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2026年第3期|陳麗偉:穿過歲月的光芒
一九七六年,我爺爺去世了。那年,我七歲。
現在,我已經活過了爺爺去世的年齡,回想起那個夏天的下午,當時的場景依然歷歷在目。
爺爺像一只困倦的貓,蜷縮在一張陳舊的涼席上,涼席鋪在大門過道里。午飯后,爺爺說要在大門過道里歇會兒。大門過道,是夏天最佳的乘涼處。奶奶蹲坐在他的旁邊,一直伺候著。躺下一會兒,爺爺先說不舒服,頭有點暈,可能血壓高,就讓奶奶拿來降壓藥,就水吃了一片。過一會兒,爺爺又說心臟不舒服,跳著沒勁,又讓奶奶拿來一片養心的藥片吃了。又過了一會兒,爺爺又說,還是不舒服,趕緊叫振國來。
振國是我們公社醫院最有名的醫生,從我記事起,在爺爺家來來往往喝酒的人群里,就常見到他瘦高的身影,爺爺去世那年,他已經是院長了。
“小兒,趕緊去大隊部,給公社醫院打電話,讓振國來,說你爺爺病了。”
奶奶吩咐我時的表情,已經毫無印象,但這句話五十多年了,依然記在我的心里。
五十年后,我坐在天津五大道上的辦公室里,心里很是納悶。現在手機普及,網絡發達,微信微博功能強大,尚且有找不到人的時候。而在當年,一個村一部電話,一個鄉一個總機,一個公社醫院一部電話,怎么會想找誰,就能找到誰?
記得我走回家時,公社醫院的振國醫生已經蹲在爺爺身邊了。他手里拿著針筒,正在往爺爺的胳膊里推“強心針”,這是我從大人嘴里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大門過道的水泥地上,散亂擺放著振國醫生帶紅十字的醫藥箱,血壓計等物品。振國醫生瘦高的身影蹲在爺爺身邊,爺爺顯得更加瘦小。他打完針,就坐在小大門過道的小馬扎上,抽著煙和大家聊天。這時的大門過道里,除了奶奶、叔叔、姑姑等自家人,又來了幾位本家的人,顯得十分狹窄。大家圍著爺爺,輕聲詢問、討論著爺爺的病情。爺爺仍然蜷縮在涼席上,沒有什么聲息。當時我在哪?我大概就在大門口和別的小孩一起玩耍,不時又進到大門過道里來看一眼。記得過了一會兒,振國醫生說,不行再打一針強心針,再不行,就沒辦法了。后來又打了一針,后來,真就沒辦法了,爺爺就走了。
我不記得自己有過悲傷,心底里,倒可能有一絲莫名的恐慌和不安。那時的一個小男孩,或許潛意識里知道,過早失去了爺爺,會對自己的人生有什么重要的影響。
九歲的爺爺,是一只油亮的豆腐梆子
我所知道的爺爺的身世,他最早的童年時光,不是來自家人,而是來自我小學一年級的同學們。那時是特殊年代,我的爺爺從村子最高領導者成為批斗對象。學校的墻上貼著批判爺爺的大字報,班里的同學們隨便拿本書或者木板,一邊模仿敲豆腐梆子,一邊走在我面前,打著節奏念順口溜:
“舊社會,爺爺苦,七歲八歲賣豆腐。”
聽到這些,我雖明顯知道是不懷好意,但也置之不理,像和自己沒有任何關系一樣。過了兩天,不知是老師干預了,還是他們自己覺得沒意思,就沒人再對著我念了。晚上回到家里,吃完晚飯,有串門的鄰居來,我聽到大人們輕聲的交談中有這樣的話:
“還把人家小時候賣豆腐的事都寫出來,舊社會,誰家不得過日子?”“從九歲就開始賣豆腐了,現在小孩們哪行。”從這些話里,我知道,那些同學的順口溜雖不準確,但是爺爺確實在九歲的時候,就開始跟著大人做生意賣豆腐。
我們家有一只棗木的豆腐梆子,放在廂房雜物間,上面落滿了灰塵,小時候我并不知道它的用途。我想象不出爺爺九歲時,走街串巷賣豆腐的樣子。我小時候見過鄉村賣豆腐的:敲著一只油亮的棗木豆腐棒子,走街串巷,很是灑脫的樣子。滴著水滴的小推車,方方正正的木頭匣子,白色發黃的紗布,黃銅的精致的豆腐刀子切割豆腐,就像在水中行走。豆腐一毛一塊,相當于現在兩塊一塊了。有人買回家吃,有人買了就在攤子旁邊吃。那時,我并不知道“清早起來賣豆腐”的辛勞,初中時,甚至一度想輟學賣豆腐。
我一直想象不出爺爺賣豆腐的場景。社會變了,時代變了,那時據說是擔子,不是車子。當時的我努力想象,腦海里浮現的,也不過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少年、一個積極陽光的少年、一個很多人樂意買他豆腐的少年的影子。而實際上爺爺的形象,從小就比我的想象,要更有光芒。這在我后來的人生經歷中,不斷地被證實。
二十多歲我剛到大城市工作時,在報社當記者。某次去駐地部隊采訪一位連長,剛一開始,連長就問我,聽你口音是河北人?我說是的。連長問,河北哪里的?我說某某縣的。我問連長,您是哪里人?連長說我也是這個縣的。我問哪個村的?連長說城北莊的。我說您貴姓?連長說姓魏。我說這村只有一家姓魏的,是我魏爺爺家。連長說,那是我親大伯啊!我說這太巧了,咱是親戚啊!
