,浸在水里的部分早已通紅。因為長期高血糖,父親對疼痛的感知已經很弱,他根本沒覺得燙。第二天,腳上就皮開肉綻,燙傷處感染了。母親趕緊送他去高醫生那兒治療。傷口起初愈合得挺快,卻總也好不徹底,反反復復拖了好幾個月。沒辦法,又轉去武穴市第一人民醫院清創,住院一段時間,傷口眼看著一天天縮小。我一直關注著他的情況,本以為就這么慢慢好了,誰知到了七月,天熱起來,傷口竟又一次擴大,越來越嚴重,直到今年這樣不可收拾。
到醫院后,我去辦理入院手續。繳完費回來,主治醫師正嚴肅地跟哥哥和母親談話。“他這個情況,我已經沒有辦法了。太嚴重了。”他指著父親包扎好的那只腳,“已經爛成這個樣子了,沒辦法只清創,我這邊的確無能為力。”話音落下,大家都沉默了。醫生都說沒有辦法,這幾個字帶來的打擊太過沉重。枯瘦的父親坐在輪椅上,眼神愣愣地望著虛空中的某一點,那一刻,他的內心想必一陣絕望。
母親不甘心地問:“哪怕是止住這個傷口,讓它不再爛下去呢?”
醫生搖頭道:“這不是辦法,它這個程度太嚴重了。”
難道真的只剩下截肢這一條路了嗎?我看看哥哥,又看看母親,所有人都沒了主意。醫生察覺了我們的無措,建議道:“你們可以去武漢的醫院看看。”隨即,他告訴我們兩個醫院的名字:梨園醫院和武漢市第一醫院。它們都專門診療糖尿病足引起的神經和血管病變。“他們如果能保住這只腳,當然更好。如果需要截肢,回我們這里就可以進行。”我們謝過醫生,醫院也將剛繳的住院費退給了我。這條線索,像黑暗中投來的一縷微光,給了我們一個模糊的希望。或許去了大醫院,還能有別的可能。不敢去想那個“萬一”,只能強迫自己不去看最壞的結果,僅僅抓住這線希望,無論如何都要去試一試。
母親騎上電動三輪車先回家為父親收拾去武漢的行李,哥哥則開車載我們回去。半路上,我們遇見了菊芳娘,便邀她上了車。她是母親最好的閨蜜,對父親的情況也一清二楚。她感慨道:“你們做孩子的,盡心就好。是否能治好,看命。你們盡了心,也不會有遺憾的。”菊芳娘信命,母親也是。每當家里遇上大事,她們總會去找算命先生算一卦。而關于父親的命運,算命先生曾斷言:“他今年熬不過九月份了。”照此說來,現在是七月,父親的生命只剩下最后兩個月。但我寧愿稱之為迷信。迷信是信不得的!我再次扭頭去看父親,他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只是愣愣地發著呆。
到家后,等母親收拾好父親的行李,我們就要出發去武漢了。正值中午,我去灶屋下了一大鍋面條。母親則緊張地盤點著行李,生怕遺漏了什么。畢竟這一次去武漢,前方是完全未知的結果。考慮到母親暈車,加上長時間照料父親積累的疲憊,我們決定這次就讓她留在家里,由我和哥哥來處理所有事情。這些年來,若不是母親堅守在家中,我和哥哥絕不可能安心在外做事。但如今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母親會崩潰的。父親已然如此,我們不能再失去母親。她本該安享晚年,和閨蜜們打打小牌,種種菜園,偶爾出去做點零工——那才是她向往的生活。是父親的病,讓母親的后半生與幸福無緣。
此刻,母親正端著一碗面條,喂坐在后車廂的父親吃。父親原本什么都吃不下,但為了能堅持到武漢,他強迫自己咽下幾口。母親一邊喂他,一邊輕聲說著:“老頭哎,你自家心里也要有數。如果實在治不好,俺就莫強求了。兒子也盡力了。”
母親照顧父親已經二十年了,其中的艱辛苦澀,我們都看在眼里。這次哥哥從高鐵站接我回家時,我們在車上聊起,都感覺母親這一年來心態有了明顯的變化,若用一個詞概括,就是:消沉。她已經看不到父親被治愈的希望了,真正的心力交瘁。
在鄉下,多少老人病重難治,最后都是從醫院直接拉回家,靜靜等待生命終局。我猜想,這或許也是母親內心深處最真實的想法——她不愿看著父親這個“無底洞”,沒完沒了地將兩個孩子也拖垮,再多的錢填進去也看不見底。孩子們,總該有他們自己的人生要過。
