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不確定性和永恒的細節
不確定性的出現,
是為了阻擋我們走向確定性
我前些天在德國哥廷根大學的一個會議上有一個發言。去之前,會議翻譯需要我的發言稿,我說沒有,我的發言是現場發揮的。不過我還是將要講到的兩部小說的封面拍照發給了翻譯,可以讓翻譯順利地說出書名和作者。
一本是保加利亞作家格奧爾基·戈斯波丁諾夫的長篇小說《悲傷的物理學》。其實他的名字就是喬治,但是斯拉夫語的發音是格奧爾基。我在索非亞街頭與我的保加利亞語譯者斯特凡走了四天,問了斯特凡幾次,才將這個名字念準確了。格奧爾基·戈斯波丁諾夫,這個名字對我來說有點復雜。還有一本是俄羅斯作家瓦爾拉姆·沙拉莫夫的小說集《科雷馬故事》。
去德國前一個多月,汪暉問我,能否提供十分鐘到十五分鐘的發言,探討的主題是“不確定性”。我說沒問題,這個容易,我們的文學和生活里充滿了不確定性。我覺得這個發言很輕松,不需要做太多的準備,我只需要講講文學和生活,我不會談論哲學和思想,這不是我在哥廷根要做的工作。
我首先要說的是,任何不確定性的對面都存在著確定性,不確定性的出現,是為了阻擋我們走向確定性。有時候我們走到了確定性,有時候我們永遠走不到確定性。我將用兩個小說中的例子和兩個生活中的例子進行解說。
第一個例子來自保加利亞作家格奧爾基的《悲傷的物理學》。讀到這本書是一個巧合,出品方給我寄的書,寄到三亞,我在三亞借住的房子里沒有書架,書都堆在茶幾上,最上面有一本《悲傷的物理學》,起初我以為是物理學方面的普及讀物。三月份的時候我發現這本書是一位保加利亞作者寫的,因為我四月份要去保加利亞,很好奇地拿起來讀了,才發現是小說。這部小說非常優秀,碎片化敘述的結構。出品方即將出版格奧爾基的另一本小說,風格相同,他的敘述都是碎片化的,他是一位非常優秀的作家。《悲傷的物理學》在描寫孩子成長的過程時,帶出了歷史片斷和社會現實,還有豐富多彩的生活,里面還穿插了希臘神話中牛首人身的米諾陶洛斯的故事,忒修斯在阿里阿德涅的線團幫助下殺了米諾陶洛斯。
小說的敘述經常以“我”的講述出現,“我”的爺爺二戰期間從保加利亞去匈牙利抵抗納粹。二戰結束后,他帶回來七個匈牙利單詞,你好、面包、葡萄酒、水、謝謝、漂亮、再見,這是他的戰利品,“他保護這幾個單詞就如同保護他的小銀勺一樣”。“漂亮”這個單詞讓“我”奶奶嫉妒,“為什么一個士兵會知道‘漂亮’這個詞”。“我”奶奶懷疑她丈夫在匈牙利時有一個女人,就是“漂亮”這個匈牙利單詞引發的懷疑。這是一個作家的敏銳,他一下子將女人的直覺寫出來了。
“我”爺爺在匈牙利打仗負傷后確實有了一個女人,這個女人老了失去記憶以后仍然會說幾個純正的保加利亞單詞,你好、謝謝、面包、葡萄酒……
這個匈牙利女人,存在于“我”爺爺的“確定性”和“我”奶奶的“不確定”之間。小說中的“我”爺爺沒有承認這個事實,“漂亮”帶給“我”奶奶的始終是不確定性。
在“我”爺爺這里,“漂亮”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女人,是確定的。可是“我”奶奶,她一直沒有抵達這個確定性,她是有機會的,自己放棄了。“我”爺爺離開匈牙利回到保加利亞時不知道匈牙利女人懷孕了,匈牙利女人生下孩子后給他寫過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個匈牙利語地址和用鉛筆畫的一只嬰兒的手。“我”奶奶收到這封信,她看了以后什么也沒說,“只是認真地又把信封粘好,交給了她丈夫”。
這是敘述中經常出現的方向——從不確定性走向確定性,可是始終沒有走到,有時候是自己放棄了,當不確定性比確定性安全的時候,人們往往選擇停下,不再向前走,“我”奶奶也是這樣,她寧愿帶著不確定性死去,也不愿去承擔確定性帶來的風險。我當時看到這一段時,已經意識到格奧爾基是一個非常好的作家,什么是作家的敏銳,這就是。《悲傷的物理學》里精彩的段落比比皆是,沒有完整故事,是碎片化的小說,需要局部敘述時更加精彩,格奧爾基在小說局部方面做得很出色。