這個魏爺爺,就是我爺爺賣豆腐做生意時期結下的發小。這門親戚,其實非親非故。但在我老家,由于走動得比親戚還親,已傳為佳話。當時我爺爺在集市賣豆腐,旁邊是擺攤賣針線的魏爺爺。豆腐擔子寬,魏爺爺主動往旁邊讓了讓。
“吃塊豆腐嗎?”快中午了,九歲的爺爺扭頭問集市上擺攤買針線的魏爺爺。
“不吃,沒錢,一樁像樣的買賣沒做成,就一個老太太買了兩分錢的針。”魏爺爺說,十歲的臉上寫滿落寞。
“什么錢不錢的,先吃著,不要錢。”爺爺大方地遞過一塊熱豆腐。
“真不要錢?為什么?”
“真不要錢,看你順眼。”
“那我就吃了,我看你也順眼。我口袋里有炒花生,你吃嗎?”
“吃,吃。”
兩個少年相視燦爛一笑,應該是集市上最溫暖的光亮。
魏爺爺比我爺爺還大一歲,但是倆人一見如故,兩個人的友誼,在我爺爺去世之后,在魏爺爺去世之后,還一直沿著血緣傳遞。不止友誼,早已按農村的規矩,連紅白喜事都動著了。農村的這個“動”,不是朋友間的禮儀,一般是嚴格按血緣進行的。
十五歲的爺爺,是一把寒光閃閃的攮子
十五歲那年,爺爺放下了油亮的豆腐梆子,拿起了一把寒光閃閃的攮子。
攮子,一種短而尖的刀,學名匕首,在各地,它各式各樣。我兒時所見到的最多的一種,手柄圓且中空,是可以插入木棍當成紅纓槍或梭鏢的,或者說,它就是從梭鏢或紅纓槍上拔下來的。
滹沱河水見過多少人世滄桑?它從山西出發,曲曲折折,從古至今,從山到海,一路奔騰,可它什么話也不說。滹沱河灘有多么肥沃?里面掩埋著多少人的血肉?革命志士的、普通百姓的、日偽漢奸的。春天,大片大片的茅草拔地而出,金黃的沙灘上冒出一叢叢翡翠的簪子。我和小伙伴們相約而來,拎著小籃子的、背著小筐的。我們拔出茅草錐形的花序,剝開嫩嫩的草葉,咀嚼吮吸清甜的汁液,我們把這叫“錐錐”。還沒完,我們又用鏟子挖開濕潤的沙土,挖出茅草白嫩的根莖,依然放進嘴里去咀嚼,里面便有更飽滿更甘甜的汁液涌出,我們叫作“甜蜜根兒”。到了夏天,河岸沙灘上,一叢一叢紅色的檉柳望不到邊際,每一叢都比大人們還高出許多,那是我和小伙伴們捉迷藏的最佳場所。我知道,到了秋天,大人們會把檉柳砍下來,有的拉到集市上賣錢,有的用來編織糧囤,還有的用來編織大大小小的簸箕、籃子和筐。我有一個割豬草用的小筐,像個精致的玩具,就是爺爺用細細的檉柳編織而成。那時我們并不知道,這成片的檉柳,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了發展集體經濟,爺爺帶領村民種植的經濟林木。記憶里那些茂盛的檉柳,后來隨著分田到戶,被后來的村委會,連同大隊部一同賣給了私人。連剩下的虬曲盤旋的老樹根,也被徹底挖出,被人們拉回家中燒火做飯了。到我參加工作,走過滹沱河灘,光禿禿的沙灘上,連成片的茅草都沒有了。現在的滹沱河平時沒水了,孩子們也不會抽錘錘,挖甜蜜根兒,更不會知道,自己的家園,往日曾經有過檉柳搖曳河水奔流的旖旎風光。
日偽盤踞時期,日本鬼子的炮樓就建在鄰村的滹沱河畔,抬頭就能看見。鬼子以此為據點,搶糧食抓人,殺共產黨殺老百姓,天良喪盡,壞事做絕。在鬼子扶植的維持會里,有根兒里就壞的漢奸惡霸,有見風使舵的墻頭草,也有被逼無奈的窮苦百姓。就是在這種復雜的斗爭環境里,爺爺放下油亮的豆腐梆子,拿起寒光閃閃的攮子,帶領抗日民兵聯隊,在縣武工大隊指揮下,開始了抗日鋤奸保家衛國的革命生涯。
