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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大地端陽·詩情
來源:人民日報 |   2026年06月22日08:35

每逢農歷五月初五,家里的長輩就會說:“端午節,有講究。”采一束艾葉,祈愿安康;包一個粽子,品嘗美味;劃一條龍舟,競渡江河……

如此豐富的“打開方式”,背后都有一個字:情。那年今日,前人感時應物,吟唱著親情、友情、愛國情,沉淀在一首詩、一部戲里。歷經歲月淘洗,凝結成一個民族的共同文本,承載著千載不變的普遍情感。

今時,讓我們趁著節日的契機,重溫來路。

——編 者

愛國主義的偉大詩篇

方 銘

離騷(選摘)

戰國·屈原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根據記載,4000多年前,中國人已經開始過端午節了:“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也。”秦漢時期,因愛國詩人屈原自沉汨羅江,端午節又加入了紀念屈原的內容。唐人文秀《端午》詩有“節分端午自誰言,萬古傳聞為屈原”。

紀念屈原,之所以成為端午節的一個主題,是因為他清廉忠直而蒙受不白之冤,不愿看到楚國走向沉淪,憤怒沉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說:“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離騷》一詩,體現了屈原正道直行的人生態度,憂國憂民的家國情懷,堅定不移的“美政”理想,是寄托愛國主義情懷的偉大詩篇。它是中國古代最長的一首詩,不同版本之間雖然有差異,但大體接近2500字。關于篇名“離騷”一詞,歷代有多種解釋,但仔細辨析,還是以“離別的憂愁”最為符合主題。西漢劉安的“離憂”說,東漢王逸“離,別也;騷,愁也”的解釋,與“離別的憂愁”并不矛盾。全詩反復表達了屈原去留楚國的掙扎,詩人表白說“不難夫離別”,也與“離別的憂愁”契合。

詩中,屈原將自己化為名正則、字靈均的“正道直行”的君子。有“內美”又有“修能”,但讒佞當道,“路幽昧以險隘”。屈原明知堅守正道的危險,但他的愛國之心沒有絲毫動搖——“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皇輿”是大車,比喻楚國,“謇謇”指忠直,屈原奔走先后,上下求索,都是為了楚國的發展。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為了追求善道,雖九死不悔,但屈原最終還是失望了。他想離開楚國遠游,但周游一圈后,又“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停下腳步,念念不忘自己的國家。《離騷》結尾說“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屈原不愿離去,也只有效法殷賢大夫彭咸——蹈水而亡這一條路可走了。

從中國文學史的脈絡來看,《離騷》融敘事、抒情、議論、描寫于一體,辭采華美,情感沉郁婉轉,與《詩經》一道共同構筑了中國文學的“詩騷”傳統。齊梁時期的文學理論家劉勰認為,《離騷》是繼承《詩經》諷諫傳統而出現的“奇文”,既有高尚的情懷,又有驚艷的藝術創造力。“故其敘情怨,則郁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侯,則披文而見時”,這段話雖然就整個楚辭而言,但《離騷》正是楚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楚辭體”“騷體”的源頭。

“蘇門四學士”之一的北宋詩人張耒《和端午》詩云:“競渡深悲千載怨,忠魂一去詎能還。國亡身殞今何有,只留離騷在世間。”端午節的龍舟競渡習俗,寄托了中國人對屈原的崇敬,他雖已遠去,但屈原和《離騷》,仍然是激勵我們為祖國的富強不斷進取的精神動力。

(作者為北京語言大學教授、中國屈原學會會長)

榴花入眼,白發在頭

?辛曉娟

端午日

唐·殷堯藩

少年佳節倍多情,老去誰知感慨生。

不效艾符趨習俗,但祈蒲酒話升平。

鬢絲日日添頭白,榴錦年年照眼明。

千載賢愚同瞬息,幾人湮沒幾垂名。

端午是一年中陽氣旺盛的時節。五月初五,時值仲夏,暑熱漸盛,百毒入侵。于是古人懸艾、浴蘭、佩五色絲以辟邪除疫。江面上龍舟爭渡,鼓聲陣陣;廚房里粽葉飄香,熱氣騰騰;院子里,孩子端起雄黃酒,潑灑墻壁門窗。

