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郁:魯迅為何左轉

張奠宇繪《魯迅和柔石》
魯迅在一九二七年到達上海。這個摩登城市他先前來過,對于此地的好壞印象均深。之所以選擇這個地方定居下來,有逃逸舊的環境、重新開啟生活的用意。那時候中國的文化人南下的很多。隨著北伐的展開,南方已經成為革命的重鎮,新文化的出版與各類活動,也在上海集結起來。他決定放棄教書生活,踏踏實實做點自己喜歡的工作。從北京逃到廈門,由廈門而廣州,都并不如意。在上海能否不再碰到華蓋運,他并不知道。這個有點洋氣的都市,新的活動空間是值得期待的。
吸引魯迅的,是上海的信息的發達和出版業的繁榮,這對于自己晚年的寫作無疑更有幫助。不過,他對于上海的殖民地氣與西崽氣是厭惡的,連同晚清以來形成的鴛鴦蝴蝶派的傳統也頗為隔膜。他初到上海時,本擬與創造社諸青年一起做一點事情,完成先前未能完成的工作。不料,最先對他發難的竟然是那些曾經被自己看重的青年人。在給臺靜農的信中,他說:“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復雜得多,攻擊法也不同,須一一對付,真是糟極了?!保?928-2-24)批判他的是一批留過洋的青年,主體是創造社的成員,后來太陽社的青年也加入進來。這些激進的青年對于馬克思主義有了濃厚的興趣,不滿意于國內的作家狀態,而矛頭便指向周氏兄弟。馮乃超在一九二八年初出版的《文化批判》上發表了《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文,文中說:
魯迅這位老生——若許我用文學的表現——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稱許他的好處,只是圓熟的手法一點,然而,他不常追懷過去的昔日,追悼沒落的封建情緒,結局他反映的只是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隱遁主義!好在他不效L.Tolstoy變作卑污的說教人。
在作者看來,魯迅與周作人的精神基本是相似的,都是舊式人道主義。而成仿吾、李初梨也認為,在舊式人道主義的框架里思考問題是一個致命的缺陷。所以,他們在各自的文章里都對魯迅做了否定的判斷。而眾人對于魯迅的抨擊主要參考的是左派的階級理論。創造社與太陽社諸人的文藝觀,也是從這新傳來的理論中衍生出來的。不過,那時候的新思潮的追隨者,對于文化批判理論的理解都很簡單,喜歡結論性的論述,具體的問題分析甚少。成仿吾在稍前所作的《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強調了反映論對于藝術創作的重要性,并嘲笑了趣味主義的問題,還不失為一家之言。錢杏邨《死去了的阿Q時代》重點從時代與文學之關系考察魯迅作品的滯后性,認為“除去在《狂人日記》里表現了一點對于禮教的懷疑,除去《幸福的家庭》表現了一點青年的活性,除去《孤獨者》《風波》表現了一點時間背景而外,大多數是沒有現代的意味”。這些作品都是生硬地移植蘇聯傳來的理論。他們以為,革命的理論乃唯我獨革的理論,目的是對于對象世界的取而代之。像郭沫若以杜荃的筆名發表的《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就完全屬于單向度的邏輯,思路是毫不留有余地的:
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余孽。
資本主義對于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對于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
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
以前說魯迅是新舊過渡期的游移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完全錯了。
他是一個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
對于魯迅來說,很少經歷如此集中的“圍剿”。過去京派學人認為他過新,而新跳出來的才子們則判定他頗為老舊。魯迅內心是暗自發笑,自己雖然來自舊的營壘,但對于舊我的警惕總要不同于北京那些雅士。面對帶有謾罵性的攻擊,魯迅顯得異常冷靜。雖然攻擊他的青年用的新的名詞繞來繞去,背后卻讓人嗅出陰溝的氣息。過去在北京與“現代評論派”論戰,他就曾一一對應,殺得對手紛紛落馬,紳士與名流是難以成為其對手的。較之于“現代評論派”,創造社諸人的筆法新舊雜陳,花樣也多,自然也不免帶有蠻橫氣。魯迅的回擊,已經與和陳源等人的交手不同,儒雅的反諷夾帶著冷風。他不再像與京派文人周旋時那么使氣,因為覺得和狂妄的青年對話,只需學理的亮相,冷冷地斜眼微視,已經算高瞧他們。那些漂亮的、正氣凜然的青年面孔,不過是虛張聲勢的表演而已。