爺爺去世很多年之后,他的一位戰友來我家,給我講起他和爺爺處決漢奸的故事,一般就是找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把這個人從家里綁出,拉到滹沱河灘用攮子執行,絕不會手軟。我還問,怎么不槍決呢?那位爺爺告訴我,不能槍決,槍子太金貴,還要留著打日本鬼子。
十七歲的爺爺,是一桿锃亮的漢陽造
十七歲那年,爺爺有了自己的槍,一桿锃亮的漢陽造。縣武工大隊長親自把這桿槍交到爺爺手里。我相信,那時的爺爺,一定打了個漂亮的立正。
那以后斗爭形勢更加嚴峻。為了實現瘋狂的侵略目的,日軍實行“三光”政策,用鐵壁合圍等戰術在冀中發動了更加殘酷的掃蕩,肆意屠戮奸淫擄掠。史志上的一樁樁慘案,記錄著日軍的滔天罪行。維持會中的漢奸,開始明目張膽與共產黨作對,意志薄弱的墻頭草,開始為日軍或公開帶路,或秘密報信,讓抗日民兵聯隊恨得牙根癢。爺爺帶領民兵兄弟們晝伏夜出,神出鬼沒,浴血奮戰,巧妙周旋,一次次擾亂敵人的掃蕩計劃,一次次讓敵人的搶糧計劃落空,一次次懲治漢奸狗腿,一次次營救出被抓的八路軍和老百姓,成為縣武工大隊的得力助手,立下了血汗功勞。這期間,日本人為了報復,在漢奸的帶領下,先后把爺爺的兩位叔叔抓走殺害了。
救人需要膽量,但僅有膽量是不夠的,還要智慧。即便到了今天,想起爺爺那時的革命生涯,我依然提心吊膽的。倒不是為沖鋒陷陣,血灑疆場,而是處理復雜微妙的各種危險關系。比如,維持會的人有的就在本村,都熟悉,和村委會、民兵聯隊的人還有或遠或近的血緣關系。他們是忠是奸?還是時忠時奸?還是此忠彼奸?有時要震懾,要懲治,有時還要利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兵不厭詐、瞬息萬變等詞語,都難以描述那種走在刀鋒上的感覺。
那時,和周邊做事的人相比,爺爺一直是比較年輕的那個。面對村委會民兵聯隊的老同志,面對復雜構成的維持會,面對兇殘成性的日本鬼子,如何實現自己的目的,如何做出必要的迂回,對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并不是容易的事。毫厘之差,生死之別。
二十歲的爺爺,是一枚金光閃閃的黨章
勇猛也罷,智慧也罷,果斷也罷,迂回也罷,總之,爺爺始終把當時地下黨和武工隊的方針政策和各種要求都貫徹落實得不錯,因此,二十歲的爺爺,擁有了一枚金光閃閃的黨徽。那是一九四〇年,這個時間,是我父親親自去查的檔案,并清晰地刻在了爺爺的墓碑上。
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爺爺,和之前的爺爺,還是一個爺爺,只不過有機會受到更多黨的教誨指引,開始對自己要求更嚴格,對戰友更團結,對敵斗爭更加頑強。一直到把日本人趕出中國,把蔣介石的部隊趕到臺灣,爺爺的革命勁頭始終如一,革命熱情始終如火。
如今,村里和爺爺同輩的人都已經去世了,爺爺在外地的戰友,我所知道的也都已去世。他們在戰爭年代革命生涯中的真實故事,無論在檔案里,還是活人的記憶里,都所存無幾。我自己雖然搞過地方志編纂,也沒有搜羅到多少關于爺爺的故事,有的,只是零星聽到的片段。
晚年和孩子定居天津的一位爺爺,比我爺爺還要大幾歲,爺爺去世之后仍常到我家,和我父親喝酒,偶爾講述當年的故事。兒時的我,從旁邊也能聽到一言半語。
“那時候,咱們的人白天睡覺,晚上就去鬼子炮樓下面放冷槍,讓他們一夜不能睡覺!”