唐代詩人殷堯藩的《端午日》卻不寫這份熱鬧。沒有賽龍舟、浴蘭湯,甚至沒有提到屈原和汨羅江。殷堯藩將一個鑼鼓喧天的節日,寫成了靜心自省的時刻。

開頭“少年佳節倍多情”,所謂“多情”,不只是兒女之情,也是對世界的好奇心。人群、美食、喧鬧,都能使少年感到生命的豐盛。然而人到暮年,同樣的節日來臨,心中感到的就不只是歡喜。“老去誰知感慨生”,寫的正是這層落差——節令年年循環,看節令的人卻老了。

接下來,詩人宕開一筆:“不效艾符趨習俗,但祈蒲酒話升平。”懸艾符,是指在門上懸艾草,并貼上符箓,驅邪避災。“蒲酒”則是菖蒲酒,飲之可辟邪延年。詩人說自己不效艾符,并非排斥節俗,而是兩鬢華發的他,已不再像少年般追隨熱鬧的儀式,換了一種更安靜的方式過節:端起“蒲酒”,祈愿升平。

殷堯藩是中唐人,中唐人談“升平”,不能只當作尋常祝酒詞來看。殷堯藩童年時,涇陽兵變,長安失守,天子出逃,之后是藩鎮割據的亂局。直到他中舉前后的元和年間,王朝才出現短暫中興的氣象。因此在詩人筆下,端午祈福的意義被擴大了:它不只是求一身之安,也是在求天下之安;愿這來之不易的升平之世能長久延續。

“鬢絲日日添頭白,榴錦年年照眼明”是全詩中最明媚也最悲愴的一聯。兩鬢的白發,日日增多;但石榴花開,絢爛如錦。白發與紅榴,一枯一榮,就這樣并置在詩句中,觸目驚心。五月的榴花,仿佛化身為一面鏡子,照見草木年年生發,也照見詩人日日老去——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這便是詩人端午日體會到的生命之嘆。

結尾處,詩人轉入了更深的思索:“千載賢愚同瞬息,幾人湮沒幾垂名。”千年回望,無論賢愚,都不過是時間長河中的瞬間過客。有人湮沒無聞,有人垂名后世。而“聲名”正是人留給這個世界的、連時間也無法抹去的痕跡。

直到結尾,詩人都沒有提到屈原。這不是遺忘,而是詩人早已將先賢的身影,立在“湮沒”與“垂名”的追問之后了。一個節日能夠流傳千年,并不只是因為它有熱鬧的儀式,精美的食物,更因為它替我們保存了一個民族的敬意,讓先賢的風骨不隨江水湮沒。

少年人競標奪彩,激流勇進;老去者對鏡自照,照見榴花入眼、白發在頭,也照見對安康的祈愿、對太平的珍惜。無論走過了多少個端午,仍然相信風骨與聲名可以穿過時間,便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紀念先賢、回應節令,這也是對傳統節日精神的真正傳承。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有“心”做人

?穆欣欣

白蛇傳·盜草(選摘)

當代·田漢

輕裝佩劍到仙山,不由素貞淚不干。

悔當初不聽青兒語,端陽佳節把酒貪。

官人托在青兒手,不采靈芝誓不還。

“白蛇傳”的傳說流行千年,從唐人筆記、宋代話本、明代小說、清傳奇到當下,故事筋骨不散,且隨時光流轉,不斷豐富情節,塑造了白素貞美麗、堅貞、善良的傳統經典形象。

除了大眾熟知的影視劇,《白蛇傳》更是戲曲舞臺上常演常新的劇目。從清代開始,每年端午節前后,必演承應戲《白蛇傳》。因為端午節有白蛇喝下雄黃酒現出原形,許仙驚嚇而死的情節,是全劇起承轉合的重點場次。承應戲又叫“節令戲”,是清代宮廷按禮儀所需而上演的不同劇目。一年中,春節、上元、寒食、端陽、七夕、中秋、重陽、冬至等節令,都要唱承應戲。《清稗類鈔》中記載:“京師最重應時戲,如逢端午,必演《雄黃陣》;逢七夕,必演《鵲橋會》。”《雄黃陣》是現在為人熟知的《白蛇傳》中《盜草》一折。起初,清末演出的《雷峰塔傳奇》是昆曲,到20世紀初《白蛇傳》以京、昆雜糅為特點,后來京劇名家也喜以昆曲演出《金山寺》《斷橋》兩折,曲舞并重。梅蘭芳演《金山寺》,大武生楊小樓飾演伽藍一角,因人設戲,增加拋叉技巧和單對武打。20世紀中葉,田漢先生的京劇劇本《白蛇傳》堪稱這一題材最具分量的壓卷之作,刪去原故事中白蛇報恩等枝蔓情節,使故事中的許仙、白娘子等形象獲得新的闡釋維度。

