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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學術內外的楊義先生
來源:中華讀書報 | 李思清  2026年06月17日09:28

2023年6月15日,楊義老師在珠海病逝。去世前,他已動筆在寫一本關于《左傳》的書。聽師母說,大部分章節的標題已經擬出。他當然還有更多的研究計劃,比如《孟子還原》《荀子還原》他很早就寫完了初稿,尚待整理修訂。又據冷川兄介紹,一百七十余萬字的《兵家還原》已獲國家社科基金資助并進入出版流程。不知道他是如何拖著病體在電腦上用一根手指(他不大會用雙手打字)敲出這么大體量的著作的。77歲并不是一個稱得上高壽的年齡,楊義老師就此擱筆。一切戛然而止,熟悉他的人都深覺難過和惋惜。

遺體告別儀式是在珠海舉行的。當時是經所里授權,由趙稀方老師牽頭,加上若干同門,我們成立了一個臨時性的告別儀式聯絡小組,大家共同負責現場的聯絡與服務工作。各地師友和同門紛紛趕來,送楊老師最后一程。那段時間,現場事務的忙碌沖淡了內心的悲痛。稍后靜下心來,與楊義老師整整十五年的師生之誼及日常細節,紛紛涌上心頭。留存在手機記事本上的這些零碎的回憶,寫于不同時期。今重新整理,借《中華讀書報》一角刊出,表達對楊義老師的懷念。

從2008年到2023年,是我人生中至為寶貴的十五年,也是有楊義老師指引和關懷的十五年。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那天,考博成績上線的我前來北京復試。在復試現場,我第一次見到楊義老師。參加復試的老師有五六位,好幾位老師都問了問題。記得楊義老師問到對哪些領域感興趣,我答在整理逯欽立先生書信和手稿,對史語所學人群體感興趣;另外也在第二歷史檔案館的館藏中看到各機關職員們遺落的不少日記、文章和小說手稿,可以從“普通民眾的文學想象”這一角度做點研究。楊義老師似乎是滿意的。

2008年9月份開學報到。周二返所,趙稀方老師說,我帶你去見楊老師。這是第二次見到楊義老師。自此以后,我便成了楊老師辦公室的常客。幾乎每周二都會見到。再轉眼過了春節,2009年3月份,我開始做楊義老師的助手,為期一年。

那時候,所長辦公室是在科研大樓7樓朝南的一個套間,楊義老師的辦公桌在里間。陶國斌老師是所長助理,外間靠窗的辦公桌是他的。外間還有一個電腦桌,在里間一出門左側,靠墻擺放,桌上是臺式電腦。這就是我的工位了。

當時,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的趙月華老師正準備出版楊義老師的學術自選集。楊老師囑我配合她,將候選文稿盡快整理出來。書中大部分內容,是我根據發表后的論文原件逐篇錄入的。也是在這個時候,我有幸第一時間拜讀了楊老師剛完成初稿、后來陸續交付出版的各種文稿。

一年助手期滿,工作由下一屆的新同門接任。我每周二照常來所。楊義老師曾將他的借書證交我保管,常讓我到院圖書館幫他查書、借書。也去所圖書館借過。可惜他手寫的那些借書單我沒有保留下來,否則該是多么珍貴的紀念啊!在這寶貴的一年中,師徒交流的機會加多、加密,感情由此加深。在敬、畏、愛之外,我對楊老師更多了一份無話不談的親切。

我做助手的后半年,楊義老師從所長位置上退了下來。所里要裝修,辦公室需要騰出,方便工人進場施工。于是楊老師每周都帶一個行李箱來,下班時用它拖書回家。我讀博期間在望京花家地小區租住,可與楊老師坐同一方向的班車。我們一般提前一二十分鐘下樓,在班車對側的路邊閑聊。這個時間,剛好夠他再抽一支煙。班車上認識他的人不少,他有時說點笑話,把大家逗樂。

從2011年9月到2013年9月,在澳門大學,我又有幸成為楊義老師的助手。澳門時期楊老師專攻先秦諸子,我也由原來的“學術助手”轉型為“行政助手”,不過是跑腿出力,幫著處理一點雜務和瑣事而已。楊義老師之前的研究如文學圖志、文學地理、敘事學之類,我還能略有所知;他到澳門后所講的話題,多是我未曾系統閱讀和思考過的,所以并沒有深入對話的能力。不過,他當年與我們幾位博士后所做的那些深夜長談,很多內容后來都寫進了書中。我們榮幸見證了他學術靈感迸發的許多個瞬間。

