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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未完成的愛情、自由與自我
來源:北京晚報 | 付杰  2026年06月22日09:02

1923年12月,魯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做了一次演講,他從戲劇《玩偶之家》切入,探討了易卜生沒有回答的問題,也即娜拉出走之后的命運——“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今日看來,我們不得不敬佩于魯迅先生的洞察力。

在這個演講五年之后的1928年,上海發生了黃慧如與陸根榮私奔案,此事在鬧得滿城風雨后,黃慧如最終還是選擇了回歸家庭,應驗了魯迅先生的預判。由于彼時的上海是國內最發達的城市,傳媒業亦頗興盛,以致報章連篇累牘地追蹤報道此案,使得其影響力輻射至滬寧杭乃至整個中國。

除了案件過程和具體細節,人們對這一事件的關注還上升到戀愛自由、女性權利、家庭革命等宏大概念。以今日觀之,黃陸私奔案匯集了傳統與現代、保守與進步、愛情與革命、個人與家庭乃至民族等數組在民國時期極具張力的詞匯,其中蘊藏著有趣且豐富的學術命題。何其亮教授的著作《情奔何處:一起未完成的民國私奔案》便聚焦于這樁早已被人遺忘的私奔案,詳細梳理了案件的來龍與去脈,討論了其在司法、媒體、文藝、思想等場域所引發的連鎖反應。

閨秀與家仆的“愛情”

黃慧如生于上海一富庶之家,本為名門閨秀,與蘇州巨商貝氏——即貝聿銘之家族——婚約告吹后心灰意冷,甚至一度悲觀厭世。陸根榮為黃家仆人,與黃慧如年貌相當,奉命開解黃。孰料二人日久生情,竟至珠胎暗結,黃家發現此事后將陸根榮辭退。黃與陸情好甚篤,遂決定攜財私奔至陸的老家蘇州。黃家報案后,1928年8月陸在蘇州被捕,吳縣地方法院以“和誘”罪判處其一年監禁、以“幫助盜竊”罪判處其一年半有期徒刑。黃陸不服,上訴至江蘇省高等法院,江蘇省高等法院以“略誘”罪和“幫助盜竊”罪給予了更為嚴厲的刑罰,陸根榮只能繼續上訴至最高法院。經過一番曲折,1930年6月30日陸根榮終于無罪釋放。

一審和二審判決之所以差異頗大,根本在于“和誘”與“略誘”之分:前者是在受害人“同意下誘拐”,后者則是“通過武力或欺詐誘拐”。依黃慧如之意,其是自愿與陸根榮私奔,別說脅迫或詐欺,甚至連“和誘”也不成立,因此在司法程序中她與陸根榮始終站在同一陣線,主張無罪釋放。而對于如何看待其與陸根榮的感情,黃慧如則游移不定,這不全然由其個人意志所決定,媒體報道與大眾評論也影響著她的態度,兩者有著極為密切的互動甚至“互利”關系。

案件甫一見諸報端,黃慧如呈現在公眾面前的是一個勇敢的新女性形象——她不僅是在逃離束縛自身的封建家庭,更是在反抗令人窒息的舊制度。需要說明的是,黃慧如接受過中學教育,雖有一定文化水平,但對五四運動應該了解不多。在鋪天蓋地的媒體報道中,她逐漸習得了一些新概念和新思想,并為自身的私奔行為作有力辯護。然而,隨著案件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聲音涌現了出來,鼓勵者有之,反對者有之;頌揚者有之,攻訐者有之。陸根榮此時身陷囹圄,眾聲喧嘩之外,或許還要考慮到孤身一人的黃慧如在經濟和精神上的無依感,其立場因而大大動搖——后來,黃不僅向媒體吐露其對陸根榮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愛情,還為私奔行為感到懊悔。1929年3月黃慧如于蘇州生產后,便隨家人回到了上海;3月21日黃慧如家人宣布她因分娩并發癥去世。

圍繞黃慧如是否真的離開人世,不少媒體展開了激烈的筆墨官司,但在作者看來,這個問題沒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此案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窺探社會中下層如何因應新時代有關女性、婚姻、家庭理念的窗口”,“更重要的是,這一轟動性事件提供了一個認識‘五四’時期提出的林林總總概念如何在社會中下層傳播的契機,各類文化生產者對此私奔案進行多重建構。”而這正是本書論述的重點,作者分章節梳理了不同群體或階層,如知識分子、記者、司法官員、文藝創作者等對此案的評論和爭鳴,不同載體如報刊、電影、小說、戲劇、曲藝等對此案的言說方式和意思表達。

