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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駱駝祥子”的兒子是司機——路內《山水》中的歷史細節
來源:《揚子江文學評論》 | 方巖  2026年06月18日09:22

一

“駱駝祥子”的兒子成了汽車司機。路二祥做了半輩子的人力車夫,他的兒子路承宗大半生都在開汽車。路承宗駕駛著各式各樣的汽車穿過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以及1949年以后陰晴不定的三十余年的歲月。中國現代史的更迭,伴隨著交通工具的升級換代,路內的長篇小說《山水》終于讓“歷史的車輪”有了具象化呈現,從而使得類似的修辭不再像是空洞無物的陳詞濫調。故事的另一面是,路承宗與妻子周愛玲分別在1937年、1949年、1959年、1960年、1968年收養了五個孩子,他們更像是“歷史的車輪”下的幸存者,以各自的方式見證、經歷著歷史的不同面相。

二

1936年,路承宗18歲,在醬菜店當伙計。這一年中秋節傍晚,他的父親路二祥拉著人力車(洋車)與“史上開進袁塘鎮的第一輛汽車”[1]在新建不久的水泥橋上狹路相逢,洋車損毀、“祥子”身亡。這一場景隱藏了諸多意味深長的歷史時刻。

此前袁塘鎮(可能是現在的嘉定、青浦交界一帶)只有一座石橋,因其承重和寬度有限,在多年前曾將一輛汽車阻擋在鎮外。十年后,一座新橋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現了:

這一年,黃老爺身體不大好了,據算命先生指點的延壽術,在袁塘鎮北邊行了最后一次善舉,一座石構水泥橋跨河而過,坡度緩,橋面寬,可以通汽車。

與其重復老舊中國如何阻礙現代性技術、觀念之類的陳腐論調,倒不如關注這里局部、細節層面的歷史真實。嚴格說來,“石構水泥橋”并不是一座典型的現代意義上的橋梁,只是在砌筑傳統石材時,使用現代水泥砂漿作為黏結劑而建成。之所以要在“水泥”前面加上“現代”,是因為這里的“水泥”指的是波特蘭水泥技術及其制品(Portland Cement),是典型的現代建筑技術和材料,大約在19世紀末傳入中國,被稱為“洋灰”或“水門汀”。所以從中國現代建筑史的角度來看,不妨將袁塘鎮這座新橋視為現代建筑技術和材料在傳統土木工程中的應用,是傳統石材結構向現代鋼筋混凝土結構過渡的階段性產物,恰如袁塘鎮以某種前現代的方式(“延年術”)擁抱了現代的技術和觀念,這大概也是“半封建”的應有之義。所以,物質和技術被使用的思維、方法對應著中國現代史進程中的局部細節和真相。值得一提的是,后來被可愛可敬的民族主義者津津樂道的趙州橋曾在1952年到1956年間被用類似的技術和材料重新修葺過,維修人員用高標號水泥砂漿對原有的干砌石拱結構的橋體進行了大規模灌漿,并對部分橋體重砌,進而改變原有的結構和外觀。所以,我們如今看到的趙州橋其實是現代技術和材料的產物。激動人心的民族主義敘事往往禁不起歷史細節的檢驗,看上去營養豐富、皮薄餡大的民族主義大餡餅里面包裹的皆是它所痛恨的原材料和制作工藝。

還有一座橋與袁家塘的新橋遙相呼應。1949年4月,已在運輸公司當司機的路承宗被“封差”(意為承擔官方強制派遣),在運送國民黨軍隊向舟山撤退途中,路過一座大橋:

下午時,車隊穿過杭州城,前方就是錢塘橋……這是一座雙層橋,上層走汽車,下層走火車。

這里的“錢塘橋”其實是中國現代建筑史上著名的錢塘江大橋,是現代中國自行設計并建造的首座公鐵兩用大型鋼筋混凝土橋梁,總設計師為茅以升。它在1934年8月開工,1937年9月投入使用,在當時堪稱是一項世界級工程。不妨把“錢塘橋”視為“石構水泥橋”在現代技術、觀念、材料上的一次徹底的升級換代,它們分別指向中國現代史進程的局部面相。與其說它們是更迭、替代關系,倒不如說它們的共生關系其實是中國現代史進程內部不平衡的表現,而后者確實又是1930年代中國現代基建飛速發展的一個縮影。“黃金十年”終結于抗日戰爭爆發,錢塘江大橋也曾在投入使用89天后被炸毀以阻擋日軍過江。此后中國現代史的浮浮沉沉,就像是反復被炸、反復修復的錢塘江大橋。直到1992年,它都還是橫跨錢塘江的唯一一座大橋。

其實正是各種典型或非典型現代意義上的“橋”的出現,讓各種前現代與現代的經驗、觀念、技術有了碰撞的可能性,而“橋”又連接著“路”,它們的張力關系影響著中國現代史的基本態勢。人力車與汽車的正面相遇,讓這一切有了肉身性的具象化。路承宗站在橋上目睹著這一切,那一刻既是他人生的節點,亦是歷史的轉折點。只是在那時,路承宗并不清楚“路”在何方。

路二祥是路承宗的父親,故事里并沒有交代他是否有同父或同母的兄弟姐妹。但是,“二祥”這個名字仿佛是在暗示其實還有一位早于他的“大祥”。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人力車夫,生活于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的“祥子”。

其實不管是《駱駝祥子》,還是《山水》,都將人力車視為落后的、不人道的交通工具。這里的歷史誤會一直未得到有效澄清。就連“有些見識”卻依然“半封建”的黃老爺都會說:

將來世界不會是人拉車,袁塘鎮上也將出現電車、汽車、摩托車,取代人力......

