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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是無能的力量——洪子誠的文學觀
來源:《文藝爭鳴》 | 劉復生  2026年06月21日22:30

前言

吳曉東說:“在當代學界,恐怕沒有誰比洪子誠更像哈姆雷特,他不提供人生思考的標準答案,但總在逼著自己思索,也逼著讀者思索,思索關于文學的位置、關于經典的定義,以及關于閱讀的意義等問題。”這大概說出了很多人對洪子誠的印象,同時,還激起了某種更為廣泛的情感共鳴。不同時代,依其情勢,交替呼喚著各自的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只有這樣,社會的步履才不致錯亂,精神結構才能平衡。歷史固然不能欠缺實踐的果決,更不能失去審慎的猶疑。堂吉訶德的勇敢甚至魯莽,需要哈姆雷特的遲疑加以節制。

今天我們似乎更需要哈姆雷特。或許,正是這種集體期待,使洪子誠的影響越出現當代文學專業圈,具有了某種精神象征意味。

洪子誠以文學史家名世,但文學史研究,只不過是他的修辭手段或“書法”而已。我更關心他的文學史論說背后的歷史觀、政治哲學和生存論。我越來越相信,這些價值追求才是他從事文學史研究的驅動力。

我一直認為,要真正理解洪子誠的文學史著作,最好大體明白洪子誠的文學觀;而要理解他的文學價值論,最好先讀讀他的《我的閱讀史》《讀作品記》和《問題與方法》。下面的討論,也主要以這幾本書為基礎。

一、革命文學的遺產

如果要對洪子誠的文學觀給出一個簡單粗暴的標簽,我們不妨說,是社會主義民主主義文學觀。當然,在這里,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都有它特定的內涵。

洪子誠的研究,最重要的內容是革命文學的體制化及其異化過程。關于革命文學的評價,他態度比較中立甚至略帶批評意味,這往往使人忽略了革命文學對他文學觀的塑造。其實,洪子誠對不斷被“馴化”的左翼文學的批評,恰恰預設了對原初的左翼文學以及理想的社會主義文藝的肯定和期待。對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來說,成長于新舊時代之間,對革命的合法性有著切身的體認,對左翼文學的好感是極其自然的。左翼文學的批判性和人道主義的正義感,凝結在洪子誠的閱讀經驗之中,“比如說三四十年代,或50年代初,革命文學本身是不是具有一種吸引力?甚至在某種歷史情境下,對某些讀者構成一種震撼的力量?我想這是肯定的。從我自己的經驗(這當然不是學術性的分析)看,我覺得左翼的革命文學在當時,動人的、最有價值的部分可能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它的批判精神。……第二個方面,是在批判精神之上所表現的一種精神創造意識”。

洪子誠對當代文學體制化的批評,并沒有否定革命文學歷史正當性的前提和基礎。即使在啟蒙主義的極盛時代,他也沒有簡單附和主流觀念,對失敗的“當代文學”進行審判,并轉而擁抱“非政治”的“純文學”。在他的文學價值論中,始終沒有離開“人的關系”,一直暗含著對良好的共同體生活的想象。對個體自由的關注,也總是圍繞著社會與個人關系這個主軸而展開。這是洪子誠文學觀的底色,簡單地將他歸入自由主義未必恰當。

理解洪子誠的文學觀,不能忽略全球范圍內20世紀5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文化的曲折歷程與自我批判和修正。對于左翼文學或革命文學的歷史命運,洪子誠是同情的,從來沒有否定它的初衷、起點和美學抱負,和在這一文化建設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探索精神,以及在抗爭美學危機的過程中所進行的掙扎努力。革命文學享有歷史的悲劇性榮耀,他并不接受80年代啟蒙主義派給它的喜劇性角色。

正是因為有種“同情之理解”打底,洪子誠才沒有陷入非此即彼的判斷。對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那些斬釘截鐵地清晰態度,不管是文學創作,還是文學史研究,洪子誠一直都不以為然。