父親沒有說話。我想起之前來探望父親的堂叔也曾說:“我要是病成這個樣子,直接買‘三步倒’吃了,一了百了。”父親當時聽了非常生氣。但我明白堂叔的話,這不僅是鄉下許多老人面對絕境時的真實念頭,也確實是一些老人最終的選擇。可作為子女,我們難道真要眼睜睜看著父親就這樣離去嗎?我們做不到。
我回應母親:“武漢醫院技術設備先進,肯定沒得問題。你莫擔心咯。”莫擔心。莫擔心。每個人心里都充滿了憂慮,卻都這樣彼此安慰著。父親就像狂風中的一縷燭火,生命的微光幾次眼看就要熄滅,卻總在掙扎中,又一次次重新燃起。或許,這一次也同樣能化險為夷。
車子緩緩啟動,駛向國道。我再次看向后視鏡,母親還端著那碗面,怔怔地站在原地,身影在視野里越來越小。
四
驅車兩個多小時,我們從武穴抵達武漢。在武漢市第一醫院糖尿病足專科掛上號,我們便推著輪椅上的父親趕往門診部。醫生仔細查看了父親的病足,當即安排他住院。從門診部到內科住院部的路并不好找,我們幾次走錯,來回問人才找到正確的電梯。這讓我突然想到,如果來的是母親,她一定會迷路。哥哥曾說,母親這幾年有過好幾次記不得回家路的情況。她騎著電動三輪車,在陌生的街道上茫然行駛,四周沒有一處熟悉的風景,只能不停地向人打聽,耗費很久才能找到熟悉的那條路。她就是那樣一次次載著父親去換藥,倘若真在路上出什么意外,后果不堪設想。這些,她從未向我提起。幸好今年哥哥選擇留在老家發展,時不時就能回去照應。母親一直擔心父親病重送醫時身邊沒人,如今總算能稍稍安心。
在住院部安頓好父親,主治醫生找我了解病情,我一一作答。醫生極為和善耐心:“你父親這個情況,我們先要做相關的檢查,才能決定治療方案。不過一般送到我們這里的,都是屬于情況比較嚴重的病人。你們希望能保住腳,心情我很能理解。如果可以保的話,你們也要考慮一下治療成本。”
我問:“一般需要多少錢?”他繼續回:“每個人情況不一樣,這個現在不好說。上回有個人來這里,多次手術,加上后期護理等,算下來也需要二三十萬。你父親這個我們還需要看。而截肢的話,一開始看起來不是最優的選擇方案,但綜合考量,很多人也會選擇截肢。這個到時候需要你們考慮清楚。”
治療成本。我究竟能承擔多少?這個問題沉甸甸壓在心里。父親這些年來來回回住了多少次院?每年我又付出了多少?沒有細算,也不敢細算。幾個月前他住院,我轉去一萬;上上周母親說沒錢了,我又轉去兩千;這次回來,留下一千五;眼下在武漢住院,預付八百,往后還有一筆接一筆的開銷等著支付……哥哥的處境我清楚,他事業正逢艱難,有心無力,無法與我分攤。那我又能撐到幾時?
我在心里飛快盤算:現有積蓄多少,后續的版稅和稿費幾時到賬,每月的房貸、必不可少的日常開支……收支能否平衡?在治療方案明確之前,一切都是未知。必須承認:我感到巨大的壓力。而這壓力已持續多年,從未真正釋放。只要父親在世一天,我的責任就在一天。所以我不能倒下,否則這個家就失去了支撐。
在陪父親看病的路上,我曾對哥哥吐露長久以來的心情:“有一種‘被剝奪感’。每當我稍有一點積蓄,或是出書拿到版稅,父親就生病住院,錢一下子就沒了。那種感覺特別糟……仿佛無論多么努力地工作、寫作,最后一切歸零。”
哥哥沉默著,我也不忍再說。他的人生何嘗沒有苦澀?他不曾細說,可我看著他日漸消瘦的身體、隨年齡增長出現的各種病痛,還有他身后的一家人……我懂他的難。何況,有哥哥在老家照應,我在外也能安心不少。對我哥哥而言,我也同樣分擔了他的重壓。作為兄弟,能在此時各自盡力,對父母來說,想必也是莫大的安慰。
安頓父親躺下后,我去采買住院所需物品:衛生紙、護理墊、尿壺、水杯、牙膏、牙刷、胰島素針頭……回來時,醫生正在清理他腳上的傷口。繃帶解開,一股腐臭味撲鼻而來,醫生提醒我們戴上口罩。哥哥沒戴,就站在一旁,看著醫生熟練地剜除壞死的腐肉。我卻不敢多看,躲到了門外。幸好父親感覺不到疼痛——可轉念一想,若他有知覺,當初就不會被開水燙傷,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更大的不幸?