事實上,與電車、汽車、摩托車一樣,人力車亦是一種現代發明。[2]它在19世紀末從日本引入中國,所以在《駱駝祥子》里會被稱為“洋車”。其主要機械裝置,如滾珠軸承、減震彈簧和鋼板、橡膠輪胎等皆為典型的現代技術產物。哪怕像輪胎這種如今看來技術含量不高的易耗品,中國也要到1930年代才具備自主生產的能力。事實上,從交通運輸的角度來看,它的效率要遠遠高于以人力、畜力為主的馬車、轎子等傳統交通工具,甚至可以說,人力車的發展規模與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發達程度是正相關的。所以,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內,作為現代交通工具的人力車與其他交通工具一起共同映射著中國現代史的復雜面相。很顯然,祥子比二祥以及袁塘鎮上的其他人看到的更多:

洋車都打開了布棚,車上的銅活閃著黃光。便道上駱駝緩慢穩當的走著,街心中汽車電車疾馳,地上來往著人馬……[3]

人力車之所以在誕生之日便屢遭中國知識分子的詬病[4],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力車把 “機器奴役人”的被動性具象化了,與之相比,汽車則凸顯了“人操縱機器”的主動性幻覺。“機器奴役人”也好,“人操縱機器”也罷,皆是人成了機器運行系統的零部件,人被困在了機器里。所以,兩者在技術本質上并沒有區別。這與當下的技術批判有些相似:人文知識分子一邊對大數據平臺所支配的外賣系統痛心疾首,卻又對同為基于大數據平臺的智能輔助駕駛系統贊不絕口,其實后者才是“人困在系統里”的形象演繹。

現代早期知識分子對人力車的批判混雜著太多前現代思維色彩。一方面享受著技術進步、物質發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卻又因為對技術、物質及其帶來的歷史變動缺乏整體了解和基本體驗,致使批判停留于空疏的道德層面,在實踐層面幾無建設性。正如傳統士大夫對底層的體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外掛于階層身份上的道德標簽,一切止于言辭,無須付諸行動。入廟堂鉆研稅法刑名,于閑暇時憫農傷春,在分裂中完成道德自洽,是傳統文人非常典型的一種精神面相。它隱藏于“感時憂國”的人文傳統中,被現代知識分子繼承下來,并時不時在當下表現出浮夸的表演性。

可以說,汽車與人力車的相遇,只是現代史內部的一種日常場景。它們固然存在競爭關系,卻又各自承擔著特定的歷史功能,有著自身的發展軌跡。事實也表明,人力車退出歷史舞臺基本與汽車無關,是機械技術進步和制度變動合力的結果。《山水》中也曾提及:

某一天,城里出現了一種腳踏三輪車,比黃包車更省力,跑得起來也剎得住,無需身強力壯,連女人都可以駕駛。這種車子很快普及到貨運領域,也就是黃魚車,在城市里比過去的平板榻車好用......忽然有一天,政府宣布取締黃包車,全部改用人力三輪車載客,過去的拉車夫統一去政府部門換車。從那時開始,自清朝以來有五十年歷史的人力拉車,就在中國逐漸消失了。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之交,自行車的鏈條傳動技術和腳踏裝置被廣泛應用,三輪車以及由人力車改裝而成的三輪車應運而生,人力車很快便被邊緣化。1946年5月,國民政府社會部下令:“為尊重人道起見,擬實行廢止人力車,三年內禁絕。”國共內戰致使這道政令成為一紙空文。直到1950年代中期,在中共的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人力車才被強制性地退出公共交通領域,消失在中國現代史之中。[5]

所以有必要拂去覆蓋在人力車之上的浮夸的人道主義話語塵埃,這種批判思維同時關聯著膚淺的社會進化論和單調的技術進步論,它們只會以某種過于戲劇化的角度來看待人力車與汽車的相遇以及人力車夫之死,進而抹平中國現代史內部進程的復雜性。面對“人力車夫之死”(祥子的墮落),老舍曾說:

體面的,要強的,好夢想的,利己的,個人的,健壯的,偉大的,祥子,不知陪著人家送了多少回殯;不知道何時何地會埋起他自己來,埋起這墮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會病胎里的產兒,個人主義的末路鬼![6]

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最著名的文學片段之一。社會病態與個體愚昧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重要寫作母題,并延續至今。只是老舍這樣的現代作家對溢出階層認知的經驗往往只是浮光掠影,對社會理論和政治思想亦是一知半解,再者,他們本身也被裹挾在瞬息萬變的歷史風云中,所以,他們習慣用抽象而直白的價值標簽去匆忙地概括那些他們并不熟悉的經驗。大量類似的作品橫亙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經典序列中,也暴露著中國現代文學史在歷史視野和價值判斷上淺薄、簡陋的一面。在祥子生活的年代里,人力車是最重要的現代交通工具,而人力車夫也組建了大大小小的行會組織甚至工會。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人力車夫的罷工、暴動幾乎貫穿于1949年之前的整個現代史。其中最著名的事件,便是1929年10月北京人力車夫搗毀電車風潮,舉起集體主義大旗的車夫們最終還是慘敗。[7]原因不在于交通工具本身落后,也不在于人力車夫愚昧、自私,而是國民黨黨權內部爭斗、地方勢力與中央集權的沖突、城市規劃與社會福利之間的脫節等現代制度初創時期復雜的因素影響著人力車夫的命運。所以,文學敘事與基本史實之間的錯位關系,本就應是反思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一種重要視角。