洪子誠的文學觀既不是“正統”的,也不是啟蒙主義的;既不是歷史主義的,也不是純文學的;既不是集體主義的,也不是個人主義的。對于置身于“一體化”文學體制、知識型和感覺結構中的具體個人,洪子誠一般避免進行簡單的道德評價——雖然在某些時候他會流露出隱約的情感好惡,但那不是基于立場和政治傾向的評價,而是基于常情的評判。這一點,在《材料與注釋》中有比較清晰的體現。

由于個人性情、歷史代際和成長經歷等方面的原因,洪子誠對體制化、組織化的革命文學保持了疏離,他的精神結構,被其他的文化資源所平衡,它們代償性地補充了體制化的革命文學不斷流失的成分。這些精神資源主要包括宗教思想和俄羅斯精神傳統。

二、兩種思想資源

宗教家庭的出身,對洪子誠文學觀的潛在影響不應被完全忽略。的確,這一點在洪子誠的思想傾向上并沒有明顯表現。相反,他毫不掩飾對世俗性的現代價值的肯定,而且還經常表達對“真理性”獨斷論的反對,和對任何不可置疑的信仰形式的質疑。這讓我們忽略了宗教對洪子誠的隱秘影響,以及二者之間某種形式上的或思想風格上的聯系。對此不宜夸大,也不宜忽略。

對于宗教的影響,洪子誠有所提及:“我出生于一個基督教家庭,宗教的影響在我最主要的是,一個人要時刻保持對善惡、美丑、經驗和超驗區分的信心,雖然美丑等等的標準會在歷史中發生變化。在研究中,我經常質疑‘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和看待世界方式,但我在最基本的方面,仍是個‘二元’的信仰者。我不愿意這個世界變得混沌不清。”“因為我的外祖母和父母親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高小上的是教會學校,所以,讀(和聽別人讀)得最多的,是《圣經》。星期日到教堂做禮拜,聽牧師布道,參加學校、家庭里宗教性質的活動,都離不開《圣經》。……《圣經》究竟留給我什么,實在很難講清楚。或者說,不能說清楚的比能說清楚的多。現在能想到的也有一些。比如有關‘界限’的意識。人和神,已知和未知,今天和未來,善和惡,真實和虛假,真誠和偽善,平庸的生活和理想的境界等等,雖然經常混沌一片,但也不是不可區分。”

所謂“界限”,不僅指一種學術研究的知識學態度,還指對人的有限性的意識。不過,在洪子誠這里,有限性已經不再具有神學的意義,它轉化為世俗性的、對理性有限性的認識,以及對個體在歷史中的局限性的認識。這或許是洪子誠經常提到的“猶疑”的一個重要來源。

當然,宗教性更為重要的影響,表現為對精神性的重視和承擔的意識,這和俄羅斯思想傳統發生了深刻的化合。這既使他對某些革命文學暗含的烏托邦精神(彌賽亞精神)和寬廣的人道主義產生了若有若無的天然親近,也使他易于被俄羅斯思想蘊含的凜冽的救贖沖動所打動。這種宗教性,一方面,表現為對“普遍同情”和社會責任感的認同;另一方面,也會導致孤獨個體面對無可把握的超驗力量(世俗對應物是歷史,或宏大的社會潮流)的無力感,并反向激發出對于生存尊嚴的自我要求。對于蘇聯思想者來說,如何在政治信仰“社會化”之后堅持信仰不被組織化所扭曲,就成了阿拉貢寫作的理由。洪子誠說:“談到信仰,信仰者大多被成功地納入‘教會’的組織中,但也總會有一些信仰者,深刻感受到如別爾嘉耶夫、薇依式的內在矛盾,遭遇他們的那種精神困境和困境中的掙扎。他們都意識到這種‘社會化’的不可避免;而‘反對’也只能以類乎‘神秘主義’的方法;因為對社會化制度的抗拒,無法以制度的形式來實行。他們如薇依所言,這樣的人‘必須而命定要獨身一人’,對任何人際環境來說,‘都是局外人,游離在外’;他們的精神影響,也只是發生在極有限的個體之中。但是不管怎樣孤獨、無助,也必須有這樣的人,‘作為這種社會化了的教義之外的精神經驗的承擔者’”。