傷口處理完畢,氣味也散了。醫生囑咐我們把父親移回病床,接下來還有不少檢查,可能還有多次手術。又一輪的治療,又一輪的提心吊膽。盡管心里沒底,哥哥還是寬慰父親說:“醫生說你這腳有希望,你就放寬心在這里。”不知是不是這話起了作用,晚上我買了一碗小餛飩帶過來,原本擔心他吃不下,誰知喂他時他毫不拒絕,很快一碗就見了底。哥哥說:“你回來還是有用的。之前他一直躺著,你一回他就坐起來了。現在你喂他,他也能吃完。”
諸事暫告一段落,哥哥對我說:“這兒有我,你沒必要守著。你有工作就去忙。”父親的治療無疑需要一大筆錢,我現在最要緊的,就是趕緊去掙。蘇州有個項目,之前因我回來看父親推遲了幾天,現在得趕回去接上。項目完成能有一筆不錯的收入,但愿能支付父親的治療費用。考慮到人在外地,我特意請了護工,二十四小時在身邊照料,這樣哥哥偶爾回武穴辦事,也能放心離開。
臨走前,我拉起父親的手說:“爸,你放心養病就好了,其他事情你不用擔心。有么子事情,哥哥會跟我說的。我也會隨時回來的。你要是想吃飯、上廁所,隨時跟護工說。錢我都給咯。”父親眼眶一紅,點頭道:“我會好好的,你放心走。”忽然間,一個預感浮上心頭:這會不會是我此生最后一次握住父親的手?他的手那樣冰涼,像握著一塊冰。但我強迫自己掙脫這不祥的念頭——我必須趕緊去掙錢,只有這樣,才能救他。離去前,我回頭看了一眼,護工正喂父親服藥,他順從地咽下。他眼里,似乎有了一點點微光。
從住院部出來,已是黃昏。抬頭望去,大朵蓬松的云懸在樓宇之間,被夕陽染得發紅發亮。這或許是個好兆頭吧?不,我寧愿一廂情愿地把它當作好兆頭。懷著這般微茫的祈愿,我加快腳步,匆匆踏上了行程。
五
收到哥哥發來的醫院診斷報告時,我正在蘇州。報告上寫著:“患者入院后檢查指標提示右足感染較重,伴骨髓炎,以濕性壞疽為主,患者出現休克前期表現,同時合并心功能不全、腎功能不全、低蛋白血癥、中度貧血、高纖維蛋白血癥等,患者長時間進食較差,營養不良,血糖控制較差……”我反復看了幾遍,字里行間尋不出一絲恢復的亮光。
回蘇州后,哥哥一直及時同步父親的治療進展。那天下午五點左右,他的消息再次彈出:“情況不好,今天做手術差一點沒緩過來,做了三個小時。保腿的想法風險最大,要做四次,這個過程伴隨很多死亡風險,現在通過檢測的結果看他身體肯定扛不住。截肢是唯一相對能保命的選擇,截肢之前還需要半個月的身體調整期,才能做截肢手術。”
我回復:“真是最不想看到的結果。我吃完飯后跟你通個電話。”
“吃飯”只是個借口——我只是需要一點時間,緩一緩,再想接下來該怎么辦。我們帶父親離開武穴來到武漢,就是希望大醫院能保住他的腳。如果連這里也給出同樣的結論,那截肢,恐怕真的無法避免了。也許該換一家醫院再看看?也許還有別的辦法?也許……思緒紛亂,我一時理不出頭緒。
離家之前,母親就曾表明她的態度:“如果去了武漢還是要截肢,那我們就回來吧。截完肢,也不能保證他全好。以后感染了,還要繼續截肢,什么時候是個頭?他這么大年紀了,經不起這樣的折騰。”父親也一再說過,他不想截肢。可是不截肢的后果,我們又是否承擔得起?把他接回家,躺在床上,任由身體一點點腐爛、發臭,直到離去?死亡本身已足夠沉重,更何況是眼睜睜看著他受盡折磨——那樣的壓力,誰能承受?我做不到。若真那樣放棄,日后每當想起,我又該如何面對這份愧疚?常有人說,“盡心盡力”就好。可什么程度才算“盡”?我沒有答案。
飯后,我和哥哥通了電話。我們達成一致:保命是第一位的。既然截肢是目前唯一能保住性命的方式,那就只能接受。很多糖尿病患者截肢后依然能活很多年,父親應該也可以。現在的難題是,該如何對他開口。試著代入他的心境——活了一輩子,到頭來身體卻要殘缺一部分,這對任何人來說,都難以接受。
哥哥說:“要不干脆不告訴他,直接截了?”
我立刻否定了這個想法:“這是他的身體,他有權利知道。我知道這很殘忍,但我認為必須告訴他截肢的必要性。而且時間不等人,得盡快說。”
哥哥猶豫了一會兒,說:“要不再調理兩天,等他身體稍微好一點再說?今天清創手術時,醫生說他多個器官功能都在衰竭,因為之前太多天沒怎么進食。手術中途他還昏迷過去,輸了營養液才慢慢緩過來……現在突然告訴他,我怕他承受不住。”
我嘆了口氣,也只能這樣了。
之后,我試著給父親打電話。等了很久,他沒有接。他躺在病床上,也許連拿手機的力氣都沒有。過了一會兒仍不放心,又撥了過去,這次他接了。我“喂”了幾聲,電話那頭只傳來微弱的呼吸。我問他感覺怎么樣,他聲音很小:“蠻好的。”我又問護工喂他吃飯沒有,他回了句什么,我聽不清。再問幾聲,那頭只剩下呼吸。我知道他已沒有力氣回應,只好掛斷。
那一刻,我忽然切身理解了哥哥的遲疑:面對如此虛弱的父親,誰又忍心開口?可我們終究無法回避這個決定。此刻,父親對自己的命運一無所知,而我們卻清楚知道即將發生什么。這種感覺,糟糕透頂。