當路承宗駕駛著汽車在現代史時空中顛沛流離時,他的身不由己而又拼命守住尊嚴底線的樣子,像極了被拋入命運深淵之前的祥子。路承宗的最終命運看上去要好些,也許可以歸功于他能駕馭相對現代的工具,或者說,他使用的工具以及他的職業在特定歷史階段中的“稀缺性”,使得他得到某種程度的保護。然而“稀缺性”同時意味著“高風險”,路承宗的一生都活在被各種政治勢力的征用中,每一次征用的背后都是命運的萬丈深淵。只能說,路承宗確實比祥子幸運。個體命運的偶然性在歷史的趨勢或普遍性面前從來都不值一提。

由此,再反觀那個場景:18歲的路承宗站在水泥橋上,茫然四顧。父親意外身亡,對路承宗來說,像是被迫加冕的成人禮。他很快發現,自己面對的不再是一個處處早已預先設定、凡事只需循規蹈矩的安穩世界;而是一個處處充滿未知和不確定,一切需要重新習得的動蕩時空。所以,父親之死絕非只是一個孤立的偶發事件,其一端連著宗法社會的崩塌,另一端又連著通向現代世界的路徑。正是因為有了那座新橋,財主家的小少爺黃啟宣才有可能把用偷來的錢買來的二手汽車開進袁塘鎮,制造了袁塘鎮歷史上的第一起車禍,這不僅讓路二祥一命嗚呼,而且導致了黃老爺氣絕身亡,而那座橋恰恰是黃老爺出資修建的。在橋的一邊,黃老爺猝死于袁家塘,宗祠大梁轟然開裂,隨后而至的暴烈的現代史進程將加劇這一過程,宗法社會迅速坍塌;而路承宗走到了橋的另一邊,此后他的一生都在不斷地卷入、見證中國以某種悲壯而狂飆的姿態參與到世界現代史的進程中。可以說,路二祥在那座新舊技術雜糅的橋上以血肉之軀造就的那場汽車與人力車的相遇場景,其實是在為路承宗掀開他即將踏入的未知的現代世界的帷幕之一角。

三

18歲的路承宗決定離開袁塘鎮。

這是他第一次出遠門......他喜憂參半,身后傳來汽車喇叭聲......一輛卡車開過他身邊停了下來。

18歲出門遠行,路承宗被一輛汽車運載著駛向上海,事后看來,其實是在被迫卷入中國現代史的深處。這一幕似曾相識。在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中,也有一位少年搭乘汽車出門遠行。有所不同的是,“汽車朝我來時的方向馳著”[8],出走成了返行。如果說,彼時被歷史裹挾的路承宗如同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一樣,并不清楚他們會被現代工具帶往何處;那么,少年的返行則更像是一種反觀歷史的姿態。他被洗劫一空,無意中撞見了中國現代史的某個面相:那種群氓式的殘暴和荒誕會一直在中國現代史中反復上演。所以,出走就是返行,過去即是未來。只是彼時的路承宗還在朝向各種未知,少年看到的只是路承宗將要經歷的一種。

袁塘鎮至上海向來是坐船,有一條砂土路在吳淞江南邊,可以開汽車。一·二八淞滬抗戰后,日本迫使中國承認上海為“非武裝區”,軍隊自此不能駐扎,當局造這條路,就是為了在戰爭再次爆發時能將部隊和裝備運入上海。

“橋”后面是“路”,路承宗坐著汽車、沿著“新”路,戰爭尾隨其后一起來到了上海。他來到上海時已是1936年的深秋,幾個月后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在半個上海幾成廢墟時,路承宗與周愛玲相遇,他們將攜手穿越半個世紀的動蕩,堪稱平民史詩般的傾城之戀。

周愛玲又與他說起閑話。不久前中國空軍在飛越租界時不知怎的掉下了幾個炸彈,正中大世界,炸死了上千人。想想看吧,上千人的性命一秒鐘就全沒了,誰管你怕不怕死。

他們聊的是“大世界墜彈慘案”。1937年8月14日,也就是淞滬會戰的第二天,國民政府派出戰機去轟炸黃浦江上的日本艦隊。其中兩架飛機被高射炮擊中,在緊急返航的過程中,飛行員為了減負卻操作失誤,把本想投擲于較為空曠的跑馬場的兩枚重磅炸彈投在了大世界的門口。大世界門口的十字路口平日里就是上海最繁忙的交通要道之一,車輛、人群極其擁堵。且戰爭才爆發時,大世界就成了臨時救濟站,人群、車輛又較平日加倍密集。所以,誤投的炸彈最終釀成了死傷兩千余人的慘案。那一天,在江浙滬沿海一帶的上空,中國首次對日本展開大規模空戰,并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史稱“八·一四空戰”或“筧橋空戰”。兩年后,國民政府將這一天命名為空軍節。慘案就這樣消失于歷史敘述之中。與天上的勝利相比,地上的慘案根本不值一提,像是實現歷史正義所必須付出的“附帶傷害”。這就是歷史與普通人的關系。大多數像周愛玲、路承宗這樣的普通人或許從未經歷過歷史的絕境時刻,如戰場、屠殺、勞工營等,但他們卻在用年復一年的日常來承受翻越絕境所必須付出的歷史代價。絕境并非只是生死瞬間和快意恩仇,還是日常里綿延不絕的鈍痛和絕望。只不過大多數時候,他們只是歷史賬簿中可以忽略的小數點后面的零頭。比如,路承宗從未在戰場上廝殺過,卻為部隊運輸過物資、傷兵和敗軍;他逃過了屠殺,卻依然要面對屠殺后的慘狀并料理后事;他沒有被抓丁,卻時不時要應付不同勢力不同形式的索取。這些皆是歷史絕境時刻輻射于世間的日常面相,自然是路承宗們、周愛玲們在承受。