我們不妨說,宗教并沒有影響洪子誠實質性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但卻在“形式上”塑造了他對歷史的態度,從而生成了一種“二元”的信仰:存在一種超驗的“正義”力量,它超出任何政治實踐。這種力量,往往在文學中得到保存和延續。這種正義,比所謂詩學的正義更深邃。的確,很多時候,它無力充當高懸于現實社會實踐之上的裁判,但它卻是現實世界無法消滅的平行世界。在現代世界越來越一體化的趨勢中(一體化既表現為政治體制主導的一體化,也表現為市場或現代理性驅動的一體化,在最寬泛的意義上,和主流觀念保持一致的同一化狀況),它面臨著不同性質,不同方向的考驗。對抗各種一體化的恰當態度,并不是正面的對抗,它可能恰恰復制了一體化的邏輯;而是拒絕加入和做出改變。但這又不是退縮到純粹的個體的內心世界,而是以個體的方式做出時代的見證,保留“不一樣”的空間。這種文學,避免直接介入,卻和現實保持了糾纏狀態,它以疏離的方式進行著頑強的介入。這種文學,是不是曾經富于道義感和批判精神的“介入性”文學的替代形式?或遭遇歷史性異化和失敗后的創傷性回退?

或許,在洪子誠看來,這樣的精神傳統的存在,為一切社會實踐提供了間接的正當性基礎,成為社會和文明得以維系的條件。文學是這個傳統的最重要和便捷的載體。

對洪子誠來說,好的文學,不是對抗的,而是抵抗的。于是,那些獨立不遷,堅持去見證的文學,獲得了他的衷心贊賞。這無關乎左右,只關乎最高的道義原則。雖然他在理論上對于敘事所具有的政治性或階級性并不否認,也明白它對于這種最高的正義性的復雜影響,但他似乎仍然相信,文學的這種質地雖經磨損和干擾仍然會頑強存在,如果寫作者忠實于自己的經驗并且足夠正直。這種認識在關于加繆、契訶夫和茨維塔耶娃等的札記中有所體現。他們的寫作是抵抗性的。相反,那些對抗性的寫作,往往在對抗之中使自己物化。這也是他對20世紀80年代“創傷性寫作”評價不高的主要原因,不管是傷痕還是反思文學,都遺失了文學的本分。

在《相關性問題:當代文學與俄蘇文學》中,洪子誠引用了伯林關于“俄國態度”的說法,和那種把活兒做得漂亮的工匠式“法國態度”做了對比,顯然他更認可富于社會責任感的文學姿態(俄國態度)。但這種肯定是有所保留的,他接著又指出:“這種觀念的絕對化和支配性產生的對藝術本質帶來的損害,還沒有得到認真討論,特別是這方面的歷史經驗尚未得到很好清理。那種偏執型的‘社會責任’的‘俄國態度’,并不一定在什么情境下都是福音。”

在洪子誠看來,伯林所說的“俄國態度”是有危險的,他真正贊賞的其實是適度和這種“俄國態度”保持距離的另一種俄國態度。它堅持一種更潛在或高遠的道義原則,避免被歷史和任何現實政治所物化。

在《問題與方法》中,洪子誠說:“很明顯,在一個‘俗世化’的世界,在一個存在多種復雜病癥的社會中,盡管‘知識分子’的處境和工作條件更加困難,但是,也更加需要這些負有質疑的,批判性責任的知識者的存在。”接著,他又評述了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對知識分子邊緣立場的論述:游離于多重體制,拒絕收編的“流亡者”身份,才是作家正當的位置,相應地,他們也要做好準備去面對自身的“無力感”。

三、審美之維與否定的美學

這使文學不可避免地帶有了某種精英主義氣息,似乎成了一項秘傳的事業。這種文學于是成了另一種文學,不同于大眾性的文學,而且二者之間還存在難以調和的緊張。這和革命文學的傳統并不一致。但是,這種文學,只是在精神上似乎不那么合群,在內容和形式上卻未必那么陽春白雪。它在本性上不是精英主義的,而是公共性的,盡管由此導致形式上的難度在所難免。不過,形式本身也是內容。這似乎和阿多諾對“否定性美學”的理解比較相近。正是這種姿態上的邊緣性,才能保證文學的“純粹性”,這大概是洪子誠關注詩歌的重要原因。“在現在,詩歌是一種邊緣性寫作,有可能保持比較多的‘純粹性’。”不過,在洪子誠看來,這種純粹性和真正的左翼文學并不矛盾,“有一種看法,認為左翼、革命詩歌,那種直接介入時代、戰爭、革命運動的詩,往往語言粗糙,缺乏詩意和詩質。但事實并不是這樣。20世紀30年代艾青的詩,同我在50年代讀的洛爾迦、艾呂雅、聶魯達、希克梅特他們的政治詩,都是很出色的。如艾呂雅的《自由》《宵禁》《在西班牙》等(羅大岡中譯)。