我想起他年輕時的樣子,走路風風火火,說話干脆利落。那時生活雖拮據,希望卻從未熄滅。他帶母親去外地種十幾畝地,去挖沙船上頂著烈日勞作,跟人合伙販賣棉花……他的雙腳曾帶他東奔西走,供養我和哥哥讀書,如今,卻要切去其中一只。何其殘酷。可若不如此,我們可能就會徹底失去他。所以我們必須下定決心,救他。有他在,這個家才是完整的,即便代價是一只腳的殘缺。這是擺在哥哥和我面前的難題,而我們沒有更好的選擇。
六
哥哥在武漢忙著照料父親的同時,我在蘇州也沒有閑下來。從他那里得知的情況讓我意識到,必須盡快籌足錢——父親后續的手術及康復費用必定不菲,這迫使我必須全速推進手頭的合作項目。我聯系了項目負責人郁老師,去了她單位。走進電梯時,我還是沒忍住,略帶遲疑地對她說:“這項工作我肯定會做下去,只是中途可能因為父親的事需要回去處理,時間上或許會有些耽擱。”郁老師非常體諒,立刻回應:“我非常理解。這個項目您自己把握好時間就可以。”我這才稍稍松了一口氣。
她向我介紹完項目概況后,帶我去了她的辦公室。忽然,她從書柜上取下一本書遞給我,說:“我認真看完了。”我瞥了一眼,竟是我的散文集《暫別》。這讓我既意外又感動。她提到書中我寫父母的文字深深觸動了她。那一刻,我在心里提醒自己:保持狀態,不要在他人面前失態。我也確實穩住了情緒,向她道謝。隨后她拿出一沓工作清單,我們就其中的內容逐一溝通。交流過程中,我幾次感到情緒幾乎失控,但最終還是回到了平穩的狀態。
盡管壓力巨大,我仍強迫自己維持生活的正常節奏,從這種秩序中汲取一種“無論如何我都能過下去”的力量。我不強行安慰自己,而是試著去想最壞的結果:如果真到了那一步,也就只能接受。這樣一想,雖然仍不免有些凄惶(我承認這份情緒),心里卻坦然了許多。
與郁老師談完工作,我去坐地鐵。走在路上,我對自己說:“今天很好,沒有失態。”連續的高溫烘烤著整個城市,沒走幾步就一身汗,再多走一段,幾乎要中暑。但我仍慶幸自己能出門、能與人正常交流、能維持基本的體面,也能冷靜地思考:父親的病需要多少錢?我又該如何支撐他生命延續的代價?
與此同時,我清楚地意識到:我已經失去了快樂的能力。在家里,我會突然崩潰大哭,晚上趴在父母曾經睡過的床上,渾身發抖地流淚。我在蘇州的這間房子,父親只來過一次。他留下的痕跡、說過的話、觸摸過的家具……一切都儲存在我的記憶里。而他很可能,再也來不了了。這讓我心碎——我終于懂得了什么是心碎。
你永遠無法預料那陣悲傷的潮水何時會突然涌來,將你徹底淹沒:吃飯時、工作時、晾衣服時,眼淚會毫無預兆地落下。那些鮮活的感受仿佛都已離我遠去,食不知味,讀書無趣,夜里疲倦卻無法入睡,對第二天毫無期待。胸口像壓著一塊巨石,連呼吸都變得沉重。但我不能任由自己沉淪。我必須逼自己出門,完成工作,拿到報酬,支付父親的醫療賬單,延續他的生命。為此,我不能垮掉,必須強打精神,繼續前行。我沒有問過哥哥的感受。一次通話中,我忍不住聲音發抖,他沉默片刻,只說:“好好好,我過會兒再打給你。”我不知道他掛斷電話后是怎樣的心情,是否也像我一樣,在強裝鎮定?我也沒有向母親表露情緒,但她何其敏銳,光從語氣中就聽得出來。
對親人如此,對朋友也一樣。他們來詢問情況,我卻發現很難表達自己的悲傷——就像戰斗尚未結束,父親還活著,你怎么能松懈下來,陷入自憐?所以回應時,我只是冷靜地道謝,謝謝他們的安慰。我在悲傷外面,罩了一層殼。或許我的家人,也都是如此?我們都帶著這層殼,陪著父親走下去,能走多遠,就走多遠。盡頭仿佛隨時會在眼前出現,再往前就是深淵,寒氣已從虛無的那頭陣陣吹來。但我們不能因為害怕就突然撒手、轉身跑開。多走一步,是一步。多走一步,就多珍惜一步。我想,這就是我和家人之間未曾言說的默契。
曾有一位讀者的留言深深觸動了我,他說:“其實你的父親、你的原生家庭,是你一生幸福的最大障礙。大多數家庭,父母能幫兒子結婚、買房,你的家庭卻在源源不斷消耗你。這也影響了你一生的命運。這也是命。其實很多普通人會選擇默默放棄父母,我在農村見過不少。善良的人投胎在不好的家庭,注定一生艱難。”
某種程度上,他說得沒錯。父親生病整整二十年,我們全家都為此付出巨大的精力與沉重的代價。尤其是我母親,她的后半生被“綁架”在這件事上,無法動彈,無福可享。我當然也不可能指望家庭的支持——從讀大學、求職,到買房安家,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艱難。即便如今我已沒有生存之憂,父親的病仍如烏云籠罩,尤其在生命后半程,需要我投入的精力與金錢只會更多。這確實影響了我的生活。
想起前不久看的一部電影《秋日何時來》。片中的“女兒”是個麻煩人物,她像卡在齒輪中的沙粒,有她在,所有人的命運都運轉不靈。反而因她的慘死,沙粒被剔除,齒輪重新順暢轉動,大家的生活都變好了。所以在警察調查時,每個活著的人都對真相視而不見——他們想要的不過是好的生活。而這“好”,竟必須建立在一個人的死亡之上。這是何其殘酷,卻又何其順理成章的設定。