“那時候,我長了一身疥瘡,你爺爺也不嫌我,兩人還擠一個被窩。”
晚年他回老家,我們在縣城街頭偶遇,這位爺爺滿臉興奮:“真歡喜,這孫子都參加工作了,咱們革命事業后繼有人啊!看,你爺爺我也不老!”說完,八十歲的他立即來個了童子拜觀音,單腿屈膝蹲下又起來。
現在的年輕人,怎么能理解得了戰爭年代的友誼呢?那時的爺爺,頂多算青少年,比劉胡蘭大不了幾歲。
讓我佩服爺爺的,還有他的思想政治工作。案例之一就是,我們村有三位黃埔軍校的畢業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竟然都經爺爺勸說,留在了大陸。確切說是留在了村里,沒有跟蔣介石跑去臺灣。我不知道當年他們怎么聯絡的,怎么交談的,我只看到結果擺在面前:一位留在村里,徹底解甲歸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種地;一位操起算盤和毛筆,做了村委會的會計;一位在國民黨那邊頗有戰功的,隱姓埋名,做起了小學老師。當然,這個隱姓埋名是針對外界,底細爺爺和組織一定掌握,并保守得很嚴密。特殊年代,這位黃埔生作為國民黨反動派被揭發了出來。揭發人不是爺爺也不是村委會的干部,而是他自己家的親戚。
他們三位,都比爺爺活得長久。
三十歲的爺爺,是一根閃亮的長鞭
長鞭那個一甩叭叭地響,
趕起那個大車出了莊,
劈開那個重重霧闖過那道道梁,
要問大車哪里去吔,
沿著社會主義大道奔前方!
看過電影《青松嶺》的,應該都熟悉這首歌,并記得主人公趕著大車意氣風發的樣子。在我印象里,我一直覺得爺爺包著白羊肚毛巾、揮著一根閃亮的長鞭趕著大車的樣子,比這個電影的主人公還要帥氣,還要意氣風發,還要斗志昂揚。
日本鬼子打跑了,國民黨反動派打跑了,人民解放了,各級人民政權光明正大建立起來了。上級領導跟爺爺談話,推薦他進城,去城市當干部。剛建國,城市缺干部,尤其缺忠誠于共產黨有實際斗爭經驗的干部,不少人服從組織安排進了城。他的頂頭上司,縣武工大隊長,早已成了中原某個城市的副市長。面對這條光明大道,爺爺卻說:
“我不去了,我沒文化,好不容易建了政權,還是讓我守在村子里吧。”
沒文化,的確是爺爺的短板,他除了會寫自己的名字,認識的字真不多。不過,那時的基層干部有多少有文化的呢。沒文化,并不妨礙他做生意,不妨礙他抗日鋤奸,保家衛國,以后也沒有妨礙他領導村集體發展經濟。況且,那時的爺爺還年輕,才三十來歲,什么都可以學啊。上級一再勸解,爺爺一再堅持:
“我不去了,家里老娘也沒人照顧,還是讓我留在村子里吧。”
爺爺說的老娘,就是從小把我看大的老奶奶,其實是他的嬸子。他的叔叔被日本人殺害,老奶奶沒有后代,爺爺就過繼給了老奶奶當兒子。
回鄉探親的武工大隊長也勸過爺爺:
“老陳啊,跟我來干吧,新中國成立,到處缺干部,咱一起出生入死這么多年,一起工作多踏實。”
“大隊長,我就不去了。我沒文化,到城市里給您丟人,再說,家里老娘還得我養著。”
“文化,咱可以進城學嘛,老娘,咱也可以帶著進城。”
“那更不行了。我還是老老實實在村里待著吧,咱這滹沱河兩岸,打走日本人,打走國民黨,犧牲了那么多戰友,不容易,有我守著,您在城里工作絕對放心。您想家了,就隨時回來看看。”
爺爺就這樣輕易放棄了進城當干部的機會,留在了村子里,又當了二十多年的支部書記。放棄這樣的機會,今天很多人或許會扼腕嘆息,我倒是特別理解爺爺當時的選擇。好不容易解放了,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再不用天天腦袋別腰里過日子,該安安穩穩享受太平生活了,多好!我甚至覺得,爺爺當時說不定都有個想法,重新撿起那把油亮的豆腐梆子,走街串巷繼續賣豆腐。
