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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全:在裂隙中書寫
來源:《詩選刊》 | 王國全  2026年06月18日09:19

《易·系辭》言:“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揭示出人與萬物之間一種無間隔的深層呼喚。在儒家傳統中,這種感通是“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道德境界;在道家思想中,它呈現為“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齊物思想。劉勰《文心雕龍·物色》云:“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明詩》篇言:“人稟七情,應物斯感。”皆指出物我之間存在著一種近乎天然的感應關系。物不是被觀察的客體,而是與人同處宇宙節律之中的共生者。感物起情、托物言志之所以可能,正是因為物與我是相通的。然而,這一古典命題在現代性境遇中遭遇了根本性的困境。工具理性將自然對象化、客體化,物從與人共感的存在者異化為可計量、可操控的客體。人與物之間,被撕開一道深刻的裂隙。

洪湖,這片云夢古澤的幸存地,在哨兵的筆下從來不是風景,而是一道裂隙—— 地理的裂隙、歷史的裂隙、語言的裂隙、物我的裂隙。《千屈草》作為哨兵的最新詩集,延續并深化了他多年來對洪湖的書寫,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這部詩集呈現出一種更為自覺的詩學建構意識:在種種裂隙之中,詩人試圖建立一種“物我感通”的詩學可能。所謂“感通”,不再是古典意義上的天人合一,而是一種在斷裂、缺席、異化之中艱難重建的雙向照應。這種感通,恰恰發生于裂隙之處。

洪湖在哨兵詩中具有雙重身份:它既是一個具體的地理空間,又是詩學建構的原點。這一雙重性決定了洪湖不能被簡單地視為“地方性寫作”的背景,而是一個包含著文明層積、歷史創傷和存在悖論的詩學場域。

《洪湖簡史》以極簡的筆法勾勒了這一場域的生成:

洪水退后,湖灘上總散落貝殼

……

蘆葦傾國荷花傾城

世界坍塌

幸存草木

與我與詩

洪湖在此不是風景,而是時間的堆積,是文明的廢墟與草木的重生之地。“幸存草木”和“與我與詩”并列,暗示了詩的位置:它不屬于完整的世界,而屬于坍塌之后的幸存之物。在《排水閘論》中,洪湖“在廢墟上/保全自己”,在《自然課》中,灰鶴呵斥道“洪湖是烏有鄉/故鄉不是救贖地”。洪湖既是家園,又是烏有鄉;既是幸存之地,又是不斷潰散的空間。《此地·問》以近乎地方志的方式羅列洪湖的歷史層積—— 曹操烏林之敗、蘇軾誤讀赤壁、成吉思汗后裔改姓陸氏、陳友諒草創陳漢、李自成棲身難廟—— 洪湖成為“喪魂落魄者的避難所/走投無路者的收容站和失敗者的故里”。但正是這個邊緣之地,成為“世界的另一種邊界,乃語言的邊疆和詩”。

《千屈草》最引人注目的是對“物”的重新賦權。在現代性的知識譜系中,物是被觀察、被研究的客體;但在哨兵的詩中,草木鳥獸具有自身的生命邏輯、倫理尺度和言說能力。千屈草作為詩集的核心意象,被賦予了一種近乎悲劇性的尊嚴:“每一朵花/都踩著同伴攀升,向上/仰起屈辱者的臉”(《千屈草》)。這種植物的生存形態—— 沿岸開放、相互堆疊、不斷向外推進—— 被轉化為一種關于“屈辱者”的詩學。值得注意的是,“屈辱”在此不是被賦予的修辭,而是從植物的命名中生長出來的語義。哨兵所做的是激活這個沉睡的語詞,讓命名本身成為命運的揭示。

哨兵的詩學意識中,語言本身就是一個裂隙空間。如果說地理的裂隙是詩發生的場所,物的裂隙是詩面對的客體,那么語言的裂隙則是詩自身的構成條件。《自然課》開篇即呈現了語言的三重困境:父親朱批“糟蹋漢語”—— 傳統對詩的判決;兒子的“現代技術”—— 現代對詩的取代;詩人的“僅取悅自己”—— 詩在代與代之間的徹底孤立。語言無法在代與代之間傳遞,無法彌合傳統與現代的裂隙,甚至無法抵達任何他者。這是哨兵對詩的語言處境的基本診斷。《詩論》只有五行,卻濃縮了這種困境:風水先生的語言能夠喚雨呼風—— 這是語言的古老效力,是巫的傳統,也是詩的傳統。但這種效力有一個絕對的邊界:它無法召回逝去的生命。詩的能力與詩的無力在此并置。哨兵不是要放棄詩的能力,而是要讓詩在承認無力的情況下仍然發聲。這種悖論在《排水閘論》中得到了更復雜的展開。詩人寫道:

在古楚。我早已死了“麾蛟龍

使梁津”之心,只用語詞

撐起閘門,好讓長江和洪湖

再次滋養那一叢蘆葦,在初冬

重新暴出新芽。

哨兵并非放棄語言的力量,而是將語言的力量從“召喚”轉換為“支撐”。不是對世界的描述,而是維系一個瀕臨崩潰的世界。

《千屈草》一個獨特的形式特征是收錄了多首詩的“不分行版”,包括《先生》《哨屋》《孤獨》《清水堡的七星瓢蟲》《農藥》。這不僅僅是版本的差異,而是包含著明確的詩學意圖。每首詩同時以分行和散文體兩種形態存在。這種雙重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形式上的裂隙—— 同一文本在不同形式中呈現出不同的意義重心和閱讀體驗。雙重版本的存在包含著一種形式的自我質疑。在某些時刻,詩的建制本身成為裂隙,需要被打破才能讓物我感通真正發生。這種形式實驗與他的語言觀念是一致的:正如語言的邊界才是詩的起點,形式的邊界也才是表達的起點。不分行版不是對分行詩的否定,而是對詩的形式可能性的拓展。

《千屈草》的詩學建構,最終指向的是一種邊緣處的世界重建。哨兵的詩歌表明,真正的感通發生在裂隙與邊緣之處。當排水閘的鐵門轟然開啟,當千屈草在淺灘上擁擠著開放,當七星瓢蟲倒掛在薄雪的油菜葉背面,當黑魚從《詩經》逃逸去岸渚啃草,當孤獨在人與樹的接觸中娓娓傾訴—— 物與我在語言的極限處相遇。這種相遇不是古典意義上的天人合一,而是在承認裂隙、尊重間距的前提下發生的照應與通達。

因此,哨兵在裂隙中的書寫,是對古典感通哲學的現代轉化。哨兵的感通發生在迷失與掙扎的現代性境遇中,他必須從裂隙中重建感通的可能,而不是假設一個從未斷裂的整體世界。在現代性將物客體化、工具化之后,哨兵試圖恢復物的主體性,但他不走向浪漫主義的擬人化,也不走向生態主義的理想化,而是物之自足性的自我言說。在哨兵看來,詩既不是創世的神話,也不是沉默的棄絕,而是在語言的邊界上“用語詞撐起閘門”—— 維系一個瀕臨崩潰的世界,等待物我之間新的照應。

(作者系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