殘酷一點說,我父親與片中的“女兒”相似。因為他,全家陷入困境。如果沒有他,母親身體尚可,能安享平穩的晚年;我也不必連年墊付醫藥費,經濟壓力大減;哥哥也能專心事業、照顧自己的家庭……每個人或許都能過得更好。我相信家里每個人都曾這樣想過,尤其在照顧父親身心俱疲時,這樣的念頭更會浮現。但父親有活下去的權利。作為子女,無論從情感上還是道義上,我們都必須全力救他——這也是我們必須接納的事實。哪怕沉重至此,也只能咬牙堅持。
那段留言也讓我捫心自問:“我的人生是不幸的嗎?”被家庭不斷消耗,是的;得不到有力支持,是的;時刻活在不安中,是的。這些都沒錯。但我并不認為自己就非常不幸。倘若以這樣的心態生活,只會寸步難行。我的幸運在于,我選擇了寫作。我已出版的書中,有相當一部分素材來源于家庭。我一邊經歷,一邊書寫。寫作將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轉化為文字,而不是任其淤積為內心的消耗。可以說,我的家既消耗我,也滋養我。而我又將這份滋養反哺給家庭。就這樣,我實現了內心的平衡。
當然,正如那位讀者所言,“很多普通人會選擇默默放棄父母”。這次送父親去武漢治療前,母親提起村里幾位重病的叔父,一聽說要去武漢就放棄了,選擇在家中離世。我們能指責他們的子女嗎?生死是大事,生活也是。無論怎樣權衡取舍,都難免遺憾。而我要做的,是盡我所能支撐這個家,也盡我本心繼續寫下去。唯有這樣,我的幸與不幸,才會成為真實的記錄——而這,就是我的命。
七
那父親的命呢?原本的計劃里,是打算為他截肢來保住性命。可隨后幾天的情況,連截肢的條件也失去了。清創手術后,父親身體更加虛弱,進食越來越少,幾乎什么都吃不下了。器官在慢慢衰竭,打進去的白蛋白,效果也不理想。
盡管如此,哥哥每天發來的消息,語氣仍盡量帶著希望——
7月13日:“檢查結果不是很好,需要輸血,我明天過去輸血給他。沒有正常的,檢查幾項都不好。”
7月14日:“情況不好,今天做手術差一點沒緩過來,做了3個小時。”
7月16日:“我們剛到,情況不是很好,今天打了白蛋白,作用不大。明天早上問醫生實際情況。”
7月20日:“打了10瓶白蛋白……狀態好一些,腳上炎癥也好很多,回去只要腳不落地,幾天換一次藥,應該身體問題不大。”
……
雖然他說得樂觀,我心里卻難以相信“問題不大”。就這樣又過了幾天,哥哥讓我把護工的工資結清。我很驚訝,問他原因,他說:“我把媽帶過來了。”我建議繼續請護工,不想讓母親太累,他卻回我:“人家是夫妻啊!”我一時語塞。或許,是母親自己堅持要來。她在老家待不住,也想著為我省些錢。我只好叮囑哥哥:“如果媽累了,一定跟我說,我再請護工。”電話那頭應了聲“好”,但我知道,他們不會再請了。我也只好把護工的賬結了。
接下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母親最擔心的,倒不是父親的身體(這么多年陪護,她早已習慣),而是我的經濟壓力。一天早上通話,她說:“要不就回去吧。你爸這是把你拖垮了,你本來壓力就大,不能再這么耗下去了。”我輕聲回她:“再看看,再看看,說不定還有轉機。”同時,我請哥哥把父親的診斷記錄和片子發來,托朋友請教北京、上海大醫院的專家。可得到的回復,都是“不樂觀”。轉機在哪里?我不知道。
怕母親在醫院不適應,我常打電話去問。有一次,接電話的卻是父親。他開口叫了一聲“慶兒”,我整個人像被電流穿過,頭皮發麻。上一次在電話里聽見他的聲音,還是清創手術之后,那時他聲音微弱,即便開了最大音量,也聽不清他說什么。之后他常陷入昏迷,和我通話的總是哥哥或母親。我幾乎以為,再也聽不到父親的聲音了。必須承認,很多年來,我并不那么喜歡和父親講電話。每次通話,他總是問我“吃飯吧”“村里又有哪個老人走了”“工資發了沒有”……到后來,他反應越來越慢,我問什么,他久久都弄不明白意思,對話也難繼續下去。可這一次,他清晰有力地問我:“你吃飯了吧?”如此平常的一句,卻讓我眼眶一熱。直到這時,我才真的確信,父親暫時脫離了生命危險——他從鬼門關走了一趟,又熬過來了。父親的生命力,比我想象的頑強。
既然病情好轉,連日陪護的母親提議,不如回家休養。哥哥問了主治醫生,醫生建議轉到武穴市第一人民醫院再住院觀察一段時間,以免復發,等身體恢復一些,再做截肢手術。我和哥哥都同意這個安排。令我意外的是,母親和父親也都同意了截肢。我問哥哥是怎么和他們溝通的。他說:“我扶著爸去衛生間,看著他那只剩下骨頭的腳,就說這肉已經掏空了,以后也長不回來,現在跟截肢也差不多。不如聽醫生的,截了反而安全。”父親和母親聽了,也都點頭說好。考慮到回家后父親行動不便,哥哥讓我買一個帶坐便器、能躺的輪椅,我隨即在網上下了單。
我本以為一切會順利推進。可等我忙完再看手機,哥哥發來微信:“已到家,他倆不同意去醫院,直接回家。”我非常震驚,連問三句:“為什么不去醫院?是為了省錢嗎?這樣不是以后花得更多嗎?”哥哥無奈地回:“你晚上打電話跟他們說說吧。”我能想象,從武漢回武穴這一路上,哥哥一定反復勸過,但拗不過他們,只好送他們回了家。