其實新詩的發生,它的出發,與現實生活取得有效關聯是重要的基點,這一關聯也包括時代的重大事變。因此,不能將‘邊緣化’設定為新詩的本質。但是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渴望進入‘中心’,對政治、革命、政策的簡單、圖解性配合,也確實損害了新詩的質地和聲譽。”

洪子誠一再重申文學與具體社會實踐要保持距離,但他并不反對文學的介入性,相反,只有保持距離才能達到真正的介入性。文學的價值并不在于對接政治實踐,而是保留一種無法被政治實踐完全占領和吸納的空間,從而維護人類社會的公共性和“自由聯合”的理想。盡管對文學的政治性征用是歷史常態,直接參與甚至推動社會實踐進程,發揮物質性的文化功能,仍然被視為文學的美德。但這充其量只能是文學的一個功能,或者說,只是某一種類型的文學的使命,而且它往往也難以避免自身的損傷。必須有另一種文學或原始的文學——真正社會主義性質的文學。

這種文學,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文學,存在于任何時代,它旨在維護人類社會的公共理想,在尊重個體自由的前提下強調互惠互聯的共同命運,反對漠視平等,踐踏個體尊嚴的不公正,抵制任何權力集團對公共生活文化基礎的損毀。這曾是左翼文學的特征,也是“現實的社會主義”文學原初的理想性目標,但文學如果將自己完全綁定在現實的社會實踐進程上,也就無法避免背離真正的公共性。在與吳曉東的對談中,洪子誠提起馬爾庫塞的《審美之維》和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表面上看,他似乎對介入性文學的悲觀的退卻表達了某些遺憾,其實隱微提出了對馬爾庫塞“審美之維”的批評。這種審美烏托邦同樣隱藏著某種危險,它看似重視美學的價值,但“新感性”和激進政治存在著過于明晰的對應,它對美學政治功能的強調,盡管經過弗洛伊德的中介,仍然是過于峻急了。我想,在洪子誠看來,文學的政治性是一種更高的政治性,它一般并不直接下場。不介入,正是最深的介入。它和人類追求正義政治的社會實踐之間的關系是曲折而幽微的,多元決定的,我們無法在理論上建立二者之間的傳導路徑。但這種影響真實存在,持續、綿長而堅韌。

正是基于這樣的原因,洪子誠拒絕接受話劇《格瓦拉》,這絕不是對內容和思想傾向的拒絕,而是反感于它的形式和表達方式。它和20世紀50年代文藝遵循同一種美學的邏輯。他批評的真正基點和尺度并不是所謂自由主義,而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當下時刻重讀這一篇,不由得讓我有了新的感慨。

文學本身所固有的社會主義性質,使它處在與歷史實踐的永恒沖突之中,所以,文學帶有本體論意義上的創傷性。我想,這大概是洪子誠對文學的憂郁的認識。這似乎也是他偏愛具有憂郁色彩的文學的原因吧。在他看來,那些偉大的作家,都意識到了文學的“本真”性質和“功能”,并自覺承擔起寫作者的命運。憂郁不是表面化的文學特征,而是骨子里的美學氣質。相反,表面化的感傷姿態恰恰是缺乏自覺的表現,這正是洪子誠在《作家姿態與自我意識》中對20世紀80年代文學進行批評的內在原因。但是,即使缺乏這種自覺,只要足夠真誠,文學仍然會或多或少保留它的固有屬性。所以,盡管從自己的文學觀上,洪子誠對“一體化”時期的文學總體評價并不高,他仍然要為它辯護,或者說,為文學本身辯護:

這就像80年代一種流行的嘲諷的說法,說是當代文學在國外,往往被當作了解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的材料,意思是它本身不具備“文學”的價值。但是,反過來想,能在這些“材料”中看到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的投影,也是值得我們花些時間在上面的。“文學”價值是什么?它就那么重要嗎?“文學”能說明它自己嗎?現在忽然評價那么高的“晚清小說”,文學價值就那么高嗎?所以,離“文學”遠一點就遠一點吧。

從這段話里,可以看出,在洪子誠看來,文學的“精神性”最重要。對于純文學式的文學本體論,他是不以為然的。洪子誠多處表達過對新批評式的文學觀的批評。但是,在他看來,形式絕非無關緊要,相反,文學自律性的追求,或者說,自律性的幻覺,提供了一種隔離性的屏障。

四、文學的自律性與邊緣位置

文學性,或文學的自律性,在洪子誠那里具有獨特的意義。在他看來,當代語境中所謂“純文學”,往往將形式主義的文學,只關注孤立個人的文學,和自覺疏離于主流觀念的邊緣性文學,三者混為一談。對于“純文學批判”不加區分的誤傷,他不能同意。于是,對于不時出現的“文學焦慮癥”,洪子誠不以為然。在《文學焦慮癥》中,他說:“1990年代以來,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文學邊緣化,文學已經退出公眾社會生活空間,失去回應現實問題的能力。原因據說主要是1980年代后期‘純文學’思潮影響,導致文學‘脫離政治’的結果。我雖然部分贊同這個看法,但也有許多疑惑。‘純文學’的主張、思潮真的有那么大的能量嗎?真應該承擔這樣的‘罪責’?據我的了解,新文學誕生以來的一百年間,重視形式、語言,主張文學寫作與社會問題保持一定距離的所謂‘純文學’作家、思潮,好像從未位居主流位置;在革命、戰爭、變革交替的時代環境中,他們(它們)總是被看作道德有損,而處于受責備的邊緣境地。雖然目前卞之琳先生在新詩史上獲得很高評價,被看成一個重要詩人,但1980年代他編自己的詩文集時,起的卻是‘雕蟲紀歷’這個自謙、但也有點怯生生的書名。時代留給關注形式、語言的時間、空間,在現代中國其實非常有限、非常狹小,哪里會有現在描述的這種力量?另外的疑惑是,在‘政治’和‘文學’的關系上,‘文學’常常扮演了被追責的角色。就像年輕的朋友張慧瑜在一篇談瞿秋白《多余的話》的文章說的:“為什么只說文學有什么問題,而不問政治有什么問題。為什么文學離開政治就需要追究責任?它所要緊密關聯或試圖脫離的‘政治’,究竟又是什么樣的政治?”

另外,在和吳曉東的對話中,他也對文學性提出的背景進行了討論。“文學性問題提出,直接原因是為了拯救無力回應現實的文學,因而也與對80年代‘純文學’思潮的檢討聯系在一起。敏銳的李陀是這個一時成為熱點的話題的發動機。我們應該感謝他。但我覺得對一個經歷過80年代,且是當年的‘弄潮兒’的他,為了突出話題而有簡化歷史的情況。遺憾的是,他的說法不加質疑地當成共識被廣泛引述(似乎吳亮是少數提出不同意見的)。你沒有專門論述這個問題,但好像也同意他的看法,即認為80年代純文學導致文學遠離政治,失去回應現實問題的能力,是放逐政治性,放逐社會關懷。這至少在兩個方面應該討論。一是他對80年代的所謂‘純文學’(或‘文學回到自身’)的訴求所作的簡單化、‘同質性’的概括,將它簡單化為只關注語言、形式、藝術技巧。這明顯不是事實。另一是將90年代文學出現的問題(無力回應現實問題)主要歸結為‘純文學’思潮作祟,這也找錯了方向。就前一個問題說,所謂‘純文學’的理論表述,在80年代就有復雜情況;更重要的是,處于這一‘話語實踐’領域內的作品,呈現的是很不相同的形態。至于后一個問題,如果說90年代文學真的存在現實關懷,介入上的乏力的話,焦點性原因也不是這一思潮所能承擔的。作為個體的作家的精神、思想高度,他的藝術勇氣,處理政治與藝術關系的視野和智慧,可以提供的藝術經驗等,是更應該被注意的。而這一切,正蘊含在80年代的‘文學回到自身’訴求的某些部分之中。也就是說,文學的問題在于作家思想、精神、藝術經驗上的缺失,而不是外在的某種思潮的后果。”