但他并非認為自己沒有問題,早就感到內心的黑暗與無聊,想驅除而不得??梢哉f,那些青年批評家的炮轟,未能打到痛處,久久所期待的醫生,沒有出現。這讓他在無聊中多了新一層的無聊。也因為這種無聊,其文字的繁復與疊印的精神褶皺,反而給其審美表達帶來新意。越是戰斗,文字越帶銳氣,文采也格外高致。關于文藝與革命,自由與專制,習慣與改革,都有切實的心得流出。對手的簡陋、偏執,乃至乏趣,在與他的文本的對照里都一一顯出窘態。
與北京那些紳士的文風不同,魯迅遭遇的是新式的青年。有一點引起他的注意,對手搬出大量的新詞語,雖然沒有擊中自己,但對于所熟悉的階層的要害,還是觸碰到的。比如“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烙鑄表現時代的Tempo作品”“沒有哲學的實現,普羅列塔利亞自身也不能奧伏赫變”等,概念都有新的所指。他在北京時期就已經接觸過《蘇俄的文藝論戰》,但并沒有引起深入思考。從日本知識界與德國知識界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大量言說書籍里,魯迅發現了思想史的另一種存在。他覺得應該面對這一存在,并且回應其中的問題。
被“圍剿”的時候,自我反省也漸漸被刺激起來。他后來說要感謝那些炮轟自己的青年,因為讓他知道了馬克思主義,且通過自己的翻譯,弄清了先前朦朧的概念。而自己的翻譯對象,也稍稍發生了變化。一九二九年出版了俄國與日本作家、藝術家的論文集《壁下譯叢》,日本學者坂垣鷹穗《近代美術史潮論》,日本片上伸《無產階級文學的理論與實際》,蘇聯盧那察爾斯基《藝術論》。到了一九三〇年,又翻譯了俄國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盧那察爾斯基的《文藝與批評》,以及蘇聯的布爾什維克會議紀要《文藝政策》。這些譯作的特點都是有國人沒有的異類思維,與現實的對話性是強烈的。一些著作在思維方式上顛覆了魯迅先前的認知模式,使自我的感受力和闡釋力都受到強烈的撞擊。那些異常清醒的邏輯的思辨力,還有貼近人性的開闊的視野,都使魯迅意識到走到十字街頭的思考者,是有著象牙塔中人沒有的明快的。
魯迅發現,蘇聯成立初期,關于文藝理論問題,大家是討論的狀態,一起商榷時并不殺氣騰騰。經由這些翻譯,他得到了與創造社才子們不完全一樣的印象,也突然敲開了另一扇思想之門。翻譯的背后,譯者的用意也很明顯,那就是思考社會變化的內因,不再限于過往的模式里。而那些域外思想給他的啟示是,不能沒有辨析性的思維和關注大多數人命運的慈悲心。前者意味著建立批判思維的重要性,雖然創造社、太陽社攻擊了自己,但那批判的武器,如果正確地運用,倒是可以澄清某些觀念。后者所牽扯的是蒼生社稷,在魯迅看來當是知識人思考問題的出發點之一。北京時期的那種孤軍奮戰,和孤獨徘徊的樣子,多少存在一些問題。面向大眾,并且踏上變革之路,是新知識人必須有的一步。俄、德知識界的走出象牙塔的理論,在他看來也適用于中國社會,只是不能像創造社、太陽社諸君那么對空放炮罷了。
翻譯乃新知的銜接,也是沖刷陳舊的認知的自新過程。這期間,他還在尋找新的朋友。過去接觸的青年,多是單純的有文氣的。上海時期,吸引他的是那些有殉道感的青年。柔石、瞿秋白、馮雪峰等走進他的生活的時候,都增強了他做事的信心。還有一類朋友,是文氣與鋒芒都有的,比如郁達夫、曹聚仁。這說明他的趣味并不單一。魯迅身邊的幾個左翼青年,都是個性分明的,胡風、馮雪峰都有濃郁的現實情懷,但又不像創造社里的人那么不可親近。后者在他看來,才是該真正信任的同行者。
有一段時間,他的青年朋友中也不乏周作人的知音,或者說與苦雨齋的趣味有所交叉者。但這些朋友的特點是又帶有濟世的熱情,沒有都被士大夫氣拽住。比如他與郁達夫之間的關系,就頗為親密。在氣質上,郁達夫有一點真人的頹廢感,喜歡古人的安靜,以及現代詩人的放逐。在創造社諸人中,他是最沒有盛氣凌人模樣的人。魯迅說他臉上沒有創造氣,說明內心對他有好感。郁達夫是在士大夫老屋和革命營壘間出出入入的人,就多了周作人身邊人所沒有的清明與痛快。苦雨齋的人關注的多是凝固的民風、野史、書林要義,而郁達夫與魯迅相似,死的與活的藝術悉能視之,且融會貫通后自成新路。他們一同編輯的《奔流》雜志,就視界高遠,新思想與舊問題的碰撞中,流出新學之光。尤其對知識階級的審視,反省,不無深刻之識。由思想的反思到革命的認可,在魯迅那里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選擇。