這件事讓我很生氣:好不容易控制住炎癥,又要回家,難道不怕再次感染、重新治療嗎?為什么每次都這樣?以前住院也是,沒好徹底就回去,結果病情復發、加重,再住院、再中途回家、再住院……最后承擔代價的,是我。他們如果真的心疼我,怕我花錢,就該好好接受治療。我想再給母親打個電話,可猶豫再三,還是沒有撥出去。我太清楚她的想法,也沒有把握能說服她。畢竟日常照顧父親的是她,父親也最聽她的意見。
我隨即給哥哥打電話,我們談到了一個沉重的問題:“如果父母一致決定放棄治療——或者說消極治療——我們該尊重他們的意愿嗎?”哥哥認為,他們的放棄有兩層意思:一是不想拖累孩子,二是對治愈不抱希望。有沒有更周全的辦法?哥哥提出,先在家觀察幾天,按時服用從醫院帶回來的藥,請醫生上門換藥,避免感染。一旦病情有惡化的跡象,立刻送回醫院。
最后,哥哥說:“我和你想法一樣,父親應該繼續住院,而不是回家。但父母有他們的考慮,你也要尊重他們。他們比我們年長那么多,很多事早已想過,后果也清楚,只是不好跟你明說。我們做子女的,盡了心和力,但決定權在他們手里。你一定要記住這一點。”
哥哥這番話,讓我心頭沉甸甸的。這些年來,我們就像在和死神拔河——死神把父親往它那邊拉,我們拼了命往回拽。這一次也一樣。繩子磨得手掌出血,我們也顧不上。可如果有一天,父母說:“我們太累了,想歇一歇。”到那時,我是該硬拉著他們再試一次,還是真的放手?如果真的放了手,我能否承受得住內心的沖擊?……老實說,我沒有答案。
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八
無論我和哥哥如何勸說,父母始終堅持留在家里。我們只好選擇尊重他們的意愿。為了讓父親好受些,哥哥每天開車將醫生接到家中為他換藥。直到最后幾天,哥哥還欣慰地告訴我:“換藥時他能感覺到疼,說明痛覺還在,看來是在好轉……”我立刻轉了一筆錢給哥哥,囑咐他買些好藥。我和哥哥也商量好了,只要父親身體稍有起色,就盡快送他去醫院做手術。
我再次提議,像之前在武漢市第一醫院時那樣,請一位護工來照料。“莫讓媽來照顧咯,專業的事情專業的人來做,多少錢我來出就好。”這樣大家都能輕松些:我能安心完成手頭的工作,哥哥跑業務也不耽誤,母親也能真正休息一下。但母親依然非常堅決地拒絕了。“你讓垸里人么樣想我?”起初我有些意外,隨后明白她是害怕旁人議論:“好手好腳不去照顧自己老伴兒,還讓兒子出錢請人照顧。”我忽然想起,之前在武漢頭幾天本是護工在看護,后來母親堅持要去,想必也是承受著這樣的壓力。即便她已身心俱疲,即便她不愿再待在醫院,她還是強忍著長途奔波的辛苦,日日夜夜守在父親身邊。
別小看這樣的風評。對一輩子生活在垸里的母親來說,那些來自其他嬸娘的眼光,是具有壓迫性的——男人們很少參與這類評判,在他們看來,這本就不是他們該操心的事。反過來,如果是我母親住院,父親不去照顧,由我請護工,卻不會有人說什么。大家都默認,男人不照顧也沒什么,而照顧,是女人的本分。這種潛在的意識,早已被母親內化在心里,成了她沉重的枷鎖。而如果一個男人愿意照顧伴侶,反而會被許多人稱贊為好丈夫,仿佛他做了什么額外的事似的。
父親回家后,不少人來看他。他的情緒也時常起伏。我原以為給父親治病是件簡單的事,可越往后,越感受到一個復雜的鄉村社會在他們身邊無聲地發揮作用。哥哥感慨地對我說:“回到家里后,環境改變,爸媽想法完全不一樣。我們不能武斷地決定一些事情,對另外一個傷害會很大。”他隨后又補充:“在家里才能感受到的長輩意見沖擊力太大,親戚、家族人的意見都要聽取。除非很有經濟實力另當別論。”
這些人的意見,大致可以歸結為一句話:“人不能太自私!兒子們已經盡力了,不要再拖累他們了。”這讓父親情緒非常低落。求生是人的本能,此刻他卻不敢大聲說出來——因為大家都覺得,他這個年紀已經活得夠長了,家人還要繼續生活,不能再這樣耗下去。
這些話并沒有直接對父親說,但他清楚地感知到了。他在電話里向我哀嘆,我不斷地安撫他。我不知道他是否因此好受一些。那么多人暗示他活著是家庭的負擔,他心里該有多煎熬,多痛苦。當他看到我們堅持為他治療,焦慮或許會減輕,但自責與內疚卻難以避免。人生走到這個階段,實在太過苦澀。每每想到這些,我都忍不住為父親難過起來。在通話的最后,我說道:“爸爸,我和我哥一定會給你治療下去。你莫擔心。”他聲音沙啞地回:“謝謝兒。”我忽然有一種直覺,這將是我跟我父親最后一次通話了,于是點開了手機上的錄音鍵。通話結束時,我跟父親說:“再見,爸。”父親回:“再見,兒。”
這是父親最后留給我的話。
九
2025年8月6日17點43分,父親去世。
他離開的時候,家人們恰好都不在身旁。我們誰都不知道那一天是最后一天,父親自己也不知道。母親照例把他扶起來,挪到我買回來的輪椅上。見他狀態尚可,又發現家里沒有雞蛋了,母親就托前來幫忙的嬸娘幫忙照看一會兒,自己出門去買。等她拿著一板雞蛋快走到家時,嬸娘著急地朝她招手:“快點!快點!他不行了!”等母親趕過來,父親已經咽氣了。