第二個例子是俄羅斯作家沙拉莫夫的小說,他應該是蘇聯時期的作家,他最重要的小說是《科雷馬故事》,他被稱為“俄羅斯三大監獄作家”之一。蘇聯時期他在靠近北極圈的科雷馬勞改營生活了十五年,因此寫了《科雷馬故事》。另一位“監獄作家”是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他在古拉格生活了八年。第三位“監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亞生活了四年,我認為應該稱之為“犯人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未在監獄中生活,是流放。準確地說沙拉莫夫是俄羅斯三大“犯人作家”之一。沙拉莫夫在勞改營的時間最長,1951年被提前釋放,在赫魯曉夫上臺后獲得平反。他也是革命者,可他是托洛茨基的追隨者,在斯大林時代的命運肯定是悲慘的。
他的作品寫得很簡潔,我覺得他在寫每一篇小說時都好像沒有時間了,感覺他隨時要被抓走。我舉的例子不是他最重要的《科雷馬故事》,而是《三十年代故事》,其中有一篇名為《大夫三死》。
他寫了槍斃的過程,行刑隊的一排士兵。犯人也是站成一排,行刑前需要用布條將犯人眼睛蒙上。這位醫生拒絕了,他表示自己可以看著射來的子彈,但是他沒有這個不蒙布條的權利,他們強制給他蒙上了布條。犯人的手被綁住了,眼睛蒙上布條之后,他們開始唱歌,唱的是同一首歌,這一排犯人都唱得走調,而且走的不是同一個調。這個死前的唱歌走調,寫得非常好。
醫生聽到拉槍栓的聲音,這時有一個士兵氣喘吁吁地跑過來,叫出了醫生的名字,醫生很自然地往前走一步,這是監獄里犯人的習慣,聽到自己的名字就上前一步。
行刑隊士兵的槍里“一部分子彈是空彈,一部分裝藥。這是為了讓誰也不知道自己是殺人者”。這一段描寫很重要,是通過一種不確定性來實現,表達出來的卻是讓我們感覺到是確定性的事實。通過這句話可以讓讀者感受到行刑隊處決犯人是經常性的,為了讓士兵覺得對面的人不是自己打死的。如果士兵們每年只處決犯人一次,他們可能不需要用空彈來安慰自己。這個句子是不確定性向確定性之間的過渡,它既有不確定性又有確定性,在這兩者之間。
這正是文學帶給我們的魅力,能夠充分發揮我們的想象力,讓我們的想象力在不確定性和確定性之間徘徊,考慮到這些可能性的因素。
醫生向前走出一步,有人解下了他眼睛上的蒙布。他獲得了活下去的機會,因為典獄長的妻子提前分娩,這座小城里唯一的醫生去了山里,明天早上才能回來。典獄長的妻子快要死了。
上前一步的醫生想到典獄長是惡棍,他的妻子也是壞人,女傭給她燒洗澡水,溫度高了兩度,她就用雨傘抽打女傭。醫生認為他們生下來的孩子肯定也是惡棍。他退后一步,寧愿去死。他說:“我不去。”“蒙布又扎上了他的眼睛。”不確定性和確定性之間存在一種文學敘述中的可能性,可能性這個時候出現了,“有人生命垂危——還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呢?”醫生給自己找到了一個理由,真正的理由是“他想活下來。哪怕再活一天一夜”。
活下來的可能性讓醫生再次向前一步,眼睛上的蒙布再次被解下來。接下來,典獄長妻子的難產問題解決了,醫生抱著孩子向典獄長表示這是一個男孩。醫生被帶回監獄。小說結尾是第二天早上,士兵把他押回到處決的地方,醫生“那剃光的后腦勺碰到了冰涼潮濕的墻壁。他的雙眼被蒙布扎起來,接著,他聽見了軍官輕聲發出的號令”。
醫生回到監獄的一段描寫令人動容:“他在自己的囚室里坐到早上,饑腸轆轆。他的牢飯被取消了,監獄當局已經認為他是死人。”
這個故事是想從確定性出發,試圖走向不確定性。因為醫生被處決是一個確定的結果,他救活典獄長的妻兒后,故事試圖走向一個不死的不確定性,但是沒有成功。
格奧爾基·戈斯波丁諾夫的“漂亮”,是努力從不確定性走向確定性,沙拉莫夫《大夫三死》的故事反過來,努力從確定性走向不確定性。兩個敘述朝著對方的方向走去,當然它們中途不會相遇。