看戲數十年,欣賞過不同劇種、版本的《白蛇傳》,相比之下,最打動我的還是田漢改編的京劇版,因為它最具人性。若說白蛇在端陽節飲下許仙遞來的雄黃酒而現出原形,是劇情轉折的關鍵,那么游湖時她望見遠處走來的許仙,發出“這顆心千百載微漪不泛,卻為何今日里陡起狂瀾?”一句自問,才是全劇第一個真正的轉折,因為這是白蛇“做人”的起點。她不只是幻化成了人形,更是從此有了“心”——為此后所將承受的人間悲歡離合埋下伏筆: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

《白蛇傳》延續了端午節飲雄黃酒驅毒辟邪、納福吉祥的民俗意象。許仙勸白素貞飲雄黃酒,究竟是有意試探,還是無心之舉?這一細節頗具琢磨意味。蛇為五毒之首,白素貞卻比世人更清醒領悟為人的境界——她看透人性,仍義無反顧地去拯救許仙。她對人間美好的憧憬,一路被現實撕破;而在被法海鎮壓雷峰塔之前,她仍發出“人間的情愛永不消磨”的最后吶喊。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一切,皆源于她對人間情愛的守護。

田漢對《白蛇傳》的升華,賦予了白蛇真實的人心,達成白蛇真真切切做一回人的愿望。作品所彰顯的人心向善的精神力量,跨越時代,至今仍能引發我們深切的共鳴。端午節看一出應節的《白蛇傳》,能夠為節日注入更多儀式感,也讓人感到傳統從不遙遠。

(作者為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副會長兼作家專委會主任)

我家不吃十二紅

汪 朗

端午的鴨蛋(選摘)

當代·汪曾祺

也許十二紅只是一個名目,不一定真湊足十二樣。不過午飯的菜都是紅的,這一點是我沒有記錯的,而且,莧菜、蝦、鴨蛋,一定是有的。

要不是父親汪曾祺寫了《端午的鴨蛋》,我們全家人真不知道高郵那地界兒過端午節有那么多名堂。要系百索子,要做香角子,要貼五毒,要放黃煙子,還要吃十二紅——十二種帶紅色的食物。

十二紅沒有固定名單,但凡食材、成菜沾點兒紅色,都算。紅燒雞、紅燒鵝、紅燒黃魚、紅燒肉、紅燒馬鞍橋、炒紅莧菜、油爆蝦、楊花蘿卜、咸鴨蛋、西紅柿、大櫻桃、紅小豆粽子,小棗的也行……還各有說道。像咸鴨蛋因蛋黃呈暗紅色,寓意心紅;楊花蘿卜是一種球形小蘿卜,上市于楊花飛舞之時,因其皮紅肉白,被定為夾心紅;莧菜呢,則是燒煮后的湯紅。這些個紅,老頭兒在文章里沒寫全,只是說莧菜、蝦、鴨蛋是一定要有的,“這三樣,在我的家鄉都不貴,多數人家是吃得起的。”汪曾祺19歲離開高郵,寫《端午的鴨蛋》時66歲,這中間再未回到家鄉過端午。能記住幾十年前的這些事,不錯了。