死亡來得如此猝不及防。那天我照例問哥哥父親的情況,他回:“不是很好,你要準備回來。”我問怎么回事,他接著說:“呼吸困難,喉嚨有很濃的痰出不來,根本吃不了東西。你把工作安排好,到了明天沒有好轉你就回來。”我說:“好。”到了下午,母親突然打電話給我:“弟兒,你爸情況不好……你請個假回來看看。”后來我問母親,那時父親是否已經離世,她點頭說是,可當時的我并沒有意識到。掛了電話,我查看當天蘇州回武穴的票,全部沒有了。再打電話給母親,一直無人接聽。過了一會兒,電話響起,傳來的卻是嬸娘的聲音:“慶兒哎,你爸爸走了。你回來的時候,莫急。我們等你回來。”等我回來。父親也曾這樣說過。他說:“我要死之前,會給你打電話,你趕回來。”他食言了。
掛了電話,我立即打開鐵路12306,查看當天蘇州回武穴的高鐵票,全部售罄。我只能第二天一早趕回去。晚上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著。一個問題忽然浮現在腦海中:“父親臨終前在想些什么?”他當時并非昏迷,而是相當清醒:別人對他說話,他能睜眼看看對方,雖發不出聲音,卻能用點頭或搖頭回應。這個問題將我拽入一個永遠得不到答案的困惑中。我問哥哥:“父親走時是否安詳?”哥哥回答說:“是的。”可那時他也不在父親身邊。于是我又一次陷入追問:“爸爸,你那時候痛不痛啊?”依然沒有回答。所謂的安詳,是否只是我們自我安慰的想象?我有太多問題想問,最終卻只換來一句反問——那句每一次通話里,父親總會先問的:“吃飯了吧?”
我也感到焦躁。最后一次和父親通話的后半段,我預感可能是此生最后一次,連忙按下錄音鍵,可前半段沒錄的內容,我怎么也想不起來了。我像遺失了什么重要的東西,在心底反復翻找,越找越無跡可尋,頭皮發緊,無法釋懷。我撥打父親的電話,無人接聽。明知會是如此,卻仍不甘心,一遍,又一遍。
我真的不甘心。我才四十歲啊,為什么就沒有父親了?我難以釋懷。我的后半生,再也沒有父親的見證和參與了。他不會為我驕傲了,也不會再問我今年會出什么書。那么多人,五十歲、六十歲,都還有爸爸,可我沒有了。那么多人能活到八十歲、九十歲,為什么我的父親只能活到七十三歲?父親也是不甘心的,不是嗎?我甚至妒忌我的哥哥——我們雖是同一個父親,可他大我七歲,能多陪伴父親這些年,而我卻不能了。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高鐵。窗外的山水飛馳而過,我想起前幾年接父母來蘇州家里住,他們也曾看過同樣的風景。如今,父親再也不會來了。天氣那么好,陽光透過車窗照進來,我緊緊別過頭看向窗外,不愿讓鄰座察覺我在哭。到了武穴北站,以往哥哥總會開車在站外等我,可那時他正忙著準備喪事,我只能自己打車回去。
出租車上,我異常平靜,仿佛只是像過年一樣,回趟家而已。到家時,家族里許多人正忙碌著,有人接過我的行李,叔爺領我去給躺在冰棺里的父親敬香、磕頭。我都平靜地照做了。直到起身走到冰棺一側,看見父親躺在里面,枯瘦的臉,張開的嘴——我再也沒能忍住淚水。母親過來拉住我的手,對著冰棺說:“你細兒回來了,你把嘴合上哎。”周圍的人都讓我喊幾聲父親,讓他安心離去。我大聲地喊,盼望奇跡發生,盼望父親只是睡著了。
但他沒有回應我。
他永遠地睡著了。
十
葬禮結束后的第三天,晚飯后,我和哥哥準備去墓地送“煙把”——那是用麥草或稻草捆扎成的長條火把。母親從灶屋趕出來,叫住我們:“等一等,我也去看看你爸。”我們便等她收拾妥當,一行人安靜地出發了。穿過垸里的小路,走上垸外的田埂。哥哥帶著他的兩個孩子走在前面,我和母親跟在后面。她走得很慢,過了橋,很自然地牽起我的手。
夏日的悶熱還未退去,晚風吹過,兩旁田里的黃豆葉子輕輕起伏。父親出殯那天,母親沒有跟到墓地。那時她伏在棺材旁放聲痛哭,隨后身子一軟,被幾位嬸娘扶到一旁。我和哥哥按鄉間禮俗穿著孝服,跪在地上,無法過去陪她。而現在,我可以握著她的手,慢慢走著,說些閑話。她神色平靜,只是膝蓋因之前照顧父親時受傷,走路還有些微跛。
按我們這兒的習俗,逝者安葬后,家人要連續三天在傍晚送去煙把。我問母親這儀式是為了什么,她輕聲解釋:“人剛死是迷著的,等他醒過來,才發現自己已經死了,會坐在墳頭上望著家的方向哭。這時候,家人就要送煙把過去,照亮他回家的路。”我從前沒聽過這樣的說法,母親說完,我眼前卻仿佛真的看見父親坐在墳頭望著家哭泣的模樣。
父親的墓在一片黃豆地的盡頭。生前,母親曾問過他將來想葬在哪里,他沒有回答。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常常沉默,問什么,都只是搖頭或點頭。母親看他狀況越來越差,問他:“要不要叫慶兒回來?”他堅決地搖了搖頭。那一刻,他心里是不是也覺得自己不會這么快走?是不是還對這世間存著眷戀,不愿離開?