文學敘述里充滿了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生活中也是如此,現在我要說兩個來自生活的例子。第一個是我第一次去北京,要去一個地方,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地址。下了公交車之后,我不會打車,也沒有錢。我忘記當年北京是否有出租車,1983年有出租車嗎?我當時好像沒有見過出租車。
1983年我第一次去北京,問路是個麻煩。在浙江,當你問路時,他們會告訴你下一個路口是往右轉或者往左轉。北京人告訴你的是,下一個路口往南走或者往北走。我一個外地人,在北京根本不知道東南西北,明明可以用左和右來確定,北京人卻用南和北這種不確定的方式給我指路。
現在我在北京住了三十多年了,在我居住的區域內,我能夠分辨東南西北,如果讓我走到另一個區域,我又分不清東南西北了。在上海也是如此,換一個自己陌生的區域后也無法分辨東南西北。這是我們生活中經常出現的不確定性,雖然明明可以用一種確定的方式指引你,但是你所遇到的指引總是具有不確定性。
這是習慣的區別,浙江人的指路習慣與北京人的不一樣。還有文化的差異,上個月我去了保加利亞索非亞。1983年在北京問路時我還沒有手機,更沒有手機里面的指南針。我現在有手機,也有手機里面的指南針,可以使用它來指出東南西北。在索非亞乘坐出租車,快到的時候,司機是怎么詢問的?我期待他問的是右還是左,這是確定性的,如果不行,退一步用不確定性的南或者北也行,我手機里有指南針。可是索非亞的出租車司機給予我的是更大的不確定性,他問:“上坡還是下坡?”我問我的保加利亞譯者斯特凡,是否能夠理解出租車司機所問的方向,他回答說不理解,他是索非亞人。索非亞的出租車司機把不確定性弄到了極致——“上坡”還是“下坡”。
我先回答關于電影和庫斯圖里卡
我先回答關于電影和庫斯圖里卡。我和庫斯圖里卡在貝爾格萊德、北京和上海見過多次。他帶我去過他的靠近波黑邊境的木頭村,那里有一個電影節,他還開車帶我去了波黑塞族共和國。
去年北京國際電影節邀請他擔任評委會主席。電影節組委會知道我和庫斯圖里卡熟悉,詢問我是否愿意擔任評委,我回答我不愿意。幾天里看那么多電影,眼睛都要看瞎了。看電影是享受,做評委是工作。工作與享受不是同一件事情。組委會就邀請我參加庫斯圖里卡的大師課,大師課最后的時候,主持人讓我向庫斯圖里卡提一個問題。
我前面說了一下對庫斯圖里卡作品的感受,我說庫斯圖里卡的作品中有兩個靈魂,一個是契訶夫的靈魂,另一個是莎士比亞的靈魂。
我說,我們在看《爸爸出差時》,可以看到契訶夫的靈魂,看《地下》,可以看到莎士比亞的靈魂,這兩個靈魂已經結合成庫斯圖里卡的靈魂,這是最重要的。
幾年前,他很想把艾特瑪托夫的《成吉思汗的白云》拍成一部電影,在中國拍攝,后來由于各種原因一直沒有拍攝。他請人將劇本翻譯成中文給我看,我看完后感覺好極了,莎士比亞風格的劇本。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劇本,只是中間存在一些小問題。我向他轉達了我的意見,他表示已經意識到這些問題并且正在修改。
扯遠了,大師課結束前,主持人讓我向他提最后一個問題。我說第一次看《爸爸出差時》,里面的小胖子夢游的情景令我難忘,小胖子兩只手舉起來,閉著眼睛慢慢走在街上。小胖子走路的樣子非常可愛,鏡頭一直跟隨他,突然有一只小狗在前面走進來了。我當時認為庫斯圖里卡是運氣好,這只狗給我一種完全是自己走進來的感覺。一只小狗突然走進鏡頭,夢游的小胖子跟在小狗后面的畫面很感人,而且非常美。如果只是小胖子一個人這樣夢游行走,沒有一只小狗入畫,感覺會完全不同。
庫斯圖里卡的電影里,動物非常多,而且他拍攝出來的動物都很精彩。所以我問他:“你在電影里面拍攝了那么多動物,而且拍得非常好,你在現場是如何與它們交流的?你怎么給它們說戲?”