這樣的說法,在立場上似乎近似于啟蒙主義。強調知識分子精神獨立性和文學的自由主義傳統,的確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歷史反思的主流聲音。但洪子誠顯然并不是在這一問題域中。事實上,他在很多地方一直對所謂獨立的自由精神傳統的意識形態進行質疑。所謂獨立性,啟蒙的自我英雄化,凸顯的恰恰是直接的政治姿態,遠離了和具體歷史實踐保持疏離的烏托邦的政治性。文學不器。

“對‘現實’的理解,現實與政治的關系。現實本身其實并沒有與生俱來的政治性,堅持社會責任和代言身份的作家,自然要從自己的理念出發來賦予現實以政治和意識形態含義。不過,在這樣做的同時,也需要對這一代言身份有所警醒,保持相當的距離:這兩者同樣重要。要不,就難以避開,難以抵抗觀念、政治教條、意識形態,以及從政治出發對現實的經驗主義闡釋的規范,要求。這種規范、要求,不僅是來自政治權力的統馭控制,也來自普遍性的輿論氣候。”

五、見證的文學

或許在洪子誠看來,任何時代,文學都是烏托邦,作家都是異鄉人,這往往決定了創作的某種孤獨色彩。但是,這種承擔,不是個體性的,而是時代性的、集體性的。它由個體感受性出發,指向的卻是共在的世界,共同生存的意義空間。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是社會主義的,但在表面上,卻往往表現出某種存在主義色彩。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在洪子誠的閱讀札記中,關于加繆《局外人》,寫得格外用心。事實上,他對奧威爾和索爾仁尼琴這樣的作家反倒多有保留。

這是文學的最高倫理。對它的最終裁量權,不是來自任何歷史終結論之上的某種固定化的時刻,某種固化的社會方案,不管左的還是右的。那么,判斷文學本身的尺度來自哪里呢?對于洪子誠來說,這是個難題。這個標準不能來自某種政治標準,也不能由文學自身提供。那么,他一再強調的文學的“精神性”的實質性基座在哪里呢?似乎只能來自一個反思的主體,一個在歷史之中同時試圖超出歷史的自我。外在的標準都不可靠,我思故我在。但是,自我又在歷史中形成并被歷史所塑造,無法作為天然的起點。于是,自我需要對自身的歷史性保持反省。這就陷入了一個解釋學的循環。歷史與自我的復雜纏繞關系,貫穿在洪子誠關于文學的評判之中,也貫穿在他的文學史論之中。

洪子誠所肯定的文學,是見證的文學,他所描述的文學史,也是一部見證的文學史。評論和史論背后深藏著帶有宗教色彩的道義原則和責任意識。對于文學寫作或評論來說,要警惕對自我經驗的過分信賴,和主體意志的過強的介入,杜絕自戀式的代入。但是,他仍然要守住經驗的切身性,它似乎提供了現象學式的直接可靠的基礎。固然,未經反省的經驗往往成為認識歷史的障礙,但是生動的生命經驗,善加利用,卻可以成為梅洛龐蒂式的反思的前提和可靠的保證。切身經驗的重要性不可替代。或許,正是基于這種觀念,他才說出這番話:“所以,在北大‘20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成立的時候,我寫了一段短文,談到為什么我們對20世紀中國文化的研究有一種緊迫感,理由之一是,使得20世紀被掩埋的重要事情,得到及時的挖掘,同時也使得一些東西不至于過快地被沖刷掉。我覺得這就是研究20世紀的動力之一。因為有些事情,時間所造成的隔膜會越來越深刻。所以,當代人研究當代歷史,有他不可取代的價值,或者說有他獨特的角度。”這種“過快地被沖刷掉”所造成的隔膜,當下的我們一定更有體會吧。對歷史的理解,對于“當代性”的把握,需要這種飽滿的直覺領會。某些新穎的理論對歷史的曼妙解讀有時是多么輕佻啊。這本就是常識,卻總被我們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