新的文化要做的工作顯然是多而廣的。魯迅覺得,北京過去的許多同路者,都不能擔負起這類責任。五四提出來啟蒙的任務,其實有一個實踐的途徑。如何新民、濟世,需要無數獻身者在陌生之途的摸索。而當柔石、殷夫、馮雪峰等人走進他的世界的時候,他覺得新的希望不是不可能的。
柔石、殷夫、馮雪峰等青年,都受過新文學的影響,舊的思潮的束縛不多。在他們那里,文字的干凈與思想的清純都非京派文人可比。他們都會去關注底層人的苦楚,而思想又不被別人左右,勇敢地走在荊棘之路。在他們那里,底層被遺漏的光景是被打撈出來的,全沒有自戀的樣子。比如《二月》《為奴隸的母親》都是難得之作,雖然缺少魯迅那樣的老成與悠遠之色,而氣味是與《吶喊》的調子相仿佛的。在上海,與這樣的青年相遇,激活了自己內心諸多的渴念。那時候他也隱隱地感到,新的路徑,是可以與他們一起拓展起來的。
這也從另一方面解釋了魯迅何以漸漸遠離書齋中人,看重現實意識濃烈的藝術,因為那些無私的文學青年們,將藝術與社會改造一體化了。然而這樣的青年畢竟是少數,在上海灘,看到了太多的變臉、恐嚇、墮落,能夠一以貫之表達自己信念者殊少。所以在加入左聯的時候,他就一針見血地說,左翼其實很容易成為右翼的。后來的事實也證明,確是如此的。想當年,《新青年》朋友有的落伍,有的沉淪,都是證明。在新的語境里,也能夠看到舊的輪回之影。
被所謂的革命藝術家多次“圍剿”,卻又走向革命文藝,文壇對此的一個看法是,魯迅這一選擇,背叛了早年的個人主義之夢。新舊文人中,不解此事者多多,舊陣營里的故舊說他趨時,而高談自由主義的文人則認為他在投降。兩種觀點其實都沒有道出本質。雖革命的青年不免簡單,抑或有著舊習,但有一點當肯定的是,新文化的建設,不都是純然的審美建設,政治意識的有無,關系很大。他在《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中說:
各種文學,都是應環境而產生的,推崇文藝的人,雖喜歡說文藝足以煽起風波來,但在事實上,卻是政治先行,文藝后變。
這句話隱含的意思是,文藝固然重要,但社會這個大系統,有自己的限度。文人學者們,也大可不必自戀地覺得唯有自己的專業與趣味是最重要的。所以,政治的變動,在中國這個地方,有時左右一切。奈何當時的中國的政治黑暗,知識人要改良社會,不能不接觸政治, 反抗當權者的專制,則是重要的目的。而革命文藝的實踐,其實就有幾分這樣的意味。魯迅晚年的雜文所以不斷糾葛著政黨文化的筋脈,大約與此有關。
早在北京時期,魯迅與徐旭生一起討論過思想革命的問題,出發點還不是階級論,但部分邏輯是與馬克思主義接近的。蘇聯的誕生,證明革命的到來,使文化生態改變了。到了上海之后,魯迅越發厭惡自己的脾氣和舊文人的習氣,所以覺得革命的到來,是自我更新的一個轉機。舊營壘的文氣是酸的,乃古人思想的仿照,但新的知識人不應這樣,屬于別一世界的光澤,在暗中泛著微明。當然,這微明乃從天上盜來的火的光耀,就是域外的思想。這思想不是古典學的,而是大眾解放的實踐性理論。
從國外創作與批評的繁榮來看,批評家在社會的作用越來越明顯。日本的文壇、德國的文壇,還有俄羅斯當年的文學運動,都不乏優秀的批評人才。但中國的生態圈里,這樣的人才還是太少了。所以在《我們要批評家》一文里,魯迅寫道:
這兩年中,雖然沒有極出色的創作,然而據我所見,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們》,臺靜農的《地之子》,葉永蓁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舊時代之死》,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傳》,劉一夢的《失業以后》,總還是優秀之作。可惜我們的有名的批評家,梁實秋先生還在和陳西瀅相呼應,這里可以不提;成仿吾先生是懷念了創造社過去的光榮之后,搖身一變而成為“石厚生”,接著又流星似的消失了;錢杏邨先生近來又只在《拓荒者》上,攙著藏原惟人,一段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結。每一個文學團體以外的作品,在這樣忙碌或蕭閑的戰場,便都被“打發”或默殺了。
在這篇文章里,他把自以為是馬克思主義追隨者和自由主義追隨者的作家文人,都當成了面前的靶子,將思想的箭射去。而這里,也未嘗沒有自我檢討的意味。
在《二心集》的序言里,魯迅坦言自己并不是無產階級的一員,某種程度上說屬于中產的資產階級,但是雖然身屬此一行列,心卻在別一世界,自己的寫作屬于二心,并引用梅林格的觀點自言自語道:
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里,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攜貳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擊陷害得最兇的,則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他們以為這是最可惡的叛逆,比異階級的奴隸造反還可惡,所以一定要除掉他。
有了二心,也未必就是占有了真理與健全的生命之路,距這路還有相當的距離。與前線戰士比,自己并不是勇者,連英雄也都不配。所以他又自嘲道:
然而這并非在證明我是無產者。一階級里,臨末也常常會自己互相鬧起來的,就是《詩經》里說過的那“兄弟鬩于墻”,——但后來卻未必“外御其侮”。例如同是軍閥,就總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難道有一面是無產階級么?而且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于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后來又由于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卻是的確的。
這是他一生中少有的帶著痛感的自白,也是努力要告別舊我的夫子之道??此瑫r期的文章,能夠感到,許多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其實也都有中產階級的酸腐之氣。成仿吾、郭沫若、梁實秋、徐志摩都屬于中產階級的人,哪怕在他們最為華麗的篇什里,也難掩傳統文人的自命清高的根性。倒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出了人性的某些本質,而在高爾基、巴別爾、肖洛霍夫那里,克服暗影的掙扎,對于國人未嘗沒有啟示。
可以看出,那時候魯迅談布爾什維克的文學,并不都底氣十足,因為沒有這類的生活與體驗。但抨擊紳士、官僚、無聊文人,則打到三寸,游刃有余。而他那時候對于所謂真的無產階級的文學,寫不了什么。與其說在呼喚新的精神高地,不如說審視自己這種二心人在大的變革中如何自我蛻變。他后來專心翻譯同路人的作品集《豎琴》,其實透露了內心的一種心結,那就是看看從舊時代來的知識人,如何應對未知的陌生的時代的到來。魯迅發現,那些同情并謳歌過革命的人,后來都在新世界里碰死在路標下面。那些詩人、作家何以在新的時代自殺?魯迅思考了很久,也多次在文章中說到此點。自殺是無為的選擇,不值得提倡;舊我的消失,不再走在已有的路途,那才是自我的涅槃。他希望自己也能夠經歷這樣一種涅槃的過程。
這也就引出兩個問題:魯迅為什么左轉?他晚年的變化意味著什么?通常我們說是因為接受了新的理論,失望于現存社會的形態,這是一種合理的解釋。但最為深層的原因,我想是自我意識的一種翻新,希望自己毀滅于地火中,燒掉那些生命的殘枝敗葉。而在先前的《野草·題辭》里,就已經暴露了自己的心緒:“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于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薄赌鬼傥摹匪f的“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創痛酷烈,本味何能知?”也即此意。他晚年所譯的《毀滅》《十月》也是戰火中的一種新生的意象的閃動。這一切都注釋了他的轉變的動因,向對象世界開炮的同時,也在向自我開炮?!肚医橥るs文》那些讓人有痛感而幽深的文字,散出內心復雜的情感,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新思想所折射的警惕脫離民眾。遠離煙火氣的傾向,在他看來,恰是自己所屬的階層的人的通病。
這樣審視自我的時候,他的寫作便有了苦味里的悠遠情思。左翼作家中能夠與其對話者,寥寥無幾。的確,關于他晚年的一切行跡,世間的描繪不同,有段時間被罩上一些大詞,似乎都不易契合那精神的原色,這也說明作為思想者的魯迅的復雜性。由此也可以發現,他晚年的變化,非順生的逍遙,而是反向的逆襲。解決內心的苦楚,一點點的排毒,脫胎換骨才是內心所愿。這也可以理解他對于知識人的批評何以如此尖刻,抨擊時弊為何那么深入,細想起來,都有與彼同亡的渴念吧。舊的一切即將消失,快要消失,而那消失便是一種新生。在翻譯小說和介紹表現主義繪畫時,那么喜歡死亡的主題和地火的意象,都與這類心態大有關系。魯迅因此,走出了現代知識人特有的、無法重復的道路。明于此,對于他的選擇的內因,大概也不會以常理視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