爺爺沒有撿起那支油亮的豆腐梆子,他把自己那把閃著寒光的攮子,那桿锃亮的漢陽造,細心地進行了最后的擦拭,珍藏進正房最西頭的坐柜,吧嗒一聲鎖好,然后轉身走出屋,拿起了一根閃亮的趕車鞭子。
那根鞭子我太熟悉了,鞭桿由三根細竹枝纏在一起編成,越往上越細,金光閃耀,兩米來長,比他的那桿漢陽造還要長出一截。細細的鞭桿頭上,拴著由粗到細三股麻繩編成的鞭穗,漸細的鞭穗尾部,接上一根細長堅韌的牛皮鞭梢,用力一甩,那鞭子便在空中閃出優美的弧線,和空氣共同作用,發出威嚴而清脆的叭叭聲,多烈的騾馬,聽了都服服帖帖。
揮著這根閃亮的鞭子,爺爺開啟了新中國的農村建設。
爺爺沒有讀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不知道如何從理論上解放生產力。他就是樸素地感覺到,老百姓純靠人力種地太累了,他首先做的,就是一步步地為各生產隊配齊種地用的馬匹。馬能拉土拉肥料拉糧食,馬能拉著耬車播種拉著犁鏵耕地拉著耙蓋地。誰家有事,馬能拉著病人上醫院,能拉著彩禮娶媳婦。雖然毛驢老牛也有這等功能,但和馬匹比起來還是遜色許多。爺爺找縣里找公社找鄰村,舍出老臉面,調配籌集購買馬匹的資金,帶領村委會干部,去內蒙古,去東北,一次次買回質優價廉的馬匹,次第分配到各個生產隊,極大提高了我們村的農業生產水平。我覺得這當中,爺爺做生意時結交的朋友,應該起了不小的作用。其他村莊聽到看到,也來找爺爺,要求為他們村購買質優價廉的馬匹。爺爺便和村干部再次出行,不僅為鄰村買回滿意的馬匹,有時還能給本村干賺一匹馬。
除了解放生產力,爺爺還開始優化主要農作物小麥和玉米的種子,托人搞到縣里最好的種子,以降低災害提高產量。爺爺同時注重發展經濟作物的種植,前面說到的檉柳就是之一。他說,不僅要讓老百姓嘴里有吃的,手里還要有花的。除了在我們村的滹沱河灘種滿檉柳,爺爺還帶領群眾,把通往外村的所有道路都種滿了柳樹。到我上初中走讀去鄰村,這些大柳樹粗得我已經抱不過來。夏日到來,濃蔭匝地,像一條綠色的隧道。為了讓鄉親們吃得更好,爺爺還讓各個生產隊自己種蔬菜,自己做大醬、做豆豉、榨油,分給各家各戶。我還曾提著黑陶罐子,去生產隊排隊分大醬。那種把饅頭發酵放到大缸里封三個月做成的大醬,無論炒菜還是做餡,在肉類稀罕的年代,香味獨領風騷。
爺爺帶領村委會一班人馬,還建起了大隊部。這個大隊部,可不只是村委會開會的地方,還是村里辦的馬毛廠、柳編廠的車間,也是開全體村民會、看電影的地方。逢年過節,村里請來的說書的,演馬戲的,也都在這里表演。
沒規矩不成方圓,村規村紀,爺爺定得很嚴。對于村中個別偷偷摸摸的人,爺爺是鐵面無情。有一次,青黃不接時分,個別村干部沒經爺爺同意,讓糧倉保管員打開倉門,背出半袋糧食,正好讓爺爺撞見。爺爺大喝一聲:“你還有沒有王法了!信不信我現在就讓公安局把你抓走?”嚇得那人不停求饒,趕緊把糧食放了回去。
而對戰爭年代失去親人的孤寡老人、軍屬烈屬、五保戶,爺爺格外關照,家中沒有勞動力的,囑咐各生產隊糧食要照樣分配,年終村委會統一協調平賬。外村有了饑荒,村干部找上門來,爺爺也基本有求必應,竭力相幫。因此不止在我們村,就在十里八村,爺爺也是頗受尊敬的人。
那時,參軍是無上光榮的事情。爺爺作為村黨支部書記,一年一年地送出不少人參軍入伍。入伍前,照例在家中請縣人民武裝部、部隊帶兵的軍官等人在家吃飯。人家大老遠來村里領兵,不管飯是不近人情的,支持部隊建設,是基層黨支部的責任,更是爺爺樂意做的。