“我懂了”,承宗說,“難怪師傅會說,做人應該怕不死,不應該不怕死”。周愛玲說:“怕不死是什么意思?”承宗說:“就是想死也死不掉的意思。”周愛玲問:“那是什么滋味?”承宗說:“我也不知道,我希望自己不要有那么一天。”

“大世界墜彈慘案”只是上海淪陷的序幕。路承宗與周愛玲之所以還能淡然地聊起慘案,無非是因為清楚自身的命運早在城毀的那一刻就已經注定,他們將一直生活于歷史絕境的陰影中,連何時死、如何死都無法決定。除了坦然接受,別無選擇。

與周愛玲同名的作家張愛玲也曾經歷過一座城的淪陷。她曾感嘆道: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誰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是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流蘇并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點。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來,將蚊煙香盤踢到桌子底下去。[9]

與周愛玲、路承宗的遭遇相比,這多少顯得有些諷刺。大多數普通人沒有機會講述自己的命運,他們的生命意義只能通過另一小部分人的講述而被隨意塑形。上流社會的男男女女在厭倦了各種曖昧的情感游戲之后,用城池的毀滅和普通人的苦難來裝點自己的“賢者時間”,如今看來既矯情又殘忍。這是歷史敘述的挪用和抹除。《傾城之戀》中的故事終究還是成立的,歷史動蕩對于某些人而言確實只是人生的小波折,輕微顛簸之后一切照舊——“不久,港滬之間恢復了交通,他們便回上海來了。”[10]而《山水》中的“傾城之戀”才是大多數人在歷史峻急時刻的真實寫照,城與人唇亡齒寒,情感與生存牢牢捆綁在一起,在由歷史擺布的身不由己中盡量保持清醒的道德選擇底線。

四

平民也有著自己的“傳奇”。周愛玲并非來自底層,父親有一家印刷廠,這樣的家庭多少還算是富裕的中產之家。她雖然從中學輟學,但在一個學齡女童入學率僅20%[11]的年代里,也算是具備基本的學識了。她為了逃避家庭沖突,選擇了做紗廠女工,要知道這應該是現代中國最辛苦的職業之一。這種經歷讓她對苦難和生存有了切身體會。她后來還參加了女工夜校。

堂姐這么進步。因為讀了青年會的女子夜校。堂姐識字不多,應該去。周愛玲跟著去,純粹想玩,想見世面。她在那里見到過誰呢?聶耳、田漢,寫《義勇軍進行曲》的那兩個人。有一位叫許文昭的女老師,二十出頭,見她識字多,一問她還念過幾天中學,家里有家小印刷廠,覺得十分驚奇,讓她幫著做教務。許老師出身于吳里的大戶人家,在上海讀完中學和大學,如今在夜校做義務教師,分文工資都沒有,平時開一輛私家車來上課,眾人喊她許先生。

就這樣,平民女子周愛玲無知無覺地靠近了推動中國現代史進程的一個隱秘的動力場。這里的“青年會”其實是指成立于1908年的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Shanghai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簡稱Shanghai YWCA)。這個機構在會員性別和主要服務對象上區別于成立于1900年的上海基督教青年會(Shanghai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簡稱Shanghai YMCA)。受五四運動的民族主義思潮和1920年代一系列反基督運動的影響,青年會和女青年會逐漸從具有濃厚宗教色彩的慈善組織轉變為淡化宗教背景的社會公益機構。[12]1930年代的女青年會的工作重點是平民教育、職業培訓、社會救濟等,“女工夜校”便是其中最重要的社會項目之一。女工在這里不僅能夠學習識文斷字、數學、英文等事關生存的知識和技能,而且能夠學到時政、法規、地理、歷史、生理衛生等現代知識和觀念,甚至還有音樂、繪畫、體育等課程。在生存能力和基本素養提高的同時,其實亦是“現代”“進步”“自由”“民主”乃至“革命”等觀念逐漸從精英階層下沉到普通民眾的過程。所以,“堂姐這么進步”是有原因的。可以說,“女工夜校”等社會項目為此后的抗日救亡、工人運動、女性權益等運動孕育了部分中堅力量。[13]