楊義老師固然有眾多為人熟知的學術頭銜,但在弟子們眼里,他就是一位和善慈祥的老人。每隔兩三周,他會帶我們前往拱北口岸,去逛地下一層的文華書城。然后將購書打包,各背各書,在珠海街頭覓食。有一家小餐館我們常去,師徒四人,點三五小菜,大菜通常是酸菜魚或豬肚雞之類。有時也會加一瓶啤酒,每人豪飲半杯。茶足飯飽,再一起排隊通關過口岸,興盡而歸。過口岸時,我們會趁機跑去免稅店買點煙。免稅店買煙有數量限制,我們人多,額度是充足的。當然每次他都堅持自己付款。楊老師是學界著名的資深煙民,煙是他的日用口糧。夕陽西下,我們沿著回澳門大學必經的漫漫高坡向上爬,累得氣喘吁吁。楊義老師一手拎書,一手持煙,身形矯健,走在所有人的前面。那恐怕是他最開心滿足的時刻。

除了逛書城,他還帶我們去爬澳門大學不遠處的小潭山。有一年中秋節的晚上,我們在小潭山的山頂賞月。他還提議一起去珠海郊外一個位于海邊的小吃城,請我們吃生切的象拔蚌。就餐環境比較簡陋,象拔蚌看上去也有點嚇人。龍其林學弟膽大先嘗,我則遲遲不敢動筷。楊老師一再相勸,說不吃你會遺憾,直勸到每個人都品嘗到象拔蚌的美味為止。

學術方面,他不僅為我們指引選題的思路,還鼓勵我們出去搜集資料。我想去上海的徐家匯藏書樓看書,楊義老師十分支持。他還帶我們去英國訪問,搜集國外的資料。2012年,在澳門大學經費支持下,他帶我們訪問英國。漢籍收藏較豐富的幾所英國高校圖書館及大英圖書館,我們都去了。楊義老師與英國學者多有交往,這次訪問對我幫助很大。我的近代來華傳教士研究尤其受益于此次訪學之旅。

楊義老師在世的時候,每次聊天,他都會講到自己最近讀書治學的收獲。比如,在講墨子時他常會提到一個詞——“草根顯學”,并引《墨子·貴義》篇中將鄙賤之人比作“一草之本”的話作為例證。楊義老師說,墨子是以“草根顯學”與儒家的“士君子顯學”分庭抗禮的。如果以“草根顯學”為關鍵詞作檢索,就會發現,稱墨子之學為“草根顯學”,其實是楊義老師自己“發明”出來的一個表述。這與他在“重繪中國文學地圖”時期提出的“邊緣活力說”有著內在的邏輯一致性。

他有次與我們閑談,說孔子與魯迅二人的思想雖然相隔兩千年,但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我們問他如何解釋這種現象,他說如登一座大山,各人路徑不同,但總會在山頂相遇。這可以稱作“登高趨近”。寫到這里,我又想到:楊義老師去世后,海內外師友同道對他“為學術的一生”不吝給出相當高的評價,當代學人之間的惺惺相惜,不也是“登高趨近”現象的復現嗎?

當然,從學術風格及治學路徑來說,楊義老師所說的“趨近”并不意味著忽視分歧。換句話說,“趨近”并不是思想者或學者們著書立說的必然歸宿。“道”既是路徑,也是宗旨。“道”既不同,“趨近”也只能是相對的,最終多會分道揚鑣。即以道家而論,老子與莊子應當是較為“趨近”的,實則老子之道與莊子之道差異巨大。對于先秦諸子,胡適在長文《說儒》中有精彩的分析。若照胡適的思路,楊義老師近于莊,大概應算一位講究開拓的新儒。

有次和楊義老師在前往澳門大學食堂的路上閑談,說起“邊緣的活力”這個話題。他說如果學者總在會議主席臺正襟危坐,就不大容易說得出有活力的新鮮話。可是,許多年來在主席臺居中或接近居中端坐的不也是楊義老師嗎?于是我想,當一位學者成名成家,身處學術要津的時候,能夠關心重視各種意義上的“邊緣”人物或現象,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品質。聽說楊義老師在一些重要場合呼吁評價學者的學術水準不能過于依賴數量,恐怕只有像他這樣高產的學者才能說,說出來才有說服力。

2020年以后,因為出現了疫情,和楊義老師見面的機會變少。2023年,楊義老師病情見重,我去醫院探訪過兩次。第三次再去,已是天人永隔。楊義老師猝然離世后,學術界師友們的真誠悼念也令作為弟子的我們深為感動。

有一年楊義老師從澳門回北京參會,在院部餐廳門口的涼亭下,他對一眾年輕人說,窮孩子出頭不易,所以大家務必努力,要“考必勝”。那天的情景歷歷在目,仿佛就是昨天。人生之路漫長而又坎坷,幾人能做到“考必勝”呢?想起楊義老師更勤奮、更爭分奪秒的晚年,心中竟感到莫名酸楚。