父親的沉默,沉甸甸地壓在母親心頭。這些天過去,她仍無法釋懷。嫂子安慰她:“爸到最后沒力氣了,身上疼,心里也躁。”我也勸過:“爸爸是個自我的人,很少考慮別人感受。媽,你別這樣折磨自己。”母親心里明白,情感上卻始終無法原諒自己。
我想起多年前有位親戚重病進ICU的事。那時我在外讀書,沒去探望,后來聽母親說起細節:親戚昏迷不醒,要不要拔管?沒人敢做這個決定。有人暗示那家的孩子別再折騰,孩子不肯。最后是親戚的妻子開口,管子拔掉后,人很快就走了。母親當時感嘆:“這種決定,只有他愛人能做。讓孩子做,太難了!”
多年后輪到我們自己。父親的病,治還是不治?住院能維持生命,卻治不好;接回家,就只有等待。是母親做了回家的決定,她承受的壓力,是我們做子女的難以體會的。如今父親走了,她陷在自責里出不來:“他是不是在怪我?怪我沒讓他繼續治下去?不然為什么一句話都不留給我?”一想到這,她就掉淚。父親再也無法回答,這問題也不會有答案,它像一條蛇,緊緊纏在母親心上,不肯松開。
我不禁想起當年那個孩子——母親決定拔管時,他是什么心情?是松一口氣,是憤怒,還是五味雜陳?我無從知道。回到自己身上,當母親決定帶父親回家時,我確實是生氣的:“父親明明還想活,為什么不救了?”有好幾天,我沒跟母親說話,她也知道我的情緒。守靈那夜,我們聊起這事,母親說起在武漢的醫院時,她特意去問主治醫生:“我是個農村老太婆,什么都不懂。你直接告訴我,我家老頭兒現在到底怎么樣?能不能治好?”醫生誠懇地回答:“我打個比方,就像腌酸菜,您愛人身體里面就像那缸酸水,全壞了。”母親一聽就明白了,這才下定決心帶父親回家。她知道再治下去,也不會有什么轉機。當她把這個情況告訴父親時,他也同意出院。可父親是真的情愿嗎?也許不是。而這個“也許”,日后一直折磨著母親。
我無法假設,如果一直住院,父親會不會比在家里好一些?只能安慰自己:直到最后一天,他身邊都有家人陪伴照料,沒有太痛苦地離開。但他是否甘心這樣?我們永遠無法知道了。死亡就這樣無情地將我們隔開。父親離去的事實像一層厚厚的膜,我們透過它依稀能看見他,卻無論怎樣呼喊,他再也聽不見。這種感覺,令人窒息。而母親——與父親共同生活了近五十年,這么長的歲月里,多少愛怨堆積在心頭,想想就替她難過。我們常常寬慰她,也清楚她只是在配合我們,假裝沒事。真正殘酷的,是她獨自一人時的分秒片刻。她需要時間慢慢消化這一切。我們也明白,是母親為我們扛下了這份內疚的重量——她愛她的孩子們。
父親沒有給母親留下只言片語。如今他長眠在這片田野中,旁邊留著一塊空地,是給母親的。母親沒有哭,只是靜靜站在墳前。哥哥蹲下身,點燃了煙把和紙錢。
母親輕聲說:“老頭兒哎,你先在這里。我過幾年就來陪你。”
我說:“媽,你別這么說。哪兒是過幾年,至少十年、二十年。”
母親笑了:“好,到時候活成個老妖精。”
我也笑起來,笑著笑著眼眶一熱,但我忍住了。
母親又說:“這墳上是沙土,太松了,一下雨就容易塌。過幾天去裝點河土來鋪上,就結實了。”
我們說:“好。”
從墓地返回時,天邊泛起明亮的霞光,晚風徐徐吹著。父親,這是一個沒有你的黃昏。我忽然想,這對你來說,或許是永遠的放假了吧。那一刻,心里莫名感到一絲寬慰。回頭望去,墓地方向升起一縷青煙——應該是煙把還在燒。按母親的說法,煙把會照亮父親回家的路。
我愿意相信這句話。
父親,我們回去了。
我們等你回來。
【作者簡介:鄧安慶,作家,現居江蘇蘇州。主要著作有《紙上王國》《柔軟的距離》《山中的糖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