這一切與女青年會所擁有的政治優勢和所能整合的社會資源有關。首先,盡管女青年會在逐步淡化宗教背景,但是淡化的是形式,而非信仰本身,因此,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態度依然是必要的約束。其次,女青年會在致力于本土化的過程中,依然要在資金來源、組織架構、人力資源等方面依靠世界基督教女青年會 (World YWCA)、加拿大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 of Canada)、英國基督教女青年會(YWCA of Great Britain),特別是美國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 of the USA)的支持。[14]這種非政府國際組織形象,使得其能夠相對游離于那些較為尖銳、激烈的政治紛爭。再者,女青年會位于公共租界,擁有“治外法權”。簡單說來,宗教因素、國際背景、治外法權等因素可以幫助女青年會避開各種政治勢力的強力干擾,從而形成某種政治緩沖區或者說政治灰色地帶。這也意味著,各種政治勢力可以在其間進行非正式的試探、溝通,這之中自然包括國共兩黨及其相關的各種勢力。比如,宋慶齡、宋美齡就長期熱心支持女青年會的各種活動,宋美齡還曾擔任過女青年會的英文教師。女青年會不僅是她們公開發聲、表態和尋求國際支持的重要平臺,還是她們與各方勢力協商的安全通道和空間。與此同時,女青年會還會接受達官貴人、鴻商富賈、社會名流的社會資助,并吸引著富家小姐、官太太、職業女性、進步女學生以各種形式參與到女青年會的各項活動中。況且,女青年會本就是一個主要依靠精英女性來領導、組織、管理的機構,如果再考慮到那些夜校女工們,這便意味著,它在整合社會資源的同時,構筑了一個在某種程度上消除階層隔閡的社會交流互助空間。

可以說,顯性的社會空間和隱性的政治空間的交疊,使得一批杰出女性通過女青年會深度參與到中國現代史的進程中。她們便是周愛玲遇到的“許文昭”們、“許先生”們,她們以或隱或現的方式影響著中國現代史的進程。比如,中共特工黃慕蘭[15]以社會名媛作為身份掩護,其丈夫為上海著名律師陳志皋。她通過青年會的各種活動滲入上流社會太太圈獲取情報;龔普生、龔澎姐妹[16]都曾擔任過女青年會全國協會[17]的學生部干事,她們利用公開身份合法地組織參與各種進步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分別成為中國外交部情報司(后改名新聞司)和國際司司長;吳貽芳[18]、鄧裕志[19]都是對女青年會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人物。吳貽芳長期擔任金陵女子大學校長,是女青年會的堅定支持者,女大畢業生亦是女青年會骨干的重要來源,她本人就是女大首屆畢業生。鄧裕志也是女大畢業生,她在擔任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勞工部干事后,成為平民教育和勞工運動的重要組織者。吳貽芳、鄧裕志在抗日救國、婦女解放、勞工權益等方面與宋慶齡、宋美齡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關系,同時還建立了相互信任的私人交往。因此,她們成為中共高層極力爭取的統戰對象。1949年后,在女青年會從國際組織轉型為社會主義愛國團體的過程中,兩人均發揮了關鍵作用;作為“七君子”中唯一一位女性,史良[20]是彼時中國最著名的律師之一,曾多次營救中共地下黨。她還通過上海婦女界救國會、新生活促進會婦女指導委員會等組織積極投身社會運動,與女青年會保持了密切的合作關系。因其巨大的社會聲譽,她成為國共雙方都極力爭取的合作對象,也因此成為國共雙方進行溝通的重要通道。1949年后,史良成為中國首任司法部部長,參與制定了中國首部《婚姻法》。倘若嚴格比照《山水》中對許文昭的描述:社會名媛、精英女性、名門之后、經濟優渥,從容地游走于國共高層之間,還曾交給路承宗一封以“美齡吾姐鈞鑒”開頭的信件,那么還必須提及兩位女性:廖夢醒[21]和嚴蓮韻[22]。廖夢醒是廖仲愷和何香凝之女,顯赫的家世為她提供了諸多保護。她在廖仲愷遇刺后秘密加入中共,成為宋慶齡的秘書,是宋慶齡與周恩來等中共高層之間秘密聯絡的重要通道。她不僅通過上海婦女界救國會、保衛中國同盟、新生活促進會婦女指導委員會等組織進行身份掩護、信息傳遞,而且還通過這些組織與包括青年會在內的進步組織、團體共同推進社會運動。此外,她亦是鄧裕志、吳貽芳等女青年會靈魂人物逐步傾向中共的重要推手。《山水》里提到許文昭的經歷:“過去八年,許先生先后到過武漢、重慶、香港,后期在上海定居”,這也大體符合廖夢醒在抗戰期間的活動軌跡。如果說廖夢醒的背景源自政治影響力,那么嚴蓮韻的背景則來自商業影響力,政商互通互惠本就是歷史面相之一種。嚴蓮韻的祖父嚴信厚是李鴻章的幕僚,并開辦了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曾任上海總商會第一任總理。嚴信厚的父親嚴子均則在諸多實業領域掌控話語權。所以,宋子文在推行“廢兩改元”、發行國債等金融改革措施時都需要獲得以嚴氏父子為領袖、控制上海金融界半壁江山的“寧波商幫”的同意和支持。前述引文曾提到許文昭開私家車來給女工上課,恰好嚴蓮韻的妹妹嚴幼韻在上大學時每天開著私家車出入復旦大學校園,這在當時極為轟動。她后來嫁給了顧維鈞。嚴蓮韻則選擇了不一樣的道路。她比鄧裕志早一年(1924年)畢業于金陵女子大學,后來長期擔任女青年會的董事,利用家族的人脈、資源和在上流社會、國民黨高層太太圈的巨大影響力與號召力來推動女青年會的各項工作,特別是以身作則積極配合宋慶齡的各種募捐活動。雖然她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未直接接觸過中共高層,但是會把信息“泄露”給廖夢醒、鄧裕志等人。