爺爺不止送出很多人參軍,也送出過干部,送出過工人。參軍的,大都復員就又回村了,回來素質就明顯提高很多。出去當干部當工人的,基本沒有回來的,除了退休后。尤其是到大城市當干部當工人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城市缺干部,也缺工人。爺爺自己沒去城里當干部,但知道自己認識的人里,誰適合去當干部,就向上級大力推薦。那時北京天津的國棉廠、鐵路局缺工人,招工指標給到縣里再給到村里,爺爺也是認真按照要求推薦。這些工人從我們農村走出去,到北京到天津,到全國各地,因為老實苦干肯學習,大都成為車間里的骨干。如今,他們大都已開枝散葉子孫滿堂,有的甚至扎根到了國外。但是爺爺自己的孩子,卻沒有一個被推薦到大城市當工人,更別提當干部了。我的父親倒是被推薦到一家煤礦工作,吃不了苦,又回家種地了。我的兩個姑姑推薦到了公社的集體企業,后來黃了,也回家種地了。
但我至今認為,我們后輩,一直在享受爺爺的福蔭。尤其是我,盡管爺爺已去世五十年。
最先享受爺爺福蔭的,是作為長子的父親。父親是老奶奶第一個孫子,從小備受寵愛。長大了,雖是個農民,但不愛干農活,愛走南闖北走京串衛。父親走到哪里,哪里都有爺爺推薦出去的干部主要是工人接待他,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走時還要帶點禮物。父親因此也結交了一批城市二代的朋友,當然這些朋友回老家,父親也是熱情招待。父親因此成為村里吃過見過的人。這讓他頗為自負,經常看不起人,包括自己的叔伯兄弟,嫌人家沒文化。父親走南闖北帶回的好吃的,我早已經忘到九霄云外。但父親愛附庸風雅,他帶回的很多書報和全國各地的文學雜志,成為我走上文學道路的啟蒙。
作為長孫的我,享受爺爺福蔭最多的,還是在村子里。記得小時候,大人抱著我上街,別人會搶著抱我。大人帶我串門,無論去誰家,都會把家里最好的糖果,從大立柜里掏出來塞給我。稀罕的糖果,基本都是北京天津新疆成都哪個親戚探親帶來的,托人捎來的。
我想,如果爺爺在天有靈,知道他的孫子成了作家,可能感到欣慰。然而,如果爺爺知道,因為他的早逝,家中大船沒有他掌舵,以致航向出現偏差,應該也會傷心。
五十六歲的爺爺,是一只發光的骨灰盒
爺爺的骨灰盒下葬之前,就放在西頭那間屋子迎門的桌上。七歲的我晚上進去,看見跳躍的油燈下,爺爺的骨灰盒發著光。桌子左首是寬大的土炕,桌子右首,就是那個上著鎖的神秘坐柜。我知道,里面,有爺爺那把閃著寒光的攮子,有爺爺那把锃亮的漢陽造。
爺爺去世十幾年后,中國從上到下,展開了一次大范圍的社教運動。縣里每個機關單位都抽調人,組成工作組下到農村,與農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二十來歲的我被抽調到縣里的社教辦,每天跟領導下鄉,巡回檢查工作組的駐村情況,到沒到崗,干沒干活。中午趕在哪個村,就在哪個村吃午飯。有的村是一碗面條,有的村是兩個燒餅,有的村在村干部家里做飯吃。有天的午飯,在滹沱河邊一個村支書家吃,有酒有菜,還請來了退休的老支書作陪,一看村里老少班子就比較團結。老支書自然是上首主座,大家畢恭畢敬。酒過三巡,老支書隨口問我:“小伙子哪個村的?”我說是某某村的。“你們村有個姓陳的老書記,知道嗎?”“知道,那是我爺爺。”想不到老支書一聽,一下站了起來:“孫子都這么大了?那是我們老大哥啊,來來來,我敬你三杯酒!”