一起未完成的民國私奔案

值得玩味的是,在這場沸沸揚揚的大討論中,盡管任何一個群體都無法壟斷對私奔案的解釋和評判,他們卻不約而同地滑向了保守并最終合流。作者之所以將黃陸私奔案定義為“一起未完成的民國私奔案”,從黃慧如個人層面加以考察,可以分兩個角度來理解。

其一是愛情的未完成。乍看之下,黃陸私奔是一段沖破階層桎梏、勇敢追求幸福的愛情神話,但認真考察一番,兩人的說辭多有變化,并未顯示出情比金堅的跡象。如果說黃慧如前期尚能化用新文化、新概念申明主張,那么陸根榮顯然讓人失望——且不說其已有妻室,只看他在形容兩人關系時使用“姘”等詞語便知一二。黃陸兩人到底是自由戀愛還是生理沖動,似乎并無定論;即便屬于前者,也是停留在“未完成”的狀態,其間充滿著搖擺、破碎乃至背叛,而黃慧如的猝然離世,更為這一事件增添了一抹無可奈何的悲劇色彩。

其二是自我的未完成。黃慧如逃離家庭,不啻一次自我的新生,但從結果來看,她還是失敗了。在公共話語中,黃慧如的形象不斷被重塑,時而是反抗傳統家庭的革命者,時而是意志薄弱、為人誘引的受害者。在這場沸反盈天的媒體狂歡中,黃慧如淪為了一個任人消費的符號——居然有人推出“黃慧如牌香煙”,這一商業行為將此類狂歡的荒誕性推到了無以復加的境地,而她本人的聲音被湮沒在了喧鬧的輿論場中。更重要的是,黃慧如始終欠缺真正屬于自己的聲音,面對眾說紛紜的媒體和看客,她本就脆弱的主體性逐漸坍塌,最終還是回到了自己的舒適區。在這場被社會各界消費的私奔案中,黃慧如作為一個追求自由的女性或者說“人”的敘述,始終未能完成,而這無疑是最令人惋惜的“未完成”。

“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

社科研究講求客觀判斷和價值中立,而作者在這項長達二十年的研究中,不僅投入了大量的時間,還傾注了相當深厚且復雜的情感,顯然對研究對象動了“惻隱之心”,正如他在后記中對這一案件頗為感性的總結:“她曾有通過婚姻躋身上流社會的幻想,也曾少女懷春;曾有過與情郎私奔的勇氣,也有為自己辯護不惜與家庭決裂的豪情;有面對逆境的絕望崩潰,同時也深感愧對陸根榮,甚至還曾認真考慮作為單身母親通過工作養育其私生子;其心靈也曾在《生活》雜志的評論文章中感到一絲溫暖的慰藉;直到最后一切希望隨風逝去,狠心拋棄其新生嬰兒,隨母回滬,直至與外部世界作別。”作者進而總結道,漂亮的概念或者宏大的理論,絲毫無助于黃慧如困境的解決,“黃慧如的現象折射出民國時期公共話語的困境:當社會沉迷于理念交鋒與情緒釋放時,有血有肉的生命體驗反而被消解。構建符號或抽象的人取代了探索與理解真實個體的人生經驗。可嘆的是,這種困境并非只存在于國民政府時期。”

書中說女性主義的內核是人文關懷,“是一種有關人(包括女性,也包括男性)在具體社會經濟文化環境下重新塑造的思考與實踐。”這也讓我們反思什么是好的女性主義,也許它并不存在統一的標準,但在我看來,好的女性主義既能看見結構的不公,又能體察個體的復雜;既追求改變世界,也尊重具體的人。而一個對女性友好的社會,應當為女性實現經濟獨立提供充分的條件和堅實的保障,畢竟,人格獨立的背后是經濟獨立,黃慧如的“未完成”恰恰在于這一點。回頭再看,黃陸私奔案距今快一個世紀了,重溫此案,我們不得不承認,魯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樣》中的另一句話仍然振聾發聵——“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