“許文昭”這一形象無疑是上述這些卓越女性經歷片段被重新組合和拼貼的結果,正如她們也曾利用青年會編織某種心照不宣而又錯綜復雜的保護和合作關系網絡。這里無意夯實許文昭的原型,如此羅列旨在說明,許文昭的傳奇性和神秘性,對應著一些女性在中國現代史中的真實性和重要性。也只有如此,方能理解《山水》里的敘事邏輯:許文昭在周愛玲、路承宗的生活里出現的次數并不多,但許文昭一出現,周愛玲、路承宗往往就能絕處逢生;而許文昭每次交給他們任務時,他們又會面臨九死一生的抉擇。可以說,“許文昭們”決定了周愛玲們、路承宗們的命運。歷史的殘酷面相在此可見一斑:推動歷史進程的某些力量,對普通人而言,神秘而匿名;對“許文昭們”而言,則是他們參與或支配世界運行的某種方式而已。除了默默承受被支配的命運,前者或許永遠無法洞悉其中的秘密。即便知道,又能改變什么呢?值得一提的是,朝鮮戰爭之后,許文昭從周愛玲、路承宗的生活中徹底消失了,那時《山水》里的故事才講完一半。大概是因為,此后留在大陸的“許文昭們”的故事很難再講下去。可以想象,從那時起,她們開始體會到身不由己的被支配感,有所不同的是,她們從一開始就清楚發生了什么,只是對被施加的命運猝不及防而已。

回頭再看看周愛玲,她并沒有因為曾如此接近歷史的秘密,而實現地位、身份、命運的改變。她接受過一些新式教育,經歷過歷史的風浪,卻始終保持著平民身份。這種沒有“變化”的女性形象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非常少見。中國現代文學史偏愛三類女性:善良的赤貧女子、單純的女學生、迷茫的富家太太或小姐,抑或是這三種類型的排列組合。她們在經歷了某個歷史時刻或人生奇點后,實現了身份或命運的改變:進步或墮落,革命或反動,新生或幻滅,集體主義的康莊大道或個人主義的窮途末路,投身滾滾時代洪流或退守安穩小天地……每種轉變的背后,都挺立著一座寡淡而傲慢的價值觀豐碑,周圍循環播放著一段乏味而聒噪的抒情曲。周愛玲這一生始終在沉著、冷靜地應對各種變故:戰爭來臨,她選擇離開家庭獨自謀生;她在廢墟中讓路承宗從悲痛和慌亂中冷靜下來,路承宗的人生才有了新的可能;她一生無子,卻又一次次坦然地接受了那些在狂暴的歷史中幸存的孩子;路承宗一生中多少還有被人看見的英雄時刻,而周愛玲的一生都在日常中隱藏,然而在非常時刻,她可以去戰時醫院做護工,也可以去賭場坐賬臺。這絕非一個賢妻良母的形象,她的每一次抉擇其實都是生存需求、良知底線、人生境界交戰的結果。對自身和家人的生存和安全的守護,同樣能夠成為與歷史、社會對話的前提。審時度勢并非非得依憑高滔的價值觀和宏闊的抒情,所謂“轉變”有時未嘗不是一種屈服于他者的扭曲。內置于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進步論”“成長論”,其實是一種現代性歷史焦慮,這多少是一種病態。因此,不抒情、不攜帶價值觀、堅守日常的周愛玲才顯得彌足珍貴。日常亦是傳奇,是在歷史風浪中顛簸的“沉默的大多數”唯一的依憑。

五

沒有周愛玲便沒有路承宗。她把路承宗從廢墟中撿回來,路承宗才有機會結識許文昭,也才有那些駕駛汽車奔赴歷史現場的時刻。路承宗和周愛玲準備逃離上海時,遇到了許文昭;正如當年路承宗在去上海的路上,遇到了后來成為自己師傅的關云山。后者的汽車把他帶到了中國現代史的發源地,前者的汽車則讓他經歷了現代中國酷烈的重生過程。

兩人回到鎮口時,聽到一陣引擎聲,道路那頭開過來一輛敞篷卡車,轟然作響,搖頭擺尾,在他們眼前停下。

......

該車十分有名,叫作亨舍爾,是德國產的柴油車,中國的德械師裝備的也是它......

亨舍爾卡車是一種重型牽引車,主要用來拖拉德制火炮,也能改裝為越野車、運輸車。路承宗就是駕駛著這種德國卡車去南翔拉傷員。因為在那里“打了幾場惡戰,雙方你來我往搶奪陣地,稅警總團幾乎全部打光了,這是中國裝備最好的部隊”。在當時淞滬戰場國民黨軍隊的后方,路承宗大概也只能遇見德系車。因為彼時中國最精銳的部隊全是德式裝備,且大部分被調往淞滬戰場。盡管在1920年代末,國民政府已經聘請了德國顧問團,但是直到1935年才開始大規模推行“整軍計劃”,即用德國軍事思想、技術、裝備來推動軍隊從舊軍閥向現代化軍隊轉型,由此產生的部隊被稱為“調整師”或“德械師”。[23]因為抗戰爆發,這一計劃只完成一部分。但那些已經完成“整軍”的部隊幾乎全部參與了戰斗,在經過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后,傷亡大半。1938年,武漢會戰爆發時,已經見不到一個完整建制的“調整師”。同年6月,納粹德國強制顧問團撤出中國,德械師的補給基本中斷,從此,“調整師”名存實亡。“稅警總團”的情況與此類似,它確實是“中國裝備最好的部隊”,卻不是正規軍。“稅警總團”全稱是“財政部緝私處稅務警察總團”[24],由時任財政部部長的宋子文在1930年以緝私征稅為名成立,因而長期被詬病為宋子文的私人武裝。在國民黨的內部權力格局中,它也確實不容小覷,它以德系裝備和美國軍校畢業生擔任中高級軍官以及非常現代的戰術訓練體系而聞名,其戰斗力甚至超過了部分德械師。路承宗之所以要從閔行開車去南翔拉傷兵,是因為南翔是后方集結點,稅警總團經此進入淞滬戰場。3萬人的稅警總團在淞滬會戰后,只剩下7000余人,其中還包括傷兵5000余人。