老頭兒在文章中,對家鄉端午的習俗和吃食說得頭頭是道,可我們家在北京過端午時,卻十分簡單。有粽子,吃上兩個,紅棗、豆沙、咸肉均可;沒有,拉倒。至于其他吃食,一紅也不紅,包括咸鴨蛋。在作家圈中,汪曾祺是公認的好廚子,燒菜確實有兩下(當然寫的比做的還是要好些)。十二紅中除了粽子沒包過,其他菜肴操弄起來都不在話下。他做的冰糖肘子、油爆蝦、紅燒馬鞍橋即帶骨的粗鱔段,都有飯館水平,有的菜還有創新。比如,高郵的楊花蘿卜,通常是涼拌吃的,加點兒海蜇絲可以上宴席。北京有一種小水蘿卜也是夾心紅,與楊花蘿卜相似,春夏之交剛剛上市時,肉質細水分多,甚美。一次,老頭兒用小蘿卜與干貝同燒,用來款待一位臺灣女作家,最后連盤中的湯汁都沒剩下。蘿卜熟吃早已有之,袁枚的《隨園食單》便有“豬油煮蘿卜”制作法:“用熟豬油炒蘿卜,加蝦米煨之,以極熟為度。臨起加蔥花,色如琥珀。”成菜色如琥珀,原料顯然是紅皮蘿卜,以干貝代替蝦米與之同煨,味道當然更佳。老頭兒很得意,在幾篇文章中都吹過此事。可是家里人過端午時,他卻從未想到露上一手。這個汪曾祺,實在不像話。或許他覺得,遠離故鄉的端午,就不是故鄉的端午了。那些兒時的記憶,還是留在文字中吧。

我們家過端午不吃鴨蛋,還與汪曾祺的偏執有關。他認定,高郵咸鴨蛋雖好,但是花上好幾天運到北京,也不是那個味道了。特別是端午節孩子們白嘴吃的那種剛剛腌好的鴨蛋,只有在高郵才能體會其鮮美之處。如今有了快遞,高郵咸鴨蛋隔天就能送到北京。今年端午前,有熟人從高郵快遞了一些用傳統方法腌制的咸鴨蛋,特地注明可以白嘴吃。那味道果然鮮美,蛋白細膩,蛋黃軟糯,帶有淡淡的清香。老頭兒如果還在,是否能品出家鄉端午的味道呢?

(作者為作家、汪曾祺之子)

道在光明照千古

周慶貴

端午即事

宋·文天祥

五月五日午,贈我一枝艾。

故人不可見,新知萬里外。

丹心照夙昔,鬢發日已改。

我欲從靈均,三湘隔遼海。

每逢佳節,倘若我們可以做一回古人,那么做上巳節的王羲之需要好才藝,做中秋節的蘇東坡需要好酒量,做上元節的辛棄疾需要好眼力,而做端午節的文天祥,則需要莫大的勇氣。

至元十八年(1281年),文天祥被囚禁在大都獄中一年有余。他撫今追昔,沉吟不輟,在端午節這天創作了《端午即事》。這是一首古體詩,相比聲韻和諧的近體詩,它押仄聲韻,顯得格外“拗怒”,體現詩人內心苦悶,倔強孤絕,堪稱板蕩年代士大夫不改初心的正氣之歌。

“五月五日午”,起筆很拙,且與詩題有重復之嫌。其實,此間大有深意。一方面,這是文天祥掰著指頭算日子,極言獄中光景難熬;另一方面,文天祥的生日恰是五月初二,他將生日與端午節連綴起來,增加了詩的生命哲思。當天,他還作《端午初度》二首,詩題意為臨近端午的生日抒懷:“死所初何怨,生朝只自知”,抒發獄中的孤獨;“楚囚一杯水,勝似九霞卮”,表明不屈服的氣節;“所思多死所,焉用獨生存”,堅定殉國的決心。特殊的人生階段,往往刺激詩興,何況兩個重要時刻交疊。

文天祥的端午節像一條扁擔,一端挑著生辰之感,一端挑著殉國之思。何其悲愴,何其壯烈!

熟悉了上述背景,整首詩就不難理解了。“贈我一枝艾”,正如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之“茱萸”,以典型的風俗意象寄托懷想,有起興的味道。隨即趁勢睹物思人,“故人不可見,新知萬里外”,逝者已陰陽兩隔,生者亦天涯海角。思緒至此,詩人的視線由外界轉向自我,“丹心照夙昔,鬢發日已改”,縱然形骸憔悴衰老,丹心卻不曾磨滅。這一轉,轉出波瀾,轉出境界,更轉出風骨。

最后,詩人誓言“我欲從靈均”,決心殉國。然而,情感剛達高潮,便陡然跌落深淵——“三湘隔遼海”!“三湘”是屈原投江之地,更是南宋故國的代指。“欲從靈均”,時空所限,渺不可得。我們仿佛看見詩人伶仃地行走曠野,一如屈原行吟澤畔,上下求索。