他的回答很簡單:“給它們美味的食物。”
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很簡單,是我們想多了才變得復雜。就像庫斯圖里卡對付那些動物一樣,只需要給它們好吃的食物,它們就會聽話,在片場就是最賣力的演員。
我去保加利亞前,在三亞看了一部電影。是大衛·芬奇還是大衛·林奇?總之,是還未去世的導演拍的一部電影(大衛·芬奇的《殺手》)。
我喜歡觀看槍戰片,但如果槍戰片前面五分鐘不開槍,我就會換電影。電影開始五分鐘了還不開槍,不是地地道道的槍戰片,我沒有耐心繼續等待槍聲。因為這部電影是大衛·芬奇的,所以我看了下去,我等了十五分鐘左右才看到開槍。主角開槍殺的第一個人拍得好看,但是并不獨特。主角開槍殺人是為了復仇,他的家人被害。我對大衛·芬奇有期待,我知道他讓主角殺的每個人都會不一樣,每次開槍會拍得不一樣。第二次開槍拍得最好,我心想這才是好導演。第二個被殺的人是位女士,那位女士進入一家高檔餐廳里,剛坐下自己訂的位置,主角在她對面坐下了,她伸手說“no no no”,意思是這個位置她包下了。主角給她看了一下槍,就將槍放在桌子下面,這時她認出他來了。我一直在想主角如何開槍,好奇大衛·芬奇讓他如何開槍。那一槍開得真好。大衛·芬奇拍得從容不迫,他讓主角和女士交談,女士詢問他是否需要吃飯。主角搖頭看著她,女士一邊說話一邊吃飯,非常鎮靜,似乎是與一位老朋友聊天那樣把食物吃完。女士說得多,主角只是簡單回答。
她吃完后,神態自若地詢問了侍者,請侍者把她存在這家餐廳里的威士忌拿過來。一個木盤上有六杯,倒了一點點,威士忌不能倒很多。她把酒推到中間,喝了一杯,請主角也喝,主角搖頭,沒有喝。女士喝完第四杯時,主角拿起最后兩杯兩口喝了下去。接下來的場景是兩個人走出餐廳,在雪地里行走,走向一座大橋的下面,沿著臺階向下走。之前下過很大的雪,地上鋪滿白雪,那位女士在前面走,他拿著槍跟在后面。女士在臺階上滑了一下,轉過身伸出手說:“你不能紳士一點嗎?”這時候,主角開槍了。
這一槍開得恰到好處。女士轉身對主角表示能不能紳士一點,拉一下她,大衛·芬奇認為時機成熟了,讓主角舉起槍,對著她的額頭開了一槍。好導演就是好導演,大衛·芬奇找到了最好的開槍機會。一般導演拍槍戰片只讓里面的角色胡亂開槍,大部分復仇電影中的開槍都是相同的情景。但是大衛·芬奇不一樣,這才是我想看的電影。
在法蘭克福回北京的飛機上,李陀一直在看電影,我走過去看他,他問我最近看過什么好看的電影。我說大衛·芬奇有一部電影不錯,是槍戰片。李陀問電影叫什么,我說忘了。李陀哈哈笑,說我等于白說。我確實忘了片名,甚至沒有記清楚是林奇還是芬奇。但是電影里這一槍,我不會忘記。電影也好,文學也好,我們可能會忘記片名、書名,但是某一個情景、某一個細節我們不會忘記,電影和文學里永恒的往往是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