直到戰后他才知道,這支部隊轉戰去了緬甸,番號新一軍,軍長孫立人,是赫赫有名的中國遠征軍。抗戰勝利后,他們確實是開著成百上千輛美國卡車經由滇緬公路回到中國的。

可見,特定的汽車車型對應著特定的歷史,而路承宗和他駕駛過的那些汽車就像是現代史的記憶容器,盡管其容積有限,但是翻揀容器中的記憶碎片或辨析歷史的彈片在容器表面留下的疤痕,我們依然能夠窺見歷史可能的樣子。

抗戰結束后,美式卡車出現在城市中,這是盟軍援助給中國遠征軍的,數量上千,仗打完了,遠征軍經滇緬公路將這些車開回了中國。對比美式卡車和日本五十鈴的性能,老司機就笑笑,說日本的技術差得遠了——半個世紀后,在中國道路上行駛的日系車省油,性價比高,但它似乎不怎么耐用。四十年代后期有一種道奇六輪卡,也稱為道濟,是專為滇緬公路運輸而設計的越野軍車,中國司機喊它滇緬路卡車,其中一部分改裝成了民用公交車。有一款KR-11中型卡,二戰期間美國曾大量支援蘇聯,蘇聯根據它仿制出吉斯150,到五十年代,這一生產技術轉至中國,就有了解放牌卡車。

路承宗或見過或駕駛過上述的每一種車型,車型的更替見證著歷史的復雜性和延續性。路承宗從淞滬戰場逃至吳里(可能是現在的蘇州地區一帶)避難時,曾幫助國民黨運送貴重物品。那次他開的是朋馳(奔馳)卡車,這亦是常見的德系裝備。接下來很多年,他將很難再見到這種汽車。德國顧問團撤離后,中德之間的貿易尚能通過第三方斡旋進行零星交易。但是到了1941年7月,在納粹德國正式承認汪偽政權后,中德正式斷交。幾個月后,“珍珠港事件”爆發,國民政府對德宣戰。作為“敵對國”,德國的各種產品都被禁止運往中國。與此同時,珍珠港事件爆發后,美國開始大規模援助國民政府。因而在1940年代初,包括美國汽車在內的美式裝備開始在國民黨軍隊中大量出現。值得一提的是,抗戰爆發后,蘇聯就開始對國民政府進行援助,并在武漢會戰(1938年6月—10月)前后達到高峰,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國民黨軍隊因德國顧問團撤離而出現的軍備補充匱乏問題。但是到了1941年,隨著《蘇日互不侵犯條約》(4月)簽訂和蘇德戰爭(6月)爆發,蘇聯對國民政府的援助幾乎停滯。也是在這個時候,因為蘇德戰爭爆發,美國又開始大規模援助蘇聯。這種援助在1945年德國、日本先后宣布無條件投降后戛然而止。此時,解放戰爭爆發,蘇聯開始重新援助中國并偏向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可以說,德國、蘇聯、美國對中國的援助的過程,既是現代中國慘烈的重生過程,亦是現代中國深刻參與建構世界現代史格局的過程。[25]穿越在中國大地上的各個國家的各種車型恰恰參與了這個過程,因此,包括路承宗在內的司機們的經歷和見聞,也就成了國家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渡江戰役前,許文昭指定路承宗和黃啟宣去執行任務,于是“承宗開著那輛道奇客車出城”,送走了潰敗的國民黨軍隊;在返程的路上,他們遇到了已經過江的解放軍,“見一隊解放軍戰士正在推一輛雪佛蘭卡車,后面還有一輛”,他們又開著這兩輛雪佛蘭卡車為攻打上海的解放軍運送物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成了客運司機,“這一年汽車公司又換了一批客車,是蘇聯產的,半舊不新可以開開”;朝鮮戰爭爆發后,路承宗和黃啟宣報名成為志愿者,“兄弟二人分到了兩輛道奇卡車”,他們奔馳在朝鮮戰場的后方,為志愿軍運送物資。就這樣,路承宗開著他的汽車穿越了現代史的諸多重要時刻。而在更早的時候,他有意無意地參與了這些時刻的醞釀過程。抗戰的大部分時間里,他都在吳里避難,正如那個時代淪陷區的大部分平民一樣,為了生存,他給漢奸、日本人開過車,也因此陷進國民黨鋤奸隊、新四軍情報部門、日偽政權、日本憲兵隊等各方勢力的纏斗中,他憑借著樸素的道德感和是非觀做出了各種選擇,從而影響了事態發展。可以說,作為職業司機的路承宗,這一生都在駕駛著汽車穿梭于現代史的各種勢力的張力關系中。也正因為如此,“歷史的車輪”便在他的經歷中具象化了。