我自詡清高,不喜歡像父親那樣走京串衛,到處聯系,但在北京讀研究生期間,仍有兩家人,就是當年從我們老家到北京扎根落戶開枝散葉的人,執意請我去家里吃飯,或請我去看演出。看演出逛公園,必須講解得面面俱到。吃飯也就是家常菜,但一定是用心的,那種一大家子坐一起談笑風生,說當年舊事,說村里傳聞,不把我當外人的氣氛令人感動。同輩人有時更不把我當客人,直接說:“你吃幾個饅頭?你要吃一個咱就夠了,你要吃兩個我就在門口再買一個。”年紀大的則說:“到咱家別客氣,你爸爸來都不客氣,晚上就在咱家打地鋪呢。”
我知道,這一切背后,只因為我有那樣一個爺爺,雖然他去世了。
如果爺爺能再多陪我們走一程,對一個家庭的影響,一定是不一樣的。我研究生畢業時,經老鄉推薦,解放軍某總部給我發了特招入伍的正式調令,之前,已將我的檔案直接調到了北京。這過程中,我自己支付研究生學費成為原單位放行理由之一。天津的一位親戚,則極力說服我到天津。為了自己的作家夢,我放棄了部隊的調令,到了天津海邊一家小報工作。我不知道,這家報社當時還只是內部發行。很多同學和同事都為我惋惜,說你在部隊總部稍微努力,生活就會很便利,同時也可以當作家。其實,事先我也曾多方咨詢年長的師友,莫衷一是,而二十歲出頭的我,那時也不了解部隊。現在我想,如果身經百戰的爺爺在世,一定會為我指出正確方向。現在,夜靜更深,偶爾想起這事,我仿佛能聽見爺爺在遙遠的地方一聲長嘆:
“小兒啊,舞文弄墨,保家衛國,你說哪個更有出息呢!”
人生沒有回頭路,認定了就要走下去。我可能辜負了爺爺的期待,但不能讓爺爺失望。到天津工作幾年后,我分到了三室兩廳的房子,裝修好了,就讓父母從老家過來小住。餐桌上隨手放著一本在津老鄉通訊錄,父親指著上面一個中專學校黨委書記的名字說:“這個人是我發小,小時候,我的小人書都給他看,一會兒我給他打個電話。”我說:“可能重名呢,就算是一個人,人家是黨委書記,你是農民,幾十年不聯系,人家怎么會認你呢。”結果我中午下班回家,那位書記帶著司機下屬,已經在餐桌上和父親喝得觥籌交錯喜氣洋洋。見到我,書記興奮地說:“小兒啊,我們混一輩子也就一套房子,你這么年輕就住上了。”我客氣地敬酒,書記依然興奮地說:“我小時候去你家,你爸爸把所有小人書都拿出來給我看,你爺爺還留我在家吃飯,吃好吃的呢,現在我都忘不了!”
曾經有幾年,每年春節前夕,縣里四套班子會集體來津,慰問駐津干部老鄉,匯報家鄉發展成就。這次活動,也成為老鄉們見面的一次機會。有一年,坐在我旁邊的,是市政府退休的一位老處長。也是閑得沒事,他問我哪里的,我說哪個村的。他說你們村有個姓陳的老書記,知道嗎?我說,知道,那是我爺爺。他驚訝地說:“這么巧啊,我一定得單獨請你吃頓飯!我爸爸雖然去世了,但和你爺爺當年是好朋友,當年我們家窮,我到天津上學,路費還是你爺爺出的。”
爺爺去世都五十年了,他的光芒,還照耀著我。
【作者簡介:陳麗偉,中國作協會員,天津市作協副主席,高級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