《端午即事》在藝術層面稱不上精巧,卻承載著文天祥一以貫之的丹心閃耀。其《言志》寫道:“仁人志士所植立,橫絕地維屹天柱。以身徇道不茍生,道在光明照千古。”二詩正可互為注腳。

2026年恰值文天祥誕辰790周年。端午節,我們讀文天祥,要讀他的那份才氣,文以載道;要讀他的那份正氣,不忘初心;要讀他的那份豪氣,舍我其誰,誓做中華民族的脊梁。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沈從文寫端午

張新穎

邊城(選摘)

當代·沈從文

每只船可坐12個到18個槳手,一個帶頭的,一個鼓手,一個鑼手。槳手每人持一支短槳,隨了鼓聲緩促為節拍,把船向前劃去。

沈從文的《邊城》寫到端午,說這是那地方“一年中最熱鬧的日子”,“當地婦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額角上用雄黃蘸酒畫了個王字。”全山城人到河邊看劃船,看人在水里捉鴨子。“船和船的競賽,人和鴨子的競賽,直到天晚方能完事。”

你如果讀得仔細點,會注意到故事的起始、展開和曲折,都放在端午,對應了三個年份的這個節日:第一年,翠翠與二老初識;第二年,翠翠沒能見到二老,卻認識了大老;第三年的這天,翠翠與二老迎面擦肩而過,聽傳言說以碾房做陪嫁的女孩要嫁給二老。翠翠無人知曉的心事和端午節的喧騰熱鬧交織在一起,小說由此發展下去。

再三寫端午,不只是為了情節發展的需要,沈從文著意由民俗節慶展開邊城的生活風貌和精神狀態。邊城就是小說的主體和重心,它和故事出現在同一個層面,而不只是故事的“背景”。理解了這一點,就能明白為什么花那么多筆墨寫端午。

一個地方的居民在漫長的歷史中建立起生活的完整性,這個過程中產生的節慶、儀式、禮俗、風尚自有與歷史和現實相關的莊嚴。沈從文后來的小說《長河》,寫到一家人一年從頭到尾什么時候過什么節,都虔敬奉行。“端午必包裹粽子,門戶上懸一束蒲艾,于五月五日午時造五毒八寶膏藥,配六一散、痧藥,預備大六月天送人。全家喝過雄黃酒后,便換好了新衣服,上呂家坪去看賽船,為村中那條船吶喊助威……從應有情景中,一家人得到節日的解放歡樂和嚴肅心境。”

1963年,沈從文發表《過節與觀燈》,首先談的就是端午印象。他說賽船,“白天玩不盡興,晚上猶繼續進行,三更半夜后,住在河邊的人從睡夢中醒來時,還可聽到水面飄來蓬蓬當當的鑼鼓聲”。在沅水及其支流一些大城小鎮度過的端午節,“由于鄉情風俗熱烈活潑,將近半個世紀,種種景象在記憶中還明朗清楚,不褪色,不走樣”。

這時候的沈從文已改行做文物研究多年,聯想起許多“鬧龍舟”題材的藝術品,如數家珍:“較早出現的龍舟,似應數敦煌壁畫,東王公坐在上面去會西王母,云游遠方,象征‘駕六龍以馭天’。畫雖成于北朝人手,最先稿本或可早到漢代。其次是《洛神賦圖卷》,也有個相似而不同的龍舟,仿佛‘駕玉虬而偕逝’的情形,作為曹植對洛神的眷戀懸想……還有個長及數丈元明人傳摹唐李昭道《阿房宮圖卷》,也有幾只裝飾華美的龍鳳舟,在一派清波中從容蕩漾,和結構宏偉建筑群相呼應……”

藝術品之外,沈從文還談到明清用象牙、竹木和剔紅雕填漆做的龍船,談到西南各省民間挑花刺繡經常都把“鬧龍舟”作主題,加以各種不同藝術表現,做得異常精美出色。“當地婦女制作這些刺繡時,照例必把個人節日歡樂的回憶,作新嫁娘作母親對于家庭的幸福愿望,對于兒女的熱愛關心,連同彩色絲線交織在圖案中。”而鬧龍舟的五彩版畫,之所以特別受農村和在漁船上、貨船上的婦孺歡迎,也是因為“能引起他們種種歡樂回憶和聯想”。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