六

被宏大的國家記憶壓抑的是日常生活和私人記憶,或者說,日常生活和私人記憶其實是國家記憶不可或缺的底色。而路承宗的日常生活和私人記憶,卻是以收養孩子的次數作為計量單位的。

這是一輛JT660,解放牌CA10底盤改裝,中國第一輛平頭客運汽車,五擋變速,時速五六十公里,車體紅色。長途汽車公司現在統一都是這種型號。

1968年的早春,路承宗準備開著這輛車去外地解救被“造反派”扣押的二兒子,卻同時帶回了一個在車站流浪的小女孩,這是他和周愛玲收養的第五個孩子,也是他們最后一次收養孩子。大兒子路志民是1937年難民潮中的棄嬰;二兒子路國強是1949前夕渡江戰役前夕一場車禍的幸存者;四兒子路國慶其實是周愛玲弟弟的孩子,他在1950年代末的天災人禍中僥幸活了下來;三兒子路國權則是在1960年的一個雨夜被人故意遺棄在路承宗的長途客車上。這些孩子既是歷史災難和道德抉擇的棄子,也是那些被宏大歷史掩蓋的艱難日常的見證者。路承宗和周愛玲把他們一個個收養,像是在歷史絕境中一次次撿拾希望,路承宗與他駕駛的那些車也就成了重新孕育歷史希望的容器。倘若沒有這些孩子所延續的日常作為底色,路承宗所經歷的那些閃閃發光的歷史時刻將顯得浮夸、空洞。因為忍受那些歷史的顛簸,是為了駛向更加穩健的日常。

路承宗仿佛專為動蕩和顛簸而生。在1980年的深秋,反復震蕩的漫長歲月基本結束的時候,路承宗去世了。八年后,周愛玲也走了。她是在公交車上去世的,當時開車的司機正是子承父業的路國慶。那年是1988年,彼時,另外一個時代正轟隆而至。

《山水》里那個講故事的人名字叫“小寶”。他是路承宗和朱愛玲收養的第一個孩子路志民的親生兒子。路志明在36歲時才有了“小寶”,所以,“小寶”應該出生于1973年。在講完祖輩和父輩的故事后,他將講述自己的時代。這個時代會有些魔幻、有點癲狂,他的二叔路國強、四叔路國慶已經開始震驚:

我看見神仙了。

注釋

[1]路內:《山水》,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版。本文相關引文皆出自此版,不一一作注。

[2][7]參見[美]史謙德:《北京的人力車夫: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周書垚、袁劍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3][6]老舍:《駱駝祥子》,《老舍文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頁、222頁。

[4]參見王彬彬:《知識分子與人力車夫》,《風高放火與振翅灑水》,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6頁。

[5]參見毛升:《“翻身”之后:中共建政初期的蘇州人力車工人(1949-1958)》,《二十一世紀》2023年4月號。

[8]余華:《十八歲出門遠行》,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第6頁。

[9][10]張愛玲:《傾城之戀》,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92頁、92頁。

[11]參見孫伊:《中國女性教育權利的貧困》,《當代中國研究》(普林斯頓)2006年第4期。

[12]參見陳秀萍:《沉浮錄——中國青運與基督教男女青年會》,同濟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趙曉陽:《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本土和現代的探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

[13]參見安珍榮:《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研究(1916-1937)》,臺灣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0年;上海婦女聯合會:《上海婦女運動史(1919-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美]艾米莉·洪尼格、韓起瀾:《姐妹們與陌生人:上海棉紗廠女工,1919-1949》,韓慈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4]參見[美]邢軍:《革命之火的洗禮:美國社會福音和中國基督教青年會(1919-1937)》,趙曉陽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5]參見黃慕蘭:《黃慕蘭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版。

[16]參見喬松都:《喬冠華與龔澎:我的父親母親》,中華書局2008年版;金璐潔:《女權到革命:抗戰時期的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研究》,《中國基督教研究》2019年第13期。

[17]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成立于1923年,總部設在上海。1933年后,與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合并至一處辦公。兩個機構在上海開展的各項活動常常有所重疊。

[18]參見張連紅主編:《金陵女子大學校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9]參見陳玲:《賈吉云收租記》,澎湃新聞,2022年3月25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513784; 趙曉陽:《20世紀上半葉中國婦女的啟蒙與覺醒——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女工夜校為對象》,《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馮淼:《革命與圣火:女工夜校與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勞工教育》,《婦女研究論叢》2023年第2期。

[20]參見史良:《史良自述》,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周天度主編:《七君子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21]參見李湄:《家國夢縈——母親廖夢醒和她的時代》,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

[22]參見徐鼎新、錢小明:《上海總商會史1902—1929》,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顧嚴幼韻口述、楊蕾孟編著:《一百零九個春天:我的故事》,魏平譯,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版;[美]帕克斯?M.小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1937》,蔡靜儀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5年版。

[23]參見[美]柯偉林:《德國與中華民國》,陳謙平、陳紅民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陳默:《全面抗戰前(1928—1937)國民黨軍隊的編制演變》,《軍事歷史研究》2011年第3期;王建華、翟海濤:《德國顧問在南京國民政府軍事現代化中的作用》,《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

[24]參見孫敏、肖建國:《民國時期的稅警總團》,《中國稅務》2017年第9期;沈克勤編著:《孫立人傳》,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1998年版;吳景平:《宋子文評傳》,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5]參見[美]阿瑟·N.楊格:《抗戰外援:1937—1945年的外國援助與中日貨幣戰》,李雯雯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環球書局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