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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澤宇:“失敗”的詩學與“愛”的縫合
來源:《當代》 | 陳澤宇  2026年06月21日22:23

《氣球》的故事從“愛”開始:年輕女孩“我”失戀后,短暫地陷入抑郁,為療愈身心前往一座南方海島,遇到改變自己旅程的年輕人金樂及其妹妹曲珍、金珠,卷入一場有意設計的騙局。講到后來,氣氛轉向了“失敗”,三個疲憊的人,坐在一只不能飛的熱氣球里,互相從對方的眼中看到自己的失敗。

“遇到金樂的時候我二十五歲……”《氣球》以第一人稱展開,從作者曹譯先前的作品,如《秘密竊賊》《浮標》《虛構》《春閨》《告別的年代》等,均可見她對第一人稱敘事功能的肯定。在當下青年寫作的整體風貌中加以考察,不難發現,以“我”入場講述,意味著寫作主體與敘事者的姿態與身份無意識的疊合,“我”的言說節奏與腔調,往往傳達著未被言說的迷茫與掙扎、隱秘的欲望與柔軟、清醒的孤獨與倔強,精神困境的外化潛藏在“我”的絮語、獨白與回望中。曹譯的寫作也不例外。

小說中,主體顯露的位置與故事發生的地點,是相互覆蓋的兩處,一為海島,二是寺廟。“我”食不下咽、失眠、莫名流淚,病急亂投醫一般去島上的普照寺聽經。在那里,行為怪異的年輕男子金樂引起“我”的注意,他滿不在乎的態度對于因失戀而處處敏感的“我”形成了奇特的吸引力。隨后,借“我”與金樂妹妹曲珍的交流,敘述者講述了海島風俗:島上仍保留著當年“惠安女”的各種習俗,曲珍即為其中一員。她之所以能上大學,全靠金樂打工供養。這種錯位感,讓“我”感覺恍惚,似乎“一夜之間,進入無法預料的情景”。作為“我”無意識尋求的精神療愈的空間,普照寺輝煌燦爛的“神圣”與金樂的“世俗”形成強烈對比,也為后續“我”對老僧所講的“布施”產生共鳴、審視自己的欲望和觀念埋下了伏筆。在小說的前半部分,寺廟空間成為復雜倫理的縮影,提供了一個看似絕對的價值參照系,佛的慈悲與無分別心被拘于此地,故事中的人物卻在這套參照系之外掙扎、犯錯、互相依賴。

當“寺廟”的敘事開始轉移到“海島”,小說便迎來了新的走向。正當“我”對這兄妹二人逐漸產生好感時,島嶼上的一場“綁架”打斷了平靜。在追查過程中,“我”進一步被金樂所吸引——他身上有一種混雜著野氣、脆弱和不屈的氣質,他的駝背、對妹妹曲珍的關愛,都讓“我”產生了強烈的“拯救欲”,而這種欲望背后是年輕人的愛欲投射,是失戀后尋求情感連接的渴望。然而,一切卻是金樂設計的騙局,目的是騙取“我”的善心和錢財。曲珍被迫配合,最終因內心不忍而使行跡敗露。憤怒、羞恥、失落同時涌上“我”的心頭,而在隨后的對話中,“我”才知曉,金樂并不是一個純粹的騙子,他在外打工時曾被人利用,代人受過;他在父母對妹妹的冷漠中分擔了本不屬于他的家庭責任;他誘騙“我”,但同時也在祈求“我”理解和原諒。

看到這里的讀者恐怕會有疑惑,“氣球”在哪兒呢?小說標題來自文中出現的一只廢棄熱氣球。這只氣球在文中出現得并不頻繁,一度消失在緊密的情節轉換過程中,但正是零星幾筆的點綴,讓作品具有了更豐富的縱深。一只不能飛的熱氣球,保留了氣球的外形,卻被剝奪了升空的功能,被固定在原地,成為供人觀看的景觀。可是,假若氣球可以升空,自在遨游于天際,又能如何呢?氣球永遠停留在將飛而未翔的狀態,與小說中人物的性格、情感高度同構。無論是“我”還是金樂、曲珍,都擁有飛行的潛能,甚至都曾“飛”過。金樂與曲珍從外面回到島上,帶著精神上的傷口,他既不屬于城市,也不完全屬于本地的傳統。而身為游客,“我”與金樂的關系也像其他游客和氣球一般,那份好奇源自某種欲望與愛的懵懂,“我”被金樂的野生感所吸引,但又以某種優越感將其對象化。小說中數次以“不愿深想”寫出“我”關于利益與算計近乎本能的判斷,金樂永遠不知道的是,在他開口之前,觀看者已經將其看透。而在金樂與曲珍之間,作者同樣留下了一個關于氣球的細節。金樂初回家鄉時,曾帶曲珍坐進氣球,“他們一起坐了很久,久到曲珍都覺得無聊,想要回去時,金樂求她繼續留下”。金樂在氣球的庇護中貪戀曲珍的陪伴,圓形的氣球達成了關于球的原型,空間建構的安全感讓此處成為心理的暫留,或情感的容器。兄妹對生活的積極的愿望與改變命運的沖動,與“我”從他處來到島嶼渴望與現實重建連接的訴求,沒有質的區別。可以想見,氣球也并非全然無用,曲珍打動了“我”的那句話是“坐進去能看到不一樣的世界”。當“我”真正坐進吊籃,確實看到了不同的“風景”:“樹干一樣深棕色的光暈旁,夜晚的居民樓綴滿幽暗細碎的光,如星群散布,不論高低,在我們眼前平靜而散漫。”這是一種暫時的、虛幻的,但真實存在的視角切換。氣球不能帶人飛向遠方,但能暫時提供一個高于地面的位置,讓人“俯瞰”自己的困境。

“他祈求我進入他的圈套,也是祈求我和他一樣,做一個失敗的好人。換句話說,他和我一樣孤獨,他誘騙我就像我尋找同伴。”我想,如果說《氣球》這篇小說能夠呈示某種貢獻,就在于作品傳達出了關于“失敗”的詩學,多義且紛雜:失敗是未達預期,可控的變量脫離了應有的秩序;于承受力脆弱的人而言,失敗是深淵,帶來羞恥、否定與存在的危機;而在某些關系中,失敗是一種對于責任的逃逸,也是獲取同情的策略。失敗的意義不是恒定的,其價值會不斷被重估,隨著檢視時間的后移,有時我們也會主動地選擇先行到失敗中去,盡管這會是更艱難的旅程。

小說中的金樂不是成功的騙子,“我”不是純粹的受害者,曲珍不是徹底的背叛者,三人在各自意義上的“失敗”,恰恰指向一種基于共同經驗的有效而脆弱的連接,一個臨時的、不穩定的情感空間誕生。在氣球、寺廟、島嶼嵌套的空間里,他們暫時放下各自的防御,在彼此面前坦誠地暴露自己的失敗。尤其是“我”,失戀的打擊從情感層面導向了自我認同層面,“我”需要通過與異性建立親密關系來確認自身價值,敘述者在回顧中才對此有明確意識:“擁有愛情是年輕女人的謊言,我們擁有的不是愛情,而是建立親密關系的欲望。”“我”對愛的體認循序漸進,欲望的語言與同情的語言互相交織,“我想象過,他對我產生無法自拔的戀慕和情感,促使我進入新的情感經驗,讓那些失戀伴隨的抑郁情緒立刻消失”。最終,在對金樂與曲珍的觀察中,分裂的自我被縫合,擁有了先行到失敗中去的可能。

如果略顯粗糙地比附,將曹譯的《氣球》放置進當下青年寫作的語境中去,我們不妨把90后寫作者的“向南方去”對照于前一代作家的“到世界去”。此處的“南方”,并非指向確定性的地理空間,諸如江南、嶺南、南洋或所謂“新南方”,但從更大的視域來看,也盡在其中。新一代寫作者以背對的姿態摒棄了更具象的人生抱負和生活欲求,他們不再“北上”前往一個為抒情主體提供自信的歷史化場所,而是愈發自覺地選擇空白、矛盾或中斷。“失敗”的詩學表現為自反的姿態,它對抗幻象,也讓我們聽見以往難尋的更加沉默的聲音。如此,“氣球”的意象便